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嚴復與天津水師學堂

東方歷史評論2019-07-11 18:25:52

撰文:姜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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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嚴復自英國留學回國後,出任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 1890年出任學堂總辦。筆者在《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2002年修訂版)中提出,嚴復從1880年到1887年底所擔任的,其實是天津水師學堂所屬駕駛學堂“洋文正教習”。限於篇幅,書中未展開論述。對此,孫應祥、皮後鋒分別提出質疑, 馬自毅對此問題進行了很好的研究,且又引發了與史春林的討論。台灣學者黃克武也注意到筆者的觀點,並發表見解。討論如此熱烈,為我所未料及。然而,時隔六年,觀點仍未統一。筆者認為,目前爭論的分歧,均是史料不足引起的,僅憑有限史料做猜測、做推論、做過度發揮,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有學者以為,天津水師學堂的檔案資料早已毀於戰火,使得嚴復在天津時期的一些關鍵性細節無法深入瞭解。其實,收藏於上海圖書館的《北洋紀事》(抄本),是李鴻章在北洋大臣任內的公文彙編,其第十冊《水師學堂》,收錄了李鴻章的奏摺批札、水師學堂給李鴻章的報告(稟、詳)、水師學堂起草的規章制度。通過這批公文,結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有關履歷檔案等史料,可以基本釐清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的履歷變遷,訂正傳統説法的錯誤,並加深後人對該學堂乃至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發展沿革、教學和管理制度的瞭解,故撰寫此文,與各位同好分享筆者的心得和依據。


天津嚴復與北洋水師學堂紀念館



1


天津水師學堂的教職設置


天津水師學堂內設三個教學部門,即駕駛學堂、管輪學堂和練船。駕駛學堂培養指揮軍官,管輪學堂培養輪機軍官,分別相當於今天的指揮專業、輪機專業。練船是上述二學堂學生完成理論課程後的海上實習場所。天津水師學堂這三個教學部門是隨着學校發展逐步設立的。


1879冬,李鴻章為發展北洋海軍,仿效福建船政學堂,開始籌辦天津水師學堂。次年8月6日,他正式行文,命天津道、津海關道和天津機器局道員許其光等人着手會議,規劃準備。19日,李鴻章奏請任命前船政大臣吳贊誠籌辦水師學堂和練船,獲得允准。吳贊誠在天津機器東局一帶勘定地基,遴派局員,繪圖估料,興工建造,並草擬規章制度。不久,李鴻章將從英國格林尼次皇家海軍學院留學回國的嚴復,從福州調來天津,參與學堂籌備。1881年5月,李鴻章因吳贊誠回籍養病,難期痊癒,另行任命福建船政局提調吳仲翔總辦水師學堂和練船事宜。需要説明的是,此處所談之水師學堂,均指駕駛學堂。


關於天津水師學堂,以往我們僅看到《萬國公報》所載《天津新設水師學堂章程》,大致知道其學制五年,第一批招收六十名學生,依據成績,分班教學。①對於學堂內部的教學安排、教員配置等方面情況則所知不詳。


《北洋紀事》中,存有該校1881年訂立的《續定天津水師學堂章程》,明確規定(下文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學生入堂試習三個月,分別去留後,即行第其資質進境,分作一、二、三班。第一班歸洋文正教習課督,第二、三班歸副教習二員分課。第一班遇禮拜一、禮拜四日,第二班遇禮拜二、禮拜五日,第三班遇禮拜三、禮拜六日,各以下午二點鐘起至五點鐘止,歸漢文教習講授經史。遇禮拜日,則三班學生全日統歸漢文教習課督,上半日講授,下半日命題作文……


學生入堂第一年,所習西學以語言文字為大宗,兼習淺近算學。第二、三年則以算學為要領,如幾何、代數、平三角之類,均應指授,而中西海道、星辰部位等項,又在兼習之列。第四、五年,所造漸深,當授以弧三角、重學、微積、駕駛、御風、測量、躔晷諸法。若果諸生進境精鋭,則帆纜、槍炮、水雷、輪機理要與格致、化學、台壘學中有關水師者,均可在堂先與訓習,以資後來出洋肄業根柢。以上略舉次第,應責成洋文正教習循序指授,以期日起有功。……


學生入堂半年後,春夏冬三季按季小考,由總辦先期稟請派員會同考校, 並請派熟諳水師西學委員會同洋文正教習校閲試卷,統核分數,酌擬甲乙,由監考官會同總辦呈送中堂鑑定,列榜曉示。其秋季西學漢文分期大考,由總辦呈請中堂定期親臨閲試,以重作養而示鼓勵。……


學生初入學堂,隔日傍晚由二三班洋文教習帶赴學堂外,仿外國水師操法,排列整齊,訓演步伐,並令練習手足,藉壯筋力。三年後每日早晚仍由二三班教習訓練槍炮。至第五年隨同外國練船教習,早晚上學堂前樣船學操帆纜諸事。五年期滿後,洋文正教習會同各教習,將歷年所授各學開列詳單,並各生所造淺深、才器如何,按名出具考語,送由總辦呈請中堂擇期親臨,帶同熟悉西學委員並外國水師官及所延外國練船教習詳加考校。


由此可知,天津水師學堂(駕駛學堂)教職設置極為精簡,洋文正教習實際上是第一班英語暨各項西學基礎課的授課老師,並有“督課”的責任。這種做法,出乎今人對近代西式學校按課程設置任課教師模式的意料,有點像傳統私塾單一老師制的授讀,然而這卻是早期軍事學校的通行做法。我們可以舉出旁證:1883年,福建船政學堂聘請管輪洋教習師丟瓦任教,師丟瓦到職三月,提出辭呈,其理由之一,就是“該教習在外國食俸甚優,功課甚簡,日前總理衙門諮由海部延聘之時,但云延教管輪。外國學堂章程,教管輪者,只教管輪,不教算學。教算學者,又另有教習專司其事,今(船政)後學堂學生,自語言文字算學一切,均歸一人教課,繁勞異常,不能獨任”。 顯然,天津水師學堂在教師課程安排上,與船政學堂的做法是類似的,甚至是效仿的。一些學者沒搞明白這點,將洋文正教習理解為英語教員,產生了望文生義的誤解。 


