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心理學家有多賺錢?《自然》調查心理學研究利益衝突問題

三倉心理學界2019-08-18 00:38:06

薈萃心理學各領域新進展、新動態

來源 | Nature自然科研

一些明星心理學家並不會在研究論文中披露他們對外演講所得的大筆收入。這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嗎?

“Z世代”(Generation Z)的概念讓Jean Twenge大賺了一筆。作為加州聖迭戈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她研究的是95年後出生的一批人,這代人離不開YouTube,花大量的時間刷Instagram、Snapchat等其他社交平台。她説,由於智能手機和各種分享app的出現,和上一輩相比,Z世代更容易自戀、焦慮和抑鬱。Twenge將這代人冠名為“iGen”世代,這是一個她自創的詞。2010年,她創辦了“iGen諮詢”(iGen Consulting),這家公司主要“基於她對話題的專業知識和相關研究,為企業和機構提供代際差異諮詢”。

插圖:Sébastien Thibault

Twenge在她的一個網站上寫道,她曾在“百事公司、麥格勞-希爾、nGenera、尼爾森媒介、貝恩諮詢等大型企業演講”。她提供的服務包括20分鐘簡報到半日工作組;也可以在家長團體、非營利組織和教育機構演講。在郵件採訪中,她拒絕透露諮詢工作可以為她帶來多少收益,但有幾位專業人士告訴《自然》,明星心理學家單次出場費最少也有數萬美金。


Twenge的學術論文裏並沒有提到她的付費講演和諮詢活動。但這顯然與醫學期刊編輯國際委員會(ICMJE)制定利益衝突指南相違背。ICMJE是一傢俱有影響力的組織,它制定的標準被眾多醫學和部分心理學期刊採用。指南要求,此類“個人收益”應當在研究論文中作為潛在利益衝突披露,讀者有權知曉研究結果可能會受到經濟利益影響。


Twenge在這方面並不是孤例。本文開展的一項調查分析發現,幾位知名心理學家都在外從事付費演講和諮詢活動,並且同樣沒有在研究論文中披露。許多編輯和心理學家認為這不是什麼問題,很多人都在這麼做。他們認為,這類收入並不算利益衝突,也不應用醫學的標準來衡量心理學。哈佛大學知名作家和心理學家Steven Pinker表示:“演講和諮詢收入不構成明顯的利益衝突。這與持有一家公司股票,同時為其研發的藥物做評估不一樣,這不會促使你特意為某一方説話。”Pinker本人也接受付費演講的邀請。

Jean Twenge

來源:Mike Cohen/The New York Times/Redux/eyevine

不過,也有心理學家認為,個人演講收入應當披露。這不是説拿着演講收入的心理學家為了保證這筆收入會故意歪曲研究結果。但是一些批評者認為,寬鬆的利益衝突披露標準會誘使一些科學家有意無意地掩蓋和自己論調不符的研究結果,也可能驅使其隱蔽其他利益衝突。英國卡迪夫大學的心理學家Chris Chambers表示:“許多研究者不知道【利益衝突】的界限在那裏,因為沒有標準可循。”Chambers為5本期刊擔任編輯,包括一本心理學期刊。


這些研究者向《自然》表達了他們的擔憂。由於此前備受關注的學術不端事件,以及一些研究結果的可重複性問題,他們認為心理學需要開展自查機制。《臨牀心理學》(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主編Scott Lilienfeld説道,“即使是一個未披露的利益衝突都會有損整個心理科學的聲譽。”《臨牀心理學》曾經在2017和2018年發表了Twenge的數篇論文【1,2】。主編説:“我們應該嘗試‘有疑問,就披露’的做法。”(但他同時表示,針對Twenge在《臨牀心理學》的論文未披露利益衝突一事,自己沒有足夠的信息做出評判。)他認為,心理學亟待開展“一場哪些因素構成利益衝突,以及何時、如何披露這種衝突的深刻討論”。

