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心理壓力研究述評

三倉心理學界2019-08-24 03:58:49

薈萃心理學各領域新進展、新動態


本文節選自《中國心理學前沿》

2019 年 8 月第 1 卷第 6 期


投稿地址:

https://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編委會


在國家長期和平的大背景下,實戰化軍事訓練雖能有效提升官兵戰鬥技能和部隊作戰能力,但對參訓官兵的心理考驗卻不一定真實有效。基於實戰研究戰場環境下人的心理狀態及其變化規律,對指導我軍當前的軍事訓練、乃至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文章首先對國內外戰場心理壓力的研究現狀進行了系統梳理和述評。同時,立足我們的國情軍情,本文對戰場心理壓力的研究突破口,即以對越自衞反擊戰參戰官兵為研究對象進行了全面分析,並從積極心理學視角對下一步重點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


習主席在中央軍委2019年1號命令中向全軍發佈開訓動員令,要求全軍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強化憂患意識、危機意識、打仗意識,始終把備戰打仗作為第一要務、把軍事訓練擺在戰略位置,聚焦實戰、對接實戰,做好隨時打仗的充分準備,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按實戰要求去訓練”成為當前軍事訓練的基本要求,也是部隊開展心理訓練工作的根本宗旨。


從古至今,戰爭從未停止,但戰爭的形態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陸軍軍事學院已退休院長鮑勃·斯克爾斯少將曾在文章《克勞斯維茨與第四次世界大戰》中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化學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物理和數學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是電腦戰爭,第四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將是一場有關人本身的戰爭。美國能在之前的幾種戰爭中得滿分,但很不幸的是,近期的所有戰爭都是有關人本身的戰爭。在這方面,美國只能得零分。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就是例證。”斯克爾斯少將因此得出結論:一支軍隊只有保持心理與身體同樣健康,才能在未來戰爭中居於領先位置[1]。


無可否認,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實戰化軍事訓練必要且必需。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實戰化軍事訓練雖然可以顯著提升官兵的戰鬥技能,大力提升部隊的作戰能力,但對參訓官兵的心理考驗卻不一定真實有效。因為演習雖有勝負,但不會有死亡;訓練雖有槍炮轟鳴,但不會有斷肢殘臂。平時再逼真的軍事演習,都無法完全真實地呈現戰場的殘酷情境,由此帶給官兵的心理體驗也必將與實戰有着天壤之別。在我國長期處於和平環境的時代背景下,基於實戰研究戰場環境下人的心理狀態及其變化規律,對指導我們當前的軍事訓練、乃至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國外相關研究現狀


戰爭對軍人心理的影響,是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的研究領域,也是軍事心理學的源起和目標。由以色列 Gal R. 和美國 Mangelsdorff A. D. 主編的《軍事心理學手冊》在國際上被公認為迄今為止最具權威性、最全面的軍事心理學專著, 該書共包含軍事職業中的選拔、分類與任用,人的因素與軍事績效,環境因素與軍事績效,軍事活動中的領導,個體與羣體行為,臨牀、諮詢、組織心理學, 特殊對象與特殊情景 7 個章節[2]。這是軍事心理學領域的通用體系架構,與“戰 場心理壓力”直接相關的研究內容大多散落其中,並未被獨立提出。


(一)CSR 和 PTSD 相關研究


戰鬥應激反應(Combat Stress Reaction,CSR),在《美國國防部指南》中被定義為“軍人在戰鬥或者非戰爭軍事行動中經歷了壓力事件,從而產生的期待性、預測性、軀體上、認知上、情感上及行為上的反應”[3]。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人們就注意到發生在參戰官兵身上的一系列壓力反應,不過 由於那時人們認識有限,往往將其稱為思鄉病(Nostalgia)或炮彈休克(Shell Shock),認為是由於炮彈爆炸引發的神經官能症,而出現該症狀的官兵則會被視為“膽小鬼”。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鬥應激反應被看作戰鬥疲勞(Combat Exhaustion),人們認為疲勞是引發應激反應的最主要因素。一直到越南戰爭以後, 這種在戰爭中出現的生理心理反應才正式被命名為戰鬥應激反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鬥應激反應伴發精神症狀的發生率是28.5%;到1942年,因精神病原因退出戰場的人員數量已經超過美國當時所能動員的參戰人員的數量;到1982年,在黎巴嫩戰爭中普通傷員與戰鬥應激反應病員之比已經達到1:1.2,由此可見戰鬥應激所造成的減員現象十分嚴重[2]。這也是為何戰鬥應激反應在軍事心理學研究中地位如此重要的原因。目前,各類關於戰鬥應激反應的發生率並不固定,因為它與戰事的激烈程度、士兵個體心理承受能力等多因素有關,但總體趨勢是越來越高。近20年來,世界各國對戰鬥應激反應的研究逐年增加。與1998年相比,2017年與戰鬥應激反應相關的研究論文數增加了近9倍,而引文數則增加了100餘倍。特別是在戰鬥應激反應的類型、影響因素、心理干預原則和方法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步[3]。


