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 | 陳雪:“土”與“洋”: 煙草在雲南的在地化及其意義

民俗學論壇2019-07-06 19: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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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推介

本期新青年陳雪,女,1982年生,雲南文山人。2017年獲社會學博士學位,現為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社會學系講師,主要從事性別社會學、人口流動與國際移民研究。本文通過考察煙草在雲南的在地化,深入解讀對於中國近代史發生發展有着重要影響的“土”與“洋”這對概念範疇。 



“土”與“洋”: 

煙草在雲南的在地化及其意義

陳雪

原文發表於《民族研究》

2019年01期


煙草在雲南的在地化過程歷經兩個歷史階段。16世紀末至19世紀後期,煙草作為藥物逐漸融入地方療愈體系,後伴隨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轉型為經濟作物,緩慢滲透到當地社會之中。20世紀初至20世紀40年代,煙草以捲煙的形式快速進入本地消費市場。捲煙的到來,產生出一條“土”煙與“洋”煙的分界線。基於第一階段“土”煙的傳播和建構,地方社會在對“洋”煙進行抵制的過程中,也在嘗試煙草的本地化種植與生產,由此構建起現代煙草產業。考察煙草在雲南的在地化,有助於深入解讀對於中國近代史發生發展有着重要影響的“土”與“洋”這對概念範疇。 


關鍵詞:煙草 雲南 在地化 “土” “洋”


雲南不僅是植物、動物和有色金屬王國,還被譽為“煙草王國”[1]。煙草最初傳入雲南後,經歷了一個融入當地社會土壤的歷史過程。煙草在雲南的在地化,展示了地方社會在面對外界物質傳入時,如何通過文化、結構的力量進行調整,以獲地方自洽(localappropriation)[2]。對此過程進行揭示,對其意義進行總結,對於思考今天地方社會的革新與發展,仍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筆者對煙草的研究始於2008年。2008年8月至2014年8月,筆者一直在雲南一家擁有百年曆史的捲煙生產廠從業6年,對煙草行業的歷史發展、政策沿革以及生產經營有着直接的瞭解和認識。在此期間,收集了大量相關史料。2016-2017年,筆者赴美訪學,曾與與斯坦福大學煙草控制研究專家馬修·科夫曼(MatthewKohrman)有過深入探討。在他看來,當下西方人類學對煙草的主流研究取向,已從煙草文化轉至煙草控制[3]。煙草在特定區域的構建與發展,為具有長遠和現實意義的控煙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宏觀歷史背景。自2017年7月起,筆者再次查閲和整理各個時期國內外有關煙草的歷史文獻,並將之與煙草行業內部志書、文集進行比較印證,還通過在行業工作期間搭建的人際網絡關係訪談了多位煙草種植和工業生產的專家,併到大理、保山、德宏和文山等多個煙草種植、生產和銷售區域進行田野調查,為還原煙草在滇落地生根過程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依據。


一、煙草的緩慢滲透

(16世紀末—19世紀後期)


(一)傳入:煙草的入滇路徑及其特點

1959年,吳晗曾對煙草最初引入我國的具體路線進行過分析:第一條是從菲律賓傳入福建的漳州和泉州,再到北方九邊;第二條是由南洋,也説是越南傳入廣東;第三條是從日本經朝鮮傳入遼東地區[4]。在這三條路線中,雲南並沒有作為一條煙草進入中國的通道被提及。包括陳翰笙、褚守莊等在內的學者們認為:煙草是通過福建傳入內地後,再進入雲南的。[5]



通過查閲煙草進入印度的歷史,會發現有關煙草在印度最早的記載始於1604-1605年。1618-1622年印度莫卧兒帝國阿克巴皇帝執政時期,東印度公司一位地區負責人威廉姆·馬瑟伍德(William Mathwold)的觀察筆記指出,作為印度新興農作物,煙草在滿足本土市場的供應後,向着緬甸和紅海波斯地區,形成規模化出口[6]。在筆者看來,可能存在一條煙草由印度至緬甸再抵雲南的傳入路線,這條路線或許從此時開始。換言之,煙草再印度形成規模化種植,並向緬甸傳播的時間表,可能決定了煙草從緬甸進入滇西的時間。雖然缺少文字記載,煙草最早走過的痕跡並沒有消失。直到今天,當筆者在保山板橋鎮的幾個鄉村集市上調查時,還可以看到在村民趕集的日子,那些流動於各個集市的煙販們仍在向當地人出售來自緬甸的晾曬煙絲。他們中有人説這是祖輩們傳下來的生意。滇西的騰衝與梁河等縣至今仍在種植一種喚作“濮子煙”的煙草,這一煙種也可視為煙草從印度經由緬甸進入雲南的一種證據[7]。


