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即將進入單身社會

周國平2019-06-21 04:59:11



《舊約》開篇是這麼寫的: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樂園與人間,水,光,晝與夜,以及人世間的萬物,每天的創造之後,上帝都説:“這很好。”然而,當上帝創造了亞當之後,他的語氣變了。上帝突然宣稱這是他第一件不甚完美的作品: “他不應該孤單一人。”於是,上帝創造了夏娃,從此以後亞當不再是孤單一人了。


隨着時光的流逝,對孤單的反對從一種神學的禁令延伸到了文學與哲學的領域。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寫道:“被孤立的人,無法從政治的聯盟中分享獲益,又或者已然自給自足而無需分享獲益,這樣的人已不再是城邦中的一部分,因而也與野獸或神無異。”古希臘詩人提奧克里圖斯也堅稱“人類永遠彼此需要”,而羅馬帝國的皇帝、斯多亞學派的馬可·奧勒留更是宣稱:“人類是社會化的動物。”

其他物種也是如此(可惜,亞里士多德也只説對了一半)。野生動物僅在條件所迫下才選擇獨自生存,尤其是當食物出現緊缺時。不然,絕大多數物種都更願意選擇羣居。羣居生活自然有其代價,如為了族羣中的地位而產生的競爭以及偶爾發生的暴力衝突。但羣居的種種優勢,如:族羣為個體防範來自掠食者的侵襲合作協同捕食、繁衍後代的效率等,令其所帶來的代價和劣處,相形之下變得不值一提。與人類最為接近的物種猿猴,就是穩定的社會化羣居動物。即便是眾所周知的獨居動物紅毛猩猩,在出生後的七八年中也是與母親共同居住生活的,正如著名的荷蘭靈長類動物學家卡雷爾·範斯海所發現的那樣,在蘇門答臘食物資源豐富的沼澤叢林中,紅毛猩猩與它們的遠房表親黑猩猩“一樣熱衷於社交”。

紅毛猩猩並不是唯一被誤解的動物。寄居蟹也被證實為一種社會化的動物,它們生活在由多達一百隻同類所組成的族羣中,因為離羣索居是無法令種族繁衍昌盛的。一本寫給即將成為寄居蟹飼養者的寵物指導手冊中這樣説:“每一隻水缸裏最好有兩隻寄居蟹,如果可能的話,每種種類兩隻。”這並不僅僅是因為它們需要保護,或是在獲取食物時彼此幫助,也同樣是為了一個更為簡單的原因——獨自生存的寄居蟹更易因壓力而生病,它們會對身體自暴自棄,有時甚至會失去一隻蟹足或是蟹鉗。

正如不同歷史時期的立法者所認識到的那樣,孤立對人類來説也是一種無法承受的壓力。在遠古社會,放逐在所有的酷刑中排名最高,僅次於死刑處決(甚至有人認為放逐是一種比死亡更為殘酷的命運)。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末期,現代監獄系統開始推廣單獨監禁的做法,因為正如英國法學家威廉佩利所説的——孤立隔離“能提升懲罰的威懾力”,進而制止犯罪。時至今日,僅僅美國就羈押着大約兩萬五千名“超級囚犯”,在那裏,正如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所記錄下的,超級囚犯們“被不同程度地單獨隔離,這確實是有史以來所可能實現的、最高程度的、最徹底的剝奪人性的懲罰”。人們常用一個詞來形容這種與世隔絕的囚禁狀態——無論是單獨監禁的擁護者還是反對者,都一致稱其為“生不如死”。

“家庭”這一形式是人類需要共同生活的最佳詮釋。縱貫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體系,家庭而非個人,一直是構築人類社會以及經濟體系的基石,這恰恰合情合理。正如生物進化學家們所指出的,羣居生活為早期的人類社會成員創造了競爭優勢,因為羣居意味着安全與保護,獲得食物,以及繁衍後代的機會。社會科學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與詹姆斯·福勒也提出,通過自然選擇,我們人類發展建立起一種生物遺傳上的傾向性——更樂於建立親密的社交關係。

1949年,耶魯大學的人類學家喬治·彼得·默多克發表了他的調查研究報告,研究範圍涵蓋了不同歷史時期、世界各地二百五十多個“代表性的人類文明”,他在報告中指出:“核心家庭是人類社會一種普遍的羣體單位。無論是單純從家庭這一形式的盛行而言,還是由核心家庭發展衍生而出的其他複合家庭形式,家庭一直都作為種獨特而且帶有顯著功能性的單元存在於所有已知的社會文明中,無一例外,或者説,現今仍沒有為人所知的反例。”

