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護好我們的孩子免遭性侵

長江商業評論2019-07-11 20:22:11




來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  智本社社長


“八週前,我還有一個漂亮的女兒,她照亮了我的人生。如今,我再也沒有機會見證她的第一次約會,再也沒有機會成為她孩子的外祖父。”


2005年2月,9歲女童傑西卡被一名戀童癖姦殺。


其父親馬克,努力推動新法律出台,要求加大對兒童性侵犯罪的懲處。此為他在美國國會就傑西卡法案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的發言。

1

罪與罰

性侵兒童案,只是冰山一角



對於罪犯,我們常用“壞人”的道德尺度加以批判。對於窮兇極惡的罪犯、性侵兒童的罪犯,我們會以“變態”“人渣”怒斥之。


不過,若以道德替代法律,反而讓犯罪分子有機可乘、肆意妄為。披着慈善家外衣的企業家,居然(涉嫌)性侵女童。


傳統法學專家、社會學家也將犯罪分子與普通人區別看待。與普通人一樣,社會學家也將人分為“好人”與“壞人”,認為“好人”具有足夠的理智承受外來的刺激,而“壞人”則不具備足夠的理智承受外來的刺激。


傳統法學家認為,守法行為是正常的,而作為偏離規範的犯罪需要特別的解釋。


於是,犯罪心理學家、犯罪生物學家、犯罪行為學家長期研究罪犯的性格、基因、心理及行為“特質”,解釋他們的暴利傾向、非理智行為、風險偏好。


這些研究固然重要,且成果突出,卻容易觸發“道德風險”。有些罪犯以“激情殺人”“戀童癖”“精神分裂”以及其它特質因素,逃脱或減輕了罪責。


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加里·斯坦利·貝克爾發表了著名的《罪與罰》,提出了破天荒的觀點:“犯罪人和任何別的人都是一樣的。”


他認為,犯罪是一種經濟活動,人類社會中存在一個犯罪市場。違法者與普通人一樣,不存在異質性,犯罪行為也不是特殊的“非理智”行為。相反每個人的行為,不管是犯罪還是守法,都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一個控盤千億資產的董事長不可能是“非理智的”,他的行為,不管是拿地、賣房,還是猥褻女童,都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


貝克爾在自己的一次故意非法停車中獲得啟發。當時,他經過盤算,如果非法停車可以省下一筆停車費,但面臨可能罰款(存在概率性);如果正常停車則需要支付停車費,但大概率會遲到(正在趕往考試現場)。


最後,他快速做出決定,選擇非法停車。考試結束後,他沒有接收到罰單。貝克爾可能意識到,警察、立法者、法學家並沒有考慮到像他這樣一位“好人”、教授也會故意違法。


貝克爾説:“成為一名罪犯的決定,原則上與成為一名屋頂建築師傅或者木匠甚至是經濟學家,沒有什麼區別。”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意識或潛意識地計算違規、違法的成本與收益,然後做出效用最大化的決策——合法或不合法,亦或是合法與不合法的組合。


不強調罪犯的特殊性,不是為其開脱,恰恰相反,是為了避免罪犯以特殊性為藉口逃避懲罰。理性選擇來解釋犯罪行為,要比道德的頹廢、心理機能的欠缺和遺傳特徵等因素更加客觀。


貝克爾善於使用經濟學方法,分析犯罪、歧視、婚姻、生育等非貨幣行為(社會行為)。貝克爾在1976年出版了《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掀起了社會行為的經濟分析熱潮。他也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貝克爾繼承了芝加哥學派的傳統,利用新古典主義思想,建立了犯罪的理性人模型,開創了犯罪經濟學。在他看來,罪犯在理智上與普通人沒有區別,都會估量犯罪的收益與成本。只要犯罪的成本足夠大,犯罪行為就會減少。


每次爆發兒童被性侵事件,網友都渴望加大對罪犯的懲處力度,“槍斃”、“閹割”、“無期徒刑”等呼聲極高。試想如果猥褻兒童,要付出物理閹割,甚至死刑的代價,那麼犯罪分子還能如此猖狂嗎?侵害事件是否會減少?


