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讀“二十四史”人物傳

中華書局19122019-09-16 10:41:03


“二十四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庫。“二十四史”作為中國封建時代的“正史”,所提供的歷朝歷代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史實之繁富,治國經驗教訓之豐富,可以説古代史書無出其右者。毛澤東很重視閲讀“二十四史”,其重要部分讀得很細、很熟。他讀此書,與史家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更強調總結歷代王朝的成敗得失和興衰之由。毛澤東留下了閲讀“二十四史”的大量批語,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


毛澤東喜讀“二十四史”。據曾經給毛澤東選讀“二十四史”及《昭明文選》等文史書籍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蘆荻説,“二十四史”的重要部分,毛澤東起碼讀了三遍以上,有的書皮都磨破了。


毛澤東讀史


1942年,毛澤東曾在延安窯洞家中與徐復觀敍談。徐復觀問毛澤東如何讀史,毛答:“中國史應當特別留心興亡之際,此時容易看出問題。太平時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應特別留心法國大革命。”“留心興亡之際”,這也是毛澤東讀“二十四史”的基本方法和側重點。


對“二十四史”中的很多人物,毛澤東都作出了或褒或貶的評價。並通過這些評價,總結歷史上一些朝代的治國經驗,和一些朝代的敗亡教訓,以作為管理國家的參考,並藉以教育廣大幹部。現依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及“二十四史”有關部分、《資治通鑑》等書籍,簡要介紹毛澤東閲讀“二十四史”中三篇人物傳的情況如下。


梁武帝“專聽生奸”


毛澤東讀《南史·賀瑒傳》附《賀琛傳》,對南朝梁武帝蕭衍有兩段發人深省的評論。


梁武帝像


梁武帝本是南齊雍州刺史,乘南齊內亂奪得帝位。他在位48年,想做一番事業,然而不但國家沒有治理好,還把自己的性命丟了。公元549年,叛將侯景以10萬兵力攻破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宮城後,將梁武帝囚禁於淨居殿,不給飲食。這位皇帝飢餓、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荷荷”是象聲詞,為怨恨之聲。時年86歲的梁武帝,要吃一口蜂蜜而不可得,喊了兩聲“荷荷”,含恨而死。


梁武帝在位時,有一位名叫賀琛的大臣曾上書梁武帝。當時武帝年事已高,百官“緣飾奸諂,深害時政”,奸邪小人紛紛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現,官場風氣敗壞。賀琛上書談四件事情:一是人民不能安居,此乃有關官員之過;二是現今天下官員,罕有清廉,乃由風俗侈靡造成;三是小人“詭競求進”,用不正當手段向上爬;四是目前天下沒有戰事,而國庫空虛。意見提得很尖鋭。


意見書送上去以後,武帝看了大怒,立即召來負責記錄的官員,口授斥責賀琛的敕命,對賀琛所提意見逐條予以批駁。


針對賀琛的第二條意見,梁武帝説:你提出應當倡導節儉,這很好嘛。孔夫子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不是這樣做的嘛?“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説。為誰為之,救物故也。”


梁武帝把自己如何勤苦,如何操勞,如何節儉,説得非常具體,甚至提到了他的私生活。他説,自己已經30年不過夫妻生活。居住的地方很狹小,陳設簡樸。生來不飲酒,不喜音樂。三更就開始處理政事。如事情少,中午處理完;事情多,太陽偏西才能吃飯。一般一天只吃一頓,生病的時候,也有一天吃兩頓的。他還説,他的腰圍以前有“十圍”(兩手合拱的長度為一圍),因為勞瘁,現今瘦得只有兩尺多。他怕人不信,所以特別説明,以前用的腰帶還在,可以證明他的話句句屬實。梁武帝向人們表白:我為什麼要這麼幹,就是為了救眾生於苦難。


