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薦書|有所不為的反叛者

東方歷史評論2019-06-28 11:38:08

撰文:羅新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羅新教授近年撰寫了許多“與專業反思有關”的學術隨筆,反映他對歷史、歷史學和歷史學工作的反思與理解。這些與他走出書齋用自己的腳步丈量歷史、發現中國、認識世界異曲同工,一個目的即追索歷史的縱深感,嘗試發現和講述不一樣的歷史故事。


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批判、懷疑與想象力》(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4月出版)用一系列個案討論了諸如歷史學家的美德、史料的運用及反思、歷史敍述的多樣及其背後的原因、歷史的記憶與遺忘、怎樣超越民族主義史學、古代民族的起源傳説與神話、歷史研究的想象空間、華夏文明西部邊界的進退波動、帝國帝制的內外輕重等問題,以歷史學家的方式質疑傳統的歷史論述,示範了一種健康的看待和解釋歷史的態度、方法。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匈奴:故事還是歷史


歐亞大草原上的遊牧帝國是從匈奴開始的。從匈奴到蒙古,一千五百年間,無論創造了輝煌文明的歐亞定居社會如中國、印度、波斯、地中海諸國、東歐和中歐諸國曾經如何強盛,當他們面臨草原遊牧軍隊的鐵騎時,都顯得那麼笨拙和孱弱。自古以來,以定居文明為本位立場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也都絞盡腦汁想弄明白,為什麼擁有高度文明和偉大傳統的農業國家,竟如此經不起那些乍興乍滅的草原政權的猝然一擊?除了大肆渲染並極力誇張遊牧軍隊的殘忍和野蠻,難道就只能把定居文明的失敗歸因於定居文明自身的政治腐朽和王朝墮落嗎?傳統的歷史學家無法解釋這種歷史的和現實的困境。


這就是我們關心匈奴的原因。現今有關匈奴的歷史知識,存在着許多疑問、猜測和誤解,有不少神話成分。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關於匈奴的西遷。東漢中期漠北的北匈奴被鮮卑擊破之後,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似乎就再也沒有以高級政治體的形式在中國史籍中出現,漢文史籍明確以匈奴餘部相稱的遊牧集團只在西域有零星出現。《後漢書》説“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已經指出在北匈奴的政權破滅後,原匈奴帝國統治下的人羣被新的統治集團—鮮卑人所吸收的事實。但是,當18世紀中期的法國東方學家德經(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從傳教士那裏獲知中國歷史上有個匈奴(Hsiung-nu)時,就立即聯想到西方歷史上的匈人(Hun),二者名稱上的近似使他相信匈人就是西遷後的匈奴,並寫進《匈奴、蒙古與其他西部韃靼的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s Huns, des Mongoles, des Turc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1757)。德經這個聯想經著名歷史學家吉本(Edward Gibbon)援引入讀者面極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後,很快成為一種流行説法。


然而,從北匈奴破滅到匈人出現在羅馬帝國的邊陲諸省,其間年代學上的斷裂長達二百多年。為彌補這種斷裂,研究匈人的一些西方學者把許多不相干的歷史事實聯繫到一起,為匈奴西遷編織了年代上和空間上的連續歷史。當然,這些編織大都是牽強附會、缺乏可靠依據的,早就被現代嚴肅的內亞歷史文化研究者所否定。把匈奴與匈人聯繫起來的嘗試不屬於歷史學家的工作,這在當今的中央歐亞研究者中幾乎已成共識。除非出現進一步的證據,匈人乃西遷的匈奴殘部這個説法已很難再回到學術討論裏。有趣的是,在中國仍然有相當多的人對這個説法信為確論,津津樂道。這個現象本身,足以説明匈奴歷史中存在着許多非歷史的內容。


但要正確解讀匈奴的歷史也非一件易事,因為匈奴人沒有留下任何直接的文字資料。匈奴不像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那樣各有自己的文字與文獻,記錄匈奴歷史的文獻資料全都是由對匈奴持敵對態度的漢朝官員用漢文寫下來的。漢文史料提供了描摹匈奴歷史輪廓幾乎唯一的依據,而教科書中有關匈奴的敍述都來自這些依據。漢文史料以可靠性高而著稱,但關於匈奴人和匈奴國家的起源、發展、衰落與去向,仍然存在着大片大片的空白。匈奴不像突厥那樣與東亞文明圈以外的波斯文明和羅馬(拜占庭)文明發生深刻碰撞,也沒有像突厥那樣,由突厥人自己、也由周邊的定居文明國家(如唐朝和波斯)留下了許多反映突厥人相貌的雕塑和繪畫。


