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破除偏狹的文學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社會科學報2019-07-12 07: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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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破除阮元所代表的日趨偏狹的文學觀,將文學還原到它應有的狀態。這樣一種開放的文學觀所具有的巨大的衝擊力和解放感,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原文 :《打開“文學”的精神視界》

作者 |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李振聲

圖片 | 網絡


狹義化的文學觀念


早在從事新文學創作的初始,魯迅便已傾注心力於大量雜感錄的撰寫,魯迅中晚期的寫作活動,更是幾乎為此類犀利而激揚、斂抑而精勁的雜文寫作所全面覆蓋。這些早期雜感文也好、中晚期雜文也罷,都既不是詩、也不是小説和戲曲,依照通常的理解,似乎很難歸入文學寫作的範疇。時至今日,不是還有人對魯迅已有的文學史地位大表異議的嗎?而支撐着這些異議的文學觀,其實是一種相當傳統的、可以説是源自魏晉六朝的文學觀。



魏晉六朝曾將周、秦、兩漢以降,包括後來所説的“學術”之文與“文學”之文在內的“文學”觀念,大加“規範”和“整肅”。在昭明太子蕭統的“文學”譜系裏,子史率先遭到摒除,經書雖受尊崇,但也不予選錄。《文選·序》差不多“劃時代”地為“文學”的外延和內涵立下這樣兩道界石:“事出沉思”與“義歸翰藻”。即,除了要有美的想法,還要有美的修辭,不可缺少聲律上奇偶相生、音韻協調等精緻考究的要素。清代中期位及顯宦的揚州學術巨擘阮元,在其收入《揅經室三集》的《文言説》中上溯到孔子那裏,以為孔子贊《易》始著《文言》,故文當以耦儷為主,堅持以“有韻”“無韻”判分是否文學,更是將文學的觀念越加狹義化了。



章太炎提出開放的文學觀


阮元的文學觀對劉師培深有影響。而魯迅對劉師培的學問也是佩服的。章太炎也一度視家學傳承深厚的劉師培為自己學術上的畏友,不過在文學觀上,兩人卻有明顯的分途。


章太炎重新確立重心立足於文“字”的文學觀,顯然是要破除六朝以來為《文選·序》所擬定、後來延至阮元《文言説》更是被作了狹窄的限定的偏重於文“章”的文學觀。針對業已成為一種根底相當牢固的傳統,即由《文選·序》至阮元《文言説》、再至劉師培《廣〈文言説〉》,恪守“有韻”“無韻”、是否駢儷作為判分是否文學的準繩的文學觀譜系,章氏在《國故論衡·文學總略》裏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一種幾乎拆除一切區隔藩籬、因而顯得異常寬泛的文學觀:“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稱之為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將所有隻要是著諸竹帛的文字,統統納入“文”的範疇,並正式聲辯:“是故榷論文學,以文字為準,不以彣彰為準”。


阮元 劉師培 章太炎


章太炎稱道,劉勰包羅遠為寬泛的文學觀要比他同時代人的見解高明,糾謬蕭統《文選》的編纂原則,排斥“文筆”説,對“文言”別立新解,等等,都無非是要破除阮元所代表的日趨偏狹的文學觀,將文學還原到它應有的狀態,即,有着異常開闊的精神視野,以及無所拘束從而有着無限可能性的表達空間。這樣一種開放的文學觀,相對於繅襲千年之久的傳統文學觀説來,所具有的巨大的衝擊力和解放感,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在“思”與“感”之間釐然劃出一道分界,所謂的“學説啟人思”、“文辭增人感”云云,這是近代“遠西”文論傳入中土之後,一直延續至今的主流“文學觀”。西方文論迅速衍化為中國近現代文論主流的史實,促使我們審視、思考晚近百多年間中國文論追趕現代觀念過程中,視野的開闊與偏蔽以及成就與不足的錯綜複雜的糾葛。