談談收入

靠演講賺外快的現象在學術型心理學家和其他研究者中並不罕見。以Adam Grant為例,他在個人網站上自稱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最受好評的教授”。他最著名的研究是商業心理學,他的網站上可以預約他的個人演講。網站上還顯示,他曾經在瑞士信貸、高盛、默克和臉書等100餘家機構做過演講。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Angela Duckworth是2016年的暢銷書《堅毅》(Grit)的作者。她告訴《自然》,她每年要進行約12場演講。其他接受演講邀約的知名心理學研究者還包括因“成長型思維”(growth mindset)而聲名鵲起的Carol Dweck和她的長期搭檔David Yeager;“高能量姿勢”(power posing)的提出者Amy Cuddy;“正能量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先驅Barbara Fredrickson;《正義之心》(2012)和《被寵溺的美國心靈》(2018)的作者Jonathan Haidt以及《超預測》(2015)的作者Philip Tetlock。

明星心理學家(左上起順時針):Jonathan Haidt、Angela Duckworth、Barbara Fredrickson、Amy Cuddy、Philip Tetlock、Carol Dweck和 David Yeager。


來源(左上起順時針):Miller Center of Public Affairs; Alamy; Zuma; Getty; World Economic Forum/Pierre Abensur; Getty; Charlie Pearce

這些人中,沒有一人願意就其演講和諮詢收費進行評論。但一位以保護隱私為由不願意透露身份的美國心理學家告訴《自然》,通常一場大學演講的費用在1-2萬美元之間,而商業機構演講的費用可高達4萬美元。


一些心理學家還出現在“演講局”(speakers’ bureau)一類的網站上。這些網站負責為演講者和客户牽線。其中一個網站稱,Twenge的價格在2-3萬美元之間。當《自然》詢問Twenge時,Twenge表示這個網頁已經“過時”了,網頁隨後也很快被刪除。另外一個網站給Grant的標價在10萬到100萬美元之間。一名專為知名科學家協商演講價格的文稿代理人(此人不願公開身份)告訴我們,像Twenge這樣知名度較高的嘉賓,單次出場費在5000到1.5萬美元之間。另一位美國勵志演説家Dave Sheffield説,“明星”心理學家的演講費用“從1萬美元起跳,有時可達10萬美元”。


《自然》查閲了上述心理學家在2013年後發表的與他們最著名觀點相關的60篇論文。幾乎在所有論文中,他們都會聲明自己沒有利益衝突,或不做此聲明。Grant在一篇論文中寫道,他為一家資助該研究的公司進行過“與論文無關”的諮詢。


Twenge在《睡眠醫學》(Sleep Medicine)【3,4】上發表的兩篇論文探討的都是手機使用對青少年睡眠的影響,這兩篇文章都沒有聲明利益衝突,但是該期刊在網站上提供了利益衝突聲明表。Twenge在表格中聲明她獲取的來自諮詢公司和演講局的報酬與其研究內容“無關”。但是她的網站上卻説,她的演講活動都是關於她的研究結果。


在被邀請對此事發表評論時,一些研究者表示,對於《自然》查看的這幾篇論文,他們沒有接受過與論文內容相關的演講或諮詢費。Grant説:“我一直遵守期刊以及學校評審委員會要求披露潛在利益衝突的規定。我堅信這是科學家的義務。”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的媒體發言人代表Yeager回答稱,Yeager已按要求向大學通報了自己的經濟收益(包括具體的演講活動),大學並未發現任何經濟方面的利益衝突。

Adam Grant

來源:Heikki Saukkoma/Shutterstock

但其他人也指出,雖然他們不介意按要求披露演講和諮詢收益,但是目前並沒有此類要求。Twenge表示:“如果我的利益衝突有問題,我很樂意改正。整體而言,我不認為我做的演講和諮詢存在利益衝突,因為這些經濟補償是針對研究結果的呈現,而非針對特定的研究結果或分析。如果今後規定這類活動也需要披露,我肯定會按要求做。”(她還表示自己已經不再使用“iGen諮詢”這個名字了。)