就歐亞大陸的歷史來説,匈奴帝國是在以連綿草原為主要地理特徵的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出現的第一個騎馬遊牧人建立的大型帝國,幅員之遼闊,足以與同時代任何一個定居王朝相比。但是,我們無法知道匈奴人是何時成為遊牧民的,更無法知道他們是怎樣以及向誰學到了建立龐大國家組織所需要的政治技術。現在學術界相信,作為一種經濟生產方式和人類社會形態的遊牧,要比農業和定居社會的出現晚得多。遊牧的基本要素是馬的馴化和騎乘,這種技術到底是從南俄草原上興起從而逐漸傳播到東部的蒙古草原上的,還是多元起源、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到現在還存在着一定的爭議。但是,可以肯定地説,作為草原政治體高級形態的匈奴帝國的出現,絕不應當是像它在史料中所呈現出來的那樣突如其來。



在匈奴帝國崛起以前,中西史料都記錄了歐亞草原上某些遊牧集團或準遊牧的人羣力量,比如希羅多德所記錄的斯基泰人,以及中國先秦史籍中的各部戎、狄,但把他們看成匈奴帝國的前奏,還需要有更直接和可靠的證據。對此傳統文獻顯得無能為力,後起的考古學相對有了用武之地。近代以來,考古學家在華北、西北、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亞等地區的工作,為解讀匈奴文化的源流,提供了越來越豐富的證據和線索。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俄蘇、歐美、日本、中國和蒙古等國家或地區的考古學家,在中央歐亞的廣大範圍內,特別是在東起俄羅斯的濱海邊疆區、西至裏海和高加索的內亞地區,發現了大量與匈奴文化可能相關的一些古老文化,如那些極有特色的飾牌、短劍和匕首等青銅器。現在已經被棄用的術語“鄂爾多斯青銅器”的出現,本來是專指這類明顯不同於中原傳統的青銅器的。這個稱謂之得名,就是因最初主要在草原南緣的鄂爾多斯地區發現了這類青銅器。但後來在中國北方其他地區,以及蒙古高原和中亞,甚至在南俄草原及裏海沿岸,都大量發現類似風格的青銅器,“鄂爾多斯青銅器”一稱遂被“草原青銅器”所取代。這類以動物圖案為主要特徵的青銅器的廣泛分佈,顯示了在一個極為遼闊的空間內存在着某種連續的和共有的文化價值與生活方式。而這種青銅文化持續的時間早於匈奴帝國,可以設想,後來建立了匈奴帝國的早期匈奴人是這種文化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説,匈奴帝國是某種歷史悠久又分佈廣泛的古老文化的產物。


語言學研究或許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匈奴的歷史淵源。比較語言學家把匈奴之後蒙古高原上曾建立過高級政治體的鮮卑、柔然、突厥、回鶻、蒙古等遊牧集團,都看成阿爾泰語系人羣。無論是從比較語言學還是從物質文化的角度看,阿爾泰語系諸人羣之間都存在着較強的關聯。從歷史的角度看,它們各自建立的王朝以及這些王朝所支配的草原社會之間,也存在着深刻的連續性與一致性。那麼,這種連續和一致是在匈奴之後才出現的嗎?匈奴的歷史,匈奴所屬的那種古老文化,與鮮卑之後的阿爾泰文化之間究竟有沒有關聯?邏輯上這個問題也許不難回答,可是要獲得學術論證,則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2004年,在蒙古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協助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組織的“蒙古國歷史文化考察隊”來到蒙古國的圖拉河(Tuul Gol)和鄂爾渾河(Orkhon Gol)流域,考察的重點是該地區匈奴至契丹時期重要的歷史遺蹟,包括城市聚落遺址、墓葬、巖畫和紀念碑。其中屬於匈奴時期或比匈奴還要早的遺蹟,主要是墓葬和古城址。


