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紳階層的死亡

東方歷史評論2019-07-06 15:41:28

撰文: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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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鄉村復興戰略的提出,近年來,振興鄉土、重建士紳的論調流行起來。例如:作家阿來在呂梁文學季的演講中提到:鄉村重建與士紳傳統。他追溯了中國古代“士”與“紳”在鄉土建設中的作用,感慨士紳在歷史大潮的沖刷下漸漸沒落。無獨有偶,學者楊念羣在《讀書》2014年四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宗族’、‘士紳’在和平與動亂年代會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個單純的讀書人,也可能是個宗族族長或團練領袖,或許還是書院山長和私塾教師,如逢亂世,士紳中也不乏搖身一變,拉起一路杆子造反的草莽英雄。但從長遠觀察,他對暴力的減震效果當然要大於催生的效果。


圍繞士紳的討論,過去往往侷限在價值層面,有人激賞士紳的道統作用與德行,有人批判士紳容易演變為地方土豪劣紳的幌子,但如果暫時放下價值觀的成見,僅從歷史和實踐角度來講,重建士紳階層也是不可能或者説徒有其表的。因為中國的士紳階層首先依附於科舉制度,其次享有大量文化、政治、經濟乃至土地上的特權,士紳階層的沒落,是和中央政權對其特權的免除相伴相隨的,科舉制的廢除,以及近代以來土地流轉和階層的大洗牌,徹底宣告了士紳作為一個階層的死亡。我們現在也許還能看到士人的遺風留存在某個人身上,但要説重建士紳傳統,恐怕只是一場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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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紳崛起於貴族消亡之際


所謂士紳,往往泛指地方士人、居鄉官宦及其親誼,需要澄清的是:士與紳是兩個有重疊但不同的羣體。紳在明清時期又叫“縉紳”、“衿紳”,徐茂明在《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中指出:“清代縉紳(或稱鄉紳)不僅專指退居鄉里的官員,而且還包括本籍的現任官員……甚且,清代文獻中的鄉紳範圍還擴大到尚未出仕而家居候選者。”“作為居鄉官宦的特指,縉紳與普通士子(包括獲得最低功名如生員者,古人稱作“衿”)分屬兩個不同羣體,其特權、地位、聲望、影響等均有較大區別。



值得一提的是,士紳與貴族也是要區分的概念。孫立平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貴族與士紳力量的消長及其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一文中指出:士紳與貴族的區別突出表現在他們與國家機構的關係上。貴族不完全隸屬於皇權,具有較大程度的獨立性,而士紳對國家有很強的依賴性,這是因為貴族身份的獲得是依靠血緣關係的分封,而士紳的社會地位則來自擁有土地、科舉功名、官職等。周秦之變後,“貴族的力量呈一種不斷下降最後甚至基本消亡的趨勢,而士紳則經歷了一個形成、發展並最終取代貴族成為統治階級的主要構成力量的過程”。中國貴族的餘暉是關隴貴族,但隨着科舉制的建立和發展、北宋“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傳統的建立,具有較大程度的獨立性的貴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依附於皇權的士人羣體,後來人常説的士紳、鄉紳就肇始於這一時期,並在明清時期得到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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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士紳:遭受重創後慢慢發展


明清權力博弈史的一條支線,就是士紳與中央的關係。這其中,江南士紳作為明清時期影響最廣的士紳羣體,它的演變能反映出士紳這個社會階層的發展以及歷代統治者對士紳的態度。(需要指出是:江南是一個含混不一的概念,它的地理範圍的內涵可分為四個方面: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經濟地理、文化地理,沈學民《江南考説》、周振鶴《釋江南》和徐茂明的《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對此有詳細辨析,本文采用徐茂明的界定,將太湖平原的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太倉六府一州視作明清“江南”的地域範圍)