1881年12月3日,吳仲翔向李鴻章建議增設管輪學堂,培養海軍輪機軍官。 次年4月,天津機器局總辦潘駿德等人在給李鴻章的報告中提到,本月21日接奉憲札,天津水雷學堂開辦已經兩年,效果不很明顯,建議認真遴選,將其中資質學業略可造就者,提歸水師學堂,照章分班肄習。接札後他們做了選拔學生的準備,還確定將水雷學堂校舍改為管輪學堂。 李鴻章將報告批轉給吳仲翔。5月10日,吳仲翔向李報告,他已“督同洋文正教習認真考選”水雷學生。吳仲翔指出,“開堂伊邇,則執事各員不得不先期選派,以期委任得人。除漢文教習、文案、醫生可勿庸設外,其洋文教習,原議以中國現乏管輪好手,先就水師人才選充,俾課語言文字及算學之屬,俟一二年後再延洋師,則洋文教習正副二員此時所宜預派也。” 他建議任命參將銜補用都司薩鎮冰,或都司銜補用守備林穎啟擔任管輪學堂洋文正教習,李鴻章確認的人選為薩鎮冰。  


根據後來制定的《管輪學堂章程》所稱,“水師(駕駛學堂)學生系分三班,第一班歸洋文正教習課督,第二、三班歸副教習二員分課。今管輪學堂所設洋文教習正副各只一員,學生入堂試習三個月,分別去留後,第其資質,分作兩班,第一班歸正教習課督,第二班歸副教習課督”。“正教習設立各班日課簿,月底積計各生諸學分數多寡,列單送由總辦呈報”  ,非常清楚地表明瞭管輪學堂洋文正教習同駕駛學堂洋文正教習是平行的教職,即兩個專業第一班的“班主任”,各自向學堂總辦負責。


再以後,天津水師學堂籌備練船事宜,指派“威遠”為練船,制定《北洋水師練船章程》,通過嚴復向英國皇家海軍學院聯繫招聘練船洋教習。《北洋水師練船章程》規定:


練船設洋教習四員,曰練船正教習,領袖全船,凡為兵船船主一切應知應能之事,號召部署攻戰守禦之方,駕駛積算御風應變之術,皆其所應課。曰槍炮教習,凡槍炮、水雷、魚雷並隨時新出軍械理法原委及施放沈伏攻守避御諸事,皆其所應課。曰帆纜教習,凡御風操縱,臨敵準備,升降攀躋,修治諸法,皆其所應課。曰測算教習,凡算法格致,天文風雨,測繪諸學及各國水戰勝負之由,皆其所應課。……


練船應設公正廉明通曉水師之委員一人,以為約束稽察在船員弁、學生、舵水人等,收發經理全船薪餉、應用物件,勾稽銀錢款目。該委員系與練船正教習敵體,不相節制。現奉憲行以“威遠”為練船,應否即以該船管駕充當委員之處,應候鈞裁。……


練船正教習有調度全船之權,委員亦有管理全船之責。上而帆纜槍炮,下而輪機鍋爐,鹹屬船中要件。正教習及委員均應隨時詳加稽察,督同執役人等,逐一如法部署,期臻妥善。……


練船系歸水師統領及學堂總辦節制。練船出洋巡歷隨在情形及洋教習所課何事,學生人等操作勤惰何若,委員均應隨時詳晰稟報水師統領及水師學堂總辦,以便轉稟中堂察核。


練船在津沽,歸學堂總辦照料;出海操巡,歸水師統領調遣。 


威遠號練習艦


《練船章程》同樣證明,其所配置的四名洋教習,在校直接受學堂總辦節制,出海受北洋水師統領調遣。在管理上,看不出設有“總教習”這樣一個層級。


台灣學者包遵彭在1969年出版的《清季海軍教育史》和1970年出版的《中國海軍史》中,刊佈他所保存的民國海軍部舊檔“軍學類編譯第361號卷”,李照恆等人輯:《天津水師學堂事略稿》,説該校駕駛學堂“設總辦一員、監督一員、正教習一員、副教習無定數、文案一員、操教習一員、司事一員、漢文教習一員、醫官一員、書識二名、洋號手一名、洋鼓手一名”。管輪學堂“設總辦一員(駕駛學堂總辦兼理)、監督一員、正教習一員、副教習無定數、司事一員、其餘均由駕駛學堂兼理”。在人員設置上與《北洋紀事》所存各項公文的記錄基本一致。 


通過上述史料,我們可以清楚地瞭解到天津水師學堂的組織架構,也不難得出明確結論:第一,天津水師學堂成立後,並未設置跨越駕駛、管輪學堂之上,被人想象為教務長的“總教習”職務;第二,駕駛、管輪學堂洋文正教習其實就是“班主任”,除教授英文外,還講授各項西學基礎課程。


2


嚴復是天津水師學堂駕駛學堂洋文正教習


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成立後所擔任的職務,是駕駛學堂洋文正教習,這在《北洋紀事》所錄公文中,存有大量記錄。


1882年4月,天津機器局總辦潘駿德等人報告李鴻章,天津水雷學堂辦學效果不很明顯,“實是教習未得其人”。“水師學堂正教習嚴宗精習西學,於測算格致具有根柢,應令該員就近赴水雷學堂,會同原管各道逐加考校,認真遴選,將其中資質學業略可造就者,提歸水師學堂,照章分班肄習”。他們“擬請行知水師學堂吳道、正教習嚴宗擇日提選”, 吳仲翔也報告説,接到批札後,“職道即督同洋文正教習認真考選,擬拔其尤者令充水師學生,次者令備管輪之選,又其次者商酌位置,或遣歸水雷營。”  


