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懷栻先生教我怎樣做人

中國法學創新網2019-08-30 08:10:28


謝懷栻先生教我怎樣做人

文 | 樑慧星(2003年8月15日)

     謝懷栻先生從流放地回到北京,是在1979年。第一次得見先生,是在當時政法幹校的一次研討會上。先生髮言雖簡短,而風骨畢現。後先生在研究生院開講外國民法課,本院兩屆民法、經濟法研究生僅五人,但教室座無虛席,多數聽眾是北京各校的民法教師。先生對我的指導是,學習民法從總則和羅馬法入手。當時我已精讀陳謹昆的《民法通義總則》,先生建議我再精讀梅仲協的《民法要義》。先生親自領我到本所資料室書庫查找,可惜沒有找到梅先生的著作,於是建議我讀李宜琛的《民法總則》、王伯琦的《民法總則》、黃右昌的《羅馬法與現代》和陳允、應時的《羅馬法》。我按照先生的指導,精讀這些教材,並做了大量的摘錄卡片。我最初的民法知識基礎,就是按照先生的指示,通過精讀這些民法教材奠定的。

     我於1981年研究生畢業,進本所民法經濟法研究室,先生是我做人和做學問的標竿。有整六年的時間,我與先生均住在本所後樓,先生住一層,我住三層,能夠隨時向先生請教。我的第一篇譯作,內容是關於匈牙利民法典的修改,是請先生審校的。對於譯文中的錯誤,先生逐一予以改正我已自覺到先生不僅是審校我的譯作,而是在向我傳授“為師之道”,我將來如果當老師,就應當像先生對我那樣去對待我自己的學生。

     與先生相處,每每談論民法學界的熱點問題,論及一些人和事。先生毫不隱諱自己的觀點,但對事和對人是截然區分的,在指出某個理論的錯誤時,對持該理論的學者並無任何輕蔑之意。我記憶最深的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與先生在本所後院散步,談起當時關於民法調整對象的各種理論,先生明確指出,把民法調整對象限定在“商品經濟關係”是片面的,民法不僅調整商品經濟關係,還調整身份關係(親屬關係)和非商品的經濟關係。同時,先生對提倡這一理論的佟柔教授表示充分的理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之下,強調民法是調整商品經濟關係的法律,容易得到整個社會特別是國家高層領導的認同。先生的這一思想對我有深刻的影響。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法》一書的後記中提到這一點。後來我在紀念佟柔教授的文章中,還特別談到這一理論對於最後在立法上確立民法的基本法地位,是功不可沒的。要説真有什麼“商品經濟民法觀”的話,是先生最先指出這一理論的偏頗。但與時下的過激論者的最大的區別在於,先生是把這一理論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評價其得失。這不就是我們所追求的學術批評的“客觀性”和科學態度嗎?

     剛才提到我1988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法》一書,是我的第一本著作,全部書稿是經過先生逐字逐句審改的。當我從先生處取回書稿時,發現其中夾了許多紙條,寫着那一頁那一段的那一句應如何修改及理由。例如,我在原稿中將法律行為定義為關於什麼什麼的“意思表示”,先生指出以“意思表示”定義“法律行為”不妥,“意思表示”只是構成法律行為的“要素”,除“意思表示”外,還有別的“要素”。我在該書中主張“民法不是公法”,批駁當時仍站優勢的“民法公法論”,也是深受先生的影響。先生曾經對我説,以列寧的那段話論證民法是公法沒有道理,而且那段話的翻譯也有錯誤。先生是在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做學問。

     先生不僅教我做學問,更教我做人。我與先生一道參加過多次專家討論會,無論討論國家立法草案或最高法院解釋草案,先生的每一發言、每一表態,都顯現出對國家、民族、人民的極端負責的精神和絕無媚態的獨立的學術立場。以我四分之一世紀的學術經歷和一十五年參與立法的經歷,在官僚權勢目前,能夠不卑不亢,保持自己人格尊嚴的學人,真如鳳毛麟角。唯先生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嚴。使我領悟到什麼是真學者、真學術,並決心步先生之後塵。

     這裏特別要談到先生最後給我的教訓。2001年下半年,先生以帶病之身參加中國政法大學的民法博士生答辯,答辯會後特地打電話給我。先生説,“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你一定不要壓制青年人”。先生談到一位博士生在論文中對我的某個觀點進行了批評,先生由此注意到不同代的學者之間的關係。先生特別談到現在年輕一代民法學者已經成長,他們身處前人所沒有的學術環境,有比較紮實的民法基礎,掌握一門甚至幾門外語,曾出國留學,直接接觸外國第一手資料,他們的知識已經超過前人,能夠發現前人的不足和糾正前人的錯誤。先生主張真正的學術批評,青年學者可以批評中年一代學者、老年一代學者,中年一代和老年一代學者對青年學者不要壓制。先生特別告誡我説,“千萬不要因為他批評了你,你就壓制他,無論如何,你一定不要壓制青年!”我當即向先生保證:我絕不壓制青年。我説:“請您放心,我是照您的標準做人,我絕對不會做壓制青年人的事!”當時我也很動情,是在向先生髮誓。我將信守我的誓言!

     先生從來對學術論戰持肯定態度,反對調和,認為學術論戰可以推動學術進步。前述先生給我的電話,起因於政法大學博士生對我的某個觀點的批評,先生告誡我不要壓制青年,並無一字涉及我與徐國棟的論戰。先生最後要我轉告徐國棟,“想和他談談心”,先生説我是想勸他“不要太盛氣凌人”。於是我通過電子郵件告訴了徐。先生在接受謝鴻飛的採訪中明確表示贊同我所提出的編纂民法典的思路,已經公開站在了論戰的一方。後來徐説先生打算調解他與北京某人的論戰。這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性格。

     先生給我的另一個“教訓”是:“讓別人去批判!2002年下半年,我知道與先生見面機會已不多,在國慶節、新年和春節三次去看望先生。在新年去看望先生時,我主動談及論戰中的一些事,先生對我説:“你要讓別人去批判!”先生這句話,使我憶起先生曾經給我談過的在監獄中的經歷。先生告訴我,剛被投入監獄時也思想不通,是一位老獄友的開導使先生恢復了生活的勇氣。於是先生託人買了俄文版《毛主席語錄》,在獄中開始自學俄語。在勞動改造中,擔任先生所在小組組長的年輕刑事犯人要向上彙報先生的“反動言論”,問先生拿什麼去彙報,先生回答説,你就彙報説“謝懷栻散佈反對斯大林的言論”。當時中蘇兩黨交惡,小組長這樣彙報後,上面就不再收集先生的“反動言論”了。先生告誡我,“讓別人去批判”,使我聯想到先生在逆境中的處世態度,於是恢復了心情的平靜。

     先生駕鶴遠行之時,適逢京華“非典”猖狂。我未能參加先生的告別儀式,是為終生遺憾。但先生給我的遺訓,我將銘記不忘,遵行不二!


樑慧星,2003年8月15日

文章來源:中國法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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