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恨水 過渡時代裏一個半新半舊人丨歷史

南方人物週刊2017-02-21 17:22:49

1963年,晚年的張恨水在北京家中創作


張恨水:生於1895年5月18日,逝於1967年2月15日,原名心遠,代表作家、報人,現代文學史上“章回小説大家”和“通俗文學大師”第一人,代表作有《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姻緣》等。

“我從小就喜歡看小説,喜歡的程度,至於晚上讓大人們睡了,偷着起來點着燈。所以我之吃小説飯,似乎是命中註定的了”


張恨水筆名的由來,坊間穿鑿附會,因《紅樓夢》裏“女人是水做的”一説,推測他必是受過情傷,在女人身上吃過虧。更有好事者,捏造了他追求謝冰心不成的逸聞,“恨水不成冰”,害得傳聞的男女主角不得不反覆對外解釋:我們壓根不認識。


讀書期間,他為自己起了個筆名,叫“愁花恨水生”,後來讀李後主詞,“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就斷其章取其義,署名“恨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曾密晤張恨水,也問起他名字的來歷,因為後主詞多有頹靡之謗,他只好説,“恨水是我17歲那年,在蘇州第一次投稿時直接取的筆名,我想人生有限,絕不能讓光陰如流水一樣白白流逝,所以取這個筆名時刻自勉。”


當時是1945年,毛澤東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前往重慶談判,期間接見了張恨水所在的重慶《新民報》同仁。兩天後,他讓周恩來安排單獨接見張恨水,兩人暢談了兩個多小時。臨別時,毛澤東拿出早已準備好的禮物:延安生產的呢料和陝北特產的小米、紅棗。


此次晤談的內容,張恨水始終閉口不談,當時國內政治環境甚為微妙,無論毛澤東説了什麼,一旦披露都難免會被借題發揮。過了不久,周恩來的祕書拿來一封函件交給張恨水,“這是毛主席的一首近作,是交給周公轉送張先生的,毛主席讓周公捎話,請張先生奉和一首。”張恨水打開一看,函件中正是《沁園春》詠雪詞。考慮再三,張恨水並未應和酬答,而是在1945年11月14日《新民報》的副刊全文刊登了此詞,第二天《新華日報》予以轉載,這首詞很快傳遍了全國。


小説


如果有一張中國作家作品數量排行榜,張恨水應該可以名列前茅,他一生髮表著作約三千萬字,僅小説就有一百六十多部,被譽為“中國大仲馬”和“民國第一寫手”,他的《金粉世家》被譽為“民國紅樓夢”,老舍評價他是“國內惟一婦孺皆知的作家”。


“我從小就喜歡看小説,喜歡的程度,至於晚上讓大人們睡了,偷着起來點着燈。所以我之吃小説飯,似乎是命中註定的了。”先是讀《殘唐演義》《三國演義》,到了12歲的時候,看到金聖歎批的《西廂》,把他讀小説的眼光,全部改變了。到了17歲,他已經讀了幾百種小説。


生平第一部小説是為弟妹們寫的,主人翁是個力大無窮的小孩,使得兩柄一百八十斤的銅錘,是個打虎小英雄。他寫了兩三天,弟弟妹妹放學回來無事,端把矮椅子將他圍住,不到一個小時就講完了。於是深感“這是一個供不應求的工作”。


張恨水因為寫了大量的章回體小説,被批評家詬病,認為自五四以來,章回體小説早該“丟進茅廁”,“有些前輩,頗認為我對文化運動起反作用。而前進的青年,簡直要掃除這棵花圃中的毒草。”為此,他後來曾專門寫文章自辯:


我覺得章回小説,不盡是要遺棄的東西,不然,《紅樓》《水滸》何以成為世界名著呢?……新派小説,雖一切千金,而文法上的組織,非習慣讀中國書、説中國話的普通民眾所能接受。我們沒有理由遺棄這一班人,也無法把西洋文法組織的文字,硬灌入這一批人的腦袋。竊不自量,我願為這班人工作。……因此,我繼續向下寫,繼續地守着緘默,不必把它當成一個什麼文藝大問題,讓事實來試一試,值不得辯論。若關於我個人,我一向自嘲草間秋蟲,自鳴自止。


在嘗試改良章回小説的具體方法上,他自我總結:多方面的取材,大多以社會為經,言情為緯,學習西洋小説,增加風景描寫和心理描寫,逐漸淘汰章回小説的老套。


他有考據的嗜好,也曾像苦修和尚那樣發下願心,要作一部《》,“要寫這本書,不是光在北京幾家大圖書館裏可以把材料蒐羅全的。自始中國小説的價值,就沒有打入四部、四庫的範圍,這要到民間野史和斷簡殘編上去找。”於是他得了閒錢,就揣了去逛舊書攤和舊書店,居然找到不少。光是《水滸》,他就找到七八種不同版本。其中的百二十四回本,胡適曾説很少,幾乎是海內孤本。結果張恨水在琉璃廠買到一部,後來又在安慶買到兩部。《封神演義》,只有日本帝國圖書館藏有一部刻着“許仲琳著”,而張恨水在宣武門小市,竟然也蒐羅到一本也刻着“許仲琳”的朱本。這些意外的珍貴資料,佐證着民間豐厚的蓄藏和中國小説的歷史,對他是莫大的鼓舞。


