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鄉紳在“近代”邊緣的生活世界

東方歷史評論2019-07-06 15:41:55

撰文:李細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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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的中英鴉片戰爭,被學界大體公認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其基本含義是:中國在西方列強的武力侵略之下,被迫納入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從此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在這個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時期,經常被論者論及的有林則徐、魏源、姚瑩、包世臣、樑廷枬等一批“開眼看世界”的經世派人物,他們在向國人介紹西方知識的同時也開始邁入近代的門檻,但更多的傳統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則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進而言之,那些沒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邊緣徘徊的士人,他們又是如何因應世變以及其實際生活世界又是怎樣一番情景呢?這更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浙江海寧鄉村士紳管庭芬,可為此提供一個典型的個案。學界既往關於管庭芬的研究比較欠缺,只是對其校勘學、版本目錄學成就有所涉獵, 並在相關學人研究中稍有提及。隨着管庭芬日記的刊佈,管庭芬研究開始引起學界的重視。本文主要利用新刊《管庭芬日記》等資料,具體探討管庭芬在“近代”邊緣的生活世界,以期為鴉片戰爭前後近代轉型期傳統鄉村士紳的生活狀況勾勒一幅清晰的歷史圖景。


1


管庭芬,原名懷許,字培蘭、子佩,號芷湘,晚號笠翁、芷翁、渟溪老漁、渟溪病叟、芷湘居士等,嘉慶二年(1797)生於浙江海寧路仲裏,諸生出身,能詩善畫,精鑑賞,尤熟諳鄉邦文獻,勤於校勘,“生平露鈔星纂,日以書卷為生活”, 為清代浙江著名的民間藏書家和校勘學家,光緒六年(1880)卒於鄉里,享年84歲。


管庭芬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為他長達50餘年的日記至今存世並被刊佈。中華書局在選刊《渟溪日記》專題資料的基礎上,進一步全部刊佈系統整理過的《管庭芬日記》, 為研究管庭芬及其時代的鄉村士紳與地方社會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文獻資料。管庭芬自稱其日記始於乙亥年即嘉慶二十年(1815),此前18年的事蹟也於道光十二年(1832)做了概要的追記;而嘉慶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17-1819)的日記因故被毀,也同樣做了簡要補記;惟嘉慶二十一年(1816)九月十二日至年底日記缺失,無從補佚;嘉慶二十五年(1820)以後一直到同治四年(1865),全部日記幾乎無日缺漏地被保存並刊佈於世。 如此長時間且完整的日記,在清代與近代人物中都非常罕見,因而彌足珍貴。不過,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新刊《管庭芬日記》最後一天是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一年終了,戛然而止,也沒有特別説明。此後15年——同治五年至光緒六年(1866-1880),管庭芬是否還有日記,其實非常值得期待有進一步的新發現。當然,此為可遇而不可求,現在只能根據已刊日記考察管庭芬此前近70年(1797-1865)的生命歷程了。




管庭芬一生最主要的生活地是以路仲裏為中心的海寧。根據新刊《管庭芬日記》,未見嘉慶十九年(1814)以前管庭芬離開海寧的記載。嘉慶二十年(1815),管庭芬第一次參加府試、院試,兩次到杭州;進學後,又因多次參加歲試、科試、鄉試等各種科舉考試臨時進省城,並與方外友人六舟上人等密切交往而在杭州南屏、天竺山等處短期住留。嘉慶二十二年(1817),管庭芬開始設館授徒,“館於晏城沈氏,離家僅四里,已入桐鄉縣境矣。” 這次越境開館屬例外,其實管庭芬此後主要在家授徒,或設館於郭溪酆墅鎮王家與郭家等處,並長期在硤石蔣氏別下齋校勘古籍,主要活動在海寧境內。


道光三年(1823)、五年(1825),管庭芬曾兩次到嘉興走親訪友。道光九年(1829)九月初二至十一日,管庭芬與友人柳湖“作越中之遊”, 到過蕭山縣。這是有據可查的幾次短暫的出境活動。


管庭芬外遊最遠、離家時間最長的一次是所謂“都門之遊”。 道光十年(1830)九月二十一日,管庭芬辭別老母弱妻幼子,走出家門,沿京杭大運河北上,途經嘉興、蘇州、常州府武進縣、丹陽縣、京口(鎮江)、揚州、高郵州、寶應縣、淮安府山陽縣、清江浦、宿遷、嶧縣、滕縣、兗州府嵫陽縣、東平州、茌平縣、高唐州、德州、東光縣、滄州、靜海縣、天津關,於十月二十四日抵達通州漷縣,投奔時任通州州判的堂兄管蓼吟(嗣許),寄宿其官署之中。道光十一年(1831)四月初一至初六日、八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管庭芬兩次短暫到京師活動。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管庭芬告別兄嫂,離開漷縣第三次進京,十二月初四日離京南歸,基本上按照原路,於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二十五日返回海寧家中。此次北上進京遠遊,途經江蘇、山東、直隸三省,歷時一年零四個月。


還有一次在海寧縣與杭州府境外遠遊,是管庭芬與好友六舟上人的“越東之遊”。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十五日,管庭芬與六舟上人從杭州南屏出發,途經蕭山、上虞、姚江等縣,十八日到達寧波府城,十二月初四日從寧波按原路返回,途中受友人之邀,特遊蘭亭,過紹興府城,十二日回到杭州南屏。


除了多次到省城杭州及京師、寧波兩次遠遊之外,管庭芬主要生活在海寧。海寧位於浙江省北部,東鄰海鹽,西接餘杭,北連桐鄉,南瀕錢塘江。乾隆三十八年(1773),海寧由縣升州,隸屬於杭州府。海寧又名海昌,是浙江省城杭州的門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乾隆《海寧州志》稱:“海昌西聯省會,東接大洋,其地政繁而賦重,矧海塘系七郡之安危。……升縣為州,奉旨準行,蓋實為全省之望焉。” 


管庭芬的家鄉路仲裏,是海寧縣城東北部一個比較偏僻的小村落。“路仲裏,一名渟溪,在縣城東北三十里,稍北三裏為桐邑界,西北四五里為崇德界。地居偏僻,小有市廛。東西廣裏許,南北相去甚促。士民環市而居。” 路仲裏是典型的江南水鄉,渟溪貫穿南北,水道縱橫交錯。從路仲裏外出,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在《管庭芬日記》中,隨處可見“舟之……(某處)”的記載,如《海寧州志》所謂“行者工舟楫” ,正是對海寧交通狀況的如實寫照。從海寧到杭州的交通,也主要是水路。《海寧州志》載:“自省至縣,水路三:曰上河,由臨平鎮;曰下河,由塘棲鎮,俱會於長安鎮;曰備水塘河,由打鐵關。陸路一,曰南塘,出省城太平門,由海塘,抵縣南門。水路上河一百二十里,下河一百四十里,備水塘河一百里,陸路一百里。” 管庭芬從海寧到杭州經常走的是長安至臨平一線的上河水路。應該説,海寧的對外交通還是比較便利的。


但是,與中國近代化的艱難歷程一樣,海寧走向“近代”的步履也是非常緩慢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對外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天朝上國”的封閉體系被打開幾個缺口,但整個清王朝仍然基本上沉浸在昏睡狀態之中,甚至期望從南京“城下之盟”得到一種永久的和平。“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為上策哉!” 鴉片戰爭之後20餘年,中國喪失了第一次近代化發展的機遇。雖然五口通商是在西方列強武力侵略之下被迫走向近代世界的窗口,但當時並沒有多少人從這些窗口呼吸到域外新鮮的空氣,通商五口的近代化也沒有迅速向內地輻射。與內地其他地方一樣,在相當長時期內,海寧也沒有隨之走向近代化,而最多隻是處於“近代”的邊緣。這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地理空間的邊緣。海寧介於第一批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上海與寧波之間,按照當時海寧至上海、寧波的交通條件,其實不難受到上海、寧波近代化輻射的波及,但事實並非如此。上海於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843.11.17)開埠,寧波於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1844.1.1)開埠。當上海與寧波被迫接受近代西方事物開始近代化歷程時,海寧仍在傳統中國體系內自我蜕變。其二是實質意義的邊緣。如果可以把中國早期近代化理解為與近代西方的接觸、認識與適應,那麼在《管庭芬日記》中就根本看不到“近代”的因素,通過有關兩次鴉片戰爭中“英夷”入侵以及一些西方傳教士的傳聞,管庭芬對近代西方充其量只有若干非常模糊的感知(詳下文)。管庭芬在海寧與杭州的生活很難説有“近代”的因素,即使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過開埠後的寧波,似乎也沒有“近代”的感覺,最多隻能説生活在“近代”的邊緣。


2


儘管人們對科舉制度時有非議,但科舉考試對於傳統士人卻有着無窮的魅力。曾國藩常以入三甲“賜同進士出身”為恥,左宗棠則終身以僅得“舉人”為憾,這些都是人所熟知的儒林趣談。顯然,對於傳統士人來説,科舉功名具有與身家性命等同的價值。“本朝最重科目,鹹同時俗尚未變,士由異途進者,鄉里恥之。” 可以説,科舉功名是傳統士人人生價值的一個重要標誌。生當嘉道鹹同的管庭芬,自然不能免俗。


管庭芬4歲開始識字,從父親讀《千字文》等書,隨後在父親與塾師金介亭夫子指導下學習四書五經。16歲課時藝並“觀場州試”, 此後從金介亭夫子專課舉業。


與一般傳統士子一樣,管庭芬非常憧憬學而優則仕,“他年若許登台閣,願作朱雲折欄旌”, 但其科舉道路一開始便不平坦。嘉慶二十年(1815),19歲的管庭芬第一次正式應試,雖順利通過州試、府試,但院試不幸落榜。其嘉慶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17-1819)的日記因故被毀,但在日後簡要補記中並沒有應試記錄,似有不堪回首之隱衷。在補記中,他自歎“學業無成”,有謂:


餘馬齒漸長,學業無成,惆悵之餘,作詩聊以自勵。雲:“土木形骸了不知,賴趨庭訓與嚴師。敢拋筆硯將身誤,要卜文章報國時。白日易荒須努力,青年不再莫荒嬉。蹉跎究竟思無益,須念高堂發盡絲。”聊寫真意,非因吟詠也。 


甚至有對科名的鄙薄,日記有謂:


讀書所以長識見,若徒博科名,死於章句下,不知古今理亂為何物,亦屬可憐。餘有絕句雲:“靜攤黃卷對孤檠,一榻叢殘手自評。別有深心人不解,讀書豈僅博科名。” 


又有對族人澹凝茂才“頗有擊碎唾壺之慨”的下第詩的共鳴,“依韻以和,併為寄慰”,有云:


其一:“寒毯枯坐對空園,老屋三間寄隱身。鯉躍禹門先點額,珠投暗室便韜真。不隨世上橦竿戲,懶逐天涯馬足塵。今日何須歌伏櫪,英雄豈僅作遺薪。”其二:“雖非潘岳舊丰神,筆陣能攻百二秦。大器由來成晚節,好花從不放三春。胸添悶壘宜澆酒,室有奇書可賀貧。從此鵬騫原指日,豈嫌華髮漸成銀。” 


管家老屋


可見這三年似也有應試落第的經歷。既鬱悶又倖存期望,管庭芬的心情無比複雜。


嘉慶二十五年(1820),24歲的管庭芬終於如願考入海寧州學為生員(秀才),取得最低級的科舉功名,成為下層士紳。友人金秀峯贈詩曰:“雅慕君才抵甲兵,果然一舉便登瀛。文因博覽增奇氣,詩以清言獲盛名。此日鵬程初發軔,他年鳳閣即蜚聲。從知雲路原非遠,有志何難事竟成。” 管庭芬記下此詩,心中充滿憧憬。


第二年,正值道光元年(1821)辛巳恩科鄉試,管庭芬乘勝出擊,但遺憾的是這第一次又應試不中。其落卷評語為:“少精警刻露之筆。” 管庭芬無話可説,然初戰不利,總不免失意之感。其詠秋海棠詩有曰:“也隨黃菊豔牆東,綽約嬌軀倚碧桐。滴淚竟成千古恨,斷腸偏放一秋紅。醉痕上臉難禁雨,病遲梳頭懶避風。十二闌干重點綴,美人原在夢魂中。”雖自雲“聊以詠物而已,若曰有託,則吾豈敢”, 但實在難掩內心失落之傷。


