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後五四時代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

東方歷史評論2019-07-06 15:41:36

採訪、撰文:李禮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訪談嘉賓:章清,男,知名歷史學者,1998年於復旦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中國史組委員等。


出版有《會通中西——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學術與社會——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書人新的角色》、《“胡適派學人羣”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殷海光》(台北1996年)、《胡適評傳》等多部著作。


 本次訪談的其他內容可見:訪談|章清:從“知識轉型”重審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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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歷史評論:2019時值五四運動100年,我想知道您對“五四”總體上持何種評價,特別是對其中的“反傳統”? 


章清:我注意到,不單對五四,對於晚清以來重大的歷史事件和相關人物,現在都有各種聲音出來,這是當下的一種反映。我是做歷史研究的,因此重視按照專業的要求去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重點是要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語境中去展開,否則難以做到“返諸舊心”。涉及對五四一代的評價,分歧較大的即是那一代對於傳統的態度,五四一代的反傳統不乏聲音質疑,尤其不能接受所謂“打倒孔家店”。


如果把五四時期流行的一些講法抽離出那個時代,當然覺得非常刺耳,也覺得很難接受。但是如果熟悉那段歷史,瞭解五四一代的主張,特別是中國當時的現實尤其政治環境,或許就能理解其中所包含的良苦用心,因為現實社會提供了太多的“負面”啟示,導致五四一代才以這樣的方式加以迴應。有一點是清楚的,今天我們所謂“傳統”,對於那一代讀書人來説,實際上就是他們的現實。反傳統也好,打孔家店也好,都是因應於現實的一些問題。


當日的“思想市場”,確實展現出五花八門的情形,尤其政治勢力往往藉助於傳統,更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難怪李大釗要表達這樣的感想:“我總覺得中國的聖人與皇帝有些關係。洪憲皇帝出現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聖人與辮子大帥同時來京,就發生皇帝回任的事。”因此,五四一代所批評的“傳統”,某種意義上看就是當時的“現實”。而且,近代以來中國所遭遇的種種屈辱,也難以讓那個時代的讀書人對自己的文化有很強的自信心。讀書人把目光聚焦到文化層面,再自然不過。何況之前也曾經在制度、政治等其他層面做出過努力,只是成效不明顯。陳獨秀在言説中就揭示出其中之邏輯:“倫理思想,影響於政治,各國皆然,吾華尤甚”,故“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東方歷史評論:不少人反對從外部比如國際環境來解讀五四運動,而傾向從中國內部加以理解。


章清:五四運動之重要,是因為這是中國真正融入世界的一場運動。而新文化運動的開展並且表現出不同於以往文化運動的特色,最鮮明的一環即是新型傳播媒介的影響。不只是印刷書刊,那個時代技術層面的推進都影響着信息傳播的效力。這也賦予了新文化運動不同於以往文化運動的色彩。


新型信息傳播機制對新文化運動發揮的效力,大致可區分為“外部”與“內部”兩個方面,前者係指外部世界的信息及時傳入到國中,當即引發迴響;後者則指國內一地所發生的事件不斷髮酵,激起全國的響應。巴黎和會召開,所引發的事件即充分顯示出電報及報章媒介具有的作用,其所產生的動員效應,無疑是決定此一事件持續發酵的關鍵。這其中,北大學生捐了幾百塊錢打電報,即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事。胡適在一篇短文中還援引英文報紙介紹的信息説明,巴黎中國議和專使團先後收到國內國外團體或個人關於和約的電報,共七千通。


中國真正融入到世界中,最直接的後果是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很快會影響到中國。一戰的爆發、巴黎和會的召開,以及十月革命的成功,外部世界所發生的這些重大事件,對中國政治的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研究者已經説明,正是這些事件的發生,籠統的西方或者作為美麗新世界的西方發生了“分裂”。中國因此可以面對“分裂”的西方,思考該走英美的道路,還是俄國的道路。列寧式組織政黨的方式介紹到中國,就促成中國國民黨的改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東方歷史評論:説到五四前後的各種思潮,胡適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海外也有不少學者以這種視角理解新文化運動。當然,不少人認為這種表述相當西化,並可能以此失去複雜性。您對此如何評價?