1884年11月9日,吳仲翔、羅豐祿報告李鴻章:


駕駛一班學生堂課既畢,堪上練船,應及時大考……,所有試卷,卑職豐祿會同洋文正教習嚴都司宗光詳加校閲……。卑職豐祿將此次所考駕駛一班學生試卷核定分數,酌擬甲乙及獎賞銀數,並據洋文正教習嚴宗光照定章程,將各生所造淺深,才器如何,按名出具考語,呈送前來。 


在報告中,吳仲翔、羅豐祿對嚴復的教學工作和伍光鑑等三十名學生的學習成績給予高度評價,所以李鴻章同年12月21日上奏“水師學堂著有成效請援案獎勵”。馬自毅發現,這個文件被收入《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52時,改稱“水師學堂請獎折”,但所附擬保人員的詳細名單沒有收入。她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軍機處錄副檔中,找到了為嚴復請獎的原文:


參將銜留閩儘先補用都司嚴宗光,由閩廠出洋肄業,學成回國,派充該學堂洋文正教習,參酌閩廠及英國格林書院課程,教導諸生,造詣精進,洵屬異常出力,擬請以遊擊補用,並賞加副將銜。 


我在軍機處錄副檔所存請獎名單中,還查到以下教職員:洋文教習曹廉正、王鳳喈、陳燕年,洋槍教習卞長勝,漢文教習董元度、鄭籌、顧敦彝、陳壎、林學瑨、陳錫瓚,文牘甘聯潔,司事顧衍貴,官醫柳安慶等。 每人的教職都記錄得非常清晰。


錄副檔所李鴻章奏摺的末尾,還有一道上諭:“光緒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84年12月24日)軍機大臣奉旨:嚴宗光等均著照所請獎勵,該衙門知道,單併發,欽此”。 這道上諭,連同前引李鴻章請獎折,被《清實錄》編者概括整理,記錄為“以北洋水師學堂辦有成效,予教習都司嚴宗光、遊擊卞長勝,學生伍光鑑、王學廉等獎敍有差”。 《清實錄》中提到“教習都司”是種簡略的説法,其他各位教習也未一一列出,但沒有“總教習”,則是毋庸置疑的。


此後,嚴復繼續在天津水師學堂擔任洋文正教習。《北洋紀事》中最後一個稱呼嚴復擔任此職的文件,是題為“光緒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87年12月13日)水師學堂呂耀鬥會同沈保靖、羅豐祿詳北洋大臣李”的報告:

  

駕駛一班學生堂課畢業,照章應行大考……,十五日蒙憲節蒞堂考校,諸生面聆啟發,感奮逾恆。所有試卷復經職道豐祿會同洋文正教習嚴遊擊宗光、副教習麥賴斯等詳加校閲……。英國領事璧利南素輕中國水師學生,此次考後,經職道豐祿示以題紙,彼亦推為僅見。良由正教習嚴遊擊專講水師算學二十餘年,其奧窔曲折一一週知。 


從《北洋紀事》所收公文內容看,其對嚴復擔任水師學堂洋文正教習的記錄是連貫有序的,也是可靠的;與一檔館所存軍機處檔案,可以相互印證。這也正是筆者提出“直到1887年底,我們從文獻上看到嚴復仍然只是天津水師學堂洋文正教習”觀點的依據。至於他究竟何時不再擔任洋文正教習,以及是否擔任過學堂“總教習”,在水師學堂文件及李鴻章的奏摺公文中,迄今尚未找到記載。


馬自毅考證,關於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任職總教習的説法,最早來源於池仲祐1917年在《海軍大事記》中作的記載:“(光緒)六年庚辰,天津設立水師學堂,以嚴復為總教習。”其後,嚴復兒子嚴璩撰《侯官嚴先生年譜》,又將這個説法細化,稱作“庚辰(1880),府君二十八歲。直督李文忠公經營北洋海軍,特調府君至津,以為水師學堂總教習,蓋即今教務長也。”再以後,王蘧常《嚴幾道年譜》,以及其他研究者普遍採用了嚴璩的説法。


馬自毅還説,“從目前已刊各種嚴復本人的論著看,沒有任何自稱‘光緒六年擔任(或者“曾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的文字’”。 這個説法並不準確。查嚴復在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被光緒帝召見時所呈履歷,就出現過光緒“六年十月調派天津水師學堂洋文總教習” 這樣一個奇特的職務稱謂。


1889年12月1日(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在日記中稱:“接嚴又陵……信,嚴又陵現充天津水師學堂事宜總教習,保舉知府。” 這是同時代人唯一的記錄,目前尚屬孤證。我們仔細辨析,不難發現,無論前述“洋文總教習”的履歷,還是《郭嵩燾日記》裏的記錄,其實都來源於嚴復自謂,尚未找到其他官方文件佐證。而官方文件證明,他自稱光緒六年十月擔任天津水師學堂洋文總教習,顯然是不準確的。倘若相信嚴復告訴郭嵩燾的説法,也只能説明,嚴復遲至1889年方才出任這一職務,倘若我們持謹慎的態度,則不妨繼續尋找證據。由於水師學堂是個新設單位,教習更非經制官員,究竟叫什麼,在當時並不十分重要,即使説錯了,也關係不大;但今天卻成了學術界的疑惑。究竟為何出現“總教習”提法,我們依然只能存疑。至於有的學者説“總教習”就是“洋文正教習”,相信讀完本文的考證,學術界同仁自會得出公允的結論。


還需指出,在早期新式學校中,同文館設有總教習,由西人丁韙良擔任,職責類似“教務長”。 福建船政學堂起先沒有“總教習”,1887年(光緒十三年)起開始有這個提法,從其性質看,有點象“班主任”。 檔案史料中最早出現“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的提法,是李鴻章1887報銷北洋海防經費(光緒七年正月至光緒八年十二月兩個財年)的奏摺,其中提到“水師學堂總教習洋員高文薪水、川資銀一萬八百三十八兩七錢九分”。 這個高文後來未見記載,其承擔的“總教習”究竟分管何項工作,也不清楚。而這些形形色色的“總教習”,惟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都是洋人。


3


嚴復何時出任水師學堂會辦?