匈奴墓葬考古最著名的是俄羅斯人在蒙古國諾顏烏拉發掘的大型匈奴貴族墓地。我們在圖拉河北岸也見到一片方圓約十公里的巨型墓葬區,時代早於匈奴,屬草原青銅時代。這個古墓葬區被巨大的方形石牆整齊地分隔開,每一個圓形石堆墓葬都被多層次的方形石圈所分隔,而整個墓葬區又被複雜而宏大的方形石圈裏裏外外地分隔。這和我們常見的北疆古代石堆墓和石圈墓既有近似也有不同,而最大的不同就是規模更大。


在圖拉河南岸達欣其楞縣境內靠近哈爾布赫(Har Buh)河谷的緩坡草原上,也有一個匈奴墓葬羣。俄羅斯考古學家在墓葬羣中發掘出一些陶器和青銅器,顯示出與蒙古其他地區所見的匈奴墓葬具有共同特徵。


2005年夏,原新疆考古所所長王炳華先生參加美國與蒙古的合作項目,在塔米爾河(Tamir Gol)北岸草原上主持對一組匈奴墓地進行發掘。他們除了找到許多明顯屬於草原遊牧社會的物品,如銅飾件、皮製品、陶器以外,還發現了許多有鮮明東漢特色的物品,如漆器、銅鏡、五銖錢等。這為墓葬斷代提供了確切的依據。有意思的是,東漢時代匈奴分裂為南、北兩個集團以後,仍然控制着漠北草原的北匈奴幾乎完全失去了與東漢政權友好往來的機會,雙方不再有正式的通使和貿易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北匈奴要得到東漢的大宗物資應該很不容易。塔米爾河谷匈奴墓葬的發掘,提示我們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北匈奴也仍然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維持與中原的商貿聯繫。歷時數百年的漠北與中原之間的經濟和文化聯繫並沒有輕易地斷絕。


我們在鄂爾渾河流域考察時,也曾進入鄂爾渾河的支流塔米爾河河谷,專程前往匈奴時代的所謂三連城。塔米爾河水量很大,河谷青草茂密,樺樹成林。溯河西行,一路上所見,都是河谷草原的美麗景象。三連城位於塔米爾河北岸的Hudgiyn Denj,三座大型古城東西並列分佈,故稱三連城。從土牆侵蝕的情況看,時代相當早。三座城都接近方形,由於尚未進行科學發掘,古城的確切年代現在還不能確知,蒙古學者推斷為匈奴時期。但是具體是匈奴的什麼時期呢?是匈奴全盛的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還是北匈奴時期?這涉及我們對匈奴社會中定居因素和農業因素的分析。


塔米爾河河谷大量的匈奴文化遺存,顯示這個地區在長時期內是匈奴的核心統治區,很可能是單于庭所在。2006年7月,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新疆吐魯番文物局等單位學者組成的“中蒙聯合考察隊”再次來到塔米爾河河谷,在巴特曾格勒縣考察了兩處大型匈奴墓葬羣,一處是索勒畢山(Solbi Uul)山前墓葬羣,一處是呼德根陶勒蓋(Hudagiin Tolgoi,意為“有水井的山頭”)大型匈奴墓地。前者位於塔米爾河西北岸,正對着寬闊而美麗的塔米爾河河谷。這片緩坡上分佈着多個墓羣,都是呈南北向鏈狀排列,墓葬總數有四十餘座。圓形石圈所環繞的中間凹陷部分,應是長方形豎穴,這與中國境內所見的匈奴墓非常接近。形成凹陷的原因,是原來墓穴頂部覆蓋有木頭,覆以堆積封土,木頭朽爛後封土下沉,遂形成凹陷。呼德根陶勒蓋的匈奴墓地規模更大,墓地中雜有更早時期的大型石堆墓。匈奴墓往往兩兩形成一組,非常有趣。


2006年夏天,“中蒙聯合考察隊”還在西蒙古的科布多省阿爾泰山區考察了另一種類型的大型匈奴墓葬羣。位於滿汗縣以南十五公里處的Tahilt(意為“祭祀”)的山前戈壁上,有上百座匈奴墓葬。這處墓葬最突出的特徵是,其中相當多的墓葬環有方形石圈,向南開有長短不等的石砌門道,最長的門道有十五米。這種形制的匈奴墓葬在中國尚未發現,在蒙古國亦相當罕見。這提示我們匈奴時期的文化遺蹟可能反映了匈奴帝國內語言、文化、人羣及社會構成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是我們把匈奴時期考古發現與匈奴歷史進行比對時必須充分考慮的。


