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鮮為人知的青幫訪日之行

東方歷史評論2019-08-30 03:24:01

撰文: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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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發生了一起鮮為人知的事件:東北青幫(在東北,通常被稱為“在家裏”,以下行文除史料用語外,統稱“青幫”)代表團訪問了日本。關於這次訪問,據筆者所知,至今尚無一位中外學者論及,出版於1933年的利部一郎的《滿州國家理教》是唯一一部關於該事件的公開記錄。


青幫代表團紀念攝影。出處:利部一郎《滿州國家理教》(泰山房,1933)。


青幫代表團成員10名,隨員4名,加上3名作為嚮導的日本人,共計17名。《滿州國家理教》一書具體記錄了代表團成員名單:


1、代表名單

奉天(瀋陽)代表:馮諫民(21字輩,48歲)、王兆庥(21字輩,55歲)、張新甫(21字輩,44歲)、祖憲庭(22字輩,48歲)、林慶臣(23字輩,54歲)。

新京(長春)代表:呂萬濱(21字輩,60歲)、常玉清(22字輩,49歲)。

營口代表:郝相臣(22字輩,55歲)。

哈爾濱代表:趙慶祿(22字輩,63歲)。

法庫門代表:楊宇山(22字輩,55歲)。


2、隨行人員名單

吳泰淳(新京)、郝俊和(營口)、姜國本(關東州金州)、評世信(奉天)。


3、嚮導人員名單

平野武七、鷲崎研太、吉村智正。


一行6月28日從瀋陽出發,途經時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7月1日抵達東京。


青幫訪日團抵達日本後,受到了高規格的接待,先後參拜了作為日本帝國象徵的明治神宮、靖國神社、橫須賀軍港以及慶應義塾大學。代表團訪日期間有兩次活動格外引人注目:一次是7月3日在東京會館召開的由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文部省和拓務省聯合主持的歡迎會,出席歡迎會的有外務省亞洲局局長谷正之等6人,陸軍省次官柳川等14人,海軍省次官藤田等12人,文部省次官慄屋等5人,拓務省次官河田等3人,此外還有學者、宗教家、財界人士、官僚以及偽滿州國(以下均作“滿州國”)駐日公使等,共計40人。日本著名“支那學“創始人白鳥庫吉亦在其中。白鳥是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學的創始人,堪稱“支那通”,他何以會出席歡迎青幫訪日團的招待會?第二天發生的另一件事情道出了箇中的原委。


在家裏代表團招待宴會。出處:利部一郎前揭書。


7月4日和5日,在位於東京芝區的增上寺,連續舉行了兩場關於青幫/在家裏的研究會。參加者除訪日團一行17人外,還有參加前一天歡迎會的白鳥庫吉、加藤玄智、常盤大定、小柳司氣太、姉崎正治、筧克彥、陸軍省參謀本部職員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共40人。研究會在青幫代表演示完儀式後,以日方與會者和青幫代表一問一答的形式展開研討。最後,神道學家加藤玄智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家理教乃一自力宗教,別異於在理教他力宗教,尋根究底,源於禪宗自力教也。”


眾所周知,在清代歷史上,青幫通常被作為“反社會”的組織而屢遭禁止。進入民國後,其社會聲譽更是不佳。因此,在“滿州國”成立後一年多,青幫也未能獲得殖民權力的承認,從而無法作為合法組織開展活動。在這種情況下,何以青幫能夠作為“滿州國”代表出訪日本,併成為日本帝國政府的座上賓呢?日本方面又是出於何種動機來策劃此次訪問的呢?本文在筆者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利用多年來收集的資料,試圖對該問題作一番初步考察,兼論近年廣為討論的帝國“學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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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青幫起源,有多種説法。一般而言,其源頭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來往於大運河上的漕運水手中的組織。清代咸豐年間漕運廢止後,水手間的結拜形式隨着水手的移動而傳到各地,天津和上海是近代青幫最為活躍的兩個城市。


和內地一樣,東北青幫也是按照摹擬親屬關係的原理結成的,以“字”或“輩”表示成員的身份和相互關係。“前二十四輩”最後四字為“大”、“通”、“悟”、“學”,“後二十四輩”最初四字為“萬”、“象”、“依”、“歸”。不同輩分青幫成員分別屬於“興武六”、“興武四”、“嘉海衞”、“江淮泗”、“嘉白”、“杭三”等“幫”。這裏的“幫”類似於宗族制度中的“房”。


1934年1月,關東軍第14師團參謀部根據青幫文書《學道須知》,並參考黑龍江軍參謀處長於治功、龍江大戲院老闆王海樓等口述,編輯了名為“關於黑龍江省內在家裏”小冊子,書中將青幫特徵概括為五點:第一、青幫的組織。青幫是以相互扶助為目之組織,彼此之間為父子兄弟關係。在北方稱“在家裏”,在南方叫“青幫”。青幫成員上有大臣,下有馬賊,整個中國約有一千萬信徒,“滿洲”有百萬人,黑龍江省則在二十萬人。歷史上,孫中山、蔣介石均得到過青幫支持。第二、青幫的起源。作為臨濟宗一派,青幫在明代由羅正清所創,弟子中有翁德慧、錢德正、潘德林等所謂“三祖”,三人在清康熙4年(1648)基於相互扶助精神創立安清幫。安清幫以運河水夫為中心而發展起來的,19世紀以降,隨着鐵道、汽船所到之處而不斷伸展勢力。第三、青幫的儀式。入會式分小香堂、大香堂,大香堂儀式正式,比小香堂複雜。入會之際,祭拜“天地君親師”及“三祖”牌位,入會者將自己的簡歷呈給引導師,引導師將其交給本命師。第四、青幫的規矩。青幫為強固自身組織,設立十大幫規、十大禁止,內容為秉持儒教仁、義、禮、智、信,不欺師滅祖,同門互助,不搶劫和淫亂,不將組織內部祕密外泄他人,等等。第五、青幫的習慣。初次見面和互相介紹時須用隱語和暗號。


