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堂梅]城市流動青年獨處且孤獨?

民俗學論壇2019-09-13 07: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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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題目



公私分離與青年流動人口的個體化困境

——基於 S 市流入青年的個案分析


摘要:隨着血緣、地緣與業緣的斷裂,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在制度的轉變中分離,城市青年個體看似在努力尋求發展,實則困境重重。在公共領域的個人像沒有感情的機器一樣周而復始地工作,而私人領域的個人在追求自我發展和尋求在城 市中的情感慰藉之間迷失。同時,處於公私之間的家庭對於流動青年而言變得若即若離,儘管在社會福利體系尚不健全的情況下,親人之間形成一個防禦風險的安全網,但在日常生活中,流動青年與家人分離,親人所能給予的陪伴減少、情感寄託減弱,城市青年獨處且孤獨成為常態。個體主義所倡導的自我發展只能局部實現,在這種還未實現真正的個體化的狀態下,城市青年流動羣體需要面臨個人、家庭以及社會三個維度上的困境。


關鍵詞:公私分離;青年流動人口;個體化困境



問題的提出


傳統的鄉土社會中,血緣與地緣、業緣緊密聯繫在一起,個體的行為被社會制度約束着,情感聯繫也 穿插在血緣關係、地緣關係,以及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業緣關係之間,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密不可分,甚至於個體毫無私人生活可言。


改革開放之前的城鎮社會中,同樣處於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交互相融的狀態,社會個體之間聯繫密切,單位為私人生活提供全面的福利,是一種高度融合的社會形態。隨着社會的改革,單位體制的瓦解,鄉土社會與城鎮社會同時發生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加之西方個體主義的引入,青年個體追求自身的發展與幸福,家庭作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被個體推向更加私密的生活之外,從居住模式到交往方式等各方面的變革,已經影響到每一個社會個體的生活。 


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個體化被學者廣為探討, 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個體化發展過程中的 “消極”現象:城市中的獨居青年增加了,出現了 “空巢青年”的現象;城市中的孤獨症患者、社交恐懼症患者、宅男宅女趨於普遍化;家庭成員分散在社會各地的情況增加了,親代與未婚子代異地,夫妻和情侶階段性異地的現象隨處可見……這些都表明城市青年在追尋個體化發展的同時,需要面臨一些新的挑戰。


個體化所倡導的自由和人的潛能徹底釋放並全面發展的美好願景尚未到來,社會福利體系的不健全也未能免去個體的後顧之憂,家庭從傳統社會的緊密團結到轉型期出現了一種馬賽克的景象——青年個體既想追求個人的幸福與發展,又不得不與家庭其他 成員構成一個防禦社會風險的安全網。


正是處於這樣的背景之下,城市青年羣體的個體化路徑未能暢通無阻,反而困境頻發。同時,在公共領域中,科層化的管理制度要求城市青年像沒有感情的機器一樣運轉,公私分離的同時情感上的依託被瓦解,原本情感上能夠給予慰藉的家庭因地緣上的隔離而變得若即若離。


受制於高壓力的生活成本和激烈的競爭,個體在發展中畏手畏腳,瞻前顧後,不得不服從於規範的科層化制度,在缺乏社會整體健全的福利制度的保障的狀態下,城市青年個體的發展只能是局部的,是不完全的。這種在制度的轉變中形成的個體化狀態,既是主動的,也是被迫的。


工作中被要求拋開個人的價值判斷和絕對的理性,被精細的社會制度束縛着卻在其中尋求創新與發展;家人維持着經濟共同體的關係卻在空間上分離;私人生活的原子化狀態是自由也是孤獨;等等,這些都是城市中的青年流動人口所面臨的困境。



理論框架及研究方法


個體化理論是由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提出來的概念,個體主義是自反性現代化理論的一部分,也是第二現代性理論的重要組成要素。貝克將個體化與風險社會命題以及全球化命題三者放在一個框架內探討,這三個命題在現代化發展中有相互強化的趨勢。


