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做企業家?

正和島2019-07-06 16:24:48

口 述:田濤  華為國際諮詢委員會顧問

編 輯:楊不悔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我們為什麼要做生意人


“每個細胞的夢想都是變成兩個細胞。”(弗朗西斯·雅各布)每個生意人的追求同樣是阿米巴式的: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直至無窮多和無限大。飢餓感帶來的擴張欲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動力之源,對經營財富的商人階層更是如此。


飢餓感分為三個層面:


一是源自於動物本能的物質飢餓。


即是所謂“原型力”、元動力,正是這種基於生存、活下來和活得更好、物質上更自由的原始力量,使得有人類史以來就有了商業活動,就有了“互通有無”的買與賣的交易,進而誕生了一個廣大的職業化的階層:生意人。


今天地球上有65億人口,保守估計至少有幾億人是職業生意人,從擺攤小販到巴菲特和馬雲,巴菲特做的是金融買賣,馬雲的使命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


沒有貪婪就沒有買賣,沒有巨大的財富飢渴,就不會有巴菲特的“資本帝國”,同樣也不會有拉里·佩奇的“谷歌帝國”。然而,帝國不是一個人幾個人締造的,是一羣人、數千人乃至數萬人的飢餓感迸發出來的創造力的結晶。


因此,超級生意人的非凡之處就是深悉“已所欲,人之所欲”這個人性常識,並且樂於和善於駕馭人性、順應人性、滿足人性,大家一起把餅做大,一起分餅。任正非多次講:錢分好了,管理的一大半問題就解決了。


二是社會學動力:權力的飢餓感。


權力慾既是與生俱來的,也是社會化的產物,一般來説,教育程度高的人的權力慾望更強烈。


大學不僅是獲取知識、構建思維架構的殿堂,更是培植年輕人的野心、雄心的所在。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的現象是,國家、大多數組織包括企業,領導者管理者大比例的是那些接受了更多教育或者良好教育的知識人。


而在科技型的企業中,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大多數員工都是知識勞動者,比如華為的18萬員工,90%以上畢業於國內外一流大學,有一萬多位博士生,有上千位科學家,他們當然有強烈的財富飢渴,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賺更多的錢,這一點毋庸置疑,但與此同時,也別忘了,他們普遍還有掌控一個部門、一片天地甚至更大地盤的志向,“權力有一種美學上的吸引力,它令人着迷”(詹姆斯·G·馬奇等著《論領導力》)。


我們説員工不愛錢不是好員工,“財散人聚,財聚人散”,這只是説對了企業管理的基礎元素,如果企業不能構建出寬闊的事業平台,讓員工尤其是知識型員工的雄心、野心有安放之地,讓他們掌控天下的抱負得到施展,恐怕錢給得再多,也很難規模化、長時期地吸納和凝聚最一流的精英分子們一起打天下。


從數量的角度講,華為與絕大多數企業相比沒有所謂管理人才匱乏問題,在華為從上到下的權力走廊上擁擠着一大批“接班者”、取代者,他們普遍都既有激情且富於才幹,同時個性鮮明。這樣的結果源自於任正非早期獨特的用人思想:充分地釋放權力與開放權力。這既滿足了一大批年輕知識分子的權力訴求,又在權力試錯與冒險中為華為鍛造出了一支優秀的幹部隊伍。


飢餓感的第三個層面:榮耀感。


商人們賺到了金山銀山,從生理學的層面已經毫無意義了,為什麼他還是奮鬥不止、貪婪不息?很顯然,財富的多寡已經超出了財富本身,成為了有心理學意義的精神符號,成為身份的、地位的價值符號。


人作為萬物之靈的智慧動物,從一出生就被置於終其一生的各種各樣的比較框架中,比較會激起一個人的進取心、競爭意識,也會滋生嫉妒與構陷,帶來成就感與挫敗感,但正是無所不在的人與人、組織與組織的比較與較量,才不斷推動着社會的進化,個體的進步,企業的擴張和生意人的雄心勃勃。


