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o的終場戰事

長江商業評論2019-06-24 11: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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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衞詩婕,編輯:何瑫


ofo總部的會議室,以全球的地點命名,除了北京、紐約、聖何塞,還有斯瓦爾巴德、烏斯懷亞——世界最南端的小城。這背後藴藏着ofo的願景:“讓世界沒有陌生的角落。” 


如今的ofo已在破產邊緣。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從誓言改寫全人類出行方式到瀕臨解體,從資本競相追捧到避之唯恐不及,只是3年時間。


這個時代擅長並渴望創造商業神話。神話瓦解的速度正如它崛起一樣快。我們用過去6個月的時間試圖解答,一個龐然大物為何倒下,最終發現,這個故事暗合了時代的某種情緒,聚集了人們的野心與慾望。它因狂熱而生,也因狂熱而死。


1

戴威低下了頭


2019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戴威走進北京金融街麗思卡爾頓酒店,早早地在這裏等候程維——作為中國當下出行領域裏的領軍者,程維掌管下的滴滴同時也是ofo的最大股東。過去兩年間,滴滴曾至少3次對ofo提出收購,但都在關鍵一步遭到戴威的否決。


今非昔比。窗外是北京的春天,原本是共享單車活躍的季節,街面上卻再難找到ofo的影子。在尋求多方融資未果後,對戴威而言,眼前的困局或許只有滴滴能解開。


程維留給戴威的時間不多,一會兒在樓上還有個會議。酒店大堂裏,當戴威提出請滴滴收購ofo的請求時——這次輪到程維説“不”了。這位久經戰場的企業家巧妙地迴避了這個問題,説自己“也沒有太好的辦法”。接下來的時間裏,程維與戴威“展望了一下未來”,談話便結束了。


這並不是程維第一次拒絕戴威。2018年7月,曾有媒體爆料滴滴即將收購ofo的消息,滴滴官方隨即發佈聲明:滴滴不會收購ofo,將堅決支持ofo的獨立運營——這在一些人看來正是在諷刺戴威,“那是他説過的原話”。


如今的ofo“對滴滴來説已經沒有價值了”。多位採訪對象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一手創立ofo的戴威不願交出公司的控制權——這使得ofo失去了原本發展的可能性,並一路滑向了深淵。



在這個初夏,ofo後台等待退還押金的人數仍有將近1600萬。以每人99元或199元押金計算,待退押金規模在16億-32億元之間。一名仍在職的員工表示,“這對ofo來説,是個‘不可能償清的數字’。” 有用户表示,自己明明沒有收到退款,原本界面的“退款中”卻已更換為“充值押金”的提示,“彷彿我從沒充過押金。”


據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網6月12日發佈的公開執行信息顯示,因東峽大通(北京)管理諮詢有限公司不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法院已依法限制法人陳正江出境。這家公司正是ofo的運營主體。2018年10月29日,這家公司的法人由戴威變更為陳正江。


事情發展到今天的局面之前,戴威並不是沒有想過讓步。私底下,戴威曾主動找程維洽談過多次。ofo前高管王拓很多次聽戴威提起過,滴滴每次開出的條件都太羞辱了,這導致談話總是不歡而散。


“就是他跟程維的對話,永遠都不是平等的。”戴威曾向王拓轉述過這樣一番對話:他問程維,滴滴是不是一家永不放棄的公司?如果滴滴是,那麼ofo也是。王拓聽後勸戴威,沒必要置氣,該服軟就服軟。“無論是年齡、經驗、社會地位,包括他在社會上具有的Power,哪一項不比戴威強?所以不能以一個特別對等的心態去聊這個事情。” 


他嘗試説服戴威,ofo在滴滴的規劃裏,可能就是一個事業部,這是遲早的結果。


戴威沉默。“他不吭聲,一般他反對或者不認同的事,他就不吭聲。” 


王拓與戴威年齡相仿,卻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加入ofo之前,出生於西部省份普通家庭的他創過業,並按照他的計劃把公司賣了出去。他自認奮鬥打拼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實現財務自由,拿錢買更多的個人時間。“養豬不就是為了殺嗎?每一頭豬被殺掉之後,養豬場老闆他會哭嗎?因為出發的時候你已經想好目的了。就是豬養大,然後殺了,賣了,賺錢。”因此,當2017年9月,來自滴滴的高管空降ofo時,王拓幾乎是帶着迎接的心態,“把滴滴看作自己的未來老闆。” 


戴威並不這麼想。父親是國企總裁,母親是教師,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畢業,在校時擔任北大學生會主席。這樣的出身,讓他對物質的追求並不強烈。即使在ofo估值數十億美元的時候,戴威出門最常吃的餐廳還是麥當勞和吉野家。他曾不止一次對ofo的聯合創始人們表示,“經歷比錢更重要”。


戴威曾將程維視作老師。一位負責投資關係維護的員工記得,剛入職時,她曾問戴威,有哪些投資人需要重點溝通?戴威給出了4個人的名字:徐小平、張穎、朱嘯虎、王剛。“然後我説,那程維呢?他説程維我自己跟他電話打得比較多,有些東西我得跟他商量商量。” 