章清:是文藝復興還是啟蒙運動?這是余英時先生做出的分析。胡適確實講過關於中國文藝復興的問題,最初他是用英文講出來的,希望以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方式展示中國讀書人的努力。胡適對於中國文化的診斷,明顯區分出兩種不同的言説方式,相應的也區分為用中文表達和用英文表達,這也是值得重視的一面。面對中國讀者時,他主要告誡大家要打破中國本位無所不在的鉗制與根深蒂固的惰性,所以中國文化展現出來的便是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鴉片、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等等,認為這些都代表着不足迷戀的“幾千年之舊的固有文化”。


而當他面對西方讀者時,立場迥然有別。上述象徵性的符號——或許也是西方對中國的“想象”,不再被提及,反而努力強調“中國哲學裏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以及充盈着“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光輝的中國傳統。兩相對照,不能不令人感歎差別何其之大。這也難怪胡適在中國有着“西化”代表的形象,在西方卻博得“現代中國的孔夫子”的稱譽。


東方歷史評論:這確實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中、英文各自表述的方式和差異,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點嗎?


章清:不能説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點,畢竟有這樣能力、有這樣機會的讀書人畢竟不多。當然,胡適這樣一種言説的方式,也包含着他對於“普遍價值”的認同,努力將中國歷史納入西方的歷史系譜中,為中國確立發展的信心。


胡適在海外所發表的演講,所顯示的立場是一以貫之的。其一是反駁西方世界對中國前途令人沮喪的評判;其二則是努力發掘中國傳統的某些因素,以與西方接榫。“一個古老民族的復興”,確實是胡適終生致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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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歷史評論:新文化運動算得上西潮的一個巔峯,同時某種意義上又是衰落的開始,比如“自由主義”被認為在中國水土不服。不過很多人或許忽略了,“社會主義”那時也是西潮的其中一種,胡適好像提過這一點。


章清:那個時代的讀書人在“主義”上的選擇,有差異,也有共同的一面。大約在20世紀初年,“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差不多同時得到闡述,但受到的重視遠不及“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未能作為一種優先的選擇。而到了五四時期,各種“主義”呈現此起彼伏的景象,而且更加密切地與政治選擇結合在一起,社會主義確實開始為更多人所接受。


楊端六歸國時就注意到社會主義迅猛的傳播勢頭,他用“雄雞一鳴天下曉”加以形容。張東蓀也説過,歐戰結束前幾乎沒有人談社會主義,歐戰結束後討論社會主義成為潮流。1920年秋羅素在中國講學,也有這樣的感受,“大多數中國最好的知識分子都是社會主義者”。接受社會主義,固然有傳統的因素,也是因為“經濟平等”這一核心價值。這又和那個時候人們看到的資本主義有關。資本主義的負面啟示,成為社會主義風行的土壤。


肯定個人價值的自由主義,也不能因此説就過時了。五四同樣是“自由”張揚的時代。大致説來,五四時期是以“個人主義”或“個人自由”作為“自由主義”的異語同義詞,《新青年》雜誌連出兩期“易卜生專號”,就顯示出“個人主義”在五四思想舞台的特殊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比之其他主義,自由主義主要與“西方”“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對此的接受也採取了“修正”的辦法。以胡適來説,就努力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尋求一種平衡,鼓吹“社會不朽論”。


新青年雜誌易卜生專號


東方歷史評論: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似乎度過了一段罕見的“蜜月期”。五四前後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看法和後來轉變,很值得回味。 


章清:五四那段時間社會主義確實得到很多讀書人的欣賞,大的背景就是西方的分裂。經歷一戰,西方世界之前建立的對理性、科學的信念,都受到很大沖擊。中國在巴黎和會上所遭遇的,自然也會影響到對西方的看法。而社會主義之所以引起重視,是看到有另外選擇的可能,以修正資本主義的弊端。儘管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未必那麼清楚,但資本主義變得負面,就足以成為人們轉向社會主義的理由。


