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薦書|萬物·生命:當代北京的養生

東方歷史評論2019-09-05 08:22:49

撰文:馮珠娣、張其成

翻譯:沈藝、何磊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一中一西兩位學者,經過長期的田野工作,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合作完成了這樣一本傑出的研究著作。《萬物·生命:當代北京的養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4月)從養生這一具體現象入手,探討了北京市民對良好生活狀態和現實政治社會秩序的理解,旁及北京城市文化和城市建設問題。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一章。 


市井生活


亞洲城市的規模與擁擠程度同北美城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認識這樣一名美國遊客,1983年(那時,機動車數量激增的90年代尚未到來)的一個雨天,當他走在上海街頭時,黑壓壓的人羣讓他感到恐慌,行人雨傘的交織碰撞讓他感到極度不適。剛到北京不久的美國學生,如果想要在鬧市保持自己習慣的節奏,就會故意採用衝撞的方式在城市中步行或騎車穿行。面對三三兩兩結伴而行的中學生,或是蹣跚而行的老年夫婦,他們不願意尾隨其後龜速前進。北美人都習慣了寬闊整潔的人行道以及不那麼多的行人,這種習慣也塑造了他們對城市生活的預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位中國友人的經歷:漫步在晚高峯剛過的芝加哥街頭,面對人跡寥寥的街道,她感到十分不自在。時間尚早,不用擔心犯罪分子騷擾,但她感到城市無比死寂冷清。這座城市一點都不熱鬧,而中國的城市居民卻非常在意公共場所是否熱鬧。

 

同北美相比,東亞大都市的街道上往往行人更多,熱鬧時間更久,但問題不僅在此。問題還在於,東亞城市公共空間裏進行的活動種類也多。無論在芝加哥、亞特蘭大、華盛頓還是蒙特利爾,大部分城市行人都只是在室內各目的地之間穿梭往來。儘管在北美城市中,部分街區也有路邊咖啡屋或售貨亭,但是在街道上,人們的大部分時間都只是用來穿行,嚴格受控的穿行:必須遵守交通規則、在自行車道內騎行、靠右……托馬斯·布魯姆·漢森(Thomas Blom Hansen)和奧斯卡·弗凱克(Oscar Verkaaik)曾提到理查德·塞內特(Richard Sennett)關於現代城市特徵的概括:“枯燥乏味、毫無個性、千篇一律的空間:購物中心、封閉社區、車流不息的高速公路,這些同質空間消除了社會交往的潛在威脅。”漢森和弗凱克試圖發掘後殖民城市的“城市魅力”,他們認為塞內特的觀點完全是出自北美的視角。對於造訪北京的北美遊客而言,這種對“乾淨衞生”的北美式城市的期待早已是他們的習慣。

 

面對中國的市井生活,“第一世界”的遊客總是感到驚訝、着迷或狼狽(這些感受通常交織在一起)。北京城的大部分區域都不是枯燥乏味、毫無個性、千篇一律的同質空間,尤其是老城區、郊區乃至遠郊區縣的中心區域,迅捷便利甚至雜亂無章的商業活動在這些地方欣欣向榮地發展着。為了讓城市更加整潔衞生地迎接奧運,北京市在2008年開展了針對街頭攤點的大規模整治行動。即便如此,很多人仍在大街小巷有聲有色地進行着各式各樣的活動。

 

北京街頭的早點攤

 

2007年夏天,馮珠娣住在鼓樓附近的旅館裏,在鼓樓周邊散步幾次之後,她對所見所聞做了如下記錄:


昨晚10點左右,從E家回來路上的一幕簡直讓人手足無措:路邊有個只穿着短褲的矮個兒老年男子,在人行道上洗盆裏的衣服。那時我才注意到路邊兩個金屬片搭建的建築工棚(但我不知道他們究竟在建什麼)。金屬工棚外面已經睡了一排男工,肯定是因為工棚裏面太熱太擠了。
 
