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日!中國戰區16場大受降:北至平津古都,南到越南河內

國家人文歷史2019-09-11 06: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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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盟軍在密蘇里號戰列艦上的受降儀式與9月9日國民政府在南京進行的受降典禮早已為人們所熟悉,相對鮮為人知的是,在勝利之年的中國,北至平津古都,南至台灣、越南,國內外一共有16個受降區。


在那個勝利的秋天,全國各大戰區都在進行着屬於自己的受降典禮。
 

芷江洽降意味深長


8月15日,深感已無法挽回失敗命運的日本天皇發表“終戰講話”,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即日本無條件投降。這一天成為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日。

日本雖已投降,但大量侵華日軍仍佔據着華北、華東等地的主要城市,國內政治局勢又風雲詭譎,因此接收失地與舉行受降儀式成為國民政府要考慮的首要之事。8月15日,國民政府正式接獲日本致中、英、美、蘇四國的投降電文後,蔣介石派遣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接受日本投降,並對各大戰區做受降部署。

據何應欽所著的《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一書記載,“日本宣佈投降以後,我軍即按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所劃分之受降區規定,接受日軍投降。中國戰區受降範圍,依劃分應為中華民國(東三省劃歸蘇俄受降)、台灣,以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日軍投降代表為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

1945年8月17日下午5時32分,蔣介石接到岡村寧次發來的覆電,岡村寧次原計劃派今井武夫等人到江西玉山與中方洽降,但當時的玉山機場因雨後損壞已不能使用,同時環境也不安全。相對而言,湖南的芷江機場保存完好,可供各種大小飛機起降,又駐紮了裝備精良的新編第6軍,於是中國方面做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決定:讓日本人到芷江來洽降。

1945年8月21日,湖南芷江機場,由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派遣的洽降使節今井武夫少將等人步行出機場

一切就像命運冥冥中的安排,僅在幾個月前,侵華日軍為奪取芷江機場,集結了7個師團約七、八萬人之兵力,在第20軍司令官阪西一良中將的統一指揮下向湖南西部發起進攻,引發了被稱為中日“最後一戰”的湘西會戰;湘西的戰爭從4月打到6月,數萬遭遇中國軍隊頑強阻擊的日軍被困在茫茫雪峯山中,寸步難行,直至會戰結束,他們的作戰目標芷江仍安然無恙,而日軍在雪峯山的失敗更像是全面戰敗的預演。無獨有偶,湘西會戰的中方總指揮正是後來代表中國戰區受降的何應欽。僅僅在兩個多月後,日本投降的消息就傳到了湘西,芷江變成了沸騰的海洋。

8月18日,蔣介石電令岡村寧次於21日派代表到芷江洽降,同日,芷江的納降準備工作全面啟動。中方成立了“日本投降簽字典禮籌備處”,由廖耀湘擔任主任委員,典禮地點選在了位於芷江縣城七裏之外的七裏橋空軍第5大隊營房。

8月20日,何應欽乘坐飛機由重慶飛往芷江。同日,岡村寧次的代表,今井武夫一行人也由南京祕密飛往漢口,並於21日乘坐岡村寧次的專機飛往芷江。日本高層的洽降之行之所以要祕密進行,是因當時日本軍隊中還有很多少壯派官兵不願接受戰敗的事實,並極力以武力阻止投降,這樣的背景環境給洽降典禮平添了幾分肅殺緊張的氣氛。前往芷江之日,當今井武夫乘坐飛機飛至洞庭湖上空時,他意外發現機艙內有一挺機槍,頓時驚出一身冷汗,立即命令隨從將機槍扔進了洞庭湖中。最後今井一行總算是在中美空軍三架戰鬥機的監護下平安抵達芷江。

據當時負責洽降工作的新編第6軍第14師作戰課長的王楚英回憶,8月21日,“芷江城風和日麗,我和鈕先銘、王啟瑞等人乘車各處巡視,檢查今井武夫住處的接待準備和警衞工作。芷江城到處彩旗招展,扎有巨大V字的牌樓矗立在城門口和主要道路上。沿機場到城內陸軍總司令部所在地——萬壽宮的路上,每隔一段距離就並排站着武裝憲兵和新六軍士兵,精神抖擻、英姿颯爽。芷江軍民一大早就羣聚街頭,歡慶抗戰勝利,都想親眼看一看日軍投降的場面”。今井一行人“默然無語,神態憂傷,舉止呆板,任人拍照。記者此前已接到通知,禁止對日本降使作現場採訪,所以沒有人向他提問”。