我們今天往往放大胡適與李大釗圍繞“問題與主義”的論辯,以此作為“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分裂的象徵”,或視作“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衝突。這場論爭作為中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浮出水面的象徵,其意義固不可小覷,但要説李大釗與胡適的幾篇文字,就解決了近代中國思想史上如此重大的爭端,也難以想象。事實上,這場爭論所具有的實質性意義,或許只是在尋求解決中國問題的方式上凸顯出兩種不同主張。而且對中國社會的改造,無論主張改良再生,還是主張從根本上起死回生,目標上原本是相通的。


胡適後來的蘇聯之行,對他刺激非常大。胡適是在李大釗的建議下赴莫斯科的,僅停留了三天。短短几天的觀察,他就肯定蘇俄嘗試的意義,甚至認為可以開創一個新的時代。最基本的,蘇俄當時開展的政治新試驗打動了胡適,那就是有理想、計劃與絕對的信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裏使一個古老的民族起死回生。當他看到政治革新具有如此效力時,也有“應該出來做政治活動”甚至組織政黨的表態。隨後胡適去了美國,又對美國的進步印象深刻,感受到第三種選擇的可能。有意思的是,胡適並不是把美國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典範。當一位日本學者提出在純粹的馬克思主義和純粹的資本主義之間,沒有第三條路,胡適就表示可到美國去看看,或者可以看到第三條路。


因此,對於那一代所言説的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都需要重視其特定的語境。胡適、傅斯年等我們通常所説的自由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的價值長期都是肯定的。一直到1945年,傅斯年還深有感觸地表示:“我平生之理想國,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併發達的國土,有社會主義而無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無社會主義,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極希望英美能作出一個新榜樣,即自由與社會主義之融合。”


東方歷史評論:以胡適來説,什麼時候才算完全放棄“社會主義”,不再抱有幻想?


章清:胡適晚年自稱,到1941年已經對社會主義不再向往。準確地説,那段時間應該是結束了對蘇俄的夢想,並不意味着對社會主義失去希望。真正“放棄”是到台灣以後,結合殷海光翻譯的哈耶克《到奴役之路》一書的出版,胡適1954年做了《從〈到奴役之路〉説起》的演講,總結了過去歲月裏自由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認知。儘管胡適對此表示“懺悔”,但他也承認,中國自由主義者多少年來都認為社會主義是將來必經之路。


東方歷史評論:蘇聯不僅對中國,世界範圍內它對知識分子似乎都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尤其在開始階段,不少人覺得那可能代表人類未來的一個方向。


章清:對於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確實需要結合世界的潮流加以認識。蘇聯之所以產生特別的吸引力,主要是政治的效率問題。托克維爾討論美國民主時也特別説明:在處理對外事務方面,“民主政府絕對不如其他政府”。關鍵即在於,民主難於調整一項巨大事業的各個細節,往往缺乏“效率”。“國難”之際,中國讀書人也曾圍繞“獨裁”與“民主”展開論辯,所涉及的要害問題,是採取怎樣的政治制度更有助於國家度過危機,結果不少讀書人都主張“新式獨裁”。丁文江就明確表示,國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在沒有度過這雙重國難之前,要講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相反獨裁政治倒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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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歷史評論:您曾經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胡適和自由主義,這方面還會繼續嗎?目前大陸胡適研究的現狀如何? 


章清:上個世紀80年代胡適在中國重新引起重視,我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接觸胡適的論著,先後參與到《胡適學術文集》《胡適全集》的整理工作中。當然,“全集”不“全”,是難以避免的。最近台灣中研院胡適紀念館在編輯新版《胡適全集》,可望成為“最完整”的《胡適全集》,已陸續出版。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所藏胡適檔案資料,都已經電子化,可以方便使用。這表明胡適研究現在有更好的資料條件,相信也能推動胡適研究的開展。