不知何故,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鄉試,管庭芬並沒有應試。其當年《歲末感懷詩》之四有云:“韶光一擲疾如梭,總憶春回臘又過。淅瀝寒聲銷病骨,寂寥燈影動簾波。無才敢望青紗脱,有志當須鐵硯磨。收拾殘書作歸計,何年方聽鹿鳴歌。” 仍對科舉充滿殷切期望,而且有立志苦讀勢必拿下之意。


為全力以赴參加道光五年(1825)乙酉科鄉試,管庭芬甚至毅然辭卻學館,專力温書備考。友人也寄予厚望,許為“奪標巨手”,並作詩“預賀元禧”,其詩有句雲:“梯雲定是掄元手,轉瞬芙蓉鏡裏仙。”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就在鄉試即將開考之際,管庭芬的父親突然去世,“忽罹大故,方寸俱裂”, 其“掄元”之夢一時被擊得粉碎。


此後一段時期內,管庭芬與任職“都中”的堂兄管蓼吟函札往返密切。他動了進京的念頭,希望管蓼吟代為推薦,有謂:“弟年來坐食艱虞,一片青氈,又未肯捐棄,雖長安米貴,居大不易,而爭名利者不得不趨人海,如同寅中有可薦袁之處,懇力為推轂,則是所禱切。”並賦詩展望進京情景:“何時聚首問京華,看遍長安陌上花。風雨燈殘聯短榻,關山秋老聽邊笳。思求駿骨金台路,望接蟾宮碧漢槎。吟罷新詩簾幕卷,寥天雁字一行斜。” 管蓼吟一邊留意代覓教館,一邊仍勉勵其努力科考,回函有謂:“承委覓館地,兄豈不留意。然明月歲場期,正宜努力,高摘榜花,後年即可由兄處入禮闈,佇望佇望。” 當然,管庭芬也希望能通過科考擺脱困境,有云:“明歲又屆鄉闈,如弟能徼倖一第,不獨略振衰宗,亦不負大兄錦注耳。” 但道光八年(1828)戊子科鄉試,管庭芬仍是名落孫山。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管庭芬道光十年(1830)九月至十二年(1832)正月的“都門之遊”主要目的不是尋覓教館,而是希望“移民”科考,即設法“援例”“佔籍”參加順天鄉試,用管蓼吟與管庭芬在《漷陰志略》序、跋中的話説就是“擬應京兆之試”。管庭芬這段時間的日記沒有明説,但其所記師友信函則透露了此種信息。周竹泉夫子來書有云:“足下以風雅之才,入蓮花之幕,定能到處逢迎。且長安為爭名之地,今年入闈之説,恐不能。明歲能援例,更妙。否則佔籍小試,姑耐守之以俟機會,幸勿以是為慼慼也。”許春蘋來函雲:“以閣下繡虎雕龍之俊,憐才者自當出一頭地,援例之舉,務宜善為籌劃,藉此振翮雲霄,庶不虛此一行也。”許函附詩:“半載離懷鬱不開,春風吹夢到金台。守株我已窮愁劇,伏櫪君休壯志灰。早羨鳳樓誇妙手,豈無狗監識真才。佇看蟾窟分香後,定卜簪花得意回。” 遺憾的是,師友的期許並沒有成為現實。管庭芬也曾兩次到京師活動,但都沒有實質性收穫。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恩科,管庭芬不但沒有參加順天鄉試,而且也錯過了浙江鄉試。在是科鄉試之後,管庭芬作《秋懷》詩有云:“書卷飄零未遇時,佯狂燕市少人知。無蹤鴻雁仍追月,有用文章不在詩。遠岫接連寒翠濕,平沙遼闊暖煙遲。此身悔踏金台路,閒卻囊中筆一枝。”“未能捧檄慰高堂,辜負三秋桂子香。牛鬥終難藏寶氣,輪蹄何必逐名場。難求駿骨愁文士,不碎瑤琴學酒狂。聽到催歸歸也得,萬重雲樹枉思鄉。” 一個“悔”字,一個“閒”字,點破了“都門之遊”的失意和無奈。日後在追憶這段往事時,管庭芬仍頗感不堪回首:“我昔鬱悒不得志,惘惘出門非快意。輪蹄歷碌壯懷消,滿眼黃塵着人膩。名韁利鎖兩無就,始信長安居不易。黃金漸盡金台高,買得窮途一掬淚。” 


從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到咸豐二年(1852)壬子科,21年間管庭芬連續參加12科浙江鄉試,均名落孫山。管庭芬已經56歲,此後其日記未見有鄉試應試記錄(詳見下表)。


道光元年至同治五年(1821-1865)管庭芬參與浙江鄉試一覽表

序號

鄉試科名

參與情況

備註

1

道光元年(1821)辛巳恩科

應試不中


2

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

未應試


3

道光五年(1825)乙酉科

未應試

因父親去世丁憂

4

道光八年(1828)戊子科

應試不中


5

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恩科

未應試

北遊在通州漷縣

6

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

應試不中


7

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

應試不中


8

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恩科

應試不中


9

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科

應試不中


10

道光十九年(1839)己亥科

應試不中


11

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恩科

應試不中


12

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科

應試不中


13

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恩科

應試不中


14

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科

應試不中


15

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

應試不中


16

咸豐元年(1851)辛亥恩科

應試不中


17

咸豐二年(1852)壬子科

應試不中


18

咸豐五年(1855)乙卯科

未應試


19

咸豐八年(1858)戊午科

未應試


20

咸豐九年(1859)己未恩科

未應試


21

咸豐十一年(1861)辛酉科

——

因戰亂停考

22

同治元年(1862)壬戌恩科

——

因戰亂停考

23

同治三年(1864)甲子科

——

因戰亂停考

24

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

未應試

戰亂後補行科考

資料來源:張廷銀整理《管庭芬日記》第1-4冊,中華書局2013年版;法式善等撰《清祕述聞三種》中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


管庭芬對於科舉的心態有一個轉變的過程。起初是躊躇滿志,志在必得,企望金榜題名,光宗耀祖。管庭芬確實是海寧一個難得的讀書種子,潘德音(琴史)為其詩集作序有謂:“芷湘子天才卓犖,好讀書,承其家學,惟以汲古為務,每見祕笈,靡不借抄,藏之篋衍,集中所云‘供我豈無萬卷書’,其素志也。” 如前所述,師友的獎掖與期許正是管庭芬不斷參加科考的動力。事實上,管庭芬也不時做着“何日名成,桂花仙榜” 的夢。他在“都門之遊”第一次進京時,即到前門外關聖廟拈香“兼祈功名”;從京師南返時,又到前門外關聖廟“敬問回南功名”。 可見其對科舉功名的渴望。


然而事實是無情的。屢試屢敗後,管庭芬體察到科考的種種弊病,轉而痛斥科舉。在管庭芬日記中,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鄉試以前,作為生員的管庭芬尚在為舉人拼搏,但他卻非常關注每科會試考題、浙江會試中式題名錄及會試鼎甲單, 此後其日記則極少涉及此類信息。或許可以説,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鄉試,正是管庭芬對科舉心態變化的一個轉折點。時年38歲的管庭芬在此前7科鄉試中4次應試不中,已開始失去信心,其心態也因此發生微妙的變化。是科落榜後,其日記載:


門斗以落卷來歸,評雲“於題義未能切實發揮”,而謄錄首場字跡惡劣,且脱誤十餘字,二三場皆任意草書,不能句讀。閲之痛心。籲!錢神當道,寒士不可言功名矣。 


管庭芬把自己落榜的原因,歸咎於因為沒有錢買通謄錄者,使他們任意胡亂謄錄,以至於影響考官閲卷。此後還多次如此抱怨,道光十九年(1839)十月二十七日記載:


門斗來還落卷,謄錄脱誤漏略,不忍閲視,房官評雲:“首藝明晰,次三有不可解句。詩妥。”籲!不可解之處,咎在此乎,咎在彼乎。謄錄持權,寒士吃虧。甚矣,在房官尚夢夢也。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二十七日記載:


門斗寄落卷來,潦草縱橫,脱誤不能句讀,家貧不克以賄博謄錄之歡,其阱人一至於此,欲邀功名者,宜富家大吉矣。因題長歌於後雲:“秀才不利市,到處受磨折。眼落數寸光,心空一斗血。文章無靈俗子笑,舉世何從判優劣。頻年秋風吹棘闈,虛度中秋好明月。昨朝落卷至,挑燈試批閲。字跡亂蚓蛇,句法誤秦越。澇草藍筆點幾行,疵累何嘗細摘抉。錢神不來謄錄怒,此輩直可阨豪傑。我聞科場本大典,監司於此勵風節。何意橫行任魑魅,竟使居奇作金埒。寒士虛費半載糧,三年攻苦望提契。甫聞木樨香,旋報菊花發。一朝鎩羽亦喪氣,怪事書空頻咄咄。不知主司未抹紅,陷阱早從簾外設。昨日美少年,頓挫發成雪。呼天欲訴天亦醉,火則太寒冰太熱。平心而論聊自解,富居五福早分別。吾儕淪落亦其分,孔聖孔方難並列。呼兒持去覆酒甕,何必逢人説蹉跌。”餘卷在第一房,其評語云“欠圓警”。 


管庭芬的抱怨也許有一定道理,但這並非他屢試不中的關鍵,其實他更應該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平心而論,管庭芬的考試技巧確實有問題。早在管庭芬“都門之遊”時,已是舉人並在京師課館的潘仲方看了他的制義文後,特別指出了這一點,有謂:“佳制六篇,細讀之下,才氣迥不猶人,惟好用詞采,於近時風氣不合,尚須講求細切為主。《八銘初集》及《張太史塾課》雖系初學讀本,然近來北闈考試者俱以此為摩本,無庸過求其高也。至墨卷須擇其清晰者讀之,極重華旺者斷不宜看。《八銘》中如‘君子易事’一句,‘欲修其身’二句,此為近時花樣,類而推之,可隅反也。” 管庭芬後來致書也是舉人的好友許春蘋,也承認了這一點,有云:“弟之制義實與近時花樣不同,兼之狂生落魄,事事不合時宜,以奇字為怪誕,以佳話為笑柄,此中苦海汩沒英雄,惟閣下每為首肯者,豈公道在人,抑或有過情之譽,真令人疑愧並集矣。” 但實際上,管庭芬並沒有下功夫在考試技巧上有實質性的改進。



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後,從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恩科到咸豐二年(1852)壬子科,管庭芬又一連參加10次鄉試,有考必試,每試必敗,直到56歲仍然落榜後,最終不得不自動放棄。管庭芬如此屢敗屢試,似乎有點碰運氣的意味,實際上他並沒有充分準備,平日主要忙於課館和校書,每次都是匆忙應試,故不免屢試屢敗。或許因為心態的變化,所以他看到的科考陰暗面較多,每每記入日記,發點牢騷。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科鄉試,“候點頭場名。雨驟風狂,水湧廠漏,兼之人數至一萬二千有零之多,勢甚擁擠,至有傷而不能就試者。餘至迫暮方入,衣履皆濕透,不得更易,生平困苦,惟此為最。然後來者有中宵未克歸號者,其窘更有甚於餘矣。至四更三點方得封門,五更三點方能對號,亦二百年來所未有也。” 道光二十八年(1848)科試,“出一等案,餘不招覆,蓋宗師所取者僅勢利兩途,惟以外貌相士,餘年已蒼老,自不合台閣,其見擯宜也。後知賤名抑置三等十名之外,毋乃過甚乎?” 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鄉試,“時近號聞有桐廬諸生孫君名宇潼者,扶病入闈,即歿於號舍,始真功名有重於性命,亦大可悲矣。” 咸豐二年(1852)壬子科鄉試,管庭芬最後一次應試落第,在日記中對此科結果的評論頗有意味:“是日揭曉,海昌中式者曰周士清,其才品無所取,至朱雪篁學博元佑文行俱優,以拔萃科而入副榜,士論皆惜之。” 明顯有對科考錄取公平性的懷疑。同治四年(1865)在太平軍戰亂之後補行庚申科試、壬戌歲試、癸亥科試,管庭芬認為“此回試事之變局,則開國以來所未有”,在日記中記其亂象頗多,謹錄其二則如下:


