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幹半島風雲與“南斯拉夫實驗”

東方歷史評論2019-07-11 18:25:58

撰文:樑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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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幹民族混居起源於帝國大混戰

 

前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國。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是塞爾維亞的自治省。


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瓦解與內戰是歐洲戰後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南斯拉夫分裂為七個國家,各族武裝部隊混戰,並對異族人民進行清洗,發生多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一貫的媒體報導,把南斯拉夫戰爭描述成上千年的族羣仇恨重燃,似乎各民族本來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指與個體跨文化適應相關的能力)就不高,混戰是遲早發生的事情,並不可抗逆。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讀。在二戰以後設立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政權,曾高舉國際主義旗幟,尊重各民族語言、宗教、文化差異,鼓勵民族文化事業發展,並且一改社會主義國家集權傾向,多次向地方分權,大致維持了文藝創作和言論自由。在南斯拉夫總統約瑟普·布羅茲·鐵托 (Josip Broz Tito) 存世的多篇演説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多份黨內文件中,還能依稀看到一個文化高度發達的國家和它的領導者的身影。然而,南斯拉夫的民族融合與分權,最後經不起經濟下滑的挑戰,並在再次集權的嘗試中土崩瓦解。南斯拉夫是國家建構 (state-building) 失敗的經典案例,可以警示那些設法提高文化智商、承認民族差異的行政者,要清楚意識到成敗的臨界點在哪裏,特別是如何建設能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存活的文化智商。


巴爾幹地區的幾個互相殘殺的民族,其實同大於異。克羅地亞-塞爾維亞-波斯尼亞語 (Serbo-Croat-Bosnian) 以及黑山語 (Montenegrin) 實際上是同一種語言 (舒特方言,Shtokavian) 的四個分支,其結構、文字基本相同,相互溝通無甚問題,此外的幾種語言都屬於南部斯拉夫 (South Slav) 語系。然而波斯尼亞語因為奧斯曼帝國影響而摻有土耳其、阿拉伯語詞彙。歷史上,四語書寫方法並不相同 ── 克羅地亞語和斯洛文尼亞語是拉丁字母,塞爾維亞語、黑山語和馬其頓語是西里爾 (俄語) 字母 (目前逐步改為拉丁字母),波斯尼亞語是阿拉伯字母 (“Arebica”,十九世紀末改為拉丁和西裏爾字母)。幾各民族最為突出的差異體現在宗教上。除波斯尼亞主要人口為伊斯蘭教徒,黑山也有兩成人口為伊斯蘭教徒。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為天主教。除此之外的所有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都是以壓倒性地以東正教徒為主。與以上全部斯拉夫族裔不同的是在科索沃佔多數、信奉伊斯蘭教的阿爾巴尼亞人,以及其並不屬於斯拉夫語系的阿爾巴尼亞語。


巴爾幹民族分佈圖,紫色為克羅地亞人 (天主教),黃色為塞爾維亞人 (東正教),綠色為波斯尼亞人 (伊斯蘭),藍綠色為阿爾巴尼亞人 (伊斯蘭)


煙包上的三種語言,克羅地亞語 (上) 和波斯尼亞語 (中) 完全一樣,塞爾維亞語 (下) 不過是上面兩種文字的音譯


在二戰以前,巴爾幹地區民族分佈是在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與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君主國 (Habsburg Empire)、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 的混戰中形成的。中古克羅地亞王國在1102年與匈牙利合併,此後再隸屬於哈布斯堡君主國;這個聯盟維持了八百多年,到1918年奧匈帝國戰敗才解散。奧斯曼帝國於1453年定都伊斯坦堡,其曾於1389年與塞爾維亞王國於科索沃交戰,並最終於1459年消滅塞爾維亞王國。奧斯曼帝國接着在1529年和1683年兩次圍攻維也納不下,被迫退回匈牙利,1699年再退回到大致是今天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國界的地方 (見下圖)。哈布斯堡君主國得以鞏固其對今日斯洛文尼亞與克羅地亞的統治,並把從奧斯曼帝國逃出來的東正教難民,安置在與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化邊境上;又以減輕他們的税務負擔,換取這些東正教民協助防務。斯拉夫人口的重心因此開始北移,塞爾維亞人大量定居於克羅地亞西部山區。1718年奧斯曼帝國戰敗後,塞爾維亞短暫受哈布斯堡君主國統治,復於1739年由奧斯曼帝國佔領,造成塞族人大量逃入哈布斯堡君主國境內。1804年和1815年塞爾維亞兩次起義,取得自治地位,並於1878年奧斯曼帝國與俄國交戰敗北後獲得獨立。