對有遠大志向的企業家來説,比較不僅體現在當下的結果,更重要的是精神能量的較量:不僅自身要充滿對所從事的事業的榮耀與激情,而且要在整個組織中構造一種“榮耀感的互相助長”——當一羣人、一大羣人把財富創造上升到精神層面的追求時,超越他人應該僅僅是時間問題。


告別”淘金時代“,“帶着鐐銬跳舞”


我們為什麼要做生意人?首先生意是謀生的工具,其次它是權力表達的另一類形態,滿足了人的掌控慾望,還有,它也是人生舞台的道具。人人生而為演員,角色大小而已。


人生就是舞台劇,或威武雄壯,或悲涼悽苦,或平淡無奇,大幕拉開,生旦淨末醜齊出場,大幕合上,又殊途同歸,所謂的事業所謂的人生都是過程。


20年前,我和一位企業家講了上述話,對方猛拍我的後背:講得對!既然如此,倒不如轟轟烈烈大幹一場!


看開看透看淡之後不是悲觀,不作為,而是放下包袱,卸下心魔,無所畏懼地自由創造。這才是真正的企業家精神。


但是,既然是舞台劇,舞台是有邊界的,“劇”是有程式的,生意人也得有邊界意識,有規則和範式,簡而言之,要做本分的生意人


什麼是本分的生意人?在商言商。


一個人賺了很多錢是不是代表着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從而要無所不在?當然不是。科學、藝術、政治等都是職業,生意也是職業,一個人一輩子做到真正的職業化,做一行專一行也不見得有真正的大作為,更何況思維大開花,對什麼事都去染指、都去居高臨下地下斷語?


我們的生意場這些年冒出了一批成功的商人,也同時冒出了一些“在野的”、戴着企業家桂冠的多元人,他們既是品酒專家也是藝術鑑賞家同時也是經濟學家、管理學家和時評家……總之他們在各種論壇、各類社交場基本是那種聲音最大或次大的少數人。但這好嗎?


不要想着包打天下,不要總是指點江山,做一個合格的納税人,帶動更多的大眾就業,足矣!


我強烈推薦各位讀一本書《反社會的人》,看看今天的德國商人們、那些套利型的超級生意人他們是怎麼處事、處世的。有一位中國的企業家譏諷道:我們和人家相反,有些老闆剛吃了肉,出門還要在嘴上抹一層豬油,招搖過市……這顯然講的不僅僅是炫富啊!


做本分的生意人的第二層含義是:守法經營。


不能不承認,過往40年的中國充滿了機會,大機會時代也應運而生了無數的機會家和冒險家,有些人倒下了,有些人九死一生地活了下來,他們大都有一部血與淚的創業故事。


倒下的是歷史,活下來的也是歷史,都值得後來的生意人和企業家們銘記、反思和警醒,更何況整個國家已經跨過了經濟的原始積累期,已經告別了非理性主導的“淘金時代”,我們正在艱難地走向市場化+法治化的時代。


這個時代的生意一定是難做了,首先是暴利不再有或罕有,同時政策導向的“運動式發財模式”成為過去時,還有“牌照經濟”快速退出生意場,更重要的是監管日趨規範和嚴厲,這個大背景、總背景命定了今天的生意人、企業家們必須有更強的使命感、更成熟的資源整合能力、更出色的管理水平和更高的法律敬畏意識。


比如互聯網,20年前是隻螞蟻,現在進化、異化成了老虎,你會突然發現,從歐洲到美國到中國,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警惕盯着、包抄着這隻老虎,歐盟頒佈的《隱私法》就是一個充滿荊棘的竹籠,對數據的收集、保管、分類和應用有極其嚴峻的法律限制,“數據為王”的互聯網邏輯恐怕要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還有美國對電商假貨的打擊、中國對網絡信息的收緊管制等等,都在釋放一個異常清晰的信號:野蠻生長的互聯網文化在快速遠去,“戴着鐐銬跳舞”將會成為新常態。


