胡適身後55年 此生粘着“自由”行|温故

南方人物週刊2017-02-26 08:13:24

1939年,胡適


20世紀初,中國從封建帝國轉向現代國家,思想出現斷層,胡適躬逢其時,匯通中學西學,成為影響力最大也最長久的知識界領袖。胡適是“有意識地為引導中國轉變而作準備的人”,至於他“行”到何種程度,一言以蔽之:他什麼都沒有完成,但卻開創了一切。本文原標題《胡適 此生粘着“自由”行》,原載於2012年南方人物週刊


1914年在美國

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1941年,國民政府駐美大使胡適(中)向羅斯福總統(左)説明中國萬人簽名的文件

1947年4月27日,北平清華大學36週年校慶,四校領導合影,左起:昆明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北京大學校長鬍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祕書長黃子堅

 


“小夥子,就以郵票為例吧,它之所以有用,就在於它能夠一心一意粘在一個東西上,一直到它達到目的地為止。”1910年9月,19歲的胡適在康奈爾大學新生註冊的廊道里讀到首任校長Andrew White的歡迎信,校長引美國作家Josh Billings的這句話來勉勵六百多名新人,其中包括19名從中國遠道而來的庚款留美學生。


赴美郵輪上,同屆被錄取的趙元任記下了胡適當年的樣貌:“健談、愛辯論、自信心極強;講話時喜歡把辮子用力一甩,生氣時就説要把辮子拿掉;身體很瘦,看起來並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讓人覺得他雄心萬丈。”——大清國男子的辮子,包含了子民的政治意味和與傳統相聯的文化意味。胡適的那條辮子,很快在美國剪掉了,寄回老家保存。


考取清華庚子賠款留美官費生,是胡適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此前,他從安徽績溪上莊到上海求學、謀事6年,做通了古文、接觸了新學、浸淫着報紙政論、經歷過學潮、代過低班英文課、教過華童公學國文、當過《競業旬報》編輯,筆下流露舊文人腔調:列位看官、兄弟、在下、一塌刮辣子、坍台……還有過一段靠典當度日、跟留日革命黨人廝混的荒唐生活——有人根據他留下的《藏暉室札記》作了統計:59天打牌15次、喝酒17次、進戲園捧戲子11次、喝花灑/打茶圍10次。最後一次滿身污泥穿了一隻皮鞋在巡捕房醒來,過審之後才明白自己醉酒毆打了巡捕。


胡適回家照着鏡子,覺得不堪,覺得對不起守寡的母親,又感“天生我才必有用”,於是痛改前非,閉門讀書兩個月,赴京趕考庚款留美官費。那是第二屆招考,錄取70名,胡適名列第55。


如果不是這個機會,胡適終其一生恐怕只是上海灘掙扎謀生一文人。他的部分稟性此時已經成形,比如國家概念初具,凡事必談愛國;名譽心重,好為人師,兼有修身進德的焦慮;對嗜好沉溺極深;對金錢不太在意——他生來不是個省吃儉用的人,其慷慨和對金錢的流水態度,延續終生。然而,校長寄語中可粘附一生的東西,從登上開往舊金山郵輪的那一刻起,才剛剛向他展開。


在美國究竟學到什麼


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的5年是他一生思想形成的關鍵時期,奠定了他在文學、哲學、政治學上的基本素養,但也是他一生中最不為人知的階段。美國德堡大學歷史系教授江勇振“上窮碧落下黃泉”,查閲了康奈爾大學的學生存檔、校報和同期中國留學生的回憶錄,親赴北京、台北手抄那些尚未出版的資料,甚至遍讀胡適當年讀過的哲學著作,為我們釐清了“胡適在美國究竟學到些什麼”——近百年來,多少人質疑胡適的西學根柢,尤其是那張遲到10年的博士文憑。


初進康大時,胡適學農,“想作科學的農業家,以農報國”。他自況並告友人“文章真小技,救國不中用”,“種菜與種樹,往往來入夢”。但他出國的行囊裏,還裝有一千三百卷線裝古籍。經歷了數青蛙頭的生物學課、區分三十多種蘋果的果樹學課,學過洗馬、剪樹、接種、捉蟲,3個學期後,胡適終於認清自己的興趣,轉向哲學、文學,“旁及政治”。