青幫是何時出現在東北的呢?我們沒有青幫方面留下的記載,只能藉助日方的觀察來簡單予以追溯。關東軍第十四師團參謀部調查資料裏有如下一節內容:


光緒二十七年左右,海上有汽船航行,陸地有列車疾駛。在家裏勢力侵入支那(原文如此—引者,以下同)沿岸各港口,進而沿鐵道侵入內地。在滿州東面,從安東沿鴨綠江上行,深入山林地帶;在西面,從營口沿遼河而行,深入其流域;另外,從大連沿鐵道至哈爾濱,再從那裏沿松花江和北滿鐵道,深入西伯利亞、沿海各州。正如右文所顯示的,其勢力現已到無法消滅之地步。


此外,協和會編輯的《在家裏調查報告書》對東北青幫歷史有如下記載: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於公田(杭三,悟字輩)在安東招收弟子,擴大組織。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吳鵬舉(興武四,大字輩)在大連活動。1920年(民國九年)以後,華北青幫大字輩著名人物王連三(興武六)、黨金源(杭三)、厲大森(嘉海衞)、王約瑟(嘉白)、曹幼珊(江淮四)等紛紛在東北各地開設香堂,廣招弟子。“滿州國國務院”一份稍早的資料證明協和會的上述記述所言不虛:


滿洲家裏系統複雜:既有從京津地方傳來的,也有隨山東移民而來的,還有伴隨南方娼妓業傳入的,其會員幾乎遍佈所有階級,具有相當之潛在勢力。


以上數據都涉及到了東北移民與青幫之關係。17世紀滿清征服中國後,為了防止滿族發祥地的“漢化”,頒佈“封禁”政策,禁止漢人遷徙關外。但是,由於東北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從華北移居而來的漢人源源不斷,人口不斷增長。進入民國後,漢人人口業已佔全東北總人口的九成。


伴隨漢人的移入,青幫也在東北落地生根。東北移民絕大多數來自華北地區(山東省、河北省、河南省等)。其時,“山東省毎年人口增加約四十五萬,其中三分之二被迫前往他省打工。此外,直隸省的情況不甚了了。毎年從他省移居滿蒙的勞動者總數約為四十至四十五萬人,其中留在東北的有七成以上,約為三十萬人左右。”1927年11月,駐瀋陽日本領事館報告稱:“近來自山東、直隸方面移入者明顯增加,不單數目在增,選擇永住的益眾。”直到“九·一八事變”為止,內地前往東北的移民才始告中止。


對東北青幫頗為熟悉的末光高峯(義)認為,“聞目下滿州之家裏近百萬人,僅大連一地即有二十三萬人,正確數字無從知矣。”在家裏在東北南部的大連、營口、安東等港灣地帶活動最盛,“不入在家裏,則一無可為。至安東滿州人,九成自稱在家裏。”“北滿州之哈爾賓(原文如此—引者),在家裏較奉天、新京更盛。在家裏遍及東支鐵路在線之滿州人、巡警、警備軍人、以松花江為中心的船運工人、以及其他所有階級中,實際上,其數目為幾何、滲透於何處,其詳情不得而知。”可見,以東北交通沿線和城市為中心,隨着移民社會的形成,青幫業已成為重要的社會勢力。


1931年,關東軍策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三省。後文將要談到,面對突然的政治鉅變,一些青幫頭目迎合關東軍,自稱是信奉佛教的組織。青幫的政治姿態正中關東軍下懷,關東軍為了將青幫納入殖民政治秩序裏,十分關注其動向。11月10日,以“滿州青年連盟”(理事長金井章次)為中心的東北日本人團體,在奉天(瀋陽)成立“自治指導部”,該組織的理論綱領為《滿蒙自由國設立案大綱》,其中對宗教結社和“祕密結社”作了如下評論:


支那因社會存在缺陷而衍生出腫塊,如青幫、紅卍字會、大刀會等結社即是。誤以為此類(結社)均為自治機關,業已帶來種種弊端,此乃日本人易陷之謬見也。蓋此類結社決非真正之自治機關,古已有之者,保甲制度與清鄉制度也。


值得注意的是,該綱領否定了青幫、紅卍字會、大刀會等結社的社會作用,高度評價了保甲制度的社會意義。於漢衝在上任“自治指導部”部長之前,曾對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説,“至打破舊有陋習,亦應持漸進主義,”認為應該慎重對待民間結社。