“九一八”事變之後,一切化成泡影。他的中國小説史,始終沒有寫出來。他只是憑藉自己創作的一百多部小説,為中國小説史又增加了厚度。


他自嘲説,改良章回小説,不過是拋磚引玉,結果磚拋了許多,玉卻一直未出,反倒叫這磚享受了虛名。想要偽裝成磚來博利益的也不少,在他40年小説創作史上,假借他的名字出版的各種偽作,竟有八十多種,其中有一部就叫《我一生的事情》,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黃色小説。張恨水在《新民報》當經理的時候,連經理室的工友都捧着這本小説在看,令他大為難過。


春明


1956年,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接見他時,茅盾介紹説,某某書就是張恨水寫的。張恨水連忙糾正説,那是偽書,我寫的是《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足見這兩部是作者自己最為認可的作品。


《春明外史》從1924年4月起在《夜光》上發表,每天寫五六百字,連載了將近五年,直到1929年初收梢,約百萬字。當時成舍我在北京創辦《世界晚報》,《夜光》就是《世界晚報》上由張恨水全權負責的文藝副刊。因為初辦,外稿很少,張恨水幾乎一個人包辦了副刊的小説、散文、詩詞、小品、掌故、筆記和談戲。尤其連載的《春明外史》很快引起了轟動,成為大街小巷熱議的話題。隨着小説情節的推進,人們從在報攤等待報童叫賣,進而乾脆跑到報館門口排隊,翹首期待第一時間讀到當天的故事進展。張恨水每日奮力握筆“補白”,同事告訴他,樓下報館門口竟然像老字號鮮肉月餅出爐一般排起了長龍,他還以為大家在取笑他。後來忙裏偷閒,在窗邊掀簾一窺,才知同事所言不虛,這個隊伍後來五年中竟天天不散,風雨無阻。


《春明外史》是張恨水最常見的“一男多女”故事結構,表面上講的是新聞記者楊杏園和梨雲、李冬青的愛情故事,但實則寫盡了當時的世情百態,對官場內幕也有頗多揭露。張恨水自道“以社會為經、言情為緯”,他在連載的時候,特意闢出一塊小版面,向讀者交代自己的創作思路:“把這法子説破,就是用作《紅樓夢》的辦法,來作《儒林外史》,如此而已。”


好事者紛紛猜測小説人物各有原型,説魏極峯是曹錕、魯大昌是張宗昌、秦彥禮是李彥青、閔克玉是王克敏、韓幼樓是張學良、周西坡是樊增祥、何達是胡適、時文彥是徐志摩等等。很多人寫信詢問書中情節是否屬實,除了那些軍閥政要、風流才子的祕聞,更有大量讀者認為書中祖籍安徽潛山、愛舞文弄墨的記者楊杏園就是張恨水自己。楊杏園愛上青樓裏的清倌人梨雲,卻沒決心娶她,也沒能力為她贖身。讀者好奇心盛,一封一封詢問信件寫到報社。報社同事便打趣,讓他乾脆承認算了。


在此之前,張恨水已經做了一段時間的新聞記者。斯是亂世,消息層出不窮,社會思潮新舊交替,權力幫派蕪雜,各種報紙、通訊社也如雜花生樹,名字都起得很大,都有包藏宇宙的雄心。就拿張恨水來説,他在北京《益世報》工作的時候,《益世報》的老報人秦墨哂兼着“遠東通訊社”的差事,秦做不過來,就把活兒分給他一半,自己湊上孫劍秋,又辦了個“世界通訊社”。這些通訊社、報社有時竟只有三四號人,有的通訊社甚至只有光桿司令一個,通訊社的消息來源,有時也顯得頗為可疑。


“談起那時候的通訊社,現在幾乎令人難以相信。一個新聞機關,沒有郵電的新聞來源,也沒有外勤記者。除了社長在茶餘酒後得來的道聽途説的新聞而外,並無新聞稿子供給。”張恨水是埋首書齋的性格,“我是個不會跑腿的人,通訊社的消息從哪裏來呢?秦墨哂雖然答應我從他那裏挖一點去,但是我想他還是從別人那裏挖消息的,豈能讓我再挖?”“不到三十歲,混在新聞界裏幾年,看了也聽了不少社會情況,新聞的幕後還有新聞,達官貴人的政治生活、經濟伎倆、豔聞趣事也是很多的。”