是時學使者性本慈愛,待士子以概從寬,奈過信掌案積蠹之吏所言,不遵《學政全書》舊規,庚申例為辛酉科舉,壬戌例為恩科科舉,蓋數百年來不易之典也,今皆不遵,而以癸亥一場所取方準兩科入闈,若未赴癸亥科考者,雖前已名列一二等,一概皆使錄遺,此蠹之弊,非例也。於是寒畯考費甚為拮据,頗不洽於士心。


仁和、錢塘、富陽人才幾罄,此時寧、紹兩郡有力者過江冒籍,幾十之二三,皆藉案吏之力,庶無煩言。海寧童生赴試者幾及二百,而撥府每案僅二人,仁、錢、富考者不滿百,每案皆撥至十人。籲,錢神之力如此其廣,而學使者豈不知之。 


歷來對科舉頗有非議者,多為科考不順之人。管庭芬在科舉的理想幻滅之後,對科舉的不滿,每每形諸筆端,正是其屢試屢敗不平心聲的反映。


縱觀管庭芬的科舉生涯,其實充滿了酸甜苦辣,有進學成功的喜悦,更有屢試失敗的憂傷。他24歲中生員,取得了下層士紳的身份,但56歲還沒有中舉人,最終沒有進入上層士紳行列。據有人對科舉考試中榜時平均年齡的研究,生員約24歲,舉人約30歲,進士約35歲。 應該説,管庭芬的開局還可以,但此後竟然參加14科鄉試而不中,就不能簡單歸咎於制度的問題,而更需要其反躬自省,至少應對其應試能力做恰當的評估。其實,中生員取得下層士紳的身份也並不容易。據統計,清代太平天國以前由生員取得下層士紳身份的人數約73.9萬, 而當時中國總人口約4.3億。 就是説,當時中國人中生員的比例是0.17%,可見也是鳳毛麟角。這個生員與下層士紳身份對管庭芬非常重要。民國《海寧州志稿》中僅188字的管庭芬小傳,不忘點出其“諸生”的身份和“重遊泮官[宮]”的榮耀, 無疑這是其84歲生命歷程中重要的閃光點。事實上,也正是這個生員學銜與下層士紳身份的獲得,使管庭芬具有與一般布衣百姓不一樣的生活世界。


3


作為生員出身的下層士紳,管庭芬本應該把主要精力用於讀書應試,爭取通過鄉試、會試,擠進上層士紳社會。但是,由於家庭並不富裕,管庭芬不得不以教館維持生計,如其所自述“受室後碌碌為衣食計,閒則習舉子業”, 而個人又特別偏愛古書金石,這些耗費了他的主要精力,以至於科考並不順利,未能更進一步,終生僅得“諸生”身份,只能在下層士紳社會活動,最終成為一個學者型的鄉村士紳。


(一)四世同堂的教讀之家


管氏始祖於明朝成化年間由姚江遷居海寧路仲,歷代祖輩多為諸生出身,以課館為業,有讀書傳統。管庭芬自述:“餘家食貧守拙,安分讀書,積百有餘年矣。” 管庭芬生父管題雁,字應期,號柳衣,郡庠生,著有《心亨書屋剩稿》二卷,是路仲著名的塾師,“此間論俊秀,強半托門牆。” 管庭芬5歲時過繼給伯父管省吾(字武曾,太學生)為嗣,其時伯父已過世,伯母朱太孺人也在管庭芬21歲時去世,此後管庭芬實際上是與本生父母生活在一起。


管庭芬夫人為海寧潘氏,其岳父潘晴江(一山)、叔嶽潘仲方與潘琴史對他多有幫助。嘉慶十九年(1814),管庭芬的長子升恆出生。接着連生三女,管庭芬戲作二絕句:“呱呱忽聽作啼聲,何苦添丁女又生。欲改裼衣裁紫鳳,阿孃巧為細經營。”“睹此真堪賦惱公,懶開湯餅宴堂中。他年姊妹于歸日,裙布荊釵累阿翁。” 後又生三兒女,均早夭。道光六年(1826),長子升恆與海寧應時良(笠湖)之女訂親,道光十六年(1836)完婚,連生數女,“為之悵悵”。 道光二十八年(1848)六月十五日,“接升恆書,喜於十四日醜刻得一孫,因名之曰‘保孫’”。 咸豐三年(1853)十二月二十日,“次孫慶生生”。 其時管庭芬上有年近八旬的老母,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倫之樂。


作為下層士紳的管庭芬,家裏薄有田產,屬於小地主之家。在管庭芬日記中,常有“收租之……(某處)”或“之……(某)佃處收租”的記載。實際上,管庭芬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課館,但又因喜歡買古書,仍是頗感拮据,所謂“借館穀以餬口,略有贏餘,雖衣敝履穿,不為修飾,即付西吳書估”, 加上其家庭人口較多,所以生活並不富裕,甚至常有貧困之感。其《聽雨》二絕有云:“親老家貧可奈何,謀生乏策枉蹉跎。劇憐苦雨愁難遣,想到中霄滴淚多。”“豐年猶恨欲啼飢,屢值奇荒更莫支。如此米珠薪桂候,一家難免絕糧時。” 其挽二弟聯雲:“鏤腎雕肝,半世苦為家室累;析薪負米,一貧難慰兄弟愁。”禁不住感歎:“雖挽弟,實以自挽也。不亦悲哉。” 這是具有詩人氣質的管庭芬悲天憫人的心聲,當然其實際生活並非如此悲苦,也許這正是一個心高命薄的下層士紳在物質與精神生活方面均未能得到滿足的真實寫照。


(二)設館授徒


在清代,僅有生員學銜的下層士紳並不具備直接入仕的條件,其入仕的途徑有二:一是正途,即進一步通過鄉試、會試,取得舉人、進士學銜;二是異途,就是通過捐納的方式。管庭芬的“正途”沒有走通,而“異途”又沒有資本,且不屑為之。 於是,管庭芬的最合適的出路就是設館授徒。


嘉慶二十二年(1817),管庭芬首次開館於桐鄉晏城沈氏“紅葉村莊”。“僻居鄉曲,居停又非解人意,甚落寞。” 初次體驗到鄉村課館生活的寂寥。兩年後,又移館於家鄉附近的暉芸書屋。其時管庭芬尚未進學,但在當地鄉村士子圈內已稍有詩文之名。管庭芬最重要的兩次課館經歷,是設館於郭溪酆墅鎮王家與郭家。道光二年(1822),管庭芬在酆墅鎮王檉峯家設館,其書齋曰“太古軒”,有《太古軒記》一篇詳敍其課館生活如下:


太古之軒,芷湘子書以懸寓齋額也。憶自壬午之春,始客居郭溪太原氏,地當氵辛江之奧區,平疇綠野,中有屋數楹,掩映於疏槐高柳間,主人為予潔其北窗,作書室,塵囂不聞,惟雞犬聲時流露於籬落下,餘顧而樂之,因顏其居曰“太古”。每當課蒙之暇,把卷卧北窗下,清風徐來,原不讓靖節之羲皇上人,而栩栩然或吟或詠,諸生時竊笑以為狂,而吾亦不能自抑,須卷盡乃止。鄰居四五傢俱以耕鑿為業,終歲不入城市,每詢以時事,則口棘無所答,吾甚愛其直樸,孰謂康衢擊壤之風去古甚遠哉。客有誚予曰:“山靜如太古,唐人山居詩也。子非山中人,而以此顏其居,毋乃弗類乎。”餘笑曰:“子非知古者,夫已往曰古,今之今即後之古也,況予日處荒村寂寞中,當春風來而繁英長,夏日烈而老木榮,霜氣降而敗葉脱,雪花飛而水澤堅,此四時中之太古,古與今無別也。時或相羊原隰,老農邀予坐茅檐下,竹痕侵衣,稻花拂袂,夕陽下來,秧歌互答,此出作入息之太古,古與今亦無別也。其或舊雨不來,孤燈夜坐,愁霖作聲,蕉碎欲死,童子低頭,悵惆莫已,此寥寂中之太古,古與今又無異焉。間則翻經史,弄筆墨,講章句,論忠孝,日與聖賢相對,此六時中之太古,古與今又何歧乎。至於一喜一怒,一哀一樂,一動一靜,一飲一食,又何限於古今。吾雖非山棲者而以太古名其居,聊以志地誌真率而已,庸何傷?”客亦不答,微哂而退。因為之銘曰:茫茫天地,有今有古。古往今來,疾馳如弩。茅屋三間,野水當户。攜書千卷,高陳兩廡。旅況無聊,頌聲徹午。三代聖賢,日可為伍。賴此荒區,養生有主。太古名軒,以志我魯。 


管庭芬把這“荒村寂寞”的課館生活描繪成一幅令人神往的田園詩畫面,並不無自得其樂之感,關鍵在於他原本以為設館只是權宜之計。道光四年(1824)底,為了全力以赴準備道光五年(1825)乙酉科鄉試,管庭芬特意辭館回家備考。但不幸的是,因為父親的突然去世,竟使其金榜題名的美夢頓時化為泡影。道光七年(1827),管庭芬又到酆墅鎮郭杏園家設館,其《重館氵辛江》四律之一有云:“半肩行李又隨身,重向氵辛江問主人。聊借蠹書消歲月,為謀鶴俸且風塵。河堤柳綻初迎客,花徑蜂喧欲報春。富貴神仙俱未遂,青氈仍守魯儒巾。”尤其之二有句“未能焦尾成龍去,翻效于思棄甲來”,與之四有句“連日驚潮喧壯志,兩年負笈未天涯”, 頗有狼狽迴歸之憾。實際上,當時管庭芬已頗不滿於鄉村課館生活,其致書堂兄管蓼吟有云:“弟年來食指浩繁,破硯生涯,終非活計。鑽故紙之中,日與二三童子相對。雞肋之味,實棄就兩難耳。” 如前所述,他本來希望通過管蓼吟謀劃“都門之遊”,以尋求新的發展,但結果未能如願以償。


道光十二年(1832),管庭芬從“都門之遊”回來後,又不得不重操舊業,開館授徒。當年二月十四日,“朱雲乾表兄招予課其長君靜簃讀,是日到館。” 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二十四日,“王春海、粟海二君舟來邀到館,午後抵硤。”二十五日,“是日開館,徒三人。” 咸豐六年(1856)八月二十一日,“因寅昉處西席錢君伯生返禾,屬權館事,課其子載黃、厚培于思不羣齋。” 有時或在家設館授徒,日記有“陳丈升初攜其郎湘圃步瀛受業於餘” 和“遷學徒於家塾” 的記載。咸豐九年(1859)正月二十三日夜晚,已放棄科舉應試的管庭芬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是宵夢至一處,茅舍竹籬,頗饒幽致,入內似書室,中懸一聯雲:‘尋一片苔磯垂釣,留幾間茅屋讀書。’聞寺鐘動而醒,豈示我終老牖下之兆乎。” 夢是心理暗示,也是現實的投影,管庭芬夢境所呈現的正是其長年鄉村課館生活的鮮活圖景。


(三)吟詩作畫


吟詩作畫是文人士子的風雅。管庭芬亦酷愛並擅長於此,其日記隨處可見為友人畫畫題詩或自畫自題的場景,毋寧説這已成為其生命的一部分。


管庭芬在海寧士子中饒有詩名,頗得師友推許。馬省三觀其近稿題一絕:“絕妙高人絕妙詩,萬言倚馬亦吾師。果然寫出非凡句,疑是江郎夢筆時。” 張愚全和其《重館氵辛江》詩有云:“知君李杜是前身,信筆拈來迥異人。腹有詩書供咳唾,胸無城府絕凡塵。友朋合契聯吟社,童冠偕遊樂暮春。哲匠當年曾賞鑑,英才那個老儒巾。” 馬古芸寄歸其詩稿跋其後:“芷湘先生詩筆清妙,海昌諸名宿皆服其才而稱道之。餘未解詩,而芷湘屢過碧蘿吟館,殷然就質於餘,因得讀其近稿,但覺天風清冷,如瑤琴發響,非箏琶築笛之可比,近體似韋柳,古詩則追蹤元白,充其才力,將欲抗駕前賢,若近時所謂能詩者,真屈宋衙官矣。” 吳醒園為其《自娛集》作序:“予知芷湘之能詩久矣,而所見者不多,恆以未得讀其全稿為憾。……息心展誦(《自娛集》),見其取材也富,運思也深,調則從容而不迫,辭則妍麗而清新,擬諸前輩,唐似元白,宋比歐梅,明同何李,以視拜表揖趙趨時好者,迥乎不侔矣。” 管庭芬吟詩主張率性寫真,反對刻意雕琢,認為不求留名而自可流傳。其日記有謂:


友人與餘論作詩之旨,謂當熟讀唐宋大家之有聲調者千餘首方可着筆,然非苦心構思,終不能傳。餘心知其非,因作二絕示之,其一:“觸著靈機筆亦隨,心肝嘔出欲何為。吟壇縱是凌煙閣,詩望留名志已卑。”其二:“描摹景物寫陽春,行樂何堪易苦辛。界宋分唐忙底事,古今無用是詩人。” 


管庭芬在海寧士子中也有畫名。其自寫《薇麓尋碑圖》,友人鍾署香題雲:“芷翁畫為我鄉望,筆力蒼堅勢奔放。偶然興到一揮灑,陡覺雲煙生紙上。苕溪妙手推長房,邱壑蟠胸與相抗。為寫薇麓尋碑圖,不作吳興山水狀(時費君曉樓亦寫《尋碑圖》贈君)。貽君小本只尺幅,中具層巒兼疊嶂。非顛來亦非迂倪,能事豈肯王宰讓。兩人宗派果否同,各自成家絕依傍。多才非藉一藝傳,即論丹青亦瑜亮。” 管庭芬好畫蘭,曾畫蘭四幅寄贈好友胡蕉窗。蕉窗回函有謂:“展玩之下,秀氣撲人眉宇。其設色二幅,更覺丰神絕世。” 管庭芬父親去世三七之期,竟然有人要其畫蘭,使其頗感無奈,其日記載:


是日有無知者,堅予畫蘭,即題二絕示之曰:“秋風入户竹敲門,尺幅溪藤滴淚痕。三兩箭花一叢葉,麻衣人寫楚騷魂。”其二:“淒涼霜露草堂寒,把筆先愁墨汁幹。誰謂芳蘭開欲笑,阿儂慟作蓼莪看。” 


管庭芬水榭聯吟山水圖軸


很少見管庭芬品畫,其日記有如下一則:


王香潭先生龍蟠,以畫竹一幅寄贈先大人,筆力雄健,惜乏秀韻,是為期頤之徵。又吾鄉賀墨顛布衣之秀寫意仙佛及蘆雁、稻蟹,為世所推許久矣。予謂畫誠佳矣,惜少數百卷書助其運腕耳。 


在管庭芬看來,王老先生的畫缺乏活力,而布衣畫家沒有書卷氣。他喜歡意氣風發的文人學者有文化底藴的畫,“供我豈無萬卷書” 正是其自我期許。


據説管庭芬在太平軍戰亂之後“舊業蕩然,藉賣畫以自給”。 事實上,在此之前,管庭芬也可能以賣畫補貼家用。其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初八的日記,抄錄了友人所示《茶花草堂寫生規約》,所畫扇面、冊頁、單條、屏幅、小橫披、手卷、矮條幅、斗方、大堂幅、大橫披、小軸心等,均明碼標價。管庭芬還特別説明抄錄之用意:“庶幾求筆墨者得所指南也。” 但在管庭芬日記中,沒有見到其收取潤筆的記載,是有礙於士紳的面子而不便收還是沒有記呢,實在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瞭。


(四)學術取向與貢獻


在清代漢學與宋學的學術分野中,管庭芬的學術取向是宗尚漢學。從其日記所載購書與借書情況看,多明末清初著名漢學家著作,如顧炎武《日知錄》與《天下郡國利病書》,黃宗羲《南雷文定》,萬斯同《羣經辨疑》,閻若璩《四書釋地》,朱彝尊《經義考》、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梅文鼎《歷算全書》等。也有乾嘉諸老著作,如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與《潛研堂文集》,趙翼《陔餘叢考》、《二十二史札記》與《趙甌北集》,全祖望《鮚埼亭全集》,畢沅《靈巖山人集》,阮元《積古齋鐘鼎款識》與《詁經精舍文集》等。至於宋明理學與心學著作,則較少提及,鄰縣桐鄉清初著名理學家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是例外,但他對這位楊園先生並不恭敬。咸豐十年(1860)六月初二日,管庭芬抄錄楊園《近鑑》一卷,並記曰:


楊園先生著《近鑑》各條,説者謂其殊傷忠厚,非隱惡揚善之道,閲之良然。蓋道學家自謂接賢聖薪傳,責人而不能責己也。全集中蜀山草堂本刪去,惟近刻者有之。餘始知楊園無後,未始不由口舌爭名,視天下之人皆不肖耳。 


另外,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在提到明朝心學家湛若水時,其日記有這樣一則:


偶閲嚴嵩《鈐山堂集》首序,甘泉湛若水筆也。若水談性命之學,著述盈二百卷,而序中卑鄙處,閲之使人失笑,直朱萬拜一流人物耳。即書三絕於後,其一:“盥首焚香禮數全,門生百拜展瑤編。縱然心學能千古,難掩鈐山序一篇。”其二:“往昔南園一記成,放翁從此損高名。君無諷勸徒工媚,只學籬邊犬吠聲。”其三:“前賢語錄任評刪,可食豚蹄兩廡間。想是身先恩相死,不曾天水序冰山。” 


理學蹈空,便有“假道學”之嫌。上述張履祥、湛若水的例子,表明管庭芬對理學/心學家虛偽卑劣一面的極端鄙視。


管庭芬雖然身處海寧鄉村,但其眼光並不侷限於荒野僻壤,而是自覺地投向全國學術前沿,能及時追蹤學術主流乾嘉漢學。可以説,管庭芬崇尚漢學的學術取向及其編校古籍的學術事業,正是深受乾嘉漢學流風的直接影響。


在管庭芬的學術交遊中,值得注意的是兩位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學者何紹基與邵懿辰。何紹基(1799-1873),字子貞,號東洲,湖南道州人,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編修、四川學政,為詩人、書畫家,通經史,精小學、金石碑版,著有《惜道味齋經説》、《説文段注駁正》、《東洲草堂詩•文鈔》、《東洲草堂金石跋》等。道光三十年(1850),管庭芬在杭州與何紹基有直接交往。其六月二十九日記載:“時何子貞太史紹基寓居萬峯山房,抵晚過訪。太史人頗敦厚,無仕宦習氣,工書,求筆墨者絹素山積。”七月初三、初六、十二日,均有“子貞太史過談”的記載,十二日“並以去秋於粵東試時闈墨見惠”。管庭芬回到海寧後,八月十一日“子貞太史自省垣寄聯為贈。” 邵懿辰(1810-1861),字位西、蕙西,浙江仁和人,舉人出身,久官於京師,為今文經學家、目錄學家、藏書家,著有《禮經通論》、《孝經通論》、《尚書傳授同異考》、《四庫簡明目錄標註》等。咸豐七年(1857),邵懿辰到海寧硤石,管庭芬有機會與之聚談。其十月初八日記載:“至硤晤邵位西主政懿辰,位翁向任刑部,入軍機,以議琦善罪,忤堂官,借他事鐫級,以六品致仕。博學工文,為吾杭所推重。把晤如舊相識,談敍甚歡。夜同飲東湖草堂,月上而散。” 咸豐十年(1860),邵懿辰再到海寧硤石避難,管庭芬與之多次晤談。其三月初五日記載:“適邵蕙西部郎懿辰避亂至硤,住寅昉家,談次,幸其眷屬俱無恙。”初十日,“蕙西過談。”二十八日,“寅昉邀深廬夫子及蕙西丈、沈君二溪、陳君湘葵及予登沈山,並攜樽飲酒於碧雲寺之喝石山房,抵暮下山。”三十日,“蕙西、湘葵、寅昉過談。”閏三月初二日,“蕙西過談,夜同飲五飲齋。”初三日,“蕙西返杭,來別。” 與何紹基、邵懿辰這樣一流學者的相見或出於偶然,相談也比較匆促,但對於久處鄉間的管庭芬開闊視野則不無裨益。


在海寧當地鄉村士紳社會中,對管庭芬學術事業幫助最大的有兩位,一是表侄胡蕉窗(爾滎),一是表弟蔣光煦(生沐)。胡蕉窗家裏藏書豐富,是管庭芬早年交往密切的朋友。管庭芬不僅為胡蕉窗購書做參謀,而且經常到胡處借書。管庭芬好讀書,但家裏並不富裕,少有餘錢買書。其嘉慶二十二年(1817)日記載:


送春後,有書估朱姓來,富有冊籍,餘欲購經解及考據書二三種,正值囊空,苦無以應。因檢得夾衣數件付長生庫質錢,書方為我有。戲作《典衣買書歌》曰:“天涯有客芷湘子,青山懶隱隱村市。貧居陋巷無所求,願與史籍同生死。既耕還讀甑層虛,仰天狂嘯心不舒。天生我才必有用,供我奈豈乏今古。叩門喜接西吳客,一笑相逢皆祕冊。繞牀真奈阿堵無,欲舍仍留費籌畫。緼袍掛體春衣閒,呼童且質錢刀還。奇文換得自欣賞,絕勝夢遊嫏嬛間。芸香謹貯留耕室(餘家書室名),讎校亦可銷永日。丹黃塗乙復咿唔,兩手晨昏少停筆。吁嗟乎!富兒插架為鬥奇,開卷茫然何所知。深房空鎖少人跡,蠹魚作糧蛛牽絲。寒士寥寥稀卷軸,箇中欲想尋清福。苦心積得幾殘編,也要後人能善讀。” 


管庭芬自述“家貧無書,平日俱借讀於人”, 其早年主要就是從胡蕉窗處借,正如蕉窗在其詩稿上題辭:“我書借君讀,君詩吟我聽。奇文異冊撐住腹,覓句欲奪江峯青。” 在《破鐵網序》中,管庭芬記下了與胡蕉窗書緣的一面,有謂:


人生樂事,惟讀書藏書,評金石器具,舍此外無所求焉。但吾輩寒素所縛,不能作平地神仙,每閲古人書譜畫記及考古博古諸書,不覺神躍躍欲動,故目有所遇,中心藏之。鄉居惟鬍子蕉窗為密邇。蕉窗縹囊錦軸及鐘鼎文字,濟美一樓,猶以未能埒雲林清祕為恨。然性情疏放,家遂中落,年來書估骨董到門,有所悦而力不從心者輒攢眉相告,大有琅嬛福地張茂先不能再窺之思。餘每聆其語,嘗一一志之冊,並以餘向所心賞者共為一編,顏曰“破鐵網”。蓋因古人有《鐵網珊瑚》及《珊瑚網》諸目,反而稱之也。後之閲是冊者,作煙雲過眼錄觀也可。 


道光六年(1826),胡蕉窗英年早逝,管庭芬頗為悲痛,作挽蕉窗十律,其四有云:“與我貧交十五年,每勞鴻影遞吟箋。一燈論史同聽雨,三月看花屢泛船。妙畫追摹求鑑品,奇書互校亦因緣。從今再踏黃壚土,慘淡牆坳發杜鵑。” 


蔣光煦是海寧硤石有名的藏書家,也是管庭芬中年時交往較多的朋友。管庭芬頗欣賞蔣光煦,認為:“生沐性耽翰墨,礪志詩書,為富室中絕無僅有之人。” 道光十八年(1838),管庭芬與費曉樓、許心如等人受聘為蔣光煦校刻《別下齋叢書》。管庭芬樂此不疲,但校書其實是個苦差事,以下一例可見一斑:


是日命梓匠修《陸冰修先生詩集》版。案是書刻於辛卯、壬辰間,錯誤極多且行款俱不如式,不堪翻擷。生沐屬予及心如從原稿及別本互為刊正,凡搜誤字五百餘,改錯字千餘,補字二千餘,又削去重出絕句一首,每卷仍改刻先生同學參訂,與手稿同,版心“遺稿”改作“詩稿”,庶幾可以印行,然終非善本也。匠人云需工三十餘,於此日為剞劂之始。 


