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薦書|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

東方歷史評論2019-07-06 15:42:07

撰文:丹尼爾·比爾

翻譯:孔俐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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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手記》是俄國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這部小説是依據作家自己在西伯利亞的流放經歷寫就的。《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的書名即取自這部震撼人心的小説。


本書作者丹尼爾·比爾運用19世紀的新聞報道、官方報告和俄國小説,為讀者呈現出了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殘酷性及其囚犯悲劇性又鼓舞人心的命運。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十二月黨人年輕的妻子事先對其丈夫的密謀毫不知情,丈夫被捕的消息打碎了她們養尊處優的生活。在彼得保羅要塞的牢房裏,十二月黨人懊悔於他們給自己無可責難的妻子造成了痛苦。1825 年 12 月底,尼古拉•穆拉維約夫給妻子亞歷山德拉寫信,承認自己參加了起義並求她原諒自己:“有很多次我都想向你坦陳重大祕密。我的沉默誓約和一種錯誤的恥辱感讓我看不到自己的行動有多麼殘酷和魯莽,讓你的命運和一個罪犯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我是造成你和你的家人的不的原因。”“我幾乎無法動筆,”亞歷山德拉向她的妹妹吐露,“我太過悲痛了。” 


有些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在得知丈夫參與起義的消息後非常焦慮,她們當中的有些人出自非常有影響力和十分富裕的家庭,如瑪麗亞•沃爾孔斯卡婭、亞歷山德拉•穆拉維約娃和葉卡捷琳娜•特魯別茨卡婭,她們都宣佈自己將跟隨丈夫一起流放。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裏,很多文學作品描述了十二月黨人的妻子(декабристка)分擔丈夫在西伯利亞的命運的重大決定。許多人在裏面看到了浪漫愛情和自我犧牲精神的可敬例子,看到了對支配着尼古拉時期的貴族生活的責任規範和榮譽規範的拋棄。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史詩《俄羅斯婦女》首次發表於 1873 年,它紀念了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的生活,而且在為後世塑造這種浪漫主義原型方面,該詩非常重要。在涅克拉索夫的詩中,強烈的愛驅使着這些婦女跟隨丈夫前往西伯利亞。在詩中,沃爾孔斯卡婭對她的父親説:


可怕的折磨在這裏等着我。

是的,如果我按照您的意思留下來,

分離將使我痛苦。

我會得不到安寧,日日夜夜,

我都為我可憐的孤兒哭泣,

我會一直想着我的丈夫,

傾聽他温柔的責備。


事實上,很多因素促使特魯別茨卡婭、沃爾孔斯卡婭和穆拉維約娃追隨自己的丈夫,並非所有因素都是帶有浪漫色彩的。


被困於彼得保羅要塞牢房中的十二月黨人認定,如果他們逃脱了絞刑,那麼就會面對西伯利亞流放。他們的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他們開始希望自己年輕的妻子會追隨自己一同流放。謝爾蓋•特魯別茨科伊每星期都要在彼得保羅要塞的獄中寫幾封信,在宂長的信中,他訴諸葉卡捷琳娜對他的愛。但是他更多的是訴諸她作為妻子的宗教責任感。1826 年 1 月,他承認:“我沒有力量不尋求和你在一起的幸福。”特魯別茨科伊將他的懲罰和流放可能性説成是對他的妻子的基督教美德的一種考驗:“我知道,我親愛的朋友,如果上帝允許我們在一起,你不會有任何遺憾 ; 無論你的命運將會如何,你都不會抱怨命運。”到了 5 月,特魯別茨科伊在信中談及了自己的信念,即“上帝給予我們的一切都是完全公正的”,而且“上帝會賜予我們承受我們的命運的力量,無論我們的命運有多麼艱難”。特魯別茨科伊知道葉卡捷琳娜將被迫放棄世俗的財富,於是他強調,這種“優越和享樂對救贖來説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或許只會讓我們偏離正道”。他也沒有不屑於情感勒索。在被褫奪公民權前夕,他寫道:“沒有你,我的生活是一副我想要擺脱的重擔。” 


20 歲的瑪麗亞•沃爾孔斯卡婭面臨的抉擇更為棘手。她是1812 年衞國戰爭的英雄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將軍的女兒。出生於 1806 年的瑪麗亞是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子,有着憂鬱的深色眼睛和精緻的面龐,一頭濃密的黑色捲髮。她嫁給了粗獷、儀表堂堂的謝爾蓋•沃爾孔斯基,結婚時她幾乎不認識謝爾蓋,他已經 34歲,而她只有 17 歲。在謝爾蓋在參政院廣場上決定自己的厄運之前,他們結婚才剛一年多,在此期間,謝爾蓋大部分時間不在家,忙於在南方準備這次密謀。瑪麗亞在 1826 年 1 月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尼基塔,但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高燒不退,在死亡邊緣掙扎。因為擔心她的健康,她的家人起先並沒有告訴她在聖彼得堡發生的起義以及她的丈夫在其中發揮的關鍵作用。 


