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穿越20世紀

東方歷史評論2019-06-18 06:47:38

撰文:朵漁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


拉普拉斯旅館

 

這是1935年巴黎的春天。在位於聖讓菲也夫高地附近的一條中世紀的街道旁,一家叫拉普拉斯的旅館裏,住滿了歐洲各國的流亡者和留學生。在旅館外面的大街上,你可以看到旅館的窗台上晾曬着花花綠綠的衣服,黑呢子短大衣,深綠色西服上衣,碎花裙子,時髦的絲襪,以及解剖系學生常穿的白大褲。旅館裏的嘈音並不比街上更低,你經常可以聽到住客們用獨特的俚語彼此粗聲叫喊。


這條陰暗的小街被長滿毒菌的石頭、磚瓦和常年生的藤蔓包圍。街道兩旁是一些小吃店、門框窄小的下等旅館,在街角處有兩家小妓院。街燈是那種帶着瓦楞形玻璃罩的昏暗的柱形燈,燈下經常會遇到一些穿着時髦、左手掛着小皮包,右手抱胸的女子,她們有的是妓女,有的僅是一些正等待情人出現的大學女生。


20世紀30年代,世界之都巴黎的陰天總是多於晴天。戰爭的陰影已經開始讓這條小街竅竅私語了,偶爾在旅館的窗台上,會掛出一面繪有納粹標誌的小旗幟。但大多數人仍在工作或沉睡,他們中大多是些老人、公務員或者教師。傳説這條街就要拆除,用以建造更宏偉的建築,但一直沒見建築隊行動。大家似乎都在等待什麼。


旅館的二樓向陽的一間住着三個人,其中兩位是同性戀者。他們是因共同的愛好而住到一起來的。三個當中,有一個波蘭青年,叫切斯瓦夫·米沃什,剛剛通過一位朋友的介紹,他得到了國家文化基金會的贊助,得以來到世界的首都巴黎。他並不願分享同性戀的樂趣,當然也沒有人來打擾他。能從巴蒂諾爾區爬滿蝨子的波蘭留學生宿舍搬到這裏來,他感到很滿意,雖然有同性戀者、黑人小偷相伴,他都儘量把這些變作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樂趣來看待。拉普拉斯旅館的一大好處是:人們在此可以悉聽尊便,甚至可以在任何種類的燃燒器上燒飯做菜。


經常是在黃昏來臨之前,這個波蘭青年就要陷入一種難以自撥的內心的動亂之中。他非常敏感於一場普遍的災難,那不僅僅是一種戰爭的恐怖。“因此,坦白地説,以我悲觀的態度評價生活,因為它主要是由痛苦和對死亡的恐懼所構成,而且我覺得,一個人能夠沒有病痛地活過一天,就應當認為自己十分幸福了。”(米沃什《青年人和神祕事物》)在別人眼裏,他總是心事重重,或者心不在焉。他是那麼容易感受外界的刺激,季節、氣温或者窗外的嘈雜聲,“每點細節都帶着全部色彩和硬度”印入他的心底。那時,他已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詩集《關於凝凍時代的詩》,他22歲。那一段時間他想得太多,因此反倒寫得很少。“同時,我像個瘋子一樣,成了另一種力量的被動的工具,那種力量從體內什麼地方運轉起來,它既是我又不是它。”“我寫得很少,但我整個星期都在一種韻句的力量中度過,它卻沒有為有意識的目的真正留出多少空間。”(同上)他內心的風景對他是一種磨難,以致夜晚他經常會夢見一道致命的光線追逐着他,等他到達安全的岸邊時,他已經快被擊潰了。


在寫於1980年的一首叫作《路過笛卡爾大街》的詩中,米沃什回憶起了自己在巴黎的那段時光。路過笛卡爾大街/我走向塞納河,靦腆,一個旅客,/一個剛到世界之都來的年輕的野蠻人。”這就是他,一個“小地方人”對世界之都巴黎的最初印象。當米沃什還在家鄉維爾諾讀預科學校時,就曾經夥同兩個同學,又是搭車,又是划船,來到萊茵河北岸。當他們久久眺望着對岸起伏的山巒時,真是充滿了欣羨之情。我們這幫人,來自雅西和科羅日發,維爾諾和/布加勒斯特,西貢和馬拉喀什,/羞於記起自己家鄉的風俗,/……把靉靆的省份拋到了身後,/我走進了萬眾的、眩暈的、渴望的地域。”這些拋卻故鄉風俗、渴望融入世界之都的外省人,卻被冰冷的城市拋棄在一個陰暗的角落,“城市按照它的本性行動,/在黑暗中響起沙啞的笑聲,/烘烤長麪包,把酒倒進泥罐裏,/在街頭買魚、檸檬和蒜,/對榮譽、羞恥、偉大和光榮無動於衷。” 



為了剋制內心的混亂,他為自己規定了一個固定的程序。每天早晨,步出陰暗的拉普拉斯旅館,穿過盧森堡公園,走到“法語協會”去聽課(春天他將在那裏參加高年級畢業文試);每週兩次,到旅館附近的游泳池游泳。他喜歡跳水蹦板的砰砰聲,喜歡從玻璃屋頂傾瀉進來的温暖陽光。然後,他會再走幾分鐘的路程,到穆塔利森會堂去旁聽“保衞文化大會”。他的這個計劃因他的朋友京特的介入而使他略感不快。這個矮胖白皙的青年富於希臘精神和荷爾德林式的懷舊情緒。這也是一個內心充滿風景的人物,他的憤怒更直接也更誠實,他嫌棄以文字裝飾起來的軟弱,更信奉赤裸的暴力。因為共同的憤怒情結,使兩個青年心心相印。“一股厭惡情緒竟掠過我的心頭。京特用手遮住了一道難看的斜視目光。他的姿勢使我想起我在波蘭和我的馬克思主義同行們一起參加過的另一些集會,想起我們對於講演人的老處女式用語的嘲笑。”(同上)