此後,學者們一直在美國國內尋找各種不符合他的核心家庭模型理論的實例,如集體農莊,以向默克多的理論發起挑戰。然而他們找到的所謂反例,都無一例外地採取了另一種形式的羣居方式,一起生活的人數通常比傳統的家庭形式更多。儘管學術爭辯仍未平息,但至少有一點雙方都能認同——人類社會,無論時代和地點,都是圍繞着共同生活而非獨自生活的想法才建立起來的。

然而,今非昔比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人類一直在從事一項偉大的社會試驗。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各地數量龐大的不同年齡、不同政治信仰的人們,都選擇了獨居生活。不久以前,人們還習慣於在年輕時結婚,而死亡才是終止婚姻的唯一方式;當年輕喪偶時,人們選擇早早地再婚,而老年喪偶的人們則搬去與家人同住,或是家人選擇搬來陪伴他們。但如今,人們選擇晚婚(佩尤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如今男性與女性的初婚年齡都以及“達到了世上最高紀錄,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男性與女性的初婚都推遲了大約五年”),人們離婚,而後十多年地保持着單身。有些人活得比自己的伴侶長久,並且千方百計地避免與他人共同居住——即便這個“他人”常常是他們自己的孩子。人們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間輪迴流轉:獨居生活,與他人一起生活,共同生活,又再回歸獨居。

不久之前,獨居還被視為一種過渡——通向其他更為長久的生活方式,例如與他人結為伴侶共同生活,或者搬入療養院。而如今此想法已經不再適用,幾個世紀以來,美國社會第一次面對佔據人口絕大多數的單身人羣。典型的美國人一生中更多的時間是單身而非已婚,而單身時人們大多獨自生活。於是,自然而然地,人們也開始學習適應孤獨與獨居,並在學習中精心打造出全新的生活方式。

統計數字説明了一切,而這一社會現象的數據則令人觸目驚心。1950年,僅有22%的美國成年人是單身,同時,400萬美國人選擇了獨居生活,獨居者佔到了美國住户的9%。在那時,獨居生活在美國西部廣闊且荒蕪的諸州中常見,如阿拉斯加、蒙大拿以及內華達州,那裏吸引着外來的勞力,而獨居不過是他們在通往更傳統的家庭生活的過程中一個短暫的過渡階段而已。

今天,超過50%的美國成年人正處於單身,其中3100萬人獨自一人生活,這意味着差不多每7個成年人中就有1個選擇了獨居。(這個數字還不包括約800萬自願或非自願選擇了集體宿舍的美國人,例如生活在輔助生活機構、看護中心以及監獄中的人們。)獨居人口占到美國户籍總數的28%,這意味着獨居者已經成為了僅次於無子女的夫妻家庭,成為了美國二大户籍形式,遠遠超越了核心家庭、多代複合式家庭模式、室友同居以及老人之家等其他形式。令人吃驚的是,獨居生活同時也是最為穩定的居住及生活方式。相比其他生活方式的人羣,獨居五年以上的人們更可能維持同樣的狀態不變,而此項穩定性的數字,獨居人羣僅次於有孩子的核心家庭,位列第二。

女性構成了當代獨居人口的主體:大約1700萬女性選擇了獨居,相比之下,男性中獨居人口僅為1400萬。單身人口中的多數,是1500萬35至64歲之間的中年男女,而老年人則有1000萬左右。18至34歲之間的獨居年輕人約為500萬,而1950年時獨居年輕人口僅為50萬,因此,毫無疑問,這一羣體也將成為獨居人口中增長最快的一個羣體。

與以往不同,如今獨居人士聚集在現代化城市中,遍佈美國各州。擁有獨居人口比例位列前茅的城市名單中,包括了華盛頓、西雅圖、丹佛市、舊金山、明尼阿波利斯市、芝加哥、達拉斯、紐約市以及邁阿密這些城市。僅僅在紐約市,就有100萬獨居人口,而在曼哈頓區,一半以上的居住人口選擇了獨自生活。

儘管獨居生活正在盛行,它卻是當代鮮少被談及,因而,也最常被誤解的問題。年輕人都渴望獨立生活,一段時間的獨居之後,即便很喜歡這樣的生活方式,他們又很擔心繼續保持獨居是否合適。儘管單身人士堅稱自己的生活很愉快,而且也終會找到自己的伴侶,人們依然忍不住為單身的親友們操心擔憂;我們憂心忡忡地想為喪偶後獨居的年邁父母或者祖父母提供幫助,即便老人們表示更樂意獨自生活,子女後輩們卻往往變得更為不知所措。