但隨着時間推移,戴威對程維的心態開始變化。有段時間,ofo的高層員工頻繁地聽見戴威講述阿里的故事。敏感的員工意識到,事情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轉變:半年前,戴威還總是在談話間引用滴滴與程維的故事,如今,阿里與蔡崇信取代了前者。“戴威很早就表達過類似的意思:滴滴終究還是靠不住,如果能抱上阿里的大腿就好了。”上述員工説。



富有經驗的創業者們會從今日的中國商業環境中悟出一個基本常識:一般情況下,不要同時接受來自騰訊、阿里或百度其中兩家(或以上)的投資。而戴威先後讓騰訊系的滴滴與阿里系的螞蟻金服坐上了ofo董事會的重要席位——至少在今天,一切商業故事背後都是資本故事——違背常識是危險的。


今今樂道讀書會創始合夥人、前《中國企業家》執行總編輯何伊凡將戴威與ofo的關係比作一個8歲的孩子去舉100斤重的東西——“這100斤主要來自哪兒呢,主要來自它需要處理的複雜關係。因為資本是這樣的,一步錯,步步錯,如果你早期(拿錢)的時候,一些最基本的關係沒有處理好,到後期你一定會付出非常沉痛的代價。” 


2017年10月,滴滴空降ofo的高管南山認為ofo在支付寶的入口無法導流,做主在微信上開通了小程序——由此引發了螞蟻金服的不滿。


“支付寶的人就開始給戴威打電話,(問)什麼情況。”據知情人士透露,支付寶方要求ofo撤下微信小程序,並示意戴威趕走滴滴:“阿里的人就和戴威説,把滴滴的人弄走,我們就投錢進來。” 


這場矛盾以小程序下線、滴滴高管全體離職告終。敏感的投資人們從中嗅到了火藥味。2018年初,ofo的早期投資人李立收到一封郵件,心情“徹底無語了”。郵件中告知:ofo早期股東朱嘯虎已將手上股份及一票否決權轉讓給阿里,包括李立在內的所有投資人都知道這意味着什麼——阿里將有能力在ofo的重大決策上與滴滴分庭抗禮,而兩者的陣營決定了誰都不會允許對方成為最後的贏家。“阿里入局的那一刻,這個事情就沒法做了。我們都看到了結局。” 


很久之後的一次談話中,李立聽戴威親口總結了一番感悟:“當大佬對你很熱情的時候,你可能真的覺得自己很牛逼,大佬給你的許諾你都會相信。但這事難是難在什麼地方呢,當大佬翻臉的時候你是找不到他人的。” 


李立認為,對於戴威而言,這是一個幾十億美元的教訓。“所以比你高級的人,就不要以為你能和他一起玩兒,玩不到一起去的,只有他玩你的份兒。” 


講這番話時,李立要求我關閉手機錄音。當我拒絕之後,他有些生氣。“我這麼説吧,你在一定程度上跟戴威挺像的。”在他的邏輯裏,我和戴威都沒有搞清楚一件事:事情能否做成,主導權並不在自己手裏,而是在那些掌握資源的人手裏。


“讓你意識到這件事很簡單,但要戴威意識到很難。” 


王拓曾經問過ofo聯合創始人楊品傑,ofo走到今天,主要是靠什麼。“品傑認識得很清楚,跟我的認知是一樣的,就是資本嘛。那你説ofo現在是因為你管理的好?還是因為你發明了這個事情?都不是,就是資本嘛。” 


當他把同樣的問題拋給戴威時,戴威選擇了沉默。


 2

“你只管爭第一”


我再見到聯合創始人於信是在這個春天,距離ofo總部被千名退押用户包圍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天。第一次見面時,他正為退押的事忙得焦頭爛額,桌上疊放着他的兩隻手機,其中一隻專門用來監測ofo退押後台的情況,於信為此專門註冊了一個用户號,充了199元押金。


“每個月、每一天都有人傳説我們要死了,可我們還活着。“於信説。


在“被人摁在地上打了兩年後”,於信總結ofo的歷程,認為創始團隊學到了很多:“想兩年還想不明白嗎?那可不就想明白了嘛。”他的態度發生了某些微妙的轉變:前幾次見面,他偶爾還會流露出委屈的情緒,訴説投資人曾拿了ofo的數據轉身就給競爭對手。這一次,他告訴我,他們開始理解投資人了。


在創投圈活躍着的社羣裏,有人把ofo稱為“史上最大的災難性投資”。多家投資機構曾把ofo作為經典案例放在公司網頁裏、印在品牌宣傳的海報上,在各種投資論壇上引以為豪。但現在,他們對ofo閉口不提。


在一位投資界人士眼中,這樣的態度太正常了。“誰願意去跟別人談論自己的笑話呢?尤其是自認為聰明的人。” 


戴威領着於信及幾個聯合創始人也開過很多次覆盤會,但每一次覆盤的結論都是:如果重來一次,ofo還是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歸根到底是共享單車的盈利模式並不成立。”於信説。生意不賺錢,投資就總有停下來的那一刻。


我問他,那當時為什麼有那麼多投資人爭先恐後地投?於信愣了一下,沒有回答。


投資人們今天很難承認,在2016年至2017年的那三百多個日夜,他們在那場火熱的共享單車投資戰中,存在着某些微妙的反常。


史少辰做企業公關多年,第一次遇到這樣激動人心的工作:大消息一個接着一個。有時一天能公佈兩輪融資——這樣的融資速度是中國創業史上前所未見的。2016年9月到2017年7月,ofo完成共計5輪融資,總額近90億元人民幣。


