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1975:北京地名修改內情

東方歷史評論2019-06-28 11:38:05

撰文:陳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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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存的檔案來看,1965年已經開始顯露修改地名的苗頭。其中最為矚目的一件是,曾長期潛藏在國民黨軍隊的中共祕密黨員、率部起義將領張克俠時任林業部副部長,他具名向中央建議更改北京市以張自忠、佟麟閣、趙登禹三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稱。張克俠與張、佟、趙曾有西北軍同僚之誼。中央內務部接信後,召開部辦公會議研究,以1951年12月19日政務院“不應以人名做為街道名稱”的指示為由,同意張克俠的意見。1965年2月10日內務部發函致國務院周榮鑫祕書長並轉呈周總理,指出上海市已將此類街道名稱改掉,北京、天津市仍保留未改,擬請總理考慮批示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委員會予以更改。


周榮鑫2月22日將此報告批轉給北京市常務副市長萬里閲處,萬里25日轉給副市長吳晗:“吳晗同志,此意見我同意,請酌定。”吳晗即在28日此公文上批道:“同意更名,請規劃局提出意見,報人委決定。”市城市規劃管理局接報後,與相關部門研究確定,將三條路均恢復原名或委婉改名,“張自忠路”恢復原名“鐵獅子衚衕”或與“地安門東大街”合併,“佟麟閣路”恢復原名“南溝沿大街”或因緊挨民族文化宮擬改為“民族大街”,“趙登禹路”恢復原名“北溝沿大街”或因南段有政協禮堂擬改為“團結大街”。此份報告還是謹慎地提醒到,“這三條街名是解放前已有的名稱,據瞭解是國民黨西北軍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陣亡的三名軍官的名字,改名後是否對統一戰線的部分人士有影響,我們考慮不好,報請審查批示。


報告送上後,市規劃局還去信詢問市人委主管文教事務的副祕書長李續剛,李答覆説:“暫不復,現還沒定下來。”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表態説:“先不改。”此事在文革前是不了了之,各單位藉故拖延,沒有下文。涉及統戰問題,高層領導下決心前難免有些含糊。


但是1966年8月文革火熱展開之際,新市委和市委機關羣眾組織馬上向中央彙報:“據初步查證,張自忠、趙登禹、佟麟閣等人均非抗日英雄。”一夜之間,“張自忠路”改名為“工農兵東大街”,“趙登禹路”改為“中華路”,“佟麟閣路”改為“四新路”。直到1972年初整頓街道名稱,又藉機降低了相應的革命色彩,恢復原本的地理特徵,“張自忠路”不用“工農兵東大街”之名,併入“地安門東大街”。主事者又嫌“趙登禹路”之後的“中華路”路小名大,擬改為“白塔寺東街”,而由“佟麟閣路”變身為政治色彩濃郁的“四新路”,這回就直接改為“民族宮南街”。


2


1964年起,北京市花費一年多時間,曾經進行過全市範圍的街道名稱整頓活動。對四個城區的三千五百九十條街巷逐一考評,整合後四城區街道名稱留有二千九百九十四條,對帶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的街道更改了約百分之四十,意在清除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的毒害,修改了諸如思王庵、纏腳灣、狗房廟、八王墳等名稱,並登報公佈,立柱樹牌,彙集整理成冊。


即使在那樣嚴酷的形勢之下,市委對街道名稱的變換還是持慎重的態度。李琪在1965年2月30日一次會議上表示:“舊東西適當保留,有好處……忠孝之類的名稱我們也用,孝順父母,忠於人民。丞相衚衕可以不改。”他還明確認為:“紅旗、躍進、人民、東風、火炬、向陽等空洞的抽象的政治口號、政治名稱不要用,革命的節日、革命的事蹟也不要用在街巷名稱上,用不好倒麻煩。


李琪等領導的適時表態一時降低了修改地名的熱情,但是更換地名的請求還是經常發生。譬如1965年6月市整頓門牌工作組劉生鑫向市道路命名領導小組組長吳晗、副組長李續剛彙報,建議把“石駙馬大街”名稱改一改,但吳、李以“石駙馬大街是紀念三一八學生運動的地方”為理由,不同意更改,也不讓提交市人委行政會議討論。提意見者憤怒地指責説:“我們北京作為現代馬列主義的中心、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首都,為什麼要給他們這些寄生蟲立碑?這難道是政治掛帥的思想表現嗎?不是,分明是對抗。”他們建議把石駙馬大街改成“三一八大街”或“黎明街”,甚至取鄰近的“鮑家街”諧音,更改為“報佳街”。