犯罪成本一般包括直接成本、時間機會成本和懲罰成本。性侵兒童的直接成本、時間機會成本都非常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計,懲罰成本是最主要的成本。


懲罰成本越大,犯罪行為的收益率就越小,越可能減少或阻止他們實施犯罪。正如酒駕入刑後,懲罰成本大幅度上升,酒駕概率大幅度下降。


韓國“熔爐法”的出台是一個經典案例[2]。


2005年,韓國光州私立聽障學校教師全應燮,向當地身心障礙家庭問題諮商議中心舉報,第一次曝光該校的罪惡:從校長到老師10多人,從2000年開始對住宿的聽障生施暴或性侵,受害學生年齡範圍為7-20歲。


這起性侵事件引發了韓國社會的巨大震怒,韓國政府啟動司法程序對該事件進行調查。


最終的結果令人震驚,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只舉報6人,4人受到司法審判,其中校長、總務主任一審分別被判5年、10個月,2名性侵老師被判2年。


更令人憤怒的是二審居然出現了大逆轉,校長、總務主任皆沒有前科且與被害者家屬達成協議(使用公款)而被判緩刑獲釋。


2008年,韓國女作家孔泳枝將該事件改編為小説《熔爐》,並連載於網絡,點擊率超過1600萬人次,再次引發社會關注。


2011年,這篇小説被拍攝為同名電影,搬上了大銀幕。在電影《熔爐》中,人們感受到被侵害女童的絕望、無助、恐懼以及永遠無法癒合的心理創傷。觀者痛哭流涕,韓國上下震怒不已。


百萬韓國網民聯名要求重新調查,審判此事。


《熔爐》上映第六天 ,光州警方組成專案小組重新偵辦此案。


重啟調查後發現,現行性侵害防治法刑責太輕,性侵身障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性侵幼童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公訴期七年,兩名性侵教師已過追訴期。


於是,韓國網民紛紛要求提高性侵案量刑標準和廢除追訴期。


電影上映第37天,韓國國會以207票通過,1票棄權壓倒性通過“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名“熔爐法”。


“熔爐法”提高了性侵兒童的量刑力度。新法規定,性侵女身障者、不滿13歲幼童,最重可處無期徒刑;廢除公訴期。


強制猥褻犯罪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加害者如任職於社會福利機構或特殊教育單位可加重處罰。以上均不得宣告緩刑。


2011年9月29日,40名涉案教職員工中,其中1名因涉嫌性暴力被起訴,12名因涉嫌向事業法人行賄予以不拘留起訴,13名受到向所任職機構通報處理,其他14人則接受內部調查。但是,校長患癌去世,逃脱懲罰。


正義是經常遲到,不過總比缺席好。


2011年12月29日,韓國國會通過了《社會福祉法事業法修訂案》。


修訂後的社會福祉法規定,對觸犯《性暴力特別法》和《兒童青少年性保護法》規定的犯罪行為,十年內不得從事相關業務;在職期間對使用社會福祉設施的人員實施同類犯罪的,將永遠禁止從事社會福祉事業的經營管理業務。


因此,“熔爐”被稱為“改變韓國國家的影片”。


目前,西方主要國家都加大了量刑力度,降低入刑門檻,直接增加兒童性侵犯罪的懲罰成本,以威懾犯罪分子,降低犯罪率。


德國《刑法》規定與年齡在14歲以下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無論對方自願與否、是否有金錢交易,一概視為強姦,量刑一般在10年以上[3]。


美國佛羅里達州法律規定,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一律被認定為強姦,會判處10-25年刑期。