無論情況如何紛繁複雜,每個人和家庭都將獨居生活看作一種隱私,但實際上,越來越普遍的獨居現象應該被正視為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話題。但不幸的是,當獨居現象的興起偶爾被公眾談及時,評論家們總是將其視為一個不折不扣的社會問題,一種自戀、社會道德崩壞以及公眾生活鋭減的現象。人們滿懷道德感的談論着,試圖去理解為什麼許多人選擇了獨居生活,而這個問題本身,卻恰恰是被一種被誤導的產物,——介乎《父親什麼都知道》的浪漫主義理想以及《慾望都市》光線亮麗的誘惑之間的假象造就了誤解。有目共睹的是,這場獨居生活的社會試驗實際上是趣味橫生的,與人們傳統保守的印象相反,獨居生活甚至並非那麼孤立離羣。

獨居生活的興起本身也已成為一種具有革新力量的社會現象:它改變了人們對自身,以及人類親密的關係的理解;它影響着城市的建造和經濟的變革;它甚至改變了人們成長與成年的方式,也同樣改變了人類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無論今時今日我們是否與他人一起居住,獨居幾乎與每個社會羣體、每個家庭都密切相關。



上文所説的“我們”是廣義的,範圍之廣甚至可能超乎人們的想象。日益提升的獨居比例總是被當作是一種獨特的美國現象,——就像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所説的,這是一種美國的“自力更生的宗教信仰”。確實,美國人長久以來一直為自給自足而感到自豪。托馬斯·傑弗遜也將個人主義稱作“美式生活的偉大口號”,而在歷史學家大衞·波特的筆下,美國人卻將這種個人主義視為“一個神聖的字眼”。在《心的習慣》一書中,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以及他的合作者分析並定義了兩種傳統的美國個人主義:“功利個人主義”的最佳例子就是本傑明·富蘭克林,他信仰當每個人都優先追求自己的利益時,社會也將繁榮昌盛,而這一論調激發了美國個人主義的急速發展;“表現型個人主義”的典型例子則是沃爾特·惠特曼,主張培育以及“讚美”每個人的自我(這位詩人在《草葉集》第一版的第一行中就用到了“讚美”一詞),這一觀點激發了美國人對於認同以及自我意義持續不懈地追求。儘管這兩種不同的個人主義倡導不同的價值,並擁有各自的目的,但兩者一起為所有的美國人提供了種很好的文化支持——將個人放在社會的需求之前。美國人依然時常從中獲益。

以美國第一個公眾知識分子——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為例,在他偉大的散文《自力更生》中,愛默生告誡眾人“社會到處充滿着對於其中每一份子的個人權益的陰謀”,而他更進一步建議那些正尋求解脱的人們:“向自己赦免自己,而且,你應當擁有整個世界的選舉權。”愛默生的鄰居亨利·戴維·梭羅將“自力更生”用一種更為戲劇化的方式加以詮釋,他搬進了瓦爾登湖畔一間他自己搭建的小木屋裏。他寫道:“我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樣遺世獨立,我擁有屬於自己的太陽、月亮與星辰,一個屬於我一個人的小小世界。”梭羅堅持那樣的生活方式下,他並不孤獨:“對一個生活在自然的圍繞中,且依然神智清醒的人而言,所謂黑色的抑鬱並不存在……我從未感到過寂寞,哪怕一絲一毫來自孤獨的壓迫感,……但有那麼一次,我花了大約一個小時,思考着我是否真的需要與人毗鄰而居而維持健康平靜的生活,然而一瞬間,我感受到了周遭自然環境帶來的甜美與益處,人類鄰里的種種虛無的益處也就因而變得一點也不重要了,此後,我再也沒有興起過需要人類鄰居來陪伴的念頭。”

愛默生與梭羅的睿智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美國人,繪製出自己逃離人類社會的路線圖:孤膽騎俠們獨自遊蕩在西部邊疆,披着斗篷的偵探們出沒於昏暗的都市街道,探險家們“深入荒野”去尋找自我——所有這些都是美國廣為人知的文化標誌,代表了我們對於無拘無束的自我的浪漫想象。所以,要下定論説當代都市獨居人羣不過是這一主題下一種新的變異,似乎順理成章。

但,這並不恰當。

美國人從未全心認同個人主義,人們對於極端的個人主義依然心存懷疑。德·托克維爾在美國不僅發現“將每個公民置於一種與絕大多數的同伴孤立開來,並令他回退到朋友與家人的小圈子裏去的”個人主義正在蔓延,同時人們也發現了一種歷史悠久的、將每個公民都納入各種民間組織以及團體的道德準則。愛默生以及梭羅這樣的超驗論者推崇隱居,但這些遁世者終也都回歸了人類社會,而促成隱居的核心觀點恰恰是為了尋求人類的共同利益。