昨天白天出去的路上,我看到一個男人在自家半敞開的路邊前院裏用盆幫老父親擦澡(穿了一點衣服)。顯然,這片地區到處上演着極具北京特色的市井生活:自行車修理鋪裏,工具零件散落在沾滿油污的抹布上。清晨人們蹲在自家門口洗頭或刷牙。老人在自家前院遛鳥打盹兒。路邊汽車鋪忙着洗車修車,佔據了整個人行道,摩托車修理鋪也是同樣景象。雜亂之中總有張小桌,工人要在那裏吃飯。路邊人家也會在門前支起桌子吃飯,而路人則各懷心事,與之擦肩而過。如果桌子上擺的不是飯菜,那可能是人們正在玩棋牌遊戲,或者孩子正在桌上做作業。在人行道上,小孩四處玩耍,大人則逗着嬰兒。三三兩兩的寵物狗則在主人眼皮底下四處溜達。有些騎車人偏愛在人行道而不是馬路上騎行,至少在難得沒有居民佔據的路上是如此。三輪車雜亂無章地停在路邊,貨車和私家車自然更不用多説,因為這條街跟北京很多街道一樣,根本沒有停車位。路邊有時可以看到一堆堆裝修建築用的黃砂和磚塊,黃砂水泥圍成一圈加水,用來製作混凝土,最終要清理乾淨的建築垃圾也堆積在一邊。
 
同樣在人行道上,人們坐着洗菜擇菜。衣架撐着洗過的衣服,掛在交通路標之間搖晃。拖把(北京人稱之為墩布)倒着擺放,倚着電線杆來晾乾。拾荒者搜尋着為數不多的垃圾桶,試圖找到塑料瓶、易拉罐之類的東西,而收廢品的人則慢悠悠地騎着三輪車,“廢品——”的吆喝聲迴盪在衚衕的各個角落。每隔四五百米就會有一間髮廊,在門口的自行車上、路標上、樹與樹之間的細繩上,到處都晾曬着清洗過的毛巾。德勝門城樓與鼓樓之間有一些公共健身場所,健身器材塗着鮮豔的顏色,清晨和傍晚比較涼快的時候總是有人在那裏鍛鍊。即便在炎熱的午後,孩子們和老年人也會聚在陰涼處玩耍聊天。


但這還不算是擁擠的區域!大部分小吃攤點搬到了室內,有些飯店還設有臨街的外賣窗口。由於居民出行更多選擇公共汽車、地鐵、出租車或私家車,街邊自行車也數量驟減。街道居委會仍會在布告欄張貼當日報紙,仍然有人駐足閲讀,並下意識地隨着版面在人行道上挪步。有些街角或空地成為人們玩撲克牌、打麻將或下棋的場所。這種公共場所進行的私人生活令人印象深刻:逼仄的單元房把人們擠往大街小巷,擁擠的空間內竟上演着如此豐富的生活場景。但這種市井風格並不只是住房條件緊張的尷尬產物。北京人之所以走出家門,恰恰是為了追求熱鬧:令人愉悦的活躍氣氛,熙熙攘攘的人羣,令人精神煥發的集體活動,熱情與喧鬧。
 
歷史學者孟悦在其近作中描繪了20世紀上海的熱鬧與繁華,而當代北京的市井生活正與之類似。她採用列斐伏爾的方式描繪了城市生活的“市井之歡”,深入細緻地追溯了城市活力的來源:“各類城市景觀的彙集:飯店、旅館、劇院、商店、茶館、歌廳……其間聚滿了商人、旅人、看客、遊客、店主、‘鄉巴佬’、貴婦、娼妓與扒手。”孟悦並不對所有城市做出普遍意義上的概括,而是強調“多元空間”與“多重歷史”匯聚於上海城,她着重關注這些因素如何造就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海的城市特性。同1949年以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一座城市相比,那個時代的上海都擁有更多的劇院,也容納了更多的罪惡。即便在今天,孟悦勾勒的“以街道為中心的”都會型城市仍然可以同北京老城區的市井生活發生共鳴。
 
