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文換]從文化遺產保護到文化旅遊開發的鄉村振興之路:以韓國河回村為例

民俗學論壇2019-07-12 00: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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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遺產保護到文化旅遊開發的鄉村振興之路:

以韓國河回村為例

摘要:當前,國家正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並將發展鄉村文化旅遊作為重要舉措。那麼,如何把握文化保持和經濟開發關係的尺度,實現合理發展,需要充分借鑑其他國家的經驗。本文以韓國獲評“居住型世界文化遺產”的安東河回村為個案,通過梳理分析其從開展文化遺產保護到開發文化旅遊產業再到文化旅遊實現居住-商業分區的經驗和特點,提出對經濟落後但具備文化旅遊資源的鄉村進行保護開發的建議,即:通過文化旅遊資源發展旅遊產業,帶動村莊的存續發展,但應注重對村莊文化資源主體地位的保護,強調村民擁有參與保護開發的實質性權利。


關鍵詞:鄉村振興;文化遺產保護;文化旅遊開發;韓國河回村


現階段我國面臨地區間發展不均衡的問題,鄉村振興被視為解決該問題的戰略性舉措之一。已往的規劃重點放在了發展農村的第一、第二產業上。現實情況是很多地區耕地面積有限、遠離市場、缺乏資金技術,並不具備相關條件,但保留有傳統的文化遺產、民俗風情、青山綠水等豐富的文化旅遊資源。當前,社會已進入追求個性化消費的後福特時代,大眾需求從單純的物質消費過渡到了對文化多樣性的體驗。因此,從宏觀層面看,鄉村具有利用文旅資源發展文化旅遊產業的巨大潛力。但在開發鄉村文化旅遊的過程中,經常出現過度商業化以至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無法持續發展的狀況。2018年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在實際開發過程中如何把握文化保持和經濟開發關係的尺度,實現合理發展,需要充分借鑑國內外的相關經驗。本文以韓國獲評“居住型世界文化遺產(livingheritage)”的安東河回村為個案,梳理分析其從開展文化遺產保護到開發文化旅遊產業再到文化旅遊實現居住-商業分區的經驗和特點,以供我國鄉村文化旅遊開發作借鑑。


一、河回村豐富的文化遺產資源

2010年,韓國河回村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居住型世界文化遺產”,村民仍在村莊內定居生活,其特質在於“活着的文化遺產”。該村位於韓國慶尚北道安東市豐川面,面積為5.288平方公里,2019年有居民126户235人(其中豐山柳氏佔85%),建築物458棟。河回村具有獨特的地理生態和豐富的文化遺產。因朝鮮半島上第一長河洛東江貼着村莊東南西三個方向迂迴流過,故得名“河回”(見圖1)。河回村因呈現“蓮花浮水形”的美學形態,酷似太極圖,故又有“山太極水太極”的美譽(見圖2)。“根據附近出土的陶器、寺廟遺址、塔婆,以及河回別神假面等文物和民間傳説來分析,村莊的居住歷史可以追溯至高麗後期到朝鮮王朝初期。”



根據歷史典籍記錄,從13世紀末開始,村莊聚居着許姓和安姓兩個宗族,大概在14世紀初,柳氏宗族由豐山地區遷入河回村。到了17世紀,因柳氏兩兄弟的功績,柳氏宗族在河回村達到了歷史最鼎盛時期。“出將入相”的柳成龍曾於壬辰倭亂之時擔任朝鮮王朝領議政並總管軍務,啟用了李舜臣等名將抵禦日本侵略;其兄柳雲龍作為朝鮮儒學泰斗李滉的弟子,在河回村修建謙菴精舍,研究儒學,獎掖後進,成為一代儒學大家。“此後,河回村無論在經濟層面還是社會層面,一直延續着豐山柳氏獨立王國般存在的生活。村莊裏隨處可見體現他們權威的建築、文獻、遺物。長久以來,柳氏的宗族組織對村莊的一切構造均產生着影響。”河回村古建築佈局定型於封建農耕時代,完全遵循風水學説和儒家的人倫秩序之道,充分展現了朝鮮士族(兩班)的身分制度和農耕經濟形態的特點。現在豐山柳氏宗家宅院、忠孝堂等重要建築保留完好,柳氏後裔們還一直在河回村生活。