新聞消化不了的、新聞幕後的新聞,就寫進了小説。“其實小説這東西,究竟不是歷史,它不必以斧敲釘,以釘入木,那樣實實在在。《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諱言的,是當時社會上的一羣人影,但只是一羣人影,絕不是原班人馬。”


《春明外史》雖走的是《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的路子,但張恨水始終覺得這類社會小説有個通病,就是結構鬆散,“説完一事,又遞入一事,缺乏骨幹的組織。”所以在寫《春明外史》的時候,他就規定自己,要先安排下一個主角,並安排下幾個陪客,把主角的故事,發展到社會現象上去。《春明外史》中的陪客竟然多到上百人,幾乎是整個社會的縮影。他同時規定自己,在小説回目上精心構制,發揮自己詩詞章賦的特長。他視章回小説的回目為“文膽”,馬虎不得,因此定下的回目原則特別嚴格:一、兩個回目的上下聯要能包括本回小説的最高潮;二、儘量要求詞華藻麗;三、選取的字句和典故,務求渾成;四、九字回目,求其一律;五、下聯必定以平聲落韻。這個原則,他堅持了十年之久,中途也常暗暗叫苦。“往往兩個回目,就費去一二小時的工夫,還安置不妥當。藻麗渾成都辦到了,不見得能包括這一回小説最高潮,能包括小説最高潮,不見得天造地設的就有一副對子……不過創格在前,一時又收不回來。”正是他的這種規則,讓他得以承接在章回小説和西洋小説新技法之間,促進了傳統文化與新文學的交融。


金粉


成舍我是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世界晚報》聲名鵲起之後,他很快“找到了些搞政治的人支持他”,辦起了《世界日報》。添了機器和人手,手帕衚衕的舊報館不夠用了,張恨水又在石附馬大街找了房子,這個房子後來成為光明日報社的一部分。


當時張恨水正在寫揭露內戰暴行的《荊棘山河》,引起軍閥震怒,傳話逼他收筆,否則危及報紙存亡,他只好停止連載,轉而去寫《金粉世家》。同時,他還在給《世界晚報》寫《斯人記》、給世界書局寫《滿江紅》和《別有天地》、給《新民報》寫《黃金時代》、給《晨報》寫《劍膽琴心》、給《朝報》寫《雞犬神仙》、給《晶報》寫《錦片前程》……母親非常心疼,説他已經成了文字機器。這麼多部小説同時在寫,為了不打架,只能排好寫作日表,嚴格執行。尤其是天天要寫的《金粉世家》,人物眾多,前後跨度大,幸虧他之前已經做好人物表,每個出場人物的名字、背景、性格特徵、之前發生的橋段都簡明列出,一目瞭然。等到十幾口鍋同時開炒的時候,這個好習慣救了廚師。


張恨水描寫過他這個時期的生活作息:“大概自上午9點多鐘起,我開始寫,直到下午五六點鐘,才放下筆去。吃過晚飯,有時看場電影,否則又繼續地寫,直寫到晚上12點。”他自問不可光產出而不學習,登牀之後還要擁被讀書一個時辰。在他寫作的房間,擱有一面鏡子,每次遇到難關,寫不下去的時候,他就對着鏡子,模擬角色,自己演給自己看。


愛情


作為過渡時代裏一個“半新半舊的人”,張恨水一生娶了三房太太。他孫子張紀説,“作為張恨水的後人,我們不願用世俗的尺子去衡量他更愛哪一個女人,這段歷史被我上一代人封存已久,緘口不談。不僅在我家,就是在我老家的大家族裏,也是諱莫如深……”


張恨水祖籍安徽潛山,祖父張兆甲行伍出身,練得一身好武藝,為朝廷立下軍功,官至參將和參府,光緒二十七年任袁州都督府。父親張鈺也武功過人,在軍中襄理軍務。張恨水本名芳鬆,字心遠,六歲時祖父去世,17歲父親急病身亡,家中失去了經濟來源,求學路斷,只好隨母親回安徽老家生活。他不善農事,終日只是在老書房裏讀舊書,習詩詞。


張恨水夫婦合照


作為家中長子,自是有匡扶孀母、照顧年幼弟妹的責任。18歲時,他依母命,娶了徽州鄉里的女子徐大毛,後為之改名為文淑。文淑身材矮胖,容貌村氣,是個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農家女子。這樁婚事,自認新青年的張恨水當然不情願,結婚沒多久,他便丟下小家庭,到外面的世界去了。在那前後寫的《青衫淚》《未婚妻》,都折射出他那個階段的苦悶與幻想。此後他在外漂零,每年只有春節才回家探親。文淑先後生過兩個孩子,都夭亡了,她自歎命苦,就克勤克儉在家侍奉婆婆和操勞家務。