咸豐十年(1860),蔣光煦因太平軍戰亂避難他鄉,其藏書樓被戰火化為灰燼,因此憂憤而逝。管庭芬為《別下齋書畫錄》作序有如下記載:


咸豐己未,粵寇闌入東南,浙江全省戒嚴,生沐掣眷避居予家,嗣後遷茶院山中。庚申八月寇焚硤石,生沐之居燼焉,畢生所弆,一旦盡歸劫火,遂侘傺無聊,酒後每撫膺慟哭,是冬即抱恨以終。 


還有一位與管庭芬關係密切的重要人物為錢泰吉,即管庭芬日記中的“深廬夫子”與“警石學師”。錢泰吉(1791-1863),字鋪宜,號警石、深廬、冷齋,浙江嘉興人,廩貢生,著名藏書家,精於版本目錄學,道光七年(1827)至咸豐三年(1853)官海寧州訓導,後主講海寧安瀾書院。管庭芬拜錢泰吉為師,故時相過從。錢泰吉著《曝書雜記》,管庭芬作跋述其學術如下:


學師錢警石先生秉承舊德,少喜聚書,插架數萬卷,丹黃粲然,而於兩《漢書》、《元文類》校勘尤詳審。道光戊戌偶著《曝書雜記》二卷,以《史》、《漢》之類例,為晁、陳之品評,分之則百餘條,合之則自首至尾脈絡灌輸,為自來説部之創格,而著錄之變體也。蓋先生於古文義法極嚴,雖隨筆記纂,亦體裁不苟如此。其中敍述家訓,感念故人,皆至情至性之所繫,豈獨妙義微言啟迪來學者。庭芬從遊有年,竊謂粗知先生者,爰贅數語於後。 


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月,錢泰吉擬修《海寧備志》,招管庭芬為分纂。二十三日記載:“接深廬夫子書,雲志事已開局,諸君已集,招予襄分纂之役。” 與管庭芬在志局共事者尚有應笠湖、陳淡如、鍾署香、潘蹈孫、曹杏庭等,均為海寧地方名士。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月,歷時兩年零九個月,《海寧備志》纂成。


管庭芬治學頗勤,著述豐富,除《艸兮筆記》、《破鐵網》等筆記 及大量詩文外,較重要者尚有如下數種:


1、《海昌經籍志略》,彙集自東晉至清朝海寧人士著述目錄。管庭芬自序雲:“芬於讀書之餘,潛心海邦著述,露鈔雪纂,欲輯成書,復得周氏《餘聞》諸書,匯而歸之。上自碩儒名臣,旁及遺民閏秀,方外隱逸之流,使仰屋苦心,不至與爝火寒螢同歸虛幻,則亦佚中之存也。”先成二卷,後擴為六卷。“經籍志”體例始於《隋書》,一般是國史的重要構成,而較少出現於州縣誌。管庭芬為此頗自得:“搜一邑之詩文合成一集,宇宙間不下十百家,至專輯經籍,則未之聞也,有之,自餘始。” 錢泰吉也很看重管庭芬的《海昌經籍志略》,並把它輯入《海昌備志》,有謂:“管兄芷湘博覽古籍,尤熟於鄉邦文獻,所撰《海昌經籍志》,餘既纂入《備志》矣。” 


2、《海昌遺珠錄》,匯錄海寧人士詩文集,並附自撰《渟溪雜詩》四十絕(後又增補十五絕)。同裏周勛懋(竹泉)夫子盛讚之,有謂:“是錄也,錄其人並系以傳,錄其詩並附以文,如吳若谷之《孝友傳序》、管竹溪之《朱節孝詩》、錢綠窗之《書佩刀歌后》,悉有關於世道人心。人可傳,藉詩文以傳,非如詩抄詩選,徒以翡翠苕蘭紛若悦目已也。嗚呼,有論世知人之識,有徵文考獻之功,管子之心苦矣!管子之功偉矣!” 


3、《漷陰志略》,通州漷縣史志,道光十一年(1831)編纂,為管庭芬“都門之遊”的意外收穫。管蓼吟時任通州州判,署漷縣,其序雲:“邑故有志,歷久弗傳,未得考沿革之大略。是從弟芷湘擬應京兆之試南來,税駕署齋,暇日為餘從《畿輔通志》及《通州志》中引及漷陰舊乘者,悉纂而錄之。並於京邸友人處檢閲羣書,有涉漷事,復為裒益,即排比為一卷。” 


4、《花近樓叢書》,管庭芬在太平軍佔領海寧時避難期間抄錄文獻彙編。其時,管庭芬於戰亂中“日藉筆硯以消鬱壘,笈攜小品,盡手錄之,不足,復於村塾及鄰近告藉以續之。” 因有感於“故家典籍又大半毀於劫火,深為天喪斯文之歎”,彙集所存,得七十餘種,名《花近樓叢書》,“蓋取杜少陵‘花近高樓傷心客’之意也。”後又繼續抄錄,“偶見故家散帙,輒假之以歸,設有可存,則錄藏篋衍”,輯為《花近樓叢書補遺》。 


另外,尚有《淨慈寺志》與《天竺山志》兩種,詳見下文。


(五)居士與佛道界

 

儒、佛、道在中國,向來大體相安無事。雖然儒為社會主流,但佛道二教也與人們日常生活多有關聯。管庭芬作為儒門士子,起初並不信佛道二教,甚至非常厭惡。其嘉慶二十一年(1816)八月二十九日記載:“是日女尼化香燈米者洊至,餘甚厭惡之,因思天下至賤者唯妓,自知行穢,不敢造良家閨闥。近日尼與妓無所攸分,而富室名門每反關聯深閨之密友,則淫盜之謀每起於隱微而不自覺,可為歎息痛恨者若輩耳。” 嘉慶二十三年(1818)日記有云:“餘服先太孺人之喪已期年矣,念及不覺悽然淚下,即於九月初三日禮佛事,以懺悔。餘性雅不許二氏教,實未能免俗,每聊復爾爾。” 道光二年(1822)四月初五日,“靜中無事,偶閲佛典,戲拈八首,其一曰:‘靜中閲佛帙,糟粕何足徵。西方極樂土,所言全無憑。詎意舍衞國,半多乞食僧。衲衣盡壞色,託缽行崚嶒。祇園聚羣丐,豈為超上乘。吾儒仰洙泗,無諂無誇矜。所以陋巷樂,千古終服膺。’” 可見管庭芬的門户之見甚深,對佛教不無鄙薄之心。


儘管如此,但通過逐漸與佛道界接觸,如經常出入各處佛寺與道觀,其實管庭芬的生活已離不開佛道二教了。道光五年(1825),管庭芬的父親去世,連日請尼僧、羽士(道士)做法事,並在事後特意致函好友胡蕉窗借閲佛書,有謂:“日間心緒稍定,愁坐苫次,莫遣悶懷。鄴架蓮池大師《雲棲法匯》一書,乞假一觀,於萬慮皆空之際,翻閲數冊,庶資冥福時,不為俗僧所愚耳。” 顯然,管庭芬在尋找心靈的慰藉。


後來管庭芬竟然號稱“芷湘居士”,儘管尚不清楚他是否信奉佛教,但他的生活已與佛寺及僧人密不可分了。在這方面影響管庭芬的關鍵人物是六舟上人。六舟(1791-1858),俗姓姚,名際仁,法號達受,字六舟、秋楫,號萬峯退叟、南屏住山僧等,浙江海寧人,好遊歷、金石、書畫、收藏,因多才多藝,被阮元譽為“九能僧”。 管庭芬與六舟為海寧同鄉,又愛好多有相近,故頗為投緣。道光二十八年(1848),六舟住持杭州南屏淨慈寺,特邀管庭芬常住南屏,相偕遊覽杭州各山寺廟,蒐集金石碑銘,並輯補《淨慈寺志》。管庭芬《遊報先寺》詩頗有意味,有云:“向隸孔家山,弦誦棲吾黨。轉瞬復琳宮,仍為空王掌。學佛世所喜,崇儒教難廣。我遊徒歎息,落日下林莽。” 由儒轉佛,直擊管庭芬心中難言之隱。道光二十九年(1849)冬,管庭芬又與六舟作“越東之遊”,探訪各處名山古寺。在《越遊小錄》序中,管庭芬自嘲“作此冷淡生活,未免得為熱中人所齒笑乎”,並在序末開始署名“芷湘居士”。 六舟自訂年譜為《金石書畫編年錄》,管庭芬協助刪補,併為作序,考其行誼,稱為“以翰墨為清修者”,盛讚其“借揮灑為説偈,藉考訂為淨土,亦千載不僅見之才也”。 咸豐八年(1858),六舟去世,管庭芬非常悲痛,其自敍交誼有云:“芬與公相訂縞紵幾三十年矣,相交最深,相知最稔。自戊申後公主淨慈禪寺,招芬來遊湖上,時坐萬峯之巔,曠覽江山之勝,不乏聯吟之作。及公退院,芬寓靈竺山中,公亦不時相訪,手攜紙墨,遍拓摩崖舊跡幾百餘種,裝褫成冊,共相欣賞。” 六舟不愧為管庭芬難得的方外知己。


因六舟的關係,管庭芬與杭州各寺僧多有交往。咸豐元年(1851),在六舟辭卻淨慈寺住持後,管庭芬受天竺山上竺寺楞嚴、萃雲二上人之邀,開始編纂《天竺山志》。 歷時近三年,於咸豐三年(1853)告蕆。管庭芬作《天竺山志》弁語云:“法喜楞嚴方丈暨副寺戒恆大師慨志乘之未備,因於辛亥之春,貽書海昌,屬予入山互相參訂。奈山中無書,閲市借人又距城非邇,幸南屏六舟上人及仁和汪鐵樵騎尉諸君各談聞見,及出所藏祕冊用備採輯,凡歷三易寒暑,始得創稿,共成二十有七卷。……今幸不負楞公等所屬,使三竺之文獻有徵,一歸簡要,不以虛誕之談、不以鄙陋之習盈其卷中,稍足以自信雲。” 《天竺山志》為佛門勝地保存了重要的文獻資料。


(六)鄉村士紳與地方社會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士紳是地方精英,既有一般百姓沒有的特權,可以自由見官,與地方官平起平坐,也有為地方表率,領導和參與地方事務,並維護地方利益的職責。 鄉村士紳在地方社會的這些特權與職責,是由士紳特有的身份所決定的。


在日常生活中,經理婚嫁喪葬禮儀是鄉村士紳重要的社會功能。管庭芬的日記記載了許多他所參與的婚嫁喪葬事務。如婚事,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二十八日,“為慶麟侄孫作冰上人,聯姻氵辛南之次媛。是日纏紅,晚飲而歸。” 咸豐七年(1857)正月十九日,“舟之硤,飲朱馥堂處,即宿焉。”二十日,“是日為歸朱從曾孫女五七領貼之期,襄理盡日。” 又如喪事,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二十四日,“午後謙谷命舟來邀辦竹泉夫子喪務。”二十五日,“作挽竹泉夫子四律。”二十六日,“是日代朱半塘明府恭壽作祭文一首。”二十七日,“是日書屏幅輓聯竟日。”二十八日,“是日為竹泉夫子迎神之期。……更許舟歸。” 鄉村士紳之所以成為在當地辦理婚嫁喪葬事務的重要角色,不僅因為他們懂得相關禮儀,而且他們的體面身份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體現事主的面子。


鄉村士紳還可以是處理家族事務的主角。道光二十五年(1845)九月,管氏從孫輩綠庵青年夭折而無子嗣,有族人想乘機侵佔其家產,管庭芬出面維護。二十四日記載:“是日為綠庵蓋棺之期,族有利其資產,欲並而有之,餘恐孀居者將來並無饘粥之養,力為維持,頗遭怨尤。” 咸豐八年(1858)三月,管氏三支侄輩潤之因不娶無嗣,欲將個人田產全部捐獻管氏公堂,族長召集管氏四支代表公立議據合同,管庭芬為大支代表及合同執筆人。 