齊格蒙特·鮑曼對個體化理論進行了擴展,認為個體化是個體融入社會制度但得到全面發展的趨勢,但是同時提出,個體的自由化發展趨勢可能會帶來更大的社會不平等,以及社會成員對公共領域的冷漠和對政治的疏離。


二者對於個體化理論的觀點共同闡述了現代社會的個體的自主性和獨特性,但齊格蒙特·鮑曼關注到這種個體化趨勢可能會導致的困境。在中國的社會情形中探討這種個體化困境,離不開對轉型期社會制度的變化對於個體影響的關注,即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對個體化時代的個體的影響。


1. 公私分離與個體化困境的形成 


公私分離描述的是轉型期中國的一個社會轉變過程,是從20世紀我國的改革開放前期到改革開放之後制度上的變化引起的。本文所指稱的公私隔離,也藴含着社會成員參與工作後自發形成的一種取向,即注重營造私人空間的隱私,並且在公共空間中儘量保持理性,這一層面是非制度性的。 


(1)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 


一方面,在轉型前的中國,鄉土社會由血緣關係、地緣關係與業緣關係緊密交融,城鎮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也密切相連,工作日常與生活日常接觸的都是熟人關係網絡。然而,隨着社會的轉型,鄉土社會的血緣、地緣與業緣發生了斷裂,隨着人口在地域之間的流動,血緣與地緣出現分離,業緣作為公共領域與地緣作為私人領域也出現隔離。


另一方面,在 集體化時代的城鎮社會中,個體的私人生活也嵌入在公共領域,個人所在的單位包攬了私人生活的照料和子女教育等一系列家庭事務,社會福利體系支撐着成員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大小訴求,社會成員生活在一種相互之間高度融合的狀態中。隨着社會的改革,單位體制的瓦解,鄉土社會與城鎮社會同時發生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加之西方個體主義的引入,青年個體追求自身的發展與幸福,家庭作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被個體推向更加私密的生活之外,從居住模式到交往方式等各方面的變革,已經影響到每一個社會個體的生活。個體化是一個伴隨着現代化而生的現象,“把社會中的成員轉變為個體是現代社會的特徵”。


現代化理論往往正向看待這樣一種個體的發展趨勢,但是古典社會學家韋伯對於社會發展的趨勢的預測表明,這種個體化的狀態處於一種宏觀的不受任何個體控制的背景之下, 所謂的通過自由與獨立人格的個體化趨勢尚未完整顯現,而其發展困境卻頻頻發生。“這種個體主義的趨向和自我塑造的潮流最先帶來了物質慾望和消費主義實踐,帶來了自我中心的實用主義,從而將長久以來一直建立在文化道德基礎上的人際關係變成一種令人擔憂的、可能會導致腐敗的相互利用模式”。


現代社會的加速分化既需要個體緊密團結才能實現效益,又將個體塑造成為一個個不同的原子,無法處於相同的境況,也無法經歷具有高同質性的生活。


(2)個體化困境的形成 


城市青年在公共領域中的個體化困境有兩個方面。


一是倡導個體創新與獨特性,卻要求個體生活在這種嚴密的科層化制度下,嚴格遵守各種規章制度;


二是公共領域的同事是城市青年相處時間最久的對象,在絕對理性的工作環境中又難以建立親密的夥伴關係,激烈的競爭更是讓這種同事關係變得複雜,朝夕相處的同事之間不能建立親密和真誠的關係,這容易對社會個體的心理產生負面影響。


在勞動中緊密相依的個體,在私人生活中越來越疏離,聽慣了“永遠不要把同事當朋友”的告誡,距離遙遠的親人只能通過現代化的溝通工具保持情感聯繫。如果個體化意味着生活方式越來越不受他人約束,個體可以完全不顧及他人做抉擇,那麼現代社會的風險伴隨着異質性而生,不可預測的情景越來越普遍,風險來臨則無所依託。私人世界被工作時間截斷,變成片段化的空隙,現代社會個體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於公共世界的勞作,在這短暫的片段化的私人世界中,個體只能尋求短暫的享受和滿足,卻無法找尋合適的陪伴去擺脱獨孤和恐懼之感。自由是現代化社會每個個體身心向往實現的生存方式。


