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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消費網2018-01-14 21:57:59

魯迅先生的“棄醫從文”故事,大家並不陌生。


據《吶喊·自序》,正在仙台醫專學習的他,看到過這樣一幅畫面:“……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説,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魯迅深哀圍觀同胞之麻木,“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遂棄醫從文,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而近代有一位力行改革、中西匯通的醫學大家,則恰恰相反:舍文壇,入杏林。


他就是惲鐵樵(1878—1935)。


有意思的是,從醫之前,惲鐵樵曾主持過《小説月報》一段時間,他兢兢業業,使得這份當時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刊物,為尚處成長期的文學作者們提供了初試啼聲的舞台。他曾為魯迅小説“處女作”《懷舊》作了多則批語,“接筆不測從莊子得來”,“用筆之活可作金針度人”,“轉彎處俱見筆力”,“寫得活現真繪聲繪影”……不難看出對《懷舊》的欣賞之意。經他之手,《懷舊》得以發表。稱惲鐵樵為魯迅的第一位伯樂,或許不算過分。




惲樹鈺,字鐵樵,江蘇武進人,出生於一個不太富裕的家庭,幼時因父親工作上的需要,隨父親來到福建。命途多乖的他,還未及志學之年,就遭受雙親亡故的悲痛。福建對他來説是個傷心地,沒人照顧的他只得回到武進老家,由族人託養。


幸好,故事有時是悲中有喜的,就在越過志學之年的頭一春,他考中了秀才。可是他並沒有繼續走科舉之路,畢竟,在這樣的時代,科舉已經不算是讀書人唯一的出息了。就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盛宣懷籌款在上海的徐家彙創辦了南洋公學,隸屬招商、電報兩局。公學設立師範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四院,這就是今日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


1899年,公學先後設立譯書院、東文學堂,培養翻譯人才,譯書院後來還發展為中國近代出版業的先驅———商務印書館


盛宣懷像


上海南洋公學當時就擁有響亮的名聲,盛宣懷本身是富商出身,所以學校教育經費相當充足,師資力量、教學設備都是一流,畢業生的出路也很好。當時惲鐵樵無依無靠,琢磨自己的前途,心想:反正科舉出身也不再是鍍金鍍銀了,乾脆讀個“實學”,在新時代中既有發展潛力,又能學得一技之長,不用再靠族人臉色吃飯!於是,他就於1903年進了南洋公學就讀,又於1906年順利畢業。他在英文的讀與譯方面功力大增,日後被目為編、譯、著皆能的全才。


畢業以後,他曾經於上海、長沙的中學當過教員,生活還算過得去。業餘時間,他還試着翻譯西方小説。在人生的前半段,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文學家。正因為熱愛文學,他對文字態度嚴謹,文筆也在歲月流逝中被磨得更精彩而深刻。很難想象,這位日後在中西醫匯通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醫者,曾經有着舞文弄墨的“不務正業”經歷。


1911年,他進入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譯員,次年就被聘為該館發行之《小説月報》的主編,並主筆譯述西方小説。如此經歷數年的編輯生涯,雖沒有讓他在醫學造詣上打下紮實的基礎,但翻譯所熟悉的西學知識,卻促使他在日後著書立説、成一家之言。


開啟中醫生涯的緣起,可能是惲一生面臨的最大悲痛。


1916年後,他的三個兒子相繼感染了傷寒(一説為白喉)。惲鐵樵幼時曾讀過醫書,但僅粗通醫道的他,缺乏實際的臨牀經驗,空有滿腹經綸之資、下筆如神之能,此時卻只能束手旁觀,眼睜睜地看着三個兒子接連死去。


一般人對醫理而言是完全的門外漢,當可悲歎命運弄人,然而,學過中醫的他,這時的手足無措極可能更深刻地刺痛了他的心———浸淫文章的初衷與學醫之不精彷彿是對他的諷刺。好在亡羊補牢,猶為未晚,相繼而來的喪子之痛並沒有擊倒他,他開始重拾醫書,在過往打過的一些基礎上,深入研讀《傷寒論》,從經典中汲取中醫學的能量與精神,並請教傷寒名家汪蓮石與名醫丁甘仁等。