元末大亂局裏,張士誠割據江南,輕徭薄賦,寬大為政,這使得江南士紳雖生逢亂世,卻大體得以保全。然而到了明代開國時期,江南士紳遭逢厄運,這件事在《明實錄》中被淡化,但它深刻影響了士紳對明代中央政權的態度——屈服中有恐懼,依附中有遊離。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淮西遊丐,對士紳情感淡漠,在統一南方的過程中,他看到江南士紳或是懷念元朝、或是協助張士誠抵抗明軍,心中憤怒難消,所以在攻佔江南後,朱元璋一改張士誠對江南士紳的寬大政策,嚴厲打擊士紳,奪其土地,遷其住所,並且在江南地區增收苛捐雜税,以至於正德年間的學者王鏊感慨:“蓋洪武間以來,罪者謫戍,藝者作役,富者遷實京師,殆去十之四五。”據太倉人陸容(1436-1494年)回憶,明中葉的一位老僧在和他交談時歎息道:“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士大夫多矣!”


明代初年對江南士紳的打擊,在諸多官修史書、時人筆記中都能看到。在朱元璋的多次打擊之下,蘇、鬆一帶“富民豪族,鏟削殆盡”,吳中地主“既盈而復,或死或徙,無一存者”,高啟、楊基、徐賁、張羽等江南名士都未能逃脱厄運,這和張士誠時期乃至前元時期的寬大政策相比,可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士紳眼見於此,恐懼新生政權的同時,也紛紛歸隱鄉野。一時間江南士紳“恐為州縣所知,反督耕于田畝”,他們修建園林,效仿陶潛,甘於淡泊,清修詩文,這一時期,江南士風最淳厚,在百姓間的口碑也最高。


明成祖後,隨着統治者策略的調整、官僚政治對士紳的依賴以及商業的發展,江南士紳變得駁雜,他們參與政治的慾望也更高。諸如高榖、商輅、楊一清、張璁、顧鼎臣、徐階、李春芳等內閣高官都出自江浙一帶的士紳家庭,尤其是嘉靖朝,江南士紳的代表閃耀於朝野之間,無形中也推動了江南士紳的發展。


明代在後世史家眼裏是皇權提升的時期,也是中央對地方管控力加強的歷史階段,但即便如此,僅僅依靠朝廷的力量也無法細緻入微地管理鄉土中的所有事物,而在地方掌握文化權力,財力、資歷與人脈都十分深厚的士紳就發揮了一個代理管理者的作用,地方官和當地有威望的士紳達成默契,士紳支持地方官的工作,在興修水利、經辦學校、賑濟災民、維護輿論等事情上出功出力,官府則在這個過程中默許士紳經營自己的文化權力,甚至與士紳結成錯綜複雜的利益網絡。


徐茂明在論述士紳時,着重提到“文化權力”這個詞,這是借鑑了葛兆光和美國學者杜贊奇的説法(前者在《中國思想史》第2卷中分析宋代士大夫羣體時提到了文化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區別,後者在代表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中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絡”的概念)。而在徐茂明的使用中,文化權力被歸納為兩層含義:“一是文化本身具有的規範性;二是士紳通過對文化資源的壟斷而獲得對社會事務的解釋支配權。”而士紳維護自己的地方文化權力有三條路徑:


第一:首先從源頭上將其獨佔的文字本身神聖化,在民間倡導起“惜字”習俗;

第二:是為民眾提供各種社會保障;

第三:是立足於儒家文化大傳統的根基,對民眾文化的小傳統不斷加以引導、清理等。


不過,由於士紳圈佔田地,在地方話語權日重,中央與地方士紳的矛盾也暗流湧動。隆慶年間海瑞打擊徐階一族就是這種矛盾激化的體現。徐階官拜內閣首輔,在松江擁有至少二十四萬畝田地,是當地最有影響力的縉紳,控制着一方輿論,但他借“投獻”為名,與親友兼併土地,佔田無數,使數萬農民成流民或家奴。海瑞擔任應天知府後,遣散徐府成千名家奴,並揚言嚴懲徐階的兒子徐潘、徐琨,逼迫徐府退田。惹得徐階密信朝廷親信。海瑞此舉,實是肩負了朝廷的意志,但海瑞不到一年就離開應天,側面也説明了動搖士紳利益的難度之大。