聖彼得堡元老院廣場上的起義


她在 3 月初終於知道了謝爾蓋被監禁的消息,便立即給丈夫寫信:“我親愛的謝爾蓋,兩天前我得知你被捕的消息。我不會讓我的靈魂因此而動搖。我寄望於我們寬宏大量的沙皇。我可以向你保證一件事:無論你的命運如何,我將共同承受你的命運。”隨後,拉耶夫斯基家族和沃爾孔斯基家族就瑪麗亞的未來發生了不體面的爭吵。拉耶夫斯基家族斷定,她不應該受西伯利亞流放的折磨,她應該和她的孩子一起待在她的家人身邊 ; 沃爾孔斯基家族則努力説服她跟隨丈夫流放,為他提供援助和支持。面對着這樣一個令人恐懼的選擇,瑪麗亞在 6 月中旬寫信給她的丈夫:“不幸的是,我非常清楚我必然會與你們二者之一分開 ; 我不能帶着我的孩子東奔西跑,這會令他性命堪憂。”然而,瑪麗亞的選擇並不是家族榮譽和浪漫愛情之間的簡單選擇。

 

就像在其他歐洲國家一樣,俄國的浪漫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對情感的頌揚 ; 它還提供了一系列關乎高尚行為的公共守則。拜倫式文學作品在俄國精英階層中非常流行,它們提供了可供受過教育的時人效仿的範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受到了一位年輕貴族女士的真實故事的鼓舞,這位女士的丈夫伊萬•多爾戈魯基在 1730年被安娜女皇放逐,她選擇陪同丈夫流放西伯利亞。33 在 1825 年起義的前夕,十二月黨人領袖雷列耶夫在他的詩《納塔利婭•多爾戈魯卡婭》中歌頌了她的犧牲精神:


我忘記了我的家鄉、

財富、榮耀和姓氏

只為和他共同承受西伯利亞的嚴寒,

忍受命運的無常。 


這種典範在俄國社會被普遍接受,許多人認為,婚姻誓言的神聖性意味着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應該分擔丈夫的命運。在起義之前的幾個月,尼古拉•巴薩爾金在給妻子讀雷列耶夫的另一首詩,此時他説出了心中的疑惑,想知道自己是否會獨自前往西伯利亞。他的妻子沒有起疑,她毫不猶豫地回答:“那又怎樣呢?我會和你一起去,照顧你,共同承受你的命運。那絕對不會把我們分開,所以想這件事有什麼意義?”拉耶夫斯基家族意識到了這些對配偶的忠誠與責任的文化期待,於是他們努力把瑪麗亞留在基輔省的沃爾圖什卡家族領地上,使她遠離那種只會鼓勵她跟隨丈夫的公眾觀點。然而,瑪麗亞堅持前往首都,到達首都後,她在監獄官員在場的情況下與丈夫進行了一次簡短又尷尬的會面,謝爾蓋趁機塞給她一張字跡潦草的紙條,上面寫着種種保證和愛意。看到戴着鐐銬的丈夫,瑪麗亞決心跟隨他去西伯利亞。


目的地東西伯利亞在幾千千米之外,瑪麗亞的父母非常擔心這趟危險的行程會危及女兒的健康,他們懇求沃爾孔斯基解除其妻子的婚姻誓言,讓她和孩子待在一起。“像一個男人、一個基督教徒一樣,”瑪麗亞的母親寫道,“讓你的妻子儘快到她的孩子身邊,孩子需要他的母親。你要平靜地和她分開。”瑪麗亞的父親則説得更直接。他擔心瑪麗亞可能不會放棄追隨沃爾孔斯基的念頭,於是在 1 月,在瑪麗亞在生產後重病時,他寫信給這個被監禁的十二月黨人:“你曾經稱我為父親,那麼就服從你的父親!你知道你的妻子的心意、她的情感和她對你的依戀:她願意分擔一個罪犯的命運,但她會因此喪命。你不要把她害死!” 