常常,米沃什作為一名青年詩人,會去位於夏多布里昂大街的一套公寓裏拜訪一個叫奧斯卡·米沃什的詩人兼《聖經》註釋家,一位在現代城市的沙漠裏冥想創造的神祕主義者,也是他的本家。那時奧斯卡已57歲,有一個細聲細氣的“男爵夫人”時常出現在他身邊。他們三個人有機會就在蒙梭公園的砂礫小道上漫步。每次去,米沃什都可以看到奧斯卡房間的桌上擺着一排各種文本的書籍和字典,地板上是成堆的新詩集,那都是忠實的詩人們呈獻給他的。他被允許在那堆書裏翻找,愛拿什麼拿什麼。和所有青年詩人一樣,他崇拜名人的傾向十分嚴重,嚴重到從不敢拿出自己的作品呈給奧斯卡求教。他誠恐於他們之間所存在的距離,他的謙卑告誡他,他的那些塗鴉之作不過是奧斯卡可以用腳掃到房間角落去的、地板上那堆東西的一部分。每次去,米沃什都覺得,那個四壁蕭然的隱居處賦予了夏多布里昂大街一種永久的嘲諷意味;就在街對面,在精緻的阿塔拉公寓裏,在俗氣的舒適環境中,卻住着一位假詩人,波蘭大使館的文化參贊。


奧斯卡·米沃什常帶他到波卡爾迪——一家意大利餐館去吃早點。在那裏,他向自己的小本家講述法國文壇的一些掌故,文化名流們的逸事。比如被冷落的埃德加·艾倫·坡,表現主義舞蹈家伊莎杜拉·鄧肯和她的丈夫、詩人謝爾蓋·葉賽寧。“奧斯卡以明顯的厭惡心情,回憶起這個俄國流氓(他是這樣稱呼他的)在巴黎發酒瘋的洋相”。奧斯卡以一種煉丹術士的口吻説,現代詩歌帶有一個頹廢時代的烙印,是不應當太當真的。同時他還警告切斯瓦夫·米沃什:過分注重形式問題,將會一事無成。


住在拉普拉斯的日子裏,還有一件事需要提及,他參觀了凡·高的一個畫展,“當我第一次站在它們面前(那時我還不熟悉他的身世),一股反感情緒貫穿我全身。像看到什麼猥褻事物似的。”這似乎不太符合一個藝術青年的正常反應。但到了後來,米沃什又對自己的反應作了修正:“但是,要大聲表達我的愛憎,那時也太難了;我也不能夠把它們説清楚。於是我接受了慣例,凡是現代的都是極好的,而我對於凡·高的一剎那的憤激,始終是一件個人的可恥的祕密。”(米沃什《青年人和神祕事物》)為什麼要這樣説呢?誰又沒在自己年輕時犯過同樣的錯誤呢?可怕的藝術敏感力、判斷力並不時時相隨。


不到一年的時間,獎學金用完了,也沒有在巴黎找到合適的工作,他必須重回波蘭。“在巴黎的一年是期待的一年,而不是出成果的一年。我並不想回到悲哀的風景,充滿濃雲和噪鴉的憂鬱的天空。”但他需要工作,需要一個穩定的處境來為自己的寫作帶來必要的時間。在他啟程的那一天,他最後一次見到奧斯卡,像一隻文雅的老鷹,站在“歌劇院”地鐵站的台階上,向切斯瓦夫道別。


“你説,這場戰爭將在1939年開始,要打5年之久,那麼誰會倖存下來呢?”切斯瓦夫問。


“你會倖存下來。”奧斯卡説。


1939年的春天一到,奧斯卡的訃聞便傳到了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耳中。這位對街頭的麻雀、對兒童、對樹木、對“雲彩兄弟”充滿着兄弟之愛,能為詩、美而流下激動眼淚的現代隱士,在戰爭來臨之前離去,似乎不忍再看這悲慘世界一眼。切斯瓦夫·米沃什陷入無限的哀思中,為這位拉普拉斯旅館時期的引路者,一個二十三歲的滿懷強烈希望的青年的神祕導師。“有一個教我不要絕望的人,我從他那裏學到很多東西”。他一直慶幸自己能在少年時期遇到這樣一位具有強有力的人格的隱士,從奧斯卡那裏,米沃什理解了緩慢、謙卑、見證,“他使我對新舊約的信仰有更深刻的認識,諄諄教導我在一切心靈事物中,包括屬於藝術的一切事物,要有一個嚴格的、苦行主義的等級制度,”他説,“我按照自己謙卑的天平,由此得出結論,一個人不應當向前跳得太遠,一切都成熟得緩慢;或者是我們總在讀者前面多跑一步,或者是我們向前走兩步遠就超過了他。換句話説,有公共知識和私人知識這樣一種東西,寫作不過是它的一個百分率。”他同時也理解了奧斯卡的神祕的隱修方式,“如果他繼續創作‘文學’作品,他想必會贏得聲譽,但是,他服從他的內心衝動,拒絕參加競技。”“從俗也好,罪過也好,我只能隨着自己的時代前進,充其量為將來還會發生什麼,插進一兩個論據。”(米沃什《青年人和神祕事物》)


四十多年後,當米沃什站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台上,列舉對他的思想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時,他提到了兩個名字:一個是西蒙娜·薇依,一位熱愛上帝的苦行主義者;另一位就是奧斯卡·米沃什 ,“一位巴黎的隱士和幻想家”。“我的幸運是,我的親戚奧斯卡·米沃什,一個巴黎的隱士和幻想家,待我幾乎像親兒子一樣。我把他當一個先知來傾聽”,這是一個“以為憐憫、孤獨和憤怒所耗盡的古老的愛來愛自己的人民的先知”。(米沃什《受獎演説》)他曾在奧斯卡主編的《南方雜誌》上發過一首詩,他稱這是一本“傑出的雜誌”。

 

我又一次倚靠在河堤粗糙的花崗巖上,

彷佛是從地府旅行歸來

突然在光亮中看見季節的轉輪,

其中多少帝國崩潰了,曾經活着的人也已死去。


沒有什麼世界之都,這裏沒有,別處也沒有,

被廢除的風俗恢復了它們小小的榮譽

至今我才知道人類世代的時間不像地球的時間。

至於我的深重罪孽,有一樁我記得最清楚:

有一天沿着小溪,走在林間的小路上,

我向盤在草叢裏的一條水蛇推下了一塊大石頭。


而我生平所遭遇的,正是遲早會落到

禁忌觸犯者頭上的公正的懲罰。

——(《路過笛卡爾大街》 綠原 譯)