胡適作為20世紀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的中心人物,不僅個人涉獵的學術領域非常廣,其廣泛的交往更為一般讀書人難以企及。我在學生時代的學術訓練以研究胡適為起點,確實獲益匪淺。對於胡適進一步的系統研究,目前還沒有計劃。但不管研究什麼課題,胡適大概都是難以繞過去的。最近幾年我對“概念史”有一定興趣,為此也撰寫了《胡適與自由主義:一個概念史的分析》、《“造新因”:胡適對建構“社會重心”的省思》等論文。這樣的研究對於重新認識胡適,倒也不無裨益。


胡適這個名字是與新文化運動聯繫在一起的,説他的“自由主義者”身份確定於此時,似乎也不構成什麼問題。但其實不然。將新文化運動視作“自由主義”的思想運動,只是有識之士的“後見之明”。從時間上説,胡適大約在1926年開始才比較集中地闡述自由主義,而且明顯遊離於“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故此他試圖用“新自由主義”或“自由的社會主義”替代沒有太好名聲的“自由主義”。


胡適與自由主義的結合另有樞機,與思想界的分化密切相關;主要是國共兩黨及其他政治派別賦予胡適與自由主義的關聯。大約至1930年代,胡適與自由主義以及中國自由主義才算完成正名的工作:胡適作為“中國自由主義者”以及梁啟超作為中國自由主義先驅者的地位,也得到肯定。


東方歷史評論:您如何評價胡適那批知識人,他們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是什麼?其中有特別欣賞的人嗎? 


章清:在討論那代人的時候,學界往往很願意用“舊學邃密”與“新知深沉”加以形容。作為過渡的一代,“舊學”與“新知”兼而有之,確實是那一代展示的特質。或許更重要的是,他們中不少人屬於人類學、社會學者所描繪的“邊緣人知識分子”(marginal intellectual)。經歷兩種文化衝突的讀書人,會受到特別的刺激,更能看清楚自己的文化可能存在的一些問題。


19世紀以來世界呈現為中心與邊緣格局,催生了很多留學生,也造就了較為典型的邊緣人知識分子。因為到異域留學,意味着參與兩種文化的衝突。如果説晚清以降的中國歷史,可以被理解為由中心淪為邊緣的歷史,那麼伴隨此過程,便是出現了大批邊緣人知識分子。這些人如何化解同時介入兩種文化所產生的緊張,進而再參與本土文化的創造,在胡適身上有充分體現。他對西方世界的瞭解較之於前輩,已不可相提並論。而對中國傳統的反思,也建立在對於傳統有真切瞭解的基礎上,同時是在瞭解西方的背景下展開。


研究近代中國讀書人,自然會產生對某些人的偏愛。研究者對於所研究的對象往往會投入感情,更容易寄予“瞭解之同情”,前些年圍繞魯迅與胡適的爭論,多少也説明這一點。胡適自然是我所偏好的讀書人,此外,我也很欣賞傅斯年,能做學問,又能成就那麼一番事業,這樣的人自然值得尊重。


東方歷史評論:梁啟超呢,他也很能做事。


章清:梁啟超與胡適,分別代表兩個時代,可以説是引領不同時代的輿論潮流的人。他們所展示出來的才能也好,或者説大局觀也好,自然都令人欣賞。


東方歷史評論:有點個人感受,和多數留學生相比,胡適似乎很早便踏入美國的主流社會,讀書時代他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到處演講,大受歡迎,這種經歷和天天躲在一個角落,只和留學小圈子交流的人顯然非常不同。


章清:胡適在留學生中確實很特別,交往頗為廣泛,也留心觀察美國社會。觀察美國的選舉以及其他方面的政治生活,對他刺激很大。不過,很難説胡適進入了美國主流社會,民族主義實際上構成他應付種種危機的主要精神憑藉,貫穿於其志業和思想的選擇的,仍然是典型的民族主義關懷。


東方歷史評論:中國傳統學術資源向現代學科轉換之中,梁啟超和胡適會是兩個轉折點意義上的人物嗎?