然而,伴隨着網絡社會的普及,自由給個人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在逐漸發酵。個體越來越理性、自由的生活,卻形成了一種束縛於自身,無法逃離的困境,這種現代化的困境,是否與韋伯所説現代化的牢籠有異曲同工之處?社會的分化使得個體與社會之間的聯結越來越機械化,儘管缺乏客觀標準來明確這種界限,但是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隔離漸漸發生,而家作為私人領域的一個港灣,也被推向一個模糊的位置,青年在家中也宣示着隱私權,有關個人命運的重大抉擇已經由長輩讓位於青年人本身,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再發揮其作用。


家庭的重要性被重塑,個體的發展被推在前面,傳統的習俗和生活慣習受到挑戰。隨着血緣、業緣、地緣三者之間親密關係的瓦解,社會個體在個體化的過程中越發孤獨,且相互孤立彼此。公私的分離以及血緣與地緣的隔離為個體化的發展提供基石,但是,社會福利體系的不健全以及生活成本的增加又將個體推向家庭。


綜上所述,城市的青年流動人口的個體化發展所 帶來的困境,可以從三個維度進行解讀:個人、家庭以及社會。


個體化是個體自主的選擇,但是城市青年流動人口在追求自由發展的同時又深陷孤獨的境況中,這是個體化在個人層面上的困境。


社會層面上,科層化的管理制度要求個體絕對的理性,並且嚴格地遵守各種規章制度,但同時又倡導獨特性與創新性。


家庭層面上,由於血緣與地緣的分離,家庭成員之間 的日常聯繫較傳統社會弱,但是受制於社會福利體系的缺失,相互之間的互助卻依然緊密。家庭被推向一個模糊的境地,介於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不像傳統社會家庭成員共同居住且相互之間深入瞭解,又不是彼此割裂的狀態。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方法,通過對流入S市的8位21—29歲青年的訪談進行分析。這8位青年流入S市的時間長的達9年,短則2年,其中有三位畢業於該市的大學,有兩位目前仍是該市的在校學生。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如表1,其中,前面4位是從農村地區流入S市,後面3位是從其他城鎮流入S市。公私分離是伴隨着制度性的改革發生的,也是由於人口的地域間流動引起的。對於這些從其他地區流入S市的青年來説, 血緣、地域與業緣的解體意味着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同時,在城鎮社區中,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也發生在單位制瓦解之後。



公私分離與青年流動人口個體化困境


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既發生在鄉土社會,也發生在轉型期的中國城鎮社會中,因此,對於城市中的青年流動人口而言,這種或主動或被動的個體化發展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對於情感依賴度較高的青年流動人口而言,這種從居住模式到交流方式的原子化狀態是被動的;對於較為獨立的青年個體而言,這種原子化的生活狀態或許才是與個體主義相契合的發展狀態。


1. 公共領域實踐:理性建構與情感解構 


城市青年所處的公共領域是在韋伯所謂的科層制社會中,是與鄉土社會中以家庭為單位從事勞動生產完全不同的狀態,也是與集體主義時代城鎮的公私領域相嵌完全不同的情形。社會個體在公共世界的行為越來越趨於理性化,追逐於個人利益的獲取,相互之間形成互相利用的模式,競爭與合作關係是公共世界的實踐者的主流關係。然而,公共事業的秩序約束了個體的自由。


人既需要自由,也需要保障。自由與保障的絕對平衡是難以實現的,在實踐中也是矛盾的。制度使個體感受到社會的壓制,個體在被馴服與學習制度的過程中喪失了先天的部分潛力和能量,然而在被社會同化的過程中也獲得了一定的生存保障,從外部來看是一個尋求支撐的過程,從個體內部來看是一個放棄部分“本我”的過程。這種對自由的追尋與對保障的渴望使人在新的處境中進退維谷,失掉其中的任何一個都是痛苦的。


