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詩依|戰爭結束了,戰爭的陰影還在撕裂着人們

大家2019-09-11 05:45:27



前些天,僱員澤娜來報題,説是在距薩拉熱窩西北145公里的庫普里斯市,有兩名排雷者在排雷時被 一款PMR-3的地雷炸死,還有一名受傷被送入醫院。


這當然是新聞,但也並不令人感到多麼驚訝。來波黑近一年,類似題目已經做過了不下兩次。被稱為二戰後歐洲最慘烈廝殺的波黑戰爭,雖於1995年畫上句號,但戰爭的陰影比戰爭本身龐大得多


波黑戰爭


25年過去,戰爭仍然頑強地把它的氣味、聲響留在這塊土地上。至今,波黑仍有1080平方公里的土地遺留着1992-1995年戰爭期間埋下的地雷,佔國土總面積的2.1%。經過二十多年的排除,據測算地雷總量仍有79000枚之多自1996年開始排雷以來,共有53名排雷者殞命,被炸傷者600餘人。


看不見的傷痕比埋在地底下的殺器還要蓬勃與鮮活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鐵托去世後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國開始了分離進程,原來的六個共和國紛紛獨立,其中以波斯尼亞共和國的獨立過程最為血腥。在波斯尼亞境內的三個主要民族塞爾維亞族、穆斯林族(現稱波斯尼亞克族)與克羅地亞族間,爆發慘烈戰爭。戰爭在境內人口不到400萬的波斯尼亞導致10餘萬人死亡,上百萬人流離失所。


1995年在美國主持下,交戰三方在美國俄亥俄州代頓空軍基地簽署停戰協議。《代頓協議》塑造了今日波黑的政治版圖,根據協議,波黑由兩個實體即塞族共和國與穆克聯邦組成。塞族共和國的主體人口是塞族人,穆克聯邦主要是波斯尼亞克族與克羅地亞族。波黑最高權力機構主席團,由塞穆克三族各選一人組成,每人輪值八個月。換言之,這個國家有三個總統。


簽署《代頓協議》


儘管波黑浴血獨立,但在這個“被強扭的瓜”的國度裏,國家認同難以形成,民族和解遙遙無期。戰爭後期遭受北約軍事打擊、戰後清算中擔責最多的塞族充滿悲情,不認同自己是波黑國民,民族主義政治家則順應、利用這一民族情緒,倡導分離主義。波黑主席團現任塞族成員多迪克在擔任輪值主席期間公開説:“波黑最好的前景,就是塞族共和國和平地從波黑分離出去。”此話出自一個國家的總統,這個國家得多麼精神分裂!


一年中,我多次漫步於塞族共和國的城市,無論是在塞族共和國首府巴尼亞盧卡,還是在帕萊、東薩拉熱窩,與穆克聯邦境內相反,在這裏,你看不到一面波黑國旗,街頭上飄揚的,只有塞族共和國的藍白紅三色旗。有時,塞族兒童會主動過來面帶驕傲地告訴你:我是塞族人。而一個冬日傍晚,在巴尼亞盧卡一棟舊式的水泥建築前,當一名警察告訴我與妻子這裏是總統府時,我們習慣性地比附説:“噢,白宮。”這位高大威武的警察立即正色説:不,是克里姆林宮”哦,我立即意識到,我們的反應是多麼的政治不正確。在塞族共和國,俄羅斯才是友好之邦,是孤獨悲憤的塞族民族心理的安慰劑,就像土耳其在波斯尼亞克族心中佔據的位置一樣。


巴尼亞盧卡的一座清真寺,1993年被炸燬,重修後2016年開放。


今年6月,在波黑主席團輪值主席多迪克的家鄉拉克塔什小鎮,召開了塞族最大黨獨立社會民主聯盟的黨代會。當應邀列席會議的俄羅斯駐波黑大使皮特·伊萬特斯沃(peter Ivantsov)走上主席台發表演講時,2000多人的會場裏爆發長時間雷鳴般的掌聲,待遇明顯遠超其他國家的使節。目睹此景,當時的我心中為之深深震撼。這雷鳴般的掌聲中,藴含的是這個民族內心裏多麼深重的孤獨感啊。此景此情也讓我想到了伊沃·安德里奇,這位前南斯拉夫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偉大的巴爾幹智者,被譽為最理解伊斯蘭教、天主教和東正教三者之間複雜關係的人。他曾經寫道:他們的愛是那麼地遙遠,而他們的恨又是那麼地近。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爾,塞維爾亞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羅地亞人望着梵蒂岡。他們的愛在那兒,而他們的恨在這兒令人悲哀的是,安德里奇近百年前説的話,仍能庶幾解釋今天西巴爾幹的諸多現實。


