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他們在,我們才好説本大國電影也不都是行活兒

第十放映室2019-08-17 16: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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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逾萬字。看15分鐘,右滑至浮窗。如此反覆三次,大事可成。


2019年7月29日,FIRST青年影展頒獎典禮上,謝飛和田壯壯登台,頒發一個壓軸大獎:年度面孔榮譽獎。


田壯壯介紹謝飛:這是我學電影的恩師,謝飛老師。


謝飛介紹田壯壯:這是我最喜歡的學生,現在既是導演又是演員,田壯壯。



互相介紹完畢,他們專注於介紹接下來這個人。


田壯壯説,這是最後的一個獎項,我覺得這個獎挺重的。應該發給一個非常特別的人。這個人是具有FIRST精神的,是目光敏鋭的,是一個不妥協的,堅持自由創作精神的人。


此人,婁燁。


婁燁上台後,問候過謝飛,隨之與田壯壯熱烈擁抱的一幕,令當天網絡上的影迷久久不能平靜。


圖源@新浪電影


接過獎盃,婁燁説,兩位都是我的前輩和老師,我在不同的時候,得到他們非常大的支持。


婁燁永遠記得,1993年《藍風箏》(田壯壯導演)被禁以後,他與田壯壯的幾次見面。


或多或少,這讓他在2006年遭遇相似的命運時,既有些措手不及,也似乎早有預習。


謝飛在介紹田壯壯的時候,想必會回憶起,1990年,在中國電影資料館結束放映自己執導的《本命年》後,這位學生拉住自己的手説,真棒!謝老師完全把我震住了。


彼時,田壯壯還沒從《盜馬賊》(1986年)委曲過審的打擊中走出來,拍了幾部自認為“特別爛”的片子,意氣消沉。


田壯壯和婁燁,也是謝飛於2012年,寫給國家電影局關於“以分級制代替審查”的公開信中,着重提及的名字。


7年過去,謝飛、田壯壯華髮叢生,依舊壯心不已。婁燁一部接一部,用電影持續解決自己的“説話”問題。


而謝飛那封公開信裏的籲請,由於技術原因,至今無人應答。



01

欲與前人爭短長


謝飛出生於1942年,比共和國長了7歲。


謝飛的父親是中共“延安五老”之一、法學家謝覺哉,建國後,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校長。


謝飛不懂法學,但是多年以後,這位法學家之子,面對詭譎莫辨的電影審查制度,用一句“法無禁止即可為”,捅出第一刀。



謝飛説自己並不瞭解父親,直到72歲才開始“盡孝”:整理出版父親的家書。家書裏,父親常與董必武等友人詩詞唱酬,謝飛疏於此道,對無法領略那個更豐富的世界感到遺憾。


但是這位法學家父親文采風流的衣缽,於“三男一女,飛飛列列,定定飄飄”一眾兒女中,獨謝飛接了過去。


在北京四中唸書那會兒,謝飛熱衷劇本寫作和戲劇表演,曾在話劇《蔡文姬》中反串女角。後來受痴迷電影説明書收藏的姐姐的影響,與電影對上了眼。


高中畢業,留學莫斯科電影學院研究俄羅斯文學的願望,因中蘇關係惡化,未遂。退而求其次,謝飛於1960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學制5年。



在大學,謝飛一邊接受系統的蘇聯模式的導演教育,一邊在上上下下的政治運動中拋擲了一年半載的時光。


即便如此,謝飛説,文革前的6屆學生成材率特別高,將近 90% 的畢業生在“文革”後都當了導演,“區別就是藝術生命的長短和作品的多少 ”。


1965年,謝飛北電畢業,直到當年年底才上班:隨演出隊到三線鐵路慰問演出。三個月後,文革到來。


下放白洋澱,轉“五七藝校”,後又在北京電影製片廠拍了一年半樣板戲。一身本事,無計可消除,謝飛再次回到北京電影學院,執起教鞭。


這一憋,就是10年。


不能拍電影,但還可以琢磨電影。1976年,政治氣氛鬆動,謝飛活了當導演的心思。


當時能拍的題材,分兩類。一類是“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類是從革命戰爭題材裏找故事。


隨後,時任上海電影廠文學部編輯的鄭洞天,向他推薦了葉辛的小説《高高的苗嶺》,兩人一拍即合,決意聯合執導。在廣西柳州少數民族山區拍攝時,當地駐軍派了一個排的戰士全程協助。


1978年,影片上映,名叫《火娃》。趁熱打鐵,兩人於1979年再度推出遵循“以階級鬥爭為綱”為指導思想的《嚮導》。


文革後頭兩年,一年一部,謝飛出了口長氣,也暴露了短板:實操經驗缺乏。《火娃》拍完,剪出來的樣片,尚不足80分鐘。北影藝委會的老導演謝鐵驪看了,留下一句點評:看來用膠片寫劇本是不行的。