對於此次整頓地名的效果,成立於1966年6月的新市委評價極低,認為是“敷衍了事”:“前市委修正主義者,懾於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的形勢,曾於1965年採用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手法,對城區街巷名稱進行了一次換湯不換藥的‘整頓’。雖然在廣大羣眾的輿論下也改了一部分名稱,但很多並未脱離原來基礎,仍將原來的名稱體系保留下來。


對地名的政治挑剔,對吳晗等市領導不作為的不滿,已經是北京主事機構內部醖釀已久的一種情緒,到了文革爆發之時已是按捺不住。1966年6月1日市整頓街巷工作組李如琴、張祖恩、程惠蘭、常宣琦寫信給市人委辦公廳,揭發了李琪、吳晗的罪狀,信中寫道:“千萬不要讓封建迷信的東西繼續阻擋我們人民前進,繼續影響下一代,千萬不要花了這麼多經費,動員那麼多人力物力,整頓了街巷名,仍然是為封建反動的殘餘勢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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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7月間,新市委執掌大權後,北京市文革運動洶湧奔流,新起的學校紅衞兵組織、單位造反組織都不約而同地要求改革不適合時代潮流的已有地名。市人委在1966年9月14日致國務院、市委的請示報告中,回溯了當時的狂熱氛圍:


隨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首都的紅衞兵和廣大革命羣眾,在破四舊立四新的革命風暴中,對北京的街巷名稱提出了許多革命倡議和意見,要求把一些帶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色彩的街巷名稱,改為具有革命意義的名稱,使首都的街巷名稱充分反映出社會主義時代的精神面貌。


報告中稱,在討論街道名稱的活動中,紅衞兵和廣大革命羣眾認為城區四個區是首都的心臟,應該“紅滿城”,擬將西城區改為“紅旗區”,東城區改為“紅日區”,宣武區改為“紅衞區”,崇文區改為“紅光區”。海淀區大專學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為“文革區”。豐台區是二七大罷工策源地長辛店所在地,改為“二七革命區”,石景山辦事處改為“井岡山辦事處”。唯獨沒有改動的是最符合時代精神的“朝陽區”,這是五十年代剛剛起名的東部新建工業區,這也意味着除朝陽區之外的所有城區名稱都要面臨變動。現在坊間流傳,當時要把北京市改為“東方紅市”,但從現有開放的檔案中尚未發現此議。


涉及城區二十三條主要街道名稱的改動,市人委宣稱已有了全盤的考慮,報告中不斷重申是“經過紅衞兵、工農兵和革命羣眾的廣泛討論”,從城區的方位一 一對應了中國革命歷史的關鍵詞語。將橫貫首都中心的東西長安街、建國門與復興門內外大街擬統一命名為“東方紅大道”,以體現新中國首都的政治地位;東方紅大道的東邊道路擬定為“長征路”,西邊道路因軍隊大院居多而叫“解放軍路”;沿東方紅大道的兩側道路,將依中共黨史中做出特別貢獻的地方來命名,如瑞金、遵義、延安等,報告強調將以此“構成為一條革命歷史的紅線”。最為宏大的提法是,要把前門至南苑的道路命名為“共產主義大道”,市人委做了如此高昂的闡述:“顯示廣大工農兵羣眾和紅色革命接班人,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沿着共產主義大道奮勇前進。


報告中附有圖示,清晰標明環繞中南海的一些主要街道的擬定名,如鼓樓至景山北牆為“總路線路”,府右街為“韶山路”,西什庫大街為“集體化路”,景山東街為“代代紅路”,西四至新街口為“紅旗路”,東四至雍和宮為“紅日路”,珠市口至馬連道為“紅衞路”,王府井大街為“人民路”等。圖例中還留有幾條線路空白,表示“尚在徵求意見之中”,如“大躍進路”(地安門東大街)、“人民公社路”(地安門西大街)、“必勝路”(西交民巷)、“大慶路”(東環南路)等。


這個送達國務院的報告只是集中關注了中心街區的變動內容,全市更大面積的地名整頓情況並沒有得以及時呈報。更為混亂的修改地名的趨勢還在延續,狂熱之中的領導機構和紅衞兵組織對路名修訂之事投入極深,市委一再強調“要進一步充分依靠和發動羣眾做好命名工作”,竭盡全力要“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紅”。事件達到高潮時,市人委會於1966年9月23日正式上報國務院,轉告紅衞兵和來訪的革命羣眾的兩條緊急建議,一是請毛主席給“東方紅大道”和“共產主義大道”兩條新命名的大街題字,要求能在國慶節以前把毛主席題字的路名牌製作安裝;二是請國務院迅速批示北京市9月14日報送的“第一批主要街道命名方案”,以便在國慶節前安裝一批新命名的路名牌。


