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上海的清末士人

東方歷史評論2019-09-05 08:23:01

撰文:瞿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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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上海——初到滬的士人們


光緒九年(1883年),日後“戊戌六君子”之一,剛剛登上進士龍門並授刑部候補主事的劉光第告假回籍,路過上海時日記中這樣寫到:


“到書肆問價。坊間多有有用之書,勝吾鄉遠甚。值較京頗賤,然亦非寒畯所能多購。……晚出街遊眺:香車駿馬,電燈如晝,摩擊喧闐,真稱鬼國。但聞歌館酒樓,肉竹相倚;蜂痴蝶怨,玉夜香春;俯仰此身,在瓊樓玉宇間也。舒丈屢邀入妓館茶園,餘三人俱將留錢買書,未果……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學人大幸事。”


劉氏之言至少透露出以下兩點訊息:其一,從物質上看,即使象劉那樣中了進士,而且只不過是途經上海,但因為茅廬初出,一介窮京官,所以清晰地體會到在上海生活的不易。為留錢買書,幾個青年才俊都未能見識一下滬上洋場中著名的妓館、茶園,其狀不可謂不窘。其二,從心態上看,劉對上海的感覺處於“既惡之又愛之”的矛盾狀態中,但因其自詡為“學人”,其惡的部分要大大超過了愛。到否上海是生人大恨事和學人大不幸,這中間的分野正描摩出士人為士的身份和為人的個體與這座城市既融合又扞格的微妙狀態。不過隨着劉乘坐的輪船遠去,滔滔江水又帶走了十餘載春秋之後,“入上海”乃至“居上海”已成為了越來越多士人的選擇。


所謂選擇暗示着從太平天國運動——甲午這段時間士人來滬動因的變化。大致説來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前到滬的士人大多以江浙一帶尤以上海周邊地區為多,或系迫於生計或為躲避天災人禍。戰爭平息後,這些士人中的一部分人回到了家鄉,一部分在上海做久居之計,另一部分則把上海當作寄居城市,在此地做着“寓公”,卻仍然遙遙經營家鄉的那份田產。


而此後由於政府的“官督商辦”制度,利潤的誘惑,社會地位的驅使,地方統治者的雙重政策等因素的激勵,不少在晚清政壇崛起的朝廷大員象李鴻章、張之洞由擔任江南地區的封疆大吏始,而後又紛紛進入工業企業和商業投資,一步步擴展其在上海的勢力。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商人和買辦滲透到官場和紳界,他們通過捐納和提供軍需,很容易地獲得了士的身份和候補的各種官銜而得以與上海有了聯繫。這些人與上海結下不解之緣意味着一個“網絡建構”的開始。從李鴻章到張之洞,從盛宣懷到張謇、從唐廷樞到嚴信厚,他們通過書院、企業等建制化機構催生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海的那個地方精英集團,其中包括曾鑄、李平書、虞洽卿、朱葆三、宋漢章等人。更重要的是他們編織的那張由血緣、地緣、學緣、幕緣等構成的私誼之網使得上海在1895年後逐漸成為全國各地士人精英的匯聚之所。


汪康年


1896年1月,一個日後在士人私誼網絡中頗能承上啟下的人物來到了上海,他就是汪康年。此時上諭查封京師強學會,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隨即關閉了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而收拾殘局的人,他選擇了曾是其幕僚的汪康年。憑着這份幕緣關係,汪成了“接收大員”,強學會餘款銀六百二十餘元就成了創辦《時務報》最早的現金來源。但真要辦報並不是一帆風順之事,一個好漢如果沒有三個幫也不能成事,幸而汪康年找到了他的知己良朋:通過舊師長直隸總督王文韶的關係,黃遵憲來了;當年赴京趕考時結識的小師弟梁啟超亦在康有為的允許和其力邀之下來了;在湖北做幕僚時結識的吳德瀟父子也來了;再加上堂兄汪大燮為之提供內幕詳情,在上海的同鄉葉瀚、宋恕、孫寶瑄等出謀劃策,往來奔走。汪康年及以他為中心的《時務報》羣體“入上海”方能初定局面。


此後,象汪康年這樣的進士們、還有舉人、秀才們都會來上海,不少人還會設法留下,他們都或多或少要與那張私誼之網掛上鈎才能遂其所願。只是由於太多士人缺乏詳細的生平材料,特別是其如何“入上海”的細節材料,而使得做一個全面概括非常困難,因此接下來只能以個案的方式進行一個大致的描述,先來看進士們。


1898年曾在京直接參與過變法的張元濟在戊戌政變後頗為心灰意懶,“直不欲與聞人間事矣”,且預見“將來必有株連”,已有南行之意。至其被朝廷革職永不敍用後,李鴻章立即告知盛宣懷,去滬後將由其安排出路,又得舉人同年汪康年密電,復其書謂:“弟事已定,即日南下,約重陽後可在滬相見。”


攜家南下之際,被張氏尊為問業師的徐用福之兄徐用儀贈銀二百兩,據其子張樹年回憶,徐用儀所贈銀兩解決了張氏全家遷居上海的費用,張元濟晚年屢屢念及此事。到上海,張元濟與一趙氏(從蕃)同年共寓外虹口隆慶裏七百七十二號。安定之後,先赴南洋公學譯書院辦理譯書事宜,繼而接任公學經理,不久轉入商務印書館,踏上了通往文化出版大家之路。