那年夏天,瑪麗亞仍舊堅持要離開,她的父親再次懇求沃爾孔斯基:我的朋友,想想她是否可以挺過數月的顛簸;想想那幾個月是否足以讓你的幼子死去;想想她能為你帶來什麼幫助,又能給幼子帶來什麼幫助!想想吧,她會放棄自己的顯赫地位,你們所生的所有孩子也將沒有顯赫地位。我的朋友,你的內心一定會告訴你,你應該親自寫信給她,告訴她不要跟你走。 


但是謝爾蓋並沒有勸他的妻子和他們的孩子待在一起,瑪麗亞的決心仍不動搖。她的決定最終令她和父親關係不和:“父親和我沉默着分別;他向我送上祝福,然後一言不發地走了。我看着他,跟自己説:‘結束了。我再也見不到他了,我曾經可以為了家人而死。’” 


公眾對十二月黨人的命運看法矛盾,而某些人為十二月黨人的命運奮力遊説,在這樣的氛圍中,政府迫切想要避免創造新的改革和革命犧牲者。政府在選擇行刑時間時,考慮的是儘量減少前來觀看行刑的十二月黨人同情者,同樣,十二月黨人出發前往西伯利亞的活動也是悄悄進行的。沙皇指示:“罪犯出發前往流放地的行動應該在夜間祕密進行,任何罪犯都不能經過莫斯科,要前往西伯利亞的罪犯應該沿着雅羅斯拉夫爾路行進,任何人都不應當知道行進路線。”這種保密性是沙皇俄國軟弱的表現,而不是沙皇俄國強大的表現。德米特里•扎瓦利申回憶:“政府不知道要拿我們怎麼辦。它不僅不敢讓我們和流放西伯利亞的犯人一道沿着常規路線行進,甚至害怕將我們所有人都分到一個小組裏。” 


每年有數千人沿着從聖彼得堡到伊爾庫茨克的“腳鐐之路”艱難地走到流放地,但與他們不同,大多數十二月黨人被分成了小組(每個組不超過四個人),他們不是徒步行進,而是坐馬車。由於擔心出現逃匿事件,政府決定每名罪犯都應有兩名憲兵和一名專門的信使隨同,還應戴着沉重的腳鐐。腳鐐帶來的羞辱令十二月黨人印象深刻。切爾尼科夫團的起義者伊萬•戈爾巴喬夫斯基回憶:“我完全沒有想到他們會拿出鐐銬並給我們戴上。當我們站起來時,鐐銬在我的腿上當啷作響……那聲音十分恐怖。”波羅的海德意志人安德烈•羅森疑惑,為什麼國家要把通常用來懲治慣犯和逃犯的懲罰用在十二月黨人身上。當聽到有些人把這歸因於沙皇俄國的憐憫之心時,他帶着些許嘲諷的語氣説:“據説這個焦慮的政府懼怕平民的憤怒和復仇心,懼怕平民或許會在途中把我們大卸八塊。” 


尼古拉一世做出的懲罰和羞辱這些囚犯的決定甚至也包含着黑色喜劇的元素,這些元素突出了國家權力具有不老練和臨時拼湊的本質。扎瓦利申回憶,就在出發前,上面突然發來指示,要求腳鐐不能用鐵釘封上,而應該用掛鎖鎖上,以便在途中需要時可以更輕鬆地打開腳鐐。由於當時手邊沒有掛鎖,幾名士兵被派去城裏買掛鎖。他們帶回了用來鎖禮物盒的鎖具,上面通常還刻着字。扎瓦利申腿上的掛鎖上面寫着“我把這個送給我愛的人”,別斯圖熱夫的腿上的掛鎖則寫着“我珍視的不是你的禮物,而是你的愛”。起義的失敗、審訊的恥辱以及在彼得保羅要塞長時間忍受的艱苦環境摧毀了很多十二月黨人的精神和健康。即使在經歷了十三年的流放生涯後,尼古拉•巴薩爾金仍然可以生動地回憶起“愁苦的無助感和道德挫敗感”,這些感覺在獄中令他不堪重負,而他在那裏獨自面對着“專制政權的無限力量”。尼古拉•穆拉維約夫滿懷遺憾地對妻子吐露:“每一天,我都祈求上帝寬恕我曾經參與這件瘋狂和違法的事,寬恕我曾努力爭取建造這座新巴別塔。”與此同時,特魯別茨科伊在審訊時在尼古拉一世面前貶抑自己並乞求憐憫。在他入獄的第一個月,他在給妻子葉卡捷琳娜的信中稱:“要是你知道在[尼古拉一世]面前當一名罪犯有多麼困難就好了……我向上帝祈禱,希望上帝讓我有機會可以向我們的恩人表示,我認清了我的罪行和他的祝福,至少我的心並不是忘恩負義的。”特魯別茨科伊在彼得保羅要塞陰濕的牢房裏待了半年,似乎患上了結核病,在離開前夕,他“咯出了大量鮮血”。其他人,比如奧博連斯基,為了減輕自己的懲罰而告發同伴。沃爾孔斯基在整個審訊過程中一直保持着一種挑釁性的威嚴,但他也在監禁期間病倒了,還擔心自己不能撐過前往流放地的路途。十二月黨人在離開聖彼得堡時都心力交瘁。


