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華在魏瑪

東方歷史評論2019-09-05 08:22:43

撰文:楊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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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阿瑟·叔本華(1788-1860)的父親海因裏希投河自盡,母親約翰娜決定變賣祖產,離開漢堡搬遷至魏瑪公國。這一決定來得太突然,讓叔本華猝不及防。唯一差可慰藉的是魏瑪的教育資源得天獨厚,叔本華內心期盼能借此機會進入當地名校,為日後的大學深造奠定基礎(日後叔本華正是從受魏瑪保護的耶拿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


魏瑪位於圖林根州府以東20公里,是一座風景優美的歷史名城,也是德意志諸邦國的文化中心。從1547年起,魏瑪成為薩克森-魏瑪公國的都城。這個諸侯國小國寡民,無力與普魯士邦羣雄逐鹿,於是歷代君主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藝術方面。1775年,魏瑪公爵卡爾·奧古斯特(Karl August,1758-1828)邀請歌德擔任樞密院顧問,後者在這裏一直生活到1832年逝世。歌德的非凡才華,為魏瑪開創了史上第一個文化上的黃金時代。魏瑪由此也被稱為“詩人之城”。


魏瑪的歌德和席勒雕像


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曾説過,魏瑪不是一座有公園的城市,而是一座有城市的公園。就像雅典曾是歐洲文化的心臟一樣,歌德生活的魏瑪即為德國的文化中心。由於魏瑪代表着古典文化的傳統,因此也被人們讚譽為德國的雅典。除了歌德,當時聚集在魏瑪的還有席勒、赫爾德(Herder)、維蘭德(Wieland)等文學家和哲學家,以及芬伯格(Fürnberg)、李斯特(Liszt)、巴赫(Bach)等藝術家。當然,這一切要歸功於魏瑪的另一位統治者、卡爾·奧古斯特之母安娜·阿瑪利亞女公爵 (Herzogin Anna Amalia),正是她的魅力將上述名流吸引到小城魏瑪。歷史地來看,儘管魏瑪古典主義時期僅僅持續了半個世紀左右,但它仍然是歐洲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時期之一。


而叔本華恰好在這一時期來到了魏瑪。


1


叔本華家世


海因裏希·叔本華家族世代從事穀物、木材和咖啡交易,其曾祖曾有幸接待過俄國彼得大帝,堪稱但澤(Danzig)最為殷實的商人之家。相對而言,約翰娜的家族實力稍遜一籌,因此1785年當海因裏希(38歲)向豆蔻少女約翰娜(時年18)求婚時,後者幾乎立刻便答應下來。若干年後,約翰娜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不無感慨地説,顯赫的地位和頭銜對年輕女孩具有極大的魅力,會誘使女人被婚姻套牢。而一旦入彀,“餘生必然承受最嚴酷的懲罰。”可謂是她本人切膚之痛的真實描摹。


海因裏希是典型的民主共和派,信奉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由於生意的緣故,他在歐洲大陸游歷多年,對開明的英國政體尤為推崇——他為兒子取名英語的阿瑟(Arthur),而非德語的阿圖爾,正是為了表達這一崇敬之情。同時,由於阿瑟一名在歐洲通用,他也藉此希望兒子能成為“世界公民”,將家族事業發揚光大,並將這一古老的家族榮譽帶入嶄新的19世紀。或許正是由於期許太高,日後他對阿瑟的要求過於嚴苛,導致父子之間生出若干嫌隙。


對於兒子的降臨,約翰娜同樣喜不自禁。年少嫁作商人婦,她覺得自己像籠中鳥,雖然生活優渥,但卻被剝奪了自由。孤寂難以排遣,兒子的出生正好可以讓她散愁。約翰娜將阿瑟稱為“小玩偶”,天天把玩觀賞,但這樣的快樂似乎未能持續太久。這與約翰娜的性格有很大關係——由於對平庸的婚姻家庭生活產生厭倦,她最大的夢想是文學創作,尤其是浪漫小説。事實上,她時常沉湎於自己的浪漫幻想,連兒子降生的喜悦也不能將她拉回現實。