“沒有辦法,大家就在那個時間點看到了信心。”摩拜投資人江渝回顧起2016年的夏天,創投圈被摩拜與ofo的項目激起了久違的熱情——數不清的投資人在那陣子遭遇着失眠:在上一輪資本寒冬中,他們手頭積累起大量資金,急需一個優質標的。因此,當投資人們看見北京、上海的街頭開始出現大量的共享單車,內心產生了一種由衷的興奮:“看到了那麼多用户buying這個business model,大家都覺得那我要實現快速的增長。” 


用户增長很重要,許多決定出自本能而非理性的計算。隨着滴滴、騰訊兩大巨頭的加入,市場被迅速分為兩個陣營:摩拜與ofo的戰爭一觸即發。“你不增長,對手就增長。對手增長,意味着對手將把份額吃掉,對手就能把你打死。”江渝説,“就這麼簡單的一個較勁的過程。” 


2016年11月17日,ofo在751藝術中心召開新聞發佈會,正式宣佈走出校園,進軍城市。這是競爭對手摩拜刺激下的結果,一些ofo早期重要資方曾私下表示對城市運營毫無興趣,但卻在新形勢下改變主意,甚至重金加註。屬於摩拜和ofo的戰爭正式打響了。而某些細節已經呈現出這場戰爭的火藥味:發佈會前夜的凌晨3點,ofo工作羣裏突然傳來現場照片,摩拜的車將ofo的場地整個包圍了。


強競爭使得一些擦槍走火的事不時發生。在上海,ofo運維人員徐師傅在與摩拜方的搏鬥中頭破血流。在北京,一個區域主管不得不頻繁去派出所“撈人”,最多時一星期去了4次。


2017年4月,戴威參加博鰲亞洲論壇,和當時的摩拜首席執行官王曉峯住在同一個酒店。前往會議地點的路上,戴威看到王曉峯從遠處迎面走來。隨行人員勸他避一下,避免被媒體拍到做出各種解讀。戴威的反應是,沒事,這個是正常的。他主動迎面向前,準備和王曉峯打招呼。但王曉峯掏出手機放在耳邊,轉身走了。


這是兩個陣營的對壘,不只是戴威與王曉峯、ofo與摩拜,還有背後投下數百億資金的投資方。市面上排得上號的投資機構,幾乎悉數入局。“沒有人能確定自己一定會贏,”江渝攪動着面前的拿鐵,承認在戰爭最熱時感到害怕。“就看滿大街ofo的車烏泱烏泱的,心也慌啊。” 



一家知名投行的財務顧問分析,挑動投資人鬥志的因素裏,既有利,也有名;既有高回報的誘惑,也有不甘人後的焦慮。“在那以前,還沒有一個案子可以劃分投資圈的三六九等。ofo和摩拜出現後,就有了。大家都想擠進去,你擠不進去,你就知道你不是(一流)。” 


那陣子,戴威一天會接到好幾個投資人的電話,其中不乏各大投資機構的掌門人——一個普通創業者並不會有這樣的待遇。這同時也意味着壓力:“一有什麼負面消息他們就在微信上扔給戴威,搞得他壓力很大。”負責投資關係的程凌睿説。


一次偶然,戴威發現投資人對於數據新聞非常滿意。他對程凌睿説,“挺好的,投資人愛看這些。”為了取悦投資人,戴威與公關團隊琢磨出一個一舉多得的計策——與第三方數據公司合作,買斷數據的披露權,選擇對ofo有利的數據發佈。


漂亮的數據帶給投資人們更大的信心,他們在這場戰爭中更渴望勝利了——“只管爭第一,錢不用操心”的口號,迴響在ofo每個員工的耳邊。有人形容當時的感受:“就像一個沒錢的人彩票中了五百萬,不但中了,還要求你兩天就得把這些錢都花掉。你都不知道該怎麼花,但你就是得花掉。就那種感覺,你懂吧?” 


2016年12月,ofo搬入理想國際大廈,中關村一帶租金最高的寫字樓。10層、11層、15層、20層,不到半年,ofo租下了4層樓,黃色logo高高豎立在樓頂。戴威親自下令,按照Google的標準來設計裝修位於20層的食堂,“為了網羅最優秀的人才”。辦公桌椅2000塊一套,連馬桶都是電動加熱的。程凌睿的第一反應是,絕不能帶投資人來上廁所。


於信當時分管海外業務,2017年1月到5月,他在全球飛了20萬公里後收到了回國的指令,讓他解決管理半徑的問題——他在國外期間,公司人數從800人漲到了3000人。


釘釘羣聲聲作響,每天都有新人湧入。王拓進入ofo前,戴威在面試時告訴他,我們要進入城市了。王拓問,那你打算怎麼做?戴威説,不知道,所以就找你們來幫我去搞。戴威又問他薪水,他報了一個虛高的值,想探探戴威的底。他沒想到,戴威一口就答應了。


“就好比你是一個小孩,我説這個奶茶30塊錢賣給你,你可能就買了。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這個奶茶在整個社會上的行情值多少。”王拓事後分析,戴威有可能是過於年輕,不清楚行情。他最終在摩拜和ofo拋出的橄欖枝中選擇了後者,因為相對於精明老到的王曉峯,年輕的戴威也許會更需要他。