在天津水師學堂,嚴復本來走武職發展路線。1884年底,他因李鴻章保舉,獲得補用遊擊,並賞加副將銜。但當時官場發展,重科舉正途出身,嚴復本人尤其在乎,遂於1885年捐了監生,並於當年參加鄉試,不第。此後,他於1887、1888年又兩入秋闈,均失敗而歸。1888年10月(光緒十四年九月),他報捐同知、雙月選用。1889年初(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因在水師學堂出力,經海軍衙門保奏,請免選本班,以知府不論雙單月選用,奉懿旨依議。 從此嚴復獲得候選知府的文官頭銜,不再使用“都司”、“遊擊”等武職官階。


天津水師學堂的管理職位為總辦和會辦提調。前文提到,前兩任的總辦是曾任福建船政大臣的吳贊誠,和曾任福建船政提調的吳仲翔。在吳仲翔任職後期,李鴻章將福建船政提調呂耀鬥調來充任會辦。1886年,吳仲翔離任,呂耀鬥繼任總辦。台灣學者王家儉教授注意到,水師學堂“會辦一職並不常置”, 呂耀鬥任總辦後,會辦一職就出現了好幾年的空缺。


嚴璩《嚴譜》載,嚴復1889年擔任天津水師學堂會辦。孫應祥認為嚴復是在光緒十五年十月(1889年11月)以後被任命為會辦的。 馬自毅則説,嚴復在光緒十五年秋天擔任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她認為,“至少在光緒十八年前後,嚴復仍未被授以實官”。 


嚴復


馬、孫的看法,其實依據均來自前引郭嵩燾所記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收嚴復信,得知他“現充天津水師學堂事宜總教習,保舉知府”。只是馬自毅不採信《嚴譜》所稱嚴復本年就任會辦之説,她表示“未見任何相關史料,不知何據”,她推斷嚴復是在此年秋天郭嵩燾收信前的某個日子出任總教習。孫應祥對嚴復這一時期任職的記載,主要依靠《嚴譜》。為了協調同年之內嚴璩記載與郭嵩燾記載的矛盾,他將嚴復出任會辦的時間,放到郭氏收信之後。


馬自毅此處仍然有誤。嚴復本年出任學堂會辦也有史料記載。按照嚴復1898年奉旨召見時所呈履歷,他於光緒“十五年二月奉委會辦天津水師學堂事宜” ,這與《嚴譜》在年份上恰好一致,但與孫應祥的考證在月份上有差異。按説會辦是水師學堂第二號人物,嚴復履歷對此記載應當是嚴謹的。而且嚴復獲得保舉知府,是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之事,則郭嵩燾的記載顯得有些奇怪,二者之間何以出現不一致,尚待進一步考證。


但嚴復二月出任會辦似乎又早了一點。從本年6月6日(五月初八日)水師學堂總辦呂耀鬥與羅豐祿就管輪學堂學生畢業給李鴻章的報告標題看,嚴復沒有同呂耀鬥並列列名,似乎還不象是會辦:


光緒十五年五月初八日水師學堂呂耀鬥會同羅豐祿詳北洋大臣:


管輪第二屆畢業生照章舉行大考……職道豐祿遵於三月二十三日起,邀同丹國海軍兵官温德排日赴堂,會同職道耀鬥將管輪畢業學生鄭聽如等一十三名,試以算學、代數……計二十二項,經温德會同洋教習希耳順,將諸生所考各學試卷細加評閲……。 


同年11月11日,嚴復母親去世,他回福建奔喪。1890年5月30日,嚴復乘“海晏”輪返回天津。接着,嚴復與總辦呂耀斗的名字在學堂公文的標題上出現了並列:


光緒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水師學堂呂耀鬥、嚴復會同羅豐祿詳北洋大臣:


駕駛第三屆學生堂課畢業,照章應行大考。經職道耀鬥、卑府復詳請憲台定期親臨閲試……奉憲台批:“本大臣定於五月初一日親臨閲試,並飭水師營務處羅道於前七日邀同外國水師兵官分日會同認真考校……”。


職道豐祿遵於四月二十二日起赴堂,會同職道耀鬥、卑府復調集駕駛一班學生劉秉鏞等十九名,分日試以天文積算…… 


此後,呂、嚴的名字在水師學堂公文標題上均為並列,比如:


光緒十八年四月十七日水師學堂呂耀鬥、嚴復會同羅豐祿詳北洋大臣李: 


職道耀鬥、復等具詳,管輪第三屆畢業生照章舉行大考…… 


光緒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水師學堂呂耀鬥、嚴復會同羅豐祿詳北洋大臣李:


駕駛第四屆學生堂課畢業,照章應行大考。經職道耀鬥、復詳請憲台派員考試…… 


從前官員丁憂,可執掌書院教席。官辦新式學堂教員,也無需守制三年。但學堂負責人的任命亦不會在他回家料理喪事期間發表。筆者推測,似應在其請假離津前已經下達更為合理,即在1889年(光緒十五年)11月前,嚴復已獲會辦的任命。這與《嚴譜》及嚴復履歷在年份上是一致的,與他返回天津後給四弟嚴傳安的家信中説的“學堂公事山積,呂道皆推俟兄到津時措辦。體怠事繁,然無可推諉也” 的説法也可互證。


1891年10月8日,李鴻章在“辦理海軍請獎折”所附清單中提到:“直隸試用道呂耀鬥擬請歸候補班前補用”,“候補知府馬復恆、鮑蘭徵、嚴復均擬請免選本班,以道員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先選用”。 從此,嚴復獲得候選道的官銜。


4


嚴復何時出任水師學堂總辦?