毛澤東對梁武帝的這段話,下了這樣的批語:“蕭衍善攝生,食不過量,中年以後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進,良佐自遠,以至滅亡,不亦宜乎。”“予智自(予)雄”是妄自尊大的意思。毛澤東認為梁武帝是一個妄自尊大的君主,讓小人鑽了空子,賢能的輔佐大臣都離他而去,他的敗亡一點也不奇怪,是勢所必然。


針對賀琛的第三條意見,梁武帝説,你指出小人用不正當手段向上爬,那也不能不讓他們奏事,不能因噎廢食。古人説:“專聽生奸,獨任成亂。”你倒説説看,要怎樣辦才好呢?將你的意見寫出報來。


毛澤東就梁武帝的這段話批道:“‘專聽生奸,獨任成亂’,樑武有焉。”“專聽”即偏聽,“獨任”即偏信(信用)。毛澤東認為梁武帝治國,犯的大錯之一即是“專聽”“獨任”,以致“小人日進”,“良佐自遠”,國家出現內亂。


侯景攻破建康宮城之日,梁武帝説過這樣一句話:“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死到臨頭,可能還不知道自己敗亡的原因。《南史》對梁武帝有如下一段評論:武帝留心祭祀,忘情征戰,沉溺佛教,法紀鬆弛,悖逆萌生,禍患將臨而不知警惕,最終導致敗亡。“自古撥亂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可為深痛,可為至戒者乎!”就是説,自古開國之君不少,有的舉措失當,以致後繼者丟失政權。從來沒有天下由自己而得、由自己而失這樣的事。梁武帝給後人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南史》的這段評論有助於我們理解毛澤東的以上兩段批語。


漢章帝容許爭論


毛澤東讀《後漢書·袁安傳》,對書中記述東漢章帝時一次朝廷爭論的一段話作了言簡意賅的評點。


《後漢書·袁安傳》寫到,漢章帝時,朝廷就北匈奴問題展開了一次激烈爭辯。早在公元48年,東漢光武帝時,匈奴就分裂為北匈奴、南匈奴兩部,北匈奴留居漠北,南匈奴南下依附漢朝。章帝元和二年(85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説:“朝廷既已跟北匈奴和親,而南匈奴仍前往北匈奴抄掠,北匈奴單于説漢朝欺負他們,以此為藉口意欲侵犯漢朝邊境。臣以為應當歸還南匈奴掠得的北匈奴人口,以安撫北匈奴。”章帝下令召集大臣們在朝堂議論此事。


公卿們眾口一詞説:“北匈奴奸詐,慾壑難填。如果歸還南匈奴奪得的北匈奴人口,北匈奴就會更加狂妄,故不能同意孟雲的上書。”身居太僕高位、掌管宮廷車馬和全國馬政的袁安,力排眾議,堅決主張採納孟雲的意見,將南匈奴掠奪來的北匈奴人口悉數歸還北匈奴,以示漢朝守信。他説:“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


司徒桓虞覺得袁安説的有理,遂轉而附和袁安的意見。這讓太尉鄭弘和擔任司空的第五倫非常不快,都認為桓虞不堅定,背叛了他們。鄭弘甚至給桓虞扣上政治大帽子,説“凡是主張歸還北匈奴人口的人,都對朝廷不忠”。桓虞對鄭弘這種毫無道理的説法給予了駁斥。


有關官員將朝堂爭執的情況及時報告了章帝。袁安等人摸不清皇上是什麼態度,深恐皇上怪罪他們,立即上交印綬,以示謝罪。


漢章帝像


章帝下令説:“事以議從,策由眾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就是説,朝廷的事情通過討論決定,朝廷的方策由百官決定。中正和悦,這才符合禮制的法則。而鴉雀無聲,大家都把真實的想法藏在心裏,對朝廷來説並非好事。章帝採納了袁安等人的意見,還説他們沒有過錯,不用謝罪。


毛澤東閲讀《袁安傳》至這一段,批了四個字:“可以爭論。”


