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焦慮的情緒調節策略及團體認知行為治療

三倉心理學界2019-09-10 17: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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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心理諮詢理論與實踐》

2019 年 8 月第 1 卷第 6 期


投稿:

https://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編委會

《心理諮詢理論與實踐》

 顧問:江光榮  華中師範大學   

        (美)Robert Portnoy  

         北京師範大學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主編:徐凱文  北京大學   

         章勁元  華中科技大學

 編委會:(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費俊峯 南京大學

 何紅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胡月 大連理工大學

 孔燕 中國科技大學

 賴海雄 武漢大學

 劉明波 復旦大學 

 李樺 中山大學 

 李焰 清華大學

 李豔 合肥工業大學

 李媛 電子科技大學 

 彭萍 湖南大學

 施琪嘉 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濟醫學院武漢市心理醫院

 宋寶萍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田寶偉 北京交通大學 

 吳才智 華中師範大學

 吳和鳴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

 吳少怡 山東大學

 武志紅 廣州武志紅心理諮詢中心 

 楊麗 天津大學

 楊文聖 上海交通大學

 姚斌 西安交通大學

 袁紅梅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


目的:探討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與社交焦慮的相關及預測關係,驗證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對社交焦慮及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干預效果。方法:採用認知情緒調節問卷和人際交往焦慮量表進行問卷調查。從中選取社交焦慮得分較高並自願參與團體的大學生進行為期8周的團體認知行為治療,並在治療過程中進行施測。結果:社交焦慮與自我責難、反芻、災難化和責難他人呈顯著正相關,積極重新評價與社交焦慮呈顯著負相關;災難化、自我責難、反芻、積極重新評價對社交焦慮有顯著預測作用。通過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大學生社交焦慮得分及災難化、自我責難、反芻的消極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得分顯著降低。結論:(1)自我責難、反芻、災難化和責難他人與社交焦慮呈顯著正相關,積極重新評價與社交焦慮呈負相關;(2)災難化、自我責難、反芻、積極重新評價是社交焦慮的有效預測因子;(3)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對大學生社交焦慮有顯著的干預效果;(4)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可以有效干預災難化、自我責難和反芻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


引言


社交焦慮障礙是指對人際交往和正式社交場合的恐懼,同時伴有迴避這些場合的行為以及明顯的生理反應,如臉紅、發抖、出汗、語言阻礙[1],終身發病率為8%~13%[2]。社交焦慮在大學生中是較為常見的心理問題之一[3],高社交焦慮的大學生通常具有內向不穩定的性格特徵,不善交往,通常回避各種社交場合且自尊水平較低[1],他們對生活中的威脅信息過分關注,這將干擾個人生活、人際交往,甚至帶來較大的主觀痛苦[4]。

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可以顯著改善社交焦慮障礙的症狀[5][6],而且很多研究者將Heimberg[7]的手冊作為治療指南[8][9][10]。與個體認知行為治療相比,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在鞏固治療效果和幫助來訪者改變過度的自我關注方面有明顯的優勢[5][8];團體治療中可以利用人數的優勢更多地進行角色扮演、提高暴露練習的方便性,同時可以將社交焦慮的問題一般化[11]。團體認知行為治療被證實對社交焦慮有效後,研究者們又對治療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可以有效地對期待過程、事後認知過程、忍受不確定性、高估社交成本、自動思維進行干預[5][6][8][12],從而達到對社交焦慮的治療效果,此外,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對情緒調節策略也有較明顯的干預作用[12]。


在最近對情緒障礙的研究中,情緒調節策略被證明是影響情緒障礙的重要因素[13]。在研究情緒調節策略的認知過程中,Garnefski提出了認知情緒調節策略這一概念,是指個體為了實現目標,對其情緒反應的發生、體驗與表達進行監控、評估和修正的過程[7][14]。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對社交焦慮的形成與發展中的中介作用也已被證實,人格特質、家庭教養方式都可通過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中介作用,影響個體社交焦慮的發生發展[15][16]。目前可利用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問卷(CERQ)進行施測,量表中一共包含9種策略,分別是接受、積極重新關注、重新關注計劃、積極重新評價、理性分析、自我責難、責難他人、反芻、災難化,前5種為積極的策略,後4種為消極的策略。消極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是影響焦慮情緒的主要因素,可以解釋更高的焦慮變異量[17];積極的認知情緒調節方式可以減少焦慮情緒[15]。

