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間:冷戰的開端

東方歷史評論2019-06-24 09:41:55

撰文:呂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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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來,國際學界陸續出版了幾本有關二戰後中美關係的新書,以下幾本大體折射出兩國發展曲折的歷程,解釋了在歷史的分水嶺上他們是如何站到了對方的彼岸。


中國、美國在七十年前關係發生逆轉,曾經有過長達22年的敵對時期,我們往往將之劃歸為國際冷戰的一個方面。回顧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以德意日投降而告終,但是並沒有能夠妥善修復當時國際社會分裂的局面,美蘇各自主導的國際秩序相互碰撞,但是又在核武器的威脅下維持着恐怖平衡的狀態,因此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沒有發生正面的戰爭,但是在板塊的聯接處則衝突不斷,這就是所謂的“冷戰”。三十年前,柏林牆倒了,鐵幕拉開了,但是當時主導着冷戰的意識形態衝突依舊存在,影響至今。


如果選擇一本書來了解冷戰的開端,《美國與中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個《美國與中國》不是費正清(John Fairbank)早年的那本,而是由《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潘文(John Pomfret)在2016年出版的 "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 一書。這本書摘取了二百四十年中,作者認為印象最為深刻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光影片段加以描述。



這本書的最大貢獻莫過於對傳統白人主流歷史敍述的質疑和反思。作者潘文不同意冷戰始於1946年或1947年的傳統説法,他就以1945年捲入中國內戰的伯奇(John Birch)上尉為冷戰犧牲第一人。從論述二戰中後期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使華開始,潘文突破了傳統以美國軍方資料為基礎的“史迪威——白修德——塔奇曼範式”(Stilwell--White--Tuchman paradigm),而採納了修正史學派陶涵(Jay Taylor)、方德萬(Hans van de Ven)、米德(Rana Mitter)等的觀點,否定史迪威的軍事指揮和政治外交能力。史迪威是二戰時美國派到中緬印戰區來的美軍統帥,但實際上他能指揮的美國人很少,主要是指揮中國人並控制美國租借物資的發放。他對1942年中國赴緬遠征軍的失利和傷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他與蔣介石的關係數度緊張,史迪威最終不得不被美國政府撤換。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矛盾是瞭解二戰時期中美關係的一把鑰匙。蔣史矛盾既不單純,也不孤立,是與中國戰區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尷尬地位緊密聯繫的;其對中美關係的影響,不獨體現在二戰時期,而且自然擴展到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使華、國共談判以及冷戰初期美國的對華政策。史迪威在太平洋戰爭之前曾三度來華。他有着突出的語言能力,專門在北京學習過中文,能講漢語官話,1926-1929年在馬歇爾的直接統帥下任美軍駐天津第十五步兵團營長及參謀,屬於美國的“中國通”。


難能可貴的是,潘文明白無誤地指出了這些所謂“中國通”的種族主義思想。他引用陳光甫的一篇文章,批評史迪威口口聲聲説熱愛中國百姓,其實愛的只是“順從討好他的中國人”:這些“中國通”是憑藉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來華的,他們已經習慣了二十世紀初在華養尊處優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帶有西方優越感。潘文也揶揄另一位“中國通”——謝偉思(John Service)的愛中國,只不過是揹着自己的美國老婆,又愛上了一位中國女演員。他還找到了謝偉思未版的回憶錄,並引用了謝偉思反省自己的話:認為美國人能夠改變中國的想法,“是有一粒自大的種子[在作祟]嗎?或許吧”。