這是對漢章帝容許大臣們在朝堂就國家大事展開爭論的明智做法的肯定。朝堂爭論有益於朝政。漢章帝通過朝堂爭論,正確處理了歸還被掠的北匈奴人口問題,就是一個例證。


據史書記載,漢章帝頗有“開明君主”的風範。西晉華嶠説:“明帝察察,章帝長者。”漢明帝對人苛刻,漢章帝為人寬厚,東漢的這兩位皇帝作風大不相同。《後漢書》給漢章帝下了這樣的評語:“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他能聽取臣下的各種意見,作出較為正確的選擇。他下令廢除明帝以來的多種苛政,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税負擔,有助於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局面的出現,得到了後代史家的好評。


唐玄宗能容韓休


毛澤東還就《新唐書·韓休傳》寫下批語。


韓休是唐玄宗時大臣,於開元二十一年(733年)任宰相。《新唐書》稱他“直方不求進趨”,是一個公正大方,不會鑽營的人。他被提拔為宰相有點戲劇性。宰相裴光庭死後,唐玄宗命宰相蕭嵩推薦接替裴光庭的人,蕭嵩將韓休的道德、品行讚揚了一番,於是韓休被提升為宰相。蕭嵩原以為韓休是一個“柔易”(柔和平易)之人,所以舉薦他。哪知韓休當上宰相以後,連“恩人”蕭嵩的不恰當意見也敢頂,蕭嵩便老大不高興,後悔他對韓休看走了眼。


韓休對唐玄宗也敢提出不同意見。擔任萬年尉的李美玉犯了罪,唐玄宗要將他流放嶺南。韓休説:“李美玉是一個小官,犯的又不是大罪。現在朝廷有大奸,請先懲辦大奸。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就是這樣的大奸,他恃恩而貪,宅第車馬超過規定的標準。臣請先處理程伯獻,後處理李美玉。”玄宗不許,而韓休仍堅持自己的意見,連玄宗都無法使他放棄自己的想法。韓休説:“朝廷不能容忍犯了小罪的人,卻將鉅奸放過一邊,陛下如不罷免程伯獻,臣是不敢奉命處理李美玉的。”韓休説話、做事,一向如此“堅正”。


韓休嚴肅、耿直,時政得失,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唐玄宗常在皇家苑囿打獵,每次打獵,必定要奏樂。而每當樂隊的規模超過了標準,玄宗必定問身邊的人:“韓休是否知道?”玄宗的話才説出,韓休勸告玄宗的奏疏就送到了。玄宗曾經拿過鏡子照臉,看到了自己悶悶不樂的樣子。身邊的人巴結他説:“自從韓休入朝,陛下就沒有一天愉快。陛下何必老是讓自己憂愁,而不把韓休趕走呢?”玄宗説:“我雖瘦,天下肥了。蕭嵩每次奏事,都要順着我的旨意,我退而思天下,不能安睡。韓休論述治國之道,剛直敢言,我退而思天下,睡必安。我用韓休,是為國家社稷考慮啊。”


[元]任仁發《張果見明皇圖》(局部)


對《韓休傳》的這段記述,毛澤東寫下了六個字的批語:“玄宗能容韓休。”可謂畫龍點睛。


《韓詩外傳》説:“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任用韓休這樣的直言敢諫之士,有益於國家;任用蕭嵩這樣順着皇帝講話的人,有害於國家。


韓休任宰相是在開元年間,那時唐玄宗還是一位清醒的、很有作為的皇帝,整個國家在他的治理下處於興盛時期。《新唐書》對前期的唐玄宗評論道:“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幾致太平”,是接近太平盛世的意思。這段話説得並不過分。這個時候的唐玄宗,還能夠聽得進韓休的逆耳忠言。


*本文原載《人民論壇》 (2006年 第二期)


(統籌:陸藜;編輯: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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