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PTSD)是另一個與戰場壓力環境有關的概念,最初是在參加越南戰爭的軍事人員和老兵中觀察到的,因此在最開始也被稱為“越南綜合症”,後來在《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DSM-III,1980)中被正式提出。在DSM-IV(2000)中,PTSD被定義為一種焦慮症,其特點包括暴露於創傷事件後出現的焦慮失調伴隨持續且顯著的重複體驗症狀、逃避創傷相關刺激,以及可歸因於過度警覺反應的問題[4]。從概念定義可以看出,現在的PTSD早已不再侷限於最初的“戰爭後遺症”,而是涵蓋地震、車禍、傷病等多種多樣的生活性創傷事件。


總體而言,目前CSR和PTSD幾乎佔據國外軍事心理學的半壁江山。這類研究多以表現出軀體、行為、精神等方面異常的軍人為研究對象,主要從流行病學、神經生物學、病因學等方面,對其成因、診斷與治療等進行研究和實踐。這類研究多為精神病學、腦科學的研究領域。


(二)軍事環境中的壓力研究


心理學家保羅·巴爾通和阿德勒依據美軍幾場軍事行動為範例進行了實證研究,在《維和行動中心理壓力的維度》一文中就軍事行動中的心理壓力提出了五個表現顯著的一般性維度,它們分別是孤立、不確定、無能為力、厭倦和威脅、危險。目前來看,這五個維度把軍事行動中的特殊壓力源區分得非常細緻。巴爾通在《軍事環境中的壓力》一文中分析了美軍發生的幾大軍事行動,例如“正義事業行動”(巴拿馬,1989)、“沙漠盾牌”和“沙漠風暴”行動(海灣戰爭,1990-1991)、“維護民主行動”(海地,1994)等,並重點關注了參戰士兵和他們家庭的心理壓力,以及在執行軍事行動過程中心理調節的研究。巴爾通認為,軍事任務中的心理壓力可能造成一系列嚴重後果,並會降低軍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士氣和執行任務的心理準備;對於在軍事行動中不同方面的心理壓力源,要想辦法抵消或降低這些壓力源的影響;團隊凝聚力和人格堅韌性可以緩和親歷戰鬥所引發的不良效應[5]。


(三)人因素相關研究


二戰期間,部分軍事心理學家開始關注戰爭環境、裝備設計等外因性壓力源帶給人的影響。他們從最初協助工程師對飛機座艙、設備顯示裝置、防護服、瞄準具等裝備的設計,到後來研究高温、高寒、睡眠剝奪及長時間穿着防化服等各類嚴酷戰場條件下的工作績效。這類研究主要關注人的生理、心理因素與工作效率之間的關係問題,主要是以戰場環境下人的生理、心理狀態為研究對象,但不同國家研究的側重點並不一樣。例如,美國對心理因素的強調是英國的四倍,而英國對生理學的強調是美國的兩倍[2]。這類研究的共同點還在於,更加註重研究武器裝備、操作空間等外部因素對人生理、心理所產生的影響,也即“人-機-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這類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改善環境、改進設計,提高人操作設備的效率和可靠性。也因此,現在的人因素研究多屬於工程心理學的研究範疇。


(四)積極心理學相關研究


隨着近年來積極心理學的興起及蓬勃發展,以馬丁·塞利格曼為代表的美國積極心理學家自2008年開始,與美國陸軍開展名為“全面士兵健康項目”的合作,旨在打造一支心理與身體同樣健康的軍隊。