康大5年,胡適一共選修了14門哲學課,轉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拜在杜威門下的兩年,只修4門,江勇振因此認為,胡適西方哲學的基本訓練是在康大完成的。此外,他選修7門政治學課、5門歷史課,還涉獵英國文學、心理學、美術史和建築學。政治課中,“美國的政黨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學也學得頗好:92分。


康奈爾時代的胡適,已充分顯出社會活動家氣質。他1914年結識韋蓮司,在給她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爾太有名了,我的名氣讓我荒廢了課業。”他花費大量時間到處演講,錯過哲學教授佈置的任務,也沒能申請到在哲學研究院第二年的獎學金。


1958年12月,歷史學家何炳棣曾在胡適台灣南港新居做客6日,親睹往來鴻儒白丁。某晚稍閒,何問:“胡先生,據我揣測,您生平醒的時間恐怕2/3都用在會客,對不對?”胡適沉思片刻,説大概與事實相差不遠。其實早在求學時代,他就已面臨做學問和社會活動在時間上的分配,1915年7月5日的日記裏説:當天下午,他本想靜心讀書,剛翻過20頁,呂君來訪,Mr.C來訪,Mr.T又來訪,於是半天過去。地方小,人頭熟,無處藏身,胡適開始嚮往大城市。在致母親的家書中提到,這也是他轉學原因之一。


胡適到66歲還總説不知自己的專業是什麼,江勇振根據他求學時代的時間安排和行蹤,列出他真正的喜好:文學和政治,哲學倒在其次。回國後的1922年,面對魯迅相勸“多在文學上努力”,胡適坦白:“對文學沒有野心,只有偶爾一發的衝動”。他這一生着力最多的,不言自明。江勇振指出,從康大轉到哥大,胡適在學業上最大的成就,不是從此成為一個杜威式的實驗主義者,而是匯通了中西考證學,奠定了一生學術研究的基石。


對政治的恆久興趣


胡適回國後的許多重要主張和某些“開風氣之先”,都可在這一時期尋到源頭。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上溯康大布爾教授開的“容忍史”課;“反對暴力革命,主張漸進改良”,很可能受教於韋蓮司父親(康大古生物學教授)的智性言論;開創了胡適體新詩的《關不住了》,其實是受維多利亞時期英詩及其遺風影響;借用西方“文藝復興”概念,是1917年6月19日在歸國的火車上讀薛謝兒女士(Edith Sichel)《再生時代》(Renaissance)產生的“靈感”……而對於中國時局和前途的種種看法,得益於同“世界大熔爐”裏的師友尤其是紅顏知己韋蓮司的思想碰撞。


胡適對政治產生“恆久的興趣”,也始於這一時期。去國一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在課堂上學習美國的政治制度(恰逢美國大選年,觀察、比照、寄望是自覺自然的),親歷了兩屆總統大選(起先是老羅斯福的支持者,佩戴進步黨公鹿徽章在校內走動;沒有投票權,但主持過一場由53名學生參加的模擬投票),在第五大道上站立3小時看四萬多市民為爭取婦女參政權遊行,還目睹了老師杜威積極參與的身影……耳濡目染及其天性,令他投身其中,認定積極參政是“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這“責任”,他踐行到老。


他希望自己對政治是超然的,早早定下了“在野”的立場。在寫給韋蓮司的信中,他説:“我在野反而會比從政更有影響力。”在寫給傅斯年的信中,他説:“我在野——我們在野——是國家的政府的一種力量,替他説公平話,給他做面子。”


然而,他又做不到真正的超然。蔣介石請他做駐美大使,他推辭了一次就接受。可任命書遲遲不來,他就問政府中人:不是讓我做大使嗎,怎麼任命書還不來?結果人家告訴他,委員長還等着你推辭第二次呢。那是斯文尚未掃地的時代,官場規則是推辭兩次才接受任命。這一方面説明他不懂官場文化,另一方面也説明他對政治的“心熱”——儘管出使前也為當了“過河卒子”而自嘲——學者羅志田説,那個時代的人,假如給機會,可能都願意幹政治。


在他留學時期,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上不斷傳來的消息,比如魯汶因不降而受屠,布魯塞爾因求降而獨存,令他的政治立場不斷衍變:從狹隘的民族主義,以愛國為基礎的世界主義,到不抵抗主義、仲裁主義,最後又返回到以愛國為前提的世界大同。他用英文寫給外國人看的,幾乎全是在替這個古老的國家和不爭氣的政府掙面子;1954年他與吳國楨在美國打筆仗,甚至寫下很可以令自己蒙塵的“台灣是多麼自由”,都是他那顆愛國心“內外有別”的表現。