(1)理性的建構 


持久的長期僱傭被短期僱傭制度取代了,職業上的不穩定性也越來越普遍,社會風險的增加、廣泛的貧窮使人將精力聚焦在錢財的獲取上。在工作中,理性佔據高位。情感聯繫上從羣體走向個體,公私分明成為工作準則。價值中立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不能把個人的情緒和價值判斷帶到工作中影響效率,這是接受過專業化訓練的現代化職業人的職業操守。


“在工作當中最好不要帶個人情緒呀,每天任務量這麼大。”(SZC,2019-04-09)


生活成本增加給城市青年帶來的巨大壓力,使得多數個體不敢逃離當代的生存法則,購房和養育孩子的壓力也成為城市青年進入婚姻的阻力。隨着經濟壓力的增加,競爭的加劇,社會成員逐漸學會將效益放在首位。正如涂爾干關於社會分工的觀點所述,勞動分工上從機械團結走向有機團結,每個人只負責整個勞作的一小部分,必須與其他人精準地合作才能達到最大的效率。所以,在工作中,個體之間團結協作且密不可分。


正是這種在生產方式上的相互依賴和牢不可分,使得個體趨於精通其領域內的工作,而其他部分則必須依賴他人,然而一旦脱離職業上的合作,迴歸私人領域,個體又變得異常獨立,私人世界的界限越來越明顯。 


(2)情感的解構 


個體主義影響下的友情也趨於功利化,甚至於在國內高等學府清華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演講者會評價當代青年學子正在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在工作中的關係也更多的是一種工具性的關係。隨着人口流動的增加,公共領域的城市青年之間的關係出現了階段性以及公私分明的特徵。


其一是階段性的朋友。地緣隔離後就難以維持親密的聯繫了。現代化的社會,友誼也幾乎具有時效性,因為工作的流動導致原來的地緣性社會關係的疏遠,而且在網絡時代,也很難建立穩定的社會關係。其二,公私分明的同事關係。微博上屢次熱議的話題。


“永遠不要把同事當朋友”,很多人評論説,同事之間往往會涉及利益競爭,因此難以成為友好的朋友。“同事情誼摻雜着競爭,但凡有利益接觸就會發生質變。不像同學和朋友那樣幾乎沒有利益糾葛,簡單一些。”[(HWL,2019-04-15)]


朋友關係是基於情感建立起來的共同體聯結,同事關係則更多的是基於工具性合作建立起來的。


“同事關係在認識之初就覺得不是對等的,有三六九等的職級和高低之分,當然不能像朋友那樣平等自由。”(WYQ,2019-04-12)


2. 私人領域實踐:走向自由與孤獨的悖論


這是一個經典再議的論題,叔本華認為“自由是孤獨的最高境界”,以前的“獨”是文人的,現在的“獨”是大眾的,“獨”的普遍性發生了,以城市中的“空巢青年”“蟻族”和農村的“空巢老人”等羣體最為顯現。個體化與自由是個人的選擇,然而,隨着個體主義的盛行,城市青年走入一個悖論,獨立還是獨孤?自由還是束縛?在維持自由和維持生存所需要的保障和情感上的慰藉,二者如何兼得?這是個體化發展過程中的兩難困境。


“被迫式社交”的盛行,描述的是城市中的青年羣體不得不社交,但礙於情面,流於表面。在城市空巢青年熱議的背景下,在“羣體性孤獨”普遍發生的現象中,不乏自由與孤獨相生的社會情境。社交恐懼症、被迫式社交等等的出現,與孤獨等級表的網絡流傳,也是個體化發展的悖論之一。 