(二)落地:煙草在本地療愈體系中的融入

成書於崇禎九年至十三年(1636-1640)的《景嶽全書》詳細介紹了煙草的藥用價值,以及這種價值在吸煙行為普及過程中的重要性[8]。此外,跨越滇省內外的煙草傳説也再現了煙草與療愈體系連接的過程:


陝甘盛產水煙,水煙一名青條煙,漢丞相諸葛亮興兵徵蠻,下寨山谷。營中瘴氣瀰漫,士兵不安於生,武侯憂慮異常,詢問土人,得九葉雲香草,香味芬芳,可以避疾消瘴,乃採之分授士卒,燃後吸取其煙,瘴氣霍然,是為水煙之蒿矢,茲後將此草移植甘肅蘭皋一帶。[9]


這則傳説將煙草在本地的使用與遙遠的歷史事件進行了跨時空拼接。人為製造的煙草“原生感”顯示了煙草與當地療愈體系的契合,以及因此帶來的撒播圖景。在大理,當地人認為此處為孟獲家鄉,立有“漢諸葛武昌侯擒孟獲處”的碑文。筆者在大理西洱河峽一帶的下關鎮温泉村、塘子鋪等村莊調查時,發現當地村民將諸葛亮奉為“五姓名首來安景帝”,視其為本主。在他們看來,九葉雲香草(也作韭葉芸香草)不僅幫助諸葛亮軍隊“不懼瘴毒”,更成為火薰孟獲,最終逼迫其從藏身的洞穴中逃出,將其擒拿的武器[10]。


成書於明正統年間(1436年)完成的《滇南本草》,也有關於煙草“名稱”的記錄:


野煙,一名煙草。味辛、麻,性温。有大毒、治熱毒疔瘡、癰疽搭背,無名腫毒,一切熱毒[惡]瘡,或吃牛、馬、驢、騾死肉中此惡毒,惟有此[藥]可救[11]。


無論是“芸香草”,還是“野煙”,只要稍加分辨,便可知它們都是煙草之外的本地植物,前者為禾本木科,後者是山梗菜科植物[12],與歸屬茄科的煙草,分屬不同科目。但二者皆為本地常見的中藥藥材。民眾將它們與煙草混淆,從側面暗示煙草糅合入其他草本植物中,成為當地人在醫療物資匱乏時期,可以發揮治療功能的可用之物。民國時期所修的《新纂雲南通志》,已直接將煙草列為雲南所產二百餘種藥材之一,並確立藥效為“鎮靜”[13]。


大理、保山和文山等地農村的一些老人仍採用傳統方式自制草煙捲、嚼煙,利用煙斗、水煙筒等煙具來吸煙。保山龍陵縣的傈僳族老年婦女會將煙絲,和蘆子、撒尖,和石灰拌在一起,裝在隨身小盒子中,不時放入口中咀嚼。摻入的撒尖是當地紅麻慄樹的樹尖,在採摘後用大鍋煮燉後,揉成一坨晾曬後方成。石灰是當地燒製石灰用的碳酸鹽,燒過之後再加入水發酵後形成膏體才能使用。這些老人告訴筆者,他們年輕時條件艱苦,吃不飽,穿不暖,吸煙是他們抵禦飢寒的好東西。一位傈僳族老人説,她自小便被告知如此嚼煙可以防止蛀牙、治療牙痛、消炎,以及調理身體。進入少女時期,她就開始用嚼煙來對付痛經;到了下田幹活的年紀,她效仿父母會隨身帶着煙盒,如遇到螞蟥上腿,就捏點嚼煙一拍,螞蟥馬上會倉皇逃落;年紀大了,她也開始像祖輩那樣,用嚼煙來緩解不時發作的痛風。1939年出生的大理喜洲鎮三舍邑村村民何姓老人同筆者講,吸煙不用誰來教,就和吃飯一樣,個個都需要,到了十幾歲自然而然就會了。



在普洱地區,一些少數民族至今仍將煙葉、煙絲、煙灰、煙尿(煙鍋巴)、煙竹筒,以及與吸煙有關的物件視為醫療寶藏。他們將煙草有針對性地用於消腫除膿、止血消炎、止痛清熱、防止蚊蟲、螞蝗、毒蛇叮咬、除臭除屑,以及除黴驅瘴等日常生活之中。正是作為不可或缺的功能之物,而非可有可無的消遣之物,煙草才呈現出難以阻擋的力量。1795年,乾隆在雲南巡撫江蘭的奏疏上批註如下:


民間釀酒種煙等事,所在皆有,官為勢難禁止。[14]