這不僅是中國現象,還是世界潮流。


“教父經濟學”:亞洲神話解構


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官員、學界和媒體都在稱羨所謂的亞洲“四小龍”奇蹟,香港、東南亞的經濟神話曾經風靡一時。


但是,有一本書《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卻向我們講述了另一種故事,一個更真實的亞洲經濟,一個沒有被神化的超級富豪羣體的發家史和生意經,一個以套利、食利為核心生態鏈的地區與國家的經濟結構,一個資本大鱷們壟斷的商業世界,一個大大小小的投機客們的天堂。作者將此稱之為“教父經濟學”。


“教父經濟學”的普遍特徵是什麼呢?


排在首位的是特許經營,即“牌照經濟”。牌照在政府手中,更具體點説在官員手中,這就形成了東南亞多數國家商人和政府官員密不可分且密不透風的複雜的關係網絡。


什麼叫密不可分?企業是官員的“自動提款機”,官員是商人的“護院者”;什麼叫密不透風?牌照有限,從100多年前的包税制到今天的電信、金融、賭場以至於糧油加工等等,多數亞洲富豪依恃特許經營起家,依恃特許經營崛起。


他們從事的行業大多是:房地產、金融(規模大的東南亞家族企業差不多都有一到兩家銀行)、糧油加工和蔗糖加工、能源、電信、港口碼頭、航運、賭博業(賭場的高毛利尤其是充沛的現金流是支撐一些大亨向別的行業擴張的重要的資金池),這些行業無一例外的是靠牌照或者高門檻的競標(比如土地拍賣)圈起來的,只有少數人有資格成為玩家,而且是超級玩家。


與美國和西方企業、包括中國企業整體上相比,你還會發現一個極重要的差別:東南亞、香港的多數公司很少講使命、願景、價值觀這些形而上的東西,很少關注企業文化建設,他們似乎更實際和更功利。


《亞洲教父》的作者喬·斯塔威爾認為,這是因為他們更多的是食利型資本家,而不是創新型企業家。


喬·斯塔威爾尖鋭地指出,無論是香港、新加坡,還是亞洲其它國家(日本、韓國與中國台灣地區例外,中國大陸不在《亞洲教父》一書的研究之列),都沒有世界級的製造業和世界級的品牌,沒有世界級的工業家和企業家,而且100多年來在企業管理思想方面對世界幾無貢獻。


喬·斯塔威爾在長期的觀察和訪談中,總結出了亞洲富豪家族的四代模式:


第一代主要是建立核心資本,包括資本的原始積累和構建政商網絡。


第二代鞏固和擴大與政治勢力的聯繫,並與地區間和跨地區的巨頭結盟或半結盟。


第一代和第二代普遍具有冒險精神(第二代大多接受過良好教育),生命力旺盛,個性頑強,雄心勃勃,是所處時代的梟雄級人物。


第三代大多屬於守成型,“錢包鼓鼓,暮氣沉沉”,缺乏開拓精神和進取意識,富於理性而激情不足,教育背景偏於財務、金融和企業管理,他們的志向主要是守護反映父輩個性和人際關係的各種各樣的資產。


第四代:對事業的專注不夠,先輩們原先創立的集團賴以生存的關係網衰落,加之家族企業固有的缺陷,導致“帝國”式微。


進入21世紀的亞洲豪族們,接力棒普遍交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手上。


“上帝經濟學”:上帝是偉大的心理學家


最近剛讀完尼爾·弗格森的《帝國》一書,講的是大英帝國200年全球擴張的歷史,從中可以看到清教倫理在塑造英國那些冒險家、海盜、商人的使命精神以及形成整個國家的價值觀方面的巨大作用。左手捧着《聖經》,右手拿着刀劍滿世界去掠奪,去開拓,征服者們有一套完整的精神邏輯與行為邏輯。