將當代的中國城市風貌同1949年前中國城市的繁榮景象進行對比,這種做法並非我們的專利。北京城市規劃展覽館也通過突出城市過去的熱鬧繁華,強調現代化進程與古都重建的同步發展。展覽館的永久性展區中心有一間精心建造的橢圓形展室,一幅描繪1936年北京南北中軸線景觀的特製壁畫曾經一直掛在這裏。2010年,橢圓形展室進行了改建,長幅影像取代了壁畫。那幅壁畫以古典風格為主,兼具現代意涵,鉅細靡遺地刻畫了北京生機勃勃的市井街衢:街頭人流如織、車水馬龍,商店戲院鱗次櫛比,整幅壁畫以宮殿建築壓軸(直到1936年,很多此類建築仍向公眾開放)。壁畫中描繪的繽紛景象同孟悦描述的20年代上海街景極為類似,但這幅叫作《天衢丹闕》的壁畫將市井場景平面化、浪漫化為熱鬧繁榮的城市景象,在畫中,整座城市整潔而衞生,一切都井然有序。
 

《天衢丹闕》中的前門大街和大柵欄

戰前的北京同今日的北京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似乎城市規劃者試圖忘卻兩者的差異。數十年的革命政治運動與社會主義建設為這座城市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這些影響不僅體現在城市的格局與景觀上(蘇式辦公樓、環路結構),還體現在居民的日常生活習慣上(集體生活如工作單位、街道居委會仍發揮着重要影響)。今日中國城市的全球化進程與造就19世紀上海的殖民力量極為不同。在北京,生意往來、娛樂活動、養生保健、傳宗接代、履行義務都有着獨特的方式,這些利用空間、消磨時光的行為活動都具有典型的當代北京特色。它們創造了獨具特色的生活樣式,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形式超越了城市決策者的規劃預期,也打破了城市社會學家的總結概括。正如托馬斯·奧斯本與尼古拉斯·羅斯所言,“城市溢出了邊界”。無論是經濟學思維、人口壓力, 還是為國際消費建造奧運北京的指令,這些要素都無法完全解釋多姿多彩的北京生活。對於浸淫在現代中國歷史經驗中的居民而言,生活充滿了獨具況味的酸甜苦辣。
 
日常生活意義的溢出是生產性的,在北京,這一溢出過程在養生活動中體現得尤為突出。養生實踐促成了“溢出”的城市複雜性。養生不僅是個體的自我修養,它更是參與、促進、豐富城市文化生活的行為。養生不僅是有效的保健活動,它也是非生產性快感的源泉。養生不僅是毛澤東時代集體鍛鍊的延續表現,它也是創造新的人類本性的前瞻方式。養生不僅是中國傳統醫藥與傳統倫理的實踐,它也是放眼全球並與現代美好生活的密切結合。諸如此類。在下一節,我們將關注北京街坊鄰里聚會交往的方式,以及在這種交流過程中,北京人如何聚集、展示他們自己的生命,又如何以此展現首都的蓬勃發展。
 

“城市是一部作品”

 

如列斐伏爾所言:“如果存在所謂城市的生產,如果城市中存在社會關係,那麼這種生產就是發生於人類之間的生產與再生產,而不是物質的生產。”所以“城市是一部作品,它更接近於一部藝術品,而不僅僅是一件物質產品”:“城市有其歷史,城市本身就是其歷史的產物。換言之,被明確定義的人民羣眾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完成了這部作品。歷史條件既激發可能又限制可能,即便一一細數這些條件也不足以解釋歷史產物的奧祕。

 

奧運時代的北京城市生活就是一部由羣眾創造並由羣眾共享的作品,一部在多樣意義、多重層次上精心創造而成的作品。在本章開頭,我們引述了馮珠娣記錄鼓樓街區的田野筆記。但北京的各個街區並非都像那個區域一樣熱鬧,北京的大街小巷並非到處都洋溢着生活的氣息。北京市乃至中國政府都非常看重北京的國際形象,當局強大的行政力量精心規劃着北京的城市建設,力圖使之成為相對純粹的跨國空間,在極度現代化的同時保持傳統中國特色。永不停息的規劃與拆建運動極大地破壞了我們之前描述的市井生活風貌,並且按照全新的空間想象來塑造這座城市,力圖令其具有現代的簡潔與光鮮的外表,也因此使之丟失了所謂“東亞都市的城市風韻”。

 