對於雲南各地居民來説,煙草具備藥品之效。在與當地醫療體系的緊密結合中,煙草的藥用功能得到進一步發揮。


(三)彌散:煙草在本地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呈現

煙草在雲南本地醫療體系中的融入,為吸煙的流行構建了極為有利的社會文化條件。伴隨區域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市場的發展,煙草從日常的“自用之物”,逐漸轉型為跨越族羣、階層和性別的消費品。從而鋪平了規模化擴散的道路。農民種煙不再限於自用,更是為了出售。看得到的經濟利益,使煙草於18世紀之後漸漸成為當地廣泛種植的物品。到了19世紀,與煙草相關的特色手工業也開始在當地出現。從18世紀修撰的各類志書、完成的壁畫,以及流傳下來的文物中,能夠清晰看到煙草在雲南各地已成為規模化種植的物品。煙草已經融入到當地民眾的休閒文化生活中。1702年完成的康熙《永昌府志》中寫道:


煙,茶,蘆子,出兩江,用以和檳榔。[15]


道光年間的《威遠廳志》,如此記錄普洱景谷地區的煙草種植情況:


煙葉,初種留根,次年仍發,可三四年。[16]


大理巍山繪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巍寶山的《踏歌圖》,還原了當地族羣載歌載舞的過程中,一名男子口含長煙杆起舞,一男一女借火點煙的情景。大理考古挖掘的墓穴中,也出土了出自乾隆年間的青釉瓷煙嘴。在滇南,煙草也形成了種植盛景。吳大勛1782年撰寫《滇南聞見錄》時,有如下記載:


滇南各郡無處不植煙,而寧州八寨多而且佳。


18世紀起,與煙草相關的貿易網絡也逐漸展開。煙草貿易既根植本地,更連接外省與境外。清朝道光年間所著的《開化府志》記錄了乾隆元年街市上已有本地六詔(今硯山縣者臘鄉)生產的煙葉在出售[17]。康熙年間陳鼎所著的《滇黔土司婚禮記》則指出從福建、廣東運輸煙草至雲南販賣,已是連接省內外的貿易形式之一:


乃請於庶母,定簪珥為資,去閩粵販煙。是時國朝新定西南,文武軍民均盛吸煙。煙大行,由是家亦稍給[18]。


光緒年間,老撾南掌國出口普洱茶時;南掌國盛產五金各礦、靛青、漆、煙葉、芝麻、花生等,普洱地區在與南掌國邊境互市的過程中,煙草成為往滇出售的貿易商品[19]。


煙草在全省的種植面積和產量不斷擴大。清咸豐元年(1831),蒙自縣新安所開始大面積種植“曬黃煙”[20];光緒年間,大理巍山地區每年煙草產量多達5萬斤,產品行銷鄰縣[21];光緒年間,大理彌渡縣城南有個村莊,以栽種晾曬煙而得名,取名“煙園村”[22];光緒二十三年(1897)重修的《騰越州志》中,也描繪了保山、騰衝地區“煙草,夷地皆種樹”的廣植景象[23]。


19世紀晚期,在煙草種植集中度高的地區,手工業也孕育而生。1869年,雲南蒙自新安所響水村周氏兄弟發明刀切煙工藝,通過改良,生產出細如頭髮的煙絲,被稱為刀煙[24]。1896年,通海縣手工業者進一步改進,形成“麻繩木榨刨推成絲”工藝,提高了效率,使得煙絲更為均細,隨後還出現了手工“推煙”作坊[25]。手工業的興起,又推動通海、蒙自、巍山、騰衝等地加工的特色煙絲不僅在省內市場流動,還銷往周邊的東南亞各國。


伴隨雲南經濟生產環境的成長,煙草轉型為經濟作物。煙草內隱的經濟價值逐漸凸顯,對於農民、商人而言都顯得觸手可及。經濟利益驅使下,煙草的種植形成規模化,區域內外的商販參與到相關貿易中。在煙草深度種植的農業區,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手工業者,對煙草的加工工藝進行了提升。這反過來再次促進農民種植煙草的積極性,煙草貿易也更為興盛。


二、“洋”煙的快速植入

(20世紀初——20世紀40年代)


(一)入侵:煙草以異化的形式進滇

19世紀晚期,當煙草的經濟價值在地方社會逐漸顯露時,新的煙草形式,即機器製造的捲煙,也在西方生產出來。1870和1881年,英國和美國相繼發明捲煙機,開啟了捲煙的現代化工業生產史[26]。捲煙機的應用,標誌着人類對煙草開發的轉折:機器讓煙草從傳統、依靠手工的作坊產物,變成標準化的現代化產品。一個可以在全球迅速推廣、複製的跨國新行業誕生。上一時期,在哥倫布發現煙草後近百年的時間裏,煙草緩慢進入雲南。此時,新式香煙一經發明出來,就迅速入侵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雲南。和其它同期傳入的外國工業消費品一樣,捲煙很快被冠以“洋”名:


於是家庭日常必需品如火柴、洋燭、煤油等市場,反形熱鬧。一時有所謂五洋交易者、即指洋煙(捲煙別名)、洋皂(肥皂別名),洋火(火柴別名),洋燭及洋油(煤油)[27]。


在“洋”煙的襲擊之下,當地人很快將早期傳入的煙種以及手工生產的煙草製品,統稱為“土煙”:


所謂土煙係指當地栽培已久,而非近年輸入之火管烤煙,實際上包括‘旱煙’、‘黃煙’,及‘刀煙’等三種。追考其最初起源,仍系美洲輸入之煙種,而非真正之土煙也”[28]。


捲煙,即“洋”煙,成為殖民者手中的武器。他們通過捲煙傾銷,輕鬆地掠走真金白銀。1888年,通過上海美商老晉隆洋行,“洋”煙率先抵滬[29]。1904年,英美煙草公司開始在昆明、蒙自等地設立辦事機構,委託同泰祥、寶興號、東興隆等本地商號為代理商,組建了銷往全省的網絡,壟斷雲南捲煙市場,銷售“三炮台”、“茄力克”等香煙。1904年,法國殖民者當局開始了滇越鐵路雲南段的修建,這是煙草迅速殖入的另一重要原因。外省民工湧入,參與興修鐵路,他們所處的條件極為艱苦,捲煙成為不可缺少的安撫劑。修路工人成為新式煙草在雲南最早的忠實消費者[30]。



1910年建成通車的滇越鐵路成為外國列強全新的、快速的捲煙運輸主幹道。在他們前方,是一個有着長期吸煙文化歷史的社會,一個潛在可期的消費新市場。學者高家龍認為,,這一時期英美煙草公司通過三個方向進入昆明:東邊,通過輪船運至西江,翻越崇山峻嶺進來;西邊,從緬甸八莫運進;南邊,從滇越鐵路到達蒙自,再用騾子運到昆明等地[31]。1910年,在昆明的英國總領事幹事寫道:


這裏(昆明)幾乎無一堵空牆沒有貼上(英美煙公司)的新奇的廣告宣傳畫。[32]


無孔不入的“洋”煙,給當時進入雲南的外國煙草商的回報是極為豐厚的。蒙自海關統計指出,宣統三年(1911),英美捲煙從這裏賺取的白銀高達43392兩,甚至超過了鴉片戰爭時期從雲南掠奪的銀兩。[33]短短10多年,外國捲煙在中國的銷量急劇增長,從1902年的12.5億支增加到1912年的97.5億支和1916年的120億支,1916年的銷售量為1902年的10倍。[34]


“洋”煙方便攜帶,抽“洋”煙成為時髦的消遣方式。它被劃分為不同的檔次,貼着高低不同的價格標籤,是一種價值符號,可向外直接呈現吸煙者的社會地位。因此,它很快成了新式文明的日常消費品。褚守莊這樣描繪彼時本地人對外國香煙的青睞:


尤以美國煙的消費量相當大,一般中上層階級,大有不吸美煙者,即不足以表示本身華貴似的。甚至中下層階級,明明吸的是本國煙,而往往要將煙支裝入美國香煙紙套內,以為這樣在人面前好看些。這種事實可以表示對美國煙的傾慕,自己吸不起,也得裝裝樣……[35]


美國學者班凱樂(CarolBenedict)認為現代煙草在20世紀前30年在中國的銷售增長,順應了中國消費文化,與牙膏、毛線襪、煤油等西方輸出的新興消費產品一樣,激發了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形成[36]。現代“洋”煙侵入雲南,在大眾的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裏,成為亮明身份地位的顯性符號。更主要的是,它具有掠奪性,帶走了巨大的商業利潤。


(二)博弈:煙草在滇內外各種力量交織下的重構

20世紀初,捲煙成為跨越國界、連接工業、商業和農業的新產業。為實現利益最大化,國外煙草商謀劃捲煙在中國的在地生產。捲煙帶來的鉅額利潤,也激發出本地工商界參與煙草生產嘗試的熱情為煙草在這片土地上形成新的生產格局埋下種子。在國內外捲煙搶佔市場的過程中,傳統“土”煙的種植與生產仍然獲得成長空間。