她的不悦當然主要與海因裏希有關。海因裏希遺傳了先祖的商業精明,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事業心,將家族榮譽視為高於一切。由於他長期外出奔波,自幼喜好文藝的約翰娜無疑感到備受冷落。而海因裏希的獨斷專行也令她感到痛苦:由於門第的原因,她在家中事事需聽從夫君,並無話語權。時日既久,夫妻感情難免淡漠;與一般婦女不同,在受到夫君冷落後她並未將全部激情和熱愛轉向小阿瑟,而是轉向書本和想象——顯然,她與普通婦女毫無共通之處。


因為身逢亂世,海因裏希竭盡全力,也很難阻止家族生意在德國以及歐洲各地不斷下滑的趨勢。由於長期壓力巨大、精神緊張,加上夫妻關係不和諧,使得他患上抑鬱症,並最終選擇自殺的方式“體面”地了結了自己的生命。在短暫地哀悼之後,約翰娜迅速做出決定——既然她已重獲自由,當然事事可以自己做主——“我總是選擇最刺激的方案,你看我選擇的居住地。我沒有像別的女人那樣回家鄉,回到親友身邊,而是全然陌生的魏瑪。”在這裏,她先是成為傳記作家,後來又開始創作遊記——其作品記述兩年前一家人在德國南方和歐洲的遊歷見聞,獲得相當的成功。最後,在歌德建議下,約翰娜轉向小説,尤其是當時最流行的浪漫小説創作,由此成為德國第一位以寫作為職業的女性。接下來十年間,她成為首屈一指的德國愛情小説大師。1820年代末,她的文集出版,總計達二十部之多,高過同時代幾乎所有男性作家。那時,在她所舉辦的名聞遐邇的沙龍裏,小阿瑟通常只被稱為“約翰娜·叔本華的兒子”。


約翰娜·叔本華


約翰娜的沙龍在魏瑪享有盛譽,很大程度上與歌德有關。儘管歌德本人名滿天下,但他的夫人克里斯蒂安娜(原為女管家)出身低微,不見容於上流社會。約翰娜對歌德夫人加以熱情接待,直接贏得歌德的好感。在這位大人物的影響帶動下,格林兄弟、施萊格爾兄弟等名流紛沓而至,益發為沙龍增光添彩。然而在眾聲喧譁、言笑晏晏的場景之中,感到最不自在、最不快樂的唯有叔本華一人。


叔本華不快樂的原因首先是因為母親並未將他送入魏瑪最好的學校,而是將他送進戈塔文科中學(Gotha Gymnasium)——一所離魏瑪較遠的鄉村學校。約翰娜這樣做的原因,或許因為學校校長是叔本華家族的世交,可以方便看管照應。但從她日後盛怒之下所寫的信函內容來看,恐怕這並非主要原因——“我一再告訴你,很難跟你一塊兒生活。我越瞭解你,越感覺增加困苦。只要不和你一塊兒生活,我什麼都可以犧牲。你的怪脾氣,你的怨言,你不高興時的臉色,你對於愚蠢世界、人類痛苦的悲傷,帶給我不快樂的晚上,和不舒服的夢境。”母親無法忍受青春期的兒子諸般壞脾氣和壞習氣,故而刻意與之保持距離。