實際上,關於超驗論者的個人主義的種種報道難脱誇大之嫌。在那場運動中的絕大多數領袖人物,愛默生、梭羅、布朗森·奧爾科特、伊麗莎白·皮博迪,以及瑪格麗特·福勒,都無一例外熱切地投身於政治以及民間活動中。在梭羅居住在瓦爾登湖畔的兩年裏(1845-1847),其實他鮮有獨自一人或者純粹自給自足地生活的時候。就像當代的旅行者們所熟知的那樣,他的小木屋坐落在一片屬於愛默生的土地上,離康科德小鎮不到兩英里。用不了三十分鐘,梭羅就可以步行前往鎮上,而且他也常常回去看望家人和朋友,有時也花上幾個小時在當地的小酒館裏喝酒。不僅僅是梭羅外出,其他人也常常前去拜訪,梭羅喜歡人們的到訪,尤其是他的母親,她常常為他帶來家中烹飪的食物。

又有誰能責怪她呢?我們總是為離羣索居的人們擔憂,當我們的親友獨居時尤甚,而這種緊張和擔憂,一直籠罩在美國人對於自給自足生活方式的熱衷上。在早期新英格蘭的殖民城鎮中,地方當局禁止年輕人獨自生活,以避免他們因獨立的自由而追尋無拘無束的生活。誠如歷史學家大衞·波特所寫道:“在美國的文學著作中,任何關於徹頭徹尾地從人羣中被孤立而獨自生活的故事,無論是生理上的還是心理上的,都被認為實際上是一個恐怖的故事,即便《魯濱遜漂流記》也是一樣——直到魯濱遜在沙灘上發現了其他人類的足跡。

關於美國“社區衰退”的種種報道,也好似恐怖故事,在美國人的心目中,“社區”同樣也是一個神聖的字眼。美國曆史上最為著名的社會學論著《孤獨的人羣》、《追求孤獨》、《公眾人物的衰落》、《自戀的文明》以及《心的習慣》,都加劇了人們對於個人主義盛行的恐懼。近期最具影響力的學術著作之一,羅伯特·普特南的《獨自打保齡》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書中提出美國當代的許多問題,如健康問題、學業不佳、缺乏信任,甚至不快樂,都是由於社區的崩壞所造成。美國人熱衷於此類爭論,正因為從骨子裏,與德·托克維爾近兩個世紀前遊歷美國時一樣,美國依然是“一個參與者的國家”。

美國文化,並不是急劇增長的獨居人口背後的原因。

如果你還未信服,我們一起來看看另外一個證據:今時今日,相比其他許多國家,甚至跟那些我們通常認為更為公有化的國家相比,美國人獨自生活的機率其實更小。獨居人口比例最高的前四位國家分別是:瑞典、挪威、芬蘭以及丹麥,在那裏,幾乎40%到45%的住户是獨居者。通過在所有人同心協力的社會福利中投資,以及建立互相支持的牢固紐帶,斯堪的納維亞人可以自由地獨自生活。

北歐諸國還有一個好夥伴——日本。在日本,社交生活有史以來一直是圍繞着家庭來組織的,但如今實際上卻有30%的住户獨自居住,而且在城市中,這個比例還要高得多。德國、法國以及英國都以擁有不同的文化傳統而聞名,但實際上這三國的獨居人口比例都要遠高於美國,澳大利亞與加拿大也是如此。至於獨居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則是中國、印度和巴西。歐睿信息諮詢公司的市場調查報告顯示,在全球範圍內獨居人口都在急劇增長,這個數字已經從1996年的1.53億增長到了2006年的202億,在短短十年間增長了33%。



那究競是什麼造成了大範圍的獨居人口的增長?毫無疑問,經濟發展創造的財富,以及現代國家福利提供的社會保障,兩者共同使這種新興之勢成為可能。但更簡單地來看,與以往相比,今天有更多人選擇獨居生活,正是因為有更多的人能夠負擔這樣的生活。然而,這世上依然有許多其他人們能夠負擔,卻選擇不去做的事情,因而,經濟不過是形成這一現象的諸多原因之一。我們無法解釋為什麼世界各地這麼多人都選擇了獨居生活,除非我們解開另一個謎題:在那些最發達國家中,那些擁有相對更好的公民權利的人,為什麼偏偏選擇了用他們前所未有的財富和福利,將自己與他人分離開來?