面對中國龐大的煙草消費羣體,跨國煙草公司決定在中國生產捲煙。1893年美國人在上海成立“上海美國煙草公司”,國外捲煙公司的本土化生產拉開序幕。早期傳入的“土”煙種,不能作為生產機制捲煙的原料。為解決在地生產的原料來源問題,從1904年起,當時全球最大的煙草巨頭英美公司,前往全國各地調查分析傳統的栽培史,為烤煙種植做準備。1913年以後,英美公司在湖北、山東、安徽,以及河南等地開展烤煙種植推廣[37]。清代中後期,雲南晾曬煙種植和生產規模都在全國享有一定聲譽,但由於當時雲南與內地的交通極為不便,考慮到原料、設備以及產品運輸的成本和時間,外國煙草集團規劃在華種植生產版圖時,沒有選擇雲南。[38]


外商的放棄策略,給予了本地社會進行生產嘗試的自主權。1905年至1937年,一場由新興資產階級、新式社團發起的,從抵制美貨到抵制洋貨的運動開始在全國興起。外國“洋”煙是被抵制的主要商品之一。面對國民對國貨的需求,地方民族企業家、政府當局及時地把握時機,開展現代煙草生產和種植實踐。美國學者葛凱(Karl Gerth)指出,抵制洋貨運動一開始,一些知識分子就對“洋”煙的本質提出批判,將其作為一種經濟現代性和文化帝國主義結合的符號,擔心它的蔓延會對中國構成方方面面的威脅;政治家們對以“洋”煙為代表的舶來品造成的貿易逆差,以及新的消費生活方式也憂心忡忡,認為這最終有可能會使國家喪失主權。[39]


運動激發的民族情緒傳導至地方社會,既成為雲南民族企業家投身產業救國行動的動力,也構建了一個有利於國貨行銷的市場。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權”之名[40],1922年曾留學日本的雲南墨江人庾恩錫,將他在上海創辦煙廠的設備與經驗帶回昆明,創辦了雲南歷史上第一家現代機制捲煙生產廠,即亞細亞煙草公司[41]。1930年,南華煙草公司也在昆明成立,這是雲南首家公營機制捲煙企業[42]。20世紀初外強內弱,國家危機四伏的環境造就了炙熱的民族情緒。煙草企業家敏鋭地感知到愛國情緒的感染力,順勢為捲煙品牌鍛造民族性,使消費者能夠在消費本地捲煙的過程中,延續傳達愛國情義,藉此贏得市場。例如,亞細亞煙草公司在開廠之初,就創立“重九”牌香煙,將之與雲南推翻清政府統治的重九起義進行關聯,把“重九”煙定位於“愛國捲煙”,在全省上下獲得大量忠實的消費者,並使該品牌保留至今。



本地捲煙產品雖然爭取到了消費者,但新生的現代企業仍面臨着各種困難。當時雲南沒有種植烤煙的基地,捲煙生產廠所需烤煙只能從河南、山東等地購入,其他生產輔料只能依賴於香港和上海等地。內地卻沒有一條公路或鐵路可以入滇,入滇物資完全靠馬馱。加之賦税等問題,亞細亞煙草公司只維持了短短數年,最終於1928年申請破產。[43]


“洋”煙種未能在雲南引入種植,是本地捲煙企業經營失敗的癥結之一。早在1914年,雲南對烤煙種的培育,已在地方當局主導下加以實施。雲南省實業司報經都督唐繼堯,擬與英美煙草公司合作。實業司曾獲相關技術資料,並嘗試在昆明、玉溪和通海等滇中地區試種烤煙。由於英美公司對煙種進行嚴格壟斷,他們最終未能進行下去[44]。亞細亞煙草公司破產的教訓,再度使地方當局意識到“洋”煙種推廣種植的重要性。1931年,時任雲南省國民政府主席的龍雲再次下令:


凡造中等上等紙煙均向上海採購美種煙葉,值此金價騰高匯水高漲之時,採購美種煙葉之價值已較滇產超過數倍,蓋以運費關税之重,自不免提高紙煙成本,影響銷路,不獨經營困難,且仍利權外溢。求補救惟有請求政府通令各縣屬地方官,責成建設局人員勸導農民自行徵集美國煙草廣泛播種,以供製造上等紙煙之用。[45]


當局指揮通海、文山等34個縣啟動烤煙的種植工作。而國外企業為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管控煙種十分嚴格。本地“洋”煙種植的嘗試和推廣未獲得突破性進展。“洋”煙的種植推廣遭遇挫折,農民的土地卻不會為此閒荒。早期傳入的煙草,依然擁有着牢固的消費市場。無論是種植規模,還是生產銷售,本地“土”煙都獲得了繼續發展的契機。成書於1928年的民國《宣威縣誌稿》記載了當時該地種植的多個傳統煙草品種:


且仰給鄰縣,每歲不下萬餘斤[46]。


同一時期,玉溪的另一本志書中也有這樣的記述:


煙葉系制黃煙絲者,產於東西沿山一帶,年約產一百七十萬斤。[47]


1932年,雲南傳統煙草的種植面積達到23.8萬畝,產量位居全國13個重點產煙省的第三位。[48]普洱鎮沅縣的九甲鄉草煙品質優良,在《雲南通志》中曾有“滇南煙草數九甲”的記載,民國時期生產的煙草還銷往緬甸、老撾、泰國等東南亞國家。[49]這一時期,國外的、本地的“洋”煙,以及傳統煙草製品,在雲南均獲得了銷售傳播的空間。當地民眾消費各種煙草的圖景,恰好被美國學者科尼利爾斯·奧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於1938年在昆明周邊的農村高嶢調查時記錄下來:


高嶢抽煙的男人不在少數,上了年紀的女人也抽……店鋪有煙草公司生產的紙煙和雪茄,還賣兩種草(土)煙:一種產自本村,另一種產自南面約40英里(64.4公里)之地,那裏的草煙呈芥末色,是抽水筒煙的上等料。[50]


同時,他還發現自捲煙在雲南傳播之後,一些傳統吸煙方式已在高嶢隱去:


高嶢沒人嚼煙,沒人抽鼻煙,聽説大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1914年7月-1918年11月)鼻煙就從高嶢消失了,附近的回教徒還抽鼻煙。”[51]


捲煙的生產,具備快速可複製的特徵。外國煙草企業對雲南採取的放棄策略,為本地民族企業家提供了效仿生產的可能性。國家動盪、社會運動興起,以及由此而生的民族情緒,則為產品的銷售貼上了有利的、區別於外來產品的愛國標識。工業生產的變革,不可避免地傳導到農業種植的格局調整上。受制於外國煙草企業對煙種的保護,農業種植的新選擇推動不易。依賴土地生存的農民,繼續廣耕傳統煙草。捲煙產品的介入正改變、替代着傳統吸食方式,但它們並未完全消失。事實上,展示出來的,是一個變動的、新舊並立的煙草消費多樣性圖景。


(三)生根:煙草作為地方新產業的崛起

抗戰時期,雲南是大後方。儘管滇省之外,戰火紛飛,省內卻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穩定的空間。地方社會依舊視煙草為重要事業,大力發展。因戰事形成的人和物資的轉移,既是提高生產水平的保障,也為銷售創造了市場和條件。煙草在雲南進入了一個極短暫、卻緊要的歷史時刻,通過煙種培植改良、捲煙生產經驗與資源的累積,在雲南形成了一個嶄新的支柱產業。


首先,在烤煙的培育上,雲南當局充分利用戰爭造成的煙葉種植轉移,以及與美國飛虎隊搭建的聯盟關係,獲得突破性進展。抗日戰爭對中原地區烤煙生產造成巨大破壞。駐紮在山東和河南的國內外煙草企業,不得不重新尋覓新的煙料供應基地[52]。隔離於戰火之外的雲南,成為烤煙種植的避難所。1939年,通過時任國民政府財務部長的宋子文引薦,國內著名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把適於現代捲煙生產的美國烤煙種,寄給雲南省建設廳蠶桑所農場[53]。該所在昆明東郊試種,很快獲得成功。新型烤煙種就此在雲南紮根。就在當局準備向全省試推之際,卻因美國對煙種外流的設防,陷入無種可植的困境。1941年雲南當局整合農業科研生產力量,成立“雲南煙草改進所”,並想方設法從不同渠道引進美國烤煙種。時任雲南省煙草改進所副所長的徐天騮請求龍雲協調煙種引進事宜。龍雲找到來昆的飛虎隊將軍陳納德,予其30兩黃金,請他在美國購買最好的煙種,再傳回雲南。陳納德不付囑託,將名為“大金元”的烤煙種,連同其它兩個煙種寄回雲南。[54]在徐天騮等一批農業科學家的躬耕之下,短短几年,美種烤煙在雲南得到廣泛試種、培育和推廣。褚守莊這樣評價當時雲南烤煙種植的成績:


進展不可謂不速,就在國內也算農業推廣最有成績之一。[55]


到1945年,雲南烤煙的種植面積、種植產量都有了急劇擴張,較之1941年,種植面積增長550倍,產量增長67倍[56]。“大金元”在雲南得到了精心培育改良,是當前雲南最有名的煙種“紅花大金元”的母本,後者也是當今雲產捲煙最主要的生產原料之一。抗戰結束後,以上海為代表的中國第一批捲煙生產基地,都開始到雲南來搶購煙葉[57],雲南作為全國煙葉生產基地的核心地位逐步奠定。