當然,潘文這種觀光導覽式的寫法,也是有利有弊的。優勢在於作者以其帶入式筆法,引導讀者的情緒隨着情節的變化而跌宕起伏;缺點也很明顯,這種浮光掠影的方式忽略了各種細節,很難深入細緻地探討某一問題,可能會用情緒化的論斷來代替周密的論證。例如,他否定了史迪威在中緬印戰區的一切功績,包括在印度訓練中國遠征軍的成績。在否定史迪威的同時,潘文毫無保留地稱頌另一位美國將軍——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這樣,魏德邁所犯的一些過錯當然也沒有被提及。同樣的瑕疵也見於潘文對赫爾利的論述。他認定赫爾利調停國共關係的表現一無是處,當談及赫爾利與駐華使館其他官員之間的意見分歧時,卻莫衷一是。在論及馬歇爾使華的問題上,作者沒有深挖,一帶而過,但他點明瞭史迪威與馬歇爾之間的關係為其調停帶來了不良影響,承認馬歇爾使華註定會失敗。


我們再來看《外交關係》(Foreign Affair)主編丹尼爾·柯茲-菲蘭(Daniel Kurtz-Phelan)去年出版的 "The China Mission: George Marshall’s Unfinished War, 1945-1947"(《中國使命:馬歇爾未竟的戰爭,1945-1947》)。這可能是英語世界絕無僅有的一本專門寫馬歇爾使華的書。他的可取之處在於查閲了馬歇爾圖書館裏收藏的以往未加利用的馬歇爾夫人凱特琳及其助手的私人文件,去塑造了一個更加生活化的人。然而,如果你認為這本書與三十年前的馬歇爾傳記(Pogue著,Viking版)相比有什麼創新的話,那你就大錯特錯了。作為國務院的前職員,柯茲-菲蘭的論調相當官方:中國的問題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人不行,這不是馬歇爾的錯,他盡力了。



柯茲-菲蘭同樣也利用了蔣介石日記,但是往往在於論證蔣的固執以及馬歇爾的辛勞。如果説蔣日記也算新材料的話,那麼作者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論述則了無新意,甚至對於共產黨方面就沒有參考什麼資料,未有如同潘文那樣對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收集利用。比如柯茲-菲蘭先是用周恩來對馬歇爾説的話來證明中共與莫斯科之間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往來,藉以諷刺蔣介石的猜疑,然後又表示馬歇爾非常敏鋭地洞察了莫斯科在東北對中共的援助,來表明冷戰已經開始,最後又以馬歇爾用自己的飛機運送周恩來並沒有把周遺漏的情報交給國民黨一事為例,説明馬歇爾忠實而公正的人格。就像陶涵給蔣介石立傳一樣,柯茲-菲蘭筆下的馬歇爾是一個完人——就連他發怒的樣子都是可愛的,值得為他的每一個失誤辯護。這本書就和美國當時的對華政策一樣混亂。


中國在柯茲-菲蘭筆下就是個倒黴的所在。他介紹馬歇爾太太旅居重慶的經歷時是這樣寫的:“凱特琳一樣地可憐。她覺得重慶糟糕透了,人多擁擠以致她很少出門,她出門的時候也是目視前方,避免眼神接觸,因為車窗外面貼的都是人臉”。她是真的不喜歡中國,因此給家裏寫信説:“我走進洗手間,望着窗户外的中國人,我就萌生出一個願望——把華盛頓所有高官和他們的太太們都派到這裏來,然後我為她們揮手道別‘你能和你夫君一起去中國真是多麼了不起啊’”。馬歇爾本人對國民政府的評價不高:“我不知道委員長的智囊們都有誰,不管是誰,他們都是最差勁的,毫無建樹,只會為國家帶來麻煩”。用作者的話説,馬歇爾覺得1946年的中國就像1941年的日本。