同情維新的蔡元培也於政變發生後離京南下,回到家鄉紹興。繼而從紹興到上海,入南洋公學任教員。當時在南洋公學盛宣懷是督辦總理,為蔡元培在京城的舊相識,而且盛氏與極力推薦蔡氏到南洋公學任教的澄衷學堂監督劉葆良為同鄉。總理沈曾植與蔡氏也是浙籍同鄉,代理總理張元濟更是與蔡氏同鄉、同年舉人,關係非同一般。蔡元培1899年日記備忘中第一條就是張氏在上海的地址。1901年3月蔡氏黃昏到上海,夜宿舟中,第二天清晨就趕到張元濟家,“年伯母影堂前行禮”。7月到上海應聘南洋公學時,則先下榻寶善街周昌記客棧,過了六七日就搬到外虹口隆慶裏七百八十二號邵儀衝處,與張元濟做了鄰居。此後,在上海這個舞台他發起成立中國教育會、組建愛國學社與愛國女學、創辦《俄事警聞》與《警鐘日報》,創下了不小的聲望。但因其始終有反清之活動,並不能容於政府,其在上海的時間亦不過數年。


再來看舉人們,1897年鄭孝胥憑着張之洞的幕緣,充洋務局提調,並在商務局差委,時常往來於南京、上海之間。同鄉見其常住客棧、非常不便,遂為他租定長安裏林慶記樓下屋一間。且方方面面為之考慮得相當周到:


“室中甚華潔,有二窗,頗明,几案窗榻亦極穩稱。夜飯以閩人為庖夫。……自至上海,是夕牀始施帳焉。同居者為王子青、陳少蘭、施小樵,皆在樓上;林慶中父子在樓下對房。是屋,樓上下皆三幢,月租二十二元,餘得一房,出租六元,此房實為屋中最勝處也。飯食附於庖人,上下二人,每月亦六元。”


房租、伙食並不算便宜,但第二天盛宣懷即派人送禮,給了鄭氏一個商會公所參贊的名銜,月給薪水百金。


鄭孝胥


1902年,陳黻宸來滬,蔡元培即邀請陳氏和其他同來的老鄉宋恕、蔣智由等朝飲於九華樓。在滬逗留期間,適逢出資幫助蔣智由辦《選報》的浙籍老鄉、諸暨人趙祖德欲另辦新報,陳氏遂受聘主辦《新世界學報》。陳黻宸在浙東學界聲望卓著,他到上海辦報後,他的一些學生也跟隨來滬,《新世界學報》成為他們聚集的一個重要場所,其中包括馬敍倫、湯爾和、杜士珍等養正書塾“三傑”以及黃羣、陳懷等人。不過翌年,一方面其科舉情結難釋,欲赴河南參加會試,另一方面“報館事腐敗已極”!個別編輯截用稿費,反須陳氏賠墊,於是決定停辦報館。


綜觀上述幾位士人的經歷可以發現在血緣、地緣、學緣、幕緣構成的私誼之網中,除非你是真正強而有力的高官貴宦之後,像“錢唐孫子授侍郎詒經之次子,慕韓總理寶琦之胞弟,李筱荃制軍瀚章之女夫,以廕生得分部主事”——孫寶瑄,他自然可以奉母出都、寓滬八年,閉門讀書、廣泛交遊,回到京城馬上就籤分工部行走,調郵傳部後更有底氣與頂頭上司不和,即拂衣而去。若不然,在清末對進士、舉人這一層次的士人來説幕緣反倒相當重要,入幕府是晚清士人進階的一大重要途徑,以此而一躍而成為封疆大吏的比比皆是。汪康年、鄭孝胥能在上海如此如魚得水,兩人曾是張之洞幕僚的身份起了極大作用。幕緣使得他們與統治集團,特別是統治集團中某一實力集團保持着持續而有機的聯繫。以這一實力集團為中心,這些聯繫可以為他們源源不斷地帶來人脈、金錢和勢力。再輔之以血緣、地緣、學緣就能形成一個牢固、有力、持久的網絡。如果僅僅是血緣、地緣、學緣關係,一旦本身交際能力不夠、經濟狀況吃緊或者政治環境嚴酷的話,在上海也很難呆得長久或者呆得如意。


最後來看秀才們,這批人的私誼網絡因為年紀、閲歷、家世等關係,在布爾迪厄所謂的經濟、文化、社會資本大多比不上進士和舉人們。象王國維十六歲時就中了秀才,但其後五年多次考舉人不中,又不甘於僅僅就館教書,1898年受其同學許默齋推薦,入《時務報》任書記,因收入甚微,王氏欲改投翻譯中西文報館,但其父王乃譽來信阻止:


“初與交往,恐難得深信,若更他適,則薦者與家人鄉友非怪太活,決使且留會,曷以空閒學之,更須常往還之,況粵浙恐成冰炭,是又非宜。”


引文深切地表明瞭時人對地緣關係的重視和這層關係幫助王國維在上海打開局面的重要,可是此時的王國維畢竟只是一個無名小卒,即使在浙籍精英彙集的《時務報》館也得不到重視。前任許默齋薪水已是不多,到王國維接任時則更為減少,同時工作又非常繁重,以至於他在寫給許默齋的信中大有抱怨:


“閣下確係每月二十元,弟則每月十二元。弟當時唯唯。惟念閣下與弟所辦之事固屬不殊,況弟係為閣下代庖,原與一人無異,何以前後多寡懸殊若此,即使弟辦事或有不妥,亦應函告足下,申明當酌減之處,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減前月薪水者。……弟所辦事除刪東文,校報外尚須寫信,或代作文及複核書籍,……所入不及一寫字人,又奚為哉!”