嚴璩《嚴譜》稱,嚴復於1890年由“直督李公派為總辦水師學堂” ,現在這已成為各種嚴復傳記的通行説法,但同樣值得質疑。


首先,天津水師學堂總辦呂耀鬥直到1893年夏季一直在任。李鴻章1893年8月25日與慶郡王奕劻通信討論昆明湖水操學堂學生來天津考試事宜時,提到“當即遴委熟諳西學之羅道會同水師學堂呂道、嚴道認真考校”。 顯然,嚴復此時不可能擔任學堂總辦。


其次,1890年嚴復的官銜是候補知府,還沒有升到候選道,做總辦資格不夠。曾經讀過江南水師學堂的周作人説:“無論軍事或非軍事的學堂,向來做總辦的人總是候補道。” 這話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可查,卻是當時的實情。


第三,在嚴復履歷中,記載他於光緒“十九年十一月(1893年11月至1894年1月)委辦天津水師學堂。” 這是關於他擔任水師學堂總辦的最重要記載。


嚴復雖從小受西學教育,卻是個功名心很強的人,是以他有“四十不官擁皋比,男兒懷抱誰人知?”“當年誤行旁行書,舉世相視如髦蠻” 的怨辭。水師學堂緩慢的升遷之路,使他頗有怨言。在他前面,總辦呂耀鬥擋住他晉升的道路。


呂耀鬥,字庭芷,號定子,江蘇陽湖人。1828年(道光八年)生,1846年18歲中舉人,1850年22歲中道光庚戌科進士,與徐桐、王凱泰、袁保恆、俞樾、吳可讀為同年,此時距嚴復出生,尚前四年,可見科名極早。1886年,呂耀鬥進京交內閣驗看後,被李鴻章調至北洋。旋任天津水師學堂總辦。呂耀鬥雖無新式海軍背景,但資歷老,與吳仲翔一樣,做過福建船政提調, 熟諳官場世故的李鴻章不會將其隨意擺放。可他在水師學堂仕途蹭蹬,一干竟是七年。時人説他“劍佩奮發,胸有甲兵,然亦用而不盡用,坦然處之。而慷慨之氣,終欲為康乂民物,償其夙志,出入軍中,逡巡有年”。 天津的英文報紙《中國時報》曾説,呂耀鬥是位翰林,“學識淵博,和藹可親。在他管理下,當地人和外國人十分和諧融洽,沒有摩擦。”外國人撰寫的評論認為:水師學堂的“成功來自於誠懇的工作,不搞陰謀詭計。而這個國家很多有用的機構,正是被各種陰謀伎倆,搞得一塌糊塗。”  


水師學堂總辦或會辦,都是差使而非實缺。欲使“用而不盡用”的呂耀鬥讓位嚴復,要麼放實缺,要麼平調差使。從操作上講,兩者都要等待機遇。即便平調差使,對於呂耀鬥這種老資格的官員來説,也要謹慎考慮他本人的感受和官場內部複雜的人脈關係,其中道理,古今皆然。可惜今日學者對於這種細微之處很少悉心體察,常為嚴復晉升緩慢而着急,認為他專學海軍,滿腦子西學和愛國思想,不會奔走夤緣,與北洋官場格格不入,所以不被重用。其實,嚴復既然放棄武職,改為文職序列,又不是科舉正途出身,晉升困難當在意料之中。呂耀鬥和其他候補道要在狹窄的仕途上漫長地等待,嚴復也只能跟着等待,這是官場的規則和程序。


1894年12月2日(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李鴻章奏稱:


天津道方恭釗由湖北荊宜施道調補今職,前後接算,歷俸已滿六年。經部調取引見,自應委員接署,以便交卸,給諮赴部。所有天津道篆務,查有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候補道呂耀鬥,品學純粹,資勞甚深,堪委署理,仍兼辦綏鞏支應局事務。除檄飭遵照外,理合附片具奏。 


此時,呂耀斗的身份是候補道,兼辦綏鞏支應局事務,已為嚴復騰出水師學堂總辦的位置,轉管綏鞏軍事務了。這與嚴復履歷中所稱在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委辦天津水師學堂的説法可以相互印證。嚴復擔任水師學堂總辦,是獲委重要職務,與洋文正教習不可同日而語,其任職時間與撰寫履歷的1898年也很接近,故我確認這條記錄是可信的。時年嚴復40歲。


5


如何評價嚴復在水師學堂的工作


嚴復是第一批派赴英國的海軍留學生,回國後在天津水師學堂工作,前後凡二十年,對該校的建設和學生的培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由於史料的缺乏,後人對嚴復在這個時期的工作狀況所知甚少。學術界對嚴復這個階段的研究,帶有很大的推論和想象成分。


嚴璩曾説:天津水師學堂“以吳觀察仲翔為總辦。是時,府君僅積資保至都司武階。當日官場習慣,不得不以一道員為一局所之長,而該學堂之組織及教授法,實由府君一人主之。” 我們通過前面的考證知道,嚴復其實並不是“總教習”,也對天津水師學堂由單一教習講授全部西學基礎課程的做法有了瞭解,就不難從另一個角度來領會“學堂之組織及教授法,實由府君一人主之”的真實含義。但把這話被解釋成“事實上他卻擔負了總辦(校長)的責任”, 則是言過其實。