作者全部論述的核心就是蔣介石辜負了美國人的慷慨,而且他的傲慢招惹了俄國人。當時整個美國好像都認為馬歇爾的天才聖手能夠為中國撥亂反正,美國人做不到的事情,世界上其他國家同樣做不到,而馬歇爾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柯茲-菲蘭擺出一副和謝偉思、馬歇爾一樣的“中國通”面孔,他應該深深贊同當時馬歇爾的提議,即國共雙方都後退一步而把控制權交給美國人,他甚至覺得應該用菲律賓模式來解決中國問題。他讚美馬歇爾曾在菲律賓服役,卻沒有提到馬歇爾在那裏鎮壓過菲律賓人的獨立運動。柯茲-菲蘭説對了一件事,那就是1946年5月馬歇爾已經在慎重考慮自己的退路——回國就任國務卿,然後中國任務的失敗導致他把目光投向歐洲而促成了馬歇爾計劃。和他的太太一樣,馬歇爾一點兒也不喜歡這個中國任務,也不在乎中國人,他在乎的只不過是自己的名譽。按照作者對馬歇爾上廬山時情景的記敍,當他坐着八抬大轎愜意地享受牯嶺清風的時候,一定也覺得那些停下休息、正脱掉上衣擰出汗水來的轎伕們有礙觀瞻。


接下來要談的是一本寫1949年的書:"A Force So Swift: Mao,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49"(《迅雷之勢:毛澤東、杜魯門與1949現代中國的誕生》)。作者佩雷諾(Kevin Peraino)是《新聞週刊》(Newsweek)雜誌的主任記者。這本2017年的新書可讀性非常強,文筆優美,形象生動。佩雷諾從他對居住在北京已經八十多歲的陳勇(音)進行採訪寫起,畫面一下子拉回到七十年前的那個秋日夜晚,耄耋老者變回了十六歲的提燈少年——陳參加了開國大典後的慶祝遊行。可惜的是,在之後的篇幅裏,作者沒有再提過陳勇,而是從1948年底的華盛頓開始了他的故事。借用類似電影蒙太奇的手法,佩雷諾穿插介紹了幾個與中美關係有關的主要人物至此的人生,包括宋美齡、蔣介石、毛澤東、馬歇爾、杜魯門(Harry S Truman)和艾奇遜(Dean Acheson)。在杜魯門連任和蔣介石下台的強烈對比之下,1949年拉開了帷幕。他特別強調了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外交能力不足,借用其助手臘斯克(Dean Rusk)的話説,艾奇遜是大西洋人,“完全忽略了世界上的褐色、黑色和黃色人種”。作者明確指出艾奇遜依賴凱南(George Kennan)的國務院政策計劃室(PPS)來制定對華政策。眾所周知,凱南是蘇聯問題專家,是冷戰政策的美國設計師,但凱南原本特長是在歐洲,因此他和國務卿都認為中國不重要。“我們還沒有真的準備好去領導世界、拯救他人”,凱南很自然地説道,“我們還得先拯救自己”。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凱南要急切主張出台一部白皮書來為美國對華政策辯解的原因。



遺憾的是,作者沒有提到戴維斯(John P. Davies, Jr.)是凱南政策計劃室的主要智囊。戴維斯這個人很有意思,以往似乎沒有什麼關注。他和謝偉思一樣出生在四川,屬於國務院的“中國通”,但他比謝偉思要世故老練得多。1938年他就與史迪威和周恩來在漢口建立了友好的關係,二戰期間投靠史迪威,掛名在美國駐華使館,幫這位不善交際的美國將軍打點與華盛頓、延安以及在重慶的各方面關係。他利用在開羅會議期間接觸到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機會,經由總統的摯友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直達天聽,建議向延安派出美軍觀察組,這就是後來的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這個人曾因為在一次由印度到重慶的飛機失事事故中展現出的卓越領導才能,而被授予自由獎章。後來史迪威被羅斯福召回,戴維斯自己去了一趟延安,然後就主動要求發配美國駐莫斯科使館工作。在那裏,他成為凱南的心腹和有關中國的情報來源。當馬歇爾1947年回國就任國務卿的時候,就命令凱南組建政策計劃室以提供諮詢。戴維斯也就很自然地繼續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對於這一點,大家可以關注香港科技大學常成教授今年出版的一本有關朝鮮戰爭的新書《被綁架的戰爭》(The Hijacked War),對戴維斯的作用有新的論述。