雪上加霜的是王國維常犯腿疾,時常需要上海、海寧兩頭往返,這就更使其與上海疏離。不久《時務報》館關閉,王氏處境窘困,幸而此時與他有師友之誼的羅振玉請其擔任東文學社庶務,後又介紹他赴日留學,這才得以成就日後的一代國學大師。


王國維在上海並不得意,一大重要原因是本身並無太多資本,而自己似乎也並不致力於拓展其私誼網絡。雖然進了著名的《時務報》館,但除了羅振玉、許默齋外似乎就別無他人可助一臂之力。不過在上海的失敗或不得意者可能是一普遍現象。象嚴復1900年逃難到上海時賃屋閘北康樂裏,連生活費都沒有着落,要向妹夫何心川借一百元才度過難關,又因為譯書費未能及時寄下,還曾向汪康年借過規元五百兩,其書雲:


“茲有極懇者:冬令將至,需款孔殷……一俟前途匯款到時,即當劃還不誤。”


連嚴復這樣的士人都在上海陷入過如此困境,那些籍籍無名的校對、編輯、記者與售文為生的小牌作家之舉步一定更為維艱,正如有學者指出:


“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如此多薪資、過着那麼順遂的生活,否則當時上海就不會有那麼多偷拐強騙的無賴文氓。”


不過成功者還是有的,同樣是秀才的包天笑,他的網絡拓展就相當的成功。包氏拓展網絡的特點是以其家鄉蘇州為中心參與新的事業,時常去上海交遊培養人脈,在有了相當積累後才正式入上海,並以城市中的新制度媒介為據點站穩腳跟。


包天笑


戌戌前後,包天笑就在蘇州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組織學會,而後因為和留日的蘇籍學生楊廷棟、楊蔭杭相熟,也依樣畫葫蘆組織了一個“勵學會”,並創辦《勵學譯編》月刊。另外他還參股東來書莊,專門經銷日本進口的圖書、文具、地圖、掛圖和教材。因為書店的生意往來,蘇州府屬的常熟、崑山、吳江等縣,乃至常州、嘉興、無錫都有慕名而來之人。他們或買書訂雜誌,或問訊配書,包天笑也由這一渠道認識瞭如常熟的曾樸、吳江的金一等人。除了組學會、辦刊物、開書店以外,包氏還與表兄尤子青創辦了《蘇州白話報》。


包天笑在蘇州的事業並未持續很久,就被其在蘇州結識的好友推薦前往南京去擔任李鴻章侄女婿,人稱“蒯瘋子”——蒯光典的幕僚。在南京待了幾個月,包天笑即被派往上海,主持金粟齋譯書處。金粟齋結束後,又憑其在蘇州、南京、上海等地積累的人脈關係在葉瀚的啟秀編譯局、粵籍人士為主的廣智書局編譯處、蔣觀雲的珠書園譯書處短暫工作過。主要依靠他剛學的一點日文翻譯書籍,檢定、潤飾稿件。這期間有兩個小細節值得一提。第一、包天笑也絕非一帆風順,金粟齋結束後,他就曾非常迷茫,從前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都已各散東西,尋找屬於自己的機會,“回到蘇州,做什麼呢?還是處館教書嗎?要謀生計,在蘇州更無出路。”以至他碰到葉瀚只能自嘲地説:“低就也沒有,回家吃老泡去了。”第二、地緣關係的重要也在包天笑那裏有明顯體現,包氏在粵籍人士為主的廣智書局編譯處就做得並不得意,按他自己的話説:“裏面全是廣東人,我和他們言語不通,未免有些扞格。”


包天笑因病結束上海各譯書處的職務回到蘇州後不久,先被推舉到上海考察女學校,後又通過其老丈人的關係擔任青州府學堂的監督,當青州府那裏人移政息之時,開書店時認識的曾樸、交遊上海時認識的狄楚青終將其拉了回來。狄氏為《時報》的總經理,曾氏任《小説林》的管事,請包天笑一是因為老相識,二是因為在青州期間包氏對《時報》、《小説林》常有投稿,能文之名已深刻二人心中,自此包氏將在上海的報館中負責固定的版面、領取豐厚的薪水,還有不菲的外快。憑着其文章的天賦、小説的本領、寬廣的人脈和當時可以居奇的外語,對他而言居上海大易!


2


居上海——多重的日常生活世界


士人們在初到上海時境遇即有落差,這些落差並不會在“居上海”的歲月中自動抹平,私誼網絡的無形之手會把他們帶入到不同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開展屬於各個圈子的衣食住行,交遊起居。讓我們先來看“閒民”的世界:


“上海一區,蓋以聲色嬉娛為世界者也,而出入此世界中,大抵閒民最多。閒民約分三種:一維新黨人,一依西商為生者,一富豪家子弟。今者前一種人漸就衰減,且多落魄不能自存者;惟後二種人特盛,且力能維持此世界,蓋有金城湯池之功也。”


寫出這段點“閒民”世界之睛文字的是孫寶瑄。他是貴宦之家出身,並一直對所謂“新黨”的某些作派冷眼有加。但以作史的後見之明看“前一種人漸就衰減,且多落魄不能自存者”大致説的是康、樑一派人物。而當時活躍在上海,廣意上的“維新黨”閒民可並不少。隨便數一數就有汪康年、葉瀚、張元濟、馬相伯、嚴復、伍光建、鄭孝胥、趙鳳昌、吳彥復、丁叔雅、胡惟志、温宗堯、汪允宗等十來個響噹噹的名字。這批“維新黨”閒民:


“晝居之地曰味蓴園,夜聚之地曰四馬路。是故味蓴園之茶,四馬路之酒,遙遙相對。……每夜所銷宴樂之費,並北里中及大餐館等計之,殆數萬銀餅不止。若官抽其税,每銀餅税一角,亦可成鉅款也。”


以上是“閒民”世界的一個大致勾勒,要了解這個世界的細節我們不妨從鄭孝胥的日記出發分析他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間有着怎樣的生活。鄭孝胥的閒民身份在他的朋友那裏是有定論的。鄭氏曾調侃張謇比做官還忙,湯壽潛比當兵還苦,無料他的朋友加了一句:“鄭比出家更閒”。而從其一月的生活觀之,此説並不離譜。在三十天裏,鄭氏跑了兩次張園,看到了西人戲法;赴了七、八個飯局,包括雅敍園、九華樓、聚豐園、一品香、萬年春、海國春、鴻運樓等知名酒樓和堂子;去羣仙戲院觀劇三次,第一次聽到郭少娥的《打嚴嵩》、後兩次則是其紅顏知己金月梅所演的《池水驛》和《翠屏山》。