擔任“自治指導部”顧問的橘樸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東北社會的特質是大部分屬於封建的農村社會,在此應該適用的自治原則是構成中國社會基礎的宗族制度、土地廟制度等血緣、地緣團體,而在城市,應該按照同業工會及其他宗教團體的實態,完全保障人民的生活。橘樸被魯迅稱為比中國人還了解中國的人,他在論述東北社會時隻字不提青幫,顯然視青幫為中國社會周邊性之存在。他在另一篇文章裏寫道:“問題是,應該怎麼做才能巧妙地改變其反社會性質並使其成為支持統治、對抗農村與城市中左翼勢力的力量,為此需要重新組織和訓練之。”亦即,對青幫的利用需建立在改造青幫的基礎上。


東北青幫是按照怎樣的原理組合的呢?其內部具有怎樣的特點呢?對此,末光作了如下分析:


現下,在家裏之精神依階級而不同,完全沒有統一。不僅如此,組織上均按地域分,各有若干師傅與徒弟,即便彼此互相勾結,二者之間亦無特別聯繫。尤有甚者,師傅住上海、天津、滿州,而徒弟輩在新京、奉天、大連,抑或他地,或師傅所在地。(中略)現住北平之王約瑟,乃張作霖生前之私人顧問,在奉天擁有極大之勢力,屬第二十輩,為滿州在家裏最高輩份。其徒弟有楊宇霆、張宗昌、馮諫民。然若謂今日滿州第二十一輩皆為王約瑟兒子輩,未必盡然。青幫之中尚有上海系統、青島系統與天津系統之分,人們甚至連其系統亦無法弄清。


這裏,末光鑑於“滿州國”成立初期,各地青幫競相迎合偽滿政權而出現的混亂局面,強調應該對青幫進行整合。末光提到東北青幫的系統,指出大部分來自天津、山東和上海,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末光提到的王約瑟是山東省鐸縣人,在北京、天津一帶擁有眾多弟子,在東北也有很多徒子徒孫。1934年,王約瑟訪問吉林省,以從事佛教活動為幌子,試圖加強關外與關內青幫聯繫,因而被國民政府視為日本特務。確實,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王約瑟的青幫網絡協助了日軍對華北的統治。在天津系統的青幫中,自稱“滿州國在家裏總代表”的馮諫民(亦名馮競歐)曾在張作霖部隊任陸軍少將。末光沒有具體提到上海系統的青幫人物是誰,前述協和會數據中出現的曹幼珊系山東省出身,長期客居滬上,是上海著名的青幫人物。曹幼珊在1934年1月初曾祕密訪問東北,和長春、瀋陽、哈爾濱的青幫頭目會面,“在每次集會上,他都詳細地介紹家裏教的由來及其與青幫之關係,宣講教理與儀式的精髓,強調南支(中國南部—引者)青幫與滿州國在家裏應互通聲氣、團結一致、弘揚義氣。”曹在兩地青幫中頗有影響,試圖溝通二者,其背後可能暗藏着某種政治意圖,這從曹幼珊弟子常玉青可以窺見一斑。


常玉青是活躍於大連的青幫人物,生於江蘇北部,據説是滿族旗人,通字輩,曾為上海日本棉工廠的“工頭”。1932年5月,上海“一·二八事變”後,常玉青與胡立夫在閘北組織親日的市民維持會,為此,胡被國民黨駐上海特工人員暗殺。常見狀不敢滯留上海,遠遁大連。在大連,常玉青一住就是五年多,師傅曹幼珊的青幫關係幫助了他。常於1937年12月返回上海,其在大連的一段歷史鮮為人知。作為青幫訪日團一員,常玉清曾在日本人面前不無得意地回憶起自己在上海的經歷:“上海事變(一·二八事變—引者)之時,鄙人為日軍拼命工作,為此同志一人被暗殺,鄙人則死裏逃生,倖免於難。”


增上寺家裏研究會。出處:利部一郎前揭書。


戰後常玉清以漢奸罪被判處死刑。出處:上海市歷史檔案館藏。


至於末光提到的青島系統的青幫,目前尚缺乏驗證數據。一般説來,在東北,山東出身的青幫人數眾多,其中雜有青島系青幫應是不難推想之事。


以上,本文考察了末光所言及的東北青幫的情況,末光的觀察固然很重要,但還不能説它反應了整個東北青幫的實際情況。例如,齊齊哈爾青幫頭目劉少恩和丁貴升是“通字輩”,屬於“興武六幫”,分別經營劇場和妓院。日方的調查稱:”在滿州事變(即九·一八事變—引者)前,劉少恩與丁貴升二人從上海請來師傅竇長清,接受其指導。竇於昭和六年(1931年—引者)十二月回江蘇省揚州探親後不知所向。”為了利用青幫人際網絡,兩人特地從揚州請來師傅。21字輩王殿臣(58歲)生於江蘇省揚州府江都縣,清末舉人,18歲時參加青幫,37歲到東北,先後在哈爾濱、瀋陽等地充任税警、家庭教師。末光沒有言及訪問團成員王兆庥,據説包括再傳弟子,王有1千名弟子,直系弟子以地區看分別是江蘇21名、天津212名、北京24名、奉天94名。