基於以往研究,雖然認知情緒調節策略是焦慮情緒的預測因子,但能夠預測社交焦慮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研究結果不一[15][18],所以本文的研究一將探討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與社交焦慮的相關及預測關係;認知情緒調節策略作為影響社交焦慮的中介因素,雖有建議在今後的治療中可以嘗試改變情緒調節策略,但也缺乏相關治療的研究,所以研究二中將探索認知行為治療是否可以改變個體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及改善社交焦慮。

研究假設:

假設一:積極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接受、積極重新關注、重新關注計劃、積極重新評價、理性分析)與社交焦慮呈負相關,消極的策略(自我責難、責難他人、反芻、災難化)與社交焦慮呈正相關,並且消極的策略是社交焦慮的有效預測因子。

假設二: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可以有效降低社交焦慮情緒。

假設三: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可以改變認知情緒調節策略。

對象與方法


2.1  研究一: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2.1.1  研究對象


選取528名蘇州地區的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回收有效問卷480份,有效問卷中,男生260人,女生220人。其中大一學生12人,大二學生348人,大三學生120人。


2.1.2  研究工具


(1)認知情緒調節問卷中文版(CERQ-C)[19]:包括接受、積極重新關注、重新關注計劃、積極重新評價、理性分析、自我責難、責難他人、反芻、災難化這9中策略。每個分量表4個條目,每個條目採用5級評分,“1”表示從不,“2”表示幾乎不,“3”表示有時,“4”表示幾乎總是,“5”表示總是。在某個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表明被試者就越有可能在面臨負性事件時使用這個特定的策略。


(2)人際交往焦慮量表(IAS)[20]:用於評定獨立於行為之外的主觀社交焦慮體驗的傾向。量表由15個自陳式題目組成,要求被試從“與我一點也不符”到“與我極其相符”做5級評定,9題為正向計分,4題為反向計分,分數範圍為15(社交焦慮程度最低)至75(社交焦慮程度最高)。


(3)運用spss19.0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


2.1.3  研究結果


社交焦慮與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相關關係如表 1。



由上表可知,社交焦慮與自我責難、反芻、災難化和責難他人在 0.01 水平 上呈顯著正相關;與積極重新評價在 0.01 水平上呈顯著負相關;與接受、積極 重新關注、重新關注計劃、和理性分析並未達到顯著相關。


在逐步迴歸分析中,四個預測變量災難化、自我責難、積極重新評價、反 芻和社交焦慮的多元相關係數分別是為 0.31,0.37,0.39 和 0.41,這四個變量是 社交焦慮的有效預測因子。


標準化的迴歸模型為社交焦慮 =0.24× 災難化 +0.20× 自我責難 0.14× 積極 重新評價 +0.12× 反芻。


2.1.4  討論


消極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與社交焦慮呈顯著正相關(p


在進一步的迴歸分析中,災難化、自我責難和反芻對社交焦慮起到了正向的預測作用,而積極重新評價起到了負向的預測作用。應對方式的理論認為如果個體經常使用不適應的認知策略,就會更容易感到較大壓力、焦慮、憤怒等不良情緒[22]。所以經常使用自我責難、災難化和反芻這類消極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個體,更容易產生社交焦慮的情緒,這和以往的研究結果也保持一致[15][21]。若個體在遇到焦慮情緒時,較多使用認知重評這一策略,則可以有效緩解焦慮等不良情緒[10]。


2.1.5  結論


(1)社交焦慮與認知情緒調節策略中的自我責難、反芻、災難化和責難他人呈顯著正相關,積極重新評價與社交焦慮呈顯著負相關。(2)災難化、自我責難、反芻和積極重新評價是社交焦慮的有效預測因子。


2.2  研究二: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對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干預效果


2.2.1  研究對象


在研究一中選取社交焦慮得分較高並自願參與團體的大學生,選取的標準為超過平均數一個標準差,最終選取的標準為社交焦慮總分大於59分。通過入組前的訪談確定實驗組和等待組的大學生。實驗組3名男生,7名女生;等待組4名男生,4名女生。在治療的過程中,實驗組脱落人數為1人,等待組脱落人數為2人。最終實驗組9人,等待組6人,因人數眾多,需要安排時間開始第一組的治療,在研究進行過程中,等待組的成員被邀請來參加治療,但因為時間衝突、無法聯繫參與意願不強等原因,等待組的成員並沒有參與治療中來。