1900年的上海外灘


不難發現鄭氏大多數時候都在酒樓、青樓、張園、戲院等城市公共空間活動,考慮到其與日本人筆談唱和,交情頗深,似還可加一個洋樓。這與於醒民在《上海,1862年》中將王韜、龔孝拱、李善蘭、蔣劍人等“海上狂士”的活動空間頗為見道地概括為酒樓、青樓、洋樓很有幾分相似。但空間的相似畢竟只是表象,無論是外在的行動方式或者內在的精神氣質上,19世紀60年代的“海上狂士”和20世紀初的“上海閒人”已經有着非常顯著的區別:


“他們在酒樓狂飲狂歌狂舞,手裏揮動寶劍,劍鋒往地上猛砍,打碎酒杯、酒壺、茶壺、便壺,甚至砸壞門外的小車和馬車。‘劍花搖搖酒花熱,裸身大叫千年魄’,他們光膀赤膊,旁若無人。正衣冠乃名教中人凜凜以守的常規,他們棄之不顧;膽子天大的人也不敢吃的河豚魚與河豚魚發酵醃製的‘西施乳’,他們敢於咀嚼品味。


他們在青樓綺遊,以狂名權充風月之資,在石榴裙上題詩,於香豔扇面揮毫。居然有痴情神女鍾愛這些窮酸才子,留下不少風流韻話及妓女文學、史料的‘豔書’。


他們在洋樓與外夷邪教人物廝混,吃洋菜洋飯,撰譯夷書,類乎以夷變夏,裏通外國,好象不怕被人説數典忘祖,不怕犯下大逆之罪。30多年後人們都不敢扮演的角色,他們敢率先為之。”


上述舉動“狂士”在幾十年前做了,而現今的“閒人”卻沒有做,這做與不做之間標誌着在日常生活中權勢的急劇轉移也已昭然若揭。如果説19世紀60年代權力是由中央向督撫交接的話,那麼在20世紀初權力則是從督撫向士林名流傳遞。王韜給曾國藩、徐有壬、吳煦等總督、巡撫、道台上書上了個遍,到頭來還只是個無奈逃到香港的“長毛狀元”,鄭孝胥以舉人出身在一個月裏光見上海道台袁樹勛就見了三次。前兩次還集中在一天之內。此外與督撫的書信往來,各大衙門的電報寄發,海上名流的私底會晤更是家常便飯。不僅如此他在那些性情並不投契的高官面前還頗為託大,如在清末大員中以強硬著稱的岑春煊主郵傳部時,曾保舉鄭氏做“丞參”,卻被他一口拒絕,發急電相勸,其辭大失平日之風,有如哀懇。因此可以想見鄭氏在酒樓交遊時必定高朋滿座,温文爾雅,談笑風生,決不會酒醉、毀物、失態的。而其對待青樓中的紅顏知己也不會光以大名充作風月之資,有時反倒不免有些炫耀自家富貴的“做作”:


“將行,遺五十元,月梅辭,固與之,乃慚赧而受。……至大生賬房取回二百金。未刻獨詣金月梅,復遺百元。……晨,過月梅,遺詩一本及蚨百元”。


其實當嚴復聽到“鄭比出家更閒”之語曾頗有深意地説:“何為自苦於無人之地耶!”一個“自苦”正道中了“閒民”們內心深處的矛盾與無奈。他們有名士的身份,而且在晚清特殊的因緣際會中藉助上海這座城市名動天下,玉食錦衣,但時代之潮又推動着他們向“政客”之路走去。這就決定了:一,無法狂——他們與體制的聯繫是割不斷的;二,時不時又要表現出名士的做派——他們也不完全是體制中人;三,繞不開的時代使他們向“政客”之路走去,但又幾乎永遠離那些民初轉化為“黨人政客”之人有相當的距離。所以汪康年在1911年對鄭孝胥的評價看似貶多於褒,但細讀卻是他、鄭氏這一羣閒人貌似瀟灑倜儻,卻愛惜羽毛,瞻前顧後,甚至落入“自苦”境地的絕佳寫照:


“鄭君為人,明敏捷給,能為大言,能坐攝貴人意旨於俄傾之間。雖於世界事未極洞澈,語多漏義,特以口才之善,使聽者不容得起罅隙,又能四面防禦,使同坐者不及攻擊。然其短處則失之輕躁,一面自圓其説,一面又極意伺人意旨。故目動言肆,意態不寧,而神不足以自鎮,氣不足以自攝。故政府之對於鄭君,於其言也,宜精擇而用之;至於其人,則參謀顧問,詩酒從容,亦足有所裨益。若假以政權,視用柱石,恐非其倫矣。”


再來看職業人的世界。周作人曾説前清時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舉是正路之外,還有幾條杈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師,其二是做醫師,可以號稱儒醫,比普通的醫生要闊氣些。其三是學幕,即做幕友,給地方官“佐治”,稱作“師爺”,是紹興人的一種專業。其四則是學生意,但也就是錢業和典當兩種職業,此外便不是穿長衫的人所當做的了。


塾師、醫師、幕友或者學生意,周作人展示的是士人中作為“職業人”的最初形態。這個羣體的存在本就源遠流長,清末則由於各種或積極如前文所提及的學幕可以仕進,學生意賺錢後亦可捐納,消極的如人口膨脹、捐納氾濫、連年戰亂,直到最後的致命一擊——廢科舉等都使得這一羣體日益龐大,而城市的各種新制度媒介和公共空間則為其中幸運兒的發展交遊提供了與在鄉村社會不同的温牀,包天笑即是那些幸運兒中的一員。