Fredrickson表示:“如果心理學的規範發生了改變,要求披露諮詢和演講費用的利益衝突,那麼我會遵守新的規定。”Duckworth説:“要我在學術論文裏披露商業演講所得沒有問題,如果期刊作此要求我也不反對。”


這也印證了之前幾位研究者的觀點:心理學當前的規定裏並不包括披露演講和諮詢收入。一直關注這個問題的愛荷華州立大學心理學家Marcus Crede稱,他從來沒有在論文的利益衝突中看到過此類披露。


他認為,如果某些心理學家的研究結果備受質疑,但他們依舊可以靠兜售這些研究賺錢,這很成問題。他提到Cuddy的高能量姿勢論文發表後,其統計方法曾受到指摘。他説:“讓Cuddy對她的研究進行客觀陳述,説她沒有利益衝突,這有點可笑。”(哈佛商學院的Cuddy並沒有迴應《自然》的評論請求。)

並非常規

在披露演講和諮詢收入方面,其他學科比心理學要嚴格得多。《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編輯Richard Hurley表示,在他們的期刊,出場演講毫無疑問被看作利益衝突,因為演講內容通常都圍繞研究者本人的研究;如果研究結果是陰性的,就會影響研究者未來的演講收入。


英國愛丁堡大學的神經精神病學家Alan Carson説:只要你賺的錢超過200英鎊(1687元)或300英鎊,都應該申報,其中肯定包括演講所得”Carson是《神經病學、神經外科學與精神病學雜誌》(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and Psychiatry)的副主編,同時也是《腦損傷》(Brain Injury)的編委會成員。不限領域的期刊《PLoS ONE》的主編Joerg Heber則表示:“任何可能被視為利益衝突的事宜都應該被披露”,包括演講酬勞。他説,《PLoS ONE》將會就Twenge發表的一篇沒有披露利益衝突的文章向對方質詢。


僅僅在最近的20年裏,以醫學期刊為代表的許多學科才開始制定要求研究者收入完全透明化的政策。ICMJE在2009年發佈了相關指南;2013年,美國一項名為《陽光法案》(Sunshine Act)的法律開始生效,該法案規定醫藥企業須將它們支付給醫生和醫院的款項全數公開。


這些規定的出台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意識到,利益衝突會妨礙科研的客觀性。對那些有利益衝突的研究者開展的薈萃分析發現,這些研究更有可能報告陽性的結果【5】;和非營利組織資助的研究相比,營利性組織資助的研究更有可能報告療法的益處【6】。


這類研究的利益衝突通常指的是,企業直接為研究提供資助,或直接酬謝科學家,而不是付費邀請對方演講或諮詢。但是ICMJE的指南明確指出,研究者應當披露“與論文相關的所有經濟來源”,包括個人費用。個人費用的定義為“因提供服務而收到的款項,一般包括酬金、版權費、諮詢費、講課費、演講費、專家鑑定費、工資,或其他兼職收入。”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從事醫藥研究利益衝突研究的Adam Dunn認為,演講和諮詢報酬“明顯符合(ICMJE指南)對個人費用的定義”。


大多數論文中的利益衝突聲明靠的都是個人信譽:科學家自行披露,並沒有人進行監督。去年,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一位知名癌症研究者José Baselga因為沒有披露他從多家藥企獲得的幾百萬美元收入而引咎辭職。揭發此事的記者從《陽光法案》相關的聯邦數據庫中發現了這些款項。


利益衝突問題也影響到了心理學領域。今年,《PLoS ONE》上一篇關於正念的論文因為研究方法問題而被撤稿【7】。這篇論文的編輯還發現,作者並沒有披露他們與一家正念相關產品銷售機構的僱傭關係。


