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半導體產業40年恩怨:美國摁住日本企業,三星迎來翻盤機會

騰訊科技2019-09-06 03: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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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魔鐵的世界(ID:jiangpeiyu0916)

首發 / 騰訊科技 (ID: qqtech)

作者 / 魔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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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重點:


1、朴正熙説,晶體管看起來很小,但價格又如此之高,一手提包的晶體管,價格就超過滿滿一糧倉韓國出口的棉紡織品,所以“我國也想發展電子工業,請(金博士)幫忙。


2、80年代,日本在半導體芯片市場高歌猛進,大賺特賺,因此稻葉秀三的這番話很有權威,徹底打動了李秉喆:(做半導體)可比賣白糖、化肥有前途多了!


3、如果再虧三四年,在日本企業的打壓下,三星很可能就撐不下去,關鍵時刻,三星迎來翻盤機會:美國對日本半導體揮起了大棒。


4、五巨頭之一的富士半導體無奈之下,將半導體工廠改建成蔬菜大棚,種植無公害生菜,每顆賣400日元,利潤竟然高過生產DRAM芯片。


5、日本也吸取了教訓,1994年也就是日美半導體協議停止的前兩年,美日爆發汽車貿易摩擦,日本頂住美國的壓力,沒有答應美國的過分要求,避免了日本汽車產業重蹈半導體產業的覆轍。


(全文共6200字,完全閲讀需要15分鐘)


正文:


一個多月來,日本和韓國在半導體關鍵材料上的貿易摩擦,看不到緩和的跡象。影響卻在持續發酵,韓國央行近日在一份報告中警告稱,日本限制高科技材料出口的措施對韓國經濟的影響可能超過加徵關税,將導致半導體出口額下滑。


目前,三星正和台積電在先進半導體工藝製程上展開激烈爭奪,關鍵時刻日本卡脖子,將使三星處於不利地位。


日本和韓國在半導體產業上的摩擦何時收場,沒有人能給出準確答案。


但如果展開時間的卷軸,我們就會發現,兩國在半導體產業上的恩恩怨怨,早在40年前就已上演,韓國替代日本登上全球半導體舞台,並不是因為單純的市場競爭,而是多股力量角力的結果。


朴正熙的黃色信封裏裝着2000美元


1967年9月13日中午,韓國青瓦台總統府。


總統朴正熙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電子工程系教授金完熙博士共進午餐。飯菜非常樸素簡單,唯一的肉食燉排骨被放到金完熙面前。


午餐開始後,朴正熙首先夾起蘇子葉放到金完熙的羹匙上,誠懇地説:“內人(總統夫人,作者注)聽説金博士要來,特地準備的。”


這頓午餐如此難忘,以致於多年以後金完熙還清楚地記得,用過餐後,朴正熙將他請進書房,從抽屜中拿出一個小東西放到書桌上。這是摩托羅拉即將在韓國生產的產品:晶體管。


朴正熙


朴正熙説,晶體管看起來很小,但價格又如此之高,一手提包的晶體管,價格就超過滿滿一糧倉韓國出口的棉紡織品,所以“我國也想發展電子工業,請(金博士)幫忙。”


也就是從這頓飯起,韓國確定了以電子工業作為國家的基礎和出口支柱產業的國策,金完熙則擔任朴正熙的顧問。


那天,金完熙離開青瓦台時,朴正熙親自遞給他一個黃色信封,裏面裝有2000美元,以支付他往返韓國和美國的機票費用。此後,金完熙每年都會回韓國三到四趟,每次都是朴正熙親自將裝有2000美元的信封遞給他,直到1979年為止。


韓國當時的電子工業水平十分原始落後,最大的電子企業金星社不過是在山寨香港產的晶體管收音機,工商部有官員甚至不能區別蓄電器(電容器)和蓄電池。


此時,與韓國一水之隔的日本,靠着朝鮮戰爭的紅利,製造業迅速在二戰廢墟上崛起,並在60年代末逐漸完成從重工業到輕工業的轉型,索尼等一大批日本企業依靠收音機、電視、計算器等電子產品出口,逐漸在全球市場嶄露頭角,“電子立國”逐漸成為日本的國策,日本企業進入當時核心的高科技產品DRAM(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備註:後文如無特別註明,“半導體”、“半導體芯片”均指DRAM),悄悄偷襲美國人的領地。