他對西方文明的“體貼”和“適之”在那一輩留學生中是個異數,他的眼光也比同時期大多數留洋者開闊長遠。因為看得遠,想以教育樹人先行,然後再行政治改良,所以回國之初聲稱“二十年不談政治”,熱心於“二十世紀中國的文藝復興”,自然而然匯入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隊列,最先向舊文學發難。


與同時代多數青年一樣,胡適受進化論影響至深(胡適之這名字就來自那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進化論帶給中國知識人的一大認知症候是:新的比舊的好,西洋的比傳統的好,自晚清一路而來的鉅變和挫折都被歸結為新舊的不能兩立。所以新文化運動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超越前人的反傳統程度,由此產生的震動和影響,是比辛亥革命斬絕君統更為深刻的社會觀念之變。胡適雖是其中與傳統決裂得較温和的一位,卻無法改變時代的洪流。


所以,當新文化運動經“五四”發酵轉而變為政治運動時,他認為是“一種干擾”(唐德剛認為這兩個運動有必然的因果)。他的文藝復興理想,和血脈賁張的“新青年”、和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一味趨“左”的主流,終難匹配。


“問題”和“主義”之爭的另一層


“五四”是大規模輸入“主義”的時代。胡適所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在當時其實是中道,同時受到來自兩個方面的擠兑,一是左翼激進主義,一是左翼保守主義。1919年胡適與李大釗在《每週評論》上展開“問題與主義”的筆戰,多少可以看出當時“新詞”的濫觴。魯迅曾説,“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也道:“因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幾個抽象的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為牛為馬,為魚為肉。歷史上許多奸雄政客懂得人類有這一種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聽的抽象名詞,來哄騙大多數的人民,去替他們爭權奪利,去做他們的犧牲。”


實際上,胡適在這場論爭中,不僅拒絕了空談,還表現出他對當時知識界流行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式“根本解決”或“根本改造”的反思與洞見。因此也成為1950年代初大陸清算胡適思想的一條: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次論戰。


“根本解決”,從此穩定而富強,是大多數國人的夢想。然而,“根本解決”之中暗藏何種破壞性因素,多半為趨新者所不察。從總體上看,當時的共產黨人主張採用蘇俄的急進式方法來整體解決中國問題,李大釗的思路即是:馬列主義為嚴峻現實提供根本解決之道,其高度的理想主義和烏托邦色彩能把大多數人動員和組織起來。所以,當時的星星之火,攜着“主義”燎原。


胡適則“很誠懇地宣言”:“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專制而製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張這種種革命。因為這種種革命都只能浪費精力,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寧,種下相屠殺的根苗……”在革命成功之後的幾十年間,我們的確目睹了各種“盲動殘忍的劣根性”,各種“相屠殺的根苗”,沿着“反右”、“文革”一路延伸。


社會殘酷是有前因的。“五四”催生出一代不寬容、心態褊急、好以常識抬扛的“新青年”,而胡適主張的容忍和自由始終沒能在中國社會紮下根來。於是之後幾代人,收穫“報應”。


1990年代初,當“黑貓白貓”論漸為國人接納,唐德剛忍不住要幽它一默:“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不就是“黑貓白貓”嘛,如若不然,哪來(當時)1400萬個體户?這種避開“主義”糾纏而注重實踐的清醒,恰與“胡學之正宗”一脈相承。


“膚淺”的自由主義,堅定的自由主義者


胡適有一句飽受學界詬病的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1980年代初,林毓生先生在評點這一方法論時,説胡適犯了形式主義的謬誤、膚淺、含混與庸俗。他説:“任何問題經過胡適膚淺的心靈接觸以後,都會變得很膚淺。”自此,若不説“胡適膚淺”,彷彿自己就“膚淺”了。


江勇振就此論出處展開追索:沿着胡適在康奈爾的哲學老師克雷登,一路上溯到達爾文在劍橋大學的兩位老師赫歇爾和惠維爾。赫歇爾説建構假設有3個方法,其一是:“先立下一個大膽的假設,把它定成一個特殊的定律,然後通過檢視其結果與對比事實來求證。”所以,它實在不是胡適的發明。