嚴復一直被認為基礎課程學得很好,可以作為教員培養使用。他的教學情況究竟如何呢?我在拙著《龍旗飄揚的艦隊》中,曾舉留美幼童樑誠對他上數學課的批評,來質疑他的教學水準。樑誠1881年被從美國撤回國內,次年在天津水師學堂就讀。這位麻省名校菲列普中學(Phillips Academy,Andover, Mass)的學生説:“我們的總教習(筆者按:譯文如此),那位在英國受教育的,像其他中國教習一樣不知如何施教。他上課每次念一小段,使人一聽見他就感到噁心。數學應該是他的本行,但我們常發現他做幾何及代數時也造成不必要的問題,他照書本一字字往下念” 。樑誠是當時極少數既受過正規外國中學教育,又聽過嚴復本人上課的學生,有很好的比較能力。他的記錄,是值得參考的。


1884年秋天,天津水師學堂第一班學生畢業。吳仲翔、羅豐祿、嚴復於10月30日至11月4日對學生進行全面考試。其中4日還邀請英國助理領事霍伍德(W.Howard)和俄國炮艦艦長史塔克(Storck)一同檢查。7日,李鴻章本人也到校面試。吳仲翔、羅豐祿在給李鴻章的報告中稱: 


卑職豐祿查英國水師章程,學生屆上練船,考試題目除他國語言文字外,計僅算法、代數、幾何三項,所考分數以得三分之一者為中選。上船之後方習三角、駕駛、天文、重學諸書。今天津水師學堂一班學生三十名,本屆大考題目,除英國語言文字外,於算學、代數、幾何、平弧三角、駕駛積算、推步闡理、重學、地輿均已受課,而所得分數過半者多。上船後,只須專習槍炮、帆纜,便堪器使。如令出洋續習,益求精密,則根柢既深,端緒易引。……從前閩廠洋教習初入中國,憚其繁難,在堂未課。嚴教習知其用廣法良,不厭講解,閲諸試卷,於重測一法,推步多能如式。夫天文算學不難於布籌而難於立表,不難於墨守成規而難於推闡理數。從前洋教習期諸生之速化,用前人之成書,但課檢尋,未探奧窔,遞乘級數多付闕如。嚴教習踵格林之規模,授立表之算法,雖朱仁杰之《四元玉鑑》,李治之《測圜海鏡》,算家所憚為艱深者,無難迎刃而解。故其闡理一項,多為卑職豐祿從前所未習,出其題紙以示俄國水師兵官,詫其精審,疑為英國算家所出……。今各省西學學堂,教習多屬洋員,而天津水師學堂專用華員,自非選材嚴密,課導認真,學生造詣斷難若此。卑職豐祿身為學生,於西學甘苦尚知一二,疊承憲恩,委考學堂,不敢阿好溢譽,亦不敢避嫌緘然,僅就識知所及,據實直陳。職道仲翔查自開堂以來,時閲三載有奇。學生疊經淘汰,駕駛一班僅得此數。仰荷憲台逾格甄培,在堂教習各員鹹能勤於約束課導,諸生亦知奮勉用功。茲際畢業,察諸生所造,雖材質不無高下,未能一律精深,然以配上練船,酌派出洋,尚均具有根柢。經會同卑職豐祿,將此次所考駕駛一班學生試卷核定分數,酌擬甲乙及獎賞銀數,並據洋文正教習嚴宗光照定章將各生所造深淺,才器如何,按名出具考語,呈送前來,謹分別開列冊折,並各項題目試卷,統呈鈞定,俯賜添榜,並試卷札發,實為公便。 


以上考核業績,便是前述李鴻章所上“水師學堂請獎折”之由來,亦是嚴復獲得以遊擊補用,並賞加副將銜的晉升依據。李鴻章説:“今年春秋兩季,經臣飭派委員羅豐祿邀同英俄兩國水師兵官到堂會考,該兵官等僉謂,歐洲水師學堂所留以俟上練船後指授之學,此堂均已先時預課。羅豐祿亦謂堂中所授繁難諸學,多為從前閩廠駕駛學堂洋教習所未及課”。 人們據此相信學堂辦學成績斐然。


問題在於教學質量究竟如何?


英國外交部檔案中,保存有英國駐天津助理領事霍伍德參加本次考試後撰寫的觀察報告。霍伍德寫道:


這場考試給我的印象是,老師頗具耐心,學生無疑也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校方告訴我,(學堂章程)第三條規定本校為五年學制,參加考試的學生已經學了三年半。他們熟練地掌握了英語,足以用原版教材學習英語語言和文學、地理、幾何、三角、靜力學和動力學、航海理論與實踐等課程。他們用英文工整寫就的答卷堆積如山,但整套體制的實際成效甚小。一個已經通過理論考試並將登上練船的學生連下列簡單問題都給不出令人滿意的答案:航海主要使用什麼儀器?什麼是船的風壓差?這讓旁觀者不由想到,三年間的教育花費被浪費掉了。數百年來停滯不前的中國人的頭腦,不適合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


霍伍德還説:


最好的前三十名海軍學生被逐一叫來,由嚴先生和羅豐祿先生面試。順便指出,這二位似乎對航海的理論和實際知識駕輕就熟,無所不知。前十二名學生的回答很有才智,但隨後學生的答題水平開始下降,有些學生居然不知道球的截面會形成一個圓。同樣令人奇怪的是,竟有那麼多學生堅持認為經緯儀是航海中使用的主要儀器之一。


霍伍德認為,午飯後在操場上的隊列操練顯然好於上午的考試。不過他説,這種行進中手臂在身前搖擺的操練,畢竟是非軍事的把戲。 


霍伍德對嚴復的評價是正面的,但他批評了學生的學習效果。依據經驗,區區三年半時間,要把毫無西學根底的學生,通過對英語、數學、物理課程的速成教育,達到初、高中水平,顯然極為困難。同樣,對嚴復本人來説,從做學生到做教師,也有適應和提高的過程。誠如王家儉先生指出,“以我國當時的教育體制及科學技術,當其創建初期,諸多均難達到理想,自為意中之事”, 但教學成果是否有浮誇報功的成分,後人在研究時也須細辯。