謝飛自此不敢疏忽案頭準備工作,後來一有機會,就提起這句話,以作警策。


論起來,謝飛一共執導了9部電影作品。但是他自己認可的,只有六部。被剔除在外的,便有《火娃》和《嚮導》。他認為,這兩部電影是階級鬥爭和英雄人物論的產物,其內容與形式與他個人的藝術理想並無太大聯繫。


謝飛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是1983年的《我們的田野》。影片講的是五個北京中學生,在北大荒開墾荒地的故事。



1980年讀到劇本草稿時,謝飛難掩激動,他要通過這部作品,為一代青年立傳,替剛從十年動亂中走出來的同代人説出心裏話。


這個故事激發了導演謝飛的創作激情,但他不得不先壓住這份激情,拿出人民教師的冷靜——先帶領學生,將之拍成聯合實習作品。


1982年,謝飛和一幫正在北大荒農場拍攝實習作業的78屆學生,起了爭執。


爭執的起因是,身為輔導老師的謝飛,不自覺由輔導而為主導,引發了學生們的不滿。


拍短片,數人為一組,有導演,有攝影。導演、攝影皆不止一人,於是一部戲數等分,人人有份。自己的那份,可實行民主專制。


其中有一場戲的內容,是墾荒隊員站在兩座新墳前,緬懷戰友。謝飛運籌帷幄,他的拍攝方案是,一個搖鏡拍羣眾,一個近景拍男主角。兩個鏡頭,足矣。


這時,攝影組一個叫顧長衞的學生急了眼,因為他的方案被否決了。顧長衞抱住攝影機不撒手,説,這段戲是分給我拍的,我就提這個方案。不讓我照這個方案拍,大家都甭拍。


北電教授倪震説,謝飛不避越俎代庖之嫌親自上陣,實因其創作力遭“文革”浩劫壓制太久所造成。


師生如此用心用力,明面上,是要拍出一部優秀的實習作品。暗地裏,也是在和一個人“較勁”。


此人名曰,田壯壯。


田壯壯的聯合實習作品《小院》攝製組,導演組有田壯壯、謝小晶、張建亞和崔小芹;攝影組有張藝謀、候詠、呂樂和張會軍。


這個組合,在干將如雲的北電78屆,獨孤求敗。以致有人早早放棄,“田壯壯的班子還用説?誰能跟他比?”


擔綱本片攝影的張藝謀,白天看田壯壯他們導戲手癢,晚上就默一遍戲解饞,“要是讓我來導,應該怎麼拍。”做完導演夢,他把自己拉回現實:不過這都是將來的事了。


田壯壯生於1952年,父母都是著名演員,典型的電影世家子弟。


父親田方是首任北京電影製片廠廠長,後任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母親於藍是受過周總理當面表揚的“永遠的江姐”(《烈火中永生》裏的女主角),60歲辦兒童電影製片廠,直到80歲才退休。


田壯壯考進北京電影學院前,先是在農村插了一年隊,接着在部隊當了五年兵。頭三年當的炮兵,業務能力,連隊排頭。後二年,拿起了相機,給領導拍照。


迷上電影,是後來在北京農業電影製片廠那三年。帶他的攝影師傅人特好,放手讓他拍。


田壯壯説,守着攝影機就像守着一個戀人一樣,特別愉快。


1978年,田壯壯報考北電。本想考攝影系,年齡超了,不成。另一層緣故是,他看了張藝謀的攝影作品,覺得自己拍的照片,根本不行。轉考導演系,如入無人之境,影片分析一場,30分鐘交卷。


監考老師不解,田壯壯心裏不免自得:分析的影片,正是父親田方主演的《英雄兒女》。


出了考場,他在小賣部抽着煙嚼着冰棍,等一個發小——陳凱歌。


後來走出考場的陳凱歌,一掃此前報考北大中文系失利的頹唐之氣,感到這回可能考上了。


陳凱歌形體、表演都不行,以文字博得北電老師賞識。


這個7歲起,即在母親嚴格管教下日日習字誦詩不絕的年輕人,是78屆導演系公認最具文學才華的一位。


1993年,78屆十週年聚會,陳凱歌站到講桌前,慷慨賦詩:


遙想當年 朱辛莊內

一百五十三同學

少年無忌 十足狂妄

評點今古 奮發向上

欲與前人爭短長

十年過去 世稱"五代"

小有氣象 而今相聚

白髮有添 豪情無減

一笑仍然是童顏

熱愛藝術 忠實生命

淚灑人生 開發人道

再幹十年 還要再開風氣先

決不食言


而在學生時代,擔得起“欲與前人爭短長”重任的,唯有田壯壯。


在接受電影教育前的八年時間,田壯壯已經完成了一個沒有成人、沒有家庭、沒有學校的社會教育。


他認為在中國當導演,須具備兩方面素質。一個是,要有強大的毅力,另一個是要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他説,我開始做導演時,在這兩方面已經有十年基礎了。這個是學不來的,是社會賦予你的。


1980年,唸到大二的田壯壯,領頭拍起根據史鐵生小説改編的短片《我們的角落》。


他在朱辛莊(北電舊址)一間農學院宿舍內,熬着酷暑,蚊蚋環伺,改了八稿劇本,才得到老師點頭。歷經三個月拍攝製作完成,被認為是北電導演系兩年學習的檢閲之作。在學校一放,田壯壯的名聲從此打響。


