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呈|在一百年前的東北,這三位日本人究竟看到了什麼

大家2019-09-11 05:45:31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日本,在對中國圖謀殖民地化的過程中,也推進了近代日本學界的中國研究,事實上這是一種把侵略正當化的學術。在這麼一批日本學者中,鳥居龍藏是其中的先驅,後文提及的江上波夫也是後來者。


鳥居龍藏對滿蒙地區的考察與當時日本政府懷柔滿蒙地區、分裂中國的侵略政策相關。他在滿蒙地區多次實地調查,首行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受東京人類學學會的囑託,在當時日本軍方的協助下進行的。不過,據説作為考古學巨擘,鳥居龍藏本人是反戰的,並非是日軍侵華的擁護者。


日本人類學家、考古學家鳥居龍藏


儘管他在人類學領域有重要聲名,但普羅大眾不太可能去觸碰鳥居龍藏的《苗族調查報告》《滿蒙古跡考》。他的《蒙古旅行》則不然,即使對人類學專業沒有認知的讀者,也可以讀得津津有味,因為這是一本“無引用參考,盡記每日映照入耳之事而已”的日記,敍述過程正因學者的面無表情而更加耐讀。


《蒙古旅行》,[日]鳥居龍藏 著,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


1909年1月,鳥居攜其妻女從赤峯向北出發,歷經三年,沿途寫下這本日記。儘管鳥居龍藏是日本學界率先引進歐美髮達國家的技術在海外實施田野調查的先驅,攜帶着當時甚為昂貴並且不易操作的相機,但這一路畢竟是烈風朔朔,飛沙走石。路上搭乘的馬車是包鐵車輪,沒有膠皮輪套,可以想見何等顛簸。更有渡河時濁水暴漲,浮冰橫流,各種危困,鳥居龍藏自己説 “如今回首,不禁戰慄”。但他這本日記,行文淡然,絲毫沒有氣氛上的渲染,也未曾被帶上情緒講述。鳥居龍藏的個性,在其敍述風格里可見一斑。


攜妻帶女的長途野外考察生活,頗值一敍。鳥居龍藏的女兒幸子剛滿週歲,就跟着騎馬露宿,但在《蒙古旅行》全書裏描寫幸子情狀的只有四五處,也都是一筆帶過。而其妻子君子則因此寫下了她自己的著述《從土俗學上看蒙古》。


鳥居龍藏和他的妻子君子


鳥居龍藏和他的妻子在中國


更有意思的是,鳥居龍藏的兒女從小在田野調查方式的耳濡目染下,也逐漸進入學術領域。1924年之後鳥居辭去東京大學的教職,成為學術個體户,成立了“鳥居人類學研究所”,成員包括了他的家人,除了妻子,還有19歲的長男龍雄,17歲的長女幸子,14歲的次女綠子,8歲的次男龍次郎。這個情況,也幾乎有人類學研究的意義了。


日本的鳥居紀念館


作為日記,難免或者説必須提及同行者和所遇者,鳥居龍藏在這樣的細節裏,毫不掩飾對當地人的傲慢態度。這一程有衙役隨扈,拜訪王府,沿途投宿,但衙役稍有怠工或投宿人家招待不週,他則大加呵斥,並把自己的呵斥如實記下。比如:


走進一小村,根據衙役的指引,我們走進一户蒙古人家。主人不在,其妻靜坐不招待。我命衙役呵斥,其妻倉促招待。”


我們的車輛雖被牽至該村的台吉家,然其非常討厭我們。最初,命其準備各種物品,多以沒有相敷衍。我們對其大加斥責,其態度多有轉變,遂準備各色物品。”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多枚舉。而這些當地人和衙役,無一例外地在他的呵斥之後道歉賠禮,態度轉變幾乎帶有滑稽意味。哪怕鳥居龍藏的做法帶有壓迫性質。比如他為了研究薩滿,便把女巫召到他投宿的那家人家裏,該户主人對此十分不悦,因為對於蒙古人來説,只有家中有病人或是發生凶事的時候才會找女巫。鳥居龍藏理直氣壯地寫:“我們遂向主人解釋,將女巫召至家中完全是為學術調查。”


鳥居(右邊的騎馬者)在中國


可以想見,鳥居龍藏並非受人歡迎的一行,他自己似乎對此也不以為然,在某次離開村落時客觀寫道:


衙役經常嚴厲地呵斥該户人家的男女主人,我們亦是狠狠責備,想必他們心中是非常抵觸的,在我們乘車將要離開的時候,他們急忙將昨夜我們睡過的帳篷疊起,又向外拋灑食鹽。這是蒙古人為清除家中穢物的風俗。”