除了經濟繁榮以及社會福利,獨居人口異軍突起的激增,來源於世界性的歷史文化轉變——社會學的創始人物愛彌爾·涂爾干稱之為“對個體的宗教崇拜”。根據涂爾干的觀點,個體崇拜產生於傳統的農村集舍向現代工業城市發展的過渡期,當個人主見稱為“一種宗教式的實體”,因而具有了比羣體更神聖的意義。作為一個主要創作都誕生於十九世紀的法國人,涂爾干並無法預見身後激進的經濟個人主義——米爾頓·弗裏德曼、艾茵·蘭德、瑪格麗特·撒切爾等諸多人物紛紛背書的個人主義(撒切爾還曾聞名天下地宣稱:“世上並無所謂社會”);涂爾干也同樣無法認同這些人物的觀點:將個人從國家中解放出來,是創造財富和共同利益最有效的方法。但涂爾干也絕非一個完全的悲觀主義者,他提出,現代社會的勞力方式,將會自然而然地讓人們聚集在一起。畢竟,個人主義只有在得到現代最核心的社會制度——家庭、經濟以及國家的支持下,才能成就所謂“獨立”與“解放”,這便意味着,所有個人主義者都擁有清晰的利己主義,並聚集起來以達成公共利益。

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並不認為個人主義者會如此看待這一問題。在他1942年的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熊彼特觀察到現代資本主義促進了“對於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進行理性化”,並預言了一個冷酷、錙銖必較的文化可能最終步向集體的“腐朽”:“當人們都變得功利和實際,並拒絕接受社會環境為他們做出的傳統安排是一種理所當然的選擇時,當他們學會了在自己的個人利益及其他行動可能造成的不利之間權衡得失時,當人們必將認識到家庭尤其是親子關係所帶來的巨大個人犧牲時”,熊彼特預言了“資產階級家庭的解體”將逐漸到來,因為獨立思考的男女們將會選擇另外一種生活——“舒適、自由、不為關愛所牽絆的生活,以及越來越多的享受其他有趣、新鮮事物的機會”。

但過渡仍需要一些時間,因為個人主義的狂熱仍然需要滿足文化對於承諾的需求。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即便是最現代的社會,依然認為每個人都應當成婚,而當一個人沒有結婚時,社會往往給予嚴厲的批判。熊彼特也許認為單身主義者是理智的,但在1957年美國進行的一項社會調查中,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不婚的人們是“病態的”、“不道德的”,或“神經有問題的”,而只有1/3對此持中立態度。但這種社會態度並沒有一直延續下去。到了1976年,下一代的美國人中,只有1/3對不婚者持有負面的評價,而超過半數的人持中立態度,甚至還有1/7的人表示支持這一選擇。今天,當單身的成年人數遠遠超過已婚人數,民意調查者甚至不再詢問美國人是否支持不婚行為了。儘管為獨居生活樹立的恥辱柱並未完全消失,但美國社會對於單身以及家庭生活的態度,毫無疑問已經改變了。

根據當代知識,追尋成功與快樂並不依賴於將個體與他人相連,相反,這更大程度上取決於向個體完整展現尋求其他更好選擇的機會。自由、適應性、個人選擇,在現代道德準則中最受人們珍視。“個人最主要的義務在於對自身負責,而非對他的伴侶或者孩子”,這意味着當代對個體的推崇已經遠遠超越了想象。

不久以前,如果某人對自己的伴侶不滿意而尋求離婚,他必須為此作出合理的説明。而今則完全相反,——一如果你對於婚姻並非全然滿意,你必須提出理由來説服自己維持這婚姻,因為當代文化更致力於讓每個人為自己謀求最好的結果。

人們對於住所的穩定性甚至更為削弱。人們經常搬來搬去,而社會學家將現代社區稱為“責任有限的社區”,鄰里社區成為人們建立聯繫卻並不期望這種關係會長久維持的地方。工作場合的狀況也頗為類似,僱傭者不再為有能力的僱員提供一生的職業機會,每個人都知道應該為自己籌謀打算、自我激勵,而公司則認為這是維持公司景氣的唯一辦法。德國社會學家烏爾利希·貝克與伊麗莎白·貝克·蓋爾茨是這麼寫的:“在人類歷史上,個人第一次成為了社會再生產的基礎單位。”而所有的一切,都隨之發生了變革。


個體推崇的盛行是十八世紀以及十九世紀早期在西方社會慢慢開始的,但其開始對西方社會及其他各地產生深遠的影響,卻發生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同一時期,另外四種蔓延開的社會變革也正在悄悄發生——女性地位的提升、通訊方式的變革、大規模的城市化,以及人類壽命的大幅延長,這些社會變革交互作用併為彼此的蓬勃發展創造了共同條件。