時隔差不多半個世紀,當米沃什回憶起他的第一個巴黎之旅,內心充滿了滄桑後的釋然。在他1984年為自己所選的詩集《被拆散的筆記本》中,他將這首詩置於篇首。沒有什麼世界之都,多少王朝崩潰,多少英雄死去,世界的中心只在那小小的風俗之中——在那裏,一個小小的禁忌,都可能成為命運。


拉普拉斯時期之後,和他的國家一樣,米沃什進入真正內心的狂暴時期。拉普拉斯,作為人生的一個節點,一段真實的細節,還原了詩人的一段青葱歲月。這也許只是個平凡的起點,這些細節裏卻預示着詩人後來所成就、所承受的一切。


2


華沙,華沙


在獲得獎學金赴法國留學之前,米沃什曾在維爾諾的泰凡·巴託雷大學學習。這位法律系學生和他的朋友們創辦了一份名為《火炬》的文學刊物,和一個同名的文學團體“火炬社”,號稱波蘭文壇的“災難主義詩派”。“我們一羣人當時是左傾分子,自成一派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預言全世界即將面臨一場空前的浩劫。”(台灣版《禁錮的心靈》)1936年從巴黎回國後,他開始在波蘭電台文學部任職,並出版第二部詩集《三個冬天》。他已被公認為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天賦的作家,似乎一個不錯的前程正在這位年輕人面前審慎地展開。然而,戰爭的煙塵即將在歐洲上空騰起,“對於敏感的人來説,空氣中浮動着恐怖的味道”。米沃什在一首寫於1936年的詩作《莊嚴的河流》中,透出了驚人的預見性:“像白色懸崖的焚屍爐”,煙從“死去的胡蜂的蜂巢”中散出。


1939年初,當幾個波蘭青年從收音機裏聽到希特勒的演講後,他們已經清除地知道了自己將要面臨的命運。8月23日,德蘇兩國簽訂了裏賓特洛甫一莫洛托夫密約,就瓜分波蘭達成了協議。9月1日,納粹軍隊閃電入侵波蘭,蘇聯也從東部進入波蘭,德軍攻陷華沙,維爾諾處在紅軍統治之下。不久,希特勒對蘇聯開戰,而波蘭軍隊已完全沒有還手的餘地。“對波蘭兩面夾擊的戰爭像在螞蟻山上放了一把大火,成千上萬飢餓與恐懼交加的人們擠滿道路:軍隊潰敗,士兵爭相逃命,警察脱掉制服也跑開了,婦女們在人羣裏拼命找她們的丈夫,想參戰的男人們卻找不到軍隊。成羣的人們從東部逃向德國佔領的西部地區,同樣,也有另一批人們從德佔區逃向蘇聯控制的東部地區。也許只有在20世紀才可能出現這種標誌着國家末日的大混亂。”米沃什在《被禁錮的頭腦》一書中寫道。


1939年的決定性失敗,使整個華沙城籠罩在一片垂頭喪氣和恐怖的氣氛中。戰爭初期,米沃什曾短期回了一趟維爾諾,他發現紅軍統治下的維爾諾已經面目全非,他的那些先鋒派的詩歌小圈子,已像“紙房子一樣倒塌了”。他只好匆匆逃離,穿越四道封鎖線,回到華沙,並加入左派抵抗組織。他參加祕密的文學社團,編輯了一本抵抗詩文集《不可征服的歌》,並着手翻譯雅克·馬利坦的《穿越災難》。他還記得,有一次,他剛在一家咖啡館參加完地下小組活動不久,蓋世太保便跟蹤而至,逮捕了咖啡館裏所有的人,包括一位右翼的文學編輯。“他被槍殺在華沙附近的一座森林裏:沙地、松樹、行刑的口令。”(《米沃什詞典》)逮捕、監禁、暗殺、集中營……人們對這些概念漸漸習以為常。有一次米沃什和他的幾個朋友剛從一位鄉下朋友那兒回來,他們漫步華沙街頭,感受着生活的短暫的愜意。“這是一個美麗的夏日的早晨。我們並不知道這天將成為我們城市的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而被記住。當我剛進屋關上身後的門,我聽到來自大街上的尖叫聲,從窗户看過去,我看見一場全面搜捕正在進行。這是送往奧斯維辛的第一批搜捕。後來數百萬歐洲人在那裏被殺害。此時,集中營的工作才剛剛開始。這天在大街上被抓住的第一批遭放逐的人們似乎沒有一個活下來。”(《被禁錮的頭腦》)


隨着戰事的發展,波蘭的大多數城市和國土變成希特勒帝國的一部分。差不多五年半的時間裏,波蘭人民生活在一種任何文學或歷史經驗都無法準確描述的高壓和恐怖之中。“我們所看到的東西超出了最大膽的、最毛骨悚然的想象,為我們熟知的古老的有關恐怖的描寫只能使我們對其天真發出微笑。德國人在歐洲的統治是殘酷無情的,但什麼地方也比不上在東歐的那種殘忍殘暴,”米沃什説,“我們仍然活着,因為我們是作家,所以我們試圖去寫。事實是,過不久我們當中就有一個人退出來,被遣送到集中營或被殺害。對此我們無能為力。我們像被流放到飄浮的冰塊上面;不敢去想這冰塊什麼時候便會溶化。”(同上)


…………

我們註定要活着,當場景 

變得暗淡,一個希臘廢墟的輪廓 

把天空弄黑了。這是正午,漫步

穿過一座黑色的建築物,你看見工人們

坐在一束狹窄的陽光燃起火的

地板上。他們拖出一些

厚厚的書,把它們當桌子

開始切着麪包。這時一輛坦克

隆隆駛過,一輛電車迴應着。


這首詩寫於1941年的華沙,題目是《一本廢墟里的書》。一座座黑色的建築,或毀於炮火,或毀於“最近的一次強風”。發黴的骷髏、手榴彈的殘片、機械和混凝土的森林……在這一切之上,一本從廢墟中散落的書,彷彿聚集了全部的災難和救贖的希望。然而遊蕩在歐洲上空的戰爭的陰雲幾乎讓一切希望都化為絕望。1943年,作為華沙猶太區慘案的目擊者,那巨大的人性災難穿越了米沃什漫長的一生,每當他沉醉於生活的幸福時光時,總是情不自禁地回憶起那令人驚愕的時刻。“常常,當我坐在巴黎一家咖啡館的露台上,或是步行穿過這座大都市時,會陷入某種擺脱不了的思緒。我看着身旁過往的淑女們,看着她們華美的秀髮,她們驕傲地揚起的下巴,她們線條柔和,召喚着愉悦和慾望的細長咽喉——每當這時,我的眼前就會浮現出一個同樣年輕的猶太姑娘。她大概二十歲左右,身材豐滿,光彩照人,成天興高采烈。當時她正舉着雙手,胸膛前挺,沿着街道奔跑。她尖鋭地叫喊着‘不!不!不!’死亡的必然性超出了她的理解力——一種來自外部的必然性和她毫無準備的身體沒有任何關係。在她的叫喊聲中,黨衞軍的衝鋒槍子彈把她擊倒在地。”(米沃什《詩的見證》)