母親的疏遠令叔本華倍加懷念亡父。當年父親過度嚴厲一度令他痛苦,但對父親的怨恨此時又引發他強烈的自責。針對他的浮誇生活,父親曾提出批評,“舞蹈和騎馬無助於商人謀生,商人需要的是寫出正確易讀的書信,我時常發現你的大寫字母真是奇醜無比。”同時告誡他做人要立身謹嚴,“不要駝背,看起來像鬼一樣……如果在餐廳,會被人當成裁縫或鞋匠。”父親在生前的最後一封信裏,依然向他傳授做人之道,“關於抬頭挺胸地行走和坐正,我建議你要身邊僕人必要時用力打你一下。這關乎貴族子弟的形象。”叔本華對嚴父感到內疚:一是因為他為自己能夠繼續學業而感到快樂;二是認為自己對商業不感興趣加速了父親的死亡。之前他曾答應父親,歐洲遊歷後,放棄當一名學者的夢想,進入一家商號做學徒,以備有朝一日時機成熟回來繼承家業。父親的突然去世將他從素來厭惡的商業枷鎖中解脱出來——他為此對約翰娜滿懷感激——進入大學深造從事學術活動也是母親對他的期盼,儘管在父親生前她不敢坦露這一願望。


滿懷怨氣地去往寄宿學校,不久叔本華便因寫詩嘲諷挖苦老師(這一習慣他保持終身)受到嚴重警告。他拒不認錯,於是被遣返回家。然而待他重回家中,才發現他的房間已被他人佔據。現代心理學認為,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具有堅固的基礎——不論深淺,都來自童年——這種認知日後會越來越複雜、完善,但本質卻不會改變。自幼缺乏母愛之人,成年後通常會與人分離,退縮到自我的世界,蓋因他始終覺得“他者”的世界充滿敵意(猶薩特所説“他人即地獄”)。叔本華日後與外部世界以及各種人際關係的衝突,大多皆導源於此。


青年叔本華


2


母子衝突


母子二人的衝突由來已久,志趣不投是主要原因之一。據叔本華日後回憶,當他興高采烈地將博士論文《論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拉丁文)呈獻給母親時,作為文學家的約翰娜並沒有耐心拜讀兒子的大作——據説她只掃了一眼扉頁,然後不經意地問道,“四重根?這恐怕和藥店有關?”兒子的回答同樣毫不留情,“當你的著作全部毀滅後,仍會有人讀我的論文。”對此,母親再次展現出她的機智,“對,因為你的論文放在店裏,沒人買。”——在約翰娜看來,將題目改為《一種闡釋理論》或許更好,可能也更暢銷。但兒子對她的看法一向嗤之以鼻。事實也證明了叔本華的論斷:200餘年來,此書仍不斷再版,而約翰娜的言情小説早已湮沒無聞。


約翰娜暢銷小説一個恆久不變的主題是女性不快樂的婚姻,並且往往因此而拒絕生育,如此才不妨礙女主繼續追求愛情。這是她內心真實的想法。儘管她從不快樂的婚姻中收穫了一雙兒女,但這並不能阻礙她尋找新的戀情。


作為沙龍女主人,約翰娜不僅饒於資財,而且才華出眾,風情萬種,因此從來也不乏男性追求者。憑藉與長者歌德的友誼,她也受到中生代文人雅士的交口稱讚。但約翰娜顯然更中意年輕的俊友。她與其中一位名叫穆勒·馮格斯滕貝格(Muller von Gerstenbergk)的文學青年(時任樞密檔案顧問)交往頻繁,後來乾脆延攬入室(以招租為由)——剛好遷入叔本華原先獨居的房間,由此觸發了後者的怨怒。


像所有血氣方剛的青年一樣,叔本華的怨氣和不滿全寫在臉上。他本來也並不討人喜歡,此時更是對母親及其嘉賓做頭做臉,令人不堪。照約翰娜的説法,“你易怒而令人難以忍受,所有你的優點都因為過度聰明而失色。你可以在所有地方挑出毛病,除了你自己,因而激怒周圍所有人……因為無法像印出來的書一樣跳過讓人不喜歡的章節,只好乾脆把整本書當垃圾丟到火爐裏。”母親威脅要將他掃地出門——她在寫給叔本華的信中直言不諱地指出,“使我厭惡的不是你的內心,而是你的外在表現,你的含沙射影,以及你的諸般惡習。一言以蔽之,我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毫無共識。”因此,她的結論是,“你實在很難相處……我越瞭解你,越覺得如此。”約翰娜不願對任何人負責,因為她要縱情享受浪漫情慾,作為對之前失敗婚姻的補償。之前丈夫曾對她嚴加管束,但斯人已逝,還有誰能剝奪她的自由,剝奪她享受幸福的權利?她沒料到跳出來反對她的會是她的兒子。


