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衞東:我和哈貝馬斯的思想之緣

東方歷史評論2019-06-24 09:41:48

撰文:曹衞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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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貝馬斯出生於1929年6月18日,今天是他的九十壽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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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説實在的,剛開始的時候,我對哈貝馬斯的理論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之所以選擇他作為自己的閲讀和研究對象,純粹是出於很偶然的原因。説起來,這和我的碩士導師樂黛雲教授大有關係。記得大概是1988年,她應邀去澳大利亞訪學,在當地圖書館發現有關哈貝馬斯的藏書異常豐富,特別是她覺得,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或許可以為當時正在走紅的比較文學提供新的拓展可能。大概由於我是她學生裏唯一一個精通德語的緣故吧,於是就被指定去啃讀哈貝馬斯的著作,並希望我能把哈貝馬斯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現在想起來,真的要好好感謝樂老師,如果沒有她敏鋭的理論直覺和嚴格的學術指導,我可能永遠錯過了與哈貝馬斯之間的這段思想之緣。


不過,閲讀哈貝馬斯實在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情。20世紀80年代,獲取學術資訊還沒有今天這麼快捷便利。國內圖書館裏關於哈貝馬斯的藏書尚不多見,能夠找到的只有幾部英文譯本,而我的英文又根本對付不了這些英文版本。還有一個更加麻煩的問題,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碩士一年級的學生,尚未接受到系統的學術訓練,而哈貝馬斯是一個綜合性、體系型的哲學家,如果沒有充足的知識儲備,想要弄懂他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幸虧有了哈貝馬斯教授本人的大力幫助,我才堅持了下來。記得是在1993年的初夏,我抱着試試看的想法,冒昧地給哈貝馬斯教授寫信求教。出乎意料的是,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給出了一些初步的指導意見,要求我從《現代性的哲學話語》和《後形而上學思想》這兩本書入手,努力尋找到進入其哲學思想的門道,他還讓專門出版他的著作的蘇卡普出版社把許多重要著作郵寄了過來,解決了我在基本文獻方面的後顧之憂。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哈貝馬斯的大力幫助下,我與蘇卡普出版社的國際部主任哈特博士(Petra Hardt)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她不但陸續向我饋贈了哈貝馬斯所有的著作,還不斷提供研究哈貝馬斯的重要文獻給我,讓我從資料的匱乏狀態中徹底解脱了出來。後來我到德國留學的時候,有一次我們一起喝茶聊天,她還不無幽默地對我説,為了幫助我研究哈貝馬斯,她幾乎是為我私人建立了一個微型的專業資料室。仔細想想,她的這句話一點都不誇張。


2


留學


碩士畢業之後,我應聘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這個單位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學術風氣自由,研究時間充裕。於是,我決定利用這個有利的條件,潛心研讀和翻譯哈貝馬斯,為自己今後的研究工作奠定一個良好的基礎。按照哈貝馬斯教授的指導,我把閲讀翻譯的重點集中在了《現代性的哲學話語》和《後形而上學思想》兩本書上。從1993年到1996年期間,先後翻譯了數十萬字的草稿,但都沒有發表,因為自覺還不夠成熟。相隔好多年之後,我又對這些譯稿做了認真的校訂,並逐步發表了出來,取得了良好的學術反響。


這些艱難但頗有收穫的預備性閲讀和翻譯,為我後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98年,德國阿登納基金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簽訂合作協議,每年選拔資助一些學者到德國留學。憑着過硬的外語基礎和較為充分的前期研究成果,我順利通過了外語筆試和專業面試,拿到了赴德留學的邀請,於1998年底負笈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


有一次,我和哈貝馬斯教授私下聊天,他問我資助我留學的是德國的哪家基金會。當我説出是阿登納基金會時,他似乎微微有些驚訝。後來我才逐漸瞭解到,除了洪堡基金會之外,德國其他的重要基金會一般都有政黨背景,對於申請者的政治立場與學術興趣雖然沒有嚴格的要求,但還是有着自身的傾向性的,比如,阿登納基金會屬於基督教民主聯盟,伯爾基金會屬於綠黨,愛伯特基金會與社會民主黨之間則有着緊密的聯繫。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阿登納基金會負責亞洲事務的蓋斯(Berthold Gees)先生閒聊,才知道原來是他幫了我的大忙。蓋斯先生是阿登納基金會當時派來主持面試的考官之一。説來很巧,他對哈貝馬斯的理論也一直有着濃厚的興趣,閲讀了哈貝馬斯大量的著作。他對我説,他在異國他鄉能發現一個年輕人竟然和他有着相似的理論興趣,也在潛心閲讀哈貝馬斯,甚至還翻譯了不少的東西,讓他着實覺得吃驚的同時,更有些欣喜。