讓人歎服的是,鳥居龍藏對於別人討厭他並不激憤,反而煞有興趣地研究起這種用鹽驅邪的風俗,並説與日本的阿依努人風俗接近。


在做田野筆記的鳥居


相比於蒙古人鳥居龍藏更加厭惡漢人。他的漢人馬伕有一次路上生病腹痛,第二天卻能繼續出發,鳥居對此評價:“依昨夜情形,思忖馬伕多不勝任今日之旅行,然中國人多愛財,依舊跟隨我們出發。”他呵斥對他招待不週者,但遇到對他熱情忠厚的,卻極少流露感激,總是一筆帶過,甚至藉機強調日本人的清高:“臨行,該户主人以銀兩相贈以全餞別,日本人不好錢財,遂辭謝。”


這些細節和情狀,間接地讓我們理解知曉當時考察者對待當地人的心態。彼時很多日本學者都有濃重的民族主義思想,清末時的日本還對一些親日蒙古王公進行經濟資助和軍事扶持,很多日本考察者的態度都是親近蒙古族而反感漢族


而這些敍述風格也跟作者本人的個性相關,比如遲了幾年出發的人類學家江上波夫、橫尾安夫等一行,也走了與鳥居龍藏相近的考察路線,並寫了《蒙古高原行紀》,行文風格和處事細節似乎要遠比鳥居龍藏的《蒙古旅行》温柔一些。


《蒙古高原行紀》,[日]江上波夫等 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他們在路線上也有一些重疊,比如在林西路邊,江上波夫就發現一些疑似遼金元時代的石塊,當地醫院的院長告訴他説,去年鳥居龍藏經過此地時,也對這些石塊產生了強烈興趣。這是兩個學者隔空的默契。


日本學者江上波夫


沿途測量蒙古人體格,這是他們當時的常規工作,考察各種自然環境對民族羣體的影響。江上波夫一行比鳥居龍藏做得更多的就是沿途給當地人看病,並總結出了當地人最普遍的疾病是皮膚病、腳氣、梅毒、沙眼、肺結核患者之類的傳染性疾病。免費看病也並非完全出於善舉,同時也增加了他們對當地人體格的瞭解,是一個瞭解當地人的渠道,比如他們由此記錄下:健康的人因為聽説接受測量可以得到仁丹和糖等物品,所以紛紛來測量;給一位結膜炎患者送了一付墨鏡之後,前來要眼鏡的眼病患者忽然增加了。


江上波夫的日記中記錄了很多温馨又無關緊要的日常場面,比如孩子撫摸手術後的小羊,比如夜晚打開留聲機吸引附近所有的人過來圍坐傾聽,比如請車伕喝酒和抽煙,相談甚歡。這些幾乎帶有抒情性的情景,是鳥居龍藏的日記裏所沒有的。


江上波夫拍攝的蒙古小孩


當然,江上波夫一行遇到討厭的人,不會比鳥居龍藏所遇到的更少。比如在貝子廟附近,近百個喇嘛向他們圍過來,用烏黑的手摸着他們的衣服和帳篷和行李。對這一切,他們的反應卻僅僅是“啞口無言”地困窘着,但這些喇嘛們“並沒有顧及我們的困窘,仍任意摸索”。對此,江上波夫覺得與其無奈,不如趁機做些紀錄,所以他們在日記裏記下了這些喇嘛的問題:“日本在西藏哪個地方?”“有生長鬍子的藥嗎?”“這個帳篷這麼白,不漏雨嗎?”這些提問也成了珍貴的素材。


江上波夫繪製的蒙古包


對待漢人的態度,江上波夫舉例指出了“蒙古人在經濟方面受漢人欺壓的情況。”但也在一些細節上,客觀描述了漢人的力量感。比如山谷中看到了漢人的大片耕地:


“經過艱難跋涉,我們的馬車終於來到漢人的耕地旁,蕎麥的白花劃出一片片四方形的耕地,用土牆圍起的農家小院顯得十分僻靜。在興安嶺的山坳中, 這樣偏僻的地區仍有漢人來這裏開墾土地,是完全出乎我們預料的,並對漢人不斷擴展生活區域的能力十分欽佩,這些名不見經傳的農民拿着鋤頭和鐵鍬,即可以征服自然,這給我們人類生活帶來了深刻的啟迪。”


這樣的帶有情感的筆觸,在鳥居龍藏書中幾不曾見,當然這樣對比也許不太公平,除去時代原因,記錄者的行文習慣也是重要因素。有人更喜歡閒逸温柔的敍述,有人則喜歡乾燥低調的表達。但反過來説,行文習慣也恰好能見作者風格。這個世界的真相,往往在一些無關緊要的細節裏,尤其對於旁觀者來説。而讀者,是最為自由的旁觀者。