首先來看看女性地位的提升,這一變革的影響不僅僅是女性開始獲得受教育的機會,並開始擁有平等的就業機會,更表現在她們如今有權決定自己的家庭生活、性權益以及生育選擇權。不妨試想在1950年間,美國大學校園中男女比例要超過2:1,但如今在讀學生以及擁有學士學位的女性數量卻要高於男性。又例如,在1950到2000年間,美國勞動局的統計數字顯示,職業婦女的數量從1800萬躍升到了6600萬,而職業婦女在整體女性人口中所佔比例也從33%提升到了60%。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其他發達國家也都經歷了類似的變革,因而今時今日,男性與女性參與高等教育以及就業的比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平衡狀態。

女性對於自身身體權益的主張,也徹底改變了當代兩性之間的關係,其結果便是晩婚、成年過渡期的延長以及分居離婚率的增長。在美國,自十九世紀中期開始,離婚率就一直在穩步攀升,但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這一數字急劇增長,2000年已婚夫婦離婚的概率已經達到了1950年時的兩倍。今天,離婚和保持單身都意味着一種無需禁慾的生活。相較於結婚,許多年輕人更樂意於享受遠離家庭監管的生活以及便捷的避孕方法。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學家邁克爾·羅森菲爾德提出,二十至三十多歲的中產階級正期待着嶄新的“第二青春期”,他們尋覓全新的體驗,——從連續的約會,到跨種族甚至同性之間的親密關係,並儘量避免作出承諾,直到他們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真正的浪漫真愛”。對於探索各種性關係的寬容態度,正是羅森菲爾德所説的這個“自主的時代”的重要特徵之一。而獨居生活為人們提供了探尋與他人親密共處的時間與空間便利。

個體崇拜背後的第二個驅動力是通訊方式的變革,即便獨自在家,人們可以在世界範圍內體驗社交活動所帶來的愉悦,更不用説由此而來娛樂生活的極大繁盛。舉例而言,電話曾經是我們最熟悉的通訊工具,美國在十九世紀末期開始提供住宅電話的服務,但當時絕大多數的美國人要麼不願意要麼無法獲得一台住宅電話。1940年,每三户美國家庭中只有一户安裝了住宅電話,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住宅電話的需求激增,1950年住宅電話的普及率就達到了62%,而今天已接近95%。而電視在美國家庭中的普及則更為迅速,在《獨自打保齡》一書中,羅伯特·普特南記錄下了從1948年電視誕生之初到1959年的十餘年間,美國家庭的電視普及率就從1%舉躍升到了90%,這一速度至今沒有其他任何通訊設備可以企及,廣播、錄像機、個人電腦甚至手機都未能達到這一程度。在過去的十年間,互聯網進一步改變了我們的通訊方式,互聯網比電話更為活躍以及個性化,比電視更好地結合了個人分享與大眾傳播,個人用户不僅可以即時通訊,更可以通過博客、在Youtube上發佈的家庭錄影帶,或在社交網絡平台上將自己的觀點展現給數不勝數的廣大受眾。對於那些希望獨居的人們,互聯網提供了豐富的與外界保持聯繫的可行性。

在現代社會,絕大多數獨自生活的人都有一種更為便捷的社交方式,他們只需離開家,去參加城市中活躍的各種社交生活。大規模的城市化是第三個促成了獨居社會興起的因素,其中一部分理由正是因為單身亞文化的形成凝聚了一羣擁有共同價值觀、自我認識以及生活方式的人們。

亞文化在城市中蓬勃發展,吸引了那些不墨守成規的人,他們在城市生活豐富密集的多樣性中,找到與自己相像的其他人。(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總是將亞文化與固定的地方聯繫在一起,如格林威治鎮的波希米亞亞文化、曼哈頓海灘的衝浪文化等。)當亞文化建立併為人們所認知後,它的繁茂昌盛甚至可能反過來影響甚至改變整個文化。歷史學家霍華德·楚達克夫就指出,在十八世紀以及十九世紀早期,芝加哥和紐約那樣的城市中的單身男子建立起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一種圍繞着酒吧、民間組織、公寓式住宅以及相對更為自由的性觀念的生活方式。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這種曾經獨樹一幟的單身漢文化已經成為了城市文化的一個重要且普通的組成部分,因而,反而失去了它的鮮明個性。單身者,包括那些獨自居住的人們,不再需要將自己侷限在幾棟特定的建築、酒吧、鄰里社區或者特定的城市中了。各種各樣的場所正在不斷增加,從健身房咖啡館、酒吧、住宅區,到各種各樣的服務,如清潔服務、代烹飪外送等,都是為了滿足他們的需求而建立起來的。除了一些顯著的特例,他們發現到處都是理解他們的經歷並感同身受的人們。正如伊桑·沃特斯在《城市部落》一書中寫到的,單身與獨居者,在彼此的支持下,獨自生活。