河回村1984年被韓國政府評定為“國家重要文化遺產”,2010年7月31日作為韓國代表性的村落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河回村擁有本土的摻雜巫俗信仰的“河回別神假面儺戲”(韓國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第69號),作為其民族傳統文化的代表,它具有800年以上的歷史,賦予了河回村以子息綿延之感,成為韓國獨一無二的存在。並且“河回村疊積着韓國文化變遷的幾個重要階段的歷史痕跡,即通過佛教展現出來的不同時代的文化和與性理學價值觀念一致的朝鮮時代的士族文化”,“稍有些誇張地説,圍繞這個村落社會,可以縱覽韓國的文化史”。



二、河回村沒落的危機和文化遺產保護的發起

進入19世紀後半葉後,河回村的發展也因封建王權的沒落及身分等級制的弱化、工商業的發展而不斷受到衝擊,建築佈局遭到破壞。政府主導的對河回村的文化遺產保護則遲至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着手。


(一)在近代化過程中河回村面臨着衰敗消亡的巨大危機


首先,在日本逐步吞併朝鮮半島的過程中,為宣揚日韓合併,日本刻意抹殺韓國的文化傳統。為此駐韓日本總督府於1928年下令禁演“河回別神假面儺戲”,致使該演出傳承中斷。傳統的村莊建築佈局也先後因增建公共設施(小學、行政事務所)、基督教堂以及洪水大量沖毀民宅等而遭到破壞。韓國獨立後,在“新農村運動”中,不少河回村村民追求時尚,在翻修屋頂時放棄傳統的韓式磚瓦而改用洋式石棉瓦,這對村莊古屋的建築景觀造成了不小的破壞。20世紀70年代修建安東水庫,致使村莊建築物及附近的山川風貌出現了較大改觀。加上韓國產業經濟的發展造成河回村人口大量外流,以致部分老屋因無人居住而自然傾頹消失,村莊內又出現不少空地。


(二)政府主導的河回村文化遺產保護過程


韓國對文化遺產概念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20世紀50年代對文化遺產的認識還侷限在家庭所藏珍貴物品的範疇,但到了60年代,因家庭珍藏寶物的概念無法體現出“民族的精神”,文化遺產的概念也相應延伸到體現民族正體性的場域上。


1.河回村的文化遺產契合政府的“民族文化中興”論


在朴正熙執政期間(1961—1979年),韓國全面開展了文化遺產的整理保護工作,1962年制定了韓國首部《文化遺產保護法》。朴正熙獲取韓國最高權力後,提出“民族文化中興”論,通過宣揚民族主義來抵消對自身政權合法性的質疑,轉移在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及民生問題等矛盾焦點。河回村既有古老傳承的民俗文化,又有抗擊倭寇的儒教名臣,而從諸多傳統民俗村莊中雀屏中選,進入國家視野。


這一時期,由韓國中央政府主導,持續開展了對河回村文化遺產的調查和整理工作,該村絕大部分的文化遺產評定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這客觀上也為河回村的整體保護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最突出的特點是,韓國通過文化遺產保護及評定工作來教化國民和培養國民的主體意識,進而構建國家的整體意識形態。韓國學者認為,河回村獲評國家重要文化遺產是國家施政過程的產物,即在現代化進程中,政府創造出了“民族的民主主義”表述,主張國家對於國民具有家長式的權力和權威,這反映了儒教倫理的國-民關係。儒教思想中強調身分等級和社會秩序的內容符合當時朴正熙政府的統治需要,因此,加強對河回村歷史文化遺址和其所承載的儒教文化思想的保護和宣傳符合韓國威權政府的利益。


2.韓國政府的具體保護措施


1965年,朴正熙下令在河回村的忠孝堂內籌建小型博物館——永慕閣,要求將柳成龍的所有遺物和相關歷史資料的原件向普通民眾開放。1966年永慕閣落成時,朴正熙親自題寫匾額,派青瓦台總統府祕書專程前往河回村參加開幕儀式並向柳氏宗孫轉交賀詞和禮金(見圖3)。



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政府對河回村文化遺產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在維持原址的基礎上,派專家進行文物、古建築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統計等基礎性研究、整理工作。此外,1958年河回別神假面儺舞在韓國民俗藝術比賽中獲得總統獎,1964年河回別神假面被認定為韓國國寶121號。在政府主導下,1979年、1983年連續出版了《河回民俗村莊調查報告》,認定具有價值的文化承載物(文物、建築、書籍等)為地方和國家的文化遺產,認定河回村特有的表演“河回別神假面儺戲”為韓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並建設“文化傳承館”,教授相關的表演方式。1984年,河回村被韓國指定為重要民俗村莊,韓國媒體圍繞河回村的歷史、風貌等進行了大量深入報道。進入到2000年以後,韓國政府繼續挖掘河回村的文化內涵,積極加大資金投入恢復村莊原貌,並於2010年最終推動河回村入選了世界文化遺產。