有論者説,這要比後來廣為人知的《一個和八個》《黃土地》,更能標誌中國新電影的開端。


田壯壯對此看得很淡。他説,開端與否並不重要,但是能夠標誌出當時對傳統電影的一種革命或反叛,起到這個作用,就夠了。


1981年,《小院》後期階段,在母親於藍的支持下,田壯壯拿着兒影長給的500塊錢,和張建亞、謝小晶,遠赴雲南,忙於為聯合拍攝的第一部劇情長片、畢業作品《紅象》取景。


張建亞説,田壯壯是點火的點火,滅火的滅火,因為大家都服他。


張藝謀依然是本片的攝影。日後功成名就,被問起當時的感受,他説,我們劇組那時候是壯壯説了算,都是跟着他們乾的,沒什麼特別的感受。


大學4年,張藝謀作為破格錄取的旁聽生(准予上兩年,然後分配工作),憑藉驚人的勤奮,有驚無險拿到通讀四年的通行證;


陳凱歌則忙於到各個電影製片廠實習。


距離他們成為大導演的日子,已經在倒數,但還沒有到來。


而在這4年裏,田壯壯已經交出3部導演作品。這個記錄,迄今無人打破。


謝飛對這位學生不吝誇獎:最能幹的還屬田壯壯。


北電教授倪震説,從學生時代看第五代電影的前史,田壯壯是一個無可爭議的軸心人物。他不但導演了《我們的角落》《小院》《紅象》,形成一個電影系列,而且還把張藝謀、候詠、呂樂團結在自己的身邊,顯示了重用良才、深謀遠慮的韜略。



在第五代緊張攻讀的時候,困頓十年、終於迎來創作力解放的第四代導演,已經不再年輕。他們迫切感到時不我待,並且對於振興中國電影,責任重大。


他們甚至在“北海讀書會”寫下宣言:發揚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的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志在攀登世界電影高峯。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


有人説,這代人太沉重了。


但第四代代表導演吳貽弓袒露過心聲:“文化大革命”剝奪了我們最富創造力的年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甩掉了“倒黴”的帽子,有了透氣感,必然要以巨大的熱忱和精力投入創造。


這份熱忱,體現在電影創作的方方面面。吳貽弓的《巴山夜雨》《城南舊事》導演闡述,是拿出寫論文的氣力寫的。


另一位第四代大導演張暖忻,實踐和理論兩手抓,一手拍出《沙鷗》《青春祭》,一手和著名電影理論家李陀合寫一篇《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開篇一個自問自答,向當時的電影界開出第一炮:


問:為什麼要強調對電影語言的研究?


回答很簡單:因為我們目前有很多影片的電影語言太陳舊了。


由此掀起電影界大討論,影響至今。


而自1983年《我們的田野》之後,導演謝飛也開啟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探索之路。


1986年,謝飛着手拍攝改編自沈從文小説的《湘女蕭蕭》。他想要刻畫一出在“童養媳”畸形婚姻制度下,情慾遭遇扼殺的悲劇。



拍攝過程中,他遭遇一個關於“尺度”的問題:寡婦偷情被捉住,按湘西風俗,要裸體沉潭——影片到底要不要表現“裸體”?


為此,他找到小説作者沈從文。沈從文當時已經八十多歲,由於中風,話説不太清,勉強能説一點。老先生説這是他在湘西各處看到聽到的,所以就如此寫道。


謝飛聽了,心裏慚愧,“1929年,年輕的沈從文就寫出了真實,50年過去了,我都還不敢拍,那也太沒志氣了”。自此放開手腳。


1986年到1987年,謝飛在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做訪問學者,順手把《湘女蕭蕭》報給了當年的戛納。戛納主席感到驚訝:怎麼你們自己把電影送來了?


不同於謝飛的積極主動,田壯壯似乎對這種報名參賽,有點看不懂。


1984年,田壯壯拍出一部被王朔形容為“猶如大耳貼子似的貼在中國觀眾的臉上”的《獵場扎撒》,輾轉被當時在北京籌備《末代皇帝》的意大利導演貝託魯奇看到。



貝託魯奇看完,對他説,你把這個寄到威尼斯吧。田壯壯説,我寄威尼斯干嘛呢?貝託魯奇不得不亮出真實身份:我是威尼斯電影節主席。


田壯壯最終沒寄。理由是:我覺得很貴,我沒什麼錢。到了1989年,貝託魯奇再次見到田壯壯,依然對此耿耿於懷,止不住埋怨。


至此,以謝飛和田壯壯為代表的第四代、第五代導演,來到一個同台表演、競放異彩的時期。


1993年,謝飛的《香魂女》(還有李安的《喜宴》),榮獲第43屆柏林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


1993年,田壯壯的《藍風箏》,榮獲第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


1993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榮獲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緊接着,張藝謀的《活着》,榮獲第47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和最佳男演員大獎。