張恨水的第二任太太是他在習藝所自己物色的,這個小名招弟的女子身世坎坷,從小被人販子拐賣,一次被毒打後逃出來,在石碑衚衕的習藝所學習做手工,每天給人糊紙盒度日。獨自生活的張恨水覺得身邊需要有個女人照料飲食起居,當時他很窮,才子佳人夢既然不能實現,那麼物色一個可以調教的孤苦女子,賦之以新生,也算滿足了他的俠客心腸,是他改造舊社會建設新世界的一種努力。他按照自己的性格和志趣去塑造招弟,幫她改名為胡秋霞,並在新房裏掛起嵌了夫妻二人名字的現成對聯: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窮苦出身的秋霞能洗會做,很快成為張恨水的賢內助。張恨水有意識地制定學習計劃,教她寫字描紅,要把她培養成一個有文化、有涵養的太太。幾年後,當《春明外史》在報紙連載時,胡秋霞的文化程度已經足夠成為丈夫作品的第一個讀者。


36歲那年,張恨水在一次演出中邂逅了周淑雲,當時她還是北平春明女中的一個女學生,聰慧秀雅,多才多藝,外號“貓二小姐”。女作家林海音回憶她在春明女中的生活時,曾提到校園裏有一位招人喜歡的美麗姑娘,被同學們稱為“乖乖妹”的,就是周淑雲。周淑雲愛慕張恨水的才華,不顧他已有兩房妻妾,毅然放棄學業嫁給了他。


張恨水重情而寡斷,深知自己不可能跟前兩房太太離婚,因為這兩個孤苦的女人都需要他供養。大太太還好説,二太太胡秋霞聽説丈夫又要再娶,撕破臉大鬧,並撕毀了倆人的所有合影。但最終,像許多舊式家庭一樣,她們三人相處還是比較平和。三房太太為張恨水共生育了13個子女,其中四人夭亡。


在張恨水的文字中,對自己的私生活着墨甚少,但對周淑雲,卻是一片痴心,流於筆端,寫下了大量跟她有關的文字和詩歌。夫妻情篤,志同道合,這幾乎實現了他所有的愛情理想,他按《詩經》裏的典故,為妻子改名周南。周南頗有文化基礎,愛好文藝,有時張恨水拉琴,妻子唱戲。因為丈夫喜歡古典詩詞,周南漸漸也學會了寫詩。一次張恨水在家院裏晾曬舊書報,周南翻到一首詩,沒有署名,對丈夫説:這像你寫的詩。張恨水十分驚喜:吾妻懂我!


因為丈夫案頭工作繁重,周南婚後一直操持家務,養育子女。在最艱苦的日子,挖野菜、種菜、飼雞、養豬,都沒有難倒這位貓二小姐。晚年周南去世後,張恨水終日惶惶,寫了大量的哀思之詞,“舉步長廊留淡影,如人細柳記湖山,令人步步想周南。”他的孩子回憶説,母親死後,父親常常夜不能寐,白天長時間地在她的舊照片前坐着,相對無言。


辦報


“九一八”之後,張恨水自感百無一用是書生,惟一可做的,就是以筆作戰。自《太平花》起,他就開始寫抗戰小説。《熱血之花》寫國人與海寇的搏鬥,《彎弓集》也是抗戰文字,“我寫任何小説,都想帶點抗禦外侮的意識進去。”他寫《水滸別傳》,會寫梁山招安和北宋淪亡。他自謙,“這些表現,都是很微渺的,不會起什麼大作用,僅僅説,我還不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罷了。”


他進而嘗試寫軍事題材的小説,因為缺乏對軍旅的瞭解,他向曾經當過連長的學生打聽行伍生涯,一邊問一邊寫,描寫東北禦侮的《東北四連長》就是這麼寫出來的。他很快上了日本人的暗殺黑名單,不得不離開北平。


到了南京,老友張友鸞勸説他辦一份報紙,當時他手邊全部稿費積蓄有四五千元,原本打算用來在南京近郊買地置房的,被張友鸞這麼一鼓動,見獵心喜,就籌辦起報紙來。


籌備了兩個多月,傾其所有,出資四千元,在南京中正路租下兩棟小洋樓,買了四部平版機,在《立報》鑄了幾副鉛字,《南京人報》就開張了。在當時人口不足一百萬的南京,出版首日,報紙就銷出一萬五千份,成為報業奇蹟。


入行多年,張恨水深知,私人辦報,背後多有經濟靠山,這些報紙也就成為靠山的喉舌。《南京人報》一開辦,就有不少人願意捐錢,張恨水卻不接受任何“經濟援助”。張友鸞後來回憶:“真正用自己勞動得來的血汗錢來辦報的,在我的記憶中,除了他還沒有第二個。”對比那些財力雄厚的“老闆報”,南京報界戲稱《南京人報》為“夥計報”。


這份“夥計報”的“夥計名單”聲勢赫赫:張恨水任社長,工資分文不取;張友鸞任副社長,兼經理;張萍廬編副刊《戲劇》,編了一年卻只拿了一個月的稿費;在北平的張友漁,無償地給報紙寫社論;盛世強在北京打電話報告新聞,也是義務勞動。