這樣的精神與行為邏輯體系在美國這片大陸發揮得可謂淋漓盡致。我試着將它用一個五段論加以闡述:


第一層,首先賦予勞動以意義。新教倡導“勞動是人的天職”、“上帝就是偉大的工頭”,往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原本只是為了生存,苦哈哈的,現在突然變得神聖,每時每刻的物質奮鬥被塗染上了精神的色澤;


第二層,與懶惰相比,貪婪並不可怕。這是對人性本能的巨大的道德認同,從而釋放了人的慾望,定義了人對財富追求的正當性,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


第三層,賺錢的目的是為了構建上帝所期許的“理想國”:北美的耶路撒冷,人人富足而快樂的天堂世界——這就為人們的發財夢、持續的創富活動確定了一個近乎偉大的動機源頭和完美的動力機制。種煙草去,開礦去,伐木去,造汽車去,登月去……市場、“賬房”是最好的修行之地,美國由此開始了長達200年以上的、從未間斷且不斷升級的農業革命、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物質主義運動。


第四層,財富的歸屬。從國家或社會層面,或者叫人間層面,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在精神層面或者靈魂層面,你不過是上帝委派的“職業經理人”,遵上帝旨意拼命賺錢,賺的錢都是上帝的,你只是替上帝運作財富和保管財富,因此你手中掌控的財富只能用於投資、再投資,擴張、再擴張,以使“理想國”更理想,而不能用於個人揮霍。


也就是説,你身處金山銀山卻必須剋制而節儉。馬克斯·韋伯對此的形象描述是,對於懷有信念的清教徒商人來説,“財富就像輕飄飄的斗篷,隨時可以將它甩掉”。


美國經濟的兩大巨輪,製造業+金融業正是奠基於這樣的“世俗禁慾主義”的觀念之上的。


第三層與第四層也同時界定了生意人與企業家的區別:真正的企業家不以賺錢為目的,金錢只是實現理想的工具,正像一篇文章所説的,“庫克想讓企業獲取更高的利潤,這無可厚非,畢竟這是他作為職業經理人最本份的事,也是自身收入增長的前提。


不過我們不應該忘記喬布斯在1995年接受媒體採訪時所作出的警示:毀滅蘋果的不是增長,而是貪婪”。


喬布斯是偉大的企業家,庫克是職業生意人。


第五層,財富的傳承。洛克菲勒的小兒子約翰·洛克菲勒在1962年的《時代》雜誌採訪時説:“洛克菲勒家族的財富屬於上帝,我們只是管家。”活着,為上帝打工,讓上帝委託保管和打理的財富不斷增值,這是一種使命擔當;死了,財富不能傳承給你的子女,因為財富是上帝的,你不能貪污上帝的錢,同時你更不能犯第二重罪:剝奪子女勞動的權利,因為“勞動是人的天職”。


子女繼承了幾億、幾十億、幾百億、上千億“天上飛來的餡餅”,他或她為什麼還要去勞動、去奮鬥?上帝是超偉大的心理學家。上帝深悉“飢餓感”對人類個體、羣體、組織有多麼重要,因此創設了這樣一個高度閉環的、基於人性之上的“上帝經濟學”。

 

問與答精選

提問:新教倫理與中國文化的相通點在那裏,又有什麼不同?對中國企業有什麼借鑑意義?