青幫在東北的影響力主要在城市,成員來自各個階層,其著名人物大多為退伍軍人、失意政客、流氓頭子、商人等,一般成員多為商販、工人、軍警。據末光調查,大連“東亞佛教會”成立時,會長柳成名(大連馬車工會會長)、副會長劉神致(從事鴉片販賣)、刑順亭(經營房屋出租)、尹天純(福昌華工公司苦力頭目)、王寶春(人力車收容所頭目、經營飲食業)等主要成員皆從商。雖然青幫著名人物在當地可稱頭面人物,政界出身者亦不在少數,但青幫從未作為社會團體得到軍閥政權的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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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後,在東北的日本人組織頗為活躍。“滿州青年同盟”、“大雄峯會”和以橘樸為主筆的《滿蒙評論》雜誌應關東軍要求,積極為日本佔領東北尋找意識形態根據。山室信一指出:“他們的積極參加成為建國的巨大推動力,在此,他們編織出善政主義、民族協和、建設王道樂土、亞洲復興、人類解放等各色夢想,將其作為滿州國的建國理念提了出來。”1933年3月,瀋陽成立了以酒井榮藏為首的“大滿州國正義團”。酒井野心勃勃,試圖藉助青幫關係網向東北各地發展、擴大組織,一時間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後來,在偽滿“基於一國一黨主義,統一教化團體”的旨趣下,“大滿州國正義團”被“滿州國協和會”兼併吸收。“大滿州國正義團”呼籲各地青幫響應其號召,同瀋陽青幫代表祖憲庭、長春代表呂萬濱以及“全滿總代表”馮諫民等青幫建立了“合作關係”。時人瀧澤俊亮在《滿州的街村信仰》中指出:“大同二年(1933年—引者),為了滿州國正義團整合全滿同志之需要,馮諫民從奉天出發,奔走於各地主要都市,受到了盛大的歡迎,新加入的會員為數不少。”在“大滿州國正義團”成立大會上,馮諫民的祝辭道出了青幫與“大滿州國正義團”之間的密切關係:


今日入門之日本人、滿州人,齊聚一堂,謹守家裏之道。”等家裏崇尚師徒如父子、同參若手足。古語曰:遠親不如近鄰。吾等黃種同胞,本如手足,有若滿人同參因緣之深者乎。


所謂“合作關係”,其實是“大滿州國正義團”利用青幫的幌子,其成員加入青幫不過是加強吸收青幫的手段而已。正是出於這種關係,數月之後,“大滿州國正義團”遊説關東軍,青幫訪日團的一幕才得以上演。日方數據記載道:


日本方面,鷲野(應為“鷲崎”—引者,以下同)研太、平野武七郎(應為“平野武七”)、宮地(久衞)大佐等遊説陸軍省和關東軍,聲稱標榜徹底的皇室中心主義,在獲得滿州政府承認之後,將全滿在家裏教徒二百五十萬人結為一團,與大日本正義(團)連為一體,提倡大同團結,組織清靜興民同志會,頒佈主義綱領,拋棄以往之祕密活動,以公認結社現身社會。


鷲崎研太畢業於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任職於偽滿治安警察部門。平野武七系大陸浪人,青幫會員。宮地久衞從騎兵第一連隊長退伍後,擔任過“東京社會事業協會融和部長”、“中央融和事業協會理事”等職,“專門從事特殊部落民的融合事業”,“去歲,受軍部方面委託,調查我國特殊部落民能否向滿州移民之問題。歲末渡滿期間,知滿州支那人中有類似宗教結社。特殊民移居滿州後,是否遭致土著民歧視,此番為探求土著民之態度,利用再次渡滿之機,調查在家裏。”可見,宮地為了瞭解青幫組織而結識了鷲崎和平野,而後二人通過宮地遊説關東軍,終於得到偽滿政府許可,結成了“清靜興民同志會”之青幫組織。青幫與“大滿州國正義團”合併後,“大滿州國正義團”得以伸展勢力。與此同時,馮諫民等青幫重要人物也試圖藉助日本人力量擴大組織。瀧澤俊亮在《滿州的街村信仰》中指出:“大同2年(1933)馮諫民因統攝整個滿州同志之滿州國正義團組織之故,從奉天到各地主要都市,均受到熱烈歡迎,因此招收不少新會員。”


除“大滿州國正義團”之外,日本大本教也積極向青幫靠近。大本教是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新興宗教之一,由“教主”出口すみ子創設。後來,王仁三郎入贅出口家,成為次於“教主”、負實際責任的“教祖”。出口王仁三郎任教祖後,一改大本教保守復古的姿態,提出參與時政,改造社會的主張,為此以“不敬罪”,遭到政府的彈壓。關於大本教與青幫之關係,前引瀧澤俊亮《滿州的街村信仰》稱:“尤為重要者,大本教人類愛善會與家裏教均以天之御中主神為始祖,頗動眾心,入門者一時驟增。”在青幫代表團訪日之際,“其代表及隨員中,濱江警務司令部諮議魯賓化及律師張慶祿特地訪問綾部(大本教)之本部。”需要指出的是,瀧澤雖為當時人,但他書中所列舉的魯賓化和張慶祿之名並不見諸青幫代表團成員名單。張慶祿的“張”和趙慶祿之“趙”日語讀音相同,疑為筆誤。魯賓化其人不詳,可能也是呂萬濱之訛,因為“魯”與“呂”在日語中發音相同。青幫代表團即將訪日時,末光在一篇文章中稱:“馮諫民一行入哈爾賓,當地在家裏代表聞馮諫民欲去日本,要求哈爾賓代表亦能加入同行,後定馮師直系濱江警備司令部諮議魯賓氏與他系律師慶祿等二名渡日。”這裏的魯賓和慶祿,即前述之魯賓化與張慶祿。