毛澤東接見張恨水


《南京人報》辦了一年多,中日戰事驟起,日本飛機空襲南京。張恨水跟報社同仁們苦苦維持,廣告沒有了,報紙斷了收入,印刷部全體工友們就自行免了工薪,要為了抗戰堅守崗位。張恨水把家眷疏散到離南京十幾裏的上新河去住,自己天天在報社辦理事務和照應版面,直到次日天明,才快快趕回家中倒頭補覺。醒來已是下午,吃點東西,再馬上進城。常常行到半路,警報就來了,南京城郊沒什麼防空設備,在樹蔭下、田埂邊把身子一藏,就算是躲了警報了。“飛機扔下的炸彈,高射炮射上去的炮彈,昂起頭來,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炸彈扔過,警報解除,便飛奔到報社。“到了報社,立刻把腦子分作兩下來運用,一方面是怎樣處理今晚上的稿件,一方面是明天社中的開支,計劃從哪裏找錢去?這個時候,不用説向朋友借錢有着莫大的困難,就是有錢存在銀行裏,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支取幾十元。24小時,無時不在緊張恐慌中掙扎。”重壓之下,張恨水因惡性瘧疾和胃炎病倒了。病將治好,南京城已經淪陷,《南京人報》苦撐至最後關頭,也不得不於南京陷落前四五日正式停刊。


抗戰


《南京報人》被迫停刊之後,1938年,安頓好家人的張恨水拎着一隻柳條箱子,隻身來到重慶。當時張友鸞在復刊後的《新民報》負責新聞,張恨水則依然主持副刊。在抗戰爆發、事關民族存亡的大環境下,張恨水把副刊命名為《最後關頭》,並且定下辦刊方略,只有五類文字可以在這個副刊上刊登:一、抗戰故事;二、游擊區情況一斑;三、勞苦民眾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談的人事批評;五、抗戰韻文。每篇文章不得超過1000字,務求精悍有力。


張恨水的小説雖然常常被批評者譏為“鴛鴦蝴蝶”,但他作為報人的氣節卻是始終如一。在加入《新民報》之前,他甚至差點“投筆從戎”,參加抗日遊擊隊。當時他的四弟張牧野説服他去大別山聚集青年親手殺敵,保衞祖國,這個提議讓他心潮澎湃,“國如用我何妨死”,他當即興奮地同意了。但是當他們呈文上交國民政府第六部,聲明成立游擊隊、不要政府的錢和槍彈,只需得到政府認可,免得被家鄉人誤會時,竟遭到了國民政府的拒絕。“愛國有心,請纓無路”,他因此寫了小説《瘋狂》。“可是,重慶作為戰時首都,寫文章不能那樣隨便,《瘋狂》整篇小説,越寫越膽小,到寫完的時候,幾乎變了質。這是我抗戰軍興後,第一次寫作的失敗。”


他用各種化名書寫檄文,他的小品、散文、雜文和詩詞,也常常觸怒當權者,《最後關頭》曾在1939年被國民黨政府要求停刊,經過一百天的斡旋才得以復刊。張恨水在復刊詞裏出言相譏:“一百天之間,我們不知道讀者的感想如何?若就我們自己而論,彷彿像那些祿蠹,三日無官則惶惶如也,許多日子不扯幾句淡,真整得難受,在這裏也看出新聞記者是一條勞碌命。不像古來言責之官,如御史太史等等,十年不開口動筆,依然吃飯睡覺,其肥如豬。”


在《新民報》期間,張恨水曾創作小説《八十一夢》,“我對軍事是外行,就使出中國文人的老辦法,寓言十九,託之於夢。既然是夢,就不嫌荒唐,我就放開手來,將神仙鬼物,一齊寫在書裏,諷喻重慶的現實。”房價、船票、打牌抽煙等重慶人日常生活,被演繹成荒誕不經的亂世圖景:官吏大肆斂財、軍官濫用武力走私販私、百姓食不果腹……寫到第十四個夢的時候,張恨水突然被請去“喝茶吃飯”,相邀的是一位跟他同鄉的國民黨高官,全程都很客氣,菜餚也都是家鄉菜。飯桌上話裏有話,一開始是願意出高價買斷《八十一夢》的出版權,進而邀請張恨水去國民黨政府任職,不需做事,只需領取乾薪,最後發出了委婉的“邀請”:“有人問先生,是否想去息烽小住幾年?”