答:新教倫理源自於16~17世紀的英倫半島,完全成熟於北美大陸尤其是美國,馬克斯·韋伯在兩次長時間考察美國之後,寫出了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從哲學層面對生機蓬勃的美國商業活動、商人們的冒險、企業家的創造與創新、大眾狂熱的逐利行為進行解構,最後上升到宗教動機層面,這既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術成果,又反過來給“美國現象”的物質主義賦予了理想主義動機,賦予了正當性與崇高性,從而在理念層面和實踐層面達成了閉環。


各位注意一點,我在講課、寫文章過程中時常會用到“閉環”這個詞,這是為什麼?“閉環”就是對稱性,就是我們幹什麼事包括做企業、做學問、做官、做人都要能夠“自圓其説”、自圓其行為,凡不能自圓、不能閉環的理論、觀點、行為都不能持久,都可能會帶來災難。


馬克斯·韋伯是美式資本主義的化粧師,更是一位社會心理建構家,一位了不起的頂層設計大師,他的理論架構高度自洽,理論與現象本身也高度自洽,因此稱他為美國走向持續繁榮與強大的“思想發動機”之一,應該不為過譽。


新教倫理與中國文化有一個重要的相通點是:兩者都肯定勞動的意義,“勞動光榮”、“勞動神聖”是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傳統;與此同時,勤儉——勤勞+節儉更是滲透進入我們民族的骨髓之中,你看中國的春聯,幾乎三分之一以上(農村就更普遍)的內容都是關於“勤儉持家”的,這和新教倫理觀的“世俗禁慾主義”大致相同,因此有學者就認為,新教哲學和儒家哲學都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


這裏有個重要的差別,就是儒家哲學雖然肯定和讚賞勞動的價值,但對“致富”的動機和結果卻未賦予崇高性甚至正當性意義,輕商重儒始終是儒家文化的一條主線,這也是中國曆代商人、包括今天的民營企業家們“理不直”從而“氣不壯”的根因所在。


很顯然,它不利於造就中國的企業家階層和企業家人格,卻有利於短期行為和投機客。東南亞國家多的是套利型生意人,卻缺乏真正的企業家也是明顯的例證。


當然,新教倫理並非普遍適用的價值觀。大英帝國在長達200年左右的殖民運動中,企圖在將商業與貿易帶向全球的同時,也能傳播它的清教觀,但大多都未能如願,它給印度帶去的是自由貿易和英語,宗教傳播卻遭遇普遍的抵制,印度也沒有走向美國式的經濟繁榮;


它在非洲殖民地傳教成功了,非洲許多前英殖民國家的基督徒占人口的比例超過英國,但非洲依然長期貧困;


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過往70年崛起了一批世界級的企業和企業家,中國大陸過往40年也誕生了諸如華為、美的、阿里等一批優秀的企業和諸如任正非、柳傳志、張瑞敏等一批有世界影響力的企業家,但總體上他們的成功都和清教精神無關聯,即使是在歐洲一些發達國家,也很難在歐洲式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之間找到必然的邏輯閉環。


還有一點就是思想設計總是相對完美,但“上帝”也無奈於人性的複雜與乖張,人的非理性永遠會讓理性的光芒變得蒼白無力。馬克斯·韋伯雖然描述和構造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制度-行為框架,但他也深刻洞見到了它最終的結局:奮鬥帶來繁華,繁華帶來腐化與懈怠,財富由工具異化成目的,變成了捆綁精神的“鐵籠”。


“世俗禁慾主義”禁不住時間的侵蝕和人性的腐蝕,更多的是思想家的一廂情願。《清教徒的禮物》這本書對此有很深刻的反思,值得中國的企業家們學習和借鑑。


這裏要特別強調的是,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與獨特的文化哲學,中國更是如此。但我們的文化總體上偏於政治和人際關係,我們的歷史主線是農耕文明,在商業與經營管理方面缺乏系統的理論與實踐。


因此,對今天的中國企業家們來説,一個不堪重負的使命是,在做企業的同時,還需要去探索背後的精神邏輯,並以此進行自我激勵,同時激勵團隊,這既是無奈,又是擔當,也逼出了一種特別的商業景觀:中國的不少企業家都是半個管理思想家、商業哲學家。