人們也許會奇怪,青幫何以會與大本教有瓜葛?二者之間存在何種關係?此事要追溯到出口王仁三郎的蒙古之行。1923年,還在“保釋”中的出口王仁三郎接觸到為慰問“關東大地震”而訪日的紅卍字會而對中國發生興趣,試圖在“滿蒙”建立大本教宗教王國,其後,他與曾經參與孫中山革命的日本“大亞細亞主義”者相互利用。出口王仁三郎在其第一次訪問中國東北時,通過大本教信徒和瀋陽青幫發生了聯繫。據出口王仁三郎的孫子出口京太郎撰寫的《巨人出口王仁三郎》稱,1924年2月中旬,出口王仁三郎“夜至奉天,投宿悦來棧,與祖憲延會。”這裏的“祖憲延”系“祖憲庭”之誤。正是在這一關係的延長線上,1932年1月大本教與“含有禪、儒之安清會”建立起了合作關係。因此,青幫訪日團在7月7日夜晚受到在東京的大本教外圍團體“人類愛善會”的招待,也就不足為怪了。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在積極推進佔領東北的計劃的同時,開始考慮如何將中國社會整合在其殖民統治的秩序之中。“滿州國”意識形態“五族協和”積極鼓吹者橘樸對青幫的看法與上述東北日本人團體略為不同,他在一篇文章裏寫道:“我願向當局建議,正如上海共同租界所實行的對策一樣,通過保護和改革青幫組織,既可為(制定)控制勞動者政策奠定基石,又有助於制定對付盜匪(包括流氓)之對策。”與橘樸的意見相反,末光雖然承認青幫具有反社會、反體制的性格,卻高度評價1933年後在“滿州國”統治下青幫所能發揮的作用,認為可“將在家裏改組為政黨”,他在文章中寫道:


尤為要者,在家裏非僅存於滿州之祕密結社,乃遍佈於支那全國之民族性結社也。迄今為止,在家裏在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中常展示其巨大之潛在力量。基於其以往之歷史,對行王道政治之滿州國而言,誠為最重大之問題。以王道政治馴化在家裏,不僅合乎王道政治,大言之,亦可統一支那全國大眾。


末光發表在《滿洲評論》上的其他文章也高度評價了青幫的作用。“此一祕密結社青幫在家裏,於滿洲突然公開聲明其社會作用,至其組成統一、合法之結社並開始活動,應密切監視其動向,正確理解其精神,實施相應對策,對新興滿洲國而言,此事實為最重要之問題。”末光的認識與正在摸索對東北殖民統治的關東軍指導部的想法完全一致,關東廳警務局長對於青幫訪日的意義作了如下評論。


在家裏(家裏又曰在裏)乃支那以宗教信仰結合之祕密結社,有嚴格戒律約束幫員,於提升個人之餘,幫員共存互助,各階級中皆有眾多幫員,為社會上一大潛在勢力。軍部及其他與滿洲有關人等,多有利用家裏維持滿州國內治安、普及滿州建國精神者。本於此,此番促成滿州在家裏代表訪日、考察日本各處、與在家裏研究者會面,籍此使若輩知日本援助滿州國之所在,期以將來日滿提攜。


顯然,日方組織青幫訪日團旨在促進“日滿提攜”,其具體政策為:第一、利用青幫作為宣傳機關。糾合東北各地青幫成立聯合總會,指導教化幫員。第二、將青幫作為民眾的自治互助組織,整合勞動者,使其成為地方保甲中堅,從事社會改良,揭發“反滿分子”,進而展開對“支那本土”工作。


對此,青幫首領積極響應日本人團體,強調青幫傳統與“王道政治”理念的共同之處。馮諫民説道:“本來我滿州國即我家裏之源流,我滿州國執政即我家裏之舊主人。對滿州國竭盡忠誠乃我安清家裏之根本所在。”“本來日本帝國與滿州國系脣齒相依之關係,須臾不可分離。友邦皇軍拯救我等滿州國人生命,掃除邪惡軍閥,趕走不良政府,以我舊主人行仁慈博愛,使之執我滿州國政治。”不僅如此,馮還將青幫“十大幫規”改為迎合“滿州國”統治之“六條幫規”:孝順父母、尊敬士兵、和睦鄉里、教育子孫、安於生活、不做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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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青幫訪日團成行的是前揭宮地久衞。宮地受陸軍次官柳川中將之命,“專門從事特殊部落民融合事業”。1933年4月10日,宮地從東京出發去中國東北,5月7日歸國,將考察結果編為“北滿在家裏”小冊子,呈報陸軍次官、內務省社會局局長等。5月14日,宮地訪問神道研究權威、帝國東京大學教授加藤玄智,展示青幫典籍《三庵全集》、《三庵寶鑑》及末光高義着《支那祕密結社與慈善結社》等三書,請其檢驗在家裏/青幫性質。加藤從儒釋道三教合一的觀點,認為在家裏/青幫系禪宗之一派,“觀滿州國之現狀,鑑於無學文盲且迷信甚多之國民,值此過渡之期,與法律規訓相比,宗教指導者尤為重要”,支持宮地策劃之青幫訪日團,並且將東洋史權威白鳥庫吉介紹給宮地。