急速擴張中,一些置身於浪潮中的年輕人真誠地相信,自己已經成為了曾經渴望成為的那一類人。我的朋友F提到一位在摩拜工作的朋友A。A工作不到一年,每次見面,都能感受到他不斷飛躍的消費和流行又張揚的生活方式。先是在國貿77樓的雲酷酒吧請客,後來談論與某某名人的見面,五一假期,朋友問他如何度假,他説要去一個美國的山谷裏,那裏沒有手機信號,能徹底放鬆。


“如果不是在一個高速發展的行業裏,一個工作一年的新人不可能這樣。”F感慨道。


激昂的氣氛中,也有隱隱感到不安的人。


從事亞太區海外業務推廣工作的何歡明顯感到,ofo內部的管理完全跟不上它膨脹的速度。入職第一個月,何歡便得知,ofo曾在新加坡一次性投放了7000輛車,24小時之內,4000輛不見了。那時ofo還在使用機械鎖,車沒法追回。這件事很久以後才被北京總部獲悉,當時的負責人將事情按了下來。而總部原計劃在日本市場投放8000輛車,因為當地政策限制,只投出100輛,其餘7900輛車只能在倉庫放着。


在國內,ofo花費數千萬請鹿晗代言。在海外,團隊花幾千萬美元在Facebook、App Store上買流量,但方式粗放。一個令何歡哭笑不得的例子是,一次,在新加坡投放Facebook時需要一張海報,總部給來的素材是一個黑人騎着單車,天空中飄着雪花。“這跟新加坡一點兒關係都沒有,誰會點進去看啊?” 


“最大的危機是每一個策略都很短期。”開拓中國香港市場時,上司否決了何歡從一開始就付費的方案,理由是先把訂單量衝上去最重要。


吳昊先後在幾家互聯網公司做過產品經理和公關,來到ofo不久後,他就理解了為什麼投資人總對戴威説,“你只管跑到第一,一定要成為第一”。


“很多資本以為的打法是,(共享單車)市場會出現一個小滴滴,所以試圖用滴滴、快的、優步的那一套去複製戰局。”起初吳昊也堅信這一套邏輯,慢慢地他產生了懷疑,“快車的入口在線上,共享單車的入口在線下,而且鋪車單均成本那麼低,競爭對手真的消滅得完嗎?怎麼能壟斷呢?” 


私下裏,吳昊把這種疑問和一些相熟的同事討論過,很少有人認真地和他探討。在高速前進的列車上,沒有人會喊停,或許也沒人有能力喊停。最後,他沉默了。“這個動態博弈的過程當中,大家對於戰爭的這種不理性和瘋狂是互為作用的。”


3

“這種人不投,我投誰”


真格基金創始人徐小平曾公開表示,ofo的項目其實真格是看不懂的,但他投人不投事。“首先,戴威是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其次,他畢業後去貴州支教。學生會主席,這意味着他有領導力。去支教,意味着他有理想。這種人我不投,我投誰?” 


至於戴威做的是ofo,還是ofa,徐小平説,不介意。


更多人也被戴威的個人魅力感召。程凌睿第一次和戴威交談,就做出了加入ofo的決定。在創業圈多年,她見過太多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創業演員”,她斷定戴威和這些人不同,一心想做成事。“戴威在講讓世界沒有陌生的角落的時候,他是真心在相信這個事情,這是他的一個理想。並且他把這個理想的這種熱情傳播得很到位,所以當時我會感覺到被他的那個passion打動。”


那時的戴威習慣哼着歌上班,最愛趙雷的《我們的時光》。公司的企業文化被總結為3點:騎車、喝酒、發紅包。戴威身先士卒,常常喝醉。於信則是最愛發紅包的人,當時有個規矩,開會遲到一分鐘罰100塊錢,一次,於信因為處理其他工作遲到了67分鐘,二話不説,在羣裏發了6700塊。


史少辰此前在百度和二手車電商工作,來ofo很久後才適應了“哥文化”,只要是男的,相互都叫“×哥”。“以前那些公司,要麼叫英文名,要麼叫人title,哪有逢人就叫哥的,是吧?”同樣畢業於北大光華管理學院,一位戴威的師弟在第一次聽到這些細節時脱口而出,“這真像北大學生會啊。” 


相較於公司氛圍的年輕化,戴威卻呈現出一種超越年齡的沉穩。程凌睿最初覺得,這種情緒控制能力在20多歲的男性中非常少見,“你跟他説什麼他都會説,嗯,好的,我明白。他要是稍微顯得有點兒激動,那他其實已經非常生氣了。” 


不止一位採訪對象提到,戴威聽到和自己意見相左的聲音,極少與人爭論,應對方式往往是沉默,也正是這種沉穩的氣質吸引了不少投資人。


或者也可以説,這種氣質迷惑了他們——一些投資人後來發現,戴威表面沉穩、內斂的氣質很好地掩飾了他的倔強。


2018年一個下午,海淀區一家茶樓的包間內,戴威將其餘幾位聯合創始人聚集在一起,商討是否要接受滴滴的收購。有聯創表示想退出,有人態度左右搖擺,例如於信。他的父親,甚至包括他父親的朋友,都勸他趕緊出手。有聯創提出隱憂,按照ofo目前的運營狀況,再撐下去不知該如何收場。