第一組囚犯於 1826 年 7 月下旬出發,在接下來的 12 個月中,共有 93 名幾乎都“被剝奪了與其地位相當的所有權利和特權”的人出發前往東西伯利亞。由於政府希望減少犯人與沿途城鎮居民和村莊居民之間的接觸,因此流放隊伍行進得非常快速。馬車日夜兼程地趕路,每隔 3 天才休息一次。43 押送警衞收到的指示是儘快運送犯人,因此他們經常會把馬累死。米哈伊爾•別斯圖熱夫和他的同伴要求押送隊長出示書面指示,如果隊長接到的指示裏沒有明確説“殺死他們”,那麼他們一有機會就會去舉報他。別斯圖熱夫確實差點死於途中。有一次,他乘坐的馬車快速衝下一座小山,他被從車上甩了出去。他的鐐銬卡在了車輪裏,他“就像在阿喀琉斯的戰車後面的赫克託耳一樣被拖拽着”。各個流放隊伍都在以瘋狂的速度前行,押送隊長們努力維持着自己在時間表中的位置。別斯圖熱夫兄弟和他們的同伴本應在託博爾斯克休息一天,但押送隊長拒不讓他們休息,因為他害怕自己的隊伍被別人超過。“官僚作風的俄國!”尼古拉•別斯圖熱夫若有所思地説,“行政官員準備讓我們趕路趕到精疲力竭,甚至累死,只要他們不違反 1、2、3、4 的時間順序就行。”對流放者來説,路況和強制性的速度並不是途中僅有的折磨。直到大約四年後他們才獲准摘下鐐銬,在此之前,他們要努力去適應隨着他們一起活動的鐐銬。腳鐐摩擦着他們的腳踝,讓腳部流血。沃爾孔斯基在下台階時被鐐銬絆倒了,一個農民嘲諷地説:“先生,學會忍受它們吧!” 


在十二月黨人看來,他們生理上的困境無疑比不上心理上的痛苦。這些貴族中的許多人出自聖彼得堡和莫斯科最著名、最富有的家族,並且沉浸在當時的浪漫主義愛國主義當中,對貴族來説,這是一段痛徹心扉的旅程。他們不僅失去了財富、權力和地位,還被從自己的故土驅逐了出去。一個俄國探險家在 1830 年評論:“‘西伯利亞’這個名字本身就足以讓一個俄國人恐懼,俄國人在這個名字中只看到了他(她)會與自己的故土永遠分離,看到了一個無法逃離、始終不變的巨大地牢。”許多十二月黨人,如謝爾蓋•克里夫佐夫,擔心自己餘生都將生活在“荒無人煙的邊遠地區,在那裏,霜雪就像海格力斯之柱一樣為人類劃出了界線,標示着極點”。阿爾塔蒙•穆拉維約夫一再謾罵哥薩克冒險家葉爾馬克“征服”西伯利亞的舉動,那裏是“痛苦的來源和流放者的墳墓”。在流放者乘馬車顛簸着向東行去時,大多數人沮喪且絕望。押送憲兵報告:“所有罪犯都非常悲傷,特別是當他們還在俄國境內行車時。他們大多數時候默不作聲,有時候會哭泣。瓦西里•達維多夫最為悲傷,他為自己留下的五個孩子而傷心。”

 

對於幾乎所有十二月黨人來説,翻過烏拉爾山就是越過了邊界,進入了一片外國土地。尼古拉•洛雷爾回憶起了那一刻:上午,我們沉默地攀爬了二十一千米路,抵達了那個孤單又淒涼地矗立在山巔的休息站。從山頂看過去,一望無際的森林遠看呈藍色和紫色,一條蜿蜒着穿過森林的道路在我們面前伸展開來。馬車伕用他的鞭子指着前面説:“那就是西伯利亞!”也就是説,我們自此以後不在歐洲了!我們已經與整個文明世界分離了!