出於對約翰娜的不滿,叔本華開始緬懷父親——正如他後來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獻詞中所説,“我的一切都要歸功於這個高貴傑出的靈魂……如果有任何人在我的作品中找到一絲喜悦、安慰、指導,我都希望他認識父親的名字,並知道如果沒有海因裏希·叔本華的話,阿瑟·叔本華早已毀滅了一百次。”——與之相對照的,則是對約翰娜的出離憤怒:“我瞭解女人,她們認為婚姻只是長期飯票。我父親不幸生病時,除了一位忠實的僕人提供必要的照顧,幾乎等於被人遺棄。我的母親舉辦宴會,父親卻寂寞地卧病在牀;母親的生活充滿樂趣,父親卻痛苦難當。”


《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1819)扉頁


甚至父親當年對約翰娜的懷疑也並非毫無憑據。通過近距離觀察,他相信了父親的嫉妒,並擔心母親會玷污父親及其家族的名聲。飽讀西方經典的叔本華開始以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忒勒馬科斯自居——他在奧德修斯對外征戰期間,與其母珀涅羅普一道守護家園,並守衞母親不受求婚者的侵犯。可能是讀書過多的緣故,像希臘神話人物或哈姆萊特王子一樣,叔本華以父親的名義要求母親過貞潔隱居的生活,同時對那些恬不知恥的追求者猛烈抨擊,辱罵他們是無足輕重的“量產生物”,根本不配取代他的父親。他指責母親同馮格斯滕貝格私通,有辱他的家聲。由於缺乏心理準備,母親一度只能在叔本華外出之時才能私下邀請對方來家做客。


在約翰娜眼中,19歲的兒子此時儼然成為亡夫形象代言人的化身。似乎他繼承的不僅是父親的遺產,還有對約翰娜繼續行使監管的權力——這後一點尤其令她怒不可遏。母子之間開始發生爭吵。叔本華擔心母親的大肆揮霍會危及他在兩年之後(即21歲時)將要得到的遺產。母親則痛斥他生活奢侈:昂貴的飲食,以及價格不菲的馬術課程等事實上都超出了他目前的承受能力。母親還指責説他故意被戈塔學校開除,是想要回到魏瑪家中貪圖享受。


在母親看來,叔本華不僅身形酷似乃父,連氣質也即為相似——“我太瞭解你多麼缺乏年輕人的快樂,籠罩在憂鬱的性情中,這是來自你父親的不幸遺傳。”叔本華自己也坦承,他的智力遺傳自母親,性格則來自父親。同樣,他也遺傳了父親的正直感和使命感——比如父親去世後,“我決定繼續學習經商,部分因為過度哀傷摧毀了我的精神力量,另一部分則是父親死後立刻改變決定,我讓我良心感到內疚。”這一種猶疑的性情在約翰娜看來簡直是軟弱的代名詞,“你的性格和我完全不同,你生性優柔寡斷,我本人卻果敢決絕。”——但她萬料不到的是,一轉眼他居然想要取代父親的地位,來操控她的個人和情感生活。


母親下了逐客令,要叔本華另覓住處,“到我家時,你是客人……客人不能干涉主人的家務。你每天下午一點過來,三點離開,我不會再其他時間見你,除非你願意參加我的沙龍每週兩次的活動,你可以在那兩個晚上到我家吃飯,但你必須戒除你令人生氣的煩人辯論……我不會犧牲自己的時間來陪你,希望你不會用敵對的態度回報我的關懷和愛心。”由於兒子我行我素,毫無悔改之意,“你如此用力甩門,現在我們的大門已永久關閉”——母親要求兒子搬離,同時讓自己的情人公然入室。她在訣別信中對兒子説,“不要寫信給我,我也不會看信或給你回信,一切都結束了,你傷我太深,你去過自己的快活日子吧!”