1886年11月,李鴻章前往天津水師學堂,視察季度考試。根據《中國時報》報導,他考察了學生的中英文各科目的教學。嚴復執教的駕駛學堂獲得很高評價。數學考試採用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對海軍上尉的試卷,參試者除一兩人外,均獲通過。40%的學生表現優秀。 


1887年秋天,駕駛學堂第二屆學生即將畢業,《中國時報》跟蹤報導了季考情況。考試科目包括代數、三角、航海術和理論航海天文學等。題目仍由嚴復選自皇家海軍學院,有的問題要花費3-6小時才能答完,難度相當高。但考試結果,多數人成績達到標準之上。各課平均分,分別為55、53、50、51分,去除一二個因病假而表現不佳者,則分數為60、56、53、54。在二十名學生中,有八人的分數在80分以上。此外,立體幾何及幾何學錐線法,平均成績為46分,其中四人成績超過75分。靜力學平均成績為34分。航海天文實踐課,學生反映難度較大,平均成績為48.4分,有兩份卷子達到皇家海軍學院的榮譽標準,一人滿分,另有三人在80分以上。測繪學平均成績均在60分以上。 


從11月21日起,呂耀鬥、羅豐祿及前福建布政使沈保靖,開始對學生進行畢業大考。25日,英國海軍軍官馬圖林、法國海軍軍官馬羅勒,大副賁璧尼勒、隨員達禡都也應邀參加考試。考試科目包括英語、算術、地理、代數、平弧三角、物理、化學、力學、駕駛等十五項。29日,李鴻章親臨水師學堂閲視。洋文正教習嚴復、副教習麥賴斯(William Mcleich)也參加了考試。呂耀鬥等人事後撰寫的報告稱:


職道豐祿查英國海部章程內載,凡副勒夫脱難(按即lieutenant,海軍上尉)在格林書院(即格林尼次皇家海軍學院)學成,大考題目除他國語言     文字外,計代數、幾何、三角算法、重學、格致、駕駛、天文測量儀器等若干項,分數得六分之一者為中選。今駕駛一班學生入堂前後僅四年有餘,已將英國海軍副勒夫脱難應知之學一律畢業,且多習割錐、化學、流質重學、動重學、魚雷五項。本屆考試,除英國語言文字、算學、化學、格致四項及割錐等五項由職道豐祿會同正教習嚴遊擊等命題外,其餘系試以英國格林書院題紙。統計全班中得分過四分之三者六人,四分之二者十人,其餘亦皆在三分之一之上。英國水師兵官馬圖林等共歎學生造詣之精純,稱為意料所不及。英國領事璧利南素輕中國水師學生,此次考後,經職道豐祿示以題紙,彼亦推為僅見,良由正教習嚴遊擊專講水師算學二十餘年,其奧窔曲折一一週知,學生中時有不能領悟,一經口授指畫,無不融會貫通。副教習麥賴斯長於推算,諸生每日受課後,復經發難相稽,令其布算,以期心靈手敏,諸生獲益更多。故本屆考試代數、三角、駕駛等,設題多至十數問,限兩三點鐘交卷,從無草率不完之弊。從此派上練船,只須歷練風濤,專習槍炮帆纜,印證所學,便成水師全材。英國水師兵官馬圖林等所稱似無過譽。職道耀鬥查自光緒十年上屆一班學生畢業,經將二三班學生馮琦等升並一班,交正教習嚴遊擊授課,不憚繁難,苦心啟牖,時閲三載,日起有功。上年復添洋教習麥賴斯入堂,功課認真,和衷商榷,諸生等鹹能仰體憲台作養德意,無不恪循繩範,奮勉圖成。茲際畢業之期,詳加考校,雖造詣不無優絀,未能一律精深,然以配上練船,酌派出洋,尚均具有根柢。 


從以上呂耀斗的報告,參考《中國時報》的報道,可知學校教學在嚴復的努力下,確實在不斷進步。


天津水師學堂炮法操練


1888年春,管輪學堂第一屆學生畢業上練船實習。李鴻章派羅豐祿並邀請法國海軍工程師福利士(G.Filche)到校考核。查閲呂、羅事後遞交給李鴻章的報告,以及福利士給李鴻章的單獨報告,均未提及嚴復的教學或教學管理,提到的教員為正洋教習霍克爾(H.W.Waller)和副教習希耳順(G.H.Hearson)。 霍克爾、希耳順均為嚴復1883年與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總教習藍博德(Captain Lambert)聯繫後,由該校推薦派送來華任教的。 同樣,1889年春,第二屆管輪學堂學生畢業,呂、羅遞交給李鴻章的報告,1892年第三屆管輪學堂學生畢業,呂、嚴、羅遞交給李鴻章的報告,也都沒有提及嚴復。而1890年第三屆駕駛學堂學生的畢業考試報告,則指出嚴復和洋教習麥賴斯“互相課授,指示奧窔,不敢憚煩”。 1892年秋,第四屆駕駛學堂學生畢業,嚴復已是學堂會辦,他和呂耀鬥、羅豐祿聯名提交給李鴻章的報告中,不再細談教學功績了。