然而,離開烏拉爾山後,十二月黨人的精神開始振奮起來。他們看到的並不是俄國人想象中的冰冷荒漠,而是美麗又多樣的景觀,這裏的農民不受農奴制的壓迫。巴薩爾金評價:“我們越深入西伯利亞,眼前的景象就越迷人。比起俄國農民,尤其是農奴,那裏的平民百姓看起來更加自由、更有活力,也更有教養。” 在西伯利亞,在具有改革思想的俄國人當中越來越盛行一種浪漫主義設想,即一種將替代俄國歐洲部分僵化、沉悶的等級制度的民主模式,十二月黨人的觀察資料將為這種設想提供支持材料。



然而,儘管十二月黨人忍受着道德折磨和身體不適,通過大多數十二月黨人被運送到西伯利亞的方式,人們可以看出他們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人。首先,他們是坐着馬車,而不是步行。在 19世紀20年代,每年都有數千名流放者辛苦地越過烏拉爾山,對於這些流放者來説,坐馬車趕路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官員和押送兵也不確定要如何對待他們押送的對象。即使十二月黨人已經“被剝奪了一切權利和特權”,十二月黨人仍然在語言、舉止和禮儀上與他們的上級相同。扎瓦利申説:“無論我們去哪裏,我們都被稱為爵爺和將軍……許多人既想用符合我們當前地位的態度來對待我們,又想表示對我們的尊重,於是他們對我們説‘前殿下、前閣下’。”警衞們在執行大臣們精心設計的嚴格規則時很遲疑,但是十二月黨人用賄賂為自己買來的好處讓這些規則執行得更加混亂。尼古拉一世的第三廳(在十二月黨人起義之後,尼古拉一世為打擊暴動而成立了這個部門)的負責人亞歷山大•本肯多夫瞭解到,最早的兩組流放者沿途“吃吃喝喝”,用酒食讓自己的押送士兵和憲兵為他們效勞。奧博連斯基可以給自己的妻子寫信,達維多夫可以刮鬍子。十二月黨人被明令禁止乘坐自己的馬車,但是,方維津利用妻子給他的1000盧布恰恰坐上了自己的馬車,併成功為自己和旅伴弄到了温暖的毯子。在旅程當中,他和同伴被他們的憲兵“服侍”。


隨着十二月黨人深入流放地,他們遇到的不是波羅的海德意志人羅森先前被警告過的憤怒暴民,而是官員和眾多西伯利亞人的好奇、同情和慷慨。方維津在途中寫信給他的妻子,説託博爾斯克省省長德米特里•班特什 — 卡門斯基和他的家人“熱情慷慨地接待了我,因為他們,押送軍官對我們非常好,甚至同意把這封信轉寄給你”。巴薩爾金回憶起卡因斯克小城的年邁省長斯捷潘諾夫先生,他來見他們時“帶了兩個人,他們拖着一個巨大的籃子,裏面裝滿酒和各種食物。他讓我們隨便吃,然後讓我們帶走剩下的吃食。他還給了我們錢,並説出了令我們驚訝的話。‘我獲取這筆錢的途徑,’他邊掏出一大包鈔票邊説着,‘不是完全乾淨的,而是通過受賄。你們拿着吧,這樣我會心安一些。’”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當地居民爭論着,在流放者們在該鎮休息一天時,誰有幸為他們提供膳宿。商人們用家中最好的房間招待十二月黨人,毫不吝惜地為這些客人供應食物和酒水。


這種經歷反映的不僅僅是十二月黨人的特殊地位。向隨流放隊伍穿過定居點的“不幸的人”提供施捨,是西伯利亞的一個傳統。儘管官方努力讓這些行程保密,但巴薩爾金回憶,人們會聚集在休息站周圍,看一眼這些犯人。更大膽的居民會靠近馬車,把施捨給犯人的銅幣扔進車裏。“我至今保留着,”巴薩爾金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一個年邁的女乞丐給我的銅幣。她走進我們的小屋,向我們出示了一些硬幣,説道:‘這是我所有的錢。拿着吧,先生們,我們親愛的大人。你們比我更需要這些錢。’”

 

雖然政府還要定出一個具體的流放地點,但十二月黨人肯定是要去涅爾琴斯克礦區這片廣闊的刑罰區域,它在貝加爾湖以東1700 千米處。最早的兩組十二月黨人在僅僅 37 天的時間裏趕了6000 千米的路,這些筋疲力盡的人在 1826 年 8 月下旬抵達了地區首府伊爾庫茨克,在 2 個月後最終到達涅爾琴斯克的布拉格達茨克銀礦。 


如果對比十二月黨人領導者和參與起義的普通軍官的經歷,我們會發現,起義領導者因為沙皇不安的寬赦和廣泛的公眾同情而獲得的益處是非常明顯的。當一個被流放的官員説“學習四處為家是可能的”時,他還應補充,對有些人來説,學習曲線比其他人更陡。這些出自上層階級、受過教育又被判處服苦役的俄國人努力在流放隊伍不安全、暴力和窮困的環境中尋求對自己所處地位的意識。他們被褫奪了公民權,又被剝奪了權利和顯貴地位,現在突然與平民為伍。帝國陸軍的等級和紀律、貴族家庭以及農奴制,不再是他們與農民、商人和士兵打交道的基礎。 


