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託管理人起訴債券違約主體被駁回?

債券圈2019-09-10 14:47:50

來源:債券圈

作者:馬建榮、蔣玉倩

案情簡介

原告太合匯投資管理(崑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太和匯公司”)和被告紹興眾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眾富公司”)簽訂合作協議,約定由原告管理並承銷眾富公司發行的“眾富公司定向債務融資工具”債券,同時約定原告作為產品的受託管理人,眾富公司不能清償債務時,原告有權代表持券人提起民事訴訟。

眾富公司未按約兑付到期的融資產品,構成違約,故原告起訴,請求宣佈尚未到期融資工具產品提前到期,並歸還本息,已經到期的被告立即還本付息。

上海高院認為,原告作為債券受託管理人,不是訴訟標的的法律關係的主體。因為這種起訴制度不符合代理制度;也不符合信託法;當事人之間的民事合同並不必然能使得相關主體成為訴訟原被告;法律沒有規定的情況下,禁止採用訴訟擔當方式替代真正權利人進行訴訟。因此,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款第三項、《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零八條第三款規定,駁回了原告的起訴。

現狀及評價

信用債作為企業,特別是非上市企業融資的關鍵渠道之一,是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些年來,在國家的大力推動下,信用債市場繁榮發展。在整體經濟形勢尚好的背景下,“剛性兑付”曾是“常態”,以至於許多人逐漸忽視了,或者説從一開始就對債券作為投資產品的風險性認識和準備不足。這也導致了一些從成熟資本市場引入的、對於保障債券市場健康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的制度設計沒有得到充分地重視。

當信用債頻頻“暴雷”,發行人無法償付本息,如何進行追償?債券持有人一般有兩個選擇。大多數債券持有人會選擇直接授權給受託管理人統一進行追償,由受託管理人代全體或部分債券持有人要求發行人履行償付本息、增加擔保等義務,代為保全、代為起訴。而另一些實力較強的債券持有人則會自行啟動追償程序。但是受託管理人在債券違約後的義務及其履行,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其實並非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理所當然。特別是在嚴格遵照法律規定進行裁判的訴訟程序中,受託管理人要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存在着不小的法律障礙。深究下來會發現:我國的受託管理人制度還存在着法律規定及程序性問題和難以調和的利益衝突問題。

一、民事訴訟法規定及程序性問題

1、我國公司債券受託管理人制度的前世今生

我國的信用債分為三種,一是證監會體系下的公司債券,二是發改委體系下的企業債券,三是中國人民銀行及交易商協會體系下的定向債務融資工具(即PPN)。

現有的受託管理人制度是依據證監會發布的相關文件建立起來的,僅針對證監會監管下的公司債券。受託管理人制度的相關規定最早出現在2003年證監會發布的《證券公司債券管理暫行辦法》及配套文件中,後在2007年發佈的《公司債券發行試點辦法》中亦有涉及。2015年,證監會發布《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前述文件廢止。

現行有效的主要規範性文件

2、受託管理人起訴發行人的表面依據 

《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第四十八條明確規定:“發行公司債券的,發行人應當為債券持有人聘請債券受託管理人,並訂立債券受託管理協議”。第五十條列舉了受託管理人的八項職責,其中第八項規定:“發行人不能償還債務時,可以接受全部或部分債券持有人的委託,以自己的名義代表債券持有人提起民事訴訟、重組或者破產的法律程序”。在其他相關文件中,都有對這一規定的重申或細化。

當出現債券違約的情況下,受託管理人可以依據上述規定及募集説明書中關於債券持有人會議的相關規定,召開債券持有人會議,取得全部或部分債券持有人的授權,開展財產保全、追償、訴訟、破產等相關工作。但該規定的效力層級僅僅是屬於部門規章或規範性文件,不是法律或行政法規,也缺乏上位法的支撐。

3、受託管理人以自己名義起訴的法律障礙

(一)程序上:非法定訴訟擔當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只有係爭實體法律關係的主體或利害關係人才具有訴訟主體資格。實體法律權利與程序性法律權利不能分離。而訴訟擔當則是對前述基本原理的突破,它是指與係爭實體法律關係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第三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訴訟,判決的效力及於原民事法律關係主體的一種特殊安排。

訴訟擔當的主要特點是訴訟實際參與人以自己的名義獨立作出意思表示,為他人處置實體權利,並且處置結果直接歸屬於實際權利人。

訴訟擔當分為法定和意定兩種。我國僅認可法定訴訟擔當,也就是説只有在法律(這裏是指狹義的“法律”,即由全國人大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與係爭實體法律關係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第三人才能成為適格訴訟當事人,以自己的名義參與訴訟活動,並且該訴訟活動的結果直接及於實體法律關係的主體。