這場閉門會議之前,李立找創始團隊吃了一頓飯。飯桌上,他用了很長的時間分析,為什麼事情的複雜程度已經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賣掉ofo是唯一的出路。事後回憶起來,他覺得有幾位聯合創始人更傾向於賣掉,因為那頓飯除了討論要不要賣,另一個話題是,賣了錢後幹些什麼。


但戴威最終做出的決定和他的預期相悖。在很多次類似賣或不賣的爭論裏,戴威的想法都沒有動搖過。“他就表現出來一個非常明顯的觀點,他認為經歷比財富重要。這實在太明顯了。”於信説。


許多人感到無奈甚至憤怒的原因,是他們覺得在戴威眼中,實現個人意志的優先級高於實現ofo整個團隊的利益。


“表面温和,心住猛虎。”王拓用8個字形容戴威的個性。戴威喜歡和同事們踢足球,在王拓眼中,那是戴威的深層人格得以顯露的時刻。他覺得戴威非常好勝,只要戴威一來,大家就踢得很緊張。“踢球其實是一個團隊協作,並不能突出某一個人,對吧?但是他總希望覺得‘我就是這個球隊最重要的人’。” 


根據多位ofo高管提供的信息,在2017年末,滴滴和軟銀方面提出投資條件,軟銀投資18億美元,由程維擔任董事長,戴威退出董事會。這個方案最終被戴威否決。



同在共享單車的戰場上,摩拜單車創始人胡瑋煒也曾面臨過類似的局面。那時的摩拜也深陷鉅額虧損與押金漏洞。在與資本的角力中,她最終選擇接受美團的收購,2018年4月,摩拜單車以27億美元的價格被美團全資收購,胡瑋煒也在不久後辭去了摩拜CEO,與自己創立的公司揮手作別。


《創業邦》董事總經理馬鉞曾與胡瑋煒有過一次交談,他提起一家摩拜的投資機構,問胡瑋煒,他們是不是跟你們特別契合?胡瑋煒笑着説,他確實特別愛我們,但愛跟把錢掏出來,是兩回事。離開摩拜之後,胡瑋煒講過一句廣為流傳的話,“資本是助推你的,最後你都還得還回去。” 


但戴威顯露出與胡瑋煒不同的狀態。時間久了,程凌睿對於戴威平穩內斂的性格,不再簡單理解為是“老謀深算”。相反地,她從戴威的內心讀出了幾分單純。“他腦子裏面想的,也是非常清晰和簡單的。很理性,很有邏輯,但是不復雜。戴威就天生不是一個適合給別人打雞血的人。他太平和了,我覺得他就是那種一輩子過得很順的人,對吧?這種沒有受過特別大挫折的人,他怎麼給別人洗腦呢?” 


何伊凡曾與戴威進行過一次對話。採訪中,他請戴威給讀者推薦一本書,戴威的答案是《騰訊傳》。一個多月前,ofo剛剛拿到阿里巴巴領投的超7億美元的E輪投資。ofo的公關人員提醒説,這不合適,換一本。戴威靦腆地笑了笑,給出了另一個答案,《哈利波特》。“愛與情感,是可以戰勝一切的力量。” 


但情勢比戴威預想的要複雜,程凌睿形容那種感覺“很詭異”:一些核心機密上午剛在董事會通過,直屬領導叮囑她不要外泄,下午消息就見報了。“真的就像那個《楚門的世界》你知道嗎,很多機密半天之後就見報了,也不知道誰説的。如果説只是發生一次、兩次就算了,你後來發現,簡直就是個現場直播。” 


在複雜的局面中,很多同事發現,戴威變了。他不再定期組織高管會議。與此同時,他的體重至少增加了30斤。更隱性也更令人在意的變化是,他似乎很難像以前那樣信任身邊的人。高管們發現一個現象,同一件事,戴威會分別跟三個人聊,所説的具體內容,是三種不同的版本。而這三人都不敢確定,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的。


2017年的尾聲,投資人們已從瘋狂的戰爭中冷靜下來。那個冬天,ofo與摩拜雙方的投資人在私下頻繁會面,希望推動二者合併。一位接近戴威的人士説,年末的合併案上,投資人朱嘯虎最後一次將戴威留在會議室裏,“苦口婆心地勸他‘合併吧’,戴威不肯,朱嘯虎急了,説了句你傻×嗎,或是類似的話,戴威拍桌離去。”一個月之後,朱嘯虎將手中股份轉讓給阿里,套現離場。


與朱嘯虎鬧翻的第二天,戴威在網易創業者大會喊出了一句被媒體廣泛引用的話:“請資本尊重創業者的夢想。”那時的戴威堅信共享單車是政府雙創經濟的成果,更堅信ofo能獲得鉅額的融資是因為ofo本身,而非其他。他正嘗試着尋求國資的幫助,據身邊人透露,某國資銀行的高層曾表達過對ofo的興趣,這令戴威非常樂觀,他對下屬説,“一定會有人來救我們的”。


於信在一次採訪中的表態佐證了某種野心。他與戴威認為,ofo原本具有顛覆滴滴的某種可能性。“否則程維當初為什麼説要做董事長,是因為感受到了ofo的威脅。” 