2.2.2研究工具


認知情緒調節問卷中文版(CERQ-C)、人際交往焦慮量表(IAS)、 Cognitive-behavioral group therapy for social phobia[7]、《情緒障礙跨診斷治療的統一方案》[23]、spss19.0。


2.2.3統計方法


配對樣本t檢驗,多元迴歸分析。


2.2.4研究設計


研究二中的自變量為干預方式(是否實施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因變量為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和社交焦慮的前中後測得分。研究二中設置實驗組與等待組。對於實驗組來説,前測為研究一中的施測結果,中測為團體認知行為治療第三次後的施測,也就是認知重構完成後施測,後測為團體治療結束時的施測,也就是在暴露練習完成後施測;等待組不做任何心理干預,施測時間與實驗組相同。團體認知行為治療的流程及入組前的訪談將Heimberg和巴洛的治療手冊作為參考。


在正式進行團體認知行為治療之前,需對篩選出的社交焦慮大學生進行入組訪談,篩選出自願且適合參加團體治療的來訪者。團體認知行為治療一共8次,包括3次認知重構、4此暴露練習、1次總結與回顧。認知重構的內容包括介紹和講解社交焦慮的認知行為模型[24]、團體輔導的模塊、自動思維和認知偏差、與認知偏差做辯論、生成合理的替代性評價。暴露練習的內容中包含了認知重構的部分,根據前期收集的社交場景的害怕等級,從低到高進行暴露練習。詳細的治療過程和治療技術見附錄。


2.2.5  研究結果


實驗組和等待組的社交焦慮得分、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得分的前中後測的變化如下表:


實驗組和等待組的社交焦慮得分在前測時沒有顯著差異;在團體治療進行3次後,實驗組社交焦慮得分顯著下降;在治療結束後,社交焦慮得分進一步顯著下降。



實驗組反芻、災難化和自我責難得分在中測和後測中都有顯著下降,並且得分顯著低於等待組。


除責難他人在後測中存在組間差異,等待組後測中接受的得分顯著下降外,積極重新評價、積極重新關注、重新關注計劃和理性分析的得分在實驗組和等待組的前中後測中都沒有顯著差異,並且實驗組和等待組也沒有存在組間差異。




2.2.6  討論

本研究中,在實驗組社交焦慮的前中後測比較中,得分均有顯著下降;在實驗組和等待組在後測比較中,實驗組社交焦慮得分明顯低於等待組,説明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對大學生社交焦慮的降低有顯著的療效。團體治療中的認知重構可以幫助來訪者改變不良的認知,減少迴避行為的發生以及過度的自我關注,從而緩解社交焦慮情緒。暴露練習作為團體認知行為治療的核心模塊,為來訪者提供了一個安全的,並且可以讓來訪者持續暴露於某些社交場景的環境。因為社交焦慮個體通常會高估社交成本,也就是自己的付出和結果不成正比,暴露練習則可以讓來訪者知道,其預想的糟糕結果可能並不會發生[5]。

在本研究中,災難化、自我責難和反芻在組間對比和組內後測對比中得分均顯著下降,説明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可以有效改善災難化、自我責難和反芻這三種消極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積極重新評價並沒有得到顯著的改變,在以往研究中,如果採用傳統的認知行為治療,積極重新評價確沒有發生顯著變化[25],但在另一部分研究中,在認知行為治療中加入了正念,這樣可以使得積極重新評價發生顯著變化[10]。災難化得分在組間中測比較中沒有顯著降低,在後測中顯著降低,並且實驗組得分顯著低於等待組,説明其中的暴露練習,可以有效幫助來訪者減少使用災難化這一策略。暴露練習可以讓來訪者重複面對害怕的社交場景,充分感受情緒而不是迴避情緒;也可以讓來訪者相互反饋,改善來訪者事後的認知過程;通過分享彼此的經驗,在團體中形成了社交網絡,這樣的聯結使得暴露練習更加有效[26]。自我責難和反芻在中測時就有顯著的變化,證明在三次認知重構後,來訪者已經減少使用自我責難這一策略的頻率。社交焦慮個體一般會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消極的信息上,如果達不到自己設定的高標準,則會責怪自己[27]。認知重構中包含的注意力矯正,可以使來訪者發展出新的思維方式,直接挑戰他們的注意點的有效性,減少其過多的自我關注,並且鼓勵其將注意力轉向更為有效的資源或信息上[8]。認知重構可以幫助來訪者更合理地解釋他們經歷的事情,而不是對已發生事件不斷進行反芻。