1943年,青年米沃什寫下了他作為見證者的著名詩篇——《菲奧裏廣場》,詩中寫道:


……

我想到了菲奧裏廣場

在華沙的旋轉木馬旁

一個晴朗的春天的夜晚

變成了狂歡節的曲調。

歡樂的旋律淹沒了

從猶太區圍牆齊發的炮彈聲,

一對對高飛在

無雲的天空。


火堆吹來的風時不時

會把黑色的風箏颳起,

騎着旋轉木馬的人們

抓住半空中的花瓣。

那相同的熱風

吹開姑娘們的裙子

人們大聲笑着

在美麗華沙的星期天……

             (張曙光 譯)


康波·代·菲奧裏,這個曾經對布魯諾執行過火刑的著名廣場,被米沃什從羅馬移植到了華沙。詩作描寫的是1943年華沙猶太人起義的情景。德軍佔領華沙後,用鐵蒺藜和10英尺高的圍牆建起了猶太區,把猶太人看管起來並準備處決。自1942年7月22日開始,德軍每天向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營輸送5000名猶太人。1943年4月19日,黨衞軍頭目希姆萊為慶賀希特勒的生日,對猶太區發起一次特別行動,遭到了猶太人的頑強反擊。經過近一個月的戰鬥,約1.3萬華沙猶太人犧牲。一邊是納粹德軍用重武器和火焰噴射器對猶太區的清洗,在一牆之隔的廣場上,一些市民就在滾滾濃煙中歡笑着騎木馬或盪鞦韆。曾有人斷言,是米沃什臆造了這一情景,而另一位華沙人、哲學家柯拉柯夫斯基則證實了這一切是真:“那時我每天都去市中心,我記得這個馬術表演場,就在火光沖天的猶太區的圍牆邊。從那裏可以聽到爆炸聲,風夾帶着碎紙片,甚至還有正在燃燒着的衣服吹過來,表演場上的人們就在無憂無慮地玩這個——有時他們甚至能隨手在風中抓住一小片什麼……”(亞歷山德拉·萊涅爾-拉瓦斯汀《歐洲精神》)一牆之隔的生與死、悲與歡、去與留、善與惡……這是一幅怎樣令人恐怖的畫面,所有這一切又包含着怎樣的人性的冷漠和愚蠢。米沃什説:“這絕對不是反猶太主義的表現,這是對身邊生命冷漠以對的表現。這種冷漠甚至讓他們無法低下頭看一眼這不幸,甚至讓他們無法回家去對着那些死去的或他們無法幫到的人靜默一個時辰。”每思及此,米沃什都覺得,每一個曾在大屠殺期間親歷過這片土地的人,都是有罪的,都應該受到自我良心的審判。


在波蘭東部地區,處在蘇聯控制下的波蘭人正在經受另一種折磨。由於懷疑波蘭共產黨人有民族主義傾向,逮捕的浪潮便一直未斷。許多活躍的波蘭共產黨人,由於擔心受迫害而逃到蘇聯,最後卻在蘇聯被莫名其妙地判刑和清洗。大部分不被信任的居民遭到遣送或流放,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員會在黎明時就挨家挨户地敲門,給那些被遣送的人家一點時間收拾最基本的日用品,勸他們穿得暖和一些。“牛車帶走了囚犯、男人、婦女和兒童。先是幾萬人、最後是幾十萬人潮水般地被趕到東方。經過幾周或幾個月的長途跋涉,最後到達了目的地:極地的強迫勞改營或西伯利亞的集體農場。”(《被禁錮的頭腦》)一邊是納粹恐怖鎮壓,一邊是共產主義極權統治,兩種恐怖統治以不同的方式製造着人性的雙重毀滅。米沃什下面這首詩,在不動聲色之中,記錄下了這絕望而潰散的時刻:


還有這樣令人絕望而憤怒的時刻:

他們命令我們收拾東西,因為房子要燒燬。

還有時間寫信,可是那信在我身上。

我們放下包袱,靠牆坐下。

他們盯着,當我們將一把小提琴放在包袱上。


我那些小兒沒有哭。嚴肅與好奇。

一個士兵拿來一桶汽油。其他的在撕下窗簾。

——(《夢痕錄》沈睿 譯)


1939年,蘇聯人從另一方攻入波蘭後,俘虜了23萬名波蘭軍人。蘇聯內務部奉斯大林指示,對被俘波軍進行了“政治鑑別”工作,士兵們大多被釋放了,但剩下的由各類知識精英組成的1.5萬名軍官,則被送往科傑爾斯克、奧斯塔切科夫、斯泰羅別爾斯克集中營。1940年春天,他們與家庭的一切聯繫突然中斷,無影無蹤了。根據後來披露的一份編號為“1”的蘇共政治局祕檔,內務部頭目貝利亞當年曾向斯大林報告説,被俘波軍是蘇維埃“不共戴天的敵人”,建議按“特別程序”審理,處以極刑。據此,聯共(布)政治局當日通過決定,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揚、加裏寧、卡崗諾維奇等共同簽名,授權內務人民委員會對報告中所列25700名波蘭軍人執行槍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卡廷森林慘案。


當我們離開那燃燒中的城市時,

在第一條野徑上,掉頭回顧,

我説:“讓野草覆蓋我們的腳印吧。

讓無情的先知在火中沉默,

且讓死者告訴生者所發生的事。

我們註定要生出一個新的、勇猛的種族,

免於在那兒昏睡的罪惡與快樂。

我們走吧——”於是一把火劍為我們劈開了大地。

——(《逃亡》杜國清 譯)