上文提到的第四個社會變革在擴大個體推崇的影響上,也起到了集合性的效應,儘管對於每個個體的體驗來説,並非完全如此。由於人們比以往更為長壽,或者更確切地説,由於女性往往比她們的配偶更為長壽,女性的壽命比男性長了十幾年,而非以往的幾年,如今,獨自生活的老年生活越來越為普遍。1900年,美國有10%的老年寡婦獨自生活,而到2000年,這個數字已經達到了62%。今天,對於女性而言,人生中1/4或者1/3的時間獨自居住生活,這已是一個常見現象,而對於男性來説,成家立業也意味着長時間獨自生活。

獨自一人的老年生活並非易事。那些年邁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如適應退休生活、疾病與健康問題,承受精神上的空虛,經歷親友的故去等等,都可能因為絕大多數時間孤獨一人而變得更難以忍受。但是,獨自一人的老年生活也並非總是充滿悲情色彩。例如,在英國舉辦的一項調查顯示,相比與人居住在一起的老人,獨居的老人對於生活的滿意程度更高,與服務提供商的聯繫更為緊密,腦力及身體上的損傷更少。而根據最新的一篇關於老齡化的文章,對於整個老年人口的調查也表明“那些獨居的老人相比那些喪偶後與其他成年人一起居住的老人更為健康,甚至比那些伴侶依然健在並共同生活的老人也要健康”。實際上,在最近幾十年間,老年人表現出更為強烈的獨居生活的意願,相比之下,他們更願意獨自生活而不是與家人朋友一同居住,或者搬入老人院。這也並非是美國所特有的現象,從日本到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獨居老人現象都變得愈來愈普遍,即便在那些長久以來一直呈現出對於多代家庭模式的強烈偏好的種族也不例外。現如今,鮮有人相信獨居的老年生活是種理想化的狀態,但那些正逐漸老去的單身人士都千方百計地希望能夠保留一個可以獨自居住的處所。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為什麼?——或者更確切地問,為什麼這麼多人在面臨其他諸多的選擇之時,依然覺得獨居生活具有獨特的吸引力?為什麼在當今世界最為富足的社會中,獨居現象變得如此普遍?是什麼使獨居生活對於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都極具誘惑?




人們投身獨居生活這樣一場社會試驗,因為大家相信,這是有益處的。獨居生活有助於人們追尋神聖的現代價值——一個人的自由、對自身權力的掌控以及自我實現,這些都是自我們青春期起直到生命終結,具有極為重要意義的價值。獨居生活使人們可以在適宜的時間,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獨居生活將人們從家庭以及婚姻伴侶的需求和限制中解放出來,令人們可以更將注意力集中於自身。在我們今天的時代,數字化媒體以及急速擴張的社交網絡,令獨居生活甚至給人們帶來更多的受益——保持隱私與獨立的空間與實踐。這意味着,獨居生活令人們有機會探索並認知自身生命的意義與目的。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獨居也許恰恰是人們需要的新社交方式。畢竟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説,獨居生活不過是一種週期性的狀態,而非穩定的長久之計。儘管並非所有獨居者,但獨居者中確有許多人最終決定他們需要回歸家庭生活並尋找一個生活伴侶,愛人、家庭成員,或者是朋友。但這些人同時也清楚地知道,如今每個人的生活安排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承諾也未見得是永久的。人們開始改變傳統,卻依然不確定新的生活究竟何去何從,而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在各個階段變換生活狀態也依然變得司空見慣,單身、單親家庭、成婚、分居、穩定的愛侶,以及最終又迴歸獨自一人。

這意味着每個獨居的人都將面對更多的壓力,有時也難免忽然產生自我懷疑——究競什麼才是恰當的生活方式。但這並不代表獨居者應當被冠上孤獨或者離羣的帽子,事實恰恰相反,有證據表明獨居者與他人相比,在社交上更為活躍,而獨居者佔較高比例的城市也擁有更為蓬勃的公共文化。


找到全新以及更好的方式來幫助那些因社交隔離而感到困擾的人們是重要而且急迫的,但是,將獨居現象與社區的終結或者社交的衰落聯繫起來並傷春悲秋,反而是將對於社交隔離問題的關注引向錯誤的方向,而對於那些急需幫助的個體與地區卻毫無益處。

獨居與孤獨並非同一個概念,但在近年來,許多記者、教授以及權威人士一直持續不斷地將兩者混為一談,將獨居現象的增加當做當代社會解體的徵兆,並激化了人們對此的恐慌。第一個例證就是《孤單的美國人》一書,此書是在哈佛醫學院教授精神病治療法的夫妻學者傑奎琳·奧爾茲與理查德·施瓦茨合寫的。他們在書中警告説“不斷上升的孤獨感”與“國內不斷提升的社交孤離”正在危害人們的健康與幸福,書中提出了兩個令人震驚的調查研究結果,以支持這一論點:其一來自於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文章報道説在1985年到2004年間,宣稱自己無人可以討論或傾訴重要問題的美國人的人數翻了三倍,已接近美國人口的1/4。