目前,該項目主要涵蓋三部分內容,分別是:1心理健康測試:建立“全球評估工具”(GlobalAssessmentTool,GAT),用於全面衡量士兵在情緒、社會、家庭和精神四個方面的健康情況。2在線培訓課程:開發五類課程,其中必修一門,即創傷後成長課程;選修四門,包括情緒健康模塊、家庭關係模塊、社會關係模塊和精神健康模塊。士兵將依據評估分數被推薦學習相關課程。3復原力訓練:通過對全體陸軍士兵開展作戰前的心理訓練,防止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發生,並促進創傷後成長。該部分是整個項目中最重要的實踐部分,但目前仍屬於前導性研究。塞利格曼在其著作中提及,每個月都會有150名軍士到賓夕法尼亞大學接受為期8天的訓練,同時向軍事基地直播培訓過程。隨後,由這些接受過培訓的軍士充當培訓師,負責在整個陸軍部隊中進行推廣。到2010年底,大約有2000名軍士接受相應培訓,從中還將遴選出100名最優秀的軍士擔任主培訓師。當然,面對110萬陸軍,培訓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逐步推出。


國內相關研究現狀


我國心理學學科發展幾經波折,軍事心理學相關研究也是直到1985年5月的“橋頭會議”後才正式開啟[6]。20世紀60年代,我軍的精神心理醫學專家在“抗美援朝”、中印邊界反擊戰等戰爭中,對參戰官兵精神心理疾病的發生情況有過零星報導,這個階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軍人精神疾病的治療和預防上。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我國的心理學工作者開始研究軍人心理障礙和心理健康問題,並主要對其發展原因、誘發因素和預防方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7]。21世紀初,伴隨着信息技術對戰爭形態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對軍人心理的研究也開始步入新階段,由原來單純對軍人心理問題的研究,發展到如何進行心理戰和心理防護的研究。有關單位還開始着手軍人心理素質選拔、培養和訓練的相關研究。


在中國知網主題檢索欄鍵入“戰場心理壓力”和“戰時心理壓力”,分別檢索出4條和12條結果,其中與本主題直接相關的文獻僅2篇,分別是鄧明輝等人的《論美軍戰時心理疏導工作中的壓力控制能力培養》和張勇的《戰時軍人心理壓力及工作可靠性研究》。前者主要介紹了美國軍人學習察覺戰鬥壓力征兆的方法以及應用必要技巧緩解壓力反應[8];後者則從人因素研究視角,構建了戰時心理壓力模型,並從生理、心理兩個方面分析了戰時壓力對軍人所產生的影響,同時還在文末對緩解戰時壓力、提高工作可靠性提出了對策建議[9]。在國防大學軍事期刊數據庫中以“戰場心理壓力”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共有99條記錄,其中直接相關有9篇文獻。這9篇文章中,介紹美軍軍心士氣及戰鬥精神培育的有2篇,研究戰鬥應激反應的有5篇,從心理防護角度進行理論闡述的有1篇,還有1篇學位論文主要研究高技術戰爭對軍人心理的影響。


台灣心理出版社出版的《軍事心理學》在第五篇“戰場心理學”中,用一個章節論述了戰場壓力的相關問題。該書認為“軍人進入戰場,所面對的戰場情況是人類最強烈的壓力來源之一。各國如何在戰場上克敵制勝,戰場壓力的控制與管理是一個重要課題”[10]。作者孫敏華、許如亨以軍事行動中的軍人所承受的心理壓力為研究對象,從戰爭的過程與心理特徵、戰場壓力來源與反應、戰場壓力的應對策略等方面進行了系統闡述。


國內外研究現狀述評


總體而言,國內外雖沒有明確提出“戰場心理壓力”這個概念,但與之相關的各類研究由來已久,發展較為成熟。對比之下,國外的相關研究幾乎都來源於戰場實際,相應成果還能迅速在實戰中獲得應用和實踐。這種紮根軍事需求的實證研究,方法科學、數據詳實、結果可信,值得我們大力學習借鑑。受研究歷史的制約,國內關於戰場心理壓力的文獻略少,已有研究多為現狀分析,且主要停留在概念解讀、理論構想上,實證研究非常罕見,這一點與國外研究形成較大反差。


此外,國內、國外在相關研究中還分別呈現如下特點:


(1)國外相關研究重修補輕建設。國外關於戰場心理壓力的研究,以CSR和PTSD為代表,主要是對已罹患疾病的個體進行診治,發揮的是傳統心理學的“修補”功能,而從積極心理學角度對處於戰場壓力下的正常個體和羣體的“建設”功能,則是在近年才得以展現,且目前尚未大規模應用。這一點與心理學發展歷程相一致。