伊沃·安德里奇,196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安得裏奇的波斯尼亞三部曲:《德里納河上的橋》《特拉夫尼克紀事》《薩拉熱窩女人》


與政治家對民意的精明計算與利用相反,藝術家在促進戰後的民族和解方面,表現出了近乎天真的執著,做出了可敬的探索。剛剛結束的薩拉熱窩電影節就是一個明證。


薩拉熱窩電業節上的露天電影


該電影節創立於1995年波黑戰爭期間,堪稱一個奇蹟。它的初衷,是“用藝術抵抗”,鼓勵當時深陷戰爭中的薩拉熱窩人忘卻戰爭的恐懼,擁抱和平。今年8月,是該電影節創辦25週年,即銀禧年,組辦方為此特意更換了新的紅地毯。著名影星伊薩貝爾·於佩爾與蒂姆·羅斯都前來助陣。


孕育於殘酷戰爭中的薩拉熱窩電影節,被戰爭成就,也揹負着反思戰爭、促進和解的沉重使命,由此而形成了自己有別於世界其他電影節的鮮明特色。它設有“面對過去”這一單元,該單元的電影,處理的都是檢討歷史、拷問良知這類主題,目的是促進種族之間、個體與歷史之間的和解。事實上,不僅僅在這一單元裏,本屆電影節上的許多電影,都糾纏于波黑戰爭這一主題,昭示了25年過後,戰爭的幽靈仍然揮之難去。


出自波黑中年女導演塔諾維奇之手的《兒子》,作為本屆電影節的揭幕之作,通過薩拉熱窩一家4口的故事,揭示戰爭創傷的綿密、深刻。影片以被賈斯娜與西納德領養的兒子、高中生阿曼去西歐某國探望從未謀面的生母開始,然而媽媽並未如約出現在機場,阿曼只得返回薩拉熱窩家中,蜷縮在衞生間裏爆發出絕望的嚎啕。沒有現身的母親是一個隱喻,隱喻經歷戰爭苦難的人對故國的失望與決絕,也是現實的寫真。


導演塔諾維奇


波黑戰爭結束後,由於重建進程緩慢,失業率多年高企不下,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不足40%,前往西歐國家謀生成為風潮。據統計,戰爭結束至今,已有逾20萬波黑人移民歐洲其他國家。僅今年以來,移民人數已達3萬。被生母再次遺棄的阿曼陷入自暴自棄,儘管18歲的他沒有經歷過波黑戰爭,但仍然被戰爭摧殘得遍體鱗傷,成為養父養母的噩夢。


波黑戰爭中撤退的坦克


最終獲得本屆電影節最佳劇情片的《帶我去個好地方》,幾乎可以稱作《兒子》的雙胞胎。該片也出自中年女導演之手,女主角阿爾瑪與阿曼年紀相仿,與從波黑移民到荷蘭的母親同住,其父也是波黑移民,但難耐思鄉之苦,多年前就返回波黑。沒見過父親的阿爾瑪踏上返鄉尋父之旅,但在她穿山越水回到父親所在的小城時,父親已於幾天前死於貧病。阿爾瑪的返鄉之旅成為對波黑陰鬱現實的一次檢閲,其中充斥着中年女人的絕望、青年人的頹廢放縱以及突如其來的的暴力。影片獲得評委們的青睞,但似乎並未得到觀眾的認可,當電影節最後一天該片獲獎後重映時,慕名前來的觀眾中竟不乏提前離席者,而影片結束時,也只收獲了觀眾遲疑而稀落的掌聲。也許,現實已經夠灰暗了,人們不希望再從銀幕上看到過量的複製的灰暗。


與《兒子》《帶我去個好地方》兩部揭示戰爭傷痕的劇情片相反,紀錄片《石頭説話》則以勇敢的拷問與建設的姿態而表現得不同凡響。影片紀錄了波黑戰爭中曾經交戰的穆、塞、克三族的青年一代為實現民族和解而做的努力,感人至深。年輕人尋訪當年波黑戰爭的參戰者,探詢其走上戰場殺人的社會原因與心理動機;他們還深入到天主教教堂、東正教教堂與清真寺,瞭解彼此的宗教;最後,他們還找到不同種族的政治家們,當面追問政治家為何要鼓動民族情緒而不是促進種族和解。


這部出自年輕導演之手的影片,儘管沒贏得評委,但顯然贏得了觀眾。影片結束時,全場對導演及製作團隊報以熱烈而長時間的掌聲。


在地雷與電影節並存的這個西巴爾幹國家,這掌聲是吶喊,也是希望的象徵,儘管他們抵達不了民族主義政治家們堅硬的心靈。


原標題:《薩拉熱窩:地雷與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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