而且,它也並非出自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主題先行,再用“發現的事實”(人工選擇及處理的事實)來證明它、賦予它意義,這一方法從杜威的哲學看,犯了認識論二分法的謬誤,也就是把思考和事實劃為二元對立的謬誤。打個比方,山上巖石裏有鐵礦石,這是“粗獷的素材”,但在人類把它們提煉成鐵或鋼之前,它們的存在和其他巖石一樣,對人類不具有任何意義;鍊鐵鍊鋼的技術如同人的思考(其中包含選擇,而選擇就意味着主題先導),在這條脈絡之下,被人類賦予的意義才會誕生。


就哲學而言,胡適並不是杜威實驗主義在中國的傳人,在他頭腦中日益深固的是實證主義(但他自己渾然不覺),他一生的口頭禪就是:“拿證據來。”


至於胡適就自由主義表現出的“學理含混”的一面,學者邵建分析説,從林毓生——追隨哈耶克研究自由主義譜系的學者角度看,胡適當然膚淺;他實在是沒拿自由主義當學問來做,但這並不妨礙他在政治上成為一個穩健的自由主義者。


1917年,北大學生傅斯年經顧頡剛介紹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哲學系趕走(北大才子有此傳統)。傅斯年聽了幾次課後評價説:“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他什麼都沒有完成,卻開創了一切”


適之説不要過生日 生日偏偏到了

我們一班愛起鬨的 又來跟你鬧了

今年你有四十歲了都 我們有點要叫你老前輩了都

天天兒聽見你提倡這樣提倡那樣 覺得你真是有點對了都

你是提倡物質文明的咯 所以我們就來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國故的咯 所以我們就都進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話文學的咯 所以我們就囉囉嗦嗦寫上了一大片


這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保存的一片手寫白話詩,寫詩的是“同學少年”趙元任,代表當時中研院同人顧頡剛、傅斯年、李濟、毛子水、陳寅恪等,為1930年的胡適祝壽。

周質平找到1941年12月15日美國《生活》雜誌上一篇名為《胡適大使》的文章,作者Ernest Hauser對中華民國的成立提出一個新穎的看法:“孫中山是民主中國的創建者,胡適,在相當程度上,賦予這個新生的中國以學術上和語文上的新意義。”


周質平以為這一論斷頗有見地。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但在胡適出現之前,這“民國”並無多少新內容——1912年,在中國住了近三十年的英國人布蘭德在美巡迴演説,到處宣揚這個所謂的“民國”不過是 “新瓶裝舊酒”而已。


“試想將白話文、批判舊傳統、整理國故、小説考證、問題與主義及科玄之爭,乃至喪禮改革、婦女解放等等以胡適為中心的改革運動從民國抽離,至少文化上的民國只是一個空殼子。換句話説,辛亥革命如果不能繼之以新文化運動,民國將少了許多新意和光彩。孫中山和胡適,一主政治,一主文化,前後呼應,相輔相成。”


1922年8月15日,《努力》週報的一位讀者致信胡適:“一般青年對於先生,倒好像上海人無論買什麼東西,都先要到先施、永安去問一問,這實在是先生的榮譽,亦是先生的責任。”“整理國故”變成“風潮”之際,陳西瀅也曾挖苦“結果是線裝書的價錢,十年以來,漲了二三倍”。可見胡適在當時的影響。


回國十多年裏,胡適忙於“開山”,在問學上表現出哲學家伯林所謂的“狐狸”式的東張西望。他涉獵的領域包括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和紅學,多有“拋磚引玉”之作,還有36個博士頭銜。1919年,《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後頗受讚譽,因他率先引入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先秦哲學。但終其一生,他也沒能寫出下卷,被譏為“善著上卷書”或“胡一半”。


胡適一生髮過好幾次宏願要把他的哲學史/思想史寫完,但他一時對整理《詩經》產生興趣,一時因替王國維作跋而有意重寫《兩漢博士制度考》,半年後轉為《水經注》吸引,旋即又動念作《東原年譜》……排除興趣太多、分心太多,江勇振發現,如果胡適學術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中國的考證學,非“下死功夫”而不得,那麼,他的一半之憾實在是“予不得已也!”。


然而,學術上的心有旁騖並不影響他在知識上的誠實。何炳棣記下一次二人交往中“最重要的談話”——1960年8月18日,趁着“太太出去打麻將二十個鐘頭以上還沒回家”,趁着談興正濃,胡適嚴肅地坦白:“炳棣,我多年來也有對你不起的地方。你曾對我説過好幾次,傅孟真辦史語所,……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學觀點、選題、綜合、方法和社會科學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説,我每次把你搪塞住,總是説這事談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講實話不可:你必須瞭解,我在康奈爾頭兩年是念農科的,後兩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學也不過只有兩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會科學,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語所做到?”