江上波夫和鳥居龍藏都是學者,所以他們的日記,差異終究算不上巨大。直到閲讀夏目漱石的日記,才發現學者的遊歷和作家的旅行是多麼迥異,單獨看都不算什麼,必須對照閲讀才大有趣味。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這本日記《滿韓遊記》裏履足之處,雖然跟鳥居龍藏、江上波夫的考察路線不同,但也是東北一帶,時間上,則與鳥居龍藏考察內蒙古恰好是同一年。1909年,也是夏目漱石文學上聲名大熾的一年,他接到“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中村是公的邀請,於9月2日離開東京前往大連,隨後在大連、旅順、營口、奉天、撫順、長春、哈爾濱以及朝鮮全程一個半月,十月份回到日本。


夏目漱石的《滿韓遊記》,初版於1909年


畢竟是文學大師,夏目這本遊記至為生動,就連旅途中自己一次腹痛、一頓火鍋,都被渲染得像一篇小説,風景的描述更不用説,哪一個景色被他惦記上了,就肯定把力透紙背地寫絕,絕不會像鳥居和江上那樣,用説明文的筆觸聲明是什麼植物,是什麼地形地貌。夏目這樣寫:


也許因為山體被鋒利地雕刻過,所以,有的地方泛出白色就像積雪一樣,周圍卻是黑黢黢的。漢語裏有崔嵬或者攢山元等用來形容這種山峯的詞語很豐富,但是,在日本一個也找不到。”


可是,他真不像一個旅行者啊,胃疼和懶惰使他總是更願意呆在房間裏,與他同行的橋本設計了攻略,而他萬事不管,兩眼一抹黑就跟着走,還不斷地提出無知得近乎不靠譜的意見,然後還記錄下來,語氣裏與其説是自嘲,不如説是自得:


我不僅火車的知識不夠,對於地理路程也一竅不通。遼陽或者奉天這樣的地名的確有印象,可是這些地方在哪裏,哪個地方近卻完全不瞭解。因為我漠不關心,橋本也拿我沒辦法。所以説橋本找到一個非常温馴的旅伴,我僱了一個不錯的陪同。”


橋本是一個農學家,想象中應該像江上波夫那樣對各種事物都充滿學者式好奇,而夏目卻只想偷懶:


橋本要到很遠的地方去考察養豬,據説離市區有七八里地。我想自己不能捂着肚子去看豬,於是決定不去了。”


我跟橋本提出我想休息不想去參觀梨園,雨已經停了,躺在賓館裏睡覺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了,我仰望着天空,眉頭皺成八字。”


作為一個作家,他對人物的描摹天才使他也不放過遇到的一切人,比如某個讓他寫留言的老闆娘,要求他必須寫兩份一樣的留言,理由是萬一將來跟丈夫離婚的時候,夫妻可以人手一冊。

夏目漱石發表在《滿洲日日新聞》上的遊記


讀鳥居龍藏和江上波夫的書,是隨時翻開一頁都能讀之忘情,但作者本人並不準備牽動你的情緒,只是他們真實呈現的遼闊世界,讓你能夠瞬間忘卻此身營營。但讀夏目漱石的書,則是充滿了情緒和思考,時而大笑時而難受,作為人的荷爾蒙,被調動得夠夠的,就連一條河流在夏目漱石眼裏都是有性格的。


依然是時代原因,他對中國人的鄙薄並不留情,寫過諸多醜態之後,卻也有一些片刻,他的筆端流露出一個作家特有的悲憫和痛苦:


少女注視着這個男人,不留間隙地用細細的嗓子和他對唱,那情景令人着魔,我好像被固定在那裏一樣動彈不得。盲人就像他那失去光明的眼睛一樣表情黯然。他不停地拉着胡琴,拉出的音樂悲傷鬱悶而又高亢有力。站在左側的其中一個女人看了我一眼,那是一種忌諱的斜視。在這陰森昏暗的房間裏,一夥可疑的人全神貫注地演奏着奇怪的音樂,我扯了扯嚮導的袖子立刻離開了這個房間。”


然而,不管是對於鳥居龍藏、江上波夫,還是對於夏目漱石,這些旅行手記,大概都是他們的作品羣裏不重要的部分。前者是材料的備忘和收集,後者是寫作者的習慣和人情的催促。但正是因為其中許多耐人尋味的細節,對於讀者,卻似乎讀到比“正史”更饒有風趣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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