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巧暉]多重學緣與視野開拓——民俗學學習歷程的思考

民俗學論壇2019-09-13 07: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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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學緣與視野開拓


——民俗學學習歷程的思考



作者簡介


毛巧暉,文藝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民俗學方向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民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理事、北京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民俗學等。主要出版《涵化與歸化 — —論延安時期解放區“民間文學”》(專著)、 《20世紀下半葉中國民間文藝學思想史論(修訂版)》(專著)、 《記憶、表演與傳統——當代文化語境下安澤文化尋蹤》(專著)等,主編《新編民間文學教程》(教材)。發表論文: 《民族國家與文化遺產的共構——1949—1966年中國少數民族神話研究》《現代民族國家話語與民間文學的理論自覺》《現代民族國家話語與〈劉三姐〉的創編》等五十餘篇。


職業選擇有着偶然性。在沒有手機、沒有網絡的時代,生長於華北腹地小縣城的我對身外世界瞭解極少,除了中國最好的大學和身邊哥哥姐姐就讀的學校外,其他都不熟悉。高考報志願,拿着厚厚一大本資料,漫無目的地瀏覽着高校的名字,但腦海中閃現的只是歷史老師的身影,他講課精彩,視野宏大,讓我對歷史有了莫名的熱愛。我當時就對父母説,學校無所謂,但我一定要讀歷史系。父親是英語老師,最推薦的是外語系,其次中文系,當然這些也都是他志願的延續。但作為中學教師,他當時更沉迷於教育別人家的孩子,對學習中等的我倒不甚關心,估計覺得我不復讀很難考上大學吧。結果造化弄人,高考成了我人生的巔峯,成績出奇的高,我很順利地進入離家不遠的山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這也算是進入當下職業的起點吧(一般學術簡歷都從大學寫起)。


一、無心插柳柳成蔭:

專業與課題方向


我成了大家現在經常説起的既非“985”,也非“211”高校的畢業生。1993年,山西師範大學的校長是陶本一教授,他在開學典禮儀式上的其他講話都已不記得,但有一句話銘記於心,就是“上山、下海”,他極為形象地宣講了大學生應有的志向與追求。恰逢當年我的大學輔導員對於學術極為追逐,他鼓勵全班同學考研,於是乎從大一開始就奔着考研的目的,只是當時一心想讀歷史專業,固執於對世界歷史的學習,從大三開始就選擇了北京師範大學世界上古史方向,至於如何選擇的,我似乎已經不記得了,模糊記憶中,好像是老師覺得我英語好。結果因為考研當年英語成績略差,只能轉離北京,當時不像今天,可以網上申請或電話聯繫。父母想起了奶奶的哥哥,他們都在大城市,瞭解大學,也恰因此,我在奶奶的大哥賈芝先生的幫助下,前往西北民族大學學習民間文學。我從來沒想過,會以此為職業。