青年的社會關係正在走向私化與隔絕。“這種私化與隔絕是指青年在對自我獨特性及私人空間建構訴求的支配下,難以在社會羣體中建立認同感和歸屬感進而陷入一種孤獨的生活情境”。城市青年在個體主義的影響下,既想衝出集體主義的桎梏,走出家庭,脱離長輩治理的約束,又無法真正實現其對於獨立和自由的嚮往,導致依附與反抗並存,自由與孤獨同生。


自由是個體的主動選擇,但是從公共世界回到私人世界之後,孤獨卻成為新的痛苦。自由之後,如何消解孤獨?在現代化的社會,個人又是通過什麼方式排解其生活中的不快呢?拋開人與人面對面的傾述與分享的方式,獨自消遣的青年個體,通過消費和網絡來達到暫時行樂的目的。 


(1)不完全的自由 


這些青年流動羣體大部分時間與精力都消耗在工 作中,實際上是很受限制的。普遍的觀點認為,不受外界強加的約束力限制即為自由,城市青年的自由往往只能在私人領域實現,也正因此,在經歷了“像機器一樣工作”之後的青年,往往將其“機器”之外的作為人的特徵在私人領域釋放。然而,他們似乎不知道該如何釋放,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潛力,他們的私人領域更多地被網絡世界侵蝕。


追求獨立與自主的個體,已經在這個旋渦裏迷失了,短暫的行樂,消費主義的盛行,已經將個體塑造成為持續性理性生產,間歇性感官享受的“機器”。長年累月投身於公共領域的社會勞作中的青年,試圖在其私人領域尋求着不完全性的自由,卻往往被消費主義、及時行樂主義所吸引。


消費主義的盛行,滿足了個體及時行樂的慾望。從身心都與他人同在可以獲得的情感滿足,到從物質上獲得滿足感,以及從網絡上的聯繫獲得支撐和分享,與消費主義同時發生的是“娛樂至死”現象,沉迷於網絡遊戲之中的青少年越來越多。網絡不僅為個體提供娛樂的渠道,也為個體在虛擬空間上與他人進行情感聯繫提供便利,在城市青年羣體中,“網戀”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交友方式。另外一個在青年羣體中盛行的現代化消遣方式是旅遊——間歇性“充電”。


旅遊是在青年羣體中比較盛行的“充電”方式,法定節假日在國內多處著名景點出現“名為看景實為看人”的現象。同時,在這個越來越注重隱私權的社會,每個人都試圖將私人領域的事情掩蓋起來不被他人議論,但同時又習慣性地想要偷窺他人的隱私。


這也是一個悖論。在現實生活中,在關門獨處與開門接納別人之間的度是什麼?不同的個體有不同的方式,但是關起門來的個人越來越多,冷漠與孤獨就產生了,相互之間的信任也大打折扣。


(2)孤立、孤獨的個人 


如果社會上所有的個體都關上門活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中,意味着每一個個體都被其他成員在現實生活中所孤立,分享變得有限,面對面很難。對於這些城市中的青年流動羣體目前的生活現狀來説,最大的特點是居住方式上的孤立和私人空間被虛擬世界所侵蝕。 


一方面是居住方式上的孤獨,出現了“空巢”和 “羣體性孤獨”現象。居住空間上的隔離也存在着悖論,獨自居住的青年被冠上“空巢”的名號被社會和研究者評論,甚至受到社會的同情。然而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獨居模式,其中不乏青年人自主的選擇,主觀意願上,他們樂於獨居,然而真正的獨居生活卻是孤獨寂寞的,讓人試圖抗拒。這也是個體化發展至今的一個悖論,青年羣體主動選擇這種空巢的生活方式,卻被動地體會着孤獨。此外,青年羣體還出現了在一起的“獨處”現象,與他人同在有線下還是線上的區別。線上的同在,最極端的共存是線上集體歡騰,達到虛擬空間的共情;線下的同在,也形成了一種“羣體性孤獨”的模式,身體在物理空間的同時存在,並不意味着個體之間產生聯繫,或者能夠達到共情。即便在居住方式上是羣居,城市青年也像是獨自存在,即“羣體性孤獨”。很多城市青年用養寵物的方式尋求私人空間情感上的慰藉,通過養貓和養狗甚至養豬養兔子等等來實現情感上的寄託。 