1699年卡洛維茨條約後形勢,左上方奧斯曼帝國疆界即今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國境


二戰後的社會主義南斯拉夫,並不是第一個在多民族混居的中南歐地區摸索新型國家認同的政權。哈布斯堡君主國女皇瑪麗亞·泰瑞莎 (Maria Theresa) 因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弗朗茨一世 (Francis I) 聯姻,所以又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后。她的顧問、貝多芬的好友,法學家約瑟夫·馮·索南費爾斯 (Joseph von Sonnenfels) 在1771年建議為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國提倡一種新愛國主義,其基礎不是種族或文化、語言,而是對帝國共同的法律 (即憲制) 效忠,條件是帝國法律能為子民提供幸福,子民對失去這種幸福的恐懼將使得他們奮力捍衞祖國。(Judson, 2016) 這為瑪麗亞·泰瑞莎之子、哈布斯堡奧地利大公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 (Joseph II) 的行政管治改革提供了基礎。約瑟夫二世在1781年廢除了貴族對農奴的許多權力,又頒佈 《包容專令》 (Patent of Toleration),解除了對新教和東正教的一些職業、經濟和教育上的限制,初步允許信仰自由,並批准建立教堂;翌年又頒佈 《包容敕令》 (Edict of Tolerance),解除對猶太人的諸多限制,但並不包括猶太人最多的加利西亞 (Galicia) 地區。約瑟夫二世並且建立了一套現代的中央集權行政體系,消除了地方行政混亂的局面,並且首次向公務員和法官定額發薪,以防止腐敗,同時建立起有系統的司法程序,甚至設置祕密警察,並改革税制。約瑟夫二世為了提高行政效率,迫使匈牙利地區 (包括捷克、克羅地亞等地) 官僚改用德語,馬上引起匈牙利貴族、教會不滿。哈布斯堡君主國走向官僚主義時代;一百多年後,社會主義南斯拉夫將與這個官僚主義鬥爭;但允許南斯拉夫有效進行管治的,正是哈布斯堡王朝所遺留的行政基礎。


1809-13年間,拿破崙派兵東進,統治克羅地亞東部沿海地區,但並未超越哈布斯堡與奧斯曼帝國在克羅地亞、波斯尼亞的邊境,戰後這些地區又復歸哈布斯堡統治。1848年,歐洲多國發生革命,影響法國、德意志各國、丹麥、意大利和哈布斯堡統治下的匈牙利、波蘭、捷克、羅馬尼亞、烏克蘭等地。剛在革命中從奧地利獲取獨立的匈牙利,革命政權國會下令,各族人民如要成為匈牙利國民,便需要講匈牙利語。這馬上引起克羅地亞人的不滿,要求在匈牙利內部實現自治;羅馬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都相繼提出語言和行政自主的口號,使匈牙利當局大為惱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於是起義。在革命中,克羅地亞議會 (Sabor) 選出曾在與奧斯曼帝國戰鬥中立下戰功的少將約瑟夫• 耶拉西奇伯爵 (Josip Jelačić) 為總督,但耶拉西奇為了討好哈布斯堡維也納中央政府,派兵鎮壓了匈牙利的革命政權。哈布斯堡王朝得到挽救,耶拉西奇也於1859年在總督任上逝世。好景不長,1859年,哈布斯堡君主國在其意大利領地戰敗於法軍和法國支持的意大利獨立軍手上,1866年與普魯士戰鬥中又慘敗,王朝面臨崩潰,只好與匈牙利民族主義者妥協,在1867年成立奧匈帝國,恢復匈牙利王國的地位;奧地利、匈牙利政府分家,各有自己的議會和首相。翌年《匈牙利-克羅地亞協定》 生效。按照規定,克羅地亞總督由匈牙利首相推薦,經匈牙利國王批准上任,並對克羅地亞議會負責;克羅地亞同時可以參加匈牙利國會,佔總442席的40席。克羅地亞自此實現有限度自治。