“這番話使我肅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覺到胡先生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象的還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會講出如此坦誠的話。這番話他生平可能只講過一次。”何炳棣亦坦白:“我對胡先生的景仰之處決不是他的史學,而是他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獨特歷史地位。”


學術上的不能登峯造極並未削弱、可能反而成全了他的影響力。余英時在談及這一點時説: “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他的開風氣之功隱藏在‘五四’遺產之中,至今對知識人產生着影響。”“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他沒有深入西學固是事實,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


20世紀初,中國從封建帝國轉向現代國家,思想出現斷層,胡適躬逢其時,匯通中學西學,成為影響力最大最長久的知識界領袖。他在留學之初就立志日後成為國人的導師,羅志田因此説,胡適是“有意識地為引導中國轉變而作準備的人”。


至於他“行”到何種程度,邵建一言蔽之:他什麼都沒有完成,但卻開創了一切。


曾對國民黨寄予厚望


從晚清到民國,從辛亥到“五四”,胡適關切、思索的政題太多,須打量的政治人物也太多:從康有為、梁啟超、袁世凱、孫中山、黃興,到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他與他們,是由遠及近,由觀望、仰慕、臧否,到結識、交往、言淺言深的關係。


對於清王朝覆滅後的中國,他嚮往的是一個政治清明、上軌道的現代政府,最好,是美國式的。但那時大部分中國人還弄不清民主制度究竟是怎麼回事——1906年4月10日的日記裏,胡適記下了國人以為選舉就是“我想選誰就選誰”而無須候選人的。況且,近代中國從西方汲取的公民理念偏重於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卻忽視了公德心、熱心公共事務的面向。而1920年代胡適在創辦《努力》時期推崇的“好政府”、“好人政治”,説到底,是英美式的精英政治,是遠離一般民眾的“書生政治”。所以羅志田説:“胡適總想把美國‘治世’的方法用到處於‘亂世’的近代中國來,藥雖靈但不對症,當然也就治不了中國的‘病’。”


胡適自始至終反對袁世凱,對孫中山則有褒有貶。北伐革命時,他對國民黨寄予厚望,此後從批評孫中山(“上帝尚可批評,何況孫中山”)一路批評到蔣介石(“生平不曾夢見共和體制是什麼樣子”),當然他自有分寸和言説技巧。但如學者邵建所言:從打拼的革命黨到坐莊的執政黨,一直到蔣介石退出歷史舞台,國民黨都沒有很好地完成從江湖會社到現代政黨的轉型。他一生對這個政黨/政權的寄情實在是“剪不斷,理還亂”。


學者錢永祥説,在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國家,尤其在中國,自由主義者對當權者往往有較高的善意期待。所以,與其説胡適寄情國民黨,不如説他寄情於民主、法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價值。1930年代,當胡適的自由主義友人如丁文江、蔣廷黻等人發生動搖,在《獨立評論》上主張“專制”是建國的有效方法、建國成功後再建立民主不遲時,胡適早已走出莫斯科之行前後對“專制”思想的搖擺,一步也不肯退讓,堅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造就一個真正穩定的現代國家。而且,他反對暴力革命,堅持漸進的改革。


蔣介石日記中的“諍友”或“狂人”


胡適一生中的數張剪影再度定格——


18歲在上海“學作新民”的胡適,有着寬大的額頭和窄小的下巴,長衫領子撐起細瘦的頸,目光清潤靦腆。


1930-1940年代的胡適博士,中小型身材,流利的英文中略帶一點下江音,臉上常帶“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1940年代中後期,張愛玲在報紙上看到戰後回國的胡適大使,“笑容滿面,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着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