此外,青幫訪日團3日出席晚餐會,4、5日在增上寺召開研究會,6日以降參拜明治神宮和靖國神社,赴橫須賀海軍基地與慶應義塾。十天後,情況突然發生變化:7月11日,青幫訪日團被勒令解散。何以隆重的歡迎儀式開場後,竟如此匆匆收場?關於其中原由,關東廳警務局長事後的説明透露出了一點信息:


其間,一行之吉井清春籍機行沽名釣譽之事,而鷲崎、平野等暗自挪用關東軍支付之經費約一千五百元事發。十一日,突然命令一行解散。吉井除名,一行不得於東京自由行動。


僅僅從這段文字看的話,青幫訪日團的解散似乎事出偶然。但是,從下面一段引文中不難發現真正原因並不在此:


據陸海軍方面消息,該方面決定不承認在理(指青幫—引者),意欲彈壓之,真相不明也。雖然,彼仍以宗教之力結成團體、繼續活動。


與關東軍的青幫政策不同,陸軍和海軍方面開始討論如何彈壓青幫。陸海軍省代表在一週前還舉辦青幫歡迎晚宴,何以轉而要彈壓青幫呢?前述關東廳警務局長表示“此次未能按計劃結束訪日,被一部分不良商人利用,不能不憂其將來必遺留相當之禍根。”


此外,圍繞青幫代表團訪日,關東軍與外務省之間也出現意見齟齬,關東廳警務局長對於青幫訪問團寫道:


支那在家裏(家裏又稱在裏)是以宗教信仰為紐帶結成的一種祕密結社,幫員之間有嚴格的戒律,推動個人向上同時,實行幫員之間共存互助。通過各個階級,擁有眾多幫員,在社會上擁有很大勢力。在軍部和其他滿洲之相關人員中,以往有以在家裏來維持滿洲國內治安及普及建國精神之意見。此次,為實行之,促使在滿在家裏代表訪日,視察日本各地,與在家裏研究者見面,以期使之知道日本援助滿洲國,以有利於日滿人的提攜和聯合。


也即,關東軍認為可以藉助青幫代表團訪日,與日本青幫研究者交流,通過參觀日本各地,而有利於日本和偽滿的合作。至於通過青幫如何促進日本與偽滿之提攜,可以概括為如下兩點:(1)作為宣傳機關利用之。糾合滿州各派閥,組織聯合總會,在其中央設立統制機關,指導教化幫員。(2)把在家裏變為援助民眾自治的機關,統制勞動者,使其成為保甲組織的中堅,進行社會改良,揭發反滿分子,以及展開對中國的祕密工作。


對於關東軍的做法也出現了反對意見。青幫訪日團出發前,日本駐牛莊領事荒川充雄在致“全滿全權大使”武藤信義的信中寫道:


此次,在軍部慫恿之下,派遣七名全滿各地家裏教代表去內地(指日本—引者)考察。其中哈爾賓二名(勝、張)、新京一名(盧)、奉天三名(馮、王、常)、營口一名(郝)。該代表等特來營口,向營口約二萬同志報告此事,名單見附件。該代表人等攜海軍司令官小林之介紹信訪問憲兵分隊,希冀得助。同夜八時許,於營口硝礦局楞嚴寺(付屬地外)集合同志百餘名,報告此事,要求得到贊同。本月四日,該代表等於新京集合,領取軍部所發包括旅費在內之所有盤纏,稱準備正式渡日。軍部利用此等教徒旨在使全滿二百萬該教徒獨立,以便與南方之家裏對抗。


荒川對軍部利用青幫一事提出了間接批評。他繼續寫道:“郝相臣原系總商會會長,又為紅卍字會首腦,在營口頗有勢力。以往回營口時,實業家之來訪頻繁,此次該代表以家裏教代表回營,商民聞知,皆敬而遠之,無一人來訪。”荒川人微言輕,他的意見沒有被接納。


代表團解散後,分三批分別回國。15日,郝相臣從東京出發,經朝鮮最早回國。接着,馮諫民等6人(包括楊宇山和張新甫)在“不良邦人”吉村智正的陪同下,乘列車於7月16日下午9時40分到達下關,10時30分乘船抵釜山,回國。其他代表則改換身份,分別自稱“奉天聖道理善研究總會長”祖憲庭、“奉天在理教領正”林慶臣、“新京在理教領正”呂萬濱、“哈爾濱世界慈善會聯合會名譽會長”趙慶祿、“奉天私立學校長”王兆庥、“新京建築請負業”常玉清等,於13日下午5時20分抵達京都龜岡,訪問大本教本部,行程如下:


13日,抵龜岡,與出口王仁三郎歡談。

14日,上午往綾部,訪大本本部。下午返龜岡。

15日,上午往京都,人類愛善會會長出口宇知磨前來迎接。訪問第十六師團,參拜桃山御陵。於同志社新島會館與記者午飯。午後,往御所參拜二條離宮。參觀同志社大學、名勝。下榻吉岡旅館。

16日,於京都車站乘列車往大阪,上午8時32分抵大阪站。皇道大本人類愛善會大阪聯合會會員、大日本正義團團員前來迎接。上午訪問第四師團司令部,參觀大阪城。下午參觀大阪朝日新聞社、大阪毎日新聞社。出席人類愛善會招待晚宴,8時46分乘列車由大阪往下關。