相比之下,連晶體管都不能製造的韓國,根本湊不到全球半導體的牌桌前,但野心卻實實在在萌發了。


一手提箱芯片能抵十船礦物


朴正熙主政的18年,韓國經濟實現年均8.3%的高速增長,人均國民收入從1961年的92美元上升到1979年的1747美元,世界排名從第78位上升到第48位。


韓國這段經濟極度繁榮的時期被稱為“漢江奇蹟”。


“漢江奇蹟”的最大受益方之一是韓國的財閥企業。


金完熙博士成為朴正熙的顧問後,主要幫助他辦了三件大事


  • 為韓國確立以舉國力量發展電子產業的方針,電子產業取代棉紡織品,成為韓國首先發展的產業,為表示決心,朴正熙還讓女兒朴槿惠報考西江大學電子工程系;


  • 金完熙在朴正熙的引薦下,擔任金星社、大宇電子、三星電子、亞南電子、大韓電線等韓國財閥企業的經營顧問,利用其長期在美國的資源優勢,介紹合作公司,縮短技術差距;


  • 1975年,韓國正式發佈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以實現電子配件及半導體生產本土化為目標的“六年計劃”。


為表明發展電子產業的決心,朴正熙讓女兒朴槿惠報考了西江大學電子工程系


但是,朴正熙政府的紙面計劃僅相當於一個指路牌,對財閥企業終究吸引力有限,真正讓它們按指路牌奔跑起來的,是5年後的一個傳説。


1980年代初,韓國財閥界開始流傳一個關於半導體芯片的傳聞:裝滿一個手提箱的半導體芯片價值超過百萬美元,相當於10船礦物。半導體芯片巨大的利潤讓財閥們聞風而動,三星集團衝到了最前面,跑到美國考察引進技術。


早在1974年,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的第三子李健熙因為對半導體的狂熱追求,收購了瀕臨破產的韓美合資企業韓國半導體公司。不過,這家公司的主要產品是電子手錶,雖然成為青瓦台饋贈外賓的禮物(作為展示韓國技術的代表之一),但生產技術水平僅能製造晶體管。


所以,儘管有政府扶持,但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前,韓國財閥企業根本生產不了半導體芯片,也不知道它的市場價值。


直到一箱芯片價值抵10船礦物的傳聞刷新了財閥企業們的認知。


三星創始人李秉喆最初是反對進入半導體芯片領域的,他認為賣白糖、化肥就賺的不錯,幹嘛要進兩眼一抹黑的半導體芯片領域?所以1980年代正式進軍半導體前,他專門諮詢了主持戰後日本復興計劃的總負責人、富士化學的會長稻葉秀三。


稻葉秀三告訴他,日本在經歷了石油危機(20世紀70年代)後,整個產業結構開始向半導體、電腦、新材料、光纖通信等調整,其中半導體和新材料發展前景最為廣闊。


日本的“硅島”九州島


長期以來,日本一直是韓國的科技導師,日本人將美國人發明的原創技術開發成產品賺大錢,韓國人跟在日本人後面亦步亦趨賺點小錢。加之80年代,日本在半導體芯片市場高歌猛進,大賺特賺,因此稻葉秀三的這番話很有權威,徹底打動了李秉喆:這可比賣白糖、化肥有前途多了!


