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國禎先生1966年從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畢業後進入中華書局工作,曾經擔任中華書局副總經理、副總編輯,2004年榮休。現在的他仍在發揮餘熱,一如既往支持中華書局,主要承擔一些重點圖書的審讀以及編校質檢工作。


我曾兩次見到熊國禎先生。寫下這些文字,一則為着激勵自己,聊記幾筆存之;一則為着與編輯同行分享前輩出版人時刻不忘提攜後輩的良苦用心和高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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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編校質檢記錄單上“多餘的話”


説起來,第一次見面的情形非常具有畫面感。那是去年5月,中華書局組織團建活動,上海公司全體出動了。考慮到這是第一次在書局集體亮相,實屬難得,書局領導安排了一次與相關業務部門直接溝通交流的寶貴機會。清楚地記得,那是510會議室。剛進門,就碰到一位穿着樸素的老者。同事介紹,這是熊先生。當時心裏一閃而過的念頭是,哦,原來就是那位經常給我們成書質檢的熊國禎先生啊。


熊國禎先生(圖片由作者提供)


當時對於他老人家的認識,僅僅限於他是中華書局退休的副總編輯,我們經常能在編校質量檢查記錄單上看到他那工整漂亮的簽名。於是,趕緊上前自報家門打招呼,接下來,熊先生的回答讓我至今難忘:“哦,胡正娟啊,你好!最近有點兒對不住你啊!”我一臉茫然,因為人多,會議又馬上開始了,當時微笑着客氣地迴應了下,就這麼懵着找個座位坐下了。心裏還嘀咕着説,這是哪兒的話,怎麼頭一遭就來個“對不住”,受不起啊。


會議的間隙,我就收到了這份“對不起”。當編務與質量控制部同事把《不只中國木建築》的成書質檢單遞給我時,我立馬就明白了。熊先生對於自己的這個本職工作,切切實實地幽默了一把。


説起編校質量檢查記錄單,在上海公司,我是非常具有發言權的。這兩年我真的是很“幸運”的,每年都會有那麼一兩種新書被抽檢到。勉勉強強,趔趔趄趄,質檢單質量等級評定一欄總能混個“合格”,審讀人的簽名也多是“熊國禎”三個字。而我對於熊先生的認識最初就是從這個表單開始的。


熊先生質檢單與別人的是不一樣的。一般的質檢單,僅僅是關注圖書的編校方面的問題,別無其他,而熊先生的質檢單在此基本職責之外,還會有一些闡釋,説明改正的理據。比如《不只中國木建築》第146頁中有一處引文:“防之俗作坊。(《説文解字》)”熊先生質檢記錄是這樣寫的:


防之俗作坊。(《説文解字》)


這五個字是清人段玉裁注中的話,不是許慎的話。引這五個字,與作者下文所述也連接不上。許慎説:“防或從土。”段玉裁注接着説道:“俗字所由作坊也。俗又以坊為邑里之名。”建議趙廣超先生可以改引這一段引文及注。


在這段説明文字中,熊先生在指出錯誤的同時還提出了一些優化的建議。這個建議無論是對於圖書還是作者都是促進。當然對於作為責任編輯的我來説,也是一個極大的觸動,更是一種深刻的感動。事後,我看了自己的審稿記錄,這條引文是核實了的,只是當時單純關注了引文的正確性,忽略了所標註的文獻出處的謬誤,處理書稿的敏感度還是不夠好。另外,處理書稿更多地關注了編校質量的基本面,忽略了一些深層次的優化,而這正是一個優秀編輯必備的職業素養之一。


最近一次被成書質檢是2019年2月25日,檢查的是2月新書《花花草草:周瘦鵑自編小品文集》。在這張編校質量檢查單中,編校質量檢查記錄中的一處,猶可見熊先生的嚴謹、謙遜之風。是書第7頁倒數第二行及第三行:


傳説謝長裕見鳳仙花,對侍兒説:“我愛它名稱,且來變一變它的顏色。”因命侍兒去取了一種氾葉公金膏來,用麈尾蘸了膏,向花瓣上灑去,折了一朵,插在倒影三山的旁邊;明年,此花金色不去,都成了斑點,粗細不同,儼如灑上去的一樣,即名此花為倒影花。