少數流放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人軍官經歷了這種與下層階級的文化衝突。在官方對這場暴動的短暫恐慌平息之後,他們被判刑,隨後他們不是從首都,而是從地方市鎮被驅逐出境。這些人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沒有受益於國家的焦慮、個人的財富和公眾的慷慨。最早的幾批十二月黨人是祕密、快速地被送走的,但現在聖彼得堡的當權者同意不再追求那種保密性和速度。因此,這些犯人不是乘坐馬車和雪橇匆忙地東去,而是和普通罪犯一道步行去往東西伯利亞。對於負責流放隊伍的沙皇地方官員來説,這些人只是流放者名單上多出的幾個名字。他們的待遇同犯有重罪的普通罪犯一樣,並且也加入了有一兩百人的標準流放隊伍。他們的經歷有助於突出顯示,當局對他們向北行進的同伴相對寬容。 


瓦西里•科列斯尼科夫就是這樣一個年輕軍官,他為後世記錄下了自己的經歷。和突然陷入流放隊伍這個吵鬧、暴力和破敗的世界的大多數貴族一樣,相較於流放者不得不面對的非人環境,科列斯尼科夫對流放者自己明顯的不道德更加震驚:


總之,慈善家會發現這裏完全沒有熱愛同胞的觀念……這些不幸的人差不多是在互相競爭誰更殘忍,努力去展現他們人性中更多的陰暗面。他們沉浸在道德敗壞當中,習慣於各種惡習。他們周圍是噪音、叫聲、紙牌、骰子、爭論或歌唱、舞蹈……上帝!這是些什麼舞蹈!一句話,這是一個真正的地獄!


在路上走了 3 個月後,1827 年 12 月,科列斯尼科夫終於到達了託博爾斯克。他被鎖在一個狹窄、極冷、潮濕的牢房裏,他在那裏因為“身體疲憊和天氣寒冷”而生病,但沒有得到醫療護理。然而,當 5 天后流放隊伍要出發時,他獲准坐着隊伍中的一輛馬車趕路。多次發病讓科列斯尼科夫在沿途的不同醫院耽擱了行程,1828 年 9 月,在走了整整一年後,他到達了位於貝加爾湖以東 320 千米處的赤塔定居點。 


在懲罰十二月黨人時,尼古拉一世艱難地在正當的憤怒和家長式憐憫之間尋求巧妙的平衡,但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想要陪同丈夫的決定使他處於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到 19 世紀 20 年代,羅曼諾夫王朝已經開始珍視公眾的家庭美德表現,直到 1917 年,它一直在強調這種美德。否認沃爾孔斯卡婭、穆拉維約娃、特魯別茨卡婭和其他婦女履行其作為妻子的責任的權利,就是公開否認婚姻的神聖性。強迫忠誠的妻子與丈夫分開,必然對專制政府的道德權威產生不利影響。 


但是讓十二月黨人的妻子這樣繼續下去,就有可能破壞這些被定罪者的定位,還有可能在國家努力讓他們銷聲匿跡時,反令公眾關注他們的命運。為了阻止十二月黨人的妻子上路,沙皇不允許她們帶着自己的孩子同行。這次加賭注在政治上是欠考慮的,因為此舉把婦女逼入了在丈夫和孩子之間做出選擇的公眾痛苦當中。1826年 10 月,尼古拉一世更進一步,他明確表示,假使她們要前去,那麼管理苦役犯配偶的標準法規也要強制實施。假使她們在涅爾琴斯克陪同自己的丈夫,如果沒有遇到大赦、夫妻間的婚姻也沒有解除,那麼,只有在丈夫去世後她們才能返回俄國。 


在伊萬•亞庫什金向東行進時,他獲准在雅羅斯拉夫爾和妻子阿納斯塔西婭以及他們的孩子會面,他被告知尼古拉一世不允許孩子們隨父親流放。雖然阿納斯塔西婭想要在西伯利亞陪伴丈夫,但亞庫什金堅稱她不應該丟下孩子,因為“母親的照顧是非常重要的”。這是他最後一次見到自己的家人。“當我們永遠分離的時刻到來時,”他回憶,“我同妻兒告別,哭得像一個最後一件心愛玩具被人奪走的小男孩。”大約六年後,等孩子們大一些時,亞庫什金會寫信給阿納斯塔西婭,讓她自己一個人來西伯利亞陪他。然而等到那時,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在西伯利亞陪同丈夫的許可已經被收回了,尼古拉一世拒絕了亞庫什金家的請求。 