 

少將約瑟夫•耶拉西奇伯爵


在巴爾幹各國的民族主義史觀中,奧斯曼帝國經常被指要負上使巴爾幹地區文化社會程度倒退的責任,罪名包括阻礙巴爾幹地區迎接一海之隔在意大利發生的文藝復興,使得波斯尼亞、科索沃等地肩負沉重的 “落後包袱”。而在二戰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史觀為了證明共產政權對社會發展貢獻良多,也有必要強調過去的落後性,結果與民族主義史觀重合。 甚至奧斯曼帝國最先進、最包容的 “米利特” (族羣自治) 制度,由於允許斯拉夫人信仰不同宗教,使用不同的文字,也被指阻礙了巴爾幹民族的同質化。其實奧斯曼帝國的管治並不完全反動。奧斯曼帝國並沒有強制人民改信伊斯蘭教,蘇丹穆罕默德二世 (Mehmet II) 也在1463年下令保護波斯尼亞的羅馬天主教會。儘管如此,改信伊斯蘭教還是會帶來一些額外權益。在拜佔廷亡國後,東正教一直缺乏羅馬天主教般的龐大資源和指揮系統,所以在波斯尼亞,東正教斯拉夫人改信伊斯蘭教的比率就很高。伊斯蘭教徒迅速成為波斯尼亞城市主要人口。1520-30年奧斯曼帝國人口普查發現,薩拉熱窩市內1024户中全數為伊斯蘭教徒。穆斯林斯拉夫人成為當地統治精英,嚴守地方自治原則,甚至長年阻止奧斯曼蘇丹的欽差大臣在薩拉熱窩辦公,又坐擁大量土地,並聘用東正教、天主教徒為僱農,使得宗教分野與階級界線重疊。但與歐洲中古國家不同的是,奧斯曼帝國下的僱農並不是農奴。單是這點就已經比中古時期歐洲主要國家來得進步。


1878年,奧匈帝國趁奧斯曼帝國與俄國交戰和波斯尼亞起義,派兵佔領當地,並將其視為奧匈帝國唯一的殖民地。奧匈帝國推動 “波斯尼亞民族” 身份,而不少波斯尼亞精英也在克羅地亞薩格勒布 (Zagreb) 或維也納留學,並推動波斯尼亞文化現代化。為了壓制泛斯拉夫民族運動,並消除奧斯曼帝國在立憲革命後收回波斯尼亞的幻想,奧匈帝國在1908年宣佈正式吞併波斯尼亞。1910年2月,波斯尼亞頒佈憲法,成立議會。當時奧匈帝國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對斯拉夫人富有同情,醖釀將波斯尼亞變成奧匈帝國內的第三個 “斯拉夫王國”。然而這並不能阻止他和夫人蘇菲在1914年6月28日於薩拉熱窩遭到暗殺,其幕後黑手是一個由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人組成的南斯拉夫統一主義組織 “黑手黨” (Black Hands)。隨後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王國宣戰,歐洲各國加入戰團,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要為刺殺案負上責任的泛斯拉夫主義運動,萌芽於18世紀末,成型於1848年革命中在布拉格舉行的 “斯拉夫大會” (Slavic Congress)。此後泛斯拉夫運動以各種型態出現,包括在哈布斯堡君主國各地成立,提倡體育和武裝自衞的制服團體 “索科爾” (Sokol,隼鳥),其會歌  “嗨,斯拉夫人!” (Hey, Slavs!) 在二戰後成為南斯拉夫的國歌。這個組織多次舉行萬人團體操 (Slet)。這種集體運動最後獲得蘇聯廣泛採用,併為其他共產國家所採納,朝鮮現在是少數還保留此傳統的國家,以 “阿里郎節” 團體操聞名,但鮮有人追溯其於泛斯拉夫運動的起源。