此段文字中,熊先生標記有兩處錯誤:一,“謝長裕”當為“謝長裾”;二,“氾葉公金膏”當為“葉公金膏”。擔心自己手邊所參文獻不能力證此兩處確係錯誤,他特地於此條記錄之下作了説明:“查了書局所藏清代兩種翻刻本,‘裕’字都是‘裾’字。侍兒所取的是‘葉公金膏’,前面也沒有‘氾’字。如有必要,可再與原刻本或汲古閣本等再複核一下。特此説明。”



熊先生的這種態度極大地感染了我,也促使我決心一探究竟。首先,我找了校樣,當時對於此處是做過核查的,但是我的核查僅限於對此篇文章《好女兒花》諸版本的對校,無論是1955年版的《花前瑣記》,還是1983年版的《拈花集》、1999年版《花語》,還有2010年版、2015年版範伯羣主編《周瘦鵑文集》皆是“謝長裕”“氾葉金膏”,故而當時追根溯源,核查原始文獻。今次查核,方知此典故出自《廣羣芳譜》卷四十七“鳳仙”條,原文為:


原《花史》:謝長裾見鳳仙花,命侍兒進葉公金膏,以麈尾稍染膏灑之,折一枝插倒影山側。明年此花金色不去,至今有斑點,大小不同,若灑金,名倒影花。


若是以《廣羣芳譜》為準,熊先生所提兩處確係謬誤。


清聖祖敕撰《廣羣芳譜》(國學基本叢書本)


轉念一想,《廣羣芳譜》是康熙四十七年敕撰,汪灝增刪、改編、擴充明代王象晉《羣芳譜》而成,是不是有這種可能性:《廣羣芳譜》抄錯了呢?帶着這樣的疑問,我又去查了《羣芳譜》卷四《花譜》“鳳仙”條,其中“典故”下著錄了此段內容,與《廣羣芳譜》並無二致,遂排除了這種可能。


[明]王象晉《羣芳譜》(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藏)


那麼是不是還存在另一種可能性呢?無論是《羣芳譜》,還是《廣羣芳譜》,著錄此段典故皆出自《花史》,這樣看來,《花史》當為第一手文獻,是否傳抄過程中衍生錯誤呢?明吳彥匡所撰《花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為十卷,因版本稀見,未曾查到原書,難以確認。但是又查到明陳詩教《花裏活》(叢書集成初編本)中對於此段亦有著錄,確係“謝長裾”,但“葉公金膏”前確有“氾”字。


陳詩教《花裏活》(叢書集成初編本)


輾轉查核至此,可以確證的是“謝長裕”當為“謝長裾”,至於“葉公金膏”前是否有“氾”字,囿於文獻欠缺,還有待於進一步查考。但是對於我來説,正是因為熊先生的這一段表述,才激發了我對於此問題的不斷求索。在我看來,這一點啟發的意義遠遠重於“氾”字的有無,它促使我在這個問題上不斷求索,同時也讓我在今後編輯道路上走得更遠。


更讓我感動的地方還在於,熊先生在質檢單的下方綴了長長的一段評語:


本書內容和編校質量都不錯。我也同意整理者王稼句在《後記》中提出的主張:儘量按初校本校核,堅持反映其本來面貌,保持時代特色,不擅自改動。這原本都是著作權範疇中的問題。作為普及本,本書重印時可考慮適當加點簡單小注,例如作者稱人通常使用字、號等雅稱,與今天直呼本名是不同的,字、號等等雅稱還不止一個。若知識面不足,容易誤讀出錯。比如72頁倒2行之“六如”就是唐寅生前的自號。88頁第3行之“東京”與日本之東京無關,是宋代東京汴梁,即今之開封等。還有的生僻難字也需要註音、釋義。若有增益或改動,整理者、出版者必須説明情況和理由根據。