蘇聯入侵波蘭期間,波蘭戰俘被蘇聯紅軍俘獲


1944年的夏天到了,忍辱負重、寄人籬下的波蘭人似乎看到了曙光乍現。蘇聯紅軍和在蘇聯境內組建的新的波蘭軍隊已踏上了波蘭土地。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決定組織起義軍,以期在蘇聯紅軍到來之前解放華沙。1944年8月1日,由5萬名華沙抵抗運動成員、軍人和居民組成的“國家軍”,向佔領華沙的德軍發起進攻。整個戰鬥持續了63天,最終起義軍因彈盡糧絕被迫投降。“整整兩個月內,足足有一千米高的混合着火光的煙柱挺立在華沙上空。二十萬人死在街頭巷戰中。而沒有被炸彈或重武器噴射的火焰擊倒的人則被納粹衝鋒隊燒死。”雖然蘇聯紅軍早在1944年7月29日就已到達維斯瓦河畔,但他們沒有向波蘭起義軍提供任何幫助。華沙是反抗德國人的中心,但同樣也是反抗俄國人的中心,它必須被摧毀。紅軍軍官用望遠鏡仔細觀察着對岸的巷戰,硝煙越來越濃,模糊了他們的視線。直到1945年1月17日,蘇軍才進入華沙,此時的華沙城幾乎已被希特勒的軍隊夷為平地。“這是一隻蒼蠅反抗兩個巨人的搏鬥。一個巨人在河對岸等另一個巨人去殺死蒼蠅。”米沃什説,“最終,他撲滅了蒼蠅,這僅僅在另外一個巨人撲滅它之後,這是一個有耐心的巨人。


只有我劫後餘生,

活過咖啡館裏的那張桌子,

那兒,冬日正午,一院子的霜閃耀在窗玻璃上。

我可以走進那兒,假如我願意,

而在淒冷的空中敲着我的手指,

召集亡靈。


以不信,我觸撫冰冷的大理石,

以不信,我觸撫我自己的手。

它——存在,而我——存在於活生生的變易無常中,

而他們永遠鎖在

他們最後的話語,最後的一瞥中,

且遙遠如發蘭廷尼安皇帝,

或者馬薩給特的酋長們——關於他們,我一無所知,

雖然才經過不到一年,或者兩三年。


我可能仍在遙遠北方的森林中砍樹,

我可能在講台上説話或拍電影,

使用他們聞所未聞的技術。

我可能學嘗海島水果的味道,

或者穿着這世紀後半葉的盛裝照相。

但是他們永遠像某些巨大百科全書中

穿着禮服大衣和胸前有花邊皺摺花紋的半身像。


有時當晚霞漆染貧窮街上的屋頂,

而我凝視着天空,在白雲中我看到

一張桌子在晃動。侍者帶着盤子急轉,

而他們望着我,暴出笑聲,

因為我仍然不知道在人手中死去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知道,他們知道得很呢。

——(《咖啡館》杜國清 譯)


這首名為《咖啡館》的著名詩篇,寫於1944年。那是起義失敗之後的一個蒙霜的午後,當詩人獨自坐在咖啡桌前,想起了曾經坐在一起談笑爭論的夥伴。在淒冷的虛空中,詩人召集來亡靈,參與一場共同的回憶。一些人逝去了,一些人仍然活着,那選擇消失的人,對每一位活着的倖存者都是一種質問。活着的人有多種可能的生活以供選擇,而逝去的人則變成了百科全書中永恆的半身像。生已變得艱難。令人悲哀的是,死,仍然在繼續。


1945年4月,在德國人被紅軍趕走之後,有一次米沃什和他的朋友漫步在他曾經戰鬥過的城市街頭,那曾經熟悉的城市的一隅,此刻幾乎已經認不出,沉寂、荒涼如置身於古怪的月球。這裏埋葬着他的朋友,以及很多明知不存在勝利的希望卻又自願犧牲的波蘭青年。20歲的詩人克里斯托弗,一個消瘦的氣管病患者,死在狙擊坦克的崗位上;詩人凱羅,工人區的兒子和一部關於荷馬的戲的作者,和他形影不離的同志詩人馬瑞克一道,在炸燬一個路障時雙雙身亡;年輕的哲學家繆爾伯蘭德,一位海德格爾的信徒,出於對“自由選擇的時刻”的信仰,主動要求參加巷戰,結果三個小時後便陣亡……在一片廢墟旁,他看到一塊吊在柵欄上的小木板,上面用紅漆或血寫着:“利歐特納·茲別斯塞克的受難之路”。“誰是利歐特納·茲別斯塞克?”米沃什追問道,“仍然活着的人中間有誰知道他受了怎樣的罪?我們想象他是在爬着經過這個出口時——他的一些同志也許早被殺害了——寫下了這句話。我們彷彿看見他意識到自己的致命傷,卻集中了短暫的意志力去完成這件事,因為這僅僅是在完成他的責任。為什麼?誰能來評價他的智慧或瘋狂?”(《被禁錮的頭腦》)


華沙劫掠之後,米沃什和一幫作家、藝術家躲到古老的克拉科夫城,在此避難。1945年4月30日,蘇軍攻佔了柏林,結束了在歐洲戰場的最後一役。5月8日,德軍宣佈投降的消息傳來,夜空被髮射的火箭彈照得雪亮。街上回響着輕武器發出的噼啪聲,那是紅軍在慶祝他們的勝利。第二天早晨,那是春日裏美好的一天,米沃什和他的朋友坐在一家波蘭電影公司的房間裏,討論一部電影劇本。“由於為影片的結尾大傷腦筋,我們便把腳放在桌椅上面,在房間裏踱來踱去,抽很多的雪茄,不時地被撲到窗户上的麻雀的啁啾所吸引。窗外是一個長着年輕的樹的院子,在院子的那端有一座巨大的建築,此時已經改造成一座監獄以及警方安全總部所在。我們看見在帶柵欄的窗户後面年輕的囚徒劃出的痕跡。有些人把臉伸出來指望曬到一些太陽。另外一些人用金屬鈎來取沙堆上的紙條,那是隔壁牢房的人扔出來的。站在窗前,我們只有沉默地觀望。”(同上)


很容易猜出,這些人正是華沙起義時的“國家軍”戰士。由於華沙起義沒有成功,聽命於流亡政府的“國家軍”戰士不僅沒有被視為國家英雄,反而被視為不穩定因素。波蘭國旗在各個城市上空飄揚,逮捕“國家軍”成員的行動也在悄悄進行。儘管他們的敵人曾經是希特勒,但現在這些人卻被新政權視作階級敵人。


