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筆下的希特勒崛起:一小羣人顛覆整個民族

中國新聞週刊2019-09-11 04:17:49

龔古爾文學獎得主裏克·維亞的小説《議程》,僅有160頁


埃裏克·維亞爾圖/視覺中國


龔古爾文學獎得主《議程》

希特勒得逞前的一瞬

本刊記者/劉遠航

發於2019.9.2總第914期《中國新聞週刊》


當龔古爾學院祕書長迪戴爾·德科恩宣佈最終獲獎人選的時候,很多人感到驚訝,這個法語世界最負盛名的榮譽頒給了一部很難稱之為小説的作品。這是2017年11月的某個星期一下午,位於巴黎市中心的德魯昂餐廳聲音喧雜,人頭攢動。


這本未能在規定時間出版的作品先是被破格提名,進入長名單,最終在決選的第三輪投票中,打敗另外三部作品,贏得了這一年的龔古爾獎。龔古爾文學獎的獎金只有象徵性的10歐元,但是獲獎本身就意味着大量的加印和暢通的銷路。


作品名叫《議程》,僅有160頁,描寫的是“二戰”前希特勒崛起過程中的一次真實事件,24名德國工業巨頭的負責人蔘與了一次祕密會議,他們的妥協與支持直接影響了納粹在德國的統治。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小説,作者用電影鏡頭般的文學語言為讀者還原了當時的歷史現場。


作者叫埃裏克·維亞爾,同時也是一名導演,藉助第一手資料和文學的想象力,他向讀者展示了一小羣人是如何顛覆整個民族的同時,他對真實事件的重構有着特殊的社會語境和現實指涉。


“歷史並非是既定事實的數量累積,文學則是普遍理性和事實經驗相互結合的產物,對人類自身的認識會隨着我們的焦慮和實踐而不斷更新。正因如此,過去從未消亡,歷史需要被不斷地審視。”埃裏克·維亞爾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今年5月,《議程》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文學允許一切,作者説道,它填補了歷史的縫隙,指向了我們在當下所處的危險狀況,如果沒有對過去足夠的審視,曾經的狂熱將再次佔據我們的生活。“人們從來不會兩次墜落同一道深淵,但人們總是以同樣的方式墜落到荒謬和恐懼之中。”作者這樣寫道。


當文學進入歷史


阿道夫·希特勒走進客廳,面帶微笑,神情輕鬆,甚至讓人愉快。這是維亞爾在《議程》中為這位納粹獨裁者描述的開場。最開始的時候,維亞爾虛構了更加戲劇化的場景,突出希特勒和他的副手戈林進場時的轟動。


然而,作者陷入了困境,停筆數月,也可能是一年,推翻了自己的設定。在最終的版本中,獨裁者走進客廳,不過是稀鬆平常的一個場景,希特勒是許多人中的一個,而這正是歷史可怕的一面。


許多人,不只是那些政治人物,還有客廳裏的24位企業家。希特勒與他們一一握手,對他們的支持表示感謝。這些工商業巨頭裏,包括知名的西門子、歐寶汽車、克虜伯、法本等等。


這一天是1933年2月20日,希特勒剛剛當選總理,半個月後的3月5日,國會將正式舉行選舉,納粹黨能否贏得多數選票,這決定了希特勒的未來,而未來的關鍵,在於錢。


沒有人知道,這一天談話的具體內容,維亞爾卻用文學的想象打開了會議室緊鎖的門。


歐寶汽車創始人威廉很輕地嗽了一下嗓子,看看腕上的手錶,嘴脣緊閉。銀行家亞爾馬·查赫特不時抬一抬他精緻的眼鏡,輕搓一下鼻子,伸出舌頭在嘴脣邊抿一下。軍火公司克虜伯的古斯塔夫臉色有些紅潤,他感冒了。


最終,古斯塔夫捐了一百萬馬克,其他的在場者也捐出了幾十萬。這不過是一次尋常的捐款,將用於納粹的遊説、年賞和政黨支持。當戰爭在12年之後結束,這些公司大多繼續存活了下來。


至今,他們仍然在德國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佔據着重要的位置,無論是汽車,還是洗衣機,又或者是房屋保險和手錶電池,都有他們的身影。這些工業巨輪的桅杆輕輕晃動,就可能讓一個國家的政治偏離航道。


在經濟的助威下,政治的怪獸終於登場,並露出了真實的面目。國會縱火案、集中營的建立,然後是對周邊國家的覬覦。5年之後的2月12日,希特勒與奧地利的總理許士尼格終於會面了。