我也不知道佩雷諾是不是真的不喜歡宋美齡。可能是從性別的角度出發,他安排宋美齡以奪目的姿態在全書中率先亮相,但隨後又多次描寫她企圖以自己的魅力征服昂格魯撒克遜的男人們,還寫到了她的病、她的夢魘以及她那隻被蔣介石槍殺的貓。以往我們認為蔣宋之間並非政治婚姻,夫妻間的感情很好,尤其是讀過蔣日記之後,更有這樣的感覺,比如蔣每每提及“美妹”都是心懷感激。可是從宋美齡多次長期滯美的經歷來看,可能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毫無疑問,宋美齡是個權力慾很強的人。佩雷諾利用了宋美齡在美國與蔣介石聯絡的電報記錄,透露出她旅美期間仍然試圖積極影響蔣的內外政策。在上海易手之後,宋美齡曾勸蔣介石切斷海底電纜線,斷絕上海與美國的聯繫,建議偽造人民幣來製造金融混亂,甚至還要派特工潛入華北和華東,給留在那裏的外國人制造麻煩,以嫁禍中國共產黨。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雖與宋美齡不和,但遇事也還要跑到宋的寓所,首先徵詢她的意見。


作者研究了艾奇遜的中國觀,發現艾奇遜和馬歇爾的觀點是一致的,認為蔣介石政府粗鄙無能,而且美國自二戰後已經盡了一切可能加以援助,都被這個政府給濫用了——他稱蔣為反動派。艾奇遜其實堅信: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是個相對較弱的角色,不會具有實在的攻擊能力,他那句著名的話是這麼説的“我們還説不出下一步有何舉措,需要看看災難的塵埃落定之後還剩下什麼”。當然,艾奇遜也不關心什麼能留下。他無所謂,反正“中國像現在這樣動盪不安都有一百年了”,一個農業國擁有如此龐大(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他甚至在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上辯稱,把中國丟給斯大林只不過會增加蘇聯的負擔。艾奇遜當時關心的是能否通過增加美國對華非戰略品出口的數量來拉攏中國的新政權。他在白皮書發表之後,又讓杜魯門聲明:“美國並無從福摩薩攫取特殊權利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的企圖,或者把福摩薩從中國分割出去”。只不過在正式發佈的時候,後半截話被刪掉了。正如專欄作家艾爾索普(Joseph Alsop)在1949年所寫的那樣:“美國的遠東政策就像是陰溝死水上漂着的一塊碎木板”。


作為自然和歷史的分水嶺,全書把這一年的6月30日視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轉折。毛澤東在這一天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了“一邊倒”即倒向蘇聯的方針,塵埃終於全部落定了。之後,凱南和艾奇遜開始制定遏制戰略,即在中國的邊緣地帶實行圍堵,最為重要的是,提高日本在戰後東亞的地位。作者還提及了蘇聯在這一年試爆了原子彈。我們從冷戰的要件來看,這當然是很重要的。但其實對於中美關係來説,重要的事情已經發生過了,那就是美國自1944年至此對中國國內政治的介入和干涉。


這本書還補充介紹了一些美國在華暗戰的活動——祕密情報工作。作者利用了國務院所屬情報機構(OPC)特工考克斯(Alfred T. Cox)的私人文件。這個機構的負責人威斯納(Frank Wisner)是美國中央情報局(OSS-CIA)的骨幹,他直接向艾奇遜和凱南匯報工作。據説威斯納聽取了“飛虎隊”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將軍的建議,在1949年為中國地方實力人物直接送去資金援助。10月,考克斯就和同事羅肖爾特(Malcolm Rosholt)一起把兩大筐的港幣現鈔押送到白崇禧在昆明的辦公室。同樣,他們也資助了雲南的盧漢。