1993年前後的中國影壇,大事發生,驚天動地。


而在1993年的6月,一個28歲的無所事事的年輕人,由於固定節目——每週四到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看電影越發無聊,朋友來的越來越少,想了一個法子把大家再次聚到一起:住進華東師範大學的招待所,開始準備自己的第一部電影,《週末情人》。


這個年輕人,叫婁燁。



02

表達者的宿命


婁燁出生於1965年,父母是上海戲劇學院同學。畢業後,母親到上戲當表演老師,父親到上海青年話劇團當演員。他們家就住在上戲隔壁。


婁燁小時候特淘,學什麼都不安分,後來發現只有畫畫才安靜,於是畫齡從幼兒園便開始算起。


到了小學,母親把他丟給上戲美術系老師,他就和美術系學生坐到一塊上課,人家學什麼,他跟着學什麼。畫模特除外。這樣一直學到高中。


婁燁畫畫好,但成績一直不好。1983年高中畢業,他考進上海美術學校和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後來就在美術製片廠一邊戴着耳機聽着打口磁帶,一邊當一個流水線工人似的動畫原畫師。只幹活,不理人。


在美術製片廠那兩年,他參與了《金猴降妖》和《天書奇譚》的繪畫工作。工作之餘,他沒忘當一個畫家的偉大願望,報名了文化館油畫進修班。兩年之後,他做好了充分準備,報考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


為了以防萬一,他又添了個毫無準備、“多考一個無所謂”的北京電影學院。央美初試被刷,命中註定要當導演。


在北電,雖然進的是導演系,但第一年他看了大量和導演無關的東西。


比如研究化學熱力學領域的《耗散結構論》;玩了命的要去弄明白科學哲學是怎麼回事;或者再把以前沒看懂的《精神分析引論》拿過來重看一遍。


北電老師崔衞平對婁燁十分欣賞,認為他是班裏最有才氣的一位。


到了本專業相關,婁燁整個大學期間的作品,都在磨練自己的電影技術。


他的第一個作業叫《控制》,但他拍起來有點失控:作業要求10分鐘,他拍了20分鐘。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通過剪輯構成超市採買結賬的過程,類似紀錄片;第二部分是,一個女人拼命想把一顆雞蛋立在椅子上,最後,快成了,蛋碎了。


老師看了作業,納了悶:你得説點什麼事吧?


婁燁回:我還説不了,現在還沒有解決我的語言問題。


師生為此吵了一架。


後來他還拍了一個洗摩托修摩托過程的作業,找來同學王小帥當車行老闆,讓他和車主一起擦車。到了畢業作品《耳機》,他把紀實美學推向了一個極端:拍攝一個女孩子人流的全過程。


琢磨完了電影技術,他開始琢磨解決電影語言問題。為此,他的畢業論文選擇去啃一個“不喜歡、特別沉悶”的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


安東尼奧尼的電影,不好懂。但婁燁的關注點,不在於他説了什麼,而是他説話的方式。通過對安東尼奧尼作品的細膩分析,他弄懂了如何用電影語言來構成一個重要段落。


後來有一天,他再看安東尼奧尼的《女朋友》,對話有了可能:他突然能體會到裏頭説的事情,感到對於影片的內容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理解。


知道了電影技術是怎麼回事,掌握了作為導演的説話方式,婁燁開始追求自己的電影表達:籌拍第一部電影《週末情人》。


《週末情人》拍了四十多天。


婁燁説,這部影片描述了在中國大城市中,一撥六十年代生人的愛情和生活狀態。“當你真正進入進入他們的生活,你就會很快發現,他們是在模仿中長大的一代人,他們的模仿實際上是真正獨創的。”



拍完,婁燁感到獲得瞭解放,他覺得可以不用管技術問題了,也找到了非常順手的電影語言。但是很快,他意識到了想要表達過多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電影創作之外,他也第一次遭遇“非常不順利”的審查問題


消沉和痛苦了一段時間後,1995年,他又通過一部自認為“特別極端”的《危情少女》,來梳理《週末》遺留下來的技術障礙,並試探自己電影語言的邊界。


《週末情人》和《危情少女》打通了婁燁的任督二脈,到了2000年的《蘇州河》,他終於抵達了自由。


拍《蘇州河》,婁燁找來拍畢業作品時認識、“希望他成為我所有影片的男主角”,賈宏聲。女主角找的是周迅。


二人因戲生情。賈宏聲説,我們每次在一塊的時候都很快樂,現在想起來,她是我記憶中一絲閃亮的光彩。


2010年,賈宏聲墜樓身亡。婁燁為他寫了一篇回憶文章。裏頭説,《蘇州河》完成之後,他有一次對周迅説,我們都應該感謝賈宏聲,感謝愛情。周迅一下子哭了。



《蘇州河》後來被視作婁燁電影風格的發端之作,並且在全世界受到歡迎。香港發行的 DVD 封面上,把他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希區柯克和王家衞列在一個檔次。