3


被禁錮的心靈


戰爭勝利了,經歷了戰火和流浪之苦的人民回到了家中,自由和民主成為時髦語言。根據列寧的策略,波蘭政府宣佈要在農民中間重新分配地產。然而米沃什卻發現,整個國家沒有一絲勝利的喜悦,相反卻被一種憎恨的情緒攫住。得到土地的農民,恨;入了黨的工人和公務人員,恨;名義上參政的社會黨人,恨;努力發表了手稿的作家,恨。為什麼?因為這不是他們自己的政府,它是由於一支外國軍隊才得以存在的政府。“為政府和民族的婚禮所準備的婚牀裝飾着民族的象徵和旗幟,但從牀下卻伸出了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的皮靴” 。(《被禁錮的頭腦》)


戰後,在市政當局的要求下,米沃什被迫離開了大學城克拉科夫。他被懷疑是共產黨的同情者,以及對立陶宛人和白俄羅斯人抱有好感。米沃什只好離開,去華沙找一個剛剛得勢的大學同學。他的全部財產除了身上的工作服外,就是一個麻袋,裏面裝着他的手稿、剃鬚用具和一本約翰•蓋伊的《乞丐的歌劇》。米沃什認為,從蘇聯自身利益的角度來看,他在戰時的所作所為無疑是犯了某些罪孽的,他曾寫過反對斯大林主義的公開信,這使他差不多處於親西方的持不同政見者的位置上。“然而,現在我是有用之材,我在德佔時期的記錄並不太壞,我的筆對新制度還有些價值”。他還不需要太擔心。


他要見的這位老熟人叫耶日•普特拉門特,詩人、作家,年輕時是左翼憤青,二戰期間在蘇聯參加了波蘭第一軍團。戰後,曾任波蘭議會議員﹑駐瑞士和法國大使﹑作協總書記等職。兩人的會面還算友好,“像兩條表情僵硬但彬彬有禮的狗。我們都小心着不要露出尖牙利齒”。一方是在納粹佔領期間留在波蘭的知識分子,另一方則是從東方返回的知識分子,雙方的分野顯而易見。他們回憶了大學時期的同窗之誼,這有助於消除一些彼此的分歧。


雖然當時波蘭作家的自由度還是相當大的,但誰也不能自由地寫作任何有可能對蘇聯的制度構成誹謗的東西。你可以對這個問題保持沉默,但不能隨便言説。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日常生活景象:灰暗,四處塵垢,了無生趣。説起波蘭當時的氣氛,米沃什常用一個詞來概括:厭惡。他曾在回憶錄中講述過一個關於“厭惡”的故事:俄國革命時期,在火車站的自助餐廳裏,一個舉止優雅的就餐者引起了周圍幾個流氓的注意。他們走到他的桌子前,嘲笑他,往他的湯裏吐痰。這個人根本沒有反抗,場面持續了很長時間,他突然從兜裏掏出一把左輪手槍,把槍管插進嘴裏,開槍打死了自己。米沃什説,“那種殘酷和庸俗隨着革命翻騰到了生活的表層,變成了蘇維埃的生活品質。”而那位自殺者皮膚細膩,温文爾雅,很顯然,屬於戰前的俄國知識界,遠離社會底層習以為常的殘酷現實。米沃什尚沒有那般脆弱,他雖然出身沒落的舊貴族,但也經歷過最艱苦的戰爭歲月,早已在生活的底層打拼多時。


在普特拉門特的幫助下,米沃什被任命為駐美使館的文化專員,常駐美國。旅居國外,為米沃什提供了一個便利條件——萬里之外,他可以肆無忌憚地發表文章和詩歌。他在美國寫了很多小詩,它們的一字一句似乎都在有意背離着官方的教條。


多麼温暖的光!自那明亮的海灣,

桅檣像雲杉,纜索靜息

在晨靄中。那兒,溪水潺潺

入海,在小橋邊——一管長笛。

遠處,在古代廢墟的拱門下,

你看見一些走動的細小身影。

有人戴着紅頭巾。有樹,

城牆,以及清晨的羣山。

       ——(《幸福》)


作為一個外交官,看來他在美國過得不錯。詩裏透露着安詳自足的幸福感,彷彿只是一轉身,那血與火的歲月已不見。也許他是有意的,因為慣常的創作方式已為新政權所不容。無論如何背離,他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自由的界限。“一旦我感到這個路數過於刺激人,就會寫點什麼東西以便能被解釋為我這個人還是易於改造的。”這樣在美國度過五年後,米沃什被任命為波蘭駐法國大使,再次來到巴黎。


巴黎對米沃什意味着什麼?米沃什説:“我對這個國家懷有一種矛盾的心態:由於個人生活的劇變,我曾被踢到一邊;但我對法國文化又心懷感激,同樣使我心懷感激的還有幾個人,外加巴黎的幾條街道和幾處風景。”(《米沃什詞典》)米沃什所説的“生活劇變”,是指在1951年初,米沃什在自我“道德責任”的驅迫下,決定與自己的母國波蘭斷交,向法國申請政治避難。由於實質上避難者的命運同時也意味着一種失勢,隨之而來的便是他“被踢到一邊”的十年艱辛。他所“心懷感激的幾個人”裏,至少包括《反抗者》的作者阿爾貝·加繆。“加繆給我的禮物是他的友誼”,這位與戰後巴黎意識形態氣氛相左的知識分子,曾是少數幾位向米沃什施以援手的作家之一。米沃什對薩特和波伏娃則充滿怨氣,他甚至對波伏娃爆出了粗口——“這個下流的母夜叉”。這一方面因為波伏娃在知識界的“大嗓門”,米沃什有點看不慣,“我們姑且説,我對她的反感是一個來自窮鄉僻壤的男人對於一個大世界中的女王的不可避免的情感”;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她幫着薩特批判加繆,“朝一位偉大的作家吐唾沫”。