研究遊牧社會與定居文明衝突史的學者,大都相信這樣一個前提性論斷,即遊牧經濟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它要依賴與其他經濟形式如農業經濟之間的交換,才能彌補其非自足的特性。現代人類學研究也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認識。據此,一些學者相信,歐亞大陸歷史上經常發生的草原遊牧人入侵農業定居社會的事例,要從遊牧經濟的內在缺陷中尋求解釋。騎馬遊牧民必須與定居農業社會交換產品,以獲得草原上無法生產的農業物資。當這種交換不能以和平貿易的方式進行時,通常會演變成暴力劫掠。擁有冷兵器時代最重要戰略物資—馬,加上無與倫比的騎乘技術,遊牧人羣在與定居社會的軍事較量中,總是佔有一定的軍事優勢,主要表現在機動性和衝擊力上,這種優勢使得人口數量居於劣勢的遊牧人羣在戰場上卻常常能集中兵力,形成局部的優勢兵力。在這種解釋框架內,遊牧人侵擾定居社會的目的並不是軍事佔領,而是劫奪物資並建立不平等的貿易關係。據此,美國人類學家托馬斯·巴菲爾德(Thomas Barfield)還創建了一個解釋中國歷史上草原帝國與中原王朝盛衰起伏彼此對應關係的週期表。根據他這個週期表,每當中原農耕地帶出現統一和強盛的王朝時,內亞草原上也會隨即誕生一個強大的遊牧帝國,因為遊牧人只有統一在同一個強大政權體系內,才能夠有效地與南方同樣強大而統一的中原王朝進行對抗,從而保證獲得遊牧經濟所必需的農業物資。這個週期表雖然不能解釋歷史上的一切農牧關係,但是影響卻非常大。


不過,從遊牧經濟的非自足性上升到遊牧帝國的經濟功能,這中間缺少了一個重要的邏輯環節,那就是必須證明在草原上除了遊牧經濟以外,並不存在或不能存在其他經濟形式。而草原考古提供的大量信息對此都是否定的。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即使在非常古老的時代,草原上也有專業的金屬加工業、製陶業等依賴一定程度定居生活的行業。這就是説,儘管“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經濟在草原上佔據統治地位,但也存在着其他經濟形勢,包括農業和手工業。農業和手工業往往是以定居為基礎的,留存至今的許多城市和聚落遺址證實了一定程度的定居的存在。塔米爾河河谷的匈奴三連城便是一個重要的證據。中國考古學家在內蒙古、新疆、甘肅等地的調查、發掘工作中,也早就發現在遊牧經濟的範圍內,存在着一定的農業因素。在這些考古證據的支持下,美國曆史學家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明確反對巴菲爾德那個著名的週期表,指出在遊牧帝國內多種經濟形式都得到了充分發展,那種相信草原帝國的建立根源於其經濟上不自足的觀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有關遊牧人羣和遊牧政治體的問題總是一環扣一環:遊牧經濟的非自足性,究竟是自然的遊牧單位的基本特性,還是遊牧單位被組織進大型政治框架之後才具有的特性?遊牧國家對農業定居文明所進行的週期性攻擊,究竟是出於經濟需求還是內部政治壓力的某種釋放?遊牧國家在建立過程中,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究竟何者才是最主要的動力?這一系列的問題,會促使我們在尋求匈奴帝國形成的歷史原因時,從其外部轉向內部,從經濟因素轉向政治因素。


匈奴帝國首先是一個政治構造。與古代一切大型政治體一樣,匈奴國家包含了多種多樣的人羣與文化,絕不會是單一的語言、單一的族羣和單一的文化。那種探求什麼是匈奴語、什麼是匈奴人的研究傳統,就是把匈奴帝國的政治體屬性與該帝國統治人羣的社會體屬性混淆起來了。建立了匈奴帝國的那個人羣,也許與帝國內大多數人羣在文化上本來非常不同,但歷經漫長的政治與文化過程,統治集團在維持認同的同時,必定發生巨大的文化轉型。