三、從文化遺產保護到文化旅遊產業開發

儘管有國家的高度重視,但是因維護投入巨大、村民要求改善住房條件等原因,河回村仍面臨文化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兩難困境。在文化遺產保護和求變發展這一矛盾交鋒的過程中,伴隨着韓國“漢江奇蹟”的經濟增長,河回村最終進入了文化旅遊開發階段。


(一)河回村文化遺產保護面臨的困境


所謂活的居住型遺產,是既保留着文化的本真性、固有性和多樣性,也有歷史性的共同體生活居住環境,是經濟、社會、文化等力量融合在一起的傳統文化環境。對河回村的文化遺產保護曾經有過按照村莊建築的某個歷史時間的狀態進行“凍結保存”的意見,但問題是沒有實現這種“凍結保存”的現實可行的辦法。如果進行凍結保護,就不能允許村民進行房屋改造,而這與村民要求現代化的生活產生矛盾,必然遭到強烈反對。同時,韓國20世紀60年代起將重心放在第一、第二產業上,尚缺乏財力開展河回村古建築的修繕和復原。“政府對河回村建築真正的保護性修繕工作是從1984年開始,從1984年到1989年,經費主要用於老舊房屋修繕、圍牆修理、危頹老屋拆除、停車場建設、傳承會館建設、村內道路建設等”,政府持續投入資金高達60億韓元。從長遠來看,政府對河回村文化遺產保護維修的資金投入只會越來越多,若持續沒有社會回報,將會成為一個越來越重的財政包袱。更為關鍵的是,其歷史建築和文化景觀固然可以通過投資建設維持,但若村民持續外流(人口數量從1961年的178户981人下降到1989年的104户330人,在不考慮人口自然增長率的情況下,村莊人數淨減少66%)進入城市,導致村莊失去內生性活力,那麼這個“活體”的民俗村莊勢必難以維繫。


(二)河回村文化旅遊開發的社會經濟背景


在國家建設的進程中,韓國的旅遊法規和組織機構逐步完善,1975年首次將旅遊定為國家戰略產業。因為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國家把發展入境接待旅遊放在戰略位置以賺取所需外匯,而並不鼓勵國民出境和在國內旅遊(韓國曾將旅遊定義為奢侈消費產業,禁止國民自費出境旅遊)。20世紀80年代,韓國連續舉辦了亞運會(1986年)和奧運會(1988年),國際收支獲得很大改善。同時,經濟長期發展帶動了人均國民收入的持續增長,逐步突破了國內旅遊產業發展的臨界點:在民眾休閒方面,度過了勞動中心時代(1950—1980年)後,國民的工作時間開始縮短而休息時間增加;在旅遊法規方面,韓國逐步解除限制旅遊產業發展的各種條款,修訂《旅遊振興法》,推動國內旅遊,並於90年代將旅遊從“奢侈消費產業”中移除;在行政組織方面,90年代韓國修改了政府組織法,將旅遊行政機構轉移到韓國文化和體育部,組建了“文化觀光部”。政府開始強調文化和旅遊的融合發展,並加大對文化旅遊的投入。國內旅遊業的發展具有了有利的產業環境,社會對旅遊休閒的需求也日益增長。


(三)河回村從文化遺產保護到文化旅遊發展


1999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訪問河回村和2010年河回村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作為轟動性事件帶動了遊客數量的大幅增長。河回村在發展文化旅遊業的過程中,始終處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媒體和村莊居民等主體的動態博弈關係中。大眾媒體通過持續的和大量的報道,將河回村塑造成一個完美的民族文化、民俗旅遊目的地形象,這裏被認為真實展現了韓民族的歷史和傳統生活方式,滿足了現代韓國人感知民族歷史、追尋文化本源的需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村莊居民在旅遊開發過程中各自的立場和目的迥異,並將各自的訴求付諸實踐,但儘管各有其不同,河回村的歷史傳統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則是聯繫彼此的共同平台和媒介。在這一平台上,村莊居民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主要圍繞文化財產的保護和“保持原貌”展開,而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則主要圍繞旅遊開發的利益分配和發展方向展開。詳細內容見表1所示。