婁燁沒有受寵若驚,説了句,幸虧這些導演還不錯。


不過,本片在國內的境況,有些不受“歡迎”:未通過電影審查即送到日本、荷蘭有關電影節參展,禁止在國內公映,禁令至今未獲解除。導演婁燁被禁拍五年,不過一年半後即被解禁。


在《蘇州河》被禁不久之前,另一位第六代導演賈樟柯,拍出了被婁燁稱為“中國電影史上不可重複的”處女作《小武》,該片同樣被禁。


內中原因,直到2007年,賈樟柯才撰文隱約吐露:


1999年1月13號,他被叫去電影局談話。恰逢領導辦公室一時無人,睃見桌上有一台灣雜誌關於《小武》的影評複印件。取來一看,正文旁有人手書幾行小報告:請局領導關注此事,不能讓這樣的電影,影響我國正常的對外文化交流。


署名者,為一第五代代表導演的文學策劃。閲畢,賈樟柯浩歎迷茫:都是同行,相煎何太急,做人要厚道,為何要説同行的壞話!


內外交困的第六代,舉步蹣跚。


而6年之後,因《頤和園》遭受致命一擊的婁燁,對這個羣體來説,無疑更是一次強震。


2006年5月,《頤和園》在當年的戛納國際電影節放映結束後,觀眾的掌聲尚未散去,婁燁一行,便提前知曉了該片的命運。



婁燁當時已經沒有心思去想得不得獎,他想的是,這很可能是自己最後一部電影了。他又想了想未來的打算,覺得大概要回去繼續做動畫片了。


2006年9月1日,婁燁和製片人耐安到電影局,聽取領導的處罰決定:五年內不得從事相關電影業務。


宣讀完畢,婁燁問,那吃什麼呀?領導回:婁燁,我知道你不可能沒飯吃。


這次被禁,沒了緩。北電教授張獻民後來去探了下內情。一個審查委員會的老同志説,自己那天沒去,沒投反對票。另一個説,這畫面和聲音怎麼做得那麼粗糙。


婁燁有些無奈:只要電影局説哪些地方要刪,我可以考慮刪。但什麼意見都沒有,乾脆説看不清。


那之後的一段時間,婁燁幾乎把自己封閉了起來。電話基本打不通,每天靠跑步和游泳打發時間。


冷靜下來,婁燁對製片人耐安説,這5年我試試看,爭取不拍吧。


結果顯然是沒試成功。他改了主意:總不能禁止我勞動。


他很快到南京取景,偷偷摸摸,以一種地下狀態,拍攝一部同志電影《春風沉醉的夜晚》。不需要明説,包括演員在內的劇組所有工作人員,沒人主動觸及“禁令”這一話題。



影片中,秦昊和陳思誠飾演一對男同性戀,性愛表現之大膽直白,不輸《頤和園》。拍戲過程中,激情戲碼,令秦昊感到難為情。婁燁一聲號令:在場的所有工作人員,大家都脱光了。秦昊更難為情了,只好迎難而上。


緊接着,婁燁又接拍了一部法語片《花》,中國女人花和法國男人馬修的愛情,從馬修對花的恐怖分子般的強暴中開出花來。



後來,《春風》的男主角秦昊和《花》的男主角塔哈·拉希姆在巴黎喝酒,拉希姆邊喝邊訴苦。秦昊安慰道,你應該很滿足,你起碼跟一個女的演。


被要求解釋為什麼他的電影裏,性愛和暴力都如此過火。婁燁不解:我真的覺得,我對性和暴力的表達,在極其正常的範圍內。


他想表現的,是愛情本身。比如《花》,他覺得他們沒什麼特別,“花和馬修的性與愛可以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最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而我們也是如此。”


更想表現的,是生活本質。比如《春風》,他説如果你理解不了同志關係,那你就理解不了今天的現實、社會是怎麼回事兒。“你都理解不了兩個男的相愛,那你就有很多事情會理解不了”。


他反問道,那你怎麼能理解“姓資姓社”的問題呢?怎麼能理解“白貓黑貓”的問題呢?你要是現在還不敢坦誠面對這些問題,那你怎麼來生活?


關於《春風》和《花》,儘管婁燁一再聲稱他拍的只是兩個男的、一對普通異國男女的愛情故事,但由於影片充斥着大量的性愛和暴力場面,依然被媒體解讀為對電影審查的某種反抗。


婁燁不認為自己是在反抗。他覺得對話比反抗更有用。


外人看來,他是在一再試探規則的“底線”,他卻説自己的每部片子,都是在嘗試適應規則:要説,也要做。“你接受就接受,就不要再發牢騷了,你就面對這現實,這也是一種工作,這種工作也是很有效果的。你接受了,又不服,這沒有任何幫助。”


無論如何,從被禁拍令封印的《頤和園》,再到被禁期間執導的《春風沉醉的夜晚》和《花》,婁燁“反抗電影審查鬥士”的形象,已然樹立。但這個形象,不是婁燁想要的。


2009年,《春風沉醉的夜晚》獲當年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劇本大獎,婁燁和編劇梅峯在享受現場觀眾的歡呼時,耳朵不由得比以往要更加靈敏。所幸,這一次沒有傳來什麼不好的動靜。