息烽營是國民黨軍統特務機關專門關押共產黨人和愛國進步人士的地方,當時有“人間地獄”之稱。張恨水明白,《八十一夢》是寫不下去了。他在《八十一夢》單行本的楔子裏表示:夢是做了八十一個,寫也寫了八十一個,但是原稿潑了油,結果被老鼠啃掉了,所以只能拿出來十四個。


《八十一夢》是張恨水在後方銷量最多的一部書,在延安也廣為流傳,這一點讓他覺得很光榮。


重慶期間,張恨水負責的副刊稿件三天兩頭被檢查署刪改,有的乾脆整篇被斃,到後來,連往來信件都被拆封檢查,行動受到祕密監視。但借史説話、言託上古,是他的專長,《最後關頭》苦苦支撐了三年,最後再次被責令永久停刊。他馬上轉而開辦《上下古今談》,每天一篇雜文,以古喻今,借歷史知識來諷喻當局的腐敗和社會黑暗。每篇雜文皆因時事而發,針對性極強。


“在重慶新聞檢查的時候,稍微有正確性的文字,除了登不出來,而寫作的本人,安全是可慮的。我實在沒有那以卵擊石頭的勇氣,不過我談了談宇宙和蒼蠅,這就無所謂了。社會上每有一個問題發生,我就在歷史上找一件相近的事談,或者找一件大自然的事物來比擬。例如説孔公館,我們就可以談談賈似道的半閒堂;説夫人之流,我們可以談楊貴妃;説到大貪污犯,我們可以説和珅;提到了重慶政治的污濁,我們可以説霧;提到狗坐飛機,我們可以説淮南王雞犬升天。這樣談法,讀者可以作個會心的微笑,但我並沒有觸犯到當前的人物,他們沒有理由扣除(稿件)。”


他最為得意的一例,就是政協初開時,靈機一動,轉發了清朝隆裕的退位詔書。“這篇文字登出來了,在重慶竟是一個雷。”


獨秀


張恨水自己後來對晚輩説,“我的職業是記者,愛好是寫小説,鑽研的是辭章,要做的學問是歷史。”


但他的才能和愛好是多方面的。他喜歡戲劇,年輕時曾經隨話劇班巡演,後來亦不時登場串戲。24歲第一次到北京謀得報館的差事,薪水不高,交完房費、飯費,身上只剩下一元。“這一塊錢怎麼花呢?恰巧這時梅蘭芳、楊小樓、餘叔巖三個人聯合上演,這當然是好戲,我花去了身上最後一塊現大洋去飽了一下眼福耳福。”——果然是典型的北漂文藝青年!


位於北京西城區磚塔衚衕95號的張恨水故居,於2005年3月被拆


有一次,他的好友們在一起討論,有人説他是散文比小説好,有人説他是詩比散文好。爭執不下時,張恨水笑呵呵地説:“都不好,我的畫好。”


甚少有人知道,在做報人和寫小説之餘,張恨水還當過美術學校的校長。1931年的北平華北美術專門學校,就是他用稿費創辦的。臨摹《芥子園畫譜》是他業餘的消遣,也常常化名“畫卒”發表繪畫藝術評論,當時他的美術專科學校校址為清末光緒帝的軍機大臣裕祿府邸,那裏亭台如畫,草木扶疏。張恨水就在校長室裏寫作,那幾乎是他一生中寫作環境最為清雅安逸的一段時光,在那之後,偌大中國就再也沒有一張安靜的書桌。


齊白石、於非闇、王夢白、李苦禪等人,跟張恨水私交甚好,在他的邀請下,都來美術學校任教。尤其是齊白石和王夢白,兩人本素不來往,但因了張恨水的情面,促成了兩位美術大師在一校共事。張恨水還請來劉半農擔任校董,劉半農對張恨水評價很高,在學校授課時就常常對學生説,張恨水是“小説大家”,成就“超過了李伯元、吳趼人、曾孟樸那些人”。張恨水則津津樂道自己的月琴,是劉半農的二弟、著名音樂家劉天華教的。


1938年,參加國民參政院的參政員競選,落選了。張恨水在自己主持的副刊上發表雜文,寬慰陳獨秀,“敢以老鄉資格,告陳、高兩先生曰:當參政而能有補於國當參政可也。當參政而不能有補於國,抑或甚焉,則必不可當參政矣。不但此也,使不當參政而能有補於國,縱此次被選為參政,吾人亦斷斷不願二君之就聘也。”言下之意,即不願陳獨秀與當時的國民政府有所瓜葛。他雖與陳獨秀素未謀面,但神交已久。此前,有人給陳獨秀戴上漢奸的帽子,鬧得滿城風雨,張恨水也第一時間站出來在報紙上發聲支持,“要説他是漢奸,那為天地間的公道而説話,我斷言那是冤枉。”


參政事敗後,陳獨秀夫婦來到重慶,張恨水特與報界同仁設宴為其接風。這是二人第一次相見。“先生已六旬,慈祥照人,火候盡除。面清癯,微有髭,發斑白。身衣一舊袍,蕭然步行。”在重慶時,陳獨秀的門生故舊視其為不祥物,無近之者,張恨水卻經常登門拜訪他,暢談甚歡。一次兩人在街頭偶遇,陳獨秀以物價高昂、天氣悶熱為由,告知張恨水説他要去江津定居。江津地處偏僻,消息閉塞,陳獨秀生活拮据,陪都的政治氣候也容不下這位老人。兩人站在街頭敍談了半個小時,握別之時,陳獨秀對他説,“等亡了國,我就披髮入山。”