1950年代初寓居紐約的“中國二十世紀文藝復興之父”,端正,鬢白,談笑風生。


1960年代初在台灣的胡院長,清癯,疲憊,但還在笑。


余英時交叉對比3份史料發現:1950年6月23日美國國務院次長Dean Rusk曾約談胡適,想説服他出面領導反共親美人士,以取代蔣介石的政權,這也是中情局的意圖。但胡適對此毫無興趣。


1950年代初的美國政府對胡適背後那個“自由中國”的態度遠比抗戰時期冷淡。胡適時常遭遇政治冷臉,又無意在學界立足(也很難立足,有跟美國教授“搶飯吃”的嫌隙),日常生活陷入困窘。楊金榮研究胡適在美這段將近九年的生活發現:1950年7月至1952年6月受聘于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年薪5200美元,是他這一時期“惟一比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此後,年老體弱的胡適基本上靠有限的儲蓄和養老金維持生計。他在1952年4月曾詳細計算過每月開支,細分到房租、夫人、工人、洗衣、電氣煤氣、電話、報紙文具、圓桌俱樂部、食料、零用各項,共550美元。以此推算,每年約需6600美元。另外胡適常犯心臟病,醫療費也是很大的負擔。楊金榮認為,經濟困窘是胡適決定1958年返台定居的主要原因。


陳紅民檢索台北“蔣中正檔案”函電發現,這一時期蔣介石曾雪中送炭:1951年至1955年,蔣介石共通過在美國的官員向胡適送過9筆錢,每次5000美元,直到這位官員回台中止。但整個1950年代,也是蔣介石與自由主義分子越走越遠,直至深惡痛絕的時期。表現在日記中,是對胡適由“諍友”、“金石之言”、“甚感動”到痛斥其人“狂妄荒謬”、“無恥”、“自私”的轉變。


胡適是《自由中國》名義上的發行人,雖與實際操作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政治目的不同,但其主張和言論越來越多地觸到蔣介石孜孜建立的威權政府的痛處。他主張以憲政民主治國,勸蔣介石不要連任總統而代之以民選,他建議國民黨內部自行分化出兩三個黨而實現所謂“多黨制”——這“毀黨救國”之議在蔣介石看來簡直跟共產黨的心思如出一轍。


原是國民黨高官的雷震直接付諸行動。他接連在《自由中國》上“七論反對黨”,到決意組建“中國民主黨”時,降臨的是10年牢獄之災,且未經司法程序,直接交付軍法。這件事對胡適的刺激非常大,是他晚年與蔣介石之間難以彌合的裂縫,它已觸及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底線。然而彼時的胡適,除了一諫再諫,要求統治者“施恩開仁”外,實在無可奈何。他自己,也在輿論抨擊和內疚不安中,度過了生命中最痛苦的尾聲。


早在1920年,胡適就知道自己“心臟的活門不大靈活,出血不止可能就會送命”,但他樂於“一徑向前”,人生態度寫滿“積極”二字。晚年有人問他到處演講、上午下午都要講,是否辛苦,他説,把這些講話當作好玩的事,就不辛苦了。


1962年2月24日晚,胡適在中研院迎接新院士的酒會上講完話,送客時跌倒,心臟病突發,猝然辭世。蔣介石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晚,聞胡適心臟病暴卒。”瞻仰胡適遺容的第二天,蔣在日記中寫下“蓋棺”之論:“胡適實不失為自由評論者,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有時亦有正義感與愛國心,惟其太褊狹自私,且崇拜西風,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國書生與政客之舊習也。”這與蔣介石那副著名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可相參照。


(附記:胡適留下兩百多萬字日記,《胡適全集》有44卷2000萬字,中國社科院近史所內僅胡適影像檔案須用5-6個5000G硬盤才能下載完,台灣中研院胡適紀念館內所藏日記、信件、藏書等亦非皓首不能窮盡。資料浩瀚,若非一代又一代學者的用功,我們無法得到今天這般清晰的胡適生平及思想。在此鳴謝本文參考的唐德剛、周質平、余英時、林毓生、耿雲志、江勇振、羅志田、邵建、陳儀深、陳紅民等學者的著述,尤其是江勇振6大卷胡適最新傳記《捨我其誰:胡適》已出版的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感謝黃克武、程巢父先生對本刊採訪提供的指點和幫助。也感謝台灣商界人士陳宏正對胡適研究的慷慨資助,許多受訪學者都提到,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成果。)


原文有刪節

本刊記者 李宗陶 發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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