米沃什的出走與昆德拉和布羅茨基等人不同,他既沒有在自己的國家闖禍,也沒有受到來自體制的壓迫和審查,事實上他當時的境況還算優裕:享有外交官的特權,收入豐厚,還有繼續寫詩的自由。他甚至已經漸漸習慣了周旋於官場之間,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的人格分裂狀態。然而,發生在1949年夏天的一幕,讓他無論如何也無法再延續自己的生活。某日凌晨,他剛從一個聚會上出來,突然看到幾輛滿載犯人的吉普車疾駛而過,士兵們身穿兩層軍大衣,犯人們則在晨風中凍得直哆嗦。他突然想起發生在菲奧裏廣場的一幕來,他意識到,自己很可能和在硝煙中盪鞦韆的人們已沒有區別。在政治口號的掩飾下,一道新的冷漠之牆正在樹立起來,人成了向某個龐然大物獻祭的羔羊。“那時我就明白了我是誰的幫兇”,米沃什終於深悟自己的使命所在:


在畏懼和顫慄中,我想我會完成我的生命, 

只當我促使自己提出公開的自白書,

揭示我自己和我這時代的羞恥:

我們被允許以侏儒和惡魔的口舌尖叫,

而真純和寬宏的話卻被禁止;

在如此嚴峻的懲罰下,誰敢説出一個字,

誰就自認為是個失蹤的人。

——(《使命》)


對於一個身負歷史使命、被道德感追迫的寫作者,不可能接受“由劊子手和詩人聯合統治”的體制,也不可能接受無人性的、匿名的權力的精神控制。“一個劊子手殺人,這畢竟是正常的;而一個詩人(並且是一個大詩人)用詩歌來伴唱時,我們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整個價值體系就突然崩潰了。再也沒有什麼是可靠的了。一切都變成了問題,可疑,成為分析和懷疑的對象。”(昆德拉語)而衝破羅網,又意味着新的困境,意味着自我消失。為了真實地反映自身所處的嚴重危機,也為了使自己的精神困境能有所價值,他決定將這一切寫出來,他希望以此寫出斯大林主義在他的祖國統治的真相——這就是《被禁錮的頭腦》一書的由來。


《被禁錮的頭腦》


《被禁錮的頭腦》描述了幾位頗富才華但又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人生際遇下投身極權政府的波蘭作家、詩人,這其中既有他兒時的友人、文學同道,也有風雲一時的官員、作家、知識分子。在《伽瑪,歷史的奴隸》一文中,化名為伽瑪的,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詩人、小説家耶日•普特拉門特。伽瑪來自鄉下,父親是個退休的波蘭軍官,母親是俄國人,因此他在雙語的環境中長大。他繼承了母親的信仰,是個東正教徒,而不像他的多數夥伴們一樣信奉天主教。在米沃什的印象裏,伽瑪是個“長相不雅、滿臉通紅,説話粗魯,性情暴躁”的男孩。他們常在擁擠的大學自助食堂裏討論詩歌及其榮耀。伽瑪起初是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後來又成為斯大林主義者,參加左翼青年運動。在戰前,共產黨組織在波蘭是非法的,伽瑪因此曾被薩納奇亞政府審訊。


二戰爆發前的幾年間,伽瑪以文學研究為生。他結了婚,夫人為他生了一個女兒,生活上天天為錢發愁。戰爭期間,伽瑪響應戰時動員,參加了軍隊,但只呆了很短的時間,因為波蘭軍隊很快便潰敗了。伽瑪隨戰敗的人羣遷到了蘇聯佔領區利沃夫,在這裏與親斯大林的作家相聚,並很快建立起自己的組織。新政府給了他們一棟房子,“他們開始了新式的寫作——主要是翻譯俄國文學,兼着幹些並非太不講究的宣傳工作。”(《被禁錮的頭腦》,下同)他被看作“最可靠的人”之一,也許與他流利的俄語有關。希特勒對蘇聯開戰不久,利沃夫即告淪陷,在一片大恐慌中,迦瑪搭上了一列東去的火車,卻把妻子和女兒留在了後方。在大批被遣送往遠東的波蘭人中,也有迦瑪的家人,他的父親就死於遣送途中,母親和妹妹則像奴隸一樣活了下來。在俄羅斯,大部分波蘭共產黨人是不被信任的,但迦瑪卻被列入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良民冊中。伽瑪和一幫志同道合者組成了“愛國者聯盟”,在長期的躊躇與絕望的情緒中,他們沒有把賭注押在倫敦流亡政府所組建的波蘭軍隊上,他們堅信,波蘭的成功將取決於俄國人的支持。新的波蘭軍隊開始在蘇聯境內組建,並作為親蘇的波蘭新政府的主要基礎和蘇聯紅軍一起進入波蘭。“在忍辱負重、寄人籬下和政治技巧的錘鍊中熬過了多少年啊!押下的賭注終於要有回報了!”1944年的夏天,迦瑪隨蘇聯紅軍和新的波蘭軍隊重新踏上了波蘭土地,這時的伽瑪已是佩帶少校軍銜的政治官員,並從俄羅斯帶回來一位新婦。“這就是對於那些知道如何正確思考的人的回報,他們懂得歷史的‘必然性’,決不會沉溺在愚蠢的多愁善感之中!只有他們而不是流落倫敦的那羣傻瓜,才能把波蘭從德國人手中解救出來。當然,國家需要動一個大手術;伽瑪體會到了一位出色的外科醫生進入手術室時的興奮感。”米沃什寫道。


兩人再次相見的一幕,上文已經提及。此時在波蘭國內,知識分子已被清晰地劃分為兩大陣營:所有在納粹佔領期間留在波蘭的知識分子組成一方,從東方返回的知識分子為另一方。伽瑪作為從東方回來的官員,已經成為一個無所不能的人物,他的一句話就能決定作家們能否發表作品或者得到住房、收入和工作。他對老朋友還算不錯,在他的幫助下,他年輕時的詩人朋友格奧爾格被派駐法國作使館的文化隨員,米沃什被任命為駐美使館的文化隨員。在米沃什看來,伽瑪的關心並非完全出自對大學時代的美好回憶,而是試圖要改造他們這些人。“他始終沒能從早年的罪感中徹底解脱出來;只有把我們這些非斯大林主義者改造過來,才有可能使他感到他過去的行為最後證明是合理的。”


