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 | 惠特曼的自由詩,其實並不自由?

社會科學報2019-07-12 07: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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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誕辰200週年


時至今日,惠特曼誕辰已200週年,《草葉集》發表也已164週年,讀者不必再把惠特曼奉若神明,只需將他當成一位忙於懷才不遇、恃才傲物的特立獨行的詩人。


原文 :《惠特曼:對抗詩歌傳統》

作者 | 廣西民族大學  龍靖遙

圖片 | 網絡


用“美國性”對抗英語詩歌傳統



多年以後,當忙於翻譯孟子的龐德在比薩簡陋的房子裏面對着前來逮捕他的憲兵時,他一定會想起年少時揶揄惠特曼的那番話:“他是美國。他的粗魯是一股極其強烈的惡臭,但他是美國。……他令人厭惡。他是一個非常令人作嘔的藥丸,但是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在短詩《協定》(A Pact)中,龐德更是將惠特曼直斥為“豬腦子前人”(“a pig-headed father”)。把惠特曼和豬相提並論,龐德倒不是第一個,《草葉集》剛出版時,《倫敦評論》就説,“這是一頭豬的自白”。

  

“意象派”詩人龐德


與美國人認為政府是“一種必要的惡”(a necessary evil)相似,龐德也認為惠特曼這位“前人”是必要的“豬腦子”,必要是因為“他是美國”——惠特曼詩歌中獨特的“美國性”迥然異於傳統英語詩歌。他的自由詩不拘一格,汪洋恣肆,謳歌自由民主,描繪山川湖泊,讚美普通民眾,探討男女性愛,宣揚同性戀情。現代主義詩人將否定傳統當成第一要務,惠特曼在體裁與內容上與傳統的決裂使他們如獲至寶,通過他們推介,惠特曼從一個飽受冷眼與詬罵的邊緣詩人一躍而成了美國詩歌的奠基人。此時他去世已近二十年,英美“意象派”方興未艾,中國處於五四運動前後,胡適在為白話文呼籲,詩人們奔忙着為新詩探索出路。

  


不少人認為惠特曼最終受到萬人敬仰與愛默生的舉薦有關,其實不然。愛默生收到惠特曼送的第一版《草葉集》後給他寫信,説他很喜歡《草葉集》,它是“美國迄今做出的最不平凡的一個機智而明睿的貢獻”。惠特曼未經愛默生允許,把信公開發表了,在《草葉集》第二版中,他把愛默生的信附在書末,同時加上自己的回信。愛默生大為不快,説早知如此,他會加上一長串“但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愛默生與人合編一本“英語讀者所公認和讚賞的傑作”的詩集,選入書中的詩人被分為大小詩人,如朗費羅是大詩人,愛倫·坡是小詩人。惠特曼沒能入選,他為此憂憤不已,兩度匿名發表抗議文章。愛默生是當時的文壇領袖,他一再呼籲美國人創作出自己的民族文學,然而,在愛默生眼中,惠特曼的詩歌或許帶着美國烙印,卻不足以代表美國。

 

愛默生

 

即使是在推出惠特曼的現代主義詩人眼中,惠特曼的價值也不在於他寫得有多好,而在於他用“美國性”來對抗英語詩歌傳統。在他們看來,對惠特曼最好的傳承就是不要像他那樣寫詩。是以惠特曼雖名聲日隆,模仿他那“不斷的湧流”(艾略特語)的詩風的詩人卻並不多,洛奇是一個,他不算成功,“垮掉派”詩人金斯堡也是一個,他倒是出盡了風頭。


中國新詩的“救世主”



就中國新詩而言,惠特曼是救世主一般的人物。田漢1919年發表《平民詩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一文,熱情洋溢地向國人介紹惠特曼,他認為惠特曼的自由詩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指引了方向,惠特曼自此便在中國“下了根,結了實”郁達夫)。郭沫若在日本與《草葉集》邂逅,自此,“個人的鬱積,民族的鬱積,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也找到了噴火的方式”。他翻譯惠特曼,還像惠特曼一樣寫出疾風驟雨般的《女神》和《鳳凰涅槃》。茅盾主編的《小説月報》和魯迅主編的《奔流》與《莽原》都譯介過《草葉集》。以魯、郭、茅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崇高地位,惠特曼自然成了外國詩人第一人。他在中國追隨者眾多,除郭沫若外,還有寫《大堰河,我的母親》的艾青、寫《時間開始了》的胡風、寫《永遠記住你的名字》的蒲風,以及寫《生活是多麼廣闊》的何其芳。不勝枚舉。