從事後來看,毛澤東並未答應題寫路名牌,而且國務院也沒有徹底同意北京市第一批命名方案的全部內容,像西城、東城、宣武等區名還是照常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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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1974年11月14日《關於整頓城近郊區街道名稱的材料》透露,文革初期紅衞兵把北京412條街道衚衕改了名,佔全市街道、衚衕總數的8.6%。對這樣的舉動,市人委部分領導還是多少有些擔心,新市委處理之時也有幾分躊躇。


1966年6、7月,在紅衞兵的參與下,主事機構一邊批判前市委的不作為,一邊加快整頓路名工作的進程。李續剛對此頗感憂慮,認為辦事過於倉促反而會使工作難於圓滿,他於7月2日致信新市委牛連壁、萬里:“這項工作很複雜,北京的庵、觀、寺、院、舊官署、古人命名的街道很多,劃清又更改是一件好事。但是工作量很大,擬出這麼多街道的新名頗不易,需要開很多會,徵求很多人的意見,還要有個強有力的班子。原來辦公室的人(主要是公安局交通處的人)也不完全勝任。我的意見,這件工作時間關係不大,是否:(一)尚未進行的制定路牌的工作先停下來(免得需要再改時造成浪費);(二)等待運動高潮過去工作一切就緒後,騰出手來再搞。”新市委相關負責人牛連壁同意此意見,他在信上批閲道:“暫時停下來,待以後有力量時再搞。


但是,修改地名的氣勢已經無法阻擋,李續剛自己覺得近期擬出成千上百個新地名“頗不易”,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各城區紛紛上報修改材料,爭搶熱門的紅色用語做地名,以致於重複的名稱大量出現。市人委1966年12月7日稱,截止11月7日止,各區共上報街巷名稱一千一百零七個,經過平衡,發現各區相互重複的有四百一十七個,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市委甚至為此提出,各區要本着互諒互讓的精神協商處理。市人委在當年年底致國務院的一份工作報告中也透露,由於有不少街巷地名,羣眾已經自動命名,重複甚多,目前正在忙於統一平衡。


最受人們推崇的街巷名稱應是具備紅色、東方、蓬勃、羣眾等特徵的革命性詞語,各城區爭先恐後地申請標註,根本不考慮歷史緣由、地理方位信息及羣眾習慣,誰先搶注誰就佔先。下列這些街道名稱都是文革初期政治風雲的快速產物,由政府部門先後批准發佈,可以涵蓋北京全城新地名的種類和特點:“育紅路”(景山東街)、“四季紅路”(大羊房路)、“宇宙紅路”(百萬莊大街)、“紅光路”(珠市口東大街)、“東紅路”(酒仙橋路)、“紅電路”(廣寧路)、“普紅衚衕”(西老胡同)、“永革路”(台基廠大街)、“永進路”(黃寺大街)、“霞光街”(東黃城根北街)、“光明路”(夕照寺街)、“向東路”(車公莊大街)、“贊東街”(東馬尾帽衚衕)、“曙光路”(天壇路)、“志遠路”(北窪村路)、“炬輝路”(北蜂窩路)、“智勇路”(晉元莊路)、“秋收起義路”(馬家堡路)、“大寨路”(東環北路)等等。


最為省事的辦法是以一個革命化的新名稱替換一大片衚衕名,譬如東城區決定從東單二條到前炒麪衚衕,按順序改名為瑞金路頭條至三十條;從大甜水井衚衕到菜廠衚衕、錫拉衚衕、東廠衚衕,列為人民路一至九條;從交道口南頭條開始,相隔分司廳、謝家、車輦店、靈光等衚衕,一律改為大躍進路頭條至十五條;從南鑼鼓巷、福祥衚衕、蓑衣衚衕到帽兒衚衕、黑芝麻胡同,一連串最具老北京風味的衚衕名統一變更為輝煌街頭條至八條;西銀絲衚衕到緞庫、飛龍橋、燈籠庫、文書巷、騎河樓、草垛衚衕,這麼多充滿古意的衚衕名依次消失,排序為葵花向陽路頭條至二十四條。