明中後期士紳發揮作用的另一點體現,是地方書院議政的風氣流行。以東林書院為代表的一批在野士人圈子,議論朝廷之事,要求朝廷的決策“以公論之‘是非’為是非”。“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史》卷231《顧憲成傳》)從東林黨到崇禎年間的復社,以及明代後期浙黨﹑齊黨﹑楚黨等政治派系的崛起,士紳已然是明代政治中的重要一極,他們既是社會批判力量,也是和閹黨較量的政治勢力,依附於皇權,又對君主專治有所反思。不過,明代士紳缺乏軍權,對君主和官僚系統的依附性很大,所以他們雖然能製造輿論、影響朝廷決策,但在實際力量上不能和兩晉乃至唐朝的地方貴族相提並論。士紳階層的這一軟肋,也為後來清軍入關、削弱士紳提供了便利。


東林書院


3


清軍入關,士紳特權被削弱


清中前期對江南士紳的打擊比明代更強勢,它從根子裏削弱江南士紳的特權,消磨江南士紳在社會中的地位,從順治朝的屢興大案,到康熙朝的恩威並施,再到雍正朝的雷霆打擊,丁酉科場案、通海案、哭廟案、奏銷案等大案讓士紳惶恐度日,取消縉紳免税、不用服役的特權(“生員與百姓一體當差”、“紳衿里民,一體當差”)動搖士紳的特權,大興文字獄的做法更是讓士紳徹底畏縮於皇權之下,連明中後期有限的社會批判功能都消解了。


士紳的起伏是和士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休慼相關的,但清初是一個士人顏面掃地的時期,統治者輕慢士、侮辱士,把漢人羣體裏的士當作奴僕來看待,他們為了統治需要,仍然會在特定時期使用懷柔之術,籠絡士人,但那是實用政治的需求,一旦皇帝認為士的團結動搖君主權威,就會毫不留情地摧抑它。所以徐茂明在《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中總結道:“清廷除以暴力手段嚴厲摧抑江南士紳外,還從制度上削減其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特權,這種釜底抽薪的舉措從根本上遏制了士紳階層自明中期以來不斷髮展的趨勢。”面對這種困局,士紳只能妥協度日,因為它依附於帝制社會的屬性(且仍然算是整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讓它不敢與專制皇權徹底決裂。


諷刺的是,清軍入關後,統治者嚴酷打擊士紳,但在清廷危難之際,恰恰是士紳組織起地方力量,抵抗住了太平天國的攻勢。如熊志勇、孔飛力等學者所説,十九世紀中期,清政府為了鎮壓太平天國和組織戰後地方重建,不得不對士紳委以重任,而士紳在這個過程中向軍事領域滲透,“士紳武化”、“地方軍事化”成為潮流,清政府自然清楚它會大大削減自己的地方控制力,但木已成舟,無可奈何,當士紳與軍隊結合,他們在政治上的話語權更重,對待專制皇權有了更多斡旋空間。晚清的“東南互保”、民初地方軍閥的橫行,都能從中找到源頭。


隨着湘軍、徽軍等地方軍的崛起,地方大員在各省形成了近似於軍閥的力量,明面尊奉清廷,實則護衞的是地方士紳的利益。他們擁兵自重,清廷依賴他們,又忌憚他們。最能見得清廷威信掃地的事是“東南互保”。八國聯軍侵華時,慈禧毅然向八國宣戰,正當舉國上下惶惶不安之際,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大臣卻不聽中央號令,宣稱東南互保,即便宣戰詔令下到地方,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也藉口:“此亂命也,粵不奉詔。” 東南各省與中央政令背道而馳,赤裸裸地説明了滿清地方控制力的衰弱。


