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新時代中國,如何構建自己的經濟學理論?

社會科學報2019-07-06 04: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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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70週年來,經濟理論研究主要圍繞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完善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兩大主題展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學理論研究湧現出許多優秀成果,體現了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當前已進入新時期,面臨新條件、新目標、新使命,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需要更大的理論支撐。中國經濟學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實踐,構建起能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邏輯體系和學科辦事,提高我國的經濟學影響力和軟實力。


原文 :《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實踐》

實習記者 | 朱亦清 

圖片 | 網絡


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

洪銀興:


未來研究的三個重點


新時代推進了現代化,在思想上產生新的變化:第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第二,以追趕到趕超的現代化,第三,它應該是轉向生態文明時代的現代化。因此,城鎮城市化、農業現代化、高質量發展可能是我們需要研究的重點。學界需要用經濟學理論對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目標、路徑做出科學説明。



已有的發展理論也解釋過生產方式的轉變,即粗放型形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的轉變。我們現在所談到的增長髮展方式的轉變,不僅僅是集約化的轉變,它的內容更廣、要求更高,尤其強調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



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資源和話語體系過程中,許多概念都可以積極借用。比如資本的概念,我們現在有許多新的經濟範疇同《資本論》都有內在的聯繫。在批判、吸收世界先進經濟理論,推動中國的經濟學走向世界的過程中,也體現着我們的理論執行、制度執行。我相信,一些概念如資源配置、二元結構理論、中等收入陷阱理論、全要素生產理論等具有一定的普世性。當然,西方經濟的範疇和原理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後必須要接受批判的吸收,並且要同中國的實踐相結合。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張軍:


理論創新必須基於中國經驗


建國以後相當一段時間裏,大學的課堂以政治經濟學為主。像我們這一代,上世紀80年代進入大學,所瞭解到的中國經濟知識很窄,基本上都是講現代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中經濟發展的情況,對過去情況不是很瞭解。



改革開放以後,大學裏開始增加大量西方經濟學的內容,中國經濟研究的範式開始發生轉變。這個過程正好是中國經濟改革轟轟烈烈的時候,所以很需要中國經濟學家對改革方案提供建議。因此,當時介紹了很多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翻譯了很多作品,因此對微觀層面的關注顯然是從西方經濟學的框架中產生的。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影響最大變化是範式的改變,開始注意到西方經濟學範式可以用,對它的吸收和模仿成了主要工作。



中國現在也到了理論創新的時候,但今天的創新尚未完全站在整個中國經濟的更寬泛、時間跨度更長的歷史當中去思考問題。理論創新必須基於中國經驗的經濟理論。如今,針對理論創新,我們已經建立了不少研究中心和項目,但最重要的是怎樣來原創我們的理論,中國的經驗如何為世界所接受,併為中國的發展經濟學作出貢獻。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

李實:


建立更加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


通過觀察1978年到2017年每年的基尼係數水平、變動情況,可以發現,改革開放初期,全國收入差距基尼係數大概是0.3左右,低於全球各國基尼係數的平均值,其平均值大概是0.3到0.35之間。改革開放初的五六年,我國的收入差距並沒有擴大。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當時農村改革走在前面,農民的收入增長超過了居民收入增長,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有大幅度縮小,全國的差距也隨之縮小。



關於當時收入分配的制度改革,一個是打破了大鍋飯的形式和低水平的平均主義。另外,承認個體之間資源稟賦的差異性,讓每一個人能夠把最大的能力發揮出來;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特別是勞動致富,但財產的差距因此也迅速擴大。例如2000年以來收入差距的擴大雖然有所放緩,但是財產差距擴大的幅度較大,這意味着我們在控制財產差距方面缺少相應的政策手段。另外,城鄉二元分割體系始終沒有被打破,包括户籍制度改革也沒有得到有效落實。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必須要和其他改革配套起來。隨着國力和財力的提升,政府進行再分配的意願也會增強。過去幾年中,政府在民生支出上不斷增加,另外用於再分配(包括低保、補貼等)的支出也在不斷增加。隨着國力的增強,這方面支出會不斷增加,有助於縮小收入差距。



總之,經過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在不遠的將來能夠建立一個更加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黃先海:


構建中國特色的新政府經濟學


政府與市場如何匹配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是經濟學界的世界性難題。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經濟奇蹟離不開中國政府的推動作用,中央層面一系列關於差異化要素供給的干預、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政策組合下沉到地方政府,一系列的政策組合包會對產業發展帶來比較明顯的影響。但是,中國的產業政策干預到微觀層面時就會帶來市場的扭曲,這種扭曲由於企業性質、企業規模不同帶來一系列的扭曲效應,而扭曲效應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影響,必須對此進行矯正。



我們需要形成賦能型政府,政府對市場主體進行賦能,而這種賦能又不是扭曲市場。比如,中國的產業政策本來是為了幫助產業,但是幫助企業的時候又扭曲了企業本身。因此,政府幫市場的時候,也需要順應市場。



中國的產業政策40年來總體有效,但是現在正面臨着一個轉型,最終需要逐步完善。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產業政策?我認為中國應該更多轉向“競爭中性”的產業政策,政府幫助企業中立賦能,在避免價格扭曲的同時,發揮增進市場競爭機能效應,構建中國特色的新政府經濟學。


上海市經濟學會會長

周振華:


中國經濟學70年發展是動態發展


中國經濟學的70年是一種明顯的動態化發展歷程。前期完全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實踐當中所形成,或者説就是傳統的、以蘇聯模式為主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改革開放以後逐步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經濟學研究的內容也更加豐富,方法也更加多元。這種動態發展可以總結成兩句話:第一,理論源於實踐;第二,理論指導實踐。動態發展就是這兩句話的矛盾運動。 



未來中國經濟學怎樣進行理論創新,這是一個重大的課題,這種理論創新是多層次的。我認為有以下幾點需要重視:第一,要彌補原有的知識缺失,現在最缺失的是我們對現實經濟運行不瞭解。其實有一個變現的過程,中國經濟實踐已經發展到今天這個程度,到底哪些做得對,哪些做得有問題,這個對和不對也不是一種單純的價值判斷,它還需要在很長的歷史過程中才能被辨識出來。



第二,在變現的基礎上需要抽象出一些可以解釋現實情況的主要因素,而不能僅僅停留在它是什麼的層面上,理論本身就要具有抽象性。



第三,要進行特色的比較,先把特色確定,然後在可解釋的抽象因素裏比較哪些部分和西方國家不一樣,哪些是未來發展的趨勢。所以,理論創新確實很難,但這也是我們經濟學人所應該面對和承擔的一種責任。


 (以上發言選自上海師範大學舉辦的“70年思想的力量: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實踐——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系列論壇‘新中國經濟學70年:回顧與展望’”會議)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63期第4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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