其次,在機器化捲煙生產的推動上,雲南也迎來機遇。受戰事影響,沿海和內地的工商企業、金融機構以及高校都紛紛向雲南轉移,加之軍隊的湧入,地處邊陲的雲南一時間“人口激增,紙煙(捲煙)消耗量大加,然因交通梗阻,上海、越南等處出品,不易輸入;湖南、貴州雜牌煙、雖有進口,惜氣味惡劣,且數量又少,不能滿足市場需要,於是本省紙煙廠,乃應運而生,有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58]


以英美煙草公司為代表的外國煙草企業,以及國內處於戰區的捲煙工廠,也將設備、技術人員向雲南轉移。1940年至1942年日軍藉助攻佔越南、緬甸之機,企圖封鎖雲南與境外的物質流動通道[59]。越是在戰爭局勢緊張的時機,人們對捲煙的需求量越大,捲煙成為了緊俏的產品。以昆明市為例,每5分鐘就能消耗捲煙100萬支,且吸煙者不斷在增長。軍隊中甚至流傳着“無煙即不能作戰”的説法[60]。捲煙成為戰時重要的消費品,省外的捲煙又難以進入。本地捲煙生產企業聞風登場。以昆明為軸心,雲南境內形成了大小不一、數量眾多的捲煙廠。有説當時雲南捲煙廠多達77家,也有説“不下五百餘家”。[61]


無論是公辦企業,還是民間廠商,都繼續將革命運動、時局戰爭作為捲煙品牌命名和推廣銷售的主題。從雲南煙草界一位王姓煙標收藏專家的藏品中,筆者看到大量這一時期的煙標。無論是雲南紙煙廠生產的“七七”牌,重裝上市的“重九”牌香煙,或者民間永豐煙廠生產的“將軍”、“元帥”牌紙煙,還是興業煙草、精精煙廠生產的“紅騎士”、“金炮台”,以及“珍珠港”品牌,都顯示着戰爭年代地方民族企業家是將捲煙品牌的命名與國家民族的發展聯繫在一起,與世界局勢的發展關聯在一起。另外,煙草企業的興盛,也給地方政府帶來可觀的税收:


(1947年)1月,昆明紙煙產量是1003箱,收入税款115,766,880元。若以全省計算,其數字的可觀,自不待言,故為國庫的重要收入。[62]


税收的大幅增加,是政府當局推動煙草事業的最直接動力。在成立煙草改進所之後,政府當局又在1942年推動成立雲南紙煙廠、雲南煙葉復烤廠;1943年整合煙草改進所,以及上述兩家企業,合併為“雲南煙草生產事業總管理處”。各種力量的聯合,加之戰時特殊的社會環境支持,雲南捲煙生產量屢創新高。僅雲南紙煙廠就由1943年開工時587箱的產量,增長至1945年的7000箱。[63]昆明寶善街、近日樓附近的商號圈中形成了著名的捲煙交易市場。20世紀40年代末,已經擁有了160餘家大、小批發商和批零兼營商[64]。一個整合農業、工業和商業的新興產業,在遠離國家政治、經濟中心的邊疆地區,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正在形成。“直接賴以生活的人民,不下數十萬人”。[65]


戰時以昆明為中心出現的民間捲煙廠,大多未能支撐太久,要麼倒閉,要麼被雲南紙煙廠陸續兼併。但正是在那個外煙被阻斷隔絕,各種資源匯聚於地方的歷史時刻,本地各種力量聯合在一起,從農業和工業同時入手積極實踐,才奠定了雲南烤煙種植推廣的基礎,積累了捲煙生產的豐富經驗。作為本地一個“很可樂觀”[66]的新興產業,雲南煙草在此後更突破了中國煙草行業的“上青天”格局(即以上海、青島和天津為主要產區),參與構建了“一雲二貴三中華”(即以雲南、貴州出產的捲煙和上海捲煙廠“中華”捲煙為最重要品牌)的發展新版圖。