獲得近2萬塔勒(Taler)遺產的叔本華離開魏瑪,先後輾轉於柏林和耶拿等地,最後定居於法蘭克福。自此以後,直至約翰娜去世,母子二人再也沒也見過一面,可見銜怨之深。


3


叔本華與歌德


父親的去世是叔本華人生的轉折點。這一方面加深了他與母親的矛盾衝突,但另一方面也將他從父愛的重壓下解放出來,讓他義無反顧地走上哲學道路。與之相似的是,尼采和薩特皆幼年喪父——尼采之父為路德教牧師,否則尼采不可能成為“敵基督”;薩特也聲稱他無需揹負尋求父親讚許的重擔,故而才能大顯身手。與之相反的事例則是克爾凱郭爾和卡夫卡,二人皆終身揹負重負,不得解脱。


叔本華在魏瑪與歌德的相遇在很大程度上也改變了他的人生。1809年,叔本華尚未結識歌德,便已在自己的房間懸掛歌德畫像,以示崇敬。19歲時,叔本華將《威廉·邁斯特》作為青年成長的教科書介紹給友人。可以想象,能與這位文壇耆宿見面晤談,叔本華該是何等激動!與之相反,歌德最初對年輕的叔本華態度較為冷淡,後來讀到他的博士論文《論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給予很高評價,開始對他刮目相看。當他們在歌德位於弗勞恩普蘭的住所會面之後,歌德在臨別贈言中寫下名句:“如果你希望享受自身的價值,你就必須為世界創造價值”,作為對年輕哲學家的勉勵。同時,詩人又在致好友卡爾·路德維希·克內博爾(Karl Ludwig Knebel)的信中寫道,“年輕的叔本華在我看來似乎是一位超凡出眾又十分有趣的年輕人。你同他可能很少有接觸,但你卻必須去結識他。”


歌德


叔本華日後聲稱,歌德曾説過,跟其他人談話是打發時間,跟叔本華談話卻是哲學探討。據説二人見面談得最多的是康德和斯賓諾莎的哲學。對於兩位前賢的善惡觀,歌德與叔本華意見並不一致。歌德認為惡只是和諧整體的一部分,而叔本華則堅信惡是統治世界的力量。儘管存在分歧,在叔本華身上,年邁的歌德仍然感到某種相投的意氣,如覓知音。比如對於數學家,尤其是對法國數學家的蔑視——因為當時的德國沒有任何一位人物能與法國的拉普拉斯(Laplace)、達朗貝爾(D’Alembert)、拉格朗日(Lagrange)、拉美特利(La Mettrie)以及傅利葉(Fourier)等人相比——直到若干年後高斯(Gauss)橫空出世。歌德最不滿法國人自命不凡,“將一切都要譯成法文——結果意思統統改變!”叔本華後來在同友人大衞·阿謝爾的一次談話中也聲稱,在數學與歐幾里得幾何學方面,歌德同自己見解一致;是歌德引導他進入“反牛頓”體系;也是在歌德影響之下,他開始研究科學。他們都相信科學與形而上學並非不共戴天的仇敵,認為科學與藝術/詩密不可分,同時反對當時德國學術界對學科日益細密的劃分。


歌德與叔本華討論色彩及光學理論時,二人出現爭論,歌德一度深感失望。在歌德於1832年去世之前,他對埃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吐露了他失望的原因所在。他一直堅信自己“是我所處的世紀正確瞭解色彩理論這一艱深科學的唯一之人”,並希望獲得另一位“天才”叔本華的支持與認可。對此叔本華當然心知肚明,歌德的色彩理論“令其作者終生牽掛於心,遠甚於他所有詩作令他掛懷的程度。”然而出於科學的良知,他並未阿諛順從。