誠如列斐伏爾所言,儘管他竭力批評自己稱之為“規劃思想”的現代規劃方案,然而“在現實中,推土機卻實現了這些‘方案’”。類似地,本雅明也曾指出,巴黎林蔭大道的設計者,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曾經稱自己為“破壞藝術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發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中指出,“在推土機發明之前,精於破壞的意大利軍事工程師早就形成了推倒心靈的習慣”。在這片曾經大多是低矮建築的土地上,為了響應國家當局提升國際形象的指令,城市規劃者與建築師共同謀劃並促成了大刀闊斧的建設活動:超現代的辦公樓、高速公路、演出場所、購物中心、博物館迅速地拔地而起。憑藉這些光鮮靚麗的建築,他們野心勃勃地建造了一座比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更現代的北京,也因此讓公共空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一種名副其實的後現代風格,清式建築元素隨處可見。時至今日,可供工作、休憩、購物、社交的場所比比皆是:使館區、王府井購物街、高層住宅小區內部的街道、由外國人和“土豪”新貴佔據的城中城(比如大北窯的SOHO)……甚至街上的行人都越來越如摩登建築般概念化、衞生化、可愛化。

 

都市中產階級建築師為城市規劃了理想的形象,規劃建設之中的市井生活於是不斷地趨近這一形象,這一特質在2007年天安門以南地區豎起的巨大招牌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其時,天安門之南的前門地區正經歷着大規模的改建,目標是將前門建成新復古風格的多功能區域,而這些大招牌既宣告了正在進行的改建工程,又對建築工地起到了遮擋作用。在今天的前門歷史文化區,往日低矮破舊的房舍已經不見蹤影。改建工程有其自身的建設規劃理念,工程力圖重現1936年北京城的繁榮景象,也就是《天衢丹闕》 中勾勒的北京市井生活。1936年是一個巧妙選擇的時間點,在日本佔領之前,也在是否“實際存在社會主義”這一棘手問題之前;同時又在中國東部的許多城市經歷了文化現代化的衝擊與改造之後。在大尺寸數碼成像技術的幫助下,建築遮擋物(大招牌)貼上了巨幅的規劃效果圖,畫面看起來極為逼真。經過數碼技術的修飾,前門與天安門地區的街道實景合成到了尚未建成的景觀的效果圖中,有時人與車看起來就像是懸浮在模擬的人行道之上。“一孩政策”塑造的小型家庭、揹包旅行的外國留學生、西裝革履的商務人士、結伴而行的妙齡少女、一兩個白髮蒼蒼但仍然精神矍鑠的老年人……對於這片傳統街區裏湧現的新式古典建築而言,上述畫面為建築藴含的懷舊氣息賦予了極具現代感甚至未來感的日常生活色彩。

 

新前門地區的建築只有幾層高,房屋十分密集,為商業活動預留了充足的空間,也為購物者提供了寬闊的步行街道,但周邊尚未達到真正熱鬧的程度。規劃者似乎希望,前文描述過的鼓樓市井生活以更加整潔有序的方式在這片街區重現。如事實果真如此,那麼它就更加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即便是最“自然”、最“原生態”乃至最“典型中國式”的城市生活,仍然是“由羣眾創造並由羣眾共享的產物”,是一部作品的組成部分,這部作品就是奧運時代的北京。


改建後的前門大街

 

然而,如列斐伏爾所言,“城市的首要功能……是歡慶(la Fête):所謂‘歡慶’,就是隻進行消耗而不從事生產的慶典儀式,不為別的,只為追求縱情歡愉與顯赫鋪張,只為沉醉於財物充盈的紙醉金迷之中”。前門歷史文化區是否有可能擺脱自身的主題公園氣質(官方前期宣傳勾勒的圖景中處處展現出了這一特質)?一邊是對往日帝都的懷舊想象,一邊又是奧運時代城市規劃的私有化潮流:市中心高價地塊新建起一幢幢價格不菲的公寓樓盤,鋼筋水泥將日常生活圈入封閉的寓所與社區,保安與防盜系統建構的防禦體系維護着奢華的私人生活,而街區則可能為整日只在兩點一線間移動的疏離個體所佔據——這種發展趨勢讓城市文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限制並削弱了列斐伏爾所謂的“非生產性公共歡愉”。

 