許多心理學期刊都選擇遵循ICMJE的建議,要求作者填寫利益衝突聲明表。《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在聲明表中問作者:“你是否有任何潛在或感知到的利益衝突?該期刊列舉的利益衝突包括:“曾收取諮詢費”以及“因為參加相關討論會或發表演講而得到了經濟補償”


其他心理學期刊也採用了類似的表單,比如《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ur》《Child Development》。它們想要了解的問題包括“相關經濟利益(比如…諮詢或演講收入)”。所有這些期刊已經發表了至少一篇曾收取諮詢或演講費而沒有披露的知名心理學家的論文。(《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ur》的出版方是施普林格·自然;《自然》新聞團隊與出版方保持編輯獨立性。


問題是,對利益衝突的界定依然不清晰。這讓人很難確定心理學家的做法是否違反了期刊要求。《臨牀心理學》要求論文作者按照ICMJE的要求進行披露,但是其主編Lilienfeld表達了自己(並非代表美國心理學會)的看法。他説大多數倫理考慮都只是強烈建議,不是硬性規定。一位美國心理學會的發言人表示,該學會“在為會員界定利益衝突時並未行使正式職能”,並指出學會下屬期刊有各自的規定。

各執一詞

並非所有心理學家都認為心理學的規範需要改革。一些人站在Pinker一邊,他們認為,雖然有必要明確哪些屬於利益衝突範疇,哪些不屬於利益衝突範疇,但是演講和諮詢可能並不在此之列。


加拿大北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教授、政治科學家Alex Michalos認為:“我對利益衝突的理解是,你僱傭狐狸去照看雞。我不認為(演講和諮詢)屬於利益衝突。Michalos是期刊《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的創辦者和前編輯。和施普林格·自然的許多期刊類似,該期刊也要求作者披露所有潛在的利益衝突,包括演講、受僱或諮詢所得。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的心理學家、《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的主編Stephen Lindsay表示,他“並不確定利益衝突的界限到底在哪裏”。但是他最擔心的是,研究者私底下收了錢然後為某個觀點站台。比如,一位認知科學家發表了研究稱玩電子遊戲有好處,而實際上TA暗地裏收了某個遊戲公司的錢。他認為這和研究者以講座和諮詢的形式宣傳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着本質區別。


他説,“公眾都知道”Cuddy、Twenge這些研究者會收費宣傳自己的研究,讀者應該意識到這一點,“如果你拿不準,謹慎一點是不會錯的,最好還是披露潛在利益衝突,否則讀者可能會不知情。但是,如果某人一直堅持某種觀點,就沒有必要特意披露利益衝突了。如果我們要寫下所有個人利益與研究相重疊的方面,這份聲明會很長很長。


紐約大學的心理學家Jonathan Haidt認為,演講和諮詢收入在理論上會影響研究結果,“如果一名教授開始追逐商業利益,一心想着如何把收入最大化,他對真理的求索就會受到侵蝕。一名教授提供的諮詢越多,利益衝突就越大。”但是他也説,在大多數情況下,演講和諮詢並不是很大的問題;這和醫學研究不同,醫藥企業經常會給演講者利益輸送,希望靠他們影響醫生的決策。


他之所以認為研究者不需要披露這類收入,還有其他理由:“在如今非黑即白的世界裏,有些人會昧着良心,隨便谷歌一下,就爆研究者的料,進行道德連坐。如果人人有權審查每家機構向研究者支付的每一筆錢,那我們中有很多人可能不再願意在不符合主流政治觀點的組織裏演講了。


其他人則更擔心利益衝突披露的匱乏。曾發表過Twenge一篇論文【8】的醫學期刊《預防醫學報告》(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的主編Eduardo Franco表示,雖然這些心理學家沒有收錢宣傳某個產品,但是從事以個人研究為基礎的諮詢,“他們本人就相當於企業,他們傳遞的信息就是變相的產品”。Franco認為Twenge應當披露她曾經從事的付費諮詢活動。