還有一個細節可見清末士紳權力的高漲。1910年9月,清廷設立了模仿議會的諮政院,議員二百名,欽選、民選各一半,但在地方,諮議局成為士紳的壟斷之物。學者張朋園曾統計了十五省諮議局議員的資料,發現“他們89.13%皆具有傳統功名,相對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不過,清末士紳的權力高漲只是表面,它某種程度上是藉助了朝廷的政治混亂及對地方控制力下滑的便利,而士紳的特權、社會地位早已不能與明代相提並論,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又在後來經歷土地改革的洗禮,士紳階層在如今已經不復存在。


4


士紳消亡背後的政治邏輯


重審士紳,既不必神話它,也無需妖魔化。從正面價值來看,士紳不僅如楊念羣所説的,充當了地方暴力的減震器,而且它能在中央政治混亂,或者皇權盤剝百姓的時期,承擔一個緩衝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士紳肩負着維持地方秩序、經濟、文化的角色,諸如鄉村防衞、民事仲裁、賑災濟貧、興修水利、創辦書院、散步輿論等,都離不開士紳的影子。但另一方面,士紳本身的特權性質決定了,它和普通民眾還是保持了一定距離,當它的利益和平民衝突時,它也可能成為損害平民的角色。與此同時,當士紳內部的道德準繩降低,士紳的人員構成混雜,它久而久之會成為一個藏污納垢的利益集團,利用自己的政治、文化、經濟等權力,掩蓋其內部親誼圈佔土地、偷逃賦税、轉嫁負擔給下層等行為。


然而,士紳的瓦解根本上不是因為它這樣那樣的問題,而是隨着技術的進步、網絡的覆蓋,政府已經不需要士紳作為地方治理的代理人,而士紳的存在反而會讓政府警惕,因為它容易削弱政府在地方的控制力。


另一方面,明清士紳之所以有着比平民更尊貴的社會地位,在地方擁有僅次於官府的政治、文化權力,是因為它在一個識字率很低的時代(據統計,清末民初的成年人識字率也只有10%左右)壟斷了文化的話語權,是皇家和士紳統治了那個時候的精英文化,從書寫上就將其本身神聖化、優越化,使得士紳在社會上佔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在地方治理中承擔了很大的教化、輿論引導的功能。但在今天,社會的文化已經不由任意階層壟斷,民眾的識字率、話語權也遠遠高於明清時期,這從互聯網的言説浪潮裏就可見一般,知識羣體仍然被人尊敬,但它已經不具備壟斷的能力,甚至在草根政治流行、反智成為另一種風潮的當下,知識羣體有時反而是被污名化的對象。因此,失去往昔的尊貴地位和相應文化權力,要重建士紳是一紙空談。


從更本質的屬性來説,當科舉制瓦解,士這個羣體隕落於歷史長河時,士紳就註定很難復興了。科舉是士紳維護其政治影響力的重要渠道,士紳家庭依靠科舉給朝廷輸送人才、結成網絡,反過來通過這些廟堂之上的代表鞏固它們在地方的位置,但科舉廢除,這個輸送渠道就斷了,今日的高考儘管也是人才選拔渠道,但它不是直接導入官僚機構的考試,所以從對官僚和國家政治的直接影響上,它的權重遠不如科舉大,這也是為什麼明清時期的讀書人為了科舉能熬到白頭,但如今的年輕人即便高考發揮欠佳,他也不是無路可走。


科舉殿試


更進一步説,即便在當下重新套上士紳這層皮,最後受惠的可能也不是知識羣體,而是地方的既得利益者,那些真正掌握資本和權力的人。他們需要士紳為自己鍍上一層文化身份的金。尤其是在法制和第三方監督不健全的省份,諸如士紳等身份很容易變質,因為界定士紳本就十分“主觀”,而今日今日真正在地方鄉村中握有話語權、資本的人也絕少是知識分子,而是宗族長者、高官親誼、黑社會頭目、企業家這樣的角色,他們很少有士的精神,但他們有資本調動輿論、輸送資金,經營自己的社會形象,在這些地區提倡士紳,最後不會復活士的精神,只是了卻了地方既得利益者的一樁心願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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