原因很簡單。叔本華認為,“歌德是一位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他完全拒絕此種看法:物體自身只在它們被認知主體加以表現之時才存在於那裏。”而叔本華本人的認識論就本質而言乃是康德式的調和論(調和經驗主義與唯理論)——這一種認識論會成為他構建的色彩理論賴以立足的基石,而這種色彩理論與以靈感為源泉或以純粹感覺經驗為來源的色彩理論完全對立,不可調和。1816年,叔本華出版自己的光學和色彩理論著作《視覺和顏色》,歌德大為不快。儘管後來叔本華應邀造訪,歌德在日記中仍舊錶示“談話非常開心,相互皆有所啟發”——但顯然,已很難恢復到從前疑義與析、孜孜不倦的親密關係了。


據埃克曼在《歌德談話錄》中回憶,晚年歌德不止一次談到《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且多有褒揚。對於二人的分道揚鑣,歌德日後追憶説:“我們對許多事有共識,但最終仍註定分開,好像兩個一同走了很久的朋友……沒多久就再也看不到彼此。”但他同時也承認,“天才能照亮當代,就好像彗星進入星球的軌道……他無法按照常軌行進,正好相反,他的成就遠超當代。”


同樣,叔本華對歌德的啟發與教誨也銘感終身。在他的晚年,由於身體原因,他的社交活動已大為減少。儘管如此,他與歌德一家仍保持通訊聯繫。1860年,叔本華去世之前數月,他收到歌德兒媳奧蒂莉婭(Ottilie von Goethe)來信,懇求他出面説服他的妹妹阿德勒(Adele)放棄出版她的書信日記——擔心會對歌德家族榮譽產生負面影響。才女阿德勒很早受歌德寵愛,一直以父女相稱。歌德逝世後,她又與歌德的兩個孫子共同創作小説戲劇,使得這一家族情誼得以延續。叔本華在查閲書稿後回信,以個人名譽擔保,認為書中沒有任何對歌德不利的內容,並藉此機會再次表明他對歌德的崇敬之情。


據傳記作者説,叔本華臨終前最開心的一件事無過於收到著名演員、《浮士德》扮演者克萊門斯·賴納(Clemens Rainer)的致謝函。後者宣稱經過長期反覆揣摩,終於體悟到歌德在劇中刻畫的“無愛的自私者”的形象,並非是對意志的否定,而是人生的救贖。由此,他認為叔本華的悲觀主義與歌德的樂觀主義其實只是一體之兩面——對此,叔本華在回信中欣然同意:能與康德、歌德鼎足為三,本來就是他平生最大的願望。此前,他在一則筆記中曾記錄下他對這兩位時代英雄所做的評價:“可以説,如果歌德沒有與康德從彼此相反的方向提升德意志精神,德國將很難達到甚至超越古希臘羅馬文化成就的高度。”在這裏,叔本華巧妙地暗示——如果不是歌德這位藝術家的沉思冥想和精妙文本“喚起更優的意識質料的話”,那麼,德國的思辨哲學必將無可挽回地遭到黑格爾等“冒牌哲學家”的敗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叔本華稱歌德詩作是“審美的福音書”(aesthetic gospel),而詩人本人則是不知疲倦的傳道士。叔本華堅信,書籍的世界將活着的學者同逝去的思想家連為一體,絲毫不受時間、空間和死亡的限制。而偉大的智者像歌德(以及他本人)“僅僅通過寫作對人類説話。”——事實上,據卡夫卡的觀察,叔本華甚至連他的文字風格也是模仿歌德——旨在追求“素樸”(naïveté)而非矯飾。


魏瑪的歌德故居


不僅於此,在魏瑪期間,歌德還將當地著名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馬耶爾(Friedrich Majer)介紹給叔本華。馬耶爾是東方學專家,精研佛教和印度教,具有神祕主義傾向。正是在他的影響下,叔本華開始對包括伏都教(Voodoo)在內的東西方神祕主義產生濃厚興趣,如飢似渴地閲讀了《印度神話》《薄伽梵歌》《奧義書》等經典著作,這為他的悲觀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也使得他日後成為融匯東西方哲學的集大成者(synthesis)。