一位聚焦出行領域的投資人對這種説法感到好笑,他做出一個推算:共享單車市場的估值也就30億美元封頂了,“這並不是一個特別大的生意”。


李立認為,這是環境帶給人的迷惑性。“在一個急速發展的環境裏,人容易搞不清自己的位置是由於自己真的很牛逼,還是由於別的。就像你如果從來沒有見過電梯這種東西,我帶你去坐電梯,你在裏邊跳了跳,後來你就升到60層了。你可能認為你的跳導致了你到了60層。然後你出了門以後繼續跳,你可能發現去不了那兒。在那個時候,人很容易迷失吧。” 


4

代價


2018年5月的一天下午,戴威站在那個參照Google標準裝修的食堂裏,發佈了名為“Victory Day”的計劃。


面對在場的一百多人,他提起電影《至暗時刻》。他把ofo比作二戰時戰火飄搖的英國,而他要像丘吉爾一樣,永不放棄,保持獨立,戰鬥到為ofo賺到1元利潤。“如果不願意戰鬥到最後,現在就可以退出!” 


那個計劃的核心,是全力出售廣告位。為了找到廣告客户,ofo實行團隊內部“全員B2B”計劃,鼓勵所有崗位人員去找廣告合作。不久之後,用户們發現,在用App掃碼開車時,會彈出一個5秒鐘的短視頻廣告。ofo B2B業務負責人邵毅説,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是ofo獨有的創新,競爭對手摩拜與哈羅單車都未開始嘗試。


問他為什麼別家不做,他笑了笑:“我覺得原因還是因為我們求生欲要強一點兒。” 


邵毅所帶領的商業化小組從最初的4個人變成如今80人的B2B事業部,承擔着為ofo造血的重擔,截至2018年6月,已經為公司創收了1個億。但這相對於ofo的債務而言,還是杯水車薪。12月的午後,陽光灑進咖啡廳的玻璃窗,邵毅問我有沒有感覺到氣温回升了,沒等我回答他就説道,“只要天氣回暖,訂單量,包括廣告業務肯定是會回暖的,這個毋庸置疑。”但3個月過去,春天到來時,在北京的街面依然很難找到ofo的影子。


戴威發表演講時,樑錚當時就坐在距離他兩個座位的地方,當他聽見戴威説出“堅持下去,為欠下的每一分錢負責”時,一股熱血湧上腦門,他感到自己的心跳都加快了。他堅信眼下的難關只是暫時的,ofo一定會迎來最終的勝利。


採訪時,負責北京二環內運營的他興致勃勃地向我回憶起2017年國慶——正是單車大戰最膠着的時候,在清車時,他站在一輛三輪板車上“巡視”長安街的情景:為了觀看國慶的升旗儀式,十萬多輛小黃車從北京的四面八方湧向地圖上最核心的位置。“長安街的護欄有多長,共享單車就能碼多長。” 



關於那一年,這個36歲的男人最深刻的記憶之一是,瘋狂買面膜。因為天天在户外暴曬,黑到自己都接受不了。他瘦了12斤,卻感到“渾身是勁”。他住在工體附近,有時從工體先去崇文門,再去天壇,再去雙井,再去通州,從通州回到工體時已是凌晨4點多,天已矇矇亮。他又開車到天通苑接了最後一批車。


樑錚説,這種情況很多人都有。“其實我可以把這責任推卸給別人,到你的區你要接車。但是在那個時間段夜裏已經3點鐘了,沒有必要把別人再吵起來。我一個人能把你十個人的活幹完,那我何必再麻煩你?” 


一幅黑色背景的丘吉爾畫像掛在ofo的辦公室裏,上面寫着他的名言:“我沒有別的,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獻給大家。你們問我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可以用一個詞來答覆:勝利!” 


樑錚並不知道,戴威在公司做演講的那一刻,也正是他真正意識到,ofo已經陷入絕境的時刻。“他真正慌了是在5月。”一名接近戴威的人士回憶,預期的國資並沒有到來,戴威遍尋資方,沒有任何收穫。


2018年8月,第一陣秋風吹來之前,王拓辭職了。他説,ofo承諾給他的賠償款還沒有付,但他也不打算要回來了。比起個人損失,他更為戴威的失敗感到惋惜。在他眼中,這是一出將個人意志置於他人代價之上而導致的敗局。“作為一名CEO,他應該先對員工、投資人負責,再考慮自己和願景,以及社會責任。” 


的確,有一些人所付出的代價,並沒有被人們看到。在順義的一處維修倉庫內,一些ofo的維修工人仍在堅持。沒有人告訴他們ofo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但是工作的變化會告訴他們。工資拖欠了,運送損壞單車的廂式貨車公司與ofo解約了,工人們不得不每天早上6點出發,倒3趟地鐵、2趟公交去市區的臨時維修點修車。維修站的站長賣起了廢品,幾個月前他被告知,廢棄零件、紙箱等廢品不用上報了,賣來的錢可以用來支付倉庫的水電費。


一家曾出資為ofo拍攝創業紀錄片的投資機構在2018年“被整個創投圈羣嘲”,並因為ofo的虧損影響了當年的募資。去年11月,我在一個社交場合見到了它的掌門人,一個在創業者間有着不錯口碑的知名投資人,見到我時他的態度相當有禮貌,但當我向他提出聊一聊ofo的請求時,他用簡短的言語拒絕了我,並轉身離開。