從中央政府的行動來看,文化管理部門在持續努力保護河回村的傳統文化的同時,也帶有發展旅遊觀光產業的目的,包括對英國女王造訪的宣傳以及韓國總統金大中對河回村的高度評價。地方政府對開發河回村的旅遊具有非常積極的意願。朴正熙遇刺身亡後,韓國逐步推進地方自治政策。在這個過程中,缺乏經濟自立能力的地方政府普遍認為發展旅遊產業是具有吸引力的施政方略。據韓國觀光公社1996年的調查,有127個(66.6%)地方政府認為旅遊是將來重要的產業,不具備工業發展基礎的地區尤其認為通過旅遊發展地方經濟是最容易入手的方式,而安東市議會90年代的會議記錄顯示其推動河回村發展要達到的目的包括旅遊開發、文化遺產保護和增加居民的收入。


河回村的居民既是村莊“傳統”的一部分,又是旅遊開發的行動者;既是河回村文化旅遊價值的創造者,又應當是利益的最終受惠者。在旅遊開發的早期階段,面對旅遊這一外部因鄭文換·從文化遺產保護到文化旅遊開發的鄉村振興之路:以韓國河回村為例—157—2019年第2期(總第101期)人類學社會學專題:轉型、發展與治理素,村莊居民因正常生活受到侵擾而懷有抗拒外來遊客的情緒,但“既有的較強宗法秩序和由自身保護村莊發展的意志發揮作用,以致不同於其他拒絕旅遊開發的民俗村莊,轉向擁抱遊客的到來”。該村於1986年成立由45人組成的村民自治團體“河回村保存會”,又於1987年以年輕人為主體對“保存會”進行了重組,代表全體河回村居民參與村莊修繕建設工程。1992年,保存會完成法人登記,實際上充當了代表村莊向政府爭取改善村民權益的角色。從1993年開始,河回村開始售賣門票,保存會分享門票收入的40%。



四、河回村文化旅遊開發實現居住—商業分區

(一)居住—商業分區的背景及措施從


1988年起到2008年期間,遊客逐年增多,部分村民開始做遊客生意,外地商人也加入進來租房開飯館、旅店、卡拉OK等,村內出現違規建築,村莊開始了無序的商業化。這導致河回村文化旅遊目的地的文化特性開始消失,而逐漸成為了娛樂消費區。金光億在其論文《實踐中的文化遺產:看文化不見人》中批判河回村的旅遊開發在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的同時卻導致了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世界的消解以及本土居民對於原有文化的疏離等問題。村民認識到,如果放任村內各種商業活動無序經營,不僅無法實現文化遺產的保護,更無法實現旅遊的持續發展。針對這一問題,河回村保存會提出了“河回村治理計劃方案”,包括在村外建設商業街區以及管理權從政府派駐的管理事務所向河回村移交等等主張。為了遏制商業對於村莊文化遺產的不良影響,在政府和河回村保存會的共同推動下,買下停車場附近的土地,在距村1.2公里處建造商業區域(面積18.4萬平方米),推動商業區與居住區的分離,並於2008年6月30日之前將村內商鋪遷到村外。


(二)河回村文化旅遊產業發展的積極成果


河回村作為著名的旅遊目的地,成為了地區發展的“活力泵”,帶來了周邊以及安東市域經濟的發展活力。據統計,2016年河回村接待遊客1,314,088人次,其中外國人51,663人次,僅僅門票收入就高達15.75億韓元,摺合人民幣近9000萬元。同時,該村逐步完善了觀光導遊服務系統,組建了河回別神假面儺戲慶典財團,每年舉辦安東國際假面節慶活動,促進了傳統技藝的傳承和傳播,並致力於恢復和保持傳統建築式樣(詳見表2)。此外,村莊舉辦的禮儀(民俗、教育、文化等)參與項目使得周邊的餐飲業和民宿業也獲益匪淺,帶動了周邊的經濟及安東市域的發展。河回村所在的安東市政府認為:“安東的文化資源在韓國全境豐富程度首屈一指。……這些文化資源是安東獨特的財富,非常珍貴。加強對其保護,使安東成為文化資源的基地城市,將是安東的未來方向。”在前期發展的基礎上,遺產保護更加全面,擺脱了過去只關注儒教和民俗的傾向。2018年,安東市市長提出將推動在佛教、民俗、儒教等三個方面的申遺工作,而本土固有的河回別神假面儺戲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已經納入日程。