鄉村士紳更重要的社會功能是調適官民關係。在傳統的官、紳、民三維社會結構中,士紳通常充當政府官員與普通民眾之間的“中介人”或“調停人”的角色。士紳與地方官共同管理當地事務。“中國士紳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他們是惟一能合法地代表當地社羣與官吏共商地方事務參與政治過程的集團。” 在鄉村社會中,只有士紳可以直接與地方官打交道,並藉此溝通官民之間的關係。


從管庭芬日記來看,他與海寧地方官多有交往。在日記中,時有諸如“州署觀劇”、“為翟端卿州尊作畫”與“陶棣生鹺尹尊人淳甫先生六秩壽,作畫贈之,並題四絕”的記載。 以下略述管庭芬與知州易梧岡(鳳庭),海防(東防)同知呂幼心(榮),署知州朱述之(緒曾)的交往。


易梧岡於嘉慶十九年(1814)任海寧知州,當時管庭芬尚未進學,但因為他的父親管題雁(應期)是郡庠生,有下層士紳的身份,因而他作為士紳之子也有機會接觸地方官員。易梧岡進士出身,頗有賢名。管庭芬日記載:“公由壬戌甲科出守,愛民重士,為近時賢令。”“是歲大旱,無禾,公又勸賑以詩,合邑皆樂從而民無流亡,善政也。”管庭芬認為易梧岡的《勸賑詩》“雖無甚警拔,而一片真誠,亦流露行間字裏也”。當時和者甚眾,管庭芬也試作四律,但頗不愜意。嘉慶二十年(1815),管庭芬多次參加易知州月課,並順利通過州試、府試,可惜最後院試落選,沒有進學。嘉慶二十一年(1816),易梧岡刊刻《勸賑唱和詩》四卷,並派人送了一套給管家。不久易梧岡母親去世,管庭芬“入城吊易太夫人之喪”。易梧岡丁憂將回籍,“邑之人將庀材建粵賢祠,書碑立主祀之,較之胥吏户[屍]祝前任孫某不啻天淵矣。”  


呂幼心於道光元年(1821)與四年(1824)兩任海寧東防同知,其時管庭芬剛入學海寧州學。呂對管頗為欣賞,許為“人材”,使管非常感念。管庭芬日記有關於聽呂幼心宣講《聖諭廣訓》及多次遵囑和呂詩的記載。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初四日,管庭芬日記載:“是日悵悉陽湖呂幼心司馬之訃。二十年前,公任海昌時,蒙以人材見獎,迄今老大無成,殊為自愧,而知己之感,則不能忘也。” 


朱述之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署海寧知州,時管庭芬正協助海寧訓導錢泰吉編纂《海昌備志》。朱述之愛好收藏金石書畫,蒞任之初曾特意到志局看望管庭芬,從此交往密切。管庭芬離開志局回鄉後,朱述之還“專役招飲”,管不時赴州署共酌,併為朱作畫,為朱母祝壽。朱述之還經常寄金石拓本請管庭芬鑑賞,並致函請教海寧地方史志。道光二十八年(1848),朱述之調任嘉興,貽書告別,管庭芬“往送述之刺史,五鼓已起程矣,為之悵悵”。咸豐元年(1851),朱述之仍寄所刻影宋本《棠陰比事》一冊見贈。咸豐十年(1860)十月,管庭芬獲悉朱述之去世,日記載:“朱述之司馬已沒于越中旅次,所藏書不可復問矣,為之泫然。” 


因為與地方官多有交往,管庭芬作為鄉村士紳,充當了溝通官民關係的紐帶。道光十二年(1832),管氏伯曾祖墓地蔭木古鬆被人盜砍,管庭芬出面領銜,與同是生員的族人管澹凝等人具呈,請知州示禁,得到知州批准飭緝示禁。 咸豐二年(1852),管氏侄孫壽徵生母沈孺人去世,因其早年喪夫,獨自撫養壽徵成人,而壽徵極拮据,亦竭力辦完喪事,“族黨甚敬之”。管庭芬特意“上其事於當道,備志立傳題旌”。 咸豐八年(1858),管庭芬因八弟及侄三元遭地痞錢阿莊、阿銀兄弟毆打,為此呈控錢氏兄弟,“牟冊知[如]州尊訊治錢阿莊枷杖,並提訊阿銀。” 


鄉村士紳雖然與地方官共同管理地方社會,但在地方官有不利於地方社會時,士紳一般會站在地方民眾的立場上,以維護地方利益。以下兩則日記,可以清楚地看出管庭芬在這方面鮮明的態度。道光十五年(1835)七月初九日,“是日聞新任州尊李已蒞海寧,疲政一清,為之色喜。” 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一月十五日,“是時邑有署令胡某以貪狡著,民頗苦之,至是忽病死,闔邑稱快。” 太平軍興起時,海寧官府欲勸捐,某些劣紳企圖藉機分肥,管庭芬頗為鄙視。咸豐三年(1853)四月十六日,“時州尊有勸捐守禦之議,凡城中下劣紳士藉董事分肥者,無不欣然有喜色。” 當官府以勸捐下壓士紳時,管庭芬甚至採取不合作態度。咸豐七年(1857)二月初六日,“時牟春[冊]如州尊以書來,命捐賑作董以勸裏之殷富,餘以疾辭之。” 鄉村士紳作為有鄉望之人,更多地關心民眾的生活與地方社會秩序的穩定。


4


作為鄉村士紳,管庭芬本可以在課館授徒、吟詩作畫、校勘古書的田園牧歌式的鄉村生活中安度晚年,但世事難料,天有不測風雲,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震撼了中國,也改變了管庭芬個人的命運。道光三十年底(1851年初),太平天國起義爆發,迅速席捲大半個中國,引起巨大的社會震盪。戰亂打破了常規,年屆55歲的管庭芬不得不在驚慌驚恐中度過多年動亂的歲月。


據管庭芬日記,他是在咸豐二年(1852)底才聽到太平軍的消息。十一月二十八日,“時聞粵氛侵及武昌、漢陽,而九江、安慶等處已戒嚴。” 這是第一次出現有關太平軍動向的記載。直到咸豐十年(1860),管庭芬才知道“太平天國”這個名號,當年九月二十六日記載:“相傳江蘇等處所奉偽號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 


起初,管庭芬只是簡單記下了漢陽、九江、金陵、上海等城陷落及杭州戒嚴的消息,其日常生活照舊,似並無太大的干擾。其中有兩件事值得注意:一是金陵城破時,原温州鎮總兵湯貽汾(雨生)全家殉節,曾題絕命詞於壁,慷慨激昂,“一時悲公志節,和者甚眾。”因六舟上人與湯有舊,六舟特裝裱其《秋日集磨磚作鏡軒詩》手稿屬題,管庭芬即次原韻雲:“回憶清談茗一杯,香參明鏡本非台。豹韜氣壯思名將,鷲嶺雲深訪辯才。落葉打窗今雨至,殘燈輝壁故人來。頓教往事成千古,雲鎖金陵鬱不開。” 二是沈月海親家在太平軍北伐時於滄州全家殉難。咸豐三年(1853)十一月初四日,“風聞沈月海親家於九月間全家殉難滄州之信,為之駭然,不寐竟夕。”次年正月二十五日,“接沈芑塘親家書,知月海親家及侄女葆貞滄州被粵寇之難,全家死節,不勝悲慟,然為國捐軀,雖攖慘禍,不失忠貞,破涕之餘,稍為心慰。”二十八日,撰挽月海親家聯雲:“碧血丹心,守土一門全毅烈;雲車風馬,招魂千里肅英靈。”四月初六日,作長歌紀實,其中謂侄女葆貞:“吾家有女死最烈,罵賊糜軀節先殉。” 當時因太平軍尚未進攻浙江,故起初幾年內海寧尚為安靜。“元帥廟温天君出巡逐疫至仲(路仲——引者注),士女喧填[騰]竟日,尚存太平景象。” 管庭芬的日常生活也尚為安定。


咸豐十年(1860)初,太平軍李秀成部為解金陵之圍,行圍魏救趙之計,大舉進攻皖南浙北,破杭州外城,隨後迅速回師攻破清軍江南大營,又連下常州、無錫、蘇州,再次揮師南進,浙江陷入兵燹之中。


早在李秀成大軍圍攻杭州時,管庭芬便預感到浙江難免兵災,不免心境惡劣,但他一介書生,無能為力,惟有自作鎮定,不失書生本色。其日記載:“時寇警漸近,心殊惡劣,惟草錄近人小品以遣悶懷。” 當天他錄下《春雪亭詩話》一卷,並題寫跋語,隨後便經常抄書題跋,藉以遣懷,後來就把所錄之書彙編為《花近樓叢書》,實在是意外收穫。管庭芬亂中抄書實屬無奈之舉,實際上他的內心並沒有如此淡定。無情的戰火不僅擾亂了平靜的生活,而且使親朋好友家破人亡,繁華的城鎮與寧靜的鄉村均殘破不堪,地方社會秩序陷入極度混亂無序狀態。年逾花甲的管庭芬用血和淚記下了自己生命史上最悲慘的一頁,其經歷與見聞均不堪回首。


其一,親人的劫難。因家鄉路仲被兵,管庭芬不得不奉年逾八旬的老母拖家帶口避難近村,“破樓一間,聊以棲止。自初一至初五,逆氛漸逼,知梅里、石涇、硤川焚蕩殆盡,延及吾鄉,復攜眷狂奔,炮火掀天,昏煙匝地,幾頻於險者數次,幸脱於虎口。”三女兒所在村莊被毀,“尚有所居樓房及廚屋倖存,然不可以蔽風雨矣。”孫女婿金淥岑“為賊所掠,為不釋於懷,甚為悲慼”,親家金九滋“因淥岑被掠,憂憤而卒”。隨後金淥岑也暴得沉痾而殤,年僅25歲。“灑淚送淥岑並勸慰二孫女,老年視此,五內幾裂。”“稻孫舅弟詒谷罵賊,正命於家,並失其首。一諸生能如此結局,可謂烈矣。” 最令管庭芬傷心欲絕的是其長子實際上也是唯一的兒子升恆在逃難時受傷染病去世。咸豐十年(1860)八月二十九日,“大兒升恆因避寇逃竄受傷,忽患血痢,日夜數十次,因延李夢蘭兄診視,服藥無效,心甚憂之。”九月初八日,“大兒之病日沉,恐其不起,心甚怵然。”十一日,“兒病漸不可支,心殊鬱郁。”十三日,“愁看兒病,老懷難遣。”十四日,“未刻大兒升恆卒,年四十有七。兒雖不才,略可以支撐門户,暮年喪子,情何以堪,不覺老淚之縱橫也。” 白髮人送黑髮人,天下之悲慘莫過於此。


其二,朋友的劫難。在管庭芬日記中,記載了不少好友被難的情況。僅舉幾例:咸豐十年(1860)三月初四日,“痛悉餘友胡次瑤孝廉琨全家殉節之信,為之一哭。”五月二十二日,“時禾城(嘉興——引者注)破,後聞餘友沈燭門照已陷於賊,又沈丈蓮漵生死未卜,為之悽然。”次年三月初七日,“知白馬廟已為寇毀,六舟禪友所藏書畫長物及金石拓本蕩然無遺矣。籲!可慨焉。”十二月初七日,“曹柳橋丈自武林(杭州——引者注)來,雲自城破後孑然逃出,全家死亡殆盡。近日城中餓斃者十之六七,賊雖不屠城而城無異於屠矣。而老友汪鐵樵家景象可知,為之鬱悒累日。” 硤石蔣光煦(生沐)的遭難,最使管庭芬痛苦。海寧四鎮,硤石最富庶。乾隆《海寧州志》有謂:“硤石最饒庶,袁花次之,長安又次之,郭店為下。” 硤石鎮“蔣、徐為最富”。 海寧州隸屬於杭州府,是太平軍從蘇州南下經嘉興、海鹽進攻杭州的通道,而離管庭芬家鄉路仲不遠的硤石鎮又首當其衝,如時人所謂“硤石為海寧門户,而海寧又為杭城之門户也。” 被兵之後,硤石受損最嚴重,“繁華之市半為瓦礫之場。” 蔣光煦全家流離失所,到處避難。管庭芬因曾長期到蔣氏別下齋校刻古籍,頗有感情,一直非常關注蔣家命運。咸豐十年(1860)四月十九日,“時硤川人心頗惶恐,不可以居。生沐奉母掣眷避居予家。”六月十一日,“生沐已卜遷於桐木港,餘送其眷屬往。”八月初十日,“餘使人至硤探問,知生沐(家——引者補)焚蕩無餘,僅存別下齋三間,而所藏祕籍、名書、法帖、金石等皆歸劫灰。”十一日,“生沐處使來,雲桐木港亦有警,復移避於章橋徐丈傳山家。”十八日,“生沐處使來,知已遷避誦玄寺之胡衣谷家,所致書皆痛哭流涕之言,不堪卒讀。”二十日,晤生沐,“相見慟哭,殊難為慰。”九月初七日,“晤生沐,時因憂愁忿鬱,受病已深,相見哽咽,多作不詳[祥]語。餘不能久坐,灑淚而別。”十一月二十三日,“晚接生沐訃音,為之一哭。……今年甫四十有八,僅得中壽,著述俱未編定,僅《東湖叢記》六卷已刊行世,而版又毀於寇火,悲哉。” 蔣光熙因別下齋藏書及書版盡毀於戰火,憂憤而終,管庭芬備感神傷。