有采訪對象説,戴威付出最大的代價並非利益方面,而是“他消耗了別人的信任”。2019年1月,ofo聯合創始人薛鼎和張巳丁離開ofo。知情人説,ofo的現任法人陳正江,也因被限制消費影響了婚事,“岳父不同意了。” 


一位中部省份的市場公關人員將在ofo的經歷視為職業生涯的污點。他在新公司遭遇了同事的“有色眼鏡”,“(對方説)你們ofo管理那麼混亂,你們的工作能力是不是也不行?”採訪那天,他與另一位同事在咖啡館爭論起來:“就像一個國家一樣,這個國家亡國了,你他媽的就是個亡國奴,你知道嗎?” 


吳昊後來試圖去理解這種代價:離開ofo後,他曾代表新東家去北大做校招,聽着校方暖場時介紹了一連串政商界的名流,清一色都是北大校友。吳昊突然覺得,名校出身的年輕人對於未來的構想是與自己截然不同的。“戴威的生活環境和他接觸的圈層,決定了他天然地會相信這個事情,他會相信我可以改變世界,我必須要去做一個改變世界的事。” 


2019年2月28日的傍晚,戴威打開手機,看到同事發來的微信。正在出差的他在酒店大堂站了10分鐘。那是ofo公號當天推送的漫畫:《你為什麼還留在ofo》。


“已淚奔。”“加個音樂估計就哭出聲了。”戴威回覆。


談起仍然留在ofo的人們,於信講起一個故事。去年12月底那場線下退押危機裏,潮水般的人羣從後樓梯湧了上來,試圖闖進公司後門。ofo的一位女員工走出樓梯間將門合上,將人羣擋在了外面。“那個畫面讓我想到了《琅琊榜》裏,將軍一個人守着城門,特別讓我感動。”於信説。


他沒有看到的是,在那扇合上的門背後,那個女孩被情緒激動的用户扇了一記耳光。


5

單車墳場的“哭泣”


按照新媒體時代的熱點更替速度,不用太久,人們就會將這場瘋狂的戰爭拋諸腦後。一位資深的投資人對我説,共享單車這樣的案子不過是貨幣超發時期的時代產物而已,“資本有信心時就會催生出強競爭。”更重要的是,勝敗乃兵家常事,虧錢本就是投資的一部分。


但吳國勇記錄下了這一切,為那些燒掉的資本留下了遺照。在他拍攝的新聞圖片裏,上萬輛共享單車被疊放在一起,像一座座小山,形成了強烈的視覺衝擊。他給這樣的景象起了一個名字:共享單車墳場。



影像之外,他還錄下單車墳場的“哭泣”。在廣州天河的一處單車墳場,吳國勇正在拍攝,突然聽見“嘀嘀嘀”的聲響,吳國勇愣了一會兒才發覺這是電子鎖故障的聲音,“如果只是一兩聲,像蟬鳴一樣,也還好,但那是此起彼伏,若隱若現的,像潮水一樣衝擊着你的耳朵。”第一次聽到這種聲音時,吳國勇覺得十分瘮人,這使得“墳場”這樣的比喻更為貼切了:“這些被暴力清繳的共享單車是有生命的,它們在用這種鳴叫訴説着什麼。” 


共享單車的過度投放一度影響了城市路面的規範。在2017年10月政府頒發禁投令之前,各家企業對政府的規勸大多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永安行前北京城市經理劉鬆源列舉了在北京各家企業的投放量:小藍,24萬輛;摩拜,80萬輛;第一名ofo,頂得上其餘各家的總和,110萬輛。


政府對此的應對是,委託第三方公司將超量投放的共享單車集中清繳至臨時堆放點,然後通知各企業去接受處理,希望由運營商支付一些罰款以覆蓋清車所產生的成本——這是單車墳場最初的雛形。


“但很少有企業真的去‘贖車’,”劉鬆源説,“太貴了,一輛車的罰金比他們的造車成本都貴。” 


吳國勇嘗試在多個城市尋找單車墳場,起初只是出於一個攝影師的本能,被成千上萬輛單車堆疊的視覺效果刺激,慢慢地,他發現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


一次在廈門,看場人員逮住了他並報了警,在留置了幾個小時後,當着警察的面,吳國勇只好刪除照片才脱了身。那位年輕的城管員斥責他:“鼓浪嶼那麼美你不去拍,你跑這裏拍你有什麼企圖!”吳國勇感到奇怪,不明白城管員為何那麼緊張,與此同時他也發現,共享單車墳場大多隱身於市區的偏僻之地,並設有專職人員看守。


吳國勇想走城管的路子來了解單車墳場的誕生,因為經常為政府城管部門拍宣傳片,他自認為“有些關係”,沒想到被拒絕了——城管“很冷漠地”對他説,“沒人請你拍就不要拍嘍”。


在很多單車墳場,吳國勇都看見了綠色、黑色的紗網,罩在成堆的單車上。“剛開始我好奇這些紗網有什麼作用,防塵?防雨?顯然都不是。唯一的解釋,就是防看。” 


6

“夢醒了”


戰爭結束得非常突然——2018年4月,摩拜被美團全資收購。


“很遺憾。”消息公佈的當天,戴威在員工羣裏説道,“現在只剩下我們了。” 


“如果説一開始我們還有參與,後來就不是我們的遊戲了。”熊貓資本的方一涵説。摩拜賣身美團的決策是私下進行的,“只有極少數極少數對這個事情有決定權的人才知道”,大多數股東都是在最後一刻才被告知。



熊貓資本的李論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方一涵記得老闆的反應,“是空落落的”。那種失落源自一場戰爭突然結束,讓人無所適從。更重要的是,對於像熊貓這樣的中小基金而言,不知道下一個像ofo這樣萬眾矚目的案子何時才能再碰上,甚至還會不會碰上?