一方面,是幾乎沒有媒體報道。另一方面是,官方沒有反饋。


婁燁放下懸着的心:他們沒有繼續指責我,或者説他們保持沉默,就是一個進步。


他又補充説,這個進步有點小——在這幾年裏,他一次次被問及關於審查的問題。他説,希望我是最後一個被禁的中國導演,其他人不必受這種苦。


《春風》得了大獎,他無從得意,“我的電影也不能夠在各地上映,不知道它怎麼能夠被中國觀眾看到。”


2010年7月,王小帥的《日照重慶》在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試映,他叫來賈樟柯和婁燁。


結束放映,三人上台,賈樟柯花了15分鐘唸了自己剛發表在《南方週末》上的文章——《我不相信,你能猜對我們的結局》


文章裏説:


“如果我們願意承認一個國家的電影應該有文化的成分,我會告訴大家,在這十幾年裏,最具文化努力的電影大都來自“第六代”導演,而且很難想象如果失去這些導演的作品,我們氣若游絲的電影文化還有怎樣的傳接,我們還能有什麼拿得出手的作品來告訴世界:中國電影文化還活着。”


讀畢,三人抱在了一起。


2011年9月1日,對婁燁是特別的一年。


這一天,《花》成為當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威尼斯日”單元開幕影片。


同一天,五年前的那紙禁拍令,也將到期。


婁燁一直在數着這個日子。他不記得那天干了什麼,但肯定是喝了一杯。


2012年,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在北京開迎新年會,受會長李少紅邀請,婁燁第一次參加導演協會的活動。


他有點激動,説,組織終於找到我了。我終於有一個歸屬感了,感覺自己是中國導演的一員。


好景不長。


婁燁解禁後首部院線電影《浮城謎事》的“二次審查”事件,再度將婁燁和電影審查的關係推到一個緊張的狀態。



所謂二次審查,用婁燁自己的話説,就是劇本計劃、劇本審查用了5個多月,但影片審查只有23天,正好在戛納首映之前通過。然後在中國上映之前,突然取消戛納首映的龍標許可,要求重新進行審查程序,並且提出很多新的強制修改的意見。


而這時,距上映日期只有41天,影片的拷貝已經基本完成。這也就意味着,哪怕是最輕微的修改,也要重走一遍流程。損失不説,能否準時上映,也變得難説。


婁燁用一種看起來有些“激進”的方式,爭取和當局的透明化對話:在微博全程直播二次審查進度,“包括每日雙方的動作、電影局的説法和態度變化。”


經過18天艱難交涉,雙方達成的折衷方案,看上去可有可無:把喬永照(秦昊 飾)打擊拾荒者的最後三下進行了3秒23格的淡出技術處理——電影局要求保留“砸兩下”,婁燁表示“無法接受”。


最終,《浮城謎事》如期上映,但婁燁選擇放棄導演署名。


他認為這是一個與人無害但必須的姿態:“實際上,修改已經不涉及到內容,而是修改本身,為什麼要做那麼沒有意義的修改?和分級和暴力程度沒有任何關係,説到底是面子問題。”


婁燁遭遇的一切,老導演謝飛都看在眼裏。


在整個第六代導演中,謝飛總批評王小帥,最欣賞的是婁燁。他認為婁燁一直在前進改變,他的電影都保持着獨立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浮城謎事》上映兩個月後,2012年12月15日,謝飛在微博發佈《呼籲以分級制代替電影審查的公開信》,隨後中國導演協會和第六代導演張元、王小帥等一眾演藝界知名人士紛紛轉發。


2018年謝飛再次轉發


公開信裏,謝飛遠溯過往,“1994年3月12日,廣電部下文《關於不得支持、協助張元等人拍攝影視片及後期加工的通知》,處罰張元、田壯壯、王小帥、吳文光等7位電影導演七年內不許拍攝影片。”


他感到痛心:由於這一決定,田壯壯導演七年沒有導演新作品。


謝飛沒有詳加考查——事實上,田壯壯的責罰最重,被禁拍10年。


説起來,在1993年的《藍風箏》被禁之前,田壯壯從學生時代的作業《我們的角落》起,便一直審查不順。


1981年底,田壯壯躊躇滿志,將《我們的角落》送交中央電視台審查。審查結果下來,他傻了眼:調子太低沉,情緒太灰色。不予通過。


田壯壯想不明白:究竟是光明還是灰暗,為什麼不能播出來讓觀眾來鑑別呢?


自此,影片“不好懂”和審查“不好過”,便與田壯壯難解難分。


1984年,田壯壯畢業後的第一部作品《九月》,在北影舉行看片會。結束放映,全場近百人,還像觀影時一樣有禮貌:都很安靜。


老導演凌子風終於開了口:壯壯,等你下一部片子我再表態吧,這部我實在看不懂。


還是這一年,田壯壯又拿出一部《獵場扎撒》,文化部領導忍不住表態了:你拍這電影給誰看,誰又能看得懂?