另一方面,網絡成為生活重心。生活的重心從現實轉向網絡,社交方式由線下轉變成為線上。一旦從工作中解脱出來,城市青年就一頭扎進網絡世界裏, 低頭族、青年宅的出現都與城市青年深陷網絡密不可分。線上集體歡騰,線下孤身一人,在現實生活中孤獨的個體在網絡上實現同在的感受。分享已經從“面 對面”變成了“屏幕對屏幕”,網絡的便利,使得分享方式發生改變,城市青年的追求也由現實社會中的滿足轉變到虛假空間的自我包裝,如朋友圈炫富。


3.“鐵的牢籠”與進退維谷的個體 


關於社會與個體之間的能量的博弈,傳統的社會禁錮個人的思想與行為,這種情況已經遭到反抗,相反,現在的情況是激進的個體試圖將社會秩序重塑,個體的權利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加強。“讓個體走出鐵製的牢籠,這才是解放的最終任務和人類苦難的結束”。


這種後現代性的思想認為人的自治和自決才是發展的終極方向,但是批評者發現,這種幻想中的個體的徹底解放的發展伴隨着信任的瓦解、社會風險的增加,沒有任何他人為自己的苦難負責,遠離社會空間和依賴社會空間同時發展起來。所以才有了韋伯所説的“鐵的牢籠”“與現代的無信仰狀況相適應的,是一個完全非人格化和客觀化了的資本主義世界”。


正如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描述的那樣,鐵的牢籠象徵着現代化的個體困境,現代秩序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束縛着人的行為,任何個體的自由都只是相對的。韋伯用這種狀態來解釋現代化的發展所帶來的個體困境,即在現代社會的無信仰狀態下,個體存在的意義完全由其所從事的職業來決定的時候,個體在現實生活中所產生的虛無感和無意義感將會壓抑其自由感。我們每個個體,都變成持續性理性勞作和生產,間歇性感官享樂的“機器。”


“鐵的牢籠”的另外一層含義是官僚制的無孔不入。官僚制所帶來的現實效率是優於其他組織制度的。在充滿這種制度的社會中,理性和客觀是個體應該維持的絕對立場,不容質疑,必須拋除個人的好惡和情感,以求達到最大效益。這種社會對全民的培養模式已經酷似在培養一個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產機器。韋伯這樣描述這個社會可能會形成的面貌,“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着它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公私之間:個體主義視角下“家”的模糊處境


朝夕相處的那個家已經發生了變化,家人只能通過網絡看到,或者只有在節假日才能見到。家的感覺已經變了,雖然心裏知道遠方有最為親密的家人,但是卻無法在日常生活中分享快樂或者悲傷的事情。


傳統意義上作為私人領域的家庭內部生活,已經被現代化的個體在生活實踐中發展出新的內容,城市的流動青年個體往往在居住模式上將家重新定義—“我家”與“我父母家”相區別,雖然尚未成家也未分家,但是在城市中打拼的青年依然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家,無論是租的還是買的,這個在流入地新置辦的家才是其 最為熟悉的地方。反思現代性啟發了人們對於隱私權的注重,這與家的窄化也有一定的關聯。在對家庭的私密性增加之外,在居住方式上,家庭也儘量保證每 一個成員的隱私權。 


隨着個體主義的發展,一直被視為私人領域的家庭生活內部,也被青年個體發展出更為私人的界限, 注重個體隱私往往被視為社會文明程度的標誌之一,但同時,也意味着家庭成員之間的穩固聯繫受到個體主義的挑戰。而且,由於空間上的長期分離,對於城市青年流動羣體來説,家是遙遠的存在,無法成為日 常生活中休憩的港灣。他們甚至受了委屈和經歷困難的時候也不願意在電話中對父母言説,儘量做到“報喜不報憂。”