四年後,抗日戰爭還未勝利,陳獨秀貧病亡於江津。張恨水是第一個在報紙上痛悼他的。此後數年,每逢忌日,他都會著文、賦詩,抒發弔唁懷念之情。


賣字


陳獨秀不是孤例,當時知識分子在重慶的悲苦生活是令人唏噓的,“所有在大後方的文藝人,沒有一個能例外,都是窮得買不起鞋襪的。”過了黃昏摸黑坐,無燈無燭把窗開,等她明月上山來——這半闕《浣溪沙》就是張恨水書寫的戰時自況。無燈人家盼月明,而月明之夜,日本飛機又往往會趁機空襲。這種情況延續到了1941年才略有好轉,當時由桂林的文藝人發起運動,呼籲實現“千字鬥米”的稿費。


“千字鬥米”是什麼概念呢?戰前,江南的米一擔不足十元,有些小城市,四五元就可以買到一擔米,一斗米也就是不到一元錢的標準。文化人提出這樣的稿費要求,可以説是極低的。但到了戰時,大後方的糧價驚人,重慶的米已經漲到了六七十元一斗。而當時文人的稿費,千字不過十元。“一下子要把稿費漲上去六七倍,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千字鬥米運動,只是一句口號,決不曾實現,而文人也就為米焦碎了心。”


早年在北平,張恨水靠寫文章養家是不成問題的,僅在通訊社的一項差事,月入就可以有一二百元,當時是不小的一個數目。寫小説聲名鵲起後,一支健筆不但供他安身立命,還支撐了弟妹們的讀書與婚嫁。當時的小報上記載得出神入化,説張恨水如何因小説而富貴,在十幾分鍾內就收到幾萬元小説稿費,接着又拿這筆錢在北平買下了一座王府,並自備了一部汽車。“這簡直是夢囈。中國賣文為活的人,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故事發生。過去如此,將來亦無不然。”


真實情況是,世界書局的總經理沈知方,買下了他《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的版權,共約四千元,同時又約他再為世界書局寫四部小説,稿費千字八元。這就是張恨水後來寫的《別有天地》《滿江紅》《落霞孤鶩》《美人恩》。前後寫了兩年,稿費萬餘,在他的寫作生涯裏,算是少有的一宗大收入。


在《世界日報》時,他和成舍我因稿費鬧分歧,起因是他弄丟了成舍我太太打的薪資欠條,“我認為成舍我是我們的朋友,他欠了我們薪水,有了錢自然會還。”但一年過後成舍我回到北京,張恨水向他討要這筆薪水,成舍我卻表示,沒有欠條,恕難辦理。頗感意外和失望的張恨水選擇了辭職,他在報紙上發表《告別朋友們》,“為什麼辭去編輯?我一支筆雖幾乎供給十六口之家,然而好在把生活的水平線總維持着本無大漲落,現在似乎不至於去沿門托缽而搖尾乞憐……”


張恨水曾對胡秋霞説:“女子無需謀職業,找到了丈夫就是職業。”他仍是舊家庭式的思維,大丈夫養家天經地義,等到了《南京人報》時期,他一個人要養近三十號人,其中十七八個還是念書的孩子。


張恨水讀書的時候,有一位徐先生是徐孺子後代,家傳規矩不應科舉,不肯做官。當時張恨水15歲,“專愛風流才子高人隱士的行為,先生又是個布衣,做了活榜樣,因之我對於傳統讀書做官的説法,完全加以鄙笑,一直種下終身潦倒的根苗。”


抗戰勝利以後,讀書人也沒有過上好日子,幣制紊亂,物價飛漲,“尤其按字賣文的人,手足無所措。”因為稿子寄出去,往往一個月之後才能收到稿費,月初約好了千字的稿費或許可以買三斤米,到了下月初收到稿費的時候,卻連半斤米都買不着了。有些報社和出版社體恤文人,想出一些變通的方法,比如預付一部分稿費,或者把稿費週期縮短到半月一結,最後發展到了每寄一次稿子,就得重新商量一次稿費,但這都不能挽救文字跟隨法幣一起貶值的命運。至1948年,紙價已經貴得跟布價相平,上海的書商,情願囤紙,也不印書。


晚景


抗戰勝利之後,張恨水回到北京,主持《新民報》北京版,把《南京人報》讓給張友鸞去辦。到了1948年,國民黨政府勒令《新民報》南京版永久停刊。大中銀行經理王錫桓逃去台灣時,捲走了張恨水存在銀行的全部黃金。第二年初,郝漾前往張恨水家拜望,“這住宅只有南面一排房子,北面是一片荒蕪的院子,遠不如他早年在北京的住宅了。”見到故人後的張恨水竟頓時淚下。這年1月,北京宣佈和平解放,一部分解放軍戰士暫住在張恨水家,受到熱情接待。張恨水也應邀參加中共在北京飯店為各界知名人士舉辦的宴會,聽了葉劍英的講話。