法國《刑法》等法律規定,針對不同危害程度的性侵15週歲以下未成年人的犯罪,配置了最高20年的有期徒刑和15萬歐元罰金的刑罰。


美國著名的“傑西卡法案”規定,對被認定性侵12歲以下兒童的罪犯,將被強制判罰監禁最低25年,最高可至死刑。


美國個別州仍然保留了物理閹割的刑罰,但隨着刑罰觀念的逐漸轉變,化學閹割逐漸替代物理閹割。


2012年韓國就對一名性侵兒童的慣犯採取了化學閹割的方式。新西蘭、俄羅斯、韓國、阿根廷、捷克等國採納了“化學閹割”來加大懲戒力度。英國、西班牙、波蘭等國也在考慮使用“化學閹割”。


我國《刑法》規定,對未滿14週歲女童、男童進行猥褻,可以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有聚眾、在公眾場所當着眾人面前猥褻等情形,或者造成嚴重後果的,可以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國法律還規定,行為人明知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而與其發生性關係,不論幼女是否自願,均以強姦罪定罪處罰。強姦婦女罪一般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強姦幼女罪從重處罰,最高可判處死刑。


但是,在我國刑法中女性不能成為強姦罪直接正犯,這難以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


例如,周某(女性)誘騙女童到酒店,致使後者被王董事長猥褻。周某不能以猥褻未成年罪直接正犯加以懲罰,只能作為共同犯罪中的幫助犯處理。利用女人輸送未成年人的,應該是懂法律的慣犯。


另外,在中國,男童不能作為強姦罪的對象。對男童的性侵害,只能以猥褻兒童罪定罪處罰,對罪犯的懲戒力度不夠。


較小的懲罰成本導致近些年男童被性侵的案件呈現上升態勢。2014年全國被曝光的案件中有17名男童遭受性侵害,佔2.3%,2015年340起案件中有21起涉及男童被害,佔6%,2016年778名受害兒童中有59名男童,佔7.58%。


男童的家長們,也應保持警惕。


不過,在現實犯罪中,懲罰成本是一種預期成本。


法律規定的是懲罰標準,但能否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取決於懲罰機率。當懲罰機率或懲罰的可能性提高時,懲罰成本就會上升,因而可以阻止犯罪的實施。


大多數違法犯罪都會考慮到懲罰的機率。一些犯罪分子,權勢滔天、藐視法律,降低受懲罰的機率,加大作案的收益。每次逃脱法律制裁,都會激勵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地作案。


兒童性侵害的高隱案率,降低了懲罰機率和懲罰成本,罪犯更以僥倖心理對兒童施暴。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表示,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針對中小學生的性侵害,隱案比例高達是1:7,相關問題在農村特別是留守兒童較多地區的農村更為嚴重。


由於兒童心智不成熟,認知水平不夠,針對兒童的性侵害犯罪行為更加隱蔽。罪犯更以誘騙、恐嚇兒童等方式降低案發率,降低了懲罰成本。一些留守兒童,監護人監管鬆懈,侵害行為更加隱蔽,成本更低。韓國聽障學校,聽障學生無力、不敢反抗,致使性侵犯罪長期存在。


近年來,我國性侵兒童犯罪多發頻發。最高人民法院的數據顯示,2013-2016 四年間,全國共審理性侵兒童案 10782 起,平均每天至少有 7 個孩子受到傷害。


由於性侵兒童犯罪隱蔽性強,犯罪分子第一時間得不到制裁,遂使兒童多次受害或多人受害。在我國2014至2016年媒體公開曝光的1276起案件中,一人性侵多名兒童案件共235起,佔所有案件數的15.2%[4]。


性侵兒童案件,或許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傳統文化看重女性貞潔,對性敏感而保守。受害人及其家人往往不敢正視性侵害,不敢及時告發,常以“大事化小”的方式私了。如此,犯罪分子遭受懲罰的概率和及時性都大大降低,也助長了罪犯的僥倖脱罪心理,使性侵害得以長期存在,甚至變本加厲。


意大利經濟學家貝卡利亞認為,及時性是有效的刑罰所要具備的特徵之一,犯罪之後判處刑罰越迅速,刑罰就越公正。


所以,懲罰的確定性、及時性和懲罰的嚴厲性結合才能夠威懾犯罪。


犯罪收益 > (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的時間機會成本+犯罪的懲罰成本)×被判罪的概率


此人就會從事犯罪行為。


其中,犯罪的懲罰成本和被判罪的概率是關鍵。


2

帕累托最優

能否消滅性侵惡魔?