於是,他決定一定要盡力讓這個年輕人去德國進一步深造,以便推動哈貝馬斯理論在中國的接受。這就難怪我們之間當時的面試會進行得那麼輕鬆愉快,嚴格説來不像是在考試,倒更像是一次簡短的學術對話;也難怪當我提出希望就讀柏林自由大學時,Berthold Gees先生會斷然否決,提醒我務必要去法蘭克福大學學習,還勸告我説如果不選擇法蘭克福大學將來肯定會後悔的。


3


解惑


據説,哈貝馬斯教授授課,雖然晦澀難懂,但由於其學術激情和思想穿透力,在法蘭克福大學一直都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然而,遺憾的是,當我於1998年底到達德國的時候,哈貝馬斯教授早已於1994年榮休,因而失去了領略這道風景的機會。不過,與哈貝馬斯教授的私下交往,不但彌補了我的遺憾,更讓我獲得了許多在課堂上也許根本無法獲得的東西。


首先一點是研究方法方面的啟發。哈貝馬斯接受了其導師阿多諾的教導,主張理論研究必須以閲讀原典為基礎,不能僅僅依賴二手材料。其實,我們如果認真翻閲一下哈貝馬斯的著作,就會發現,他對西方的思想原典可謂熟稔於心。再有一點,就是對於自身研究視角的明確意識。哈貝馬斯教授曾多次提醒我,作為一個非西方人,在面對西方思想的時候一定要有清楚的自我意識,要時刻意識到自身作為西方思想的他者,肯定有着與西方人不一樣的視角。也就是説,要意識到自己在研究西方思想過程中始終都會面臨着一個巨大的文化間性問題。


私下裏的多次接觸,還讓我瞭解到了哈貝馬斯教授對於自身思想的定位。記得説起他自己的思想取向時,他覺得他自己與其説是一個黑格爾主義者,還不如説是一個康德主義者。他還隨手拿起桌子上託姆貝格(Friedrich Tomberg)先生呈送給他的新作《哈貝馬斯與馬克思主義》(Habermas und der Marxismus:zur Aktualit:eine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不無幽默地説,自己其實也不反對別人説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關鍵是要看從什麼意義上來説,比如,Friedrich Tomberg説的就很有道理。


同哈貝馬斯的接觸過程中,始終都能感覺到他對自己作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的清醒意識。正如哈貝馬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樣,哲學家首先就應該是公共知識分子。在這點上,哈貝馬斯顯然是深受德國傳統思想家的影響。我們知道,德國傳統思想家都有一種公共關懷,都喜歡面對公眾説話。所以,哈貝馬斯在建構思想體系的同時始終不忘介入公共生活,而且是從多個層面、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公共生活。2003年對於伊拉克戰爭的批判以及為歐洲一體化搖旗吶喊,都是明證。


哈貝馬斯的理論始終面臨着一個強有力的批評,那就是規範性太強,在一定意義上缺少經驗基礎。這一點,事實上是哈貝馬斯矯枉過正的結果。在批判自己老師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不足時,哈貝馬斯強調指出,他們的理論經驗色彩太重,缺乏規範性。因此,他堅決主張要以一種規範的研究取代經驗的研究,為批判理論開創一個新的進路。不過,不無遺憾的是,哈貝馬斯的糾正的確略顯過頭。


2003年春天我重回德國訪學,又一次去風光旖旎的Starnberg拜訪哈貝馬斯教授。中午一起用餐的時候,哈貝馬斯教授向我推薦桌子上擺放的琳琅滿目的奶油。他告訴我説這些奶油產地不一,風味各異,讓我一定要儘量多品嚐幾種,用心仔細品味各種奶油之間的細微差別。他還提醒我切不要只貪戀其中的一種,而錯過享受其他各種的獨特美味。我乘機問他,有沒有一種規範的奶油,可以綜合各種奶油的長處,幫助我省略選擇品嚐多種奶油的困惑和麻煩。問題一出,我們相對而笑。哈貝馬斯教授的寬容和隨和,讓我深為感動。


(本文由《生活》雜誌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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