隔年,他的第四個兒子又罹患傷寒,發熱惡寒、無汗而喘。請來的名醫,雖讀過《傷寒論》,卻不敢用傷寒方,僅僅開出温病學派常用的豆豉、山梔、豆卷、桑葉、菊花、杏仁、連翹等藥物,結果導致喘熱更甚。惲鐵樵躊躇徘徊,徹夜不寐直至天明,在逼不得已下,果斷開了一劑麻黃湯,並對夫人説:三個兒子都死於傷寒,醫生又無能為力,與其坐着等死,寧願服藥而亡。結果四子服過一劑後肌膚濕潤,喘逆稍緩,二劑後汗出熱退,喘平而愈。自此而後,惲更加信服傷寒經方,鑽研中醫經典。


要加以説明的是,惲絕非一位半路出家的中醫,他曾言:“吾鄉有特殊之風尚,凡子弟畢五經者,輒令讀醫書,故吾幼時曾讀《醫學三字經》,及《素問》與《温病條辨》。”所以他對中醫基礎理論早有一定認知,只是一直缺乏臨症經驗而已。後來,親友偶遇疾病,都來請他開方治療,而經其所治者亦多有良效。於是,他決定放棄編輯職務,掛牌行醫。


1920年他業醫於上海,這是惲離開商務印書館而真正棄文行醫之始。


對他來説,中醫是他人生事業的最終抉擇,也是他成為民初醫史上重要人物的開端。


惲鐵樵像


惲鐵樵曾接觸西方文化併兼通西醫,倡導以中醫學術為主體,適當引進西醫學理來改進中醫。他白天為人治病,夜則握筆著書,一生著作甚豐,許多醫著都透露出當時中西醫衝突與融合的時代氛圍,這是他在中西醫融合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其書也多與仲景學説相關,他倡議研讀古醫書,是民初傷寒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只不過,喜歡用經方重劑,曾讓他遭受打擊和質疑。幸好,另一個讓他贏得中醫界好評的事件,是他曾著書反對餘雲岫的理論。


餘在民初的醫史上同樣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剛好與惲相反。餘雲岫早年留學日本,受明治維新時廢止日本漢醫思潮影響,於1916年發表《靈素商兑》,否定《內經》中所奠定的傳統中醫理論,為中醫界所仇視,是民初反中醫大將之一,更是當時廢除中醫派的總代表。惲於1922年著《羣經見智錄》,次年著《傷寒論研究》,針對時人對中醫的誤解和《靈素商兑》中的攻擊文字提出中醫界可行的改革與解釋,是中醫界率先挺身而出,迴應餘的挑戰者之一。


惲鐵樵著《傷寒論研究》、《臨證演講錄》


若省思惲鐵樵的言論,可知中西醫並非僅處於論爭狀態。因為他對餘雲岫的言論並非完全嗤之以鼻,正是因為那份深刻的批判,他認為餘雲岫對《內經》所下的功夫不可謂不深。他説:“餘君雲岫,以西醫著《靈素商兑》,其《內經》之知識,較之尋常中醫,不止倍蓰,誠豪傑之士也。”


惲鐵樵認為當日西醫有“風起雲湧之觀”,然而,中醫界能夠參酌西醫學説者,不過“一枝一葉”罷了,若干打着“保存國粹”旗號的人,也説不出什麼令人折服的新道理。從他的例子來看,中醫不能只是“反擊”而已,能不能有更積極的改革與自省,是中醫能不能繼續發展的關鍵。況且,中醫界的保守與退步,並非一朝一夕所累積的,中醫在新時代被質疑,其來有自,若中醫只有“崇古”“信古”這條路,那麼整個中醫學術的發展也勢必沉淪。有時中醫的問題不但是自身學術發展的問題,也是社會的問題,所以,當時中醫界的狀況已呈現江河日下、後繼乏人之態,許多醫生都無法將經典中的道理説出,即便老醫生也對中醫理論不甚明瞭。