6


謹慎評論李嚴關係


嚴復是李鴻章親自點名從福建調來天津的。1880年3月28日,李鴻章在給船政大臣黎兆棠的信中表示:“此間逐漸購置新船,管駕頭目暫取資於閩廠,既慮人才有限,而水手等亦募南人,尤恐人地不習。故擬仿設水師練船學堂為造就之基。創辦伊始,師徒均少。丹崖星使迭函嚴宗光堪充教習,閩人多引重之。夏間學生出洋後,允飭赴津,感盼之至!” 8月下旬,嚴復到達天津,拜謁李鴻章,從此開始他的北洋生涯。李鴻章對嚴復的到來十分重視,他寫信告訴吳贊誠:“頃該生來署稟謁,囑於明日趨謁台端。見在學堂甫經動工,應否留局暫住,討論一切?” 此後李嚴關係並不熱絡,原因不詳。1890年,嚴復在家信中説:“用吾弟之言,多見此老果然即有好處,大奇大奇”, 常被傳記作者演繹為嚴復走了李鴻章的門路,由此當年獲任學堂總辦。 本文的考證説明,嚴復該年其實並未獲任總辦,那些後人編造的官場故事也就不能成立,甚至,《嚴復集》中所載的這封沒頭沒腦的抄件,“此老”究竟是誰,本來沒有解釋,將其附會為李鴻章,既不嚴肅,也不可靠。


嚴復有做官從政的抱負,在北洋卻沒能實現,在存世的一些文字中流露出懷才不遇的孤獨。這一時期保留下來的有關嚴復人際關係的資料很少,尤其是李鴻章對嚴復的評論,1880年後就不再看到。陳寶琛在嚴復的墓誌銘中説:


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翦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牸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法越事敗,文忠為德璀琳輩所紿,皇遽定約,諅言者摘發,疑忌及君,君亦憤而自疏。及文忠大治海軍,以君總辦學堂,不預機要,奉職而已。 


這段話,以往被研究者普遍引用,據此認定嚴復思想過於激烈,使得李鴻章與他疏遠,把李嚴關係簡單圖解為愛國觀念之爭。在筆者看來,陳寶琛的記錄可質疑之處有三:一是嚴復固然狂放,但上述言論從當時語境來研判,並不過分。二是德璀琳事件即1884年5月李鴻章與法國代表福祿諾談判,消息泄露,與嚴並無關係,嚴復恰是在1884年底,獲得第一次保舉。三是把這次懷疑造成兩人的疏遠延申至後來嚴復出任總辦,竟不獲參與機要,更是言過其實。説到底,天津水師學堂這樣一個學校,又有多少機要呢?我們大可不必在嚴復擔任教習的時候,非説他實際上擔任總辦的責任,而做到總辦之後,又説他不預機要。


當然,也可以把“不預機要”放到更大的概念中去理解,即嚴復在北洋只是從事教育,沒有成為李鴻章的幕僚。天津水師學堂規模並不宏大,前後共培養了6屆125名駕駛專業學生,其中嚴復親自授課的1-3屆,計88人。此外還有6屆85名管輪專業學生。嚴復在校二十餘年,先在吳贊誠、吳仲翔、呂耀鬥領導下做教學工作,後來全面主持校務。李鴻章對嚴復的使用上並不存在歧視。比如勸他戒鴉片煙,比如允許他參加科舉考試。在官職上能夠關照的,也都關照到了。以當年一同派往歐洲留學的馬建忠、陳季同、羅豐祿三人來進行比較,馬建忠早先隨傳教士學習外語,出國前已入李鴻章幕府。他以郎中資格,作為留學生監督李鳳苞的隨員,與海軍留學生一起出國,在法國留學國際法。回國後仍留北洋辦理洋務,後來擔任過輪船招商局會辦和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官銜是道員。陳季同是福建船政前學堂第一屆學生,海軍留學生出國時,他是李鳳苞的文案。在法國,他也專攻國際法。後來隨李鳳苞轉入駐德、駐法使館,升為參贊。陳的官銜級別走武職,一路升至副將、總兵、提督,但換成文職,同樣不超過道員。更有可比性的是羅豐祿,羅與嚴復均是船政後學堂同學。1878年在英留學時,即捐主事,還有“船政大臣吳贊誠派帶出洋肄業學生前赴英法德各國襄辦肄業局事宜”的名分,做過李鳳苞的翻譯。1881年,羅豐祿被李鴻章調赴天津,派辦北洋水師營務處,兼辦洋務,並擔任李鴻章的英文祕書。同年因出洋學生學成回華案內,以直隸州知州分省補用,並加四品銜。1885年因出洋肄業暨天津招募學生學業有成及中西教習出力人員請獎案內,奏保以知府分省補用,又以歷年防務出力案內奏保以道員分省補用。1893年經李鴻章奏保以關道記名簡放。 羅豐祿出國前、畢業後的職務始終在嚴復之上,1885年獲候補道員時,嚴復為遊擊,賞加副將銜。同年嚴復捐監生,改走文職路線,雖四次鄉試未售,依然在六年裏追成候補道,全部功績是在水師學堂教書而已。嚴復沒能如羅豐祿那樣,“凡以調外交、策戰守,……無所不諮”, 跨入北洋決策的核心圈子,他私下對羅豐祿略有不悦,聲稱“李中堂處洋務,為羅稷臣壟斷已盡,絕無可圖”。 但就海軍教育的本職而言,後人並不能舉出他受到李鴻章排擠的具體事例。


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任職階段,是他思想和學術日臻成熟的時期。在搞清楚他的任職情況之後,進一步摸清他的工作狀態和在北洋官場的處境,對於正確把握他的思想脈絡發展軌跡具有積極意義。筆者認為,歷史人物研究的深化,需要發掘新鮮史料,開拓觀察角度,把人物放回他當時生存的環境中去考察,從而得出可靠的結論。不能僅憑鱗光片羽,就串綴概念,過度發揮。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任職,洋文正教習、會辦、總辦三個職務,不能算是什麼大題目,近百年來,卻一直沒有弄清楚,其中不少迷惑還是嚴復自己佈下的,使得史學界研究嚴復的學者都走了彎路。戊戌前後,嚴復因翻譯西學名著享譽天下,以此推論他先前在水師學堂的表現,推論他和李鴻章的關係,尤其需要謹慎。事實上,研究這一時期李嚴關係,我們所缺乏的,不是想象力,而是過硬的原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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