比如説,學術史上曾熱烈討論過匈奴説什麼語言,絕大多數爭論現在看來都已沒有意義。這個問題的有效性應該規定在有限的範圍內,也就是問,後來建立了匈奴帝國的那個統治集團是説什麼語言的?這涉及該集團原來在哪裏,如何征服了草原上原有的社會(理應也存在一個或多個大型政治體)。有學者建議,匈奴是從漠南進入漠北的,他們在漠南時,是印歐語人羣,進入漠北後逐漸被突厥化了。這個建議的史學背景是印歐語的東擴。如果我們接受“語言遷徙不意味着人羣遷徙”的説法,印歐語東擴不一定是印歐語人羣的東遷,而是印歐語所代表的某種文化(比如騎射和遊牧)向東方發展。這種印歐語文化(甚至還有人羣)的東擴,在隴山—黃河地帶與春秋戰國時代急劇崛起的華夏各政治體相遇,遭遇阻隔,其中的先鋒集團如月氏和匈奴被迫向北發展,匈奴就是這樣先入鄂爾多斯,後被日益強大的秦壓迫到漠北的。


按照這個理解,匈奴在進入漠北之前,説某種印歐語(特別是某種Iranic)。但正如亦鄰真先生所説,不管匈奴本來是説什麼語言的,等他們在漠北安家落户以後,在那個突厥語(Turkic)的海洋裏,他們最終都會突厥化。當然,這並不是説,匈奴帝國都是説某種或多種突厥語的,甚至也不全都是説阿爾泰語(Altaic)的。在匈奴帝國內,一定存在着眾多的語言與文化,包括阿爾泰語系各語族的多種語言、漢語和印歐語中的伊朗語(Iranic)各語言,甚至也不能排除芬—烏語系(Finno-Ugric)各語言。語言複雜豐富,意味着文化傳統的複雜豐富。匈奴是一個巨大的文化複合體。把匈奴帝國範圍內的某種單一的考古學特徵視為“匈奴文化”,當作標準去檢驗其他考古發現,以確定是不是“匈奴”,這種做法首先在方法論上存在着很大的風險。


我們再回到蒙古戈壁。6世紀以後,突厥、回鶻、韃靼乃至後來的蒙古,都以鄂爾渾河、塔米爾河的河谷地區作為其政治中心,甚至突厥之前的柔然也以這一地區為中心。那麼,匈奴時期的政治中心是不是也在這裏呢?從塔米爾河河谷的匈奴墓葬和三連城來看,至少在某個時期內,匈奴也曾經以這一地區作為戰略後方。這就引出另外一個問題:全盛時期的匈奴帝國,其重心是在漠南還是在漠北?


把蒙古高原分隔為南北兩個地理單元的蒙古戈壁,在中國古代史書中被稱作“大漠”,清代的內蒙古和外蒙古,今天的中國內蒙古自治區與蒙古國,就是由這片巨大的荒漠區分開來的。古代大漠以南的蒙古高原被稱為漠南,以北的稱為漠北。歷史上的遊牧帝國大多以漠北為中心,以漠南為前線,形成與長城以南的中原王朝之間的對抗。如果中原王朝軍事上佔有上風,遊牧帝國會撤退到漠北,並俟機(一般是在秋冬之際)進入漠南實施襲擊。中原王朝即使有足夠的軍事優勢,通常也難以組織起對漠北的軍事遠征。歷史上也只有漢朝對匈奴、北魏對柔然、明朝對北元、清朝對蒙古等有限的幾次例外,其困難主要在於這片巨大的蒙古戈壁(大漠)。班固《燕然山銘》説:“遂陵高闕,下雞麓,經磧鹵,絕大漠。”所謂“絕大漠”,就是南北橫跨大漠,從漠南進入漠北。這種跨越大漠的行為,古書上稱作“絕漠”。宋代邵緝誇獎岳飛的詞句説:“好是輕裘緩帶,驅營陣,絕漠橫行。”岳飛固然偉大,卻實在並沒有機會“絕漠橫行”。真正實踐過“絕漠橫行”的中原將領是很少很少的。然而對於遊牧軍隊來説,“絕漠橫行”倒是他們的家常便飯。