對於歷史的執念,讓我對文學關注極少。當時根本不知道有民間文學這一研究方向,只是兒時的記憶中,舅爺爺賈芝回老家的時候,請我母親講過故事。在懵懂中開始了跟隨著名民俗學家郝蘇民先生學習的歷程。在西北民族大學,一切都是新鮮的,紛繁的民族節日,豐富多彩的美食。但絢麗過後,更多是冷寂的日子,面對知之甚少的專業,內心一片蒼茫。幾年前搬家,還把當時的日記翻出來,裏面大多記錄的是自己內心的失落與苦悶。每天面對的都是從未涉獵過的《金枝》《野蠻人的性生活》《文化模式》等生澀的專業著作,而且我的學習方式依然停留在大學階段的知識記憶。度過研究生一年級後,學習的痛苦開始緩解,專業似乎有了點眉目。弗雷澤有關“原始信仰和巫術活動”的論述及其巫術、宗教、科學的進化路徑,愛德華·泰勒的文化遺留物理論,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對論”等共同影響和建構着我對《金枝》所描述各區域、馬林諾夫斯基調查的特羅布裏恩德島、印第安人等遙遠文化的認知。現在依然記得有一天午後,郝先生將我喊到他家,問我今後畢業論文的選題方向。他一再詢問我:“你喜歡什麼?”他舉例,“我就非常喜歡八思巴文,我盯着它,有時候一看一天,如果我認出來了一個字,就要興奮很久很久”。如果按照這個樣子,那我沒有喜歡的。瞬間自己很沮喪,似乎二十多年,人生很少有特別喜歡的,都在為了讀書而讀書。可能本科直接讀碩士的很多同仁都有此遭遇,但沮喪過後,還是要儘快確定碩士論文的選題。突然想起老師一直強調要關注身邊的人和事,與當下所説的民俗學的“日常生活”轉向契合。在他的理念中,民俗就是生活實踐。但我最初能想到的就是山西古老的神話傳説,當我一説這一選題,郝先生就説可能你古文功底尚可,但你的專業優勢如何?後來在與老師多次長談後,聊到了全國各地都有回族,山西長治也有回族社區,他探詢式地問我是否對此有興趣,瞬間豁然開朗,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其中社區研究、村落研究,“解剖麻雀”的微型研究辦法是老師倡導的,同時郝先生也一直在踐行費孝通先生提倡的民族走廊理論等。經過老師的啟迪,我碩士論文選擇了以山西長治回族女性的宗教生活作為選題。這也就意味着對於村落研究方法的吸納,同時因為關注回族,對伊斯蘭教有了一些瞭解,也開始關注其他伊斯蘭教民族如青海的撒拉族,最初發表的幾篇論文正是關於山西長治回族、青海撒拉族的民間文學研究。


對於現在而言,如此的專業方向與課題的選擇似乎有點隨意。但於我而言,或許對於歷史的執念只是源起於少年時期的願景,並非熱愛。亦或許我不是個例,將執念與熱愛、喜好等同。反而是民間文學更成就了我的愛好與知識追求。成年之後,特別感恩碩士階段的人生歷程。當時對學術並無深刻認知,但民間文學的實地調查讓我開始發現了自己的興趣所在。直到今天第一次田野經歷依然歷歷在目,我似乎更喜歡書本外的知識獲取。聽着老人們講述,跟同齡人聊天,接觸到了不一樣的一片天地。在那一時刻,我再也沒有了無法進入歷史專業攻讀碩士的懊惱。對於碩士的選題,從現在的學術考慮,做得並不是很理想,但當時是村落研究與社區研究的一個實踐個案。我也看到郝先生地處西北一隅,他首先關注西北少數民族民俗、民間文學的研究,尤其是甘青特有少數民族東鄉族、保安族、裕固族、撒拉族、土族的研究,揚長避短,充分利用地域優勢,同時他對於當時烽煙四起的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各個理論流派兼容並收。特別是他作為《西北民族研究》的主編,關注學術動態,在全國首先將社會人類學與民俗學兼容,對於他的多學科、全球視野當時無法全部領會,但在他的學術導引下,我的視野沒有侷限於某一領域,這奠定了後來我的專業基礎。當我自己也開始做碩士研究生導師後,越發感悟到郝先生在選題時的高屋建瓴,於是乎最初自己就亦步亦趨,希望自己的學生能着眼於本地域特色民俗事象的研究,並且這一思路與理念伴隨我多年,很長一段時間都在關注區域民俗與民間文學的蒐集及其研究,直到博士畢業初期所申請與承擔的課題都是有關三晉文化或山西南部神話傳説的研究。同時,因為在少數民族民俗、民間文學研究的學習經歷,讓我在後來的研究中有了多民族文化視野,這一優勢一直髮揮其效力,讓我能較早關注到山西、陝西、河南黃河流域一帶的少數民族民俗研究,尤其是山西的回族。數年後,我也開始反思區域民俗類選題的得失之處。在最初的資料普查與積累階段,它是必不可少的;區域研究也是民俗學長期以來的優勢方法,但也因此,我固守於此法,陷入大量區域個案難以自拔。這一思路與方法的困境,在博士階段學習愈發凸顯,只是我個人最初並未意識到。


二、新的學緣吸納:

強扭的瓜也甜


碩士畢業兩年後,我又考入華東師範大學跟隨陳勤建教授在文藝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之所以選擇華東師範大學文藝學專業,就因為當時陳教授所導引的文藝民俗學方向。當然最初我只是將這一名詞簡單疊加在一起了,即“文學+民俗學”,因為碩士畢業後,我認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民俗學,但由於在文學院工作,希望能讓自己的專業融入本科教學。當然我並未意識到這直到現在都是困擾民俗學的學科定位問題。1997年教育部學科調整,民俗學調整為隸屬於社會學的二級學科,我當時只是從“小我”角度考慮到自己歷史學本科學緣,目前來看,學科歸屬與學科定位長期困擾着民俗學。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文藝民俗學滿足我的需要,而且不會遠離民俗。我也很幸運地如願跟隨導師學習。到上海的學習歷程開啟後,突然發現與碩士階段的研究方法、思路與理念極為不同,蘭州與上海的城市文化更是大相徑庭。


陳教授是古典文藝批評出身,他最初從事《文心雕龍》的研究,後來在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兼職工作,當時主持《採風》雜誌。20世紀80年代,在多學科交叉、新學科發展之時,他積極推動文藝民俗學。他的學術淵源以及後來在日本的交流學習,使得他對於民俗有其獨到見解。他期冀“在民俗和文藝學的結合點上,共同建構新視角、新方法和新理論”。學習初始之時,我對他的理論導向尚無明確領會,只是沿襲碩士階段研究,希望自己博士畢業論文能從事山西某一地域民俗文化事象的研究,這樣調查方便,再加上在大學兩年的從教經歷,積累了田野經驗。這一設想,讓我對博士學業很樂觀,似乎美麗的前景就在眼前。有了這一想法,就開始倦怠,首先在閲讀專業書籍上,不浪費“精力”,集中翻閲對所選課題“有用”的書籍,對於老師的博覽羣書要求置若罔聞,看到老師對於吳越鳥信仰、稻作文化等似乎開合很大的專業半徑沒有關注。直到老師在講授他關於“民俗之民”“民俗之俗”的闡釋,尤其是他對於民俗知識與中華民族文化基因關聯的論述,他提出的民俗學之“民間”概念的流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而且當時陳思和教授也提出了“民間的沉浮”,他以“民間”為視野梳理當代文學史,以此我和陳勤建教授、劉穎博士合作撰寫了20世紀民俗學視野下“民間”內涵、外延的變遷,以此迴應當時學界對於“民”“俗”的討論,並作為會議論文參加了2003年中國民俗學成立20週年的大會,當時對於“民間”“民”等討論,2015年高丙中教授將其刊發。這是我撰寫的第一篇關於民俗學學術史的文章,但尚未想過以學術史為選題方向。在談論博士論文選題時,陳教授堅持我最好不要侷限於山西,這樣的選題地域性意義很強,但博士論文更要思考的是普遍性意義,對接學界的主流問題。陳教授從事民俗學研究,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到北京師範大學鍾敬文先生處訪學,他提到當時鍾先生就希望有人對延安時期的民間文學進行研究。但是長期以來,沒有人對此係統、全面研究。他認為我有條件,也有能力完成這一方向。瞬間我有點發懵,首先我已經不關心歷史了,甚至忘記了自己本科是歷史專業,倒是導師提醒我的本科教育,對此會有很大幫助,或許這就是老師吧,他對你的瞭解更全面,甚至連你自己都忘記的因素,他都會考慮。其次,我覺得這一題目太“文學”了,我只是希望給自己的民俗學加上“文學”的修飾詞,並非真要進入“文學圈”。最後,也是自己的懶惰之處,這個課題是全新的,一切要從頭開始。但在老師各種理由的説服下,我似乎也覺得這個題目適合自己。但真正開始之後,才知道這一選題遠比想象的要難。記得有一次關於延安時期的學術討論會上,有位老師提到,不閲讀延安的史料,你不會對這一時期文學有全面、深入的瞭解。在不知情者眼中,這一段似乎就是“簡單”“單一”“政治”等字眼。從到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等資料尋檢開始,記得自己走入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看到大量呂驥在魯藝時期調查資料的油印本,震驚,也很難過。大量的資料散落在角落裏,落滿灰塵,沒有整理的油印本很多已經散落、破損。看着當時的資料,感慨對於學術遺產研究不足的同時,慢慢開始感恩自己能有機會接觸這一段塵封的歷史。同時也走訪了這段時期的親歷者賈芝先生,翻閲了他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日記。在片段資料蒐集、整理中,更感悟到學術史對於學科的意義。2004年12月,陳老師推薦我前往日本神奈川大學從事交換學習,遇到日本愛知大學周星教授,他對於民間、民具、民藝的考察與理論亦觸動我,包括在日本國立民俗博物館考察和柳田文庫的參觀,更是認識到中國民俗學學術史研究之不足。