章清:學科知識的成長,重要一環是制度的變革,梁啟超與胡適都是這個轉變中很重要的人物。依拙見,重點還是要從制度層面來思考這些問題,那也意味着個別人物的重要性會降低。換言之,需要結合具體的事例加以分析,傅斯年之重要,是他創建了史語所。


我們看梁啟超,他對於傳統學術的檢討,自然是那個時代的代表,同時他也闡述了很多新思想,影響到很多年輕人,胡適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在梁啟超那個時代,制度層面的變革才剛剛起步,所以這方面的成績相對薄弱一些。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他就表示説,“啟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當然,影響到對梁啟超評價的,還有另一棵大樹康有為。                   


東方歷史評論:説到制度層面,您會把“新式報刊”這類東西理解為一種制度化力量嗎?“學術刊物”呢?


章清:當然是的,新型傳播媒介在晚清以降發揮了其他媒介難以替代的作用。我在《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這本書中,正是期望能揭示出這一點。晚清“思想界”的形成,最初的動力無疑來自於“合羣”的訴求,只是如何“合羣”,圍繞着學校、學會及報章,各有看法。報章的創辦更容易實現,並且影響更快捷,因此也成為推動“合羣”的重要媒介。


報章對於推動晚清以降的社會變革所發揮的影響,值得充分重視。胡適在1923年就曾説過:“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誌可以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説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一份報章的創辦意味着聚集了一些同道,同時也會影響一批人。報章有不同的色彩,有的偏重學術,有的關心政治,因此晚清以來學術與政治的成長,也需要透過這些報章進行分析。再往後,具有明顯政黨傾向的報紙雜誌也出來了,成為某一黨派進行政治動員的重要媒介,其影響則更為顯著。


從知識生產的角度看,最初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刊物”,學術發表機制要到20世紀20、30年代才建立起來。很多學術文章往往發表在時論雜誌上,1904年創刊的《東方雜誌》發表了不少學術論文。《新青年》羣體分裂後,1922年胡適等人創辦了批評政治的刊物《努力週報》,第1期就發表了陳衡哲的《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第2期又有胡適的《跋〈紅樓夢考證〉》。


4


東方歷史評論:把梁啟超和嚴復視為第一代中國自由主義者,一直頗有爭議,在您看來,其中的困難之處在哪裏?


章清:我在研究中也試圖理清中國自由主義的命名問題,即什麼時候開始有中國自由主義這樣一個提法?並且有很明確的指向。通過歷史分析,可以發現中國自由主義的命名,實際是由國共兩黨來完成的,當然也意味着從負面看待自由主義。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梁啟超作為中國自由主義先驅者的地位得到肯定。


將梁啟超和嚴復視為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者,主要是指他們對自由價值的肯定,並且所闡述的一些看法與自由主義思想有相通之處。但必須看到的是,將近代中國思想人物置於“主義”的框架下進行評説,需要特別小心。任何主義都有特定的指稱與語境,遊離於此,則不免對“主義”的瞭解產生歧義。同樣,為近代中國的思想人物貼上這樣的標籤,或許也只是因為其生平的某一階段或思想上的某些主張較為接近某一“主義”,但很難以此“蓋棺論定”。


梁啟超和嚴復


我想強調的是,不僅是胡適,包括嚴復、梁啟超等人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身份,其命名也有具體的時限問題。確立這樣的時間點,自有其意義所在,因為我們習慣以“自由主義”的身份來判定其對某些事情的看法,如能確立“命名”的時間以及具體的來源,多少能減少一些武斷,避免基於對“自由主義”籠統的認識貼標籤。實際上,西方世界研究自由主義的論著,同樣受制有這樣的困惑:要斷定誰不是自由主義者,什麼不是自由主義,已經十分困難。


東方歷史評論:如果按照國共兩黨這種“命名”過程,一開始就隱含了批判意味。


章清:確實是這樣。不僅是自由主義,其他的激進主義、保守主義之類,也是如此。簡單説來,近代中國對“主義”的選擇是充滿政治考量的,胡適與“自由主義”發生關聯,即來自國共兩黨及其他政治勢力的賦予。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以後,國民黨官方對胡適的批判,就將他作為“自由主義”或“自由派”的代表。如汪精衞將胡適等“人權論”者,歸到“自由主義”這一派。共產黨方面,則將“自由主義”與胡適聯繫在一起,主要是通常稱之為後期創造社的社員扮演着主要角色。大致可以説,胡適與“自由主義”的結合,是伴隨中國思想界的分裂而發生的,緣於國共兩黨逐漸佔據強勢地位。