秦漢之際匈奴帝國崛起的時候,匈奴已經常常出現在長城以南,史書上説的單于庭大概在今內蒙古的中部,也就是在漠南。漢武帝發動曠日持久的對匈戰爭以後,匈奴單于庭遷至漠北,大概就在今鄂爾渾河流域。可是,匈奴是從漠南興起的,還是興起於漠北然後向漠南發展併吞並漠南諸遊牧部落聯盟,這依舊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西漢和東漢都曾經派遣遠征軍跨越大漠,在當時這意味着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耗損,但是在能夠承受這種耗損的漢朝統治者看來,只有這樣的遠征,才能真正對匈奴施以打擊。


從讀史的角度,“絕漠”真是一個令人嚮往的經歷。2004年8月中旬,當結束對蒙古中部的考察之後,我們決定組織一個小型的“絕漠”活動,當然不是像古人那樣騎馬、騎駱駝,而是乘坐俄製的“普羅岡”中巴越野車,從烏蘭巴托出發,向南進入大漠直到中蒙邊境。


烏蘭巴托以南六十多公里的範圍內基本上還是草原景象,可是快到喬伊爾時,滿眼已是乾旱區的戈壁景象。從喬伊爾向南,就算進入大漠了。地圖上標誌得很粗的公路,行車時卻完全看不見,只有戈壁上的一點車轍。司機只好跟着車轍,傍着鐵路和電線杆走。有時候顛簸十分厲害,而且還得常常停下車來找路。傍晚時分,到艾拉格(Ayrag),由此向南,漸漸進入大漠的中心地帶。接近賽音山達的時候,地貌呈現嚴重的沙漠化景觀。稀疏的枯草都看不到了,地面由粗礫石變為細沙。汽車進入柔軟的路面後,速度明顯降了下來。路邊不斷出現死去不久、尚未腐爛的駱駝、馬和羊等,也可常見動物骷髏遠遠近近地散佈在沙地上。動物屍骨保存得這樣好,證明這裏連食腐動物都很少,生態之惡劣可見一斑。


賽音山達是東戈壁省的省會。蒙語賽音山達的意思是“好水池”,可它偏偏又是蒙古國最乾燥多塵的省會之一。第二天清晨,我們曾在安靜的賽音山達閒走,看這個還在享受晨夢的城市。城北高崗上,有一座坦克紀念碑。爬到紀念碑旁,向南俯視賽音山達,只見沙漠包裹之中的這座戈壁小城,如同黃色波濤裏的一葉孤舟。


從賽音山達到中蒙邊境,我們同樣是在沙漠與戈壁相間的地貌中顛簸前行,慢慢地,地面有了青色,黃沙漸少,淺草漸多,雖然與草原還有很大差別,但畢竟不是那種荒漠景觀了。偶爾能看到牧人和畜羣,看到幾峯駱駝傲慢地立在淺草戈壁中。這説明我們已經來到大漠的邊緣,離中國邊境已經越來越近了。


我們所選擇的絕漠“捷徑”,靠性能優越的汽車尚且費時兩天,在古代靠騎馬、騎駱駝,必定需要十天左右。大漠內少有水泉,人畜飲水必須隨身攜帶,大規模行軍的困難可想而知。然而對於遊牧人來説,在艱苦環境中求生存是與生俱來的本領,大漠不是他們自己南北穿行的“天塹”,而是他們防衞南方定居社會遠征軍的天然屏障。從這個意義上説,我們的絕漠體驗,並沒有幫助我們理解匈奴帝國內部的政治地理構造,但絕對有助於我理解匈奴何以能夠與空前強盛的漢朝長期對抗。


2004年和2006年的兩個夏天裏,在蒙古高原的圖拉河和鄂爾渾河巨大的河谷草原上,在森林密佈的杭愛山,在巍峨高峻的阿爾泰山,在黃沙漫漫的大漠深處,我們尋覓着匈奴的蹤跡,嘗試着解析有關匈奴歷史的種種神祕。有趣的是,當舊的疑問還沒有答案時,新的問題已不斷湧現。越來越多的疑惑,牽引我們越來越深入遙遠而又切近的匈奴世界。我們相信,在蒙古戈壁(大漠)以北,不僅僅在蒙古高原,而且在遼闊壯麗的外貝加爾和西伯利亞地區,藴藏着有關匈奴歷史種種疑問的答案。來年夏日的晨風吹起時,我們還會整頓行裝,繼續靠近那些斂跡於藍天綠草之間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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