  

郭沫若


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藉助惠特曼來推進中國新詩,這多少有幾分“挾洋自重”。胡風曾對魯迅説,他想譯《草葉集》,“翻出來使不斷受到攻擊的語體無韻的新詩能夠得到借鑑,提供新詩人一種加強創造性的精神糧食”。可他沒想到“語體無韻的新詩”不僅在中國“不斷受到攻擊”,在美國亦然。中國的新詩運動雖然在時間上大致和“意象派”同步,詩人們卻遠離中心,如郭沫若當時在日本,胡適在美國,他們只是間接瞭解到這場運動的一些情況。他們以為窺一斑而知全豹,卻不明白“意象派”在西方只是很小眾的詩歌運動,當時寫格律詩的要遠多於寫自由詩的,而且“意象派”推崇的惠特曼長久以來只是個異數。


一位特立獨行的詩人



説惠特曼首創了自由詩是經不起推敲的,自由詩無需開創,相反,它只需不開創。自由詩及其理論甚囂塵上之時,有英國批評家不屑一顧地説,如果説自由詩是一種創新,那麼人不穿衣服更是一種創新。艾略特對《草葉集》頗有微詞,他認為惠特曼只“間或”是個“散文好手”,他的創新是個偽命題。即便不遵格律、不顧韻腳、不拘長短的詩風也算創新,惠特曼也不是首創者,布萊克就是這麼寫《四佐亞》的。王佐良先生曾歎道,惠特曼“那滔滔不絕的自由體詩在60年前已經有了開創者”!

  

惠特曼故居


或有人説惠特曼的自由詩並非不顧韻律,它們有一種“思想韻律”,亦即由重複、對偶和排比構成的平行結構。這説明惠特曼的自由詩其實也不自由。艾略特説,只要你想把詩寫好,就沒有什麼詩是自由的。而以“思想韻律”來佈局謀篇,惠特曼也不是首創者。古蘇美爾人、阿卡迪亞人、埃及人、閃族人和希伯來人的詩歌格式也不規範,它們也大量使用重複、排比與對偶。李白尤為擅長此法,《將進酒》和《蜀道難》中重複、排比和對偶俯拾即是。

 

電影《死亡詩社》

 

還有人説惠特曼打破詩歌藩籬,拓寬題材,這大抵上是沒錯的。《草葉集》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政治正確”,這是惠特曼的過人之處。他謳歌民主(幾乎每一個國家都以民主自詡),推崇同性戀情(勃萊的“靈性詩”與之呼應),表現性愛(勞倫斯於此心有慼慼),渲染泛靈(生態詩學奉若圭臬)。只是打破禁忌跟膽量和趣味有關,與創造和詩藝無關,我們不能據此就認定惠特曼是個偉大的詩人。一休和尚(聰明的一休)也寫淫詩,《金瓶梅》也表現同性戀,但一休不因春宮名世,《金瓶梅》也不以斷袖添彩。

  


時至今日,惠特曼誕辰已200週年,《草葉集》發表也已164週年,讀者不必再把惠特曼奉若神明,口吐蓮花,也無需把《草葉集》當成《聖經》,字字珠璣。你只需將惠特曼當成一位特立獨行的詩人,忙於懷才不遇,忙於恃才傲物,時有佳作,亦見敗筆。若你有幸,讀到清新雋永如《雨的聲音》或慷慨激昂如《船長,我的船長》者,且反覆誦讀,若你遇上絮叨如《自我之歌》或延宕如《暴風雨的壯麗樂曲》者,你覺得閲讀驀然成了負擔,而你碰巧不以研究惠特曼為生,不妨聽毛姆的話,行使“跳讀”(skip)的權利,一目十行,或數十行。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63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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