關於青幫代表對大本教本部的訪問,1999年6月,筆者在龜岡市天恩鄉大本教資料館發現了6張照片,從中可知青幫訪日團中有5人於7月11日晨訪問了綾部的大本教亞洲本部,13日訪問龜岡。6張照片中有1張是大本教教主出口すみ子和教祖出口王仁三郎與5位“滿洲人”合影。從照片傍註文字看,5人同時擁有在理會(教)與青幫的二重身分。前引利部一郎《滿州國家理教》書中附有青幫訪日團一行的集體合影,兩相比照,可知5人分別是祖憲庭、林慶臣、呂萬濱、常玉清和趙慶祿。此外,筆者在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還查閲到地方警察暗地跟蹤青幫訪日團如下記錄:祖憲庭、王兆庥、常玉清、呂萬濱、林慶臣、趙慶祿等6名及隨員8名,一行共14人於13日至16日訪問了大本教的本部龜岡和綾部。


前排左一常玉清、左三呂萬濱。中祖憲庭。右二林慶臣、右三趙慶祿。大本資料研鑽室藏。


5


力促青幫訪日的宮地久衞將訪日目的定位為:與研究該教的人會面,得到日本政府支持;學習日本精神;觀摩日本文化。後兩點姑且不論,第一點顯然沒有實現。“不良邦人”之一鷲崎後來的情況不明,吉村回到中國後,與新京(長春)青幫繼續聯繫和活動。平野武七是青幫會員,自開香堂,拜訪日本憲兵隊和領事館,嘗試將青幫與納入“滿洲國”政治整合中。宮地則編輯介紹青幫訪日小冊子,向各方散發。至於青幫代表團訪日後的情況,大體可知如下情形。


1934年1月20日,馮諫民等為了整合青幫與在理教,在奉天工業地區善理公所開設香堂。事前馮將題為《滿州國家理教》小冊子送往各官廳,餘下9千部四處散發。據《滿州國家理教》,青幫包括指導部在內共設八個機構,委員長為馮諫民,委員有郝相臣、周維新、王少源、吉村智正等。馮諫民青幫勢力原本在奉天一帶,以此為契機,在齊齊哈爾設立家裏同志會,在佳木斯設三義堂,在奉天設立家裏研究會,擴大了自身的青幫關係網。


在哈爾濱,趙慶祿開設“大滿州國家裏同志會北滿總會”,試圖整合北滿青幫組織。關於該會設立時間有二説。一説為1933年9月,根據大谷湖峯“宗教調查報告書”,該會有正式會員30名,信徒1萬人。但是,該會因為沒有得到“滿州國”合法團體的認定,沒有令人矚目的活動。另一説為該會設立時間在1934年3月18日,該日在哈爾濱道外北五道街商務會聚集500餘名信眾,成立“滿州國家裏同志會北滿總會”籌備所,幹事長為馬宗達,幹事為平野武七等8人,而實際擔任會務的是以會長趙慶祿為中心的籌備委員會。


1934年4月5日,青幫在新京東四條大街“集善堂”設置事務所,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籌備會委員長為呂萬濱,委員有苑榮臣等34名,其中,“滿州國”官吏張賓(監察院)和錢啟承(交通部)也列名其間。該會宗旨:“信奉佛教,修養身心,展開慈善事業,進而,基於王道主義而實現日滿親善,建設樂土”。籌備委員會以呂萬濱為中心設立九個機構,準備與大連青幫幹部常玉清聯合。新京青幫幹部圍繞成立委員會出現意見分歧:“有的認為家理教應一如既往保持祕密結社樣態,一種意見認為應持公開主義”。1934年3月15日,青幫大老彭綜宗從天津趕來進行調解,未果。最後,名為“達磨清淨佛教會”組織成立,但沒有多少令人關注的活動。


這一時期,各地青幫因爭先迎合“滿州國”而暴露出其組織的弱點。新京呂萬濱一派與奉天馮諫民一派發生激烈對立,各認為“我等系在家裏北京直系”,互不相讓。其後,呂在沒有得到馮諫民同意前提下將其名字列入“滿州國大滿州國在家裏同志會”,對此,馮諫民發表聲明以示抗議。


由於青幫存在上述問題,日本人團體的青幫工作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對此,末光指出:結果,因為意欲利用在家裏,出現如大本、協和會、正義團以及其他組織,設立會名為滿州國清靜興民同志會、興亞大同義會、大滿州國家裏同志會,而彼此之間缺乏聯繫,缺乏明確理念,各行其事。也即,各地日本人團體或個人各自為政,原本即缺少聯繫的各地青幫組織因意見對立而關係更加鬆散了。


另外,發生了一起蹊蹺的事件,即,訪日團成員郝相臣拋棄龐大的家產“逃亡”事件。關於該事件,日本駐營口和奉天領事分別留下了相關記述。郝相臣原為張學良直系,“九·一八事變”後,出於“不遇之位置”,向實業部哀求,得以免於被沒收“逆產”。其後,自稱青幫第二十二代,藉助與宮地之關係,逐漸活躍起來。1934年3月下旬,蔣介石藍衣社通過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王約瑟,5月下旬派若干幹部到東北,試圖藉助馮諫民和郝相臣等收集情報,郝相臣等主要成員因此而被置於“滿州國”警察的監視之下。在這種情況下,郝相臣藉口出席17日在北京召開的紅卍字會會議,於8日抵達北京。兩天後,郝家人(妻兒5人)也悄悄來到北京,“據説感到有捲入某事件之嫌疑而受到官憲監視之危險,以永住北平為目的而逃跑。”