美國人口的1/4!這實在是令人震驚的統計數據,但《孤單的美國人》的兩位作者卻並非第一個提到這一數據的學者。這一研究結果來自杜克大學的社會學家的某項調查,自發布之日起,就一直是被媒體報道爭相引用於標題中,也是脱口秀中常被提及的話題。如果這一數據屬實的話,那毫無疑問這確實是令人煩擾的現象。可事實上,即便是撰寫原文的社會學家們對於自己的調查結果數字也持懷疑態度,他們提醒所有的讀者,調查中的孤獨感的廣泛性可能被誇大了,然而可惜的是,人們似乎並未聽從這一勸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社會學家克勞德·塞爾菲捨爾對此甚至持較為駁斥的態度,在徹底查閲了有關研究數據後,他指出,這篇文章對於美國人孤獨感的結論是不真實的、不恰當的,也不符合其他調查的結果他甚至將這一錯誤歸結於這一社會調查方法上的缺陷。塞爾菲捨爾最終做出結論:“學者和普通讀者不應當將此文中關於1985年到2000年間美國人社交的改變的有關調查引為論據,實際的情況是,美國人的社交可能並未改變。”

《孤獨的美國人》在書中的第二個調查宣稱上甚至更為粗心大意:2000年美國家庭住户中大約有1/4是獨自居住的人,而這則顯示瞭如今人們是多麼孤獨且與世隔離。實際上,幾乎沒有證據可以證明獨居是造成美國人孤獨感的元兇。大量的公眾調查表明,決定孤獨感的並非人際交往的數量,而是質量。是否獨自居住並不重要,問題的核心是人們是否覺得孤單。而實驗室式的調查研究以外,也有大量的證據足以支持這個觀點,就像離婚和分居的人們常常説的那樣,與一個不對的人生活在一起,才是最寂寞的事。

那些總是在媒體上鼓吹婚姻而譴責單身主義的專家們也推波助瀾。以《婚姻的狀況》為例,在書中,作者琳達·懷特與麥琪琳·加拉格爾指岀,與已婚的人羣相比,那些獨居的人(包括離婚、喪偶及單身人士)更難獲得快樂、健康和財富。她們宣稱:“婚姻對每個人來説都是有益的”,而同時,不婚的人“與身患痼症或者身處貧窮的已婚人士相比,男性的壽命要短十年,而女性短壽更甚”。

這些警言也許確實出自好心,但與調查顯示的結果相比,確實誇大其詞了。例如,充分的證據表明,從未結婚的人們與正處於婚姻中的人們相比,幾乎一樣幸福快樂,而且甚至還要比那些喪偶或者離婚的人要來得更快樂,更不寂寞。還有證據表明,糟糕的婚姻會給雙方都帶來極大的壓力、負擔和疾病;最近的一項調查還表明,“身處糟糕的婚姻關係中的人們甚至顯現出比離婚人羣更高的健康風險”。更重要的是,誠如《婚姻的狀況》一書的某些批評者所指出的,將已婚人士與非婚人士放在經歷其他問題困擾的前提下進行調查比較,僅僅具有學術研究(以及統計學)上的意義,換句話説,已婚人士良好的精神、健康以及經濟狀況,也許恰恰是他們能維持持久婚姻的原因,而非持久婚姻的結果。

並非只有婚姻制度的支持者才會因為激進的觀點而影響他們的分析研究,與他們持相反意見的單身主義的擁躉以及捍衞者們也常常會犯同樣的錯誤,單身主義者集中精力尋找不婚的祕密以及社會學定論,以至於他們無暇也無力去研究獨自生活的種種挑戰。例如,儘管在《選擇單身》一書中,心理學家貝拉·德保羅也認同獨身者承受了各種偏見和歧視,但“最後仍過着幸福快樂的生活”,儘管這對他們來説並非易事,而且幸福快樂也並非永遠(畢竟,誰又能保證永遠?)。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知道原因。

獨居生活並非像人們常常定義的那樣是一種社會問題,但對於獨居者以及那些關心他們的人而言,獨自生活確實會帶來各種各樣的挑戰和困難。正因為過往的人類社會從未擁有過如此龐大的獨居者人口,這也意味着人們無法從過往的歷史中獲得經驗教訓,這也將理解“在大量獨居者的社會中生活究竟意味着什麼”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最高,而我們的當務之急是理解當代社會是如何演變至此的。


艾裏克·克里南伯格著,沈開喜譯

選自《單身社會》,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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