博士論文的完成,有很多不盡如人意之處,這既是博士論文的慣有表述,也確實是博士論文完成後內心真實的懊惱,不知道其是不是有共性,當時就覺得如果自己能再努力一些,如果能夠再延長一個月的時間,自己會做得更好,往往都是寫完結語後,才發現,突然思路開始清晰了。尤其是當時特別想梳理清晰延安時期民間文學與《歌謠》週刊發刊詞所提倡的“學術的”和“文藝的”兩個目的之間的關係。或許強扭的瓜也會甜吧!在蹣跚前行中,開始熱愛上了這種耙梳。至今都回響在我腦海裏的是,答辯當天,我無精打采順着PPT讀的同時,突然卻冒出了一句“強扭的瓜有時候也甜”。後來在導師評議中,復旦大學鄭元者教授説,你脱離了PPT後,説得最好。估計因為是肺腑之言吧。之後自己開始給學術方向貼上了“學術史”標籤。因為這一標籤,我倒是沒有意識到,自然也就無法接受陳老師關於“普遍性意義”的理論思考,只是認為以前的方向注重田野調查,現在所選擇的以“文本”為主,同時發揮自己“田野”優勢,這樣超越一般文學史的研究。恰恰沒有思考,區域民俗與解放區民俗之間的分野與聚合,而這也是當下民俗學經常混淆或不予深究之處,比如“都市傳説”“當代傳説”等研究,是傳説學新的分支,還是他們只是修辭意義?這一與老師理論訴求的擦肩而過,讓我在博士後期間有了彌補的機會。


我人生第一次,做了回將理想付諸實踐之事,“延安時期解放區民間文學”是導師“命題”,但“強扭”的瓜並未隨着博士畢業而蒂落。我希望能進一步完善延安時期民間文學不同文類,做類似於洪長泰對於盲藝人韓起祥的研究,探究經典文本《王貴與李香香》等的撰寫過程,並進行實地回訪,將其與當時流傳於三邊地區的民歌進行比較,因此選擇進入博士後流動站。這恐怕也是我開始專業追求的真正起端。


三、學緣交叉:

開闊視野與能力提升



如果博士畢業就停止學習的話,我不知道自己目前在幹嗎,也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會像今天這樣在專業領域繼續前行。這倒不是説每個人都要有漫長的學習時間,但對於專業意識萌生較晚的人,博士後期間遇到鄭元者教授這樣治學嚴謹,兼跨美學、藝術人類學、民間文學多學科的學者令我受益終生。


