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街頭三女人

民國文藝2019-07-11 10:47:01

那年元月我到紐約,木心是八月到的。秋天,我們在地鐵遇見了,周圍擠滿乘客,有位我認識的上海畫家陪着他,彼此介紹。問起出國前單位,他説是工藝美術機關,所以我不知他是畫家,更不知他會寫作。我記得他看人的眼神,鋭利,專注,狡黠,還有我熟悉的滄桑:所有那十年的風雨中活過來的中年人的滄桑。

當時我們同在曼哈頓一所美術學院混留學生日子——那也是1920年代聞一多留學的學院,名叫“藝術學生聯盟”——八十年代,三五位上海留學生常逃出教室,聚在咖啡館胡扯,有時木心也在。他年齡最大,總會逗人笑,但我倆沒有深交。

1983年春,當地華僑日報文學副刊出現木心短篇散文《街頭三女人》,一讀之下,我很驚訝。那時我與王安憶和阿城通信,得到他們持續寄來的小説,寫得很好,但是,不消説,是我們這代人的話語和故事。可是木心兩篇小文讓我讀到一種老練的、久違的文體——如今我才明白,那就是民國作家的文風,是我少年時閲讀魯迅等等留下的文字印記——我立刻找人要到他的電話,撥過去,説,木心你寫得真好啊。

他很平靜,説,找時間見面談。有天下午他來了,進門後點了煙,昏天黑地地聊。我做了夜飯留他,談到凌晨兩點。紐約地鐵通宵運行,我送他回到他在傑美卡地區的寓所,上樓繼續聊,他熱了兩杯牛奶,各自喝了,分手時已清晨四五點鐘。

從此我們隔三岔五見,他帶了剛寫好的手稿給我看。再後來,我就一撥撥帶了畫畫的哥們兒找他玩。

——陳丹青


街頭三女人




據説第二次大戰後,像紐約這樣的都市,根本不見沿路設攤或推車叫賣的人。近幾年卻到處有撐起篷傘賣三明治、熱狗的,有擺攤子賣T恤、裙、褲、腰帶的,更有賣陶瓶、瓷盤、耳朵上脖子上的裝飾品、現榨的橘子汁、當場刻的木雕、手繪的襯衫。花生米、榛子、腰果、核桃仁,都上了人行道。密切應時的是晴天賣草帽,雨天賣傘——社會經濟不景氣?


是這樣。都市街景情趣盎然?是這樣。我常注意這些人的臉,與我所思相符,都是良善的——只是覺得這些都是耶穌同情而上帝卻不理睬的人。耶穌説富人要進天國,比駱駝穿針孔還難。上帝説窮人要進天國,比兩匹駱駝並排穿針孔還難。上帝是在富人這一邊的,否則富人怎能富起來——凡是經上沒有的話,我們可以補上去。


此外,還有比小商販更淡泊的謀生者:


一個青春已去的女人,常在較寬闊的人行道上伏地作粉筆畫,地面本有着等邊六角形的凹紋,她利用這些蜂房格,畫出人臉、花朵,伴以多種圖案。一個小時畫了一大片。因為色彩和形象十分奪目,使人只見地畫不見作地畫的人。幾次後我才看清楚是一個瘦小、灰黯、弓背蓬頭的女人——我常會不知不覺想起什麼現成話來,福樓拜説:“顯示藝術,隱藏藝術家”。心中不禁暗笑,又責備自己太淘氣太刻薄,便掏出幾個硬幣,俯身輕放在地上,不期然看見了她的臉,滿臉的汗,蒼黃、疲苶,她真髒,沒有心情洗臉(洗臉也要有好心情),既然目光相接,我該説句話:


“你畫得很美麗。”


“我可以畫得更好。”她説。


“我相信。”我想走了。


“為什麼別人不和我説話?”她撩起額上的亂髮。


“因為畫就是畫家的話,大家看見了,就是聽見了。”


“不不,話多着呢!”


“以後,慢慢説。”


“你願意聽嗎?”


“對不起,我要去辦點事。”


我看手錶,我是個偽君子,想脱身,像當年的歐根·奧涅金。


再經過那裏時,地畫已被踩模糊了。她總會來重畫,而且每次不完全同樣。



早晨走在近哥倫比亞大學的百老匯大街上,女人的嗓音在背後響起:


“日本先生,日本先生。”


我不是日本人,不必回頭。女人緊步上來輕觸我的手肘,她是黑種,有點胖,二十來歲。


“請原諒,你是日本人嗎?”