犯罪機率越小,懲罰成本越高,犯罪淨收益越小,犯罪率就越低,社會越安寧。


但是,懲罰成本多高才適合?被懲罰的機率多小才適合?


若強姦、猥褻兒童施以重刑,甚至極刑,能否杜絕性侵害?


事實上,這也無法徹底杜絕犯罪,甚至還可能帶來更糟糕的結果。如性侵害之後,考慮到極刑的嚴重後果,罪犯可能殺害受害人以防止被告發。


為什麼如此之大的懲罰成本依然無法杜絕性侵害?


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是零犯罪就像誤差一樣,是難以實現的理想狀態。基於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決策,但未必帶來理想結果。有些罪犯可能因為不懂法(信息不對稱),或心存僥倖(有限預期)實施犯罪。所以,大力普法,提高破案率及破案及時性,可以降低犯罪率。


二是懲罰的機率無法做到百分之百。即使破案率和破案及時性增加,但是懲罰的機率依然不可能完美。我們可以增加偵查警力,提高破案率;增加道路及網絡監控,降低案發率。但是,警力、監控等執法業務存在成本。人均配備多少警力,城市佈滿多少監控,才能消除犯罪?


事實上,司法系統,本質上與公共衞生、公共道路一樣都屬於公共用品。我們無法不計成本、無限制地提供司法服務。正如我們正在推行垃圾分類,但是我們暫時無法做到像日本一樣清潔,或者徹底消除垃圾污染。


因為存在不被懲罰的機率,懲罰成本就會下降,且存在不確定性,罪犯就會以僥倖心理實施犯罪。


那麼,多高的懲罰成本,多小的懲罰機率才是最優的?刑罰標準是多少,犯罪如何量刑,人均警力多少,才是最適合的?


所以,我們需要確定合理的資源支出與懲罰規模以確保社會福利最大化,即帕累托最優。


經濟學家曼昆説,犯罪預防的投入量不是漫無邊際的,應當考慮其邊際量。


當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時(MR=MC),就是我們需要投入司法資源的極限,即刑事司法資源的最優配置,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均衡點。


例如,我們每增加一個有效警力,每增加一個有效監控,每增加一個刑罰年限,犯罪率會下降,邊際成本會遞增(犯罪是財富的淨損失),邊際收益則會遞減,當二者相等時,司法資源投入的效用最大化。


從罪犯的角度來看,當考慮到懲罰成本太高、案發可能性大,犯罪“划不來”時,犯罪率就會開始下降。當犯罪率下降到一個均衡點——司法資源投入的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時,司法投入不需要再增加。


如果再往上增加投入,不斷提高懲罰成本及懲罰機率,結果會怎樣?


很顯然,社會成本會增加,甚至存在警力“浪費”。另外,罪犯實施犯罪後考慮到刑罰極重,可能拒絕投案自首,繼續實施犯罪,甚至狗急跳牆,選擇“撕票”、姦殺。如此,反而增加了破案難度,加大了司法成本及社會成本。


這就是“窮寇莫追”的道理。超出了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的均衡點,社會總福利反而會下降。


以上犯罪經濟學的理性分析,卻導致了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結果:惡魔永遠存在,只是多與少的區別。


因為司法預算是有限的,我們無法徹底消滅犯罪,實現“零犯罪”。西方國家甚至在均衡點上就停止了犯罪預防的預算投入。因為超出這個水平,投入就會“得不償失”,社會總福利反而會下降。


這是一個令人很不愉快的結論。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希望消滅所有的犯罪,然而或許事與願違。正如貝克爾所説的,無法實現“零犯罪”令他感到沮喪,但理性告訴他,這是最無奈的又是最優的選擇。


即使如此,我們是否應該加大對兒童保護的投入呢?