包天笑在上海的主要職業是一報人,兼做雜誌編輯、女校教師、小説家,主要在城市的新制度媒介中“討生活”。對他來説,雖然與“閒人”的世界有交集,但卻並不屬於那個世界,他的職業決定了其日常生活是另一片天地。


《申報》


滬上早期報紙,除了《申報》、《字林西報》外,往往僅有總主筆一人或數人,襄助筆政者若干人,報紙內容也不過是論説、上諭、宮門鈔、各地新聞、本埠新聞等。因此報務只需外地新聞聘一二訪員,摘錄些督撫轅門抄,找滬上各衙門胥吏等提供一些官廳日常公事,加上一些鬥毆、拆梢、火災等巷裏瑣聞就可以完成。時間上經常是午後着手,上燈時已一律竣事矣。1895年後情況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報館之記者,其筆墨之忙,每在夜分,埋頭燈下,況瘁異常。蓋以各處訪稿之至,半須旁晚始達之故”。這段話正是包括包天笑在內的職業報人生活的一個註腳:


“在報館裏編新聞,於每日的時間,很有關係。編要聞,時間最晚,因為要等北京的專電到來,那種專電,往往要到夜裏十二點鐘以後,甚而至於到午夜兩三點鐘送到,也説不定。……本埠新聞的編輯,比較要早得多,大概到了下午九點鐘的時候,訪稿全部來了,編本埠新聞的到十點鐘就沒事了,如果在九點鐘以後,發生了特別事故,有重要新聞,明晨必須見報的,當然可以加入,其餘的瑣聞細事,他們也就不再送稿了,至於編外埠新聞的,要更早一點,從前還沒有快信、航郵,下午五點鐘以後,郵差就不再送信了,把當日所到的信,評定它的輕重與緩急,發清了稿子(有的須要修正一下)就沒有你的事了。”


包天笑負責編輯的是外埠新聞,從引文不難看出其編輯工作在《時報》館尚屬輕鬆,但也總要到下午五點鐘以後才能完一天之工,報人之辛苦可想而知。何況他還要每月寫論説六篇,後來雖不寫論説,算得“藏拙偷懶”,但每月三十則短評卻仍是逃不過,加上《時報》上連載小説,給《小説林》寫寫稿,女學堂兼兼差,“一天到晚,就忙了那些筆墨上的事。” 因此儘管他收入豐厚,七七八八加起來超過了120元,而當時一品香吃西餐不過3元,包氏卻不會象“閒人”一般以酒樓、青摟、洋樓為主要逗留之所。他們的交往空間在《時報》館,在息樓之中。


包天笑工作的《時報》並不是他一人“念天地之悠悠”的所在,而是有一個《時報》報人羣,包括有狄楚青、陳景韓等海上聞人。本來包氏並不需要天天到館,但總經理狄楚青卻以為:


“在報館裏天天見面,大家親切有味,有什麼問題,可以互相討論。便是寫論説,也可以對於新聞上,有所討論商酌,每一個報館常有論調與人不同之處,論説上或還有必須修改之處,僅僅是閉門造車,我以為是不大相宜的。”


可見《時報》報人羣對“交往”相當重視,為此《時報》館還專門在樓上闢築“精室”喚作“息樓”。這個“息樓”究竟是個怎樣的地方呢?


“無非是聊供休息之需,有許多朋友來訪問、閒談,便請在息樓裏憩坐。在報館裏的同人,工作之餘,也在息樓中休息一下。或有朋友見訪,就可以在息樓中會客。息樓那一間房子,由報館供給,不取租費;另僱一個茶房,專管息樓內的茶水、差遣等等,備了幾份日報,供客瀏覽,所費無多,而得益匪淺。也有朋友們在息樓裏吃點心的,好在時報館在福州路望平街,鄰近都是點心店、西餐館,叫茶房去喚他們送來,自吃自惠鈔,很多便利”。


就是有了這樣一個“談談説説,莊諧雜作,談笑風生”的公共空間使得包天笑認識了不少友朋,除了報館同人以外,還有許多館外的同好。大家時常聚集一處,由此形成了一個鬆散的小集團,即所謂的“息樓中人”。


“息樓中人”幾乎全部是江蘇人。而且江蘇的寧、蘇二屬中,又幾乎都是蘇屬中人(在晚清此二屬幾乎就是一省兩個世界)。其中有林康侯、吳懷疚、朱少屏等幾位上海本地人,以及松江的陳景韓、雷奮、楊白民、婁縣的史量才、青浦的葉養吾、川沙的黃炎培等;次之則為蘇州人,如包天笑、龔子英、楊廷棟、吳納士以及楊蔭孫、楊景森昆仲。以上人等常登息樓,那麼哪些人身在《時報》館中,卻並不常來呢?據包天笑回憶,《時報》的總主筆、與狄楚青同屬康門弟子的廣東人羅孝高與另一位廣東籍主筆馮挺之,因與館內其他同人言語不通,就不參加息樓的聚會。狄楚青本人雖是《時報》總經理,卻也難得到息樓來,因為他是寧屬的溧陽人,“與上海的一般松江人、蘇州人、常州人,不大融洽的”。包天笑與朱少屏的南社朋友也不來息樓。因此,所謂“息樓中人”從地緣關係上看集中於江蘇蘇屬的上海縣、松江府、蘇州府人。