我還不及否認,她快速地説了一大連串,滿臉憨厚而愁苦的表情,我只聽出什麼布魯克林、託根……旁邊出現了一個白種青年,善意地懇切地代她説明:她要回布魯克林,沒錢坐地下車,請求幫助。我掏了三隻兩角五分的硬幣遞給她,白種青年似乎很高興他的代言成功,輕快地走了。黑女郎謝了又謝,轉過身去,她還牽着一條大狗。往布魯克林?下城方向的地鐵站該朝前走,她不認路嗎?該告訴她——她牽着大狗走向報攤,買了一包煙,點火抽起來。


我回身快步走,怕她發現我,我不是那種有意窺人隱私的人。



大都會博物館的高高寬寬的台階上,總是坐滿五彩繽紛的男女,因為下面人行道上有小丑或魔術師或踢踏舞男的表演,鼓掌,喝彩,“謝幕”,當然還有以硬幣紙幣代替鮮花奉獻給表演藝術家的那麼一回事。


從博物館受洗禮出來,純正的藝術使人頭昏腦漲,精神營養過良症,弄不清自己是屬於偉大的一類還是屬於渺小的一類——台階上的明朗歡樂,倒一下子使我重回人間,衝散了心中被永恆的藝術催眠後的鬱結。


行過噴泉,便是幽靜的林蔭道,綠葉如雲,賣水晶項鍊的貨車,新舊畫冊的書攤,更多的是出售小幅畫的藝術家,雕像似的站在那裏靜候顧客——所有這些,都很少有人買。


春天的一個下午,有朋友約我去看“梵蒂岡藝術藏品展覽”,像要去晉見教皇似的,我竟用心打扮了一番,對鏡自評,那副“漂亮朋友”的模樣實在討厭,再更裝又多麻煩,就此“以辭害意”地出門上街了。


門票上規定三點整才好入場,我早來了半小時,就放慢腳步,瀏覽書攤,發現一些小小的水彩畫,趣味近似保羅·克利,抬頭看那倚樹兀立的攤主,是個眉清目秀的女士,長髮垂肩,肩上披塊灰色的大方巾,待久了自然感到冷,她把大巾裹緊身軀,兩臂在胸前打了個結。


我應該看,不説話,然而又是目光相接,不説一句話似乎欠禮貌:


“保羅·克利!”


“不,我,是我畫的。”


“我知道,你的畫使我想起克利。”我以為説得很委婉,又加一句:“你畫得真好。”


“謝謝你!”她的臉解凍似的呈現活氣和笑容。



接下來該我選購畫了,可是我本來不存心要買,為了這兩句對話就要買了麼……朋友喊着我的名字走過來了,她是我同學,平時都是衣着極隨便的,今天也忽發奇想,穿得華麗妖豔,活潑潑地拉了我就走,去幫她選一副水晶耳環,我忘了向那女畫家説聲再見。


博物館中的三小時,我是個透明體,裏面全是藝術。回家的路上,神魂還不定……樹林陰翳,行人稀少。記起一件事——剛才那路邊設攤的女畫家,也許以為我是正要買她的作品,被一個不比她美而比她華麗的女人打消了,把買畫的錢買了耳環——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和那同學的偶然的盛裝,本也不足道,偏偏與那女畫家的寒素形成了對比,倒像是我們是幸福者,她是不幸者,我感到歉疚,又感到冤屈——女畫家、同學、我,是在同一個世界中,不是在兩個世界中。


買不買畫,不要緊,而我一定使她薄明的心先是比平時亮了一度,接着又比平時暗了一度——何以測知她的感受?因為我年齡比她大,這種一亮一暗已不知來過多少回了。當然都是無關緊要的,卻又何必由我來使人亮使人暗呢。


第一個女人有點傻。


第二個女人有點壞。


第三個女人有點點可憐。


我是個有點點傻有點點壞有點點可憐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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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者微信公眾號“民國文藝”介紹:那是一個大時代,那是一個胡適、林語堂、沈從文、魯迅、齊白石、徐悲鴻、張愛玲、徐志摩、林徽因等羣星璀璨、大師輩出的時代!讓我們跟隨着大師的足跡,一起領略那個伴隨着清新壯闊的文藝復興的民國大時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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