猶記得當初接到這張表單時候的心情,一則喜,喜的是編輯工作得到了熊先生的肯定,“內容和編校質量都不錯”這樣的評語在我所接到的質檢單中是極其珍貴的;二則還是喜,熊先生肯定了我和整理者王稼句先生處理本稿的原則;三則仍是喜,熊先生對書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是普及本,我們更多地要從大眾讀者的角度來完善書稿,增加其附加值,以減少閲讀的障礙,增加和豐富讀者的知識面。


2

編輯風尚:“捨己從人之雅量”


這次熊先生連同書局編務與質量控制部兩位同事一起蒞臨上海公司,就圖書的編校質量問題與編輯們暢談交流,目的是如何能有效提升編校質量。在這次交流會上,熊先生並沒有説更多關於編校的細節,而是與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從業經歷,娓娓而談,現場聽來有如沐春風之感。


熊先生説,中華書局當初就是從上海搬遷到北京的,上海是他心裏一個非常向往的地方,可以説是出版聖地。1942年出生的熊先生,於今已經77歲高齡了。對於這次出差,他笑稱:“七老八十的人了,還有出差的機會,坐在火車上竟然有一種天上掉餡餅的意外之喜。當天聽到這個消息,差點兒睡不着覺了。雖然睡商很高,但是激動起來還是不行。”你看,熊先生還是緊跟時代潮流的,連“睡商”這個詞兒他都瞭解,開場就來了這麼一個自我調侃,一下子把大家的緊張氣氛給緩解了。


因為跟我們編輯不熟悉,所以熊先生就從自己的從業經歷談起。熊先生自稱是“文學青年”,1961年考上北大中文系,滿心想着可以學文學創作了。結果進了校門,就被系主任楊晦先生潑了一盆冷水,中文系不是培養作家的,是培養文學理論家,搞理論批評的。加上自己當初報到比較晚,文學專業都報滿了,只剩下漢語言文學和古典文獻兩個專業了。1959年成立古典文獻專業,是專為中華書局培養編輯的。熊先生最終轉到了古典文獻專業。當時中華書局總經理還到學校給同學們講課,講辦這個專業的原由,中華書局是幹什麼的,將來畢業做什麼的。自此以後,熊先生就把自己定位是中華書局的人了。他是這麼想的:專業方向定下來後,若是心裏還想着別的,就會格格不入,學也學不好,將來的方向也定不下來,還不如自覺自願地做一名未來中華書局的編輯。


當然,他也是這麼做的。除去中間輾轉動盪的歲月裏,由不得自己的選擇外,1971年熊先生開始做歷史知識讀物的編輯工作。當時工作非常認真,自己也非常自信,工廠又急着印,熊先生連夜下廠校對,看了兩遍,覺得沒有問題了。書印出來,老校對一看,問題大了。書荒的年代,隨便一本書的印量都是以萬冊為單位的。怎麼辦呢,當時陳原先生提出,加印勘誤表。三十萬冊圖書,一本本往裏面加勘誤表。老一輩的出版家就是這麼認真,一發現錯誤,就要改正,不能任其自流。這對於熊先生是個非常大的教訓,也提醒自己今後的編輯工作應更謹慎。在我現場聽來,雖然講的是熊先生自己的事兒,但是於我們今天也同樣有着很好教育警示作用。編校質量是個大事兒,來不得半點兒馬虎。此後熊先生紮根中華書局,服務中華,無論其間經過的歲月多麼艱難,都沒能動搖他對中華書局的這份忠誠。他説,自己是中華書局的“勤雜工”。


談到我們,熊先生説,上海公司對於書局來説,是個試驗田,業務上遵循書局的傳統,產品線也越來越清晰,一直專心做業務,也做得非常好。2016年到現在做成書質檢,以書識人,看了不少聚珍版的新書,對這個團隊印象很好。


“在枯燥的古籍圖書質檢工作之外,我是有一定的選擇的權利的,每次選都是選中了聚珍的圖書,真是緣分。這些書看完之後非常愉快。既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藴,而且深入淺出,寫得比較活潑,有朝氣,有時代感。在強調傳統文化的大形勢下,我們應該有時代特色,把中華文化的根即優秀的傳統文化培育得更發達。只有這樣才能夠吸引外來文化。我們在做傳統文化圖書的時候,尤其要注意這一點,不能搞偏了,要有自己的堅定立場。有人強調傳統文化的時候,我們不能過分;有人忽視傳統文化的時候,我們也不要沒有信心。”