除了地緣關係外,學緣、血緣關係亦是“息樓中人”聚合的重要紐帶。如沈恩孚、袁希濤兩人都肄業於龍門書院;沈恩孚還是林康侯的母舅,也是吳馨在龍門書院求學時的老師。雷奮、黃炎培、林康侯、吳馨、朱少屏、楊廷棟以及楊蔭孫、楊景森兄弟等則都曾在清末上海新式教育的重鎮南洋公學讀過書。陳景寒、雷奮、楊廷棟還一起參與過日本留學潮。陳景韓的父親做過雷奮的老師,陳氏胞姐又是雷奮的夫人。楊廷棟則與雷奮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求學,並一起與楊蔭杭等人於1900年在日本組織“勵志會”,創辦《譯書彙編》等刊物。


最後來看革命黨人、學生的世界,清末的上海其實並不讓一些日後被視為著名革命家的人物過得舒心,像章太炎就在信中對吳君遂感歎:


“自君遂徙南京,而吾不復得佯狂避世之友于海上,宙合雖大,可與言者幾何。……在學社久,無可為知己道。”


後又在給劉師培、夏曾佑的信中言及苦無同等量級論學之人的苦悶:


“上海市井叢雜,文學猥鄙,數歲居此,不見經生,每年疇昔,心輒惘惘。”


“鄙人乞食海上,時作清談,苦無大匠為施繩削,又陵適至,乃以拙著二種示之,必當有所糾正,亦庶幾稽康之遇孫登也。”


章太炎


而蘇曼殊、陳天華則借小説為自己之口痛詆那些在城市各個公共空間出沒的“海上志士”:


“尚海那個地方,曾有許多出名的愛國志士。但是那班志士, ……不過是嘴裏説得好聽,實在沒有用處。一天二十四點鐘,沒有一分鐘把亡國滅種的事放在心裏,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衣服,坐馬車,吃花酒。還有一班人,這麼遊蕩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卻裝着很老成,開了什麼書店,什麼報館,口裏説是藉此運動到了經濟,才好辦利羣救國的事。其實也是孳孳為利,不過飽得自己荷包。真是到了利羣救國的事,他還是一毛不拔。哎!這種口是心非的愛國志士,實在比那些頑固人的罪惡還要大幾倍。”


“那客笑道:‘要會上海的志士,何難之有!到番菜館,茶園子,説書樓,及那校書先生的書寓裏走走,就會到了。有時張園、愚園開起大會來,就有盈千盈百的志士在內。老兄要想會志士,同我走兩天,包管一齊都會到了。’必攘驚道:‘難道上海的志士,都是如此呢?’那客道:‘哪一個不是如此?現在出了兩句新名詞,‘野雞政府’,‘鸚鵡志士’。要知現在志士與政府的比例,此兩句話做得代表,老兄不要把志士的身價看得太高了。‘必攘低着頭默默無言,長歎了一聲。那客又道:‘老兄不要見怪,這上海的融化力,實大得很。老兄若在這裏多住幾月,恐怕也要溜進去了。’必攘也不回語,心上一團紅燃燃的火,好像陡然澆上一桶冷水,熄滅了大半,從此也不再會那些志士。”


鄒容更是在愛國學社——這一新學與新人物羣聚之地與眾人發生衝突,毫不客氣地數落他們:“曹居上海,在聲色狗馬間,學英文數歲,他日堪為洋奴耳,寧知中外之學乎?”惹得那些新人物羣聚欲毆之。


以上四人的感受確實部分映射了當時革命黨人、學生的生存狀態,比如學識淺陋、聲色犬馬、逐利求名等。但其尺度卻多是理想或自我的標準,因此也不免部分失真,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上述批評,這些批評與他們的私誼網絡又有什麼關係?就讓我們重新來考察一下清末革命黨人、學生在上海這座城市中日常生活的開展。


革命黨人和學生除了政治上經常處於邊緣外,日常生活也往往在一較低的水平,這一世界中人的基本處境被羅志田形象地概括為“浮沉人世,積鬱難消;名不能成,身無以立”。像《國民日日報》在新馬路梅福裏租得一樓一底,樓下安置印刷機及鉛字,樓上作編輯室。報社環境如此,身處其中之人就更遑論有什麼高質量的生活。章士釗回憶其辦《國民日日報》的經歷時就説:


“(陳獨秀)東遊不得意,返於滬,與愚及滄州張溥泉、南康謝曉石共立《國民日日報》。吾兩人蟄居昌壽裏之偏樓,對掌執筆,足不出户,興居無節,頭面不洗,衣敝無以易,並亦不幹。”


章士釗


以上是革命黨中的報人,另外像軍國民教育會的一批從事暗殺活動之人,在天津“租一屋為根據地”;到了北京“蟄居都門,伺候閲五月,(那拉)氏尚無還宮之意。吾輩辛苦相籌,東挪西借之旅費已告罄矣”;回上海則“散處旅次,行李蕭條,阮囊羞澀”。


學生的情況也未好到哪裏去,當時重慶中學堂食費每月兩千四百文,不過約合銀元二枚,但在其間就讀的任鴻雋也曾數月無錢付食費,幸而學堂監督借款償付,才得以渡過難關。任氏又嘗以三百文一萬字為代價為人傭書,還在小學和中學堂任教一年,才積蓄有一百二十元來上海繼續求學。但這點錢也不過僅夠其在中國公學讀一年書罷了。


惡劣的生活環境,加上年輕人常會出現的敏感、苦悶與彷徨,往往會產生一種逆反的生活狀態。這種逆反在最初可能表現為一種對聲色犬馬生活的嚮往,像章士釗和他那幫軍國民教育會的朋友們因王之春案的牽連入獄數月,釋放後章氏被“膩友”詩妓李香萍接去其閨寓小住,“浴以芳澤,衣以文錦,軟語温存,過其似蜜非蜜之生活……同人等皆不勝健羨之至。”