與營口領事的報告稍微不同,奉天領事報告認為郝相臣訪日歸來後,熱心宣傳該教,同年十月後,改變以往態度,專注於伸張自身勢力,在發行《滿洲在家裏》小冊子時,要求以自己的名字發行,被宮地陸軍大佐所拒絕,進而向關東軍中傷該大佐及馮諫民、吉村智正等,因此,郝成為監視目標。馮諫民和吉村智正派遣隨同訪日的姜國本到營口,令其在營口監視郝,隨後又擔心姜被收買,將姜叫回瀋陽。


綜合上述二説,可以作以下推測,即大約在3月,以青幫王約瑟訪問東北為端,馮諫民和郝相臣被憲兵隊所懷疑,馮諫民不知道通過怎樣的祕密工作而解開了被懷疑的嫌疑,將憲兵隊特務姜國本派到郝相臣處,姜國本沒有從郝相臣處得到任何有用的情報。正如前述牛莊領事荒川充雄的信所説,自從郝宣稱是青幫身份後,被營口地方有影響的人所避而遠之。這種情形在訪日歸來後仍然持續。為守住家產而與日本人為伍的郝相臣,最後為了身家安全而不得不放棄家產,郝及其家人是否真的從憲兵的監視下逃脱,不明。


1936年以降,“滿州國”打出抑止青幫的政策,青幫成員要想在“在家裏”名義下活動已然不能。在此情景下,來往於大連和長春的常玉清,以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為契機,於1937年12月回到上海,與日本大陸浪人組織黃道會,專門暗殺進行抗日的愛國人士。1938年,常玉清在南京成立安清同盟會。1946年5月,常玉清被國民政府以漢奸奸罪處以死刑,起訴書中,關於常在東北的經歷隻字未提。


6


以上,本文以鮮為人知的青幫代表團訪日為切入口,通過對各種資料的爬梳,勾勒了日本殖民者與青幫關係的一個側面。可以看到,青幫代表團訪問日本這出鬧劇的上演決非偶然,而是導演和演員默契配合的結果。


這出鬧劇的導演無疑是在東北的日本人團體和關東軍。在軍事佔領東北後,關東軍急欲為其扶植的偽滿州國尋找社會支持。於是,在一些日本人團體的鼓動下,青幫成為日方利用的資源。自清末以來,日本對青幫不乏深入瞭解,但是,這些看法根本沒有反應在關東軍指導部的政策裏,相反,由於有末光高義這樣的“祕密結社”專家的鼓吹,關東軍誤認為青幫是東北最大的佛教團體。為了將青幫改造成為效忠帝國的團體,關東軍出資讓青幫組團訪問日本,使之成為帝國政府的座上賓,從而鬧出了一個政治笑話。


演員們的表演也可謂出色。針對導演的嗜好,一些青幫人物競相投日方所好,謊稱宗教信徒,隱瞞青幫真相。其實,如果沒有與在東北的日本人團體的一唱一和,在東北軍閥政治下處於邊緣地位的絕大多數青幫人物是無法接近政治權力核心的,因為且不説民間社會對青幫敬而遠之者甚多,就是在偽滿政府內部,大大小小效忠於日本帝國的中國人對青幫亦甚為反感。但是,這些仰人鼻息的中國人決不會冒着得罪受到日方垂青的青幫的危險而道出事實真相,因此,青幫演員表演得固然精采,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沉默,這台戲也是唱不起來的。


時下,關於戰時日本帝國“學知”—學術知識受到研究者矚目,從本文所考察的青幫代表團訪日個案可見,關東軍和其智囊對於東北青幫的認識與現實存在巨大的乖戾,他們認為青幫人數在一百萬到二百萬之間,通過整合青幫可以強化“滿州國”的統治基礎。但是,青幫訪日後日本外務省通過駐東北各地領事館的調查認為青幫人數低於一百萬,而且青幫各組織之間缺少關聯。此外,與青幫代表團會面的人中,有代表日本最高學術水平的學者,他們是近代日本宗教學創始人姉崎正治、東洋史創始人之一白鳥庫吉、佛教研究權威常盤大定、道教研究第一人小柳司氣太等,這些拘泥於文本知識的學者在增上寺面對青幫的文書和儀式,居然沒有人識破其真面目!


值得注目的是橘樸所起的作用。橘樸在其主編的《滿洲評論》上刊載末光高義的文章,強調利用青幫進行社會整合的重要性。鑑於蔣介石在上海利用青幫的經驗,橘樸認為在東北也可使青幫為“滿州國”服務。但是,包括馮諫民在內的訪日代表團成員,沒有一個人具有上海灘黃金榮、杜月笙的影響力。橘樸曾經尖鋭地批判日本“支那學”嚴重脱離中國現實,但在投身關東軍後,他失去了以往觀察中國的內省精神。野村浩一在《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一書中指出,“戰前日本的失敗即中國認識的失敗。”在此,似乎還可補充的是,野村所説的中國認識就是帝國“學知”,所謂日本的失敗也可謂帝國“學知”的失敗。


(作者授權刊發,原文首發於《南京大學學報》2007年03期,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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