二十年代 “索科爾” 舉行的萬人團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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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塞爾維亞、大克羅地亞主義僵持不下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奧匈帝國為了戰爭動員,採取了高壓手段。1918年戰敗後,奧匈帝國各地如捷克、波蘭、克羅地亞的民眾為泄憤,大肆破壞與帝國有關的符號,例如鷹的雕像。奧匈帝國領土上出現各種獨立、復國運動,匈牙利甚至一度成立蘇維埃政權。1918年10月5日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與塞爾維亞人國民會議 (National Council of Slovenes, Croats and Serbs) 在薩格勒布成立,拒絕奧匈帝國皇帝卡爾 (Karl) 有關聯邦改革的方案,主張馬上建立南斯拉夫民族國家。11月24日,國民會議決定接受塞爾維亞王國領導,並派出副總統、克羅地亞權利黨 (Party of Rights) 領袖安特·帕韋利奇 (Ante Pavelić) 到貝爾格萊德拜謁國王亞歷山大一世。塞爾維亞王國改為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與斯洛文尼亞人王國 (Kingdom of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南斯拉夫成立,而國民議會也歡迎塞軍開入薩格勒布。但塞軍的行為馬上引起克羅地亞農民的反感,農民黨主席斯捷潘·拉迪奇 (Stjepan Radić) 更呼籲農民消極對待塞軍和南斯拉夫政權,認為其代表着軍國主義,延續哈布斯堡專制,要求王國改組為聯邦。


1918年11月塞爾維亞軍隊開入克羅地亞薩格勒布,南斯拉夫建國


這種抵制是有其經濟起因的。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與斯洛文尼亞人王國剛建國,國王亞歷山大一世便提出要進行土改,並於1919年2月25日簽署土改法令,波斯尼亞穆斯林地主首當其衝,全南斯拉夫兩百萬公頃土地被分配給五十萬僱農,但土改進程緩慢,最後也花了15年才完成。王國又驅逐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並支持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進行殖民;到二戰後社會主義南斯拉夫成立後,又把這些塞爾維亞殖民者驅逐出科索沃。王國延續了泛斯拉夫主義的任務,但更多表示出一種大塞爾維亞主義。在行政機關中,塞爾維亞人獨大,擠壓其他斯拉夫民族,而克羅地亞人尤其不滿,覺得南斯拉夫的體制比在奧匈帝國下的有限度自治更差。帕韋利奇領導的克羅地亞權利黨公開宣揚分裂主義,乃至大克羅地亞主義,聲稱要收復中古克羅地亞領土。他的議會鬥爭並不成功。1929年亞歷山大一世改國名為南斯拉夫王國,宣佈禁止各黨派運作,開始 “一月六日獨裁” (6 January Dictatorship)。帕韋利奇流亡意大利,創立 “烏斯塔沙” (Ustaše, “起義”) 運動,奉行恐怖主義,並於1932年提出口號: 以 “刀、手槍、機關槍和計時炸彈” 促成克羅地亞獨立國的復活。同時又與分裂組織 “內馬其頓革命組織” (IMRO) 合作,於1934年在法國暗殺亞歷山大一世。背後支持暗殺的是法西斯意大利。墨索里尼希望暗殺成功後,南斯拉夫各民族將混戰,為意大利出兵製造條件,但內戰最後並沒有發生。


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穆斯林參加納粹黨衞軍


1935-39年,南斯拉夫由塞爾維亞激進聯盟 (Serbian Radical Union) 執政,成立半法西斯政權,由首相米蘭·斯托亞迪諾維奇 (Milan Stojadinović) 領導,期間與納粹德國友好,向德國輸出大量原材料。經濟上,南斯拉夫的國有部門極為龐大,控制鐵道、礦業、鋼鐵、森林、醫院、銀行、出版社,甚至酒店、劇院和電影院,又對火柴、鹽、煙草、火水實行專賣。二戰後的社會主義南斯拉夫將念念不忘要打倒這種官僚資本主義。1939年激進聯盟下台,接任的首相德拉吉沙·茨韋特科維奇 (Dragiša Cvetković) 開始推動南斯拉夫聯邦化,於1939年成立克羅地亞自治省 (Banovina of Croatia),由克羅地亞人伊萬·舒巴希奇 (Ivan Šubašić) 擔任總督。二戰爆發後,烏斯塔沙在意大利軍隊支持下,成立傀儡政權 “克羅地亞獨立國” (Independent State of Croatia),由帕韋利奇出任元首。忠於南斯拉夫皇室的右翼軍人則組成 “南斯拉夫祖國軍” (Chetnik)。兩方都進行了種族清洗大屠殺,其中以烏斯塔沙針對塞爾維亞人的屠殺最為慘無人道,甚至震驚納粹德軍,塞族人死亡數字接近四十萬人。意大利同時佔領阿爾巴尼亞,把科索沃納入 “大阿爾巴尼亞保護國” 領土,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裔穆斯林也獲得納粹德國招攬,參加黨衞軍等組織。奧斯曼帝國時期遺留的、在16世紀從西班牙南部遷來的猶太人,全數遭到烏斯塔沙和納粹合作者滅絕。戰後,社會主義南斯拉夫政權為免重燃族羣矛盾,全面禁制討論二戰時期族羣間的暴行,但這些事件作為集體回憶卻被封存下來,然後在九十年代重新爆發。