(2)國內相關研究過於偏向心理戰。以中國知網為例,前面提及的以“戰場心理壓力”和“戰時心理壓力”為關鍵詞僅檢索出十餘條結果,而以“心理戰”為主題關鍵詞共出現1822條記錄,超出百餘倍之多。隨着高技術武器系統的信息化,現代戰爭形態正發生着重大變革。在這種背景下,將心理戰納入研究範疇本無可厚非。但我們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無論作戰樣式、武器裝備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戰爭的基本要素不會改變,人依然是所有軍事行動的主導者。武器裝備、各類高精尖設備只是人的感官、能力、拳頭的進一步延伸而已。在我國軍事心理學發展歷程短、發展水平不高的現實面前,拋開戰爭形態,深入分析實戰環境下個體和集體的心理壓力源及其影響因素,應比信息化條件下的心理戰研究更為基礎、更為緊迫。


總結與展望


聚焦實戰、對接實戰,要求我們必須對實戰環境下人的心理狀態及其變化規律有清晰透徹的瞭解。如此,才能有效指導部隊當前的軍事訓練,合理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


然而,由於長期處於和平環境的現實背景,我軍目前仍在服役的絕大部分官兵均沒有實戰經歷。因此,實戰環境下的心理壓力研究也就無法得到真正意義上的開展,致使該研究領域尚存大片空白。基於此,筆者建議應從如下兩方面加強相關研究:


(1)以對越自衞反擊戰為突破口,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對越自衞反擊戰是指於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爆發在我國和越南之間的戰爭。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我方佔領了越南北部20餘個重要城市和縣鎮,宣佈勝利後即撤回國內。隨後,因持續頻發的邊境衝突,我軍又在80年代進行了長達十年的邊境輪戰。對越自衞反擊戰是我軍在1962年中印戰爭之後最後一次較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先後有數十萬官兵參與其中。這部分參戰老兵雖然絕大部分已退伍回到地方,但卻是國內目前少有的具有實戰經歷的人羣之一。他們目前的平均年齡約在60歲,身體素質、記憶水平、表達能力都處在較好的水平。此外,因為當時的參戰官兵數量較大,這部分樣本人羣尋找起來並不困難。因此,筆者認為應以對越自衞反擊戰對突破口,以對越自衞反擊戰參戰老兵為研究對象,靈活採用訪談法、問卷法等多種研究方法,對他們的參戰經歷進行深度挖掘,從中瞭解戰場壓力源、戰場心理壓力及其變化規律、相關影響因素等重要內容。


當然,對越自衞反擊戰距今已有40年之久,在武器裝備、作戰樣式等方面同現代戰爭存有天壤之別。因此,對對越自衞反擊戰的研究應聚焦於個體、集體等戰場的基本要素上,對武器裝備、指揮樣式等受現代信息技術影響較大的要素還需謹慎對待。這部分內容,可以通過現代局部戰爭、聯合演習、反恐維穩等進行交叉驗證研究。


(2)從積極心理學角度剖析戰場心理壓力,加強現實問題研究。作為一門從積極角度研究傳統心理學研究內容的新興科學,積極心理學被稱為心理學領域一場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革命。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美國陸軍已從2008年開始,就與美國積極心理學家共同開展名為“全面士兵健康項目”的合作,旨在打造一支心理與身體同樣健康的軍隊。這也是軍事心理學領域非常值得人關注和期待的新話題。


戰場心理壓力研究的最終目的,並不是為了消除戰場心理壓力,而是幫助作戰官兵有效應對這類壓力,確保他們在重壓之下仍能積極履行使命,順利完成任務。積極心理學恰好提供了一個有別於傳統心理學的研究視角,幫助我們在研究戰場心理壓力時,更加關注正向戰場心理壓力的表現方式和影響因素,從而幫助部隊提高在和平環境下心理訓練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增強官兵的心理建設效果。此外,積極心理學還能夠在戰場心理壓力管理中發揮重大作用,確保部隊在關鍵時刻能夠採取有效措施應對消極戰場心理壓力,時刻保持作戰人員昂揚的戰鬥精神,從而有效防止非戰鬥減員的發生。


參考文獻詳見:

https://www.sciscanpub.com/uploads/2019/08/05/pc20191029v3.pdf

本文內容來自網絡

不代表三倉心理學界觀點,如有侵權請聯繫後台

合作、投稿等請長按二維碼聯繫小編

https://hk.wxwenku.com/d/201231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