但到了3月,《新民報》第一版刊登了一則重要啟事,宣佈該報正式成立職工會,完全與陳銘德脱離關係,並解除經理張恨水和代經理曹仲英的一切職務。新任總編輯王達仁發表了一篇《北平<新民報>——在國特統治下被迫害的一頁》,認為張恨水是國民黨特務的幫兇,行文尖刻,對張恨水刺激很大。


整個3月,《新民報》上類似的文章層出不窮,矛頭直指張恨水,所列舉他“勾結”的國民黨官員,均是當時新聞界的偽報社長或新聞官,為了報社生存,張恨水不得不與之應酬。這種構陷讓54歲的張恨水突發腦溢血,中風住進了醫院,一住就是四個月。


當時有一篇署名為“燕上寄”的文章在上海《新民報》發表,詳細記述了張恨水的病情,尤其寫到,“他和梅畹華一樣,他們的經濟情況常常被人們誤解,以為他們很有錢,其實都是幹一天吃一天,在過去,家庭的負擔很重,不可能剩下什麼錢,可是一病倒,情況就很不好了。現在恨水的生活,是相當艱苦的……他家中的婦孺,除了上學的,都已從事勞動生產,太太是織線襪子的高手。”


老家潛山傳來消息,張恨水的大房髮妻徐文淑,因為置了少許田地,成分被劃為地主。張恨水的母親,也在前不久亡故了。


養病期間,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幕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都出席了會議,會議產生了中國文聯,張恨水未能出席。會後,周恩來派人專程看望他,並送去了大會文件及一套《大眾文藝叢書》。第二年,北京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委會召開,張恨水抱病出席。當週揚與他握手時,他用手指指嘴,表示自己説話能力尚未恢復,無法發言。


閒不住的張恨水很快開始“呀呀學語”,重新學習説話、寫字、走路,拄着枴杖坐三輪車,遍遊北京的13個城門,開始寫一組反映北京鉅變的文章。他之前創作的關於共和國成立前夕北京家庭的紀實小説《貧賤夫妻》卻沒能繼續刊登。報紙編輯説,我們不敢把他寫好的付刊,怕他的病一時不克痊癒,致後繼為難也。


事實上,後來他的若干小説計劃,或者沒有寫完,或者因為各種原因被要求修改,退回無法出版。深感對新生活不熟悉,他退向歷史,開始歷史題材的小説創作,《梁山伯和祝英台》《白蛇傳》《孔雀東南飛》等歷史小説,都是在香港《大公報》發表的。有了稿費收入,一家人的生活才勉強得以保證。


1958年,張恨水(右)與馬彥祥在西山合照


在他60歲那年的全國政協團拜會上,毛澤東特意問起為什麼不見他的新作。張恨水答,一來生病多年,二來對工農兵生活不熟悉,恐怕難以勝任。不久,周揚轉達了毛澤東的致意:為工農兵服務,不能從字面上理解,老作家還是要寫自己熟悉的題材。


晚年落寞,到了1961年,漸漸吃不飽飯,缺乏營養,無人照顧,高壓升到240。當時極左思潮已經來襲,“復辟章回體舊小説”“鴛鴦蝴蝶派”標籤在身的張恨水基本沒有稿約,主要在家休養,自己寫詩填詞,陸續吟成數百首,無法發表,就謄抄在宣紙本上。一本為《病中吟》,一本為《閒中吟》。


這些書稿到“文革”時成了麻煩,一家人提心吊膽,張恨水捨不得銷燬,東藏西藏,最後他的兒子張伍把書籍的封皮撕去,用油布包起來,有的藏在煤缸裏,有的藏在牀肚裏。紅衞兵來襲,他拿出周恩來指示他去文史館的聘書作為護身符才勉強過關。


在孤獨、寂寞中,他走完了自己的晚年。朋友都不來看他了,孩子們怕他物傷其類,也常常瞞着他報紙上的消息:周瘦鵑被“揪”出來了,張友鸞被“揪”出來了,老舍投了太平湖“自絕於人民”了。72歲,他死在家中,除了給遠方的孩子寫信,臨死之前,慰藉他的,就是案頭一套《四部備要》,因為這套書可以沒完沒了看下去,看完一本,接着再看另一本。草間秋蟲,早已歇了鳴唱。


(參考書目:張恨水《我的寫作生涯》、謝家順《張恨水年譜》、馬季《張恨水評傳》、張伍《雪泥印痕:我的父親張恨水》、張明明《回憶我的父親張恨水》等,一併致謝!)


本刊記者  蒯樂昊

編輯 鄭廷鑫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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