列斐伏爾可能會將北京近來的城市發展批為規劃思想的可悲產物。新建的辦公大樓限制了人際交往的範圍,也讓交往變得更加私密;封閉的鋼筋水泥叢林讓社區面貌變得千篇一律;鋪天蓋地的公園美化讓開放空間的功能變得呆板單一;在官方獨斷意志的許可下,公共雕塑狹隘而煽情地呈現着這座城市的歷史。然而,這些表面上的繁榮成就可能不過是當代新自由主義思想或資本主義現代性霸權的表現,而城市規劃與大拆大建的成果也只不過是在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與實踐樣式添磚加瓦而已。“即便一一細數歷史條件也不足以解釋歷史產物的奧祕”,如果列斐伏爾此言不虛,那麼,關於正在實現的未來,無論學者多麼明白它的條件,我們仍然無法預知這些條件能夠“誕生”何種城市現象,又有何種城市將“從邊界溢出”。

 

由人類學的視角與方法出發,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在其理論中深入探討了這一吊詭:“如果我們採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區分方式,不再認為新興文化就是主導文化、舊式文化就是殘餘文化,那麼,新舊元素如何相互交織、共同作用(無論這種作用表現如何、協調或是牴牾)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我把此類問題稱為‘當代’。”為數不多的中國的城市研究者能夠結合民族誌資料與文獻資料立論,盧端芳是其中之一。關於當代時刻中的歷史動力,盧端芳提供了一種更具説服力的觀點。她從弗洛伊德關於“壓抑—迴歸”機制的理論中得到啟發,出色地分析了現代化進程的傳統再造活動中北京人的情感投入。她指出,“舊日風暴造成的碎片不僅僅是孑遺而已,它們隨時可能引發另一場風暴”。在下文中,我們還將回到盧端芳的研究。在她的論述中,新舊城市模式之間難以預測、蓄勢待發的張力特徵非常明顯。我們無從知曉,城市的當代狀況可能產生怎樣的後果。

 

經常在鼓樓附近散步的人很難錯過街巷的市井生活:晚上人們總是穿着睡衣走街串巷,開放空間裏物美價廉的服務隨處可見,孩子們在人行道上寫作業,炎夏的樹蔭比空調更令人舒適……我們非常擔心,本文中獨具特色的“熱鬧”生活終將消失。街頭巷尾的“拆”字讓人糾結,不遠處嗡嗡作響的推土機也令人心生怨念。

 

更私密、更“小資”的城市時空似乎終將摧毀生機勃勃的日常市井生活。但嚴格説來,日常市井生活同樣是人為的偶然產物,它也總是受制於人為規劃的城市圖景。所以,同規劃實施的超現代北京相比,為什麼人們總是覺得以往的市井生活就更加“正宗”呢?認為相對傳統的生活方式一定屬於更加自然的過去時代,這種想法忽視了社會文化產物之中根深蒂固的混雜特徵與政治屬性(拉比諾和盧端芳恰恰看出了這些特徵)。究其本義,各種各樣的城市生活都是人為產物,它們都是人類創造的:儘管城市生活總是錯綜複雜的,儘管城市總是超出規劃者或居民的本意,它們仍然是特定歷史條件(“由羣眾創造並由羣眾共享”的歷史條件)的產物。

 

“拆房大師”自然毋庸諱言,就連親眼見證了北京的結構性轉變的普通羣眾也認為“城市是一部作品”,一部由他們自己的日常實踐創造的作品。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地,公園、廣場、街頭巷尾,他們無處不在地證明着自己的生命。通過這些行動,他們名副其實地詮釋着現代漢語中“羣眾”的概念:自覺地以獨具中國特色的方式“羣居”於城市。在一切可能獲得社會滿意度的地方,在一切可以進行文娛活動的場所,在一切可能獲得身心愉悦的所在,北京人都自覺地運用、施展、塑造、鍛鍊着自己的身體:公民的身體。他們強調養生藝術的傳統歷史特質,試圖以此成為“文明”的主體。成千上萬的生命個體讓大街小巷充滿了人氣,每一個獨特的生命體都是一部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呼應着“即便一一細數也不足以解釋其產物”的歷史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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