東城、崇文等城區主事人員的改名方式頗具代表性,沒有顧及任何衚衕定名的原則性科學性,更不講究新舊名稱的銜接關係,出手大膽,大都率性隨意,把文革的政治常用語基本用盡。如把南下窪子衚衕改“學毛著衚衕”,前肖家衚衕改“歌頌黨衚衕”,豆角衚衕為“紅到底衚衕”,安樂堂衚衕改“紅浪衚衕”,官房大院改“紅思想大院”,豆腐池衚衕改“朝紅衚衕”,八寶樓衚衕改“滅資衚衕”,黃家店衚衕改“興無衚衕”,東羊管衚衕改“防修衚衕”,納福衚衕改“鼓舞衚衕”,轎子衚衕改“愛羣衚衕”,辛寺衚衕改“喜報衚衕”,等等。


5


在各區上報的方案中,也有一些靠諧音取名,如魏公村路改為“為公路”,算是當時取名較有巧勁的一例。三里河路緊挨釣魚台國賓館,借地名之利取“革命友誼路”,一時為高層叫好。有的則是反其意用之,如藏經館衚衕就逆向改為“反封建衚衕”。


1966年9月市人委辦公會議逐一審查新地名方案,對“一片紅”新地名大致認可,就是稍覺得羣眾提名的“葵花向陽路”(南池子北池子大街)、“紅心向黨路”(南長街北長街)名稱較長,可簡稱為“向陽路”“向黨路”。在這份報告的草稿頁上,從外地調京的幾位新任市委領導逐個劃圈同意,劉建勛寫道:“提不出意見。”高揚文的批語中含有一些疑慮:“基本同意,有的路太長,將來會帶來不方便(尋找住户不便)。


高揚文所擔心的問題實際上困擾好幾年,1966、1967年及後來幾年在市人委(後為革委會)文件中已多次提及。鑑於文革初期羣眾自動命名一些街巷,在通信等方面已經開始使用,政府相關部門又不便干涉,造成了既定事實。從那時開始,郵電、交通等部門不斷在內部渠道反映存在的實際困難,譬如每天有三四百封信件、電報、匯款單,由於羣眾使用了未經公佈的新街巷名而無法投遞。出租汽車司機、客運三輪車工人查找不到顧客所説的新地址,因“滿城紅”而缺失應有的方位感,破壞了幾百年傳承下來的地理信息,感到大小衚衕“亂極了”,原本熟悉的老地方變得異常陌生。公交電車售票員幾年間在報站名時,新舊站名都要同時報出。報社記者在寫報道時一涉及地名就發愁,公安機關辦理案件也為地名所幹擾。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政局趨於糾左和務實,一些激進做法也得以制約和變動。地名使用不便的問題也終於擺在市委的議事日程中,當年年底市委指示對文革初期更名的街道情況進行全面調查,結果表明當時改名的街道共有四百二十一條,並首次定性為:“這些路名的改變,既未經批准,多數路名也未為羣眾所接受,比較混亂。”這就變相以市委的名義,委婉、間接地否定了文革初期狂熱的改地名活動。


北京市有關部門召集會議進行研究之後,很快向高層提出建議,就是恢復文化革命前原有名稱的街道衚衕三百七十九條。令人驚訝的是,人們很快平靜地接受這樣“復辟”的現實。大家傳誦的新聞是,最熱鬧的“人民路”恢復為“王府井大街”,“南昌路”恢復為“崇文門外大街”,“代代紅路”恢復為“景山東街”等等,而這樣大規模清理紅色標記的行動並沒有聲張,市委市人委只是簡單行文一張就低調完成。


文革初期改名的街道,市裏只考慮保留十六條,理由是“已為羣眾所接受”。像崇文區“錦繡巷”因挖人防工事而聞名,登報大力宣傳,參觀人流不斷,做為全國先進典型就不再恢復“鞭子巷”原名。被官方譽為“新文化旗手”的魯迅曾在石駙馬大街的女師大任教,西城區建議保留新起的“新文化街”,傾向於不恢復原名。在各區中,對政治依然葆有熱情和警惕的當屬朝陽區委,或許介意“西大望路”的政治含義,以“此名沒有依據”之由,建議改“光輝路”。區委堅決認為東大橋路的原名不如文革新起的“東光路”,找出的理由是,“因這條路有千户居民,對東光路熟悉了,不想再變更了,還是定為‘東光路’好。


位於蘇聯駐華大使館前的東揚威路,在文革初期已由周恩來直接確認為“反修路”,幾乎是全城首個實地換置的新路名牌。此次原本意見是“恢復原名”,但某位領導在報告原稿上面用鉛筆批示“不動”。另一個敏感的地名為“反帝路”,高層考慮到尼克松準備訪華,其先遣隊已到京,現在若將“反帝路”的牌子拆掉,容易引起外界的誤解。市公安局局長劉傳新指示:“反帝路的牌子也不要動。”至此,涉及拆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未經批准更改的路名牌子專題,市公安局軍管會值班室於1971年底報告,目前除反修路和反帝路的牌子未拆掉外,其餘都已拆除。