1945年8月21日,湖南芷江,日軍洽降會場,日方代表今井武夫閲讀完何應欽要求轉交給岡村寧次的《中字第一號備忘錄》後,在文件上簽名

8月21日至23日,中日雙方代表在湖南芷江舉行了日軍洽降典禮。會上今井武夫只言“停戰”,隻字不提“投降”,這令主持洽降的蕭毅肅將軍十分不滿,他對今井訓斥道:“日本無條件投降已成事實,日本天皇已廣播了日本投降詔書,你剛才不用‘投降’而用‘停戰’,殊為不妥,應予糾正。”

8月22日,何應欽召集各方面軍司令官、部分戰區司令長官及海、空軍負責人共同商討了受降事宜,隨後,他根據蔣介石指示將中國劃分為15個受降區,並指派各地受降主官。26日,何應欽又宣佈台灣、澎湖列島為中國戰區的第16受降區,至此,一場大受降開始了。此時此刻,作為戰敗一方的日軍代表們早已沒有了當初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洽降工作結束後,今井武夫等人個個面帶戚容,臉色陰沉地步入岡村專用的MC號飛機的機艙,飛離芷江。多年以後,今井武夫在其回憶錄中説:“我們乘坐的MC號機,是為了顧全日軍最後的體面而選擇借用總司令的專機,它飽經長期戰爭的苦難之後,漆皮脱落,彈痕累累,看着就寒酸,不由得使我聯想到一首詩:飽經歲月苦,線朽亂橫斜。且顧殘衣甲,襤褸難遮掩。”
 

“三九良辰”大受降


芷江洽降典禮結束後,各大受降區的納降工作開始陸續進行。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擔任受降主官的浙江受降區首先進行了受降儀式。9月4日,中方受降代表、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前進指揮所主任韓德勤中將等中國將領在富陽縣長新鄉宋殿村接受了日方代表通澤一治大佐等人的投降,並先後接收了嘉興、金華、杭州、寧波、廈門等地。據説在宋殿村受降時,整個大廳四壁都被圍滿了白布,這是當地一個叫林鎮南的年輕人在聽聞日軍投降的消息後定製來送給日軍的“禮物”,林鎮南老人多年之後仍對受降廳的“白布”記憶深刻:“只有辦喪事才用白布的,我們知道鬼子猖狂的日子到頭了。”

就在富陽受降的第二天,何應欽致電岡村寧次,通知其中國戰區受降儀式的時間、地點及雙方出席的人員。中國戰區的受降典禮地點定於南京,何應欽認為這有兩層含義:第一,1928年到1937年間南京是國民政府的首都,雖於抗戰初期淪陷,但在抗戰勝利後,南京仍要作為中華民國首都。第二,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軍攻陷,日寇在這裏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這段歷史不應遺忘,故而以南京作為受降地最為合適。同時,何應欽根據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的規定向岡村發出了中字第十七號備忘錄,特別強調:“1.日軍繳械時,不舉行收繳武器之儀式。2.日軍代表正式投降時,不得佩戴軍刀。3.凡日軍所有軍刀,均應與其他武器一律收繳,一俟正式投降,日軍即不得再行佩戴軍刀。以上規定,在中國戰區一律適用。”

中國戰區受降典禮時間定為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正如古人詩云“三九良辰佳氣藹,聽重重相賀歡聲溢”,“九”是中國傳統中認為最為吉利的數字,它代表崇高與完善,選擇在這一天受降亦有象徵抗日戰爭取得徹底完全勝利之意。據韓文寧的《戰區大受降》一書記載,9月9日這天的南京城“披上節日的盛裝,到處張燈結綵,人們像過節一樣興高采烈。主要街道均用松柏樹紮起彩色牌樓,上面懸掛着中國國旗和國民黨黨旗,紅色的‘V’標記在旗幟之間,牌樓中間嵌着‘勝利和平’4個金色大字⋯⋯中國陸軍司令部廣場四周旗杆林立,聯合國52個國家的國旗迎風飛揚,每個旗杆下面,並排站着一名武裝士兵和一名憲兵,他們頭頂鋼盔,腳蹬皮鞋,身着制服,手戴白手套,緊握衝鋒槍⋯⋯軍校南大門前,建有一座用蒼松翠柏紮成的高大牌坊,上面橫匾‘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是紅底金字,尤為醒目”。

1945年9月9日上午,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江蘇南京黃埔路中央軍校舊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禮堂舉行