章太炎將文學作為問題,放回到源遠流長的傳統語境中去重新加以考量和辯證,看似身心偏嗜古舊,但由於這一重新探討明顯地不認同任何的偏狹和單一,而是致力於更為寬泛、也即更為多元的精神向度,講究文學在精神視野上的最大程度的包容性,因而較之以近代西方文論為典範的、主張嚴格釐定“知”與“情”、“思”與“感”的分野的新“文學觀”,反而更具有“現代”精神特徵。



面對中國文論改弦更轍這一新時代的動向,作為少數有心人之一,章太炎致力於對中國的“文”論作正本清源的譜系性的追溯和梳理,重新予以叩問和省思,並據以作為座標,才顯得意義非同尋常。他以獨出機杼而又得到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經驗支持的“文學”觀,以他對於作為文學最基本的構成單位的文字,尤其是有着特定的音、形、義互動關聯的中國文字與中國文學特性得以形成關係的細緻、深入的考察,介入到中國文學觀現代轉型的論辯和建設中,一方面使得傳統自身在重新詮釋中獲得了它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是更為主要的,則是充實和增添了近代中國文論的向度與層面,並由以構成內在的張力,使我們意識到“文學”的義界仍有着進一步認知和揭明的不小空間,以及中國“文”的觀念在與外來現代性的交匯下,尚有待繼續思索的、充滿辯證層次的潛在意義。


章氏文學觀的再現和接續


令人稍覺慶幸和欣慰的是,這一等待似乎並不需要耗盡我們的全部耐心,因為近年,我在王德威的有關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撰思路那裏,已經諦聽到了章氏“文學觀”的若干清晰迴響。從前些時候《南方文壇》率先發表的王德威為該著“哈佛版”“牛津版”所撰的長篇導言的中譯本,似乎已可猜測到,這將是對“文學”觀念及其邊界有着諸多打破和打通的一次別開生面的文學史書寫。王德威如是現身説法:“‘文學性’不必侷限於審美形式而已;什麼是文學、什麼不是文學的判斷或欣賞,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必須不斷被凸顯和檢視。‘文’不是一套封閉的意義體系而已,而是主體與種種意念、器物、符號、事件相互應照,在時間之流中所彰顯的經驗集合。”


王德威


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各類我們早已習慣了近代以來被嚴格區分的“文本”,隨之毫無違礙地、甚至“泥沙俱下”地被接引並納入到了如此龐雜巨量的文學書寫體系之中:“除了傳統文類,本書也涉及‘文’在廣義人文領域的呈現,如書信、隨筆、日記、政論、演講、教科書、民間戲劇、傳統戲曲、少數民族歌謠、電影、流行歌曲,甚至有連環漫畫、音樂歌舞劇等。本書末尾部分更觸及網絡漫畫和文學。”

  

王德威並不諱言這一文學史書寫的思路的靈感部分來自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海德格爾將名詞‘世界’動詞化,提醒我們世界不是一成不變地在那裏,而是一種變化的狀態,一種被召喚、揭示的存在的方式 (being-in-the-world)。‘世界中’是世界的一個複雜的、湧現的過程,持續更新現實、感知和觀念,藉此來實現‘開放’的狀態”。據此,他將文學史書寫看作一個開放的生產過程,以散點輻射式的編纂結構去迴應、勾連、整合、想象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極為豐富的實踐。



他坦陳這一文學史書寫策略,還有意識地採納和化用了另外兩個方面的思想學術資源,一個方面是錢鍾書《管錐編》、《談藝錄》的編撰架構,另一個方面則是包括本雅明的“星座圖”與“拱廊計劃”、巴赫金的“眾聲喧譁”學説、福柯的“譜系學”以及德勒茲的“組合”論與“皺褶”論在內的眾多的現代西方學説。這些説明和分疏當然都有道理。而我只是想補充一點,他這項工作,其實更是對百餘年前章太炎文學論的一次很好的迴應,是對被章太炎作了特殊解釋、打有他鮮明個人印記、因而當年殊少獲得同輩與學生輩“同情之理解”的章氏文學觀的一次很好的再現和接續,而且是被大大擴充和豐富過了的“增生繼成”之舉。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63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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