10月下旬,正當亞庫什金在雅羅斯拉夫爾不許妻子拋下年幼的孩子時,謝爾蓋•沃爾孔斯基已經進入了涅爾琴斯克礦區。沃爾孔斯基不再幻想如果瑪麗亞跟隨他,她將經歷什麼。一方面他不願意瑪麗亞分擔他的命運,另一方面他渴望瑪麗亞陪在他的身邊,這兩種想法明顯在撕扯着他。他給自己的妹妹寫信:“我對自己的境況想得越多,就越開始認為不讓親愛的瑪申卡來這裏和我一起生活是我的責任。在我看來,她對我們的兒子的責任,以及我悲慘的處境,這二者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來到涅爾琴斯克僅僅一個月後,沃爾孔斯基就放棄了這些顧慮。他於 1826 年 11月 12 日給他的妻子寫信:


如果你來這裏,你將不得不做出很多犧牲……你會失去你的地位,不得不和我們的兒子分開……我有義務向你説明我的處境多麼恐怖,但是我……非常瞭解你堅韌的性格,因而我認為你……或許不會改變此前你在信中向我重複過的決定。我知道,只有和我在一起或者是有機會看到我,你才會感到內心平靜。如果我向你保證,看到你不是我悽苦命運中唯一的慰藉,那必是謊話…… 


一星期後,11 月 18 日,沃爾孔斯基寫了另一封信,信中的浪漫主義是特意用來頌揚妻子離開她的孩子的舉動的。他聲稱,瑪麗亞面對的是“與我的永久分離或者與我們的兒子的短暫分離”。之所以説短暫,是因為沃爾孔斯基內心深知,“因為精神上的折磨,我很快就會死去……瑪申卡,在我走進墳墓之前,來到我身邊吧!讓我再看一看你,讓我用靈魂中的所有情感填滿你的心”!12 月 15 日,瑪麗亞給尼古拉一世寫信,正式請求獲准追隨自己的丈夫。 


據説,尼古拉一世給十二月黨人的妻子設下了一個陷阱:直到她們抵達了伊爾庫茨克,他才讓她們知道他打算禁止她們返回俄國歐洲部分。事實上,沙皇在 12 月 21 日答覆沃爾孔斯卡婭的請願時就已經向所有有關人士表明了這種限制:“我感到有必要重複我已經向你提出過的警告,提醒你如果過了伊爾庫茨克,以後會有什麼在等待着你。你當然應該採取就你目前的處境來看最合適的做法。”


瑪麗亞後來跟自己的父母説她不明白這些話的含意,她這麼説很有可能是想平息他們的憤怒和痛苦。至少,她是選擇故意誤解這道警告。尼古拉一世不希望這些婦女前往西伯利亞,所以他沒有理由向她們隱瞞他不准她們回來。但是,在這些年輕的已婚女士面前設下了這樣的障礙並沒有成功阻止她們。沃爾孔斯卡婭完全沒有退縮,她給父親寫信:“我的兒子很幸福,但我的丈夫並不幸福。我應該和我的丈夫在一起。[這就是]我的責任感。”


我們還應把瑪麗亞的決定放在 19 世紀初俄國的貴族家庭文化這個更廣泛的背景中去理解。對母性和顧家的文學性崇拜已經於 18 世紀在英國和法國被廣泛接受,這種崇拜影響了許多俄國母親,但並非所有的俄國母親。一些貴族婦女仍然忙於管理家庭和莊園,忙於改善自己的孩子在宮廷中的前途。一些貴族婦女在身體上和情感上都與其年幼的孩子疏離,這些孩子被託付給了乳母和保姆。61 1826 年 12 月,在瑪麗亞離開前夕,她寫信給謝爾蓋,説自己願意堅持為了丈夫而離開孩子的決定,她表達了她所屬的那個階層常見的情緒:


親愛的,現在我可以對你説,為了實現我的目標,我已經忍受了很多。但現在我將要離開,我會忘記這一切的一切。沒有你,我就好像沒有生命一樣:只有我對我們的兒子的責任才能讓我離開你,但和他分離時我不會悲傷。他的周圍都是關愛,他不會感覺到母親的缺席:我的靈魂為我們的天使而感到平靜。希望以及很快就會看到你的想法鼓舞着我。似乎我從未感到如此開心。 


她再也沒有見到自己的兒子。一年後,他死了。


瑪麗亞痛苦的父親確信,女兒是在沃爾孔斯基家族的影響下才決心追隨她的丈夫的:“他們讚揚她的英雄主義,讓她相信她是個女英雄,於是她像個白痴一樣離開了。”他或許是對的,但十二月黨人妻子的自願流放是一個正在形成的偉大神話。亞歷山德拉•穆拉維約娃和瑪麗亞•沃爾孔斯卡婭於 1827 年新年前夕離開了莫斯科,幾天後,詩人彼得•維亞澤姆斯基寫信給朋友説:“在過去幾天裏,我看着穆拉維約娃和沃爾孔斯卡婭出發。多麼動人、崇高的命運!我們必須感謝這些女性!她們為我們的歷史增添了美麗的詩句。”維亞澤姆斯基是一個精明的評論者。即使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是由自己的個人動機驅使,但她們隨丈夫流放西伯利亞的決定卻被普遍理解為一種政治反抗行為。 