2.2.7  結論

(1)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可以有效降低大學生社交焦慮。

(2)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可以有效調節消極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如:災難化、自我責難和反芻。

討論


3.1  社交焦慮與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關係

本研究中證明了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與社交焦慮的相關及預測關係。個體片面地看待社交場景中的事件,如果不能靈活轉變自己在社交場景中的注意點,並且不斷沉浸在威脅信號中進行反芻,這將會導致社交焦慮情緒的發生[28]。從ERP實驗中看,高社交焦慮個體更容易對社交場景中的威脅信息產生高度警覺,後期無法從威脅的信息加工中脱離,並且會對負性事件進行更深層的加工[29]。如果個體經常使用災難化、自我責難或反芻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當身處某種社交場景時,會更容易引起焦慮情緒;而高社交焦慮個體本身具有的生物學機制,會讓其更多的使用不合適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則會更加重其焦慮的情緒,形成惡性循環。

3.2  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對社交焦慮大學生的干預效果

以往研究中已經證明了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對社交焦慮障礙的有效性[5][6]。本研究採用與前人研究相同的治療指南,對非臨牀意義上的社交焦慮大學生進行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其有效性也得到了驗證。

認知重構可以直接挑戰每一位來訪者的信念、假設。其次,認知重構中所運用到的技術可以補充和支持來訪者信念的變化,使他們對社交危險的評估更實際,也可以降低他們的焦慮情緒,讓他們獲得成功的體驗。

暴露練習首先可以減少來訪者的迴避行為;其次,可以讓來訪者在以往會迴避的社交場景中學到社交技能;最後,暴露練習給來訪者提供了檢驗認知偏差真實性的機會。在整個暴露練習中,也包含認知重構的各項技術,是對之前治療的回顧和整合。

3.3  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對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干預作用

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可以有效改善個體災難化、自我責難和反芻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因為在治療中,包含了認知重構、暴露練習和家庭作業,可以有效挑戰來訪者的認知偏差,使其改善不合理的情緒調節策略[8],並且可以讓他們長期、重複地暴露於自己害怕的社交場景中,驗證其不合理的預期,同時可以得到同伴的反饋。至於積極重新評價並沒有顯著改變,原因可能是參與治療的來訪者在接受治療之前,已經在使用這一策略,導致來訪者高社交焦慮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其較少使用積極重新評價這一積極策略,而是因為他們過多使用了消極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

3.4  展望與不足

本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問題,有待在未來研究中進一步探討和改進:

(1)男女比例不平衡。在團體治療的過程中,女生多於男生,可能會對團體中的人際互動造成一定的影響。

(2)在團體治療中,本研究選取的被試量太少,在今後的研究中,可以加大樣本量,繼續探討災難化、自我責難和反芻在團體認知行為治療中的機制作用。

(3)本研究中,團體治療並沒有改變來訪者的積極重新評價這一積極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根據現代認知行為的治療方式,在改善消極情緒的同時,需要增強積極情緒,這樣更有利於焦慮情緒的改善[24]。所以在今後的研究中,需要在認知行為治療中加入正念的技術或方法幫助來訪者增強積極情緒[10]。


結論


 (1)消極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自我責難、災難化、反芻、責難他人)與社交焦慮呈顯著正相關,積極重新評價與社交焦慮呈顯著負相關;


(2)災難化、自我責難、積極重新評價和反芻是社交焦慮的有效預測因子;


(3)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對社交焦慮有顯著的干預效果;


(4)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可以有效干預災難化、自我責難和反芻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

參考文獻詳見:

https://www.sciscanpub.com/uploads/2019/09/02/tppc20191029v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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