田壯壯沒有理會,1986年,他不聲不響拍出影像風格更為極端的《盜馬賊》。曾經寥寥無幾的知音,也皺起了眉頭。


著名電影評論家李陀看後謙虛地問,壯壯,你能告訴我這片子是説的什麼嗎?田壯壯道,你覺得是什麼就是什麼。


王朔倒是看的心服口服,他説,(張藝謀、陳凱歌)誰也沒真堅持過什麼。倒是田壯壯比較牛,他拍的電影《獵場扎撒》《盜馬賊》,多難看的電影啊,但他説,我就喜歡,我就拍這個,你不讓我拍,別的我還不拍了呢。



也有國際大導演看成了粉絲。


荷蘭紀錄片導演伊文思,彼時任文化部的藝術顧問,是田壯壯的忘年交。他看了《獵場》以後特別高興。然後驚訝地聽説,審查沒通過。他便致電文化部領導夏衍,説,我看到了一個好電影,我從未在電影裏見過如此美麗的地方,也從未見過如此真切的人。


另一位領導問,你能説説《黃土地》嗎?伊文思回:那也是一個值得説的電影,但是我現在不想説,現在我只想説這部電影。


作家阿城的父親、著名電影理論家鍾惦棐感慨道,這兩部電影(《獵場》和《盜馬賊》),影評也沒有,評論也沒有,是影評界的恥辱。


直到1993年的《藍風箏》,田壯壯迎來一個表達者的宿命:禁止表達。



其後10年,田壯壯拿出相當一部分精力,扶植王小帥、路學長、章明等第六代導演。幫着找錢投資、疏通審查。做了三年多,欠一屁股債。


謝飛的公開信,也談及眼前:以後許多年中,姜文、婁燁、賈樟柯等電影導演也陸續受到過同樣的剝奪文學藝術創作權利、禁止拍攝電影多年的行政處罰。


婁燁記得,就在謝飛這封信發佈的十年前,2003年,電影局主動電話通知王小帥,讓其聯絡他和賈樟柯等獨立電影導演,一起開個會。


電影局領導強調,不是談判,是座談。


他們積極準備。預想到會議上,能説話的時間不多,他們商議草擬了一份提綱。


婁燁天真爛漫,主張用詩化體寫,到時候可以激情澎湃念出來。北電教授張獻民是過來人,説還是用公文格式寫,“如果不採用公文的形式,他們可能不知道我們在説些什麼。”


這個事,後來史稱“七君子上書”。


提綱中包含四點內容。總結起來即是,建議用分級制代替審查制度;彼此有意見,可以公開公正公平地對話。


提綱收尾表了下決心:為了繁榮中國的民族電影業,我們願意貢獻我們的力量!


聽完,電影局領導也示了個好:對違規的電影,既往不咎。


結束這個可以稱為“改變中國電影方向的里程碑”的內部會談,與會者多少有些振奮。


但要不了多久,他們就會意識到,對於所改變的方向,雙方並沒有達成一致。


10年過去,《浮城謎事》“二次審查”事件,讓婁燁寒了心:十年前的1113會議,我們提出四點要求和希望,影檢公開就是其中的一條,但這四點希望幾乎沒有一條實現。


在那封公開信的最後,謝飛引用了一代電影表演大師趙丹的臨終之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03

潮水的流向


2000年,謝飛執導了一部西藏題材電影《益西卓瑪》,審查半年,仍不得上映。


一向慢條斯理的謝飛急了,立誓五年不再拍電影。認為導演的黃金年齡在40到50歲的謝飛,當時已近60,導筒一擱,便從此沒再拿起。



後來,他專心投入電影教育,以老師、監製的身份,培育電影新人,要麼就跑跑全世界各個電影節、影展,做做評委看看片,這一跑一看,分明感到中國電影和世界的巨大差距。


被問及具體差在哪裏,他想説的很多,末了乾脆不説了,“當前還是先談談怎樣培養人才吧。”


謝飛愛才。他看了《陽光燦爛的日子》和《鬼子來了》,直言姜文是個天才。但是這個天才導演後來的作品,他有點不大喜歡。


到了2018年的《邪不壓正》,被稱為“豆瓣最大牌影評人”的謝飛,給本片打了三星,並寫下一條“負面”評論,以“實為遺憾”四字作結。


姜文在朋友圈看到,留言道:您要多讀書,讀好書才對!此事一出,被媒體擬了個“姜文怒懟謝飛導演”的標題滿世界宣傳。


事實上,成了豆瓣電影重度用户後,謝飛沒少針對當下華語電影發表毒舌影評。這其中,一多半都是他的學生的作品。


謝飛當年看了《紅高粱》,就認為張藝謀非常適合去拍商業片,覺得他有強烈的表現慾望。但到了《三槍》和《金陵十三釵》,他勸張藝謀多做反思,應該回去拍現實主義題材:為了迎合市場,不免有些極端商業了。


王小帥的作品,很難得到這位前輩的認可。對於2011年的《我11》,謝飛的點評依然剋制:這部還不錯,但也沒什麼新意。


謝飛予人的印象,一派儒雅,與人相交,透着真誠。能讓他老夫聊發少年狂的事,只有電影。拍得不好,他要批評。營銷過火,他就要宣泄怒火。


2012年10月,由其監製的《萬箭穿心》,是唯一一部入圍第25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華語電影。