1. 空間上的分離與個體化的發展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闡述了血緣與地緣的聯繫,在缺乏變動的文化中,鄉土社會的人們安土重遷,家族即是由血緣聯結的,“血緣是穩定的力量,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不分離的。‘生於斯,死於斯’把人和地的因緣固定了”。


傳統的鄉土社會是血緣與地緣的共存,隨着人口流動的增加,有血緣關係的親屬發生了空間上的分離。與農村社區血緣羣體聚集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區都是由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庭組合而成的,這樣就發生了血緣與地緣的隔離,鄉土社會的那種濃厚的人情往來也就隨之而淡薄。


業緣取代血緣成為與地緣最為親密的結合。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人口的高流動性加速了血緣與地緣的分離,中國的户籍制度也限制了血緣向地緣的移動,儘管一些青年在城市中紮根之後想要將父母接到城市團聚,但户籍制度及其背後攜帶的社會福利制度還是將社會個體固定在原來的地方。


(1)長久、持續的地緣性隔斷 


長久而持續的地緣性隔斷會導致淡薄的親情觀,比如外出務工的農民及其留守在家鄉的子代之間的情感疏離。留守兒童因從小父母不在身邊,與父母之間的親情觀念淡薄,與照料其的祖父母之間的感情更深。


“大概在我三歲的時候吧,家裏欠債了,所以我媽先去廣東進工廠了,隔了兩年我爸也走了。我一直是跟爺爺奶奶住在一起的,現在爺爺去世了,奶奶年紀也大了。我跟我爸關係不好,沒辦法溝通,有的時候過年都不想回家。”(WYZ,2019-04-18) 


(2)間歇、階段化的地緣性隔斷 


間歇性、階段性的地緣隔離也時常發生,比如在城市家庭中青年個體到其他城市工作或者學習。親子之間依舊可以靠着血緣維持親密的感覺,但平日裏只有電話兩端的牽掛是真實的。子代在求學期間對父母往往是以經濟依賴為主,情感溝通為輔,就連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也在其作品中描述與遠在海外留學的兒子之間的關係通常是“不是因為缺錢,他是不會聯繫我的。” 本文的訪談對象之一27歲的ZJR説:


“跟父母打電話其實也沒什麼話説,上大學那會兒缺生活費的時候才會打電話要一下生活費。工作以後,也感覺到他們年紀大了,現在基本上一週或者兩週打一次電話,主要關心一下他們有沒有生病。”(ZJR,2019-04-10) 


對於青年流動人口而言,家人之間日常的支撐弱化了,家的實質性作用在慢慢改變着,可能會變成一種精神依靠,也可能維持着經濟共同體的關聯,但已經不是日常生活中能夠互動的對象。日常生活中的 “家”的概念狹窄到自己在流入地新置辦的住所,唯有在節假日裏才能回到傳統意義上的大家庭。城市中的流動青年贏得了私密性和決策權,但是輸掉了陪伴和支撐。


2. 個體主義影響下親密關係的建立 


親密關係的建立是城市中的青年流動人口建立核心家庭的前奏,在親密關係的建立與維繫中,也體現着原生家庭父母意願與個體自身的意願之間的博弈。在一線二線城市中的青年流動羣體,受到個體化思想的影響較大,破除傳統思維的禁錮程度更大,因此,他們擁有更加開放、自由的婚戀觀,但同時,這些經 濟發展較好的城市中,單身率也最高,擇偶困境突出,以S市為例,城市的中心公園成為相親角,為子女婚嫁着急的父母每天像上班一樣在這種相親角為子女尋覓合適的伴侶。 


(1)更加開放、自由的婚戀觀 


首先是女性主義的崛起。女性主義與個體主義同樣是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在家庭中,女性對傳統的家庭內部性別角色分工發起反抗。2019年4月,由聯合國婦女署和智聯招聘共同署名發佈的 《2019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在網絡上受到關 注,其中“成都男性家務時間超過女性”這一話題受到熱議,可見女性的個體化發展的確改善了其在家庭內部的地位。同時,青年女性單獨購房的比例上升。