簽字典禮的地點選在中央軍校(黃埔軍校)禮堂,那是一座二層木建築,但在9日那天卻顯得莊嚴肅穆,戒備森嚴。禮堂中央“懸掛孫中山先生遺像,兩旁是中國國旗和國民黨黨旗,下端點綴了紅色‘V’字與‘和平’兩字。遺像對面的牆上掛着中、美、英、蘇四國領袖的肖像”。參加典禮的除有何應欽、湯恩伯、鄭洞國、冷欣、廖耀湘、谷正綱等中方軍政要人之外,還有美國的麥克魯少將、英國海斯中將、法國的保義上校以及加拿大、蘇聯、澳大利亞等同盟國家的軍官等數十人,整個會場的中外觀禮官員共計400餘人。

9日上午8時45分,岡村寧次及其隨從共7人分乘3輛小車到達受降現場,與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時一樣,以岡村為首的日本代表們個個灰頭土臉,失魂落魄,任憑中外記者們拍照。時隔多年,曾親歷過南京受降儀式的抗戰老兵趙振英仍記得當時“日本人老老實實低着頭走路,不抬頭,七個人坐在那就把帽子摘了,只有岡村寧次的帽子放在面前桌子上,其餘人拿着帽子坐着”的情景。當所有代表坐定後,何應欽宣佈可以拍照5分鐘,這時會場燈光閃亮,中外攝影記者們紛紛拍照,記錄下這一莊嚴而神聖的歷史時刻。

中國戰區16個受降區之一的廣州受降儀式現場

上午9時,受降簽字典禮正式開始。主投降官岡村寧次將投降簽字儀式代表證書交給其參謀長小林淺三郎,由其遞送給何應欽過目。何應欽閲覽之後,將擬定的投降儀式書(日文、中文各一份)由中國陸軍總參謀長蕭毅肅交給岡村寧次。隨後岡村寧次低頭看過投降書的內容後,提筆在投降書上簽字並蓋上其圖章。待典禮結束,岡村寧次等日方代表依次退席,何應欽則發表簡短講話:“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已於本日上午九時,在南京順利完成。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八年抗戰艱苦奮鬥的結果。東亞及全世界人類和平與繁榮,亦從此開一新紀元⋯⋯”
 

跨國受降與台灣光復


南京中國戰區受降典禮結束後,全國各個受降區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納降工作。1945年9月11日,由湯恩伯主持舉行了上海地區的受降儀式,日方代表鬆井久太郎在投降書上簽字;9月14日,由薛嶽為受降主官的江西地區受降在南昌中山路中央銀行舉行,日軍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兼第11軍長笠原幸雄作為代表在降書上簽字;9月15日,長衡地區的受降長官王耀武與美軍代表金武德在長沙湖南大學操場上舉行受降儀式,接受了日軍第20軍團司令官阪西一郎中將投降⋯⋯各地的受降儀式中,由盧漢將軍主持的“跨國受降”尤其值得一書。

根據《開羅宣言》 《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精神,盟軍統帥部於1945年8月17日發佈第1號命令:越南16度緯線以北地區的所有日軍無條件向中國政府投降。日本投降後,第1方面軍司令官盧漢奉命代表中國政府率部開赴越南對當地日軍進行受降,這是中國16個受降區中唯一的一個境外受降區,所以也被稱為“跨國受降”。1945年9月8日晚,以雲南將士為主體的中國軍隊在盧漢的統一部署和指揮下,開始分數路向越南北部挺進。部隊抵達越南後,首先對當地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進行集中管理。

1945年9月28日,這次特殊的跨國受降儀式在河內順利進行。張同友回憶説:“移交槍支後,日本兵單身回到兵營,不許出來。然後有船隻送走他們,中國軍隊解押他們,他們有不願回日本的,就在越南下鄉。但是當時越南也有游擊隊,(日軍)也不敢亂跑。”

在抗戰勝利、舉國狂歡之際,被日本佔據了50年之久的中國台灣也迴歸到祖國的懷抱。根據《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的規定,日本投降後須將中國台灣、澎湖列島主權歸還中國,何應欽於8月26日將台、澎地區劃為第16個受降區,並指定台北為受降地點。為了讓中國台灣地區的受降和接收能夠順利進行,國民政府與中國軍隊投入了更多的力量,在受降儀式結束後花了半年之久的時間才完成了中國台灣的接收工作。

1945年10月25日,國軍將領於日軍受降典禮後在牌樓下合影,台北公會堂

1945年10月25日上午,“中國戰區台灣受降典禮”在台北公會堂(現中山堂)舉行,典禮隆重而莊嚴,中國的受降主官為陳儀將軍,日軍代表為第10方面軍司令安藤利吉。當安藤將簽完字的降書呈送給中方後,主受降官陳儀即向全世界廣播:“從今天起,台灣、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政府主權之下。此極為有意義之事實,本人特向中國同胞及全世界報告周知。”