為了給大家鼓勁兒,熊先生拿出了早已準備好的大禮——給上海公司題了兩幅字:


編輯風尚:


捨己從人之雅量,嘔心瀝血其忠誠。


中華書局熊國禎敬題 二〇一九年五月


與聚珍人共勉:


千里遠行腳下始,百年精品手中忙。


二〇一九年五月熊國禎敬題 北京中華書局


他説,編輯一定要有無私奉獻的精神。書是作者的,但書的成型更多的是編輯的功勞。編輯含量不同,書稿的質量也會有差別。好編輯是會把作者的書稿當成是自己的去看待,盡心盡力,想方設法,刻苦鑽研。凡事成都是日積月累的結果,非一蹴而就,所以要經常有意識地多方面訓練自己,對自己要有要求。


熊先生現身説法,舉了自己當初練習書法的動因。2005年在嶽麓書社舉辦古籍社長年會,簽到時,大家都推熊先生先簽。現場沒有準備硬筆,而熊先生不會寫毛筆字,大家又非等着他籤後才籤,那情形是很令熊先生感到尷尬的,他説,真是太丟份兒了。最後是遼海社的徐徹先簽才解了圍。其時,已經63歲的熊先生,距離退休也沒兩年了。回去之後就下定決心學寫毛筆字。在報紙上練習,家裏拉根繩兒,把寫好的字掛在上面,看着琢磨,為此還被夫人和女兒戲謔是“掛屁簾兒”。就這麼着,天長日久,漸漸有點兒樣子了。“一件事兒要是想到了的話,就要下定決心去做!而且目標要高,更要持之以恆地堅定地往前走!”熊先生如是説。


那天交流之後,我才知道,編校質量檢查的記錄單上的那些“多餘”的評語,並非是質檢的應有之義。這些評語是有着熊先生的“小心思”在其中的。他説,我非常喜歡讀上海公司的圖書。讀了之後,就會有一些想法,希望能跟編輯交流。但是之前沒有機會,所以就想着通過這種方式。反正,編輯總是會看到的。聞聽熊先生這麼説,心底裏湧起的都是汩汩暖流。得先生如此深沉而柔軟之教誨,“雲胡不喜”!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原題為《熊國禎先生的“編輯風尚”》。作者胡正娟為中華書局上海公司編輯)


《不只中國木建築

趙廣超 著

16開 精裝

9787101124842

79.00元


對傳統的每一次深情回望,都讓我們心生敬意。這是一本可以讓你很享受的關於中國傳統木建築的普及讀物,然而又不只是講中國傳統木建築,更是講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的傳統藝術。作者趙廣超先生從“家”開始,述説中國人將“家”與自然共處一室,把你帶入中國傳統木建築的大門,接着是伐木、文字 、高台、標準、結構、斗栱……四合院 、風水、園林、裝飾等篇章,沒有教科書的刻板,有的是諧趣甚至詩意雋永的語言,藉着建築與中外文化甚至中國古典詩詞之間的聯繫,將中國傳統木建築文化娓娓道來。



《花花草草:周瘦鵑自編小品文集》

周瘦鵑 著  王稼句 整理

簡體橫排

32開  精裝

9787101136234

72.00元



周瘦鵑先生於文學創作、翻譯、編輯之外,精於園藝。其寄情花草盆景,赤誠痴心,積數十年之功栽植培育,於蘇州悉心經營紫蘭小築。園藝之外,更寫了大量園事花草等小品,文筆圓熟,有識有趣。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周瘦鵑陸續編訂出版《花前瑣記》《花花草草》《花前續記》《花前新記》《行雲集》《花弄影集》等小品文集,今由王稼句先生整理,萃為一編,以《花花草草》名之。


《花花草草》為名家名作精選系列第三種,第一種為周作人著、鍾叔河選編《知堂談吃》(增訂本),第二種為陳從周著、陳馨選編《園林清話》。此係列本年還將推出鄧雲鄉《雲鄉話食》等。


(統籌:陸藜;編輯: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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