安特·帕韋利奇與希特勒會面


在二戰中,英美等國本來支持南斯拉夫祖國軍,但祖國軍多次拒絕執行盟軍指令,又祕密與納粹德軍合謀,引起英美不滿,改為支持鐵托所領導的左翼游擊隊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前身是巴爾幹各國的社會民主黨派,矢志推動巴爾幹社會主義聯盟的建立。1909年由第二國際奧斯曼帝國代表、希臘猶太人阿夫蘭姆·貝納若亞 (Avraam Benaroya) 成立的奧斯曼社會主義工人聯盟 (Ottoman Socialist Worker’s Federation) 也參與到巴爾幹聯邦運動之中。1915年各國左翼領袖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 召開會議,成立 “革命巴爾幹社會主義勞動聯盟”,領導者包括保加利亞左翼領袖,日後的共產國際總書記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南共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19年4月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各左翼黨派 “合併大會”。會上成立了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勞動黨 (共產主義者)” ,1920年二大上改名為 “南斯拉夫共產黨”,旋即轉入地下活動。南共與貝納若亞參與創立的希臘共產黨,以及保加利亞、土耳其和羅馬尼亞的共產黨,共同隸屬共產國際的 “巴爾幹共產聯盟”,提倡建立 “巴爾幹聯邦共和國”。

 

南斯拉夫祖國軍軍旗,上書 “為國王、為祖國。不自由,毋寧死”。


 

1944年,鐵托 (左立者) 與邱吉爾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會面


但在二十年代,南共深陷於黨內各民族鬥爭之中。1926年南共三大提出將塞爾維亞統治的馬其頓、黑山、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和伏伊伏丁那分裂出來。1928年南共四大,共產國際要求破除族羣宗派主義,獲得薩格勒布黨委的支持,鐵托等人因此嶄露頭角。鐵托曾是奧匈帝國士兵,1915年被俄國俘獲,得以參與1917年的俄國革命,並在回到南斯拉夫後參與共產主義活動。1937年鐵托接替被斯大林清洗的米蘭‧高爾基奇 (Milan Gorkić) 出任南共代總書記,再於1940年10月南共第五次省區會議正式當選總書記。1944年6月16日,擔任南斯拉夫王國流亡政府首相的伊萬·舒巴希奇與同為克羅地亞人的鐵托簽署合作協定,同意戰後南斯拉夫組成為聯邦國家,南斯拉夫王國改名為 “南斯拉夫民主聯邦” (Democratic Federative Yugoslavia);國王彼得二世 (Peter II) 不再承認祖國軍,改為承認南共人民解放軍為合法武裝。英國對這項協定十分重視,派員參與簽署儀式,並監督了1945年盟軍戰勝後的第一場南斯拉夫選舉。南共在選舉中大勝,國王彼得二世宣佈退位,首相一職也改由鐵托擔任。南斯拉夫成為東歐唯一一個自行擊退德軍獲得解放的國家,除了貝爾格萊德戰役外,全過程近乎無需蘇軍干涉,戰後也沒有蘇軍駐兵,故在對蘇關係裏話語權極高,而戰時南共與英美的合作,也使得鐵托等人習慣於參加西方陣營。