為紀念中國台灣光復,國民政府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1946年8月頒佈命令,定10月25日為“台灣光復節”,簡稱“光復節”。
 

北平受降10萬人觀禮


從1937年的夏天開始,刺眼的膏藥旗便飄揚在古城北平的上空,八年來,北平的市民在日軍的刺刀下過着戰戰兢兢度日如年的生活。直到1945年秋天,當勝利的消息傳來之時,整個古都都沸騰了,在侵略者鐵蹄下度過了八年的人們迎來解放,他們歡呼雀躍,相互道賀。街道上的商店門前貼出了“慶祝勝利”等標語,天安門前豎起了一塊書有“還我山河”四個白色大字的黑色大型標語木牌。肆虐了整整八年的膏藥旗相繼被扯下,闊別已久的中國國旗再度在北平的上空迎風飄揚。

日本宣佈投降後,蔣介石即於8月18日電令第十一戰區長官孫連仲為主受降官,負責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地區日軍華北派遣軍的直轄部隊。隨後,何應欽在芷江電告孫連仲,指定北平為受降地點。當勝利消息傳來之時,自是有人歡喜有人愁,在北平城裏的日軍開始販賣槍支等物品;有兩名日本士兵因爭搶一個饅頭而大打出手;日僑為了回國也紛紛開始四處籌錢。當然,也有不少“死硬派”日軍故意破壞倉庫和武器,並轉移武器資料,甚至蓄意鬧事。對此情況,時任華北受降區北平前進指揮所主任呂文貞將軍召見了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將,要求其對部下“應切實負責,防止再次發生(此類事件)”。

中國受降官孫連仲在“受降主官”下簽字

相比其他受降區,北平的日軍似乎更為囂張跋扈,他們竟向中方提出在受降儀式上佩戴軍刀、勛章的要求,妄圖保留所謂“帝國軍人的尊嚴”。這一違反同盟國規定的無理要求自然遭到中方嚴詞拒絕。為挫滅日軍的囂張氣焰,呂文貞將受降地點由原定的中南海懷仁堂改為故宮太和殿,並且受降典禮要公開隆重。1945年10月10日,秋高氣爽,風和日麗,又逢雙十國慶,故宮太和殿廣場前人山人海,受邀參加儀式的有多名盟國要人。國民政府國防部部長白崇禧蒞臨現場監督。

1945年10月10日,北平。中國戰區華北日本投降儀式在故宮太和殿舉行,場面恢宏

上午9時50分,軍樂響起,擔任受降主官的孫連仲偕同呂文貞步入太和殿廣場,在司儀的宣讀聲中,日方代表根本博在降書上一一簽字蓋章後呈交給孫連仲將軍,隨後又舉行了“獻刀儀式”,日軍投降代表根本博、高橋坦等人依次呈獻了21把軍刀。當日觀禮羣眾超過10萬人,整個太和殿廣場被擠得水泄不通,典禮場面之規模甚至超過了南京受降儀式。
 

中共抗日武裝反攻與接收


在國民政府指定的16個受降區主降官中,沒有一位是中共將領。不過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早在抗戰末期就已對日展開大反攻和武裝接收。

日本天皇於8月15日宣佈投降後,八路軍、新四軍也開始進行接收工作,當時不少日軍宣稱只向政府軍投降,拒絕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因此八路軍與日軍在“八一五”之後依舊不斷髮生戰鬥。例如駐山西的八路軍就曾幾次對據守沁縣的日軍展開強攻,雙方互有傷亡,後因沁縣日軍向閻錫山部繳械而告終。與此同時,在河北、山西、蘇北等地區,中共抗日武裝也開始強行對日受降。武裝接收的過程中,國共兩黨部隊矛盾重重,摩擦不斷,甚至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日本投降後,山西閻錫山部的第19軍軍長史澤波奉令率4個師在上黨地區接受日軍投降,不巧撞上了同樣準備對日進行武裝接收的劉、鄧部隊,繼而引發了著名“上黨戰役”,此役閻錫山部3.5萬人被殲,第19軍軍長史澤波淪為戰俘。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日本投降後國共雙方因受降而爆發的大小武裝衝突成為內戰的序曲。

從1945年9月4日至12月27日,16個受降區的受降典禮先後完成,但接收與繳械卻經歷了更為漫長和坎坷的過程。據何應欽所著的《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一書記載,投降的侵華日軍共計1283240人,接收時間持續到1946年。各地的受降儀式結束後,中國政府進入逮捕戰犯、審判罪魁的環節。


【國家人文歷史】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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