對於1949年末的中蘇談判,作者參考了毛澤東和斯大林12月16日的部分談話內容,但是並沒有注意到有關中蘇條約的問題。談及毛澤東對蘇聯的接待和冷遇不滿時,突然説他想弄一個新的條約出來,顯得十分突兀。佩雷諾認為斯大林相信美國不會干涉台灣因此積極支持毛澤東收復台灣,並且指出斯大林希望中共收復台灣能夠起到孤立杜魯門和艾奇遜的作用,這是沒有根據的。隨後又説毛澤東擔心朝鮮戰爭會招致美國干涉,因此很不願意支持金日成。事實上恰恰相反,毛澤東並沒有那樣的擔心,而且對金日成非常支持,只不過金日成沒有告訴他時間表。同樣值得商榷的是,這本書暗示蔣介石早在1949年上半年就決定以台灣為自己的避難所了。


其實,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林孝庭2016年出版的"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蔣介石、美國與台灣形塑》)已經給出了很好的答案。和記者的非虛構性寫作不同,這是一本嚴謹的史學著作(部分內容也出現在林2017年的中文本《困守與反攻:冷戰中的台灣選擇》一書)。基於蔣介石日記,林孝庭提出國民政府最終遷台完全出乎蔣的預料。因為遲至1949年12月,蔣介石還打算以雲南作為他拒守的基地,孰料盧漢臨陣倒戈。而美國政府在此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書中透露盧漢曾經多次與美國駐昆明領事館互通款曲,表示願意在美國庇護下獨立,該意願遭到拒絕後才毅然投誠共產黨。從此蔣氏父子逃往台灣,台灣在經歷了短期迴歸之後又再度與大陸隔絕開來。



對於冷戰初期美國對中國南方邊疆的政策,林的研究可謂獨到。他認為以駐華使領館、國務院、中央情報局為代表的美國政府自1947年下半年開始積極支持中國邊疆實力派從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中分離出去。根據林孝庭的考察,美國國務院早在1947年5月(“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兩三個月)就準備介入台灣事務,並且在1949年初至1950年6月一直反對蔣介石在台灣的統治,準備以孫立人取而代之。根據蔣日記,宋美齡在1949年10月5日密函蔣介石表示國務院中的“一些共產黨地下組織”正在挑撥孫立人與蔣的關係,蔣對此深信不疑。就在杜魯門發表不干涉聲明的1950年1月5日,孫立人祕密告訴一位美國駐台北武官:蔣聽到了一些孫計劃發動政變的傳聞,他向蔣表示這完全是謠言並要求澈查。蔣介石最後委任孫為陸軍總司令,但卻毫無實權,僅僅負責一些軍事訓練項目(1955年,孫立人因郭廷亮案被蔣介石革職軟禁)。蔣其時陷入了一種孤立境地,幾乎無人可以信任。杜魯門和艾奇遜都認為蔣介石的政府是世界上最腐敗的,會像在大陸時一樣土崩瓦解。


書中還指出美國對台獨主義運動的支持暴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分裂和不成熟。從1947年“二二八”事件到1949年蔣介石政府輾轉遷台,台獨運動以之為契機,積極尋求美國的支持,並且在東京、香港和台北都找到了美國軍方和外交界的同情者。而美國政界也同樣將其視為一股潛在勢力而加以利用。國務院和國防部希望由吳國楨和孫立人出面,將這些人和其他台籍精英統領起來組成新的台灣地方政府,還專門任命了駐台北副領事歐斯本(David L. Osborn)代表美國與這些台獨運動領袖聯絡,並提供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內的某些身份加以掩護。於是,艾奇遜一面宣佈了他不干涉台灣問題的立場,一面又通過駐台的使領官員保持與台獨勢力的聯繫。


以上四本書大體折射出中美兩國關係發展曲折的歷程,解釋了在歷史的分水嶺上他們是如何站到了對方的彼岸。像羅斯福、馬歇爾、杜魯門那樣曾經叱吒風雲的大人物也不過是會犯錯誤的凡人,而帶有種族主義思想隱患的“中國通”們可能對中國一竅不通。從柯茲-菲蘭的新書看來,七十年中美之間思想的鴻溝並沒有被雙方的鉅額貿易填平,甚至可能反而愈來愈深,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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