規則變化

一方面,要求公開利益衝突的聲浪正在變高;另一方面,對被認為缺乏堅實證據基礎的研究進行宣傳的心理學家也受到了抵制。比如,《Emerging Adulthood》的主編Moin Syed告訴《自然》,最有問題的做法是,許多人在就自己的研究進行演講時,並未透露“還有許多與之相反的研究結果”。


他也提到了Cuddy、Duckworth和Twenge,説“這三人的名字被提到的次數最多。這不是針對他們,但是他們的情況特別突出,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觀點非常強硬,無視相反的證據,並且繼續做演講,還出書。”Twenge對此表示,她平時密切關注她領域裏的爭論。


2013年,《Emerging Adulthood》發表了Twenge關於自戀的“我世代”的2篇論文【9,10】,當時Syed還沒有成為該期刊的編輯。他説,這兩篇論文要是現在發表,他的第一反應是索要利益衝突聲明。(時任編輯、肯特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 Manfred van Dulmen並未迴應《自然》的評論請求。)Syed説:“你拿了錢不代表就有利益衝突,這隻能説是潛在的利益衝突。從各個角度來看,開放科學運動的基石是公開透明。任何潛在利益衝突都應該被公開。


即使是利益衝突披露的支持者也承認,這無法避免一些潛在問題,尤其是緊接着論文發表後,可能會有一連串諮詢服務。神經精神病學期刊編輯Carson指出,不僅要披露是否存在這類收入,還要披露收入的大致金額,“10萬英鎊、1萬英鎊還是1千英鎊有不同的意義。”他認為讀者有知情權,以便判斷是否要信任這項研究。目前看來,還沒有期刊規定這種程度的公開。


他提了一個建議,可以讓研究者在一個定期更新網頁上披露他們的所有潛在利益衝突,以及大致金額。這個網頁可以和他們的“開放研究者與貢獻者身份”(ORCID)關聯起來,也可以把鏈接附在論文上面。Syed認為這個措施有助於減少對利益披露的誣告。公開詳細的資助來源也有助於研究者對誹謗進行反擊。


Lilienfeld指出,不管方向是否正確,心理學已經摸索出了一些方法。他説:“我不知道心理學的利益衝突披露規範是否和其他學科的不同。和化學家相比,心理學家寫的暢銷書、公開講座和TED演講可能更容易迎合普通大眾的趣味。


“我的直覺告訴我,僅僅是一種直覺,那些沒有披露利益衝突的研究者是絕少數,而非大多數。但即使只是個別現象,這個問題也需要解決。


參考文獻:


1. Twenge, J. M., Joiner, T. E., Rogers, M. L. & Martin, G. N. Clin. Psychol. Sci. 6, 3–17 (2017).

2. Twenge. J. M., Joiner, T. E., Martin, G. & Rogers, M. L. Clin. Psychol. Sci. 6, 296–297 (2018).

3. Twenge, J. M., Krizan, Z. & Hisler, G. Sleep Med. 39, 47–53 (2017).

4. Twenge, J. M., Hisler, G. C. & Krizan, Z. Sleep Med. 56, 211–218 (2019).

5. Wells, E. M. Curr. Environ. Health Rep. 4, 109–118 (2017).

6. Falk Delgado, A. & Falk Delgado, A. Trials 18, 125 (2017).

7. The PLoS ONE Editors. PLoS ONE 14, e0215608 (2019).

8. Twenge, J. M. & Campbell, W. K. Prev. Med. Rep. 12, 271–283 (2018).

9. Twenge, J. M. Emerg. Adulthood 1, 11–16 (2013).

10. Twenge, J. M. Emerg. Adulthood 1, 21–26 (2013).



原文以Does psychology have a conflict-of-interest problem?為標題

發佈在2019年7月2日《自然》新聞特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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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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