當然,之所以強調中國缺少典型意義的自由主義者,主要體現在對“個人為不可化約的價值”的捍衞上。五四時期,讀書人對於如何建立一個保障個人價值的社會,甚為關切,但個人價值很快就屈從於羣體意識,社會有機體的論調馬上也起來了。這也意味着,個人自由之所以引起讀書人的強烈反響,主要是看到其作為尋求富強、重建民族國家尊嚴具有的價值,反倒是忽略了一個核心問題:任何國家的主要目的,是對個人價值的保護與維持。


東方歷史評論:其實晚清知識人對個人主義的理解已經達到一個新高度,比如章太炎的“個體為真, 團體為幻”。五四時期個人主義一度也很有氣勢,卻只是曇花一現。一些研究這聲稱,中國的政治、思想傳統裏面很排斥這種東西,您怎麼看?


章清:今天但凡提什麼主義,通常就在放大它負面的東西。中國語境中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充斥着種種負面的東西,往往和自私自利、自由散漫聯繫在一起。這表明在一些核心問題上我們沒有找到解決辦法,如個人價值、個人權利如何體現。這是不是因為中國傳統思想中就排斥這些東西,也未必如此。即便傳統思想中有負面的一些東西,通過所謂“創造性的轉化”,也可以做出一些嘗試。這方面説來話長,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説清楚的,問題的關鍵還在是“法律主治”(rule of law)還是“依法而治”(rule by law),這需要長期的努力。


東方歷史評論:您肯定有這種體會,從晚清一直到現在,各種“國家主義”施加的驅動力,對整個知識界似乎一以貫之,其結果也延伸至今。

章清:這一切或許都要歸於中國在近代的處境。作為一個老大的帝國,一下子跌落到弱國之林,自會產生巨大沖擊,也會影響到對很多問題的看法。如前面所説的,胡適、傅斯年等人身上有濃厚的民族主義的一面。甚至可以説,近代中國讀書人,從未放棄使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和作為一種文化日益光大的民族主義目標,使這些讀書人區別開來的只是他們各自開出了不同藥方,以及關注的焦點有所不同。傅斯年之所以要辦史語所,根本意圖是要扭轉乾坤,使科學的東方學正統在中國建立起來。立足民族主義立場來規劃中國學術發展,其特點甚為鮮明,那就是力求專精,以提高中國的學術品質。


不僅如此,對其他問題的思考也確立了國家優先的立場。這方面針對梁啟超和嚴復的研究,都有所揭示。梁啟超的“新民説”帶有明顯的個人主義色彩,但在中國處於滅亡的危機的壓力下,樑又強調討論脱離“國家”和“集體”的自由沒有什麼重大意義。史華慈對嚴復的研究也特別指明,嚴復主要受“國家主義”的驅策,所揭示的個人價值的本質意義也讓渡於對國家富強的追求。 

                    

東方歷史評論:回頭看那幾代知識人,對於中國與世界、本土和西方如何相處,人們注意到胡適的看法可謂平和、理性,他很少強調被侮辱、被傷害的姿態,也沒有顯示過度的文化自信,可以説是那時的一種世界主義,今天看來仍很動人。 

章清:這確實涉及到今天仍需面對的問題:我們如何和這個世界相處?“充分世界化”是胡適所闡述的重要主張,這是以一種開放的心態面對世界,並希望中國能分享各國所取得的進步;“世界主義”一度在中國也頗有影響,成為不少讀書人的選擇。如同前面所談及的,五四以後中國真正融入到世界中,在選擇上也體現出多元性。不僅五四時期如此,到20世紀40年代之所以會形成所謂“第三條道路”,也表明讀書人追求的,是既能保留資本主義的“政治民主”,又汲取社會主義“經濟平等”的主張,這也是立足世界進行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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