其三,地方的劫難。長時間的戰亂給海寧各地造成了嚴重創傷,到處滿目瘡痍,慘不忍睹。管庭芬日記多有記載,隨舉二例如下:咸豐十年(1860)八月,管庭芬家鄉路仲附近被禍慘狀:


初三,晴。賊焚石涇附近村莊,即潛至硤石殺掠,煙焰縈結,半天皆黑。又有賊一股由石涇南掠,餘鄉早罷市,逃避一空。夜有眉月。


初四,晴。賊兵午後至路仲市,焚燬十餘處,烽火燭天,炮聲殷地,難民悲號道路,棄女拋妻,不可勝記。但賊之往來,與餘避地不及半里,而倖免於禍,豈非天之默佑,而使全家幸得完聚哉。


初五,晴。賊焚硤川東南湖大街,生沐、寅昉之居俱成灰燼,又至路仲掠富室數家去。未幾官兵又至,掠賊之所遺,兼土寇縱橫,莫能抵禦,以至十室九空,立錐無地,痛何如之。夜有月,東北風甚大。


初六,晨陰雨。烽煙稍息。餘先至家探望,幸老屋尚存,而傢俱已不可復問。時吾鄉掠去丁壯十餘人,內管姓亦失四人,婦女殉節者已查得二人:沈三英妻謝氏及錢八姑。籲!亦可悲已。夜有淡月。賊毀惠力寺及西山廟宇,竟夕火光燭天。


初七,陰雨竟日。餘鄉市之前後及附近村落無主之屍盈河橫道,慘不可言。 


同治三年(1864)正月二十日,海寧州城殘破景象:


時城甫收復,兵勇未撤,城中大半焚燬,編户未復,民間屍棺俱為賊發,到處白骨委地,壕溝中骷髏堆積,半皆被戮之良民,傷心滿目,慘不忍言,即將所見者詳記之。


學宮:大成殿啟聖祠及名宦、鄉賢、節孝等祠木主皆無,徒存壁立,教授、訓導住宅並尊經閣皆為白地,惟明倫堂尚無恙,宋元碑碣僅有存者。


州署:毀盡,僅存頭門,吏目署亦無,州大堂宋元諸碑皆不存。


書院:殘毀,僅有未拆之樑柱尚存。 


海神廟:拆毀,存白地,大殿尚存廢蹤,惟東西兩石坊及白石獅雖殘缺,尚在,而屍骸尚多,瘞埋將有待。


都司署:雖殘破,收[修]葺之尚可居。


北道宮、南道宮:北宮盡毀,南宮惟像設不存。


安國寺:殘毀已極,大殿、後殿雖存像設,牆垣俱無,幸唐石經幢三座無恙,屍骨滿地。


延恩寺:所毀同安國,惟大殿尚存樑柱。


城隍廟:為賊兵屯糧之所,尚無恙,惟像設一空。 


可見,戰亂對海寧人民生命與財產的破壞可謂觸目驚心。同時,戰亂對海寧社會經濟的衝擊更是創鉅痛深。一是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同治元年(1862)六月二十一日,“是日米價昂至萬三千錢一石,民不聊生,餘家僅以雜糧和以糠粃作糜,苟延旦夕,然尚恐不繼。老年當此兵荒,殊乏有生之趣矣。”十一月十八日,“時米價日增,避亂者至不能乞糠秕,故途多棄孩,呱呱之啼與哀哀之泣,中夜聞之,使人鼻酸。”二十日,“時米價昂至七千錢一石,心甚憂之,蓋聞賊於各處辦糧,故不能賤耳。” 二是貨幣混亂,商民交困。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二十七日,“時市中盡行私鑄小錢,每百大錢不滿四十,商民交困,而當道者置若罔聞也,籲!”甚至雜用日本錢,“偶檢行錢,多嘉隆、明命年號,蓋東國日本年紀也。” 三是官府的勒捐和搜刮,使紳民不堪重負。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二十日,“時州尊承藩諭,畝捐之外,殷富更勒大捐,如不遵者,雖生監皆交捕廳管押。籲!縲紲而比樂輸,復又見於今日矣。” 同治四年(1865)四月三十日,“時遍貼無鈐記關防之司道告示,諭絲行納帖,每行白銀八十兩至四十兩止,又稱繭者每斤二十文,蓋出自釐捐局主裁,脂膏刮盡,民何以堪,可為浩歎。” 


值得注意的是,在戰亂中,對社會造成破壞的,甚至參與劫掠的,既有太平軍、土匪,也有清朝官兵,管庭芬都作了如實的記載。當時,兵勇與寇匪本就難分。咸豐十年(1860)二月二十八日,“有遊兵過硤,是勇是寇,幾不能辨。諸鄉村土匪皆揭竿而起,大室皆危如累卵。”有些兵勇的搶劫擾民其實更甚於寇匪。六月十五日,“時有廣勇由海鹽上省,沿途擄掠財物及婦女,而領隊者不問也。”次年八月二十六日,“時有廣勇及炮船兵二百營於諸橋,斫伐蔭木,佔住民房,邀劫行旅,民之噢咻,甚於盜賊,皆罷市。” 地方社會的混亂無序狀態,正是各種勢力膠着纏鬥時的必然結果。


儘管如此,管庭芬並不認為改朝換代的時代就要來臨。一方面,他認為太平軍並非“王者之師”,太平天國將不成氣候。以下兩則日記可為證:咸豐十年(1860)十一月初十日,“賊復焚掠濮院、烏鎮。時有自賊中來者,雲彼以劫掠貲財為打先鋒,淫掠婦女為打水炮,焚燒屋宇為掛紅,其餘不可悉記。然其以書籍為炊飯拭穢之用,飯食堆糞壤之中,並其嬉笑殺人視為兒戲,能成鴻業者,斷不若是也。”咸豐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七日,“時有餞歲者,敵以為不奉其禁令,皆奪其酒肉一空,王者之師不若是也,可笑極矣。” 因此,管庭芬認為某附生“甘心從賊”,參加太平天國科舉考試,“可謂喪心病狂矣。”他極端鄙視某些“從賊之搢紳”和“導賊之士夫”。 


另一方面,他仍對清王朝的前途充滿希望。出於鄉村士紳固有的立場,管庭芬時刻盼望着“大清中興一大轉機”。 他非常希望清軍能儘快平定太平天國,因而對杭州與金陵的克復備感欣喜。同治三年(1864)二月二十五日,“喜悉廿三日晚已收復省城,從此吾邑稍可安枕矣。”三月初五日,“左中丞(宗棠——引者注)亦攻復省垣,使萬民重整大清衣冠,令行薙髮,不覺額手稱慶。” 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八日,“欣聞十六日克金陵賊巢,賊首焚偽宮殿,不知所終,或雲自焚死,戮其逆黨,幾無孑遺,擒偽忠王李秀成、偽親王洪仁達,將檻送入京。”七月二十三日,“時聞李逆秀成已磔於金陵軍營,傳首被害各府縣,快事也。” 


太平天國嚴重地衝擊了清王朝統治的社會基礎,作為這個社會基礎之一員的鄉村士紳管庭芬,經此戰亂,確實留下了刻骨銘心的痛。“垂老遭時亂,全家屢遠奔。扁舟奉慈母,破屋息驚魂。覓食珍糠粃,衝寒累子孫。” 這是管庭芬痛切肺腑的歷史記憶,也是其本該平靜的生命史上不堪回首的悲劇的一幕。歷史選擇了他,他別無選擇,只能用一枝禿筆記下這些慘痛的經歷與見聞,以供後人憑弔。


5


管庭芬沒有到過西方國家,沒有直接接觸西方人,他是如何感知近代西方的呢?通過《管庭芬日記》零星的記載,可從如下三個方面分析:


其一,涉及西方知識的文獻資料。一方面是關於西方史地知識的文獻。管庭芬於道光六年(1826)十二月初六日記載:“小筠歸予《海國見聞錄》。” 應該是《海國聞見錄》,福建同安人陳倫炯著,成書於雍正八年(1730)。該書上卷《大西洋記》篇,涉及歐洲各國曆史地理,雖記載簡略,甚至不無錯訛,但卻是中國人較早介紹西方知識的重要文獻,為之後謝清高《海錄》、魏源《海國圖志》、徐繼畬《瀛寰志略》所參照與援引。 道光二十年(1840)十月二十一日,“頃得《英吉利國記》一首,從寄塵室主人抄自梅里,雲從所獲諜者招語譯出,或系柳東先生撰述,亦未可定。”隨後全文抄錄。該文提及歐洲荷蘭、法國等國,但主要介紹英國,涉及英國地理、物產、貿易、軍事、官制、首都、人種、宗教、風俗、人民、國王等多方面,尤其揭露了英國的海外殖民侵略活動,有謂:“(英吉利)以瀕海,專事貿易,故船駁至精,與賀蘭、佛郎機相等。凡商船所至之國,視其守禦不嚴者,輒以兵壓其境,破其城,或降服為屬國,或奪踞為分國,若西海之亞墨利加,西南海之亞非利加之甲城之孟邁之孟哈拉,皆其屬藩,若南海之新加坡之新賀蘭之諦面地之呂宋,皆其分國也。” 道光二十年(1840)日記最末還附錄了《備英夷説》全文,“此篇系戊戌冬幕粵逸叟所撰,甬東友人抄示。”該文主要是向當道建言如何應對英國侵略的方策。 惜乎管庭芬對上述文獻沒有評點,不知其內心真實看法。


另一方面是關於近代科技知識的著述。道光十四年(1834)十一月初五日記載:“是日偶見《自鳴鐘圖釋》一紙,即圖於此。(整理者按:此圖整理時省略。)右《釋》雖已見上華亭徐朝俊《高厚蒙求》,此更簡易,存之以便識認。” 自鳴鐘在明末清初已由西方傳教士帶到中國,屬西洋“奇技淫巧”。管庭芬與海寧同鄉著名數學家李善蘭(秋紉)早期多有交往,其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二十五日記載:“秋紉以所著《四元解》四卷見示。前著《方圓舉例》(即《方圓闡幽》——引者注)一卷問序於餘,餘茫無以應之。今讀此書,益見其造詣日深,庶幾絕學一燈賴此不墜矣。”隨後全文抄錄其《四元解》自序,該序比較中西之法,而立意在與西人爭勝,所謂“今而後習中法者可以傲西人以所無矣。” 咸豐五年(1855)十月初六日,“是日仁和曹柳橋茂才金籀過訪,以所刻《釋天》一卷見贈,謂日輪統攝天地而不動,而能以盛氣鼓星月與地而旋轉。又謂日月星辰中黑影皆有國土人民。又謂天河中白氣皆眾星所聚,因極遠而不能分離。略主西人所説,亦新奇可喜。” 同治四年(1865)二月二十五日,抄錄《經天該》一卷,書其後雲:“是書又名《經天訣》,相傳為明季利瑪竇著,又稱薄子鈺所作,未得而詳焉。其中所載之星有多寡之殊,有隱顯之異,當與《步天歌》參觀,可以知今昔之談象緯矣。然南極下出地之星,中法所未載,北極下出地之星,西法所未收,天形如球,高下終未可一理論也。吾輩管蠡之見,本無藉於此,姑錄斯卷以俟蒙求。” 可見管庭芬對西洋科技似並不排斥,從其點評曹柳橋(金籀)所刻《釋天》“略主西人所説,亦新奇可喜”之語,甚至不無讚賞之意。