事實上,很多國家都在制度、刑罰、預算、教育等眾多方面加大了對兒童的保護。但是,兒童保護預算增加到多少為宜?與殺人、恐怖襲擊、販毒、拐賣婦女等相比,哪個需要更多預算投入?各種犯罪預防預算投入多少為宜?


刑事司法資源與社會效用的均衡分析,智本社


這些問題,實際上是如何分配司法資源的問題。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了“等邊際法則”[5]將問題簡化——每種物品每1美元的邊際效用相等。


簡單理解是,假如最後投入1美元在預防殺人、預防恐襲、預防未成年人性侵等,所獲得的邊際效用都是相等的,那麼這時就是司法資源收入效用最大化,社會總福利最大化。簡而言之,此時預防未成年人性侵達到相對(有限預算)滿意的狀態。


,當司法資源的預算約束線與社無差異曲線的相切(B),社會效用達到最大化。


B點表示,司法預算(如一年100億)實現了最優配置,最好地防範了犯罪,社會福利最大化。A區域表示浪費了預算,C區域則因預算不夠而無法達到高目標區。


3

兒童最大利益原則

如何保護好我們的孩子?


縱然薩繆爾森的“等邊際法則”似乎已經足夠完美,但是從倫理的角度,我們依然無法接受性侵兒童的惡魔存在。


如果兒童性侵的犯罪率只有百萬分之一,但誰為那百萬分之一的兒童及其家庭考慮過。在被性侵的兒童面前,經濟學家眼裏的所謂的理性的“福利最大化”顯得尷尬、羞愧。


這也恰恰是犯罪經濟學(經濟學)的侷限性。


我們無法真實計算出受侵害兒童的負效用。性侵犯罪給受害者帶來的傷害往往是終身不可逆的。兒童身心受創後留下的陰影可能會伴其一生。有些受害者出現精神分裂,甚至在絕望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例如,2017年7月,林肯公園主唱查斯特·班寧,從7歲其開始長期受到性侵,深陷抑鬱,最終自殺身亡。


兒童保護專家龍迪經過大量的案例調查發現:“在悲劇發生後,人們更多的是對施暴者的譴責,卻忘了真正需要幫助的,是孩子和他們的家人。”“如果沒有周圍人的理解和關懷,那種揮之不去的羞恥感和無助感,將伴隨他們的一生。”


可悲的是,她們常常得不到社會的幫助,反而社會的歧視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傷害。


在印度等一些國家,被性侵的受害者反而成了“罪人”。在中國,受害者也常被冠以“見不得人”的卑微之名。現實的案例中,一些受害者及父母勇敢地站出來指控罪犯,即使正義得以伸張,同村人、周邊人都將受害者家庭孤立,使後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壓力。


社會歧視、排擠及偏見,給被性侵兒童及家庭造成嚴重的“二次傷害”。


所以,性侵兒童帶來的負效用具有極強的槓桿效應(乘數效應),它帶來的家庭傷害、社會成本往往是不可估量的。或許一個孩子被性侵造成的社會成本,遠遠大於100個經濟犯罪。兒童遭遇性侵的負效用是無法準確衡量與比較的(序數效用論和基數效用論的弊端)。


意大利犯罪學家凱撒·貝卡利亞説:“犯罪的真實尺度就是其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其中,包括二次、三次傷害以及乘數效應帶來的社會成本。


所以,保護兒童不被性侵,國家、社會、學校及家庭都應該付出最大限度的努力,正如避免殺人犯罪一樣。


1959年,聯合國發佈的《兒童權利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兒童應受到特別的保護。


1989年,聯合國發佈的《兒童權力公約》明確了“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涉及兒童的一切事物和行為,不論是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都應首先考慮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