而如果境況日益朝着不佳的一面發展,周圍又出現了一個玩樂的圈子,就可能真正沉溺於這種生活,不可自拔。像胡適在上海曾有一段時間因家境日壞,前途可憂,而胡天胡地過:


“餘自十月一日新中國公學淪亡以來,心緒灰冷,百無聊賴,凡諸前此所鄙夷不屑為之之事,皆一一為之”。


這些“鄙夷不屑為之之事”簡單地説有三大項目——看戲,打牌,逛窖子。他們這羣玩友領頭的是新公學一個叫何德梅(Ottomeir)的混血兒。此君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中國人,什麼都會。他住東屋,胡適與林君墨,但怒剛等幾位朋友同住西屋,兩處互相連通,聯繫起來十分方便。另外,離胡適住得不遠,還有個唐才常的公子唐桂樑。父親死了,革命也不見希望,他的情緒自然也不會見佳。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本就有苦悶之心,朋友再一教唆,胡適學壞了:


“和我同住的人,……都是日本留學生,都有革命黨的關係。在那個時候各地的革命都失敗了,黨人死的不少,這些人都很不高興,都很牢騷。何德梅常邀這班人打麻將,我不久也學會了。我們打牌不賭錢,誰贏誰請吃雅敍園。我們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擺一大壺,自斟自飲。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那幾個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裏胡混,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


可見革命黨人和學生私誼網絡自身的特點,再輔之以上海這座城市眾多可供交遊的公共空間,聲色犬馬之垢病幾無可避免,即使是對假志士批評有加的蘇曼殊亦加入了這一行列。1903年的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伏案譯囂俄小説,終日不作一語,若有深思者然”,並且“天天嚷着要離開上海”。而到了1906年卻變成了“一絕風流之和尚”。據陳仲甫回憶:


“我重到上海,有朋友在酒館請我吃飯,正在談話中間,忽然闖了一個和尚進來,卻是曼殊來也!……此時他僧裝而吃酒吃肉。我們勸他改穿西裝,他堅執地不肯。但隔了幾時,卻有自動的改了。問他什麼緣故?他説:‘吃花酒不方便呀’!……幾年前除了我們以外,沒有朋友,而此時卻朋友很多,不但有男朋友,並且有女朋友了”。


但另一方面,依託於上海眾多的新制度媒介和公共空間也使得這一世界中人絕非與“名利”無緣。當時的革命黨人和學生大多是些“新人物”而非“新學人”。在上海這個華洋雜處,兩不着邊之地,這批“新人物”舊學無底,新學無根的狀況尤以為甚,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獲得良好教育的機會和得享大名的運氣。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胡適。他在安徽老傢俬塾裏“讀了許多古書”,來到上海應對梅溪學堂初級班的《蒙學讀本》即可不費吹灰之力,更能進一步指摘老師的錯處,從而一天內連升四班。


胡適


另一個例子則是鄒容,如果説章太炎以其“大儒”身份批評一下上海學人、學生的程度低還尚能服眾。那麼以“中外之學”為憑藉的青年鄒容卻並不是一個能跳出如來手掌的孫悟空。1907年吳趼人在小説《上海遊驂錄》中就已暗諷《革命軍》與譚嗣同的《仁學》十分相似。而學者唐文權對《革命軍》的“藉資移植”問題更是做了非常仔細的研究,他發現《革命軍》中有多處藉資時人之處,且程度不低:


“《國民報》七則,梁啟超四則,譚嗣同二則,章太炎一則,蔣智由一則,麥孟華一則。原文照錄移植入文者三則,餘皆略加剪裁入文。明言藉資者一則。”


被千萬學堂學生“秉燭偷讀”的《革命軍》並非鴻篇鉅製,卻拾人餘唾者甚多。雖然這是當時的普遍風氣,如精神領袖梁啟超就不免類似評論,周作人也坦承自己當時的一篇小説《孤兒記》是“半做半偷”,但從中仍可以看出鄒容秉持的所謂“中外之學”的實質。不過愛國學社的其它諸生極可能連時人的書都懶得一閲,整天忙於鬧風潮,造炸彈,把持些校務。借他人書做底氣的鄒容才有可能在他們面前指點江山一番。


鄒容因蘇報案令人扼腕地庾斃獄中,但“淺直諧俗,恣肆不文”(章太炎語)的《革命軍》卻使他得享赫赫大名。其它與鄒容年歲相仿的革命黨人、學生雖未達到鄒氏的程度,卻也不乏名利的收穫。1902、1903年被公認為是革命思潮激盪的年份,但激盪背後卻有着非常現實的因素。馬君武就自述其初至日本時:“頗窮困,輒作文投諸報館,以謀自給,故壬、癸間作文最多。”


而梁啟超、周作人之言也可為馬君武自述的旁證,梁啟超就説:“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而周作人和魯迅兄弟為革命刊物《河南》撰稿的目的有二:“固然其一在於發揮文學上的主張,其一則重在經濟,冀得稿費補助生活。”


周作人和魯迅


譯述之業特盛不少時候是源於“頗窮困”,而因“頗窮困”而作文的不會僅僅是在日本的馬君武、周作人、魯迅。從東京到上海其實存在着一個龐大的文字生產、出版、發行、銷售的網絡,通過無孔不入的私誼連接,不少在上海的革命黨人、學生也是參與建構這一網絡的主要力量。只要你不輸文采,機運合適,此種參與會帶來相當的實利與聲名,林獬就是一例:


“返上海,鼓吹革命益力,海上諸報,無不以刊白水之文為榮……(白水)每篇僅受酬金五元,然必待資盡而後為之,甕有餘粟,猶舍文而嘻也,復好客,客至,輒請少待,臨案走筆,頃刻成章,遣急足持投報館,收稿費,設酒宴以宴客。”