2018年,女性單獨購房者比例整體達到近7年來的最高值46.7%,即將追平男性。女性也試圖從購房實踐中實現性別上的平等,擺脱傳統的男性附屬品的命運。 


其次是獨身主義的盛行。在婚戀實踐上,城市青年對自身的婚姻擁有更多的決策權。無論對於男性還是女性來説,個體本身過得很好,就不迫切希望建立親密關係,形成了一種父母催促,子女反感的現象, 也因此,在婚育觀念上的衝突成為單身青年家庭衝突的主要內容。例如本文的訪談對象之一小周描述她的情況,“我在上海一個人過得挺好的呀,自己掙錢想怎麼花就怎麼花。我不想找男朋友也不想結婚,現在出去相親完全是家裏逼的,就為了讓我爸不用再天天在我耳邊絮叨,煩死人的了。”(ZJR,2019-04-10)在大城市中,當青年個體能夠在經濟上支撐自己的生活時,進入婚戀也許意味着更大的風險。


(2)擇偶困境 


在擇偶方面,城市的青年流動羣體一方面擁有強烈的自我,另一方面,這種獨特和個性化使得青年之間的異質性增大,雙方難以達到百分百的吻合。儘管擇偶自由了,但是更難了。在思想上自主性增加,擁有了決策權,但實際上受困於現實的環境,圈子小,靠強關係介紹,經濟壓力大,特別是男性結婚成本高,真正進行到婚姻這一步還是受制於傳統的男婚女嫁習俗,彩禮和房車的壓力成為阻礙,所以抉擇仍舊受制於大環境。


在地域之間的流動也導致了城市青年流動人口在交往上的侷限性,一方面難以融入本地青年羣體之中去尋找伴侶,另一方面與家鄉的青年羣體斷了聯繫。家庭壓力使得這種困境更加難熬,城市中的青年流動羣體還會受到老家的父母百般催促和施壓。但也有一些青年的思想更加開放了,認為組建家庭並不是人一生中必須要做的事情。



結語


本文從個體化理論出發,探討中國社會的個體化在公私分離的社會大背景下的困境。如前文所述,在公私分離的背景下探討個體化困境主要涉及三個內容:


其一是就個體而言,社會成員在信仰喪失的狀態下,面臨着成為機器與成為有情感的個人之間的博弈,以及成為自由的個體與不被孤立的個人之間的悖論;


其二是家庭在個體化進程中的模糊境地,既在經濟與情感上互助,又無法在日常生活中面對面交流,伴隨着個體化發展的是居住方式上的私密性,家庭與個人若即若離的關係,唯有靠現代科技的發達來維繫,傳統面對面的情感交流被網絡化的溝通方式取代,心理上的問題越來越普遍,比如孤獨症患者、社交恐懼症患者等;


其三是個體化發展進程中整個社會的悖論,在生產過程中要求社會個體精準地合作,社會成員尋求個性化的同時被社會制度捆綁,而整個社會發展的水平又無法為社會成員提供足夠的福利來支撐其生存所需的保障。總的來説,個體化是青年個體自主的選擇,但是他們在追求自由、發展和獨特的同時卻容易誤入“空心” 的陷阱中。


同時,家庭成員之間的日常聯繫較傳統社會弱化了,城市中的青年流動個體又無法與朝夕相處的同事建立親密聯繫。這些青年流動人口正處於這樣的階段,家庭成員在流動中分離,他們需要在工作中成為沒有感情的重複勞作的機器,但在私人生活中他們又更多地投入虛擬的網絡世界中,成為想要獨立和隱私卻也想 擁有情感慰藉和生活保障的迷失個體。


作者:翁堂梅,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9期。註釋從略,詳見原刊。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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