多年之後,當叔本華用英語向歌德《論色彩理論》的英國譯者查爾斯·洛克·伊斯特萊克作自我介紹時,他自稱為“歌德(Goethe)本人的門徒以及首位向公眾承認的皈依者”。叔本華日後在《個人簡歷》中也聲稱,魏瑪期間,他和歌德侃侃而談,往往長達數小時之久,從色彩理論到哲學人生——就“所有可能的哲學話題”進行對話,可謂興之所至,無所不包。由此,叔本華堅稱,遲至1814年春,他在腦中已然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換言之,在魏瑪與歌德會面之前,叔本華尚無明確的哲學體系。然而到他動筆撰寫《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時,他儼然已成竹在胸。這其中顯然有歌德的啟發和重要影響。


叔本華非常贊成西班牙文學家卡爾德隆的一句話:“人之大孽,在其有生。”正是特殊的家庭和個人經歷造就了這位悲觀主義哲學家。海因裏希深沉內斂,約翰娜性格外向,但他們顯然不是恩愛的夫妻。父母對他的期望也與叔本華自己的興趣格格不入,他和母親約翰娜之間的感情衝突幾乎構成其青少年時代的主旋律。雖然從未受過父母的虐待,且優渥的生活條件足以讓他聽從自己的興趣和志向,但是明顯缺乏母愛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成年後變得抑鬱寡歡甚至仇視女性。其實,無論是來自母親還是來自學術界的傷害,在某種程度上都只是一而再地加深他青少年時期的創傷。照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學説,天真快樂的童年是人類失落的伊甸園,一生當中其餘漫長的時光都是在熱切回顧童年。


“極度的頑固”是叔本華的性格特徵之一,支撐他忍受世人的忽視,堅持自己的哲學思想,並堅持寫作。這一種頑固與執着很大程度上與他的家庭衝突不無關係。1851年,叔本華的最後一部作品《附錄與補遺》問世,他本人如釋重負。“我要把筆擦乾淨,因為‘剩下的只有沉默。’”他本人堅信,他要對世人宣講的道理,在30年前便已表露無遺——“我是寫下《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的人……我就是那個人,在我有生之年,還會在乎什麼事呢?”


據他的傳記作者説,叔本華手上經常戴着一顆戒指,圖案是斯芬克斯跳下深淵的畫面,以此顯示他致力於人類本質的終極答案的研究。在《不合時宜的思想》一書中,尼采評價説,叔本華這個人憂慮太多,苦悶太多,所以極難引起同時代人的共鳴,他的知音恐怕要到百代以下去尋找——正如尼采在題為《阿瑟·叔本華》的詩中所言:“他教導過的,已成為過去了/他體驗到的,將永世長存。”


與尼采的評價恰成對比的是羅素的“差評”。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批評叔本華為人自私,很不真誠。指責他虛偽的禁慾主義——他平常在上等菜館裏吃得很好;他有過多次色情而不負責任的戀愛事件(並像盧梭一樣擁有私生子);他生性喜愛爭吵,而且異常貪婪。他對動物很仁慈(他將寵物狗命名為“宇宙精神”,暗諷黑格爾),反對為科學進行活體解剖,但除此而外,在他一生中很難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跡。羅素據此斷言,“很難相信,一個深信禁慾主義和知命忍從是美德的人,會從來也不曾打算在實踐中體現自己的信念。”


羅素的論斷大抵是不錯的,但是對於一位震古爍今的天才思想家而言,這樣的求全責備似乎並無意義。叔本華本人在《康德哲學批判》卷首引伏爾泰名言——“真正的天才尤其是開闢新途徑的天才,他們可以鑄成大錯而不受責難,這是他們的特權”——堪稱是對羅素最簡明的迴應。


(作者為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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