另一方面,中醫理論既沒有人肯多講,復又受社會普遍認知的衝擊,便成了不符合時代潮流的“遺物”,幾乎要被淘汰了。值此內外交逼之時,中醫之衰弱狀況及其面臨的社會壓力,可以想見。在新時代中,中醫必須學習西醫之長處,勇於面對西方。所以惲言:“中醫與西醫同化,應受影響而改良,而不應被征服。”惲將某些西醫對中醫的反對,視為促進中醫改良的動力。他繼續呼籲:“西醫反對亦不足為患。凡學術之進步,都在逆境,不在順境。所以孤孽多達,憂患多生。西醫之反對適足玉成中醫。惟自身敗壞,卻是膏肓痼疾,足以致命之點。”惲認為中國醫學的價值在於處方,實際治療上常能發揮顯著功效,但是僅能稱作治療有效果的“驗方”而已,卻沒有一個學理可以將標準定義清楚,所以才會受人指責,慨歎“雖有千萬方,等於無方”了。故將病理與中醫學學理研究清楚,是當前急務。


惲鐵樵並不全如持中醫本位主義者那樣,認為西醫完全不可取或是西醫完全是站在“侵略者”的殖民醫學角度來看待中西醫會面。他認為,西醫可以發揮解釋、考訂、糾正中醫古籍的作用,在新時代中有新的意義,並言:“雖仲景復生,當亦傾耳聽之矣。”


更進一步來談,中西醫融合與衝突雖然是當時醫界的重要議題,但中醫融合西醫,並不是“採用一二種西藥,與拾一二語西醫唾餘,可以了事”的。我們看待一個人的見解時,必須放在大時代的動態中來看,談民初的中西醫融合史,中醫界也有許多不同切入角度的看法,並不是只有“中醫—西醫”這樣的二元或對立角度而已。真正的重點應該是西醫如何促使中醫去思考自己、表達自己;而後,再去檢視中醫留下了或是改變了什麼。


惲鐵樵明顯感受到當時中醫界太過在意西醫知識的內容,焦急在治療方法上學習西醫。他針對張錫純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的論述,認為:“彼中醫而用熱度表,用灌腸器,解釋中風病謂是腦充血,解釋驚風病為腦膜炎,囂然自命謂能衷中參西,若此者可以壯門面,於改良無與也。”可見惲對參酌西説的要求甚高,甚至指向中醫基礎理論的改變與自我定義。


他曾兩次創辦中醫函授學校,1925年首次創辦“鐵樵中醫函授學校”,受業者計有600餘人,但隨後亦為守舊者所忌,於1928年停辦。當時掛名“學校”的中醫教育,必須經過政府批准,否則很容易被勒令停辦。1933年再創建“鐵樵函授醫學事務所”,受業者從1933年的364人,增至1936年的753人。


為配合函授,他還於1934年興辦《鐵樵醫學月刊》,至1936年才停刊。他辦學相當有成效,一位學員的家長是位老中醫,讀了他兒子在校內的教材《惲氏函授講義》之後,主動寫信給惲,説他是“理貫天人,學通中西”的醫生,並言:“讀醫書垂二十年,結果疑難山積,無可自慰。今讀講義未久,恍如黑夜逢燈,漸能認識路徑。”惲的許多著作都成了他的教科書,可見惲擅於將艱澀難懂的古典醫理,在新時代中用聽得懂的話語説出。


他真正的長處,就像他曾經是一位作家那樣,不斷著述,並持之來教育新中醫。


(節選自《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有刪節。標題為編輯所擬。部分資料來自範伯羣《從魯迅的棄醫從文談到惲鐵樵的棄文從醫——惲鐵樵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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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前,一場關於中醫存廢的大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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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

皮國立 著

簡體橫排

32開  平裝

9787101137019  

58.00元


本書立足於以中國醫學視角書寫中國現代史,聚焦近代中醫學與細菌學的各種交鋒、對話、排拒與匯通,力圖重現中醫在西醫的科學實驗及一步步佔據國家衞生主權的過程中,如何運用自身的外感熱病知識體系構建中醫式的傳染病學,並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中醫理念和藥物可以發揮效用的空間。重現這段歷史,意在喚醒中醫對自身體系的認識與自信、變革與創新,幫助大眾瞭解中醫文化的價值,走出百年來“廢醫案”的陰影,也為個人的實際治療與日常養生,提供另一種思考的可能性。


(統籌:陸藜;編輯: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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