在巨大前景的誘惑下,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在一手提箱半導體芯片值10船礦物的財富傳説引誘下,1983年,三星邁進了半導體芯片領域,緊隨它腳步的是現代、LG等韓國知名的財閥企業。


韓國和日本由此上演長達近40年的恩怨情仇。


連虧四年,三星含淚繼續陪日本人玩


1983年3月15日,三星集團在韓國《中央日報》發佈“我們為什麼要進軍半導體事業”的宣言,將半導體確定為三星整個集團的未來。


話撂出去了,但從哪裏引進DRAM製造技術又是一個問題。最初,李秉喆找到NEC談合作生產DRAM。NEC會長脾氣比較大,不高興的話,根本不會和你見面。考慮到當時日本半導體芯片廠商打得英特爾等硅谷企業滿地找牙,而NEC又是日本五大半導體芯片廠商之一,因此架子大也是理所當然。


李秉喆曾和NEC在家電業務上有所合作,雙方雖然磕磕碰碰,總體比較友好。所以,李秉喆以為,這次可能又會像過去那樣,得吵一吵才會談下來。


結果是,NEC根本不和他吵,直接拒絕。


接下來,三星踏破美日半導體大廠門檻,尋求技術許可,但德州儀器、摩托羅拉、東芝、日立、仙童等大廠排着隊拒絕了三星。


關鍵時候,三星發揮擅於蒐集情報信息的長處,通過關係得知美光(Micron)科技受日本半導體企業打擊,陷入財務困境,願意授權落後的64KB DRAM芯片。三星如法炮製,以200萬美元從美國Zytrex公司購買了高速處理設備的技術許可。


1984年,三星的64KB DRAM芯片生產出來了,但足足比日美對手晚上市三年,第二年三星開發出的256KB DRAM又比對手晚上市兩年。芯片市場的規則是,用新產品賺暴利,將舊產品雪崩式降價,打壓對手,結果早上市的吃香喝辣,晚上市的吃土出局。


三星第一代創始人李秉喆


三星的64KB容量DRAM上市不久,主導國際DRAM市場的日本企業掀起了價格戰狂瀾,在幾個月內,64KB DRAM芯片的價格就由3.5美元/片降到0.5美元/片,三星每生產出一片就虧損1.2美元。


DRAM特有的雪崩式降價,讓剛入行的三星吃盡苦頭。1984—1987年,三星半導體業務累計虧損1159億韓元。公司內部就是否繼續做半導體吵成一鍋粥。李秉喆進退兩難,如果就此退出半導體業務,在建中的1MB DRAM工廠也將連帶着沉入泥潭,虧損會繼續放大。因此,三星只能含着淚繼續陪日本人玩。


但如果再虧三四年,在日本半導體企業的打擊下,三星很可能就撐不下去。


誰也沒想到,三星翻盤的機會來了。


一萬多盤錄像帶


1987年12月1日,三星創始人李秉喆去世不足一月,其第三子、45歲的李健熙正式接任三星集團會長。


李健熙在父親手下當了10年“隱形人”,現在他登台亮相,開始帶領三星按自己編排好的計劃,向日本半導體企業的領地進攻。


為了和日本對手競爭,李健熙在1993年對三星進行了大規模的組織改革,甚至喊出“除了老婆和孩子,什麼都可以變”。在漢南洞99平方米的被稱為“蠶室”的地下室裏,李健熙存儲有超過1萬盤錄像帶,內容主要是世界一流企業的技術研發動向,其中,關於日本的內容佔了相當大的比例。為研究日本對手,李健熙曾無數次看了45盤、每盤45分鐘的關於日本的錄像帶。


對日本對手做出詳盡透徹的研究後,李健熙找到了日本半導體業的“罩門”:盲目追求高成品率,導致成本高企。於是,圍繞成品率,三星展開了精確攻擊:


  • 將研發聚焦於縮小DRAM芯片面積,規避成品率低的短板,三星512MB DRAM芯片面積大約是爾必達的77%,雖然爾必達的成品率為98%,比三星高15%,但三星依靠更小的芯片面積,卻能比爾必達多切割130枚左右的芯片,意味着三星的成本比爾必達更低。


  • 三星不在成品率上和日本半導體企業比高低,只要成品率達到80%左右,三星即啟動量產計劃,而日本半導體企業堅持將成品率提到成本更高的95%以上。


  • 三星對芯片製造設備的要求是吞吐量(單位時間內芯片的生產數量)要高,日本半導體企業則重視精度和精密度(提高成品率),結果製造同樣數量的芯片,日本要比三星多花一倍時間,意味着成本比韓國對手高一倍。