摩拜宣佈與美團合併的那一刻,失落的絕不止被孤獨拋下的戴威和優雅謝幕的胡瑋煒,更包括兩家公司裏曾參與戰鬥的一線員工。樑錚形容那種感情是“從最初的互相瞧不起,到最後的惺惺相惜”。他與摩拜地面運營的關係要好到曾被邀請到對方的婚禮上喝喜酒。酒桌上除了他,全是摩拜的員工,大家嬉笑地互相調侃對方產品的缺點,氛圍“歡快友好”。


摩拜合併後,兩人還保持着聯絡,但那次酒桌上的快樂再也不會出現了。前不久樑錚在微信上問候摩拜的運營主管,對方回答:哎,也裁員了。


2019年,ofo總部辦公室內貼滿橫幅:“血戰到底,逆風翻盤”;“極度渴望成功,願付非凡代價”……經歷搬家、供應商上門催債、退押用户圍堵等風波後,戴威給員工的公開信越來越頻繁。那個月,ofo的員工只拿到一半的薪水。


許多員工至今無法從那種失落中走出來。程凌睿離開ofo後,回到了她所熟悉的CBD,重新過上了高跟紅脣的office lady生活。但她卻發現自己奇怪地開始懷念起那段穿球鞋、戴眼鏡、不化粧,下了班一幫人去擼串的日子。過了很久,她形容那種感覺為“夢醒了,一切都結束了”。她不願在朋友圈給緬懷ofo的內容點贊,因為每次點完,都會收到一大堆前同事們的點贊提醒。


“每個在ofo工作過的人,都需要一個心理醫生,”她感歎道,“畢竟,這可能是我們人生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紀錄片《燃點》導演關琇曾經見證過戴威意氣風發的時刻。那時候,ofo的logo還高高豎立在理想國際大廈樓頂。戴威吃着盒飯,抬頭望了望窗外的北大。“我現在在辦公室能看到校園,這是不忘初心。” 


如今的理想國際,已不再有ofo。北大呢?一位北大保衞部的工作人員談起ofo的事情,情緒有點兒無奈。他希望ofo不要從校園撤出,因為學生們自己已經沒有自行車了。保衞部建了一個聯合管理羣,裏面有北大校務辦、保衞部和ofo運營,最初運營有36人,如今,只剩一個了。他給戴威的建議是:“從哪兒來,回哪兒去,不如回北大把學校裏的車做好。必要的話,可以把辦公室搬到保衞部二樓。” 


聽説ofo的押金現在退不出來,他有點兒不敢相信,決定親自驗證一下。他當場充了199元,在發現真的退不了後,他愣了一下,接着擺擺手説:採訪就進行到這裏吧。


以全球的地點命名的會議室跟隨着ofo從理想國際大廈搬遷到互聯網金融中心,仍然保留着。除了北京、紐約、聖何塞,還有斯瓦爾巴德、烏斯懷亞——世界最南端的小城。這背後藴藏着ofo的願景:“讓世界沒有陌生的角落。”但這個初夏的街頭,不光是ofo,街面上其他品牌的共享單車也少了許多。


吳國勇在剛剛過去的冬天走訪了王慶坨,中國共享單車供應商的聚集地,一個因生產自行車而聞名的鎮子。因大量共享單車企業的倒閉,拖欠的尾款和囤積的單車令數不清的工廠栽了進去。當地人告訴吳國勇,這裏沒有人再願意談論共享單車了,“一切都已清零”。他造訪了一處正在拆解小藍單車的工廠。在刺耳的電動工具聲裏,來自河南的工人們正用播放器大聲播放着流行歌曲《涼涼》。



時隔幾個月,吳國勇帶着《焦點訪談》的記者再訪王慶坨時,輿論風向已經變了。當地官員言之鑿鑿要給王慶坨正名:“共享單車在王慶坨的自行車行業裏佔比很小。” 


在我寫下這些的時候,吳國勇還在繼續拍攝共享單車墳場的照片。自從他的攝影作品發佈後,各地政府下令整治,大部分單車墳場已經消失。他説他常常想起在杭州下城區的一處單車墳場,緊鄰着一棟衰敗的舊居民樓,樓身的牆面已經斑駁,石灰掉了一地,樓頂卻掛着一面LED燈牌,上面寫着:“創新中國產業園”。


“這麼破的一棟樓,竟然有這麼響亮嚇人的名字。”吳國勇在那個地方站了很久,他回頭看了眼樓前大片的廢棄單車,覺得這像是某種隱喻,也像是一種昭示。


(應採訪對象要求,王拓、李立、程凌睿、何歡、江渝、吳昊、方一涵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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