林獬的經歷説明在上海革命黨人、學生的逐利追名當然可能是像朱菱溪一樣:“為人鹵莽滅裂,要挾同學,使派己充代表,回上海組織民權社,經營出版事業,迷於狎邪,所事不終”。


但也可能是由窮困而應變,由應變而得名利的一個並不值得加以過多指責的過程。何況由於租界的存在,清廷本身控制力量的薄弱,以及回看革命歷程和實際革命歷程的落差,在清末上海的“革命”確實有些與眾不同:


“革命黨者,各國所謂祕密黨也,今之革命黨吾見之矣,茶店酒樓之上,大庭廣眾之間,囂囂然曰:‘吾祕密黨員也,吾持流血主義者也,吾為社會計,則寧犧牲吾一身,吾不為一身計,則可殺某某’。”


這種在大庭廣眾之間,茶店酒樓之上“囂囂然”的情形既不符合《申報》記者對各國革命黨的認知,也不貼近慣常我們對革命黨的回想,但當“革命二字乃時下所尊崇,將借是以為美麗之稱號,時髦之頭銜”的時候。那些以此為招牌,背後卻暗藏其它訴求之人都會紛紛踏入這個場域,表演於城市各類公共空間之中。才進一步造成孫毓筠等熱心官場之人,野雞大王徐敬吾等沉溺花柳之人被當作革命黨人而抓捕的弔詭場面;也才會有秋瑾女士被殺時,上海各大報刊的一片呼冤之聲。當《申報》記者感歎“中國實無一革命黨”時。我們亦可説正是能使人變得“囂囂然”的上海把每個進入者都塑造成了革命黨!而當“革命黨”多如過江之鯽,如章太炎、鄒容等自視甚高的人物也要忝舉其列,被同一種稱號變相地“與眾人同”,他們不牢騷滿腹才叫咄咄怪事。


3


餘論:私誼網絡、權力與清末士人轉型


上文初步證明了由血緣、地緣、學緣等構成的私誼網絡是士人在清末上海生存、發展所賴以憑藉的根基,但這一根基對每個在傳統王朝時代生活的士人而言,其實都相當重要,所不同的是在清末城鄉不同的空間中,這一根基能使士人獲得的權力卻大不一樣。


1895年前的士人,尤其是上層士人,其在鄉村社會的“權勢”幾乎是無處不在的。他們的觸角可以延伸到包括公共工程、慈善事業、教育建設、科考名額分配、文化活動展示等各個方面。而這些觸角的底部就是姻親、同鄉、同年、師友、鄰居等血緣、地緣、學緣關係聯結而成的私誼網絡。但1895年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當然這個變化是一個長期累積的結果。太平天國運動導致地方軍事化興起,使得所謂“強人”主導地方的趨向出現,這些人當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也多有功名,但其依靠軍功、武力起家的背景導致了昔日士人依靠私誼網絡展示文化活動,炫耀文化技能來建構霸權的方式漸漸式微,公共工程也多開始由另一羣被認為缺少文化的人物把持,到1895年後這一趨向的一個結果就是諮議局議員和地方自治議員、職員的“劣評如潮”,自治推行中引發大小風潮不斷。而近代中國沿海和內地“土洋”兩個世界的形成,八股改策論、廢科舉,學堂興起等眾多因素使得士人在鄉村社會的慈善事業、教育建設、科舉名額等各方面的“霸權”地位也都不再能夠繼續傳承而再生產出來,像錢穆就感歎:


“從來名宦大臣,退老居鄉,多知恭敬桑梓,敬宗恤族,於地方有貢獻。乃清末一輩自居為遺老者,率皆蟄居上海天津租界中作寓公,不問世事。其實軍閥割據,擁兵自強,倘有地方賢達告其在各自勢力範圍內興學校辦實業,亦未嘗無人肯聽從其言者,乃惜乎亦默不一聞。可知病實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


錢穆


“病”究竟在何處,可能不只是在高級知識分子身上,但錢穆所論的確道出了從清末到民初鄉村社會與知識分子漸行漸遠的現實,此暫且可擱置不論。當上帝關上了門的同時,一定也會在某處開一扇窗。依託於上海等被深深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城市,報紙、雜誌、學會、學校等新制度媒介迅速興起,開放私園、街道、會館、戲院等公共空間則在舊有的面貌上被賦予了更多新的功能,這就為士人開闢了多片獲得“權力”的全新天地。在這一結構性變化中,城市社會在表面上重新“復刻”了昔日鄉村社會的文化/權力結構,在城市生活的士人其擁有的權力很多也是表現在公共工程、慈善事業、教育建設等方面。但就兩者的本質而言,在城市社會,單單由血緣、地緣、學緣等聯結而成的私誼網絡很多時候並不足以參與城市中更為激烈的權力競逐。只有進一步依託於清末產生於城市,並對各種權力關係發揮愈來愈強大影響的新制度媒介和公共空間,這一網絡才能真正獲得並保持權力。當私誼網絡被城市重新形塑之後,士人們留居離去的時機選擇、開展日常生活的方式、尋求身份認同的途徑、應對政治變遷的手段、傳播自我形象的手法都將與鄉村社會迥然異趣。因此身處“轉型時代”的士人如果未入城(尤其是上海等城市),也不在城市周邊地區,他憑藉私誼網絡所能獲得的權力將因鄉村社會的疏離而漸漸失之於無形。如果反之,他們則可能擁有一試身手乃至暴得大名的機會。當上海等城市成為士人聚集的中心,某些省城,大城成為次中心,而有些擁有昔日繁華的城市像揚州等急劇沒落,淪為邊緣後,這種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沒落城市——鄉村的“中心/邊緣”態勢的形成正是推動士人向知識分子轉型的重要因素。也成為了民國後形成一個“斷裂社會”的主力動因。


(作者授權刊發,略有刪節,原文首發於《史林》2007年03期,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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