三、分析與討論


16世紀末起,煙草作物由內地和境外分別進入雲南。傳入之初,地方社會經濟水平發展較低,煙草順勢遮蔽了經濟作物的特徵,進入醫療文化結構中,成為當地人日常生活中離不開的藥物,逐漸向整個區域擴散。進入17世紀後,尤其是清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在穩定的王朝統治之下,地方社會經濟持續發展。[67]煙草呈現出經濟效應,不僅彌散至本地農業、手工業中,還形成一條煙草貿易鏈,跨越地域限制,連接着內地與東南亞地區。20世紀初,捲煙,即“洋”煙以現代消費品形式侵入雲南。這一次,煙草進入的通道更多、傳播的速度更快。雲南在席捲全國的抵制洋貨運動中,嘗試煙草的本地化生產。在內外力量交織下,傳統煙草、國外捲煙產品,以及本地捲煙產品共同佔據本地市場,形成煙草生產和消費的新景觀。抗戰爆發是煙草在雲南發展的一個重要契機。外煙無法進入,本地消費需求量巨大,有利於煙草工業發展的資源彙集雲南。地方再度積蓄力量調整結構,利用戰時形成的國內外網絡關係,在短短几年間,推動煙草實業取得實質性進展。至此,煙草在雲南紮根下來,形成一個新興產業,至今影響着地方產業格局。


將“土”“洋”對立的基本語義特徵與中國近代歷史聯繫起來,是學界對二者進行闡釋的一條主要路徑。以王加華為代表的學者認為,近代殖民者的入侵,使得“土”和“洋”在特定歷史時空中,成為一對涵義相反的語言範疇。“外來的、外國的,稱之為‘洋’,其是先進、時髦的;本國的、本土的,稱之為‘土’,其是落後的、不合時宜的”。[68]從洋務運動開始,“土洋之爭”在中國社會許多領域中爆發。伴隨中國各個時期的發展,觀點交鋒從未停止過。考察煙草在雲南的在地過程,對於進一步理解何以為“土”,何以為“洋”,以及這對範疇之間的內在聯繫具有重要助益。



第一,“土”和“洋”顯示了地方與世界接洽時,一慢一快的節奏,一舊一新兩個時代。從16世紀末至19世紀後期300年的時光裏,“土”煙如同墨汁滴入清水,緩緩滲透到當地經濟與社會之中。20世紀初,代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洋”煙迅速侵入當地社會。地方,無一例外地都被放到了沃勒斯坦所説的“世界體系”(World-System)之中[69],資本主義經濟卻企圖通過霸權的(hegemonic)、普世(universal)的方式,成為全世界的征服者[70]。


第二,“土”和“洋”揭示了農耕與工業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產方式的相遇,以及東方與西方兩種文明形式的相遇碰撞。“土”既是從土地,從長期農業生產實踐中積累的生存智慧與鄉土習俗,也可以在民族危難、抵禦外強的時刻,凝聚為家國情懷,民族精神,並探索出獨立發展之路;“洋”既是一種不可逆轉、強勢攻入的外部力量,也迫使一個傳統社會在重創中轉型,開啟通向現代化的航程。“土”煙和“洋”煙相遇的時刻,生活在那個大轉型時代的人們很容易從新生的“洋”煙與久遠的“土”煙中,獲得更深一層的所指:這不僅是工業化帶來的“城市文明”與連接鄉土社會的“農村風物”之間的對照,也清晰區隔出“國內”與“外國”的界限,推動“土”從“地方”擴展到“國土”、“疆土”,築牢了地方與國家的歸屬關係。“洋”人、“洋”物的侵略擴張,使全國各地都意識到地方與國家命運與共。地方社會利用特殊時期創造的有利資源,向“洋”發動全方位的抵抗,對“洋”煙進行徹底改造,以實際行動扭轉“土”“洋”的價值內涵。“土洋之爭”裏,個體消費與民族國家的命運深刻地交織在一起,民族經濟具有了獨立、自強的象徵意義,現代民族國家的共同心理空間得以逐漸構築。


第三,以古鑑今,“土”與“洋”更深遠的啟示在於:“土”提醒着中國依舊是一個鄉土中國,土地是整個社會的衣食之源、生存之基、固國根本和發展之力;而“洋”不僅代表着區域、全球發展的新形勢,也是新技術、新觀念的隱喻。在這個民族性與世界性交融的新時代,無論是“重洋輕土”,或者“重土輕洋”,還是“食古不化”,或者“食洋不化”,都註定無法與我們再同行。“土”煙和“洋”煙在地的差異化策略,清晰地顯示出當外部力量傳導至地方時,在不同的社會情形之下,地方社會可以充分實施能動性,並以不同形式的反作用力,進行改造與應對。“土”意味着地方在施展拳腳之時,既不能忽視、脱離鄉土社會的網絡結構根基,也離不開國家大環境的支持;“洋”鼓勵着地方社會不必望“洋”興歎,坐地畫牢,而應以時不我待的開放精神,藉助區位優勢,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合作,促進共同發展。


註釋及參考文獻見原文



    文章來源:《民族研究》2019年01期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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