由於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實際權利人受制於客觀條件,或缺乏維權動力,或無法高效、便利地主張權利,法律為了切實提供保護,做出了訴訟擔當的安排。具體而言,法定訴訟擔當主要存在於兩種情況:一是為了保護公共利益,環保公益訴訟屬此類;二是由於成本過高、專業障礙、權利人過於分散等原因造成實際權利人不便自己行使權利的,破產管理人、遺產管理人屬此類。債券受託管理人勉強屬於後一種情況。

但是從上文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我國的債券受託管理人制度的建立依據是證監會發布的相關規範性文件,上位的《證券法》中並無相關規定。也就是説受託管理人以自己的名義起訴發行人於法無據。而所謂受託管理人“接受全部或部分債券持有人的委託”以自己的名義起訴,則屬於意定訴訟擔當,法律對此並不認可。

二、受託管理人直接起訴的利益衝突問題

1、實體上:未建立起信託關係

對於債券持有人的權利保護,主要有兩種制度安排。一種是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以信託關係為基礎的受託管理人制度,另外一種是德國和法國為代表的,以委託代理關係為基礎的債券持有人會議制度。兩種制度在發展過程中相互影響,但是比較而言還是可以看出制度設計上側重點的區別:前者側重於受託管理人的專業性,強調受託管理人依據其專業能力作出積極判斷和行為,而後者更側重於債券持有人意志的集中行使。

我國同時規定了受託管理人制度和債券持有人會議制度。但是在基礎法律關係的定位上卻語焉不詳,造成受託管理人的定位不清晰。受託管理人與債券持有人之間的法律關係在信託和委託代理之間搖擺不定。從相關文件“……可以接受全部或部分債券持有人的委託……”的表述來看,基礎法律關係更偏向於委託代理。

這樣的表述從兩個方面造成了與緊接在後面的“以(受託管理人)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的直接衝突。第一,受託管理人制度中沒有建立起有效的信託關係,因此受託管理人基於自己的專業判斷,可以採取行動的範圍受到較大限制。在現在的規範體系中,受託管理人無法作為信託關係中的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訴訟。第二,委託代理的基本法律結構即代理人以委託人的名義開展活動。

因此,在我國現行的法律框架下,僅依據《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中難以自洽的一條規定,就徑直認定受託管理人獲得了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的資格,恐怕並不合適。

2、受託管理人與債券持有人的利益衝突

作為一個以保護債券持有人合法權益為出發點的制度,受託管理人理應與債券持有人的利益保持高度一致。在相關規範性文件中也明確規定“對於債券受託管理人在履行受託管理職責時可能存在的利益衝突情形及相關風險防範、解決機制,發行人應當在債券募集説明書及債券存續期間的信息披露文件中予以充分披露,並同時在債券受託管理協議中載明”。

問題在於,相關文件對受託管理人的選任作出了一個讓人感到困惑的安排——“債券受託管理人由本次發行的承銷機構或其他經中國證監會認可的機構擔任”。在實踐中,債券的(主)承銷商與受託管理人往往由同一家機構擔任。這樣安排的好處當然是顯而易見的,作為承銷商,機構對於發行人的相關情況最為了解,為其作為債券受託管理人履行相關職責提供了便利等等。

如果把這些規定結合起來,對應到現實中,我們會看到這樣一個“童話故事”:

1.承銷商通過債券承銷從發行人處獲得了經濟收益;

2.根據相關文件要求,發行人為債券持有人聘請該承銷商作為債券受託管理人,管理費用由發行人承擔或者免收;

3.受託管理人勤勉盡責地履行管理義務,及時、充分、完全地披露發行人的相關信息,特別是不利信息,並且積極採取行動以維護債券持有人的利益。

嗯……這故事美好到除了“特別好”,我想不出別的評價了。現實狀況中,往往還存在着發行人欺詐發行,或違反信息披露義務導致投資人利益受損,而包括承銷商、託管方、評級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往往又參與其中,很難界定清楚各自的責任和對損害結果應當承擔的損害賠償比例分攤問題。故試想下,如確實發生發行人欺詐發行、違約需要起訴,而訴訟統一委託方又是託管方的情況下,是否會導致在案件審查過程中發現的對於託管方不利的種種事實及證據被接受委託的代理人故意忽略或者遺漏呢?

綜上,回到本案中,上海高院正是考慮到了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以及最終權利人的權益歸屬的實體問題,一審駁回了以債券管理人名義起訴的案件,該案尚在二審過程中,新《證券法》亦在做三審稿草案中,最終司法任何做出認定,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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