該公約規定:“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保護兒童在受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任何負責照管兒童的人的照料時,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傷害或凌辱,忽視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


落實到立法層面,歐美不少國家都加大了對未成年人性侵害的懲罰力度。


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在《社會控制》(1901年)一書中提出了“社會控制”——減少越軌、犯罪行為,維持犯罪社會秩序的重要機制。


心理學研究發現,性侵兒童犯罪矯治難度大,再犯率較高。現實中,很多性侵罪犯刑滿出獄後依然二次或多次實施性侵犯罪。所以,歐美國家對性侵兒童的罪犯,施加更加嚴格的社會控制懲罰。推動這一改變的正是一位受害女童的父親馬克——《傑西卡法案》。


2005年2月23日,佛羅里達州中北部西海岸,一位9歲的女童傑西卡,在家裏莫名其妙地失蹤了。


他的父親馬克打了“911”,警方陸續動用了警犬、馬匹、直升機,以及百十位志願者搜尋傑西卡,但杳無音信。


傑西卡失蹤19天后,警察終於在距離傑西卡家僅僅60米遠的一棟灰色拖車房裏找到了線索。事實上,在失蹤的頭三天裏,傑西卡就被關在這棟房子裏。


這棟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女士,她的弟弟約翰在案發前後在此暫住。約翰向警方交代,那天他吸了毒,半夜潛入馬克家,把傑西卡擄至住處,強姦了她,在壁櫥關了三天後,把她活埋在房子邊上。


警察挖出了傑西卡的遺體。屍檢顯示,傑西卡系窒息而死,臨死前她的右手食指與中指戳破了包裹她的垃圾袋。


這個殺害傑西卡的約翰劣跡般般、十惡不赦。他曾因盜竊、醉駕、露陰等指控24次被捕。他的駕照被吊銷99年,曾被判十年監禁。


更為關鍵的是,此人是個戀童癖。1978年一次入室盜竊,他猥褻了一個小女孩;1991年,他又被指控猥褻一個五歲兒童。


傑西卡的父親非常憤怒,他大力批評法律的漏洞和對性犯罪者監控的缺位。事實上,美國當時對性侵兒童犯罪的法律已堪稱嚴苛。聯邦法律對性犯罪者執行嚴格的登記制度,並向社會公開性犯罪者的個人信息。約翰就是個登記在案的戀童癖。


馬克抨擊的問題是,有這樣一位危險的性犯罪者居住在我家旁邊——僅60米之遙,我盡然一無所知。這裏體現了法律漏洞,即性犯罪者獲釋後搬離登記住址,就相當於不在警方監控之下,而周邊居民又一無所知。正如這個臨時居住在馬克家附近的約翰。


馬克藉助媒體反覆指責這一法律漏洞以及執法機構的疏忽,要求制定更嚴苛的法律。傑西卡的不幸遭遇和馬克的努力,也得到了佛羅里達州一些議員及不少市民的同情與支持。


其中,當地參議員南希•阿根茲諾回憶説:“我當時就想制定一部最嚴厲的法律,把性侵兒童罪犯趕得離孩子們遠遠的。我們盡力完善它,並努力使之成為現實。”


珠寶店老闆約瑟夫•道森發起了名為“傑西卡的請願”活動。約瑟夫徵集到11.6萬來自各州的簽名,他帶着這些簽名聲援加大兒童性侵犯罪懲處的新法案。


2005年4月22日,以傑西卡命名的《傑西卡法案》,在佛羅里達州全票通過。


2005年5月2日,時任佛州州長傑布·布什(小布什之弟)簽署、批准了傑西卡法,同年9月1日生效。


傑西卡法規定:對被認定性侵12歲以下兒童的罪犯,將被強制判罰監禁最低25年,最高終身;有性犯罪前科的罪犯不得接近學校、教堂、公園、游泳池等;成年性捕食者侵害12歲以下兒童的,若獲釋將強制終身佩戴電子監視器。