巴爾幹聯邦的各種方案


二戰以後,季米特洛夫出任保加利亞總理、黨總書記,重提巴爾幹聯邦化的舊夢,並獲得鐵托的熱烈支持。但事態因為蘇聯與南斯拉夫關係惡化而停步。斯大林認為巴爾幹聯盟是在共產圈中另立中心,又反對南斯拉夫試圖與同為共產國家的阿爾巴尼亞合併,更反對南斯拉夫支援希臘共產黨發動打倒國王保羅一世的內戰。原因是邱吉爾跟斯大林在1944年10月有個 “百分率協定” (Percentages Agreement),劃分了戰後英國和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其中南斯拉夫為50%-50%,希臘為90%-10%,英國佔多數。斯大林為免觸怒西方,要求南斯拉夫停止支援希臘共產黨,結果兩國交惡,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也被迫表態反對南斯拉夫 “鐵托路線”。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合併失敗,更是意味着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問題難以解決。鐵托把國內支持斯大林的人士關押於南斯拉夫版的 “火燒島” ── 位處克羅地亞海濱的裸島 (Goli Otok,又譯 “格利奧托克島”) ,同時向西方要求援助,獲得馬歇爾計劃大量資金和物資,經濟迅速恢復。


“百分率協定”


在1960-80年間,南斯拉夫進入高速增長時期,年均GDP增長率為6.1%,“1947-1981年間南斯拉夫社會產值每11年翻一番。1947-1976年工業產值增長了17倍,平均每年遞增10%。1948年農業人口占全國人口的71%,城市人口占29%,1982年正好倒了過來。” 南斯拉夫在1964-65年進行市場化改革,並向歐美大量出口各類產品,包括廉價實用、模仿意大利菲亞特汽車 (Fiat) 的扎斯塔瓦 (Zastava) 牌汽車。然而,南斯拉夫內部經濟發展並不平均。曾受奧匈帝國統治的南斯拉夫北部,如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工業基礎遠較曾受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南部要強。北部加盟共和國黨政領導人因此主張利用工業優勢,開放市場,以輸出和國際貿易為主,而南部黨政領導人則主張保護主義、中央計劃經濟,以保障傾斜投資與補貼,並長期認為南部被北部加盟共和國剝削。這就種下了日後南北失和乃至分裂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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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下實行自由化和工業民主


1944年10月貝爾格萊德解放


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制憲會議宣佈廢除君主制,成立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Federal People’s Republic of Yugoslavia) 。民族政策雖為立國之本,但起初並非南斯拉夫領導者最關心的議題。鐵托自己就宣稱南共 “早在戰前就已徹底解決了” 南斯拉夫民族問題 (1964年12月南共八大報告),方法即建立聯邦制。其實,在1948-49年蘇聯-南斯拉夫交惡以前,南斯拉夫所採取的是蘇聯斯大林式的聯邦主義,地方加盟共和國僅在名義上分權,而聯邦中央政府實際上高度集權。蘇南分裂後,南斯拉夫開始摸索自己的發展道路。1952年南斯拉夫共產黨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黨改名為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 (League of Communists of Yugoslavia,“南共聯盟”),逐步推動分權以及黨政分離,即 “改變黨的領導作用為引導作用。[…] 使行政工作和經濟業務由國家處理,南共聯盟不加干預;南共的主要任務是從事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南斯拉夫自此走上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迥異的道路。

  

鐵托 


愛德華·卡德爾


南斯拉夫官方承認六大斯拉夫人族羣: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塞爾維亞、黑山、馬其頓和波斯尼亞穆斯林 (最後者為1971年增補)。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裔人雖為穆斯林,但並非斯拉夫人,故不在此列。鐵托認為,民族利益與無產階級利益並不相沖突,“是民族還是階級優先,並不存在着什麼疑難之處。[…] 不論有什麼民族特殊性,全國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1971年5月5日在南斯拉夫自治者二次全國大會講話) 鐵托又説:“為 [工人] 階級在本民族內贏得統治階級地位 [就] 代表着民族的利益,而民族的利益則代表着階級利益。” (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報告) 鐵托的這個想法,如果以中國人熟悉的孫中山政治詞彙解釋,那就是 “民族、民權、民生” 問題必須同時解決,而且能解決民生問題就是最高的民族利益。