最奇異的是,原來的路名牌是漢字和拼音並列,而此次卻取消拼音。整頓辦公室給出的理由是,“因為拼音過去是由文字改革委員會負責搞的,現在這個機構已撤銷,人員大多下放了,其它單位搞不了,另外搞拼音製造起來也很麻煩。


6


1972年開始路名整頓,效率低下,門牌安置工作直到1973年底也未見成效。據統計,需要更換門牌約三萬多個,北京僅有的兩家搪瓷廠無法完成,叫苦連天,迫使市政工程局、房管局給日用搪瓷廠加派三十個工人,計劃在1974年3、4月間陸續完成。但市革委會副主任萬里仍有猶豫,牌子接近燒製完成之際,他指示:“現在仍不要掛牌,何時掛將來再説。


萬里的預感是有道理的,此時段展開的批林批孔運動又帶來了一大批有問題的街名。市城市規劃管理局聽到不少羣眾的意見,提出對市區明顯反映孔孟之道的路名,是否也改一下為好?羣眾集中點到的有忠恕裏、孝順衚衕、賢孝裏、育仁衚衕、儒福裏、里仁街,取名大都出自《論語》中的“里仁篇”,建議按諧音簡單改為“眾書裏”、“曉順衚衕”、“賢效裏”、“育人衚衕”、“如福裏”、“里人街”。再一細查,又發現像居仁裏、仁壽路、崇善裏、孝友衚衕等有孔孟之道之嫌的百餘條路名,繼而又擴充到像義和衚衕、福祿巷、祿長街、祿米倉衚衕、雙吉衚衕、靈境衚衕、靈佑衚衕、靈光衚衕、恭儉衚衕、元寶衚衕、文昌衚衕等帶有傳統文化涵意的老胡同。


市城市規劃管理局細緻研究後,趕緊附上“文化革命初期掃四舊時未改名,現在批林批孔中感到要研究”的主要街巷名單,共有86條,請示領導是否需要更改。報告中稱,在當前批林批孔的形勢之下,如按“忠恕裏”原路名燒製,燒製工人也會有意見。萬里批示道:“我看這些意見很好,請找有關人研究一下,給市委寫一報告。目前這些有問題的街名暫停燒製。”但萬里又略有躊躇,他添寫一句:“有的也可以不改。


最終市委謹慎再三,確定只更改忠恕裏、孝順衚衕、育仁裏等九條街巷的名稱,更改的幅度少於預料。但是由於批林批孔運動的突然來臨,不得不深入查究涵藴孔孟之意的衚衕名稱,由此打亂了門牌燒製安裝的預定計劃,致使新門牌遲遲不能安裝,公安、市政、房管、規劃四個局人員組成的聯合辦公室也無法辦理交接手續。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11月14日市整頓辦公室上報《關於整頓城近郊區街道名稱的材料》,罕見地稱文革初期紅衞兵小將破四舊立四新的舉動為“同時也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只是肯定了反修路、反帝路、五四大街等新街名很有意義,承認了當時的舉措失當:“因為是自發地搞起來的,帶‘紅’字的太多,達七十一個容易混淆(如紅兵、紅小兵、紅江、紅湖、紅塔、紅電等),有些名稱作為街道名稱也不合適(如紅到底、紅寶書衚衕等)。這幾年來的實踐也未被羣眾所接受,習慣上還用原有名稱(如頤和園、王府井大街等),反而給信件投遞、消防急救、羣眾查找等帶來不便。”這無形中就在內部否定了文革初期的“紅遍地”改名浪潮,並悄然形成黨內外的共識,但極力迴避公開表態,沒有隨意在黨內文件、報刊上提及。


據1974年11月18日《全市路名整頓數字》顯示,全市519條主要街道衚衕名稱之中,恢復文革前原名稱的有389條,文革初期被紅衞兵、羣眾組織修改名稱的僅剩14條。1975年11月14日,市革委會批覆朝陽區革委會,同意將“曙光裏”改回原名“垡頭”,“東紅路”改回“酒仙橋”,“大寨路”改回呼家樓。這是文革結束前、目前所能查閲到的涉及改名的最後一筆官方記錄。




6月27日(週四)下午,東方歷史沙龍第163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大歷史1920年代,十字街頭的周作人”,嘉賓為小川利康、趙京華、董炳月,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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