佛州議會還批准撥付超過1100萬美元支持該法,其中390萬美元用於購置電子監控儀器。


2007年8月,殺害傑西卡的兇手約翰被判死刑,未及執行就於2009年9月死掉了。死因:肛門癌。


之後,馬克到賓夕法尼亞、肯塔基、羅德島、紐約州、新澤西、馬里蘭、俄亥俄、加利福尼亞等州遊説傑西卡法。截至2013年,全美已有45個州通過了各自版本的傑西卡法,其中馬克遊説過約35個。


2010年2月23日,佛州性犯罪註冊人數高達53500人,傑西卡案後五年,增長近50%。全美性犯罪註冊人數逾70萬。


在《傑西卡法案》之前,美國還有其它法律對兒童性侵罪犯加以嚴懲及防範:


1994年《雅各·威特靈法》:要求各州對性犯罪者制定嚴格的登記制度,包括對被定性為性捕食者的終身登記制度。該法以11歲受害男童雅各·威特靈命名。


1996年《梅根法》:要求各州在性犯罪者獲釋後,要通過各種渠道向公眾公告。以7歲受害女童梅根·妮可·康卡命名。


1996年《安珀·海格曼法》:加強對性犯罪的登記。以9歲受害女童安珀·海格曼命名。


之後,美國開始實行以安珀命名的“安珀警戒”系統,一有孩子失蹤,將立即通過電視、廣播、交通指示牌等向公眾通告相關信息。


1998年《吉米•萊西法》:對性暴力捕食者強制民事拘留治療與護理法,要求重新審核性犯罪者再次犯罪的危險等級,獲釋的罪犯仍需接受民事拘留與治療。以9歲受害男童吉米·萊西命名。


2006年《亞當·沃爾什法》:加強對性侵兒童犯罪的刑罰,要求各州強制公開性犯罪者登記名錄。以6歲受害男童亞當·沃爾什命名。


亞當·沃爾什失蹤案案發於1981年,此後美國出台了《失蹤兒童法》和《失蹤兒童援助法》。1980年代中後期,全美商場、超市等公共場所採用以亞當命名的“亞當代碼”系統,一旦孩子丟失,將關閉現場所有出入口進行搜尋,若10分鐘內找不到孩子,將由警方接手。


韓國自2008年9月1日也開始對有強姦犯罪的前科者佩戴電子腳鐐,實施24小時的定位追蹤。光州私立聽障學校性侵案件中,一個罪犯被判處戴電子追蹤儀10年,身份信息公開10年。


但是,我國目前對刑滿釋放的性罪犯的社會控制較弱,缺乏登記管理及信息公開,對性犯罪獲釋人員的行為、區域和從業缺乏限制。


除了需要加大懲罰力度,家庭也要增加對孩子的私人看護成本。因為在兒童性侵案件中,70%都是熟人作案。正如孩子母親的朋友,謊稱帶孩子去迪士尼遊玩,將孩子輸送到惡魔手中。


防止兒童性侵事關人倫,超越經濟分析。正如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所説,經濟學必須與倫理學相結合,追求個人自由及人類福祉為最高目標[8]。


電影《熔爐》有一句話説:“我們一路奮戰,不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為了不讓世界改變我們。”


參考文獻:

[1] 從犯罪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犯罪預防,周維明,未來與發展;

[2] 熔爐真實事件始末及韓國《熔爐法案》,豆瓣電影;

[3] 讓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者“萬劫不復”,周羚敏,法律讀庫;

[4] 性侵兒童犯罪問題及防控探析,張暢,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5] 經濟學,薩繆爾森,人民郵電出版社;

[6] 傑西卡法案誕生記,焦東雨,中國週刊;

[7] 萊維特的犯罪經濟學研究評述,史晉川,陳春良,制度經濟學研究;

[8] 倫理學與經濟學,阿瑪蒂亞·森,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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