甚至在大多數十二月黨人的妻子還未抵達西伯利亞之際,將她們塑造成犧牲者的活動就已經開始了。瑪麗亞•沃爾孔斯卡婭於 1826 年 12 月前去陪伴自己的丈夫,在她離開莫斯科前夕,她的朋友和支持者聚集在當時最著名的某個文學沙龍中,普希金在這個聚會上大聲朗讀了他的《致西伯利亞的囚徒》:


在西伯利亞礦坑的深處,

望你們堅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樣,

你們的悲痛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志向,

決不會就那樣徒然消亡。


災難的忠實的姊妹 — 希望,

正在陰暗的地底潛藏,

她會喚起你們的勇氣和歡樂,

大家期望的時辰不久將會光降:


愛情和友誼會穿過陰暗的牢門

來到你們的身旁,

正像我的自由的歌聲

會傳進你們苦役的洞窟一樣。


沉重的枷鎖會掉下,

黑暗的牢獄會覆亡, 

自由會在門口歡欣地迎接你們,

弟兄們會把利劍送到你們手上。

 

沃爾孔斯卡婭離開莫斯科時帶着這首詩。雖然普希金的這首詩在此後四十年中並未公開發表,但它在俄羅斯帝國的兩個首都的沙龍和客廳廣泛傳播,如大炮般在整個 19 世紀迴盪。這首詩吸引了公眾的想象,塑造了對流放中的十二月黨人的看法,並且讓人們永遠把他們記成報復心重的專制國家的受害者。


如果説尼古拉一世和他的大臣們沒有從身體上消滅十二月黨人,那他們也是在努力從政治上消滅十二月黨人作為俄國精英階層的憲制改革的代表的地位。但是他們沒有成功消滅,因為十二月黨人流放西伯利亞的故事是一個反敗為勝的故事。十二月黨人被支持者崇拜,他們的道德權威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間不斷增長,在他死後,他們則將鼓舞下一代激進人士。在倫敦的移民中,赫爾岑成為創作十二月黨人及其妻子的傳奇故事的重要作者。他的雜誌《北極星》根據被處死的十二月黨人詩人雷列耶夫發表過的一部年鑑命名,這份雜誌的刊頭印着五名被絞死的起義領袖的面孔。赫爾岑本人是 19 世紀上半葉最有影響力的激進派知識分子,是 19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俄國革命運動的重要設計師之一。他精心塑造的 1825 年革命犧牲者的故事繼續激勵着下一代專制制度反對者。 


十二月黨人的起義和他們的流放也在俄國境外引發了共鳴。在意大利半島,朱塞佩•馬志尼和他的共和主義運動“青年意大利”致敬了那些“為斯拉夫民族的解放而獻出生命的人,他們因而成了公民和世上所有為正義和真理事業奮鬥的人的兄弟”。十二月黨人也為波蘭愛國者點亮了一條道路。到 19 世紀 20 年代末,波蘭的共和主義受到了歐洲其他地區的發展的鼓舞,因此非常具有優勢。波蘭起義者把十二月黨人恢復“古代羅斯自由”的努力視作一種靈感來源。尼古拉一世面對的下一次武裝威脅不是出現在沙皇俄國首都的街道上,而是在他的帝國的最西部,即華沙。西伯利亞將招手呼喚波蘭起義者,就像它曾招手呼喚十二月黨人一樣。 


十二月黨人作為靈魂殘缺的叛徒被流放,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不僅背叛了他們的同志,也背叛了他們的事業。然而,那些活得比尼古拉一世久的十二月黨人將作為英雄和愛國者榮歸俄國歐洲部分。當年這些人在彼得保羅要塞院子裏跪在火盆前,劍在他們低着的頭上折斷,那時的他們根本無法設想自己有可能迴歸。幾十年後,巴薩爾金帶着輕蔑的語氣回顧他在西伯利亞的流放經歷:


我現在確信,如果政府不是這麼殘忍地處罰我們,而是更寬厚地懲罰我們,那麼,它或許能更好地實現自己的目的……我們被剝奪了一切,突然成了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被驅逐者,這讓我們有權把自己看作俄國未來改革的淨化劑。總之,政府把我們從最簡單、最普通的人變成了我們的觀念的政治犧牲者。在此過程中,它為我們招致了廣泛的同情,而將它自己塑造為憤怒、殘忍的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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