彼時恰逢“釣魚島”事件爆發,發行方沒有在報名階段及時退出,而選擇在開幕前兩天、票已售罄情形之下,以“愛國之名”單方面宣佈退賽。


這一有違職業道德的炒作行為,令謝飛有如“萬箭穿心”,他在前往新加坡講學的飛機上,急急發出一份聲明:


我是個七十歲的老人了,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等眾多坎坷,深知某些投機分子為了私利,利用羣眾的熱情搞過激行動,對國家、對文化藝術帶來的巨大傷害。唉,可惜我花了三年心血與精力扶植的這部難得的文藝片「萬箭穿心」,被捲入了這種低級的商業炒作之中


田壯壯跟老師謝飛也是一個脾氣,對中國式電影營銷向來反感。


2003年,田壯壯以翻拍一部《小城之春》,重出江湖。結束髮佈會,他乾脆説,以後我會跟每一個片商簽訂一個很認真的協議,我永遠不出席新聞發佈會和記者採訪。


營銷對於電影的傷害,他看得透徹:衝着電影本身進電影院的有多少人?靠媒體進電影院的有多少人?現在全部是靠媒體才進電影院的。靠媒體進電影院不是錯,但是媒體宣傳的並不是電影,坦白講不是。你同意我的説法嗎?


2012年,曲折過審、終於上映的《浮城謎事》,由於排片率太低,票房低迷,甚至傳出上片三天就要下映的説法。


這個情況,讓婁燁比審查還要難以適應。王小帥對他説,市場才是真正的二次審查。


後來他和王小帥受賈樟柯邀請,去看其公司出品的一部電影首映,順便參觀學習了一場標準的首映活動,要如何進行。


婁燁的學習成果,向製片人耐安彙報如下:我絕不到各地跑宣傳,要麼你就殺了我吧!


殊不知,賈樟柯今天以一個老道的山西商人面目示人,是付出了血的代價的。


2006年,賈樟柯攜榮獲當年威尼斯金獅獎的《三峽好人》,載譽歸來,執意將其安排與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同一天上映。


製片人勸不動,丟一句,你是在用國內的市場票房殉情。


在北大百年大講堂做點映時,賈樟柯舉着金獅獎盃,説,我想看看在這樣崇拜“黃金”的時代,誰還關心“好人”。言畢,賈樟柯紅了眼眶,台下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


最終,《黃金甲》累計票房近3億,《三峽好人》不足200萬。一番“以卵擊石”的市場票房比拼之後,賈樟柯似乎得到了“北大講堂之問”的答案。


謝飛對此看得樂觀,他認為,如果作品是有價值的,就會是永恆的。“賈樟柯的電影哪部在中國有過票房?最高的就是《三峽好人》,但這不證明他不是大師。”


但是他也無奈承認,第四代到第六代,都在式微,現在已經是明星導演、“小時代”導演的時代了。


2019年,中國電影命運多舛,艱難前行。


77歲的謝飛,依舊活躍在網絡和各項電影盛事,為年輕的電影人發聲、出力,並感到作為導演的使命尚未完成:我作為第四代,我一直有一個願望就是拍出有分量的關於文革的作品,到現在還沒有,所以我認為我應該加油,向謝晉導演學習。


2009年的《狼災記》之後,田壯壯像是給自己設下了一道十年期限的禁拍令,“我幫助別人拍電影,我也挺開心”。他説,寧肯不拍,也不能濫拍,你要為你熱愛的東西工作。


2017年一部《相愛相親》,讓他以演員的身份廣為人知。在隨張艾嘉跑路演的時候,他被多次問道,什麼時候再拍電影。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爭取。


兩年過去,他爭取到了。睽違十年,田壯壯再出江湖,經過十多年醖釀,他決意將阿城的小説《樹王》拍成電影,取名《鳥鳴嚶嚶》。



婁燁依然寡言,以一個非常自我的方式,頑強地持續進行表達。


《浮城謎事》之後的《推拿》和《風中有朵雨做的雲》,每次都有波折,每次他都以過人的耐心和韌性,平穩度過。



《推拿》作者畢飛宇説,婁燁有義無反顧的力量,他是那種具有犧牲氣質的藝術家。


如今,我們眼見這樣的藝術家,在一個接一個的“犧牲”。


我們還能不能威猛前行?


電影帶給我們的美好是否仍在心中?


陳凱歌於2012年,寫給北電78屆30年聚會寄語裏這句發問,迴響仍在。


主要參考資料:

1.《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作者:[美] 白睿文 

2.《北京電影學院:第五代電影前史》,作者:倪震

3.《我的攝影機不撒謊:先鋒電影人檔案——生於1961~1970》,作者:程青松、黃鷗

4.《田壯壯:現在這個時代挺奇怪的》,作者:第十放映室


- END -


 關於作者 

王小我

主業維修打字機和電磁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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