鐵托認為,“我國人民解放戰爭的一個根本特徵,就在於把爭取民族解放和平等的鬥爭,同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相結合再一起。[…] 民族問題成為了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的事業。” (1977年2月25日在黑山科學和藝術研究院講話) 所以,民族的解放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無論如何,鐵托等南共領導者竭力阻止社會主義南斯拉夫重蹈二戰前南斯拉夫王國的大塞爾維亞主義的覆轍。斯洛文尼亞人,愛德華·卡德爾 (Edvard Kardelj) 副總理在國會宣告:“舊有的臭名昭彰的所謂 ‘大南斯拉夫主義’ 過去曾是,將來也還會是反動的與不能實現的。” (1953年1月南斯拉夫聯邦國會報告) 鐵托提出 “兄弟情與統一” 的口號,並總結:“我們還遇到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共和國和自治省的權力和作用太大了,這樣據説就會導致我國大家庭的解體和團結的削弱。共產主義者有責任從原則上反對諸如此類的傾向。” (1964年12月7日南共八大報告) 


1964年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鐵托表現出共產主義國家領導人中罕見的極高文化智商。他指出,南共的文藝教育政策的出發點是促進各民族 “自然意向的解放,即通過互相的文化影響,彼此發生聯繫並互相借鑑。[…] 不但不否定,而且肯定每各民族在文化創作中民族特點的存在。” 鐵托呼籲全黨全國要 “始終不渝地忠於國際主義,[…] 首先在自己國家內部,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社會共同體裏,做一個徹底的國際主義者 [,] 主張自己國家內的國際主義”,並且提出要徹底肅清教育體制和教學內容中的 “民族主義、唯心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因素”。 (1964年12月7日南共八大報告) 除了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語之外,南斯拉夫還將斯洛文尼亞語和馬其頓語列為法定語言,並沒有嘗試推動語言同化政策,而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語繼續以拉丁和西裏爾字母書寫。換言之,鐵托為了防止大南斯拉夫主義復辟,連基本的文化融合政策都不願意推行。


不過,這就陷入一個思想誤區,即以為:克服了大塞爾維亞主義和大克羅地亞主義就等於克服了剝削、封建階級意識,而此後各民族應該在社會主義下自由發展,且將不會再因為文化差異的存在,而重新衍生排他的、封建保守、民族主義甚至反社會主義的傾向;即使再有民族主義的表現,也只不過是社會主義體制下新出現的官僚主義利益的反映。鐵托甚至為個別民族文化辯護,並批判黨內沙文主義:“眾所周知,馬其頓民族的民族獨立權力曾受到多方面的否定。[…] 令人遺憾的是一直有人在這樣做。這些企圖是出於 […] 政治野心和政治慾望 […] 想再次使馬其頓民族的創造能力停頓下來”。 (1970年6月9日在馬其頓科學和藝術研究院講話) 


 亞歷山大·蘭科維奇


南共黨內第三號人物、塞爾維亞人亞歷山大·蘭科維奇 (Aleksandar Ranković),掌管南斯拉夫情治單位,代表着南共黨內的 “大南斯拉夫主義” 傾向,反對地方分權和黨政分開。1959年,主張分權的黨第二號人物卡德爾在狩獵時遭到意外槍傷,一直有傳是蘭科維奇在背後策劃。1966年,蘭科維奇因在鐵托寢室內安裝偷聽器,被開除黨內外職務。1966年7月,南共八屆四中全會批判蘭科維奇,指在其管轄下的情治單位有 “不正之風”,罪名包括 “壓制社會”。祕密警察遭到批判的情況,在共產主義國家中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蘭科維奇被打倒後,南共更加缺乏國家統一的思想和強制促成統一的行政力量。後來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面對克羅地亞等地的分裂主張時,多對 “蘭科維奇主義” (Rankovićism) 有懷念之情。