  • 日本半導體企業堅持生產保質25年的DRAM芯片,遠高於三星的5年質保,品質過剩再次抬高日本企業的生產成本。


三星和日本半導體企業雖然都是“技術至上”的高科技企業,但點亮科技樹的方向不同,三星是追求低成本之上的高技術,如果不能降低成本,再好的技術也不投入量產,日本追求的則是不惜成本的高技術,只要能提高技術指標,成本無所謂。


由於對成本追求的不同,三星可以生產出便宜的DRAM,日本則生產出昂貴的DRAM。在大型電腦時代,客户是企業和科研機構,它們對DRAM的價格不敏感,但對穩定運行要求極高,品質過硬的日本產DRAM自然大受青睞。但在個人電腦成為主流後,價格便宜的三星DRAM更受市場歡迎,最終淘汰了日本半導體企業。


三星半導體起於李秉喆,成於李健熙,經過兩代人努力


這就是李健熙締造的三星神話:以一人之力,滅掉當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一個高科技產業。


但是,“三星神話”很難解釋,1987年之前,三星半導體業務在日本對手的打擊下連虧4年,為何一到1980年代末,日本對手就無力發動價格戰?反觀缺人缺技術的三星,為何一反以前的弱勢,像開掛一樣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呢?


答案是,美國向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揮起了大棒。


美國給日本半導體產業定製鐐銬


1987年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1986年日美簽訂的半導體協議進入執行階段;另一件是1985年簽訂的《廣場協議》導致日元快速升值。


日美半導體協議有一條非常關鍵的內容,即引入價格監督制度,規定日本半導體企業不得低於合理價格銷售半導體產品,所謂的合理價格就是在生產成本之上加上一定的盈利,換句話説,日本的半導體產品被設置了最低銷售價。


價格監督看起來能保證日本半導體企業的盈利,對日本企業簡直是體貼的不要不要。


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其實是美國為日本半導體產業定製的一副鐐銬


  • 首先,生產成本如何定由美國人説了算,日本只負責執行,也就是説日本的半導體產品失去了自由定價權;


  • 其次,有效消解了日本對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扶持;


  • 第三,半導體行業遵循摩爾定律發展,越賣越便宜是趨勢,但半導體協議的價格監督機制,讓日本的半導體產品永遠比韓國對手的貴上一截,想都別想發動價格戰打擊韓國對手;


半導體協議等於變相給日本企業加了關税。



而日本又屈從於美國壓力,採取順從與合作態度,成立專門機構,認真執行。


另外,《廣場協議》導致的日元快速升值又給日本半導體產業壓上一塊巨大的磨盤石。《廣場協議》簽署後,僅僅3年(到1987年),原來的1美元兑240日元就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日元升值1倍。


由於日本半導體產業是外向型經濟,絕大部分產品是要出口的,日元升值1倍意味着企業的利潤僅匯率導致的損失就會翻番,要避免損失,企業只能減產或停產。對於韓國半導體企業來説,等於日本拱手讓出了市場份額。


從時間節點上,可以看出半導體協議、日元升值和日本DRAM份額的緊密關係,1987年之後,日本DRAM份額就掉頭向下,沒有任何反彈地滑向深淵。


也是在1987年,三星地DRAM份額開始陡峭上升,和日本下滑的份額線形成鮮明對比,清楚説明了兩者在產業鏈上的相互替代關係:日本吐出的肉,進了三星的嘴裏。


實際上,美國也直接扶植韓國半導體,在1990年代初,三星也曾面臨美國的反傾銷訴訟,但它巧妙利用日美半導體貿易摩擦,化解了這場危機(詳見文末《30多年前,日本是如何輸掉芯片戰爭的》),如果美國不想打壓日本半導體產業,三星公關團隊遊説能力再突出,也無濟於事。


另外,三星的DRAM作為“雙向型數據通選方案”,被美國半導體標準化委員會認可,相當於在個人電腦時代猛推了三星一把,遠遠地把日本對手甩在身後。


日本人的怨氣


日本半導體產業被美國徹底摁住後,三星為代表的韓國半導體迎來崛起的機會:


由於日美半導體協議(直到1996年才終止)的價格監督機制限制,日本半導體企業無法發動價格戰打擊韓國對手,DRAM芯片價格回升,三星DRAM業務連年鉅虧的局面終於畫上句號,挖到第一桶金,積蓄了進攻的實力;


《廣場協議》導致的日元大幅升值,又進一步削弱了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盈利能力,使其無力抵擋三星的進攻。


經過11年努力,到1994年,日韓半導體大戰局勢開始明朗,韓國在全球DRAM市場的份額從零上升到30%,成為一支可以抗衡日本的力量,日本則在6年時間內,從80%下降到不足50%。


也是在這一年,三星當家人李健熙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在1993年的關鍵時刻,李健熙每天只睡4個小時,人瘦了整整10公斤,現在他兵強馬壯,對面的NEC、東芝、日立、富士通和三菱等日本五大半導體巨頭,頹勢已現。


而且,李健熙的“一個天才可以養活10萬人”的理論在三星蒐羅日本半導體人才方面居功至偉。曾在日立半導體和爾必達工作過的湯之上隆,在其著作中透露,三星花重金在日本成功網羅了一個百人規模的技術顧問團,顧問團由富士通半導體一個高層人物領導。在日本顧問團的技術指導下,三星的第三個DRAM工廠順利建成(第二個工廠曾建設失敗),併成為出貨主力。


在週末,從日本飛往首爾的航班中,坐滿了日本半導體制造商的技術人員。湯之上隆稱,三星對日本半導體企業最新的技術情報開出的價碼是,1條100萬日元。1998年日立設備研究中心正在進行1GB DRAM研發,由於日立不久和NEC談判成立合資公司爾必達,1GB DRAM只試製了10餘條樣品,沒有投入生產,但樣品卻出現在三星電子內部。


爾必達內存


由日本半導體技術骨幹組成的顧問團一直是三星的決策智囊團,幫助三星攻城略地,但三星卻從來沒有公之於眾,這也是讓湯之上隆等日本半導體從業人士怨氣難平的地方。


到2002年時,日本DRAM的份額已經萎縮到大約10%,韓國的份額則超過40%。日本半導體五巨頭開始砸鍋賣鐵(重組半導體業務),變賣家產,日立和NEC剝離DRAM業務在1999年組成爾必達,意圖復興日本半導體,但堅持13年後破產,被美光科技收購。


五巨頭之一的富士半導體無奈之下,將工廠改建成蔬菜大棚,種植無公害生菜,每顆賣400日元,利潤竟然高過生產DRAM芯片。


可以説,韓國半導體產業的崛起,離不開韓國財閥企業個體的努力、韓國政府產業轉型的決心,但美日爆發的半導體貿易摩擦,加上美國的扶植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窗口,四者綜合作用,最終重塑了全球半導體產業鏈。


目前,日本基本退出半導體芯片製造領域,戰略退縮到半導體設備和半導體材料領域,成為韓國半導體產業的配套環節,美國仍然佔據半導體IP設計和製造高地,過去日美抗衡的格局扭轉為,美韓主導行業,日本配套的三方格局。日本僅剩東芝一枚碩果,2018年6月賣身貝恩資本,而貝恩資本背後的操盤手是美韓,至此,日本半導體芯片製造徹底畫上了句號。



日本一個龐大的高科技產業以令人唏噓的方式落幕,至今仍讓不少日本人難以釋懷。不過,日本也吸取了教訓,1994年也就是日美半導體協議停止的前兩年,日美爆發汽車貿易摩擦,日本頂住美國的壓力,沒有答應美國的過分要求,避免了日本汽車產業重蹈半導體產業的覆轍。


備註:如無特別説明,圖片均來自互聯網,版權歸圖片作者所有。


主要參考書目:

《韓國式資本主義》,作者[韓]張夏成,中信出版集團;

《李健熙--從孤獨少年到三星帝國引領者》,作者[韓]樸常河,中信出版集團;

《芯事》,作者謝志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失去的製造業》,作者[日]湯之上隆,機械工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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