自驅力: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我們在前面討論了一般生意人(包括非生意人)的三大動機:財富(生理動機)、權力(社會動機)和榮耀感(心理動機),也探討了新教倫理對西方企業家、尤其是美國企業家財富創造動機的普遍影響,但這兩者都不能完全解釋存在於一些人身上的神祕現象: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我們人類中的確有極少數的科學家、藝術家、思想家……是那種“不創造,毋寧死”的異類,是那種天生帶電——帶有自驅力的使命主義者,他們既是盜火的普羅米修斯,又能自我燃燒,同時又能點燃他人心中的火焰。他們存在於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社會制度的民族和國度中。


很顯然,這中間也包括極少數卓越的企業家,他們創造財富的強大而持久的動力並非某種顯性的外在力量所驅使,也不完全、或者完全不是某種宗教觀所牽引,他們只是堅信有一種“光榮而偉大的存在”,一種冥冥中的使命召喚,使得他們始終滿懷期待與激情。


優秀的船長只有在掌舵時才變得亢奮”,而一旦讓他們離開每時每刻的承擔,離開挑戰與壓力,離開與危機、風險抗爭的角色,他們中的大多數會在精神層面變得手足無措,甚至在生理層面快速衰老。所謂的“不朽的事業”是這類人生命節律的一部分、大部分,乃至於全部。


然而,在我們的周圍還有另一類少數人:使命感慣性人羣。他們起初的動機源自於飢餓感,或者源自於某種責任,但久而久之,飢餓感獲得的過程和責任承擔的過程,讓他們形成了生理與心理慣性——儘管奮鬥伴隨着巨大的壓力和焦慮,伴隨着諸多的不快樂,但他們卻選擇了堅持——只能選擇堅持和負重前行,因為與“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相比,能夠摧毀一個事業家的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是離開喧譁之後的寂寞,是空虛所帶來的“後脊背發涼”。


一位女企業家打拼了近20年,擁有十多億身家,管理着上千名員工,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並且樂此不疲,她向我述説了曾經的一段心路歷程:有一年的某一天,她突然厭倦了日復一日的早出晚歸,厭倦文件、談話、開會,厭倦商業應酬,厭倦談判,厭倦一切的壓力,乃至於厭倦去辦公室,工作—賺錢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於是,她決定給自己卸壓,報名參加了一個長達半個月的海上豪華遊輪度假。當她關掉手機的那一刻,海風海浪、多年想看沒看的經典影片、迴旋在船艙每一處角落的輕音樂,以及一個人獨處的安寧,讓她一下子覺得身心無比輕鬆:這才是我要的人生!她暗下決心,回去後就把公司賣掉,換個活法!


但這樣的愜意只維持了不到一星期,她開始有種莫名的虛脱,再朝後變得焦躁,再朝後不停歇地重複一個動作:打開手機(那時候海上無手機信號)關上手機、打開手機關上手機……終於有一天遊輪離海岸近了,手機有信號了,她也幾乎是瘋了一般開始給公司的甲乙丙丁們打電話,給一個又一個客户打電話……


一次徹底放鬆、放空的長旅,讓她體會到的是,比壓力更大的是生命中沒有了壓力——“我的命賤,不做事我會瘋掉……”


我們為什麼要做企業家?不排除是為了追逐更多的財富、更大的掌控欲、更炫目的榮耀,但僅此而已不過是個生意人,或者超級生意人,但企業家則不然,他們是被使命與理想“綁架”了的少數人,喬布斯、任正非、埃隆·馬斯克、馬雲、董明珠是這一類人,前述這位女企業家是,那些正在車庫、簡陋的民居、嘈雜的咖啡館為夢想而焦灼而激情燃燒的不知名的小人物們也是,未來的喬布斯、任正非也許就在其中。

本文是作者在華營私教坊的兩次、共三天的講演整理稿,作者進行了較大修改。


原文為9個章節,此為1-5節,全文已刊載在正和島《決策參考》五月刊。



排版 | 吳恙  圖片 | 視覺中國

審校 | 鍾靈  主編 | 葉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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