博士畢業後,我申請了復旦大學中文系新成立的藝術人類學與民間文學專業方向的博士後,跟隨鄭元者教授繼續學習(儘管博士後是合作研究,但我更願意用“學習”)。鄭元者教授《藝術之根——藝術起源學引論》從“歷史優先原則”探討藝術的起源,他所提出的獨特的“W1—H—W₂”藝術起源問題環的概念以及藝術起源研究的重要基礎問題,即因果問題和情境問題等是當時國內較早從藝術人類學視野審視藝術的思考。後來他在藝術人類學理論的建構上更是表現了自我獨特的追求,較早意識到原初藝術人類學僅限於對無文字小型社會考察的侷限性,提倡將研究視野擴充到“全景式的人類藝術景觀”的審視,並以“尋求對藝術和人生的真理作出自己的理解”為理論訴求。同時他關注學術思考的問題鏈,提出了問題闡釋存在着三個層面,即自相關、有關相關和無關相關。他在學術史梳理中一再提醒我要關注如何梳理出民間文學學術史、思想史發展過程中的“中國問題、中國話語”,並在此基礎上思考如何形成適合於此的“中國理論”。他的思考恰是21世紀初期,各個學科理論、話語本土化的對接與迴應,而他的啟迪讓我開始重新梳理博士期間對於民間文學學術史的理論起點。他的理論思路“文藝學”色彩顯著,但其背後更多是打破時空區隔的思想索道之追逐。他的理論對於美學零起點的我接受起來很艱難,很多理論夾生吸納,現在依然能看到其薄弱之處,但這段美學、藝術人類學學科交叉的學習拓展了我的知識儲備與理論視野。


我開始嘗試“大階段”研究,將其拓展為“20世紀下半葉中國民間文藝學思想史論”。對於到底是“學術史”還是“思想史”,也是掙扎很久,生硬地啃完曼海姆的著作,再加上當時葛兆光、汪暉等諸位先生思想史著作問世,亦受到“問題史”等新史學方向的影響,尤其是趙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俗學思想史論(1918—1937)》一書圍繞問題史構築學術史的啟迪,終於在原初的預想基礎上有了提升,可能與鄭元者教授最初預設“民間文學文學性”的探索還有很大差距,但是對我個人的學術而言,這次算是自我選擇與學術引領人的提升共同發力。自此在這一方向上前行,到今天依然沒有達到鄭元者教授的要求,但總是安慰自己,至少我一直在努力。而這一視野的交叉與提升,讓我在數年後申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家話語與民間文學的理論建構(1949—1966)”時,嘗試用全局視野觀照特定時段的學術發展,而這一時期的意義恰在於其對於學科思想軌跡的理論價值。這也與當下民俗學領域的村落研究反思異曲同工。目前正在完成的北京市宣傳部重點委託課題“北運河流域民俗文化普查及民俗文化志編纂”中,對此有了進一步的貫徹與思考。課題組在討論這一課題撰寫時,同樣遇到了如何打破傳統村落民俗志的範式,而其背後思考的恰是突破民俗學的村落研究,而這也是當下民俗學領域探索與思考之點。打破村落侷限,突出“流域”特色成為課題推進的方向。這些嘗試讓我開始進一步深化打破“時空”區隔的學術認知。貌似不相連的“延安時期解放區民間文學”“20世紀下半葉中國民間文學思想史”“1949—1966年民間文學學術史”“北運河民俗志”等,其背後的理念則有着一致性,而這些恰受益於多年來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文藝民俗學、藝術人類學與民間文學等多學科理論視野的交融。


結  語


對於我的學術歷程,大家看到後一般第一句都要問,“你去了好多地方啊?”熟悉了的朋友就會開玩笑“讀個書都要換這麼多地方,你可真是一個喜歡玩的人”。我最初只是笑笑,也從來沒做過深入思考,感覺與自己的人生境遇有關,如果我不在高校工作,可能不會繼續讀博士,因為我畢竟不是一個那麼努力用功的人。但當靜心思考後,慢慢覺得或許看似隨意的專業選擇,課題認領,其中有着某種必然。尤其是從碩士、博士、博士後不同階段,不同老師的教授,恰經歷了不同學科,即使同一學科,也是不同學術取向的碰撞。當時可能並未感悟其背後的學科理念與研究思路,但在後來,正是在多學緣的吸納中,開始瞭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説的“椰殼碗外的人生”。而我也是在不同學科視野學習、吸納後,意識到了先生們對於學術追求的共同之處,同時也兼顧了彼此的不同,當然諸位先生的優長,各學科的研究範式,可能需要我盡一生的精力去吸納與內化。但我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學習經歷與個人得失經驗分享,讓很多與我有類似學術背景的朋友為鑑。

注:原文載於《民族藝術》2019年 第4期

圖文來源:微信公眾號 民族藝術雜誌社 2019-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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