其二,有關兩次鴉片戰爭中“英夷”入侵的見聞與觀感。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1840-1842),英軍兩次侵擾浙江沿海,曾攻陷定海、鎮海、寧波、乍浦等地,身在海寧的管庭芬日處憂危之中,密切關注戰事。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十三日,管庭芬在日記中首次記到英軍犯浙江、定海失陷事,“海上承平二百年,一旦遭此蹂躪,深為浩歎。” 此後,管庭芬的見聞觀感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英軍攻城掠地所致各種慘狀。如,乍浦失陷,“死者不可勝算,城中民人逃竄一空,其有畏辱而不能避者皆自裁以殉,奇都統出奔嘉興郡城後亦殉難。蕭山街及燈光山廟俱焚舍無餘。”“乍浦劫掠僅遺空城,天后宮及炮台皆焚燬殆盡。”“至於火藥棄滿城河,浮屍疊見汊港,尤不勝述。” 又如,京口(鎮江)失陷,“城中鹽梟、漢奸、逆夷互相劫掠,人民逃避不能出,死於火,死於兵,屍皆重疊於道,血流成渠,逆夷自陷各城以來,莫有慘於此者。夷船俱停泊金焦兩山間,南北文報不通,商船斷絕,民乃大困。” 二是清政府官員腐敗無能。雖然不乏裕謙、海齡、關天培、陳化成等英勇抵抗、就義殉節的文官武將,但更多的是像奕山、奕經、琦善、伊里布、牛鑑等妥協投降、屈膝求和的欽差大臣與督撫大員。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揚威將軍奕公經與英逆戰於甬東失利,退回軍營,思駐紮海寧為安樂窩,為羽書催去。”五月,英軍攻吳淞口,“牛制軍一軍先奔,其麾下員弁一鬨而散。” 七月三十日,“是日聞和議成,兼傳牛制軍等與逆夷璞鼎查等稱觴累日,迭作賓主,凡所約文武相見則講平行之禮,擇定馬頭建造會館通商,並許繳還煙價銀二千萬兩,先付六百萬兩,刻下尚有不敷者,令殷富捐足付之。籲!以百姓有限之脂膏,填逆夷無窮之慾壑,忍乎哉。” 三是因戰爭而使地方社會動盪。海寧雖未被兵火,但時在驚恐之中。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二月十九日,“是日聞逆夷兵船由鳳凰山進口,近尖山內龍王堂汛,因暗沙膠舟,不敢犯邑城而返,然城中逃避下鄉已紛紛擾擾,十室九虛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十五日,“是晚城中訛傳夷逆已進尖山口,民皆爭避出城,兵弁束裝,俱有遁志,徹宵城不能閉,擾擾紛紛,天明始定。”二十五日,“是日訛傳有遊兵劫掠村鎮,梅里、石涇、硤川皆罷市,村民扶攜老幼以避者充斥道路,一時之中至數百里皆為驚駭,是何異焉。至次日而人心始定,問其訛言之所始,皆不能答也。” 由於戰亂,各處難民以“坐飯”為名,聚眾湧入海寧等地,肆意擾亂社會秩序。“是時海上多患,凡失業之輩與無藉之眾勾結鄉村好事之徒及老弱婦女,以坐飯為名,乘機劫搶,凡近海各縣村鎮無不受其虐焰,殷富者人人自危矣。”“坐飯者數千人之居停家,毀牆打户,不堪其擾。”“時聞遠近被掠者比比而然,餘所居路仲鄉特一村鎮耳,而日哄數萬眾,要索百端,以至罷市數日,兼聞有恆產者亦雜其中,不知是何肺腸也。”“州尊之硤彈壓,坐飯者始稍稍退去。”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1856-1860),正值太平天國運動如火如荼之時,英法聯軍從廣州北上,直撲天津、北京,整個過程似未引起管庭芬太多注意。管庭芬日記相關記載只有如下四條:咸豐八年(1858)十月十三日,“是日聞英夷犯粵敗績。”咸豐十年(1860)九月二十四日,“有從上海來者,雲九月中英夷入寇京師,大掠離宮所藏曆代重寶而去,大駕北狩,皆賊臣有以導之也。”三十日,“錄嘉善黃退庵凱鈞所輯《圓明園記》一卷畢,十一葉。即書其後雲:八月中英夷駛入天津,直薄都門,焚燬圓明園,劫掠歷代所藏寶器而去。嗚呼!庸臣持柄,使大將不能立功,以至喪師辱國,作城下之盟,草莽之臣為之同聲一哭。況今巨寇遍於東南,民皆塗炭,慘禍極矣,而英夷反資寇以火藥洋槍鹽米,使不能絕其餉道,故議亂之首者,英夷罪不勝誅矣,何天亦相之,是豈醉而夢耶?然園囿之興廢實關世運之盛衰,吾邑故相陳氏之安瀾園,圓明園中曾仿其景而構造之者,近為其後人斥賣幾盡,故附其小記,以存梗概。”十月十六日,“時有北來者談英夷事者,洗耳不聽。”  可見管庭芬只是零星地耳聞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信息,甚至沒有提及法國,重點是英國侵略者搶劫並燒燬圓明園,而且英國人還幫助太平軍,“罪不勝誅”,根本不想聽到他們的事。


兩次鴉片戰爭留給管庭芬的印象是:那個代表近代西方文明的大英帝國,其實只是一個野蠻的強盜式的殖民侵略者形象。


其三,關於西方基督教及洋人的傳聞與感知。管庭芬對於西方基督教的傳播及洋人進入內地,均深表憂慮。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月十三日記載:“是日聞省中發下告示一紙,貼於海神廟前,系許修復各處前所拆毀之天主堂,民間有傳習耶穌邪教者無禁,蓋由廣督知照而通示者也。又聞海鹽接壤已大興土木,建耶穌之祠,從此隨地皆逆夷間諜,其患不僅沿海矣。籲!為此議者,其居心尚可問乎?” 政府無法禁止基督教,其禍將由沿海波及內地。道光二十九年(1849),管庭芬在通商口岸寧波親眼看到西方殖民者的強勢及華洋雜處的景象,以及基督教在民間勢力之盛,非常擔憂。其日記載:“偶涉江濱,見夾岸皆新建夷房,崇樓峻宇,皎如霜雪,其奉耶穌教主之處倍極巨麗,且往來黑白夷鬼,近頗與市井交際,居民視之恬然,而其狡獪之心頗難測度。吾浙東南之隱憂,自此日以深矣。”“偶步南門,內有英夷設立講書之所,但其妄談耶穌之旨,非儒非釋非道,詞義極其俚鄙,且刊刷成卷,遞相分送。近聞愚民為其煽誘,皈依極多,始知逐臭之夫盛於海濱,誠不虛也。”其《明州雜詩》之四有謂:“碧眼波斯野似狙,夾江巢結任分居。愚民爭羨耶穌教,估客欣傳貨殖書。風俗於今殊可想,鯨鯢未必盡堪除。鯫生枉具輪囷志,東望滄溟鬱不舒。” 有洋人旅遊到海寧硤石,管庭芬擔心其有為將來入侵探路之嫌疑,其隨意來往,終究是隱患。道光三十年(1850)八月二十四日,“聞上日有白鬼子二、黑鬼子一擁巨舟,遊至硤,聲言欲赴橫山車輻浜之天主堂,停一日而北去,慮其將來為入寇認識路徑之計,守土者能無戒心乎。” 咸豐八年(1858)九月二十六日,“有花旗夷人並夷婦至硤,登東山,觀者甚眾。此類禽心獸性到處橫行,其患甚深也。” 其“白鬼子”、“黑鬼子”與“禽心獸性”等用語,表明管庭芬內心非常厭惡洋人。


另外,從管庭芬行跡與交遊來看,應該有機會從寧波與上海這兩扇被迫打開的窗口瞭解近代西方世界的信息,但這並不能使他清晰地認識近代西方。如上所述,他到過寧波,親眼看到西方殖民勢力在寧波的狀況。實際上,管庭芬與上海也有不少交流渠道。從日記看,他的八弟與好友陸子研就在上海,並時有書信往來,還有“為滬上友人作畫幅” 的記載。早在上海開埠前不久,陸子研來信告知鴉片輸入使大量白銀外流影響上海市面銀根吃緊的消息,並預感到遺禍深遠。道光二十三年(1843)五月十八日記載:“接子研書,書中兼及吳淞口夷船不時遊奕,通商雖無明諭,然上海自春及今鴉片銀被夷人運去三百餘萬兩,以至市上洋銀緊急。民貧而國病,其禍患終未已也云云。閲至此,不覺廢書三歎。” 咸豐十年(1860)十月初五日,孫瀜(次公)以所著《洋涇雜事詩》一卷贈與管庭芬。同治三年(1864)八月二十九日,管庭芬閲讀《洋涇雜事詩》,並書其後雲:“自古外夷闌入內地,中原未有不受邊患者。我朝自英夷入寇之後,各省海疆無不佔據以長醜類,孫丈此詩雖長言慨歎,惜未能盡其禽行獸處之鄙俗也。……閲至此,不覺廢書三歎。” 儘管面對現實的無情,管庭芬只有無奈地一再“廢書三歎”,但管庭芬把洋人視作“醜類”、“禽獸”,其內心深處實際上並不能接受近代西方,而是極端的鄙視。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對西方科技知識稍有些許感性認識之外,管庭芬幾乎沒有感受到近代西方的“文明”,相反,他從兩次鴉片戰爭中充分感知到近代西方的野蠻,而這也是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真實的一面。他可能戴着有色眼鏡看待西方基督教及來華洋人,但這些早期來華傳教士與洋人是與西方炮艦捆綁而來的,其充分呈現在中國人面前的主要是侵略者的面孔,因此可以説,管庭芬所極端鄙視的也是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真實的一面。管庭芬對近代西方從根本上採取排拒的態度,這種態度當然不可能使他清晰地認知近代西方。其實,管庭芬對近代西方充其量只有若干非常模糊的感知。


6


管庭芬一生84歲(1797-1880),本文根據《管庭芬日記》,粗線條地描述了他前近70年(1797-1865)的生活世界。這70年,正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時期。管庭芬沒有順利完成這種轉型,而一直主要生活在傳統世界之中,最多在“近代”邊緣徘徊,並沒有與時俱進跨入“近代”門檻。


如何看待管庭芬在“近代”邊緣的生活世界的問題,實際上與如何理解“近代”有直接的關係。對此,值得追問的有三個相關的問題:


第一,什麼是“近代”?如果把“近代”基本上等同於西方,那麼,管庭芬的生活世界就基本上與“近代”沒有什麼關係,至少是關係不大。


第二,“近代”是文明進步嗎?如果認為“近代”就是文明進步,那麼,管庭芬的生活體驗表明,“近代”還有野蠻鄙陋的另一面,這正是他所極端鄙視的,因而他對“近代”採取了排拒的態度。


第三,為什麼要“近代”化?如果把“近代”化理解為中國傳統社會轉型的方向,那麼,管庭芬基本上拒絕了這種轉型。他在生活中的喜怒哀樂,都主要來自傳統社會內部,而不是所謂“近代”。


作為一個普通的鄉村士紳,管庭芬的生活世界具有相當普遍的代表性。可以説,管庭芬是當時中國社會從傳統向近代轉型時期的典型個案。或許正是因為有千千萬萬像管庭芬這樣拒絕轉型的普通士人與民眾,故而使這個轉型的道路顯得頗為艱難曲折,甚至因為不得不被迫轉型而變得扭曲畸形。至於這究竟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阻力還是生命力,卻非常值得引人深思。職是之故,所謂“近代”與“近代”化的意義或許當予以重估。


原文刊發於2016年3月《社會科學研究》,作者授權刊發,註釋略去。



6月30日(週日)晚,東方歷史沙龍第164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作為反叛者的歷史學家”,嘉賓為羅新李禮。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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