沒有人知道兩個人究竟談了什麼,除了許士尼格本人。他在自己的回憶錄《奧地利安魂曲》記錄了這天的情形。奧地利總統坐下來,兩條腿時而交叉,時而鬆開,他有些焦慮,很不自在。面對德國元首的咄咄逼人,這位奧地利總理像是一位好脾氣的學生,雙手開始出汗。


讀許士尼格回憶錄的時候,作者維亞爾感到了一種強烈的侷促與困惑。會面當天,希特勒指責奧地利從來沒有為德國作過任何貢獻,許士尼格趕緊搜腸刮肚,尋找歷史上的證據。最後,許士尼格想到了貝多芬,一位音樂家。“貝多芬不是奧地利人。”希特勒回答説,音樂家是在德國波恩出生的。


“這個交談的細節其實有些荒誕,一定程度上表明瞭許士尼格的盲目無知和作為政治人物的膚淺。還有他的諂上欺下,遺憾的是,這已經造成了歷史的惡果。維亞爾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議程》中文版。


當歷史照進現實


作家維亞爾今年51歲。他出生的1968年,正是法國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維亞爾的父親是一名外科醫生,雖然不是左派,但也反對權威統治。維亞爾回憶説,他剛出生不久,他的母親就抱着他到陽台上,指給他看那位正在打街壘戰的父親。當時流行存在主義哲學,父親的書架上都是這些著作。


成年之後,維亞爾在學校裏取得了法律和政治學文憑,又在巴黎的社會高等研究學院取得了“歷史和文明”專業的學位。他的導師是德里達,著名的哲學家。維亞爾對《中國新聞週刊》介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德里達對於細節的關注,還有就是,思考和寫作是無法分割的,這成為了維亞爾後來寫作的某種準則


31歲的時候,維亞爾出版了他的處女作,並由此結識了導演菲利普·格朗德里厄。兩年後,兩個人合作編劇了電影《新生活》。維亞爾用這一筆收入,環遊了世界的許多地方。


當時,維亞爾乘坐火車從西歐出發,一路上不斷失去他的“支座”。在東歐,原來那些拉丁語言裏的詞根失去了用途。到了俄羅斯,連拉丁字母也被俄語的西裏爾字母所取代。到了哈薩克斯坦,當地的文化符號讓他覺得陌生。而在中國,則是前所未有的眩暈。而在眩暈過後,他又在衚衕裏感受到了某種熟悉的氣息。


跨界,這是維亞爾的興趣,也是他寫作的偏好,不侷限於某種固定的文體。他在採訪的時候,也頻頻引述中國的導演和作家。説到《議程》的跨界問題特徵,維亞爾提到了陳凱歌的《黃土地》。


“這部電影區別於傳統的浪漫敍述,通過面孔、肢體的色彩的並置,連續的空鏡頭,構成了比故事本身更深層次的語言。”維亞爾對《中國新聞週刊》説。電影語言也是他在《議程》中化用到文字的技法。


而談到文學對社會生活和時代狀況的迴應,維亞爾則提到了巴爾扎克和老舍。“文學不是輕浮的文體,它不能無視當下公然地向權力妥協,社會的不平等加劇,財富越來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它就必須繼續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中提到的那句話,土地不是任何人的,而果子屬於所有人,不要忘記這一點,否則你將陷入歧途。”維亞爾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和維亞爾的許多文學前輩一樣,他喜歡上午在咖啡館的露台上寫作,但不同於很多堅持文學本體的法國作家,維亞爾對現實問題有着持續的關注,歷史領域成為了他堅持寫作的固定題材。


2009年發表的《征服者》講述了1532年皮薩羅征服祕魯的歷史。2012年出版的《剛果》背景是1884年西方列強瓜分非洲的歷史會議。2016年出版的《7月14日》背景是1789年的攻佔巴士底獄。


今年1月,維亞爾在法國出版了新作《窮人的戰爭》,背景是1524年的德意志農民。出版商本來計劃在春天推出這本書,但維亞爾提議作品在1月就出來,以此響應法國社會面對的現實狀況。當時,“黃背心”運動正酣。


而之所以寫作《議程》也與社會狀況有着內在的互動。在不平等現象加劇的歐洲,在威權與種族主義崛起的當下,文學如同歷史警鐘的某種迴響,在書頁間反覆拍打,稍不注意,經濟就有可能變成政治的幫兇。


為了寫作此書,維亞爾不斷蒐集資料,進行“知識考古”,將碎片重新粘合在一起。對於德國吞併奧地利的歷史,維亞爾在學校裏的課本中也學到過,但卻越來越感覺到官方歷史的矛盾。而正是這些歷史的盲區和裂隙成為了維亞爾書寫的強勁動力。


值班編輯:羅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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