卡德爾成為了南斯拉夫獨有的 “工人自治” 路線最有力的推手。“工人自治” 起源於戰時組織後方生產的一種辦法。為了鼓勵工人生產積極性,並填補戰時企業缺乏管理人員,南共遊擊隊推動工人用民主方式管理工廠,選出工人委員會,並推舉管理人員,但這套模式在戰後南斯拉夫短暫實行斯大林主義集權的時候又被擱置。在1945-53年間, “工人自治的權限還不很大,企業的經理仍由國家任命”。以1953年為分水嶺,工人自治開始上軌道,企業廠長、經理雖然由國家招聘,但是要執行工人委員會的決定。卡德爾認為,企業國有制容易滋長官僚主義甚至利益集團,“勞動者也不能直接掌握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和勞動成果的分配權”,容易產生消極情緒,所以國有制 “並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高級刑式,而只是一種低級形式,只有以企業自治制為基礎的社會所有制,才是最理想的高級公有制形式。”工人自治的社會所有制 “直接地體現了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蘇共在1956年召開二十大,會上赫魯曉夫發表 “祕密講話” 批判斯大林,開啟了共產主義國家自由化的潮流,但接着匈牙利就發生反蘇反共革命,最後被蘇軍殘酷鎮壓。卡德爾宣稱:在蘇共二十大之前,“實際上只有南斯拉夫比較認真地探求並且找到了某種從政治上解決過渡時期矛盾的辦法,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建立了羣眾的自治機構, […] 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 […] 把官僚主義當作一種社會勢力加以徹底清算;[…] 它可以保證將來避免匈牙利式的流血事件和危機”。(1956年12月在南斯拉夫聯邦國會演説) 


南斯拉夫鍊銅廠一景


1963年,南斯拉夫頒佈新憲法,改國名為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開始推動全社會自治,範圍擴大到黨、軍之外的所有國家機關和社會單位,各地建立“自治利益共同體”管理地區事務。1971年憲法修正案通過後,再擴大為 “聯合勞動自治”階段,按1976年《聯合勞動法》,將工廠車間層面定義為 “聯合勞動基層組織”,工廠層面為 “聯合勞動組織”,聯合企業轉化為“聯合勞動複合組織”,全方位實行工人自治。南斯拉夫最早喊出中國在八十年代才奉行的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又自稱為 “統一市場下的社會計劃經濟”,實現計劃和市場的 “最佳配合”。然而,實行社會所有制的真相是,在1949-52年間,南斯拉夫同時面臨外貿危機和熟手工人的短缺。在勞動力短缺、工人有條件要求增加薪酬的時候,當局決定高舉工業民主旗幟,把企業的管理權 ── 包括招聘權和制定薪酬水平的權利 ── 交還予企業員工。而這些工人委員會通常只會選出少數精英工人和白領人員擔任企業要職,形成薪酬與普通工人極為懸殊 (後期甚至達到1:20) 的所謂 “工人貴族”,並且由他們制定薪酬和招聘員工,並鼓勵企業之間進行競爭。結果當局成功通過工業民主,達到了壓抑勞動成本的效果。當局為私有資本保留一定空間,但又對私營企業的擴張作出種種制約,以防止真正的工人無產階級的出現。 

 

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


這並不阻礙南斯拉夫國內和西方各國的左派,把南斯拉夫工人自治視為斯大林國有制以外的一種可行而成功的經濟模式。其中,由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 (Mihailo Marković) 等人領導的南斯拉夫實踐學派 (Praxis Group) 呼籲重新研讀青年馬克思的手稿,特別是1844年手稿中的人道主義精神,並高舉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的旗幟,每年在科爾丘拉島 (Kurčula) 上舉行夏季研討班,吸引西方左派思想巨頭赫伯特·馬爾庫塞 (Herbert Marcuse) 和尤爾根·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等人蔘加。然而實踐學派 “既是南斯拉夫體制在國外的最熱情的宣傳者,也是它在國內的最猛烈的批評者” (Secor, 1999),鐵托對它愛恨交纏,尤其是面對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者的冒起,亟需實踐學派的支持。破局的契機是1968年貝爾格萊德大學生示威。鐵托拒絕派兵鎮壓,反而上電視演説,表示同情學生要求,指責南斯拉夫的官僚系統阻礙學生滿足願望,並振振有詞的説,如果官僚繼續從中作梗,自己甚至願意辭職。鐵托最後當然沒有辭職,反而下令開除八名煽動學生示威的實踐學派哲學家的教職。他們最後要靠貝爾格萊德大學出面,才保住了職位。然而,南斯拉夫更大的危機,將來自各加盟共和國的分裂主義。

 

1968年6月9日鐵托發表電視演説,承認學生示威反映政府存在缺點


(註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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