回顧河回村從呼應國家意識形態建設而進行的文化遺產保護到被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進而到文化旅遊產業的發展,可見河回村的文化旅遊產業對村莊的存續發展產生了三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是起到了留民固土的作用,降低人口外流速度,使活的文化遺產得以存續;二是村莊自身的歷史文化積澱成為發展旅遊經濟的內生性來源;三是社會經濟成就增進了村莊和民族的文化自信。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雖然在最初階段是被國家選定且由國家按其需要賦予了民族精神的象徵意義,並在其後的發展歷程中表現為國家力量(各級政府)和社會力量(學者、媒體、村莊組織及村民、遊客等)共同塑造的特徵,但村莊自身一直表現出對等的主體性,努力掌控着對村莊資源、發展方向甚至一些具體事宜(如商業中心位置)的參與決策和利益分享,而沒有被決策和利益分配過程所壓制甚至排除在外。



五、對我國發展鄉村旅遊的借鑑意義

在國家重塑民族精神的話語框架下,河回村憑藉自身的自然生態、歷史人文遺產而成為民族精神的實體承載者,加之經濟高速增長的加持,從而在文化遺產和旅遊結合處找到了村莊可持續發展的出路。河回村首先因其符合國家意識形態需要而被選中,再到被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固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在韓國,這種發掘歷史文化傳統及自然生態風光並將之提高到民族和國家主體精神層次並承載國家文化內容的案例也並不鮮見。從某種意義上講,始自金大中政府時期的國家對外文化輸出戰略——“韓流”現象也是如此。由此可知,河回村固然有其獲得發展的特殊機遇,但它以明晰的產權為基礎,當地村莊組織與村民個體作為主體一直參與了文化旅遊開發並充分共享由其帶來的利益是一個重要特點。


本文認為,河回村的經驗對我國鄉村利用自有的文化旅遊資源開發文化旅遊融合的旅遊產業有如下四點可資借鑑之處:


(一)加強對村莊文化遺產和自然生態的保護及意義發掘是鄉村文化經濟發展的根基


目前國內鄉村旅遊多單純以經濟效益為着眼點,有些地區會忽視對當地生態、本土文化的保持以及當地居民的切身生計,從而造成活的遺產或者説居住型遺產(living heritage)的破壞。一個國家的內生性活力和意義價值,往往紮根於它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中。我國在取得巨大經濟增長之後的現階段,很重要的任務是有意識地進一步加強對鄉村歷史文化遺產、文物及有價值的文化遺址的保護和意義層面的發掘。因此,需要在國家和地區層面對鄉村歷史文化遺產的數量進行點檢,編制詳盡的鄉村文化資源資料,同時加強對古村落文化內涵和文化價值的發掘整理,進而形成持續發展的底藴和動力。


(二)注重對鄉村居民權益的關注和資源傾斜


城市和農村彼此依存,沒有有活力的鄉土社會,就會喪失很多精神之根。村莊居民作為鄉土文化的守護者,也理應是鄉村發展的主體。因此,在各方保護、開發和利用鄉村歷史文化遺產的進程中,需要注意保護村莊居民的主體地位和利益。鼓勵鄉村在保護、維持歷史文化遺產的同時,以集體形式或個人入股等方式,按照市場運營的模式,發展符合當地特色的節慶慶典、文化展示活動,逐步形成規模和產生影響力,而應避免拋開或代替當地村莊居民組織、由外來商業公司操控文化旅遊資源和利益的局面。


(三)通過發展文化旅遊產業,增進鄉村居民的文化自信


可以通過宣傳和引導,提高國內遊客對文化旅遊的關注度,適當開展當地人遊當地(如××縣人遊××縣等形式)的活動,這樣既可以加強鄉土愛國主義教育,又可以提升居民的文化自信。適當利用文化產品提升旅遊產業內涵,從而盤活各地的文化市場,讓文化產品在當地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和經濟機會,從而產生足夠的經濟效益來實現鄉村歷史文化遺產的內生性維持和發展。


(四)注重文化遺產與商業一定程度的區分隔離


在鄉村旅遊目的地開發過程中,防止文化遺產區域內出現過度的商業行為,避免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世界的消解以及本土居民對於原有文化的疏離等問題。


注:本文刊載於《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註釋從略,詳見原刊

文章來源:中國民俗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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