1949年,米沃什再次拜訪伽瑪時,他已是紅色波蘭駐巴黎的大使。伽瑪在一個金壁輝煌、以大理石裝飾的房間接待了他。他的官邸是一棟18世紀某位貴族夫人的大宅子,許多西方傑出的藝術家和科學家經常來此造訪。他搖身一變,由一個乳臭未乾的波蘭年輕人變身為巴黎交際場上的名流,熱衷於打獵、喝酒,呆在金碧輝煌的沙龍裏打橋牌,履行政治職責時能用拉丁語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説。當他漸漸地習慣於這種生活方式時,黨卻不喜歡讓舒適成為習慣。他被調回國內,授予了一個高於大使級別的官職——他成了波蘭全體作家的政治監工和良心管理員。他的職責是讓波蘭文學按照黨的路線發展。為了使自己看起來更像一個作家,伽瑪還不得不一本正經地坐下來寫作。當然,他寫什麼都會受到好評,但問題是,他再也寫不出什麼好作品了。“在他漂亮的大套房裏有五張書桌,每張桌子上都有一部小説的開頭。每天他都會絕望地嚎叫,因為他知道,他寫的一切都像石頭一樣死寂。”     在《阿爾法,道德家》一文中,米沃什描述了一位叫做阿爾法的小説家的故事。此人是他的一個親密朋友,生性傲慢,着迷於在作品中設立概念化的道德衝突,卻對活生生的生活細節茫然無知。在納粹佔領波蘭的那些年裏,阿爾法作為一個道德權威的形象在文學圈中流傳,“出於難以説清的默認,他變成我們這個城市所有作家的一位領導”。米沃什對阿爾法那種脱離有血有肉的生活的做法充滿疑惑。正當這種疑惑達到頂點時,華沙起義爆發了。整整兩個月內,二十萬人戰死在街頭。當米沃什和阿爾法漫步在華沙戰後的廢墟上時,米沃什意識到,阿爾法正是那些應該為眼前所發生的事情承擔責任的人之一。“難道他沒有看見過在作家聚會的夜晚他朗讀自己的小説時,那一雙雙熱切注視他的眼睛?那些正是死在起義中的年輕人們:利歐特納•茲別斯塞克、克里斯托弗、巴巴拉、凱羅、馬瑞克,和成千上萬個像他們一樣的人。他們知道不存在勝利的希望,在面對一個冷漠的世界時,他們的死亡無非是一種姿態。他們甚至都沒有問一下是否存在衡量他們行為的尺度……”


讓米沃什感到憤怒的是,阿爾法不僅沒有為那些依據他的良心概念而盲目犧牲的年輕人感到懺悔,相反,他卻積極投身於新政府的懷抱,開始構思他的戰後新小説。新小説刻畫了一位在集中營裏被關了多年精神卻未受損害的無所畏懼的老共產員,一如他戰前小説裏的道德楷模牧師一樣,現在他刻畫的是一位新信仰的代表,一個強有力的和純粹的英雄角色。“他想要達到一種純粹的道德語調,但是純粹所依據的誠摯必須是塵世的,深深根植於對於生活的經驗和觀察瞭解。”米沃什認為,邏輯上的“完美無缺”並不足以保證對生活的正確理解和還原,“一個允許導致了第二個、第三個,直到最後,只要一個人説的東西在邏輯上是完美的,它就不再和活生生的人們及有血有肉的生活有什麼共同之處。”


文中的阿爾法,即波蘭小説家耶日•安傑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1909—1983),早年抵抗過納粹,戰後繼續在波蘭共產黨內工作,按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進行寫作,並大獲成功,一躍而成為波蘭首席意識形態作家。安傑耶夫斯基深受流亡海外的諸多波蘭知識分子譴責,米沃什曾寫有一首詩《致耶日•安傑耶夫斯基》,詩中提到在華沙起義中犧牲的波蘭年青詩人塔杜施•加伊齊,事實上也是對安傑耶夫斯基的強烈質疑:


加伊齊滿身塵土,長眠地下,

他只活了二十二個年頭;

今天他失去了眼和手,失去了心靈,

不知什麼是春天,不知什麼是嚴冬。

江河年年流下的冰塊發出了叮噹的響聲,

一朵朵銀蓮花盛開在陰暗的林子裏。

人們把野櫻花充塞在瓦罐裏,

聆聽着杜鵑鳥是怎麼算命。

(張振輝 譯)


《戴奧特,行吟詩人》,描寫了一個“滑稽丑角和行吟詩人”形象。在米沃什的筆下,戴奧特是一個“不可救藥的酗酒者”,但又具有一種在文學咖啡座裏胡説八道的本事。他可以就任何題材創作歌謠和讚美詩,“如同一條蠶那樣,圍繞他所遇到的任何東西吐絲做繭”。這並非説明此人毫無原則、沒有任何政治傾向,事實上他有一種趨利避害的天性——任何時候都堅持做一位大眾詩人。他藐視文學小圈子裏的一小撮行家,嘲笑那些只為少數人寫作的孤獨詩人,“我的讀者走向哪裏,我就跟向哪裏;我的讀者想要什麼,我就給他什麼——這就是他在每一首詩中所堅持的。”這不僅使他在戰時成為最受歡迎的詩人,即使對新政權來説,他作為一位知名的右派分子,較之許多過分熱心的左派分子,只會增加他的身價。因為新政權也需要他的身份,以證明其慷慨和開明。而戴奧特的寫作對新政權來説永遠是無害的,因為不管寫什麼,他的詩裏總是陽光燦爛,充滿了樂觀主義的主題。


戴奧特即波蘭詩人康斯坦第•高什斯基(Konstanty Ildefons Gałczyński,1905—1953),二戰期間曾淪為戰俘,戰後寫有很多支持共產黨政權的作品,其中包括一首針對米沃什的帶辱罵性質的諷刺詩。米沃什脱離母國、自我放逐的行為,曾遭受到來自波蘭知識界的圍攻,咒罵其背叛祖國、討好西方等等。尤其是《被禁錮的頭腦》一書的出版,更讓其成為眾矢之的。因為事實上來看,米沃什也屬於被戰後共產主義政權給予了特權地位的知識分子之一。所不同的是,他在西方呆久了,獲得了一個重新觀察祖國的視角,他看到了那些在集體主義的坩鍋裏的人們所不可能發現的東西。當他如此反戈一擊時,不僅波蘭國內的知識分子感到強烈的不滿,甚至連他自己都覺得幹了一件不體面的事。“我破壞了每一個人都接受的遊戲規則,甚至可以説,我踐踏了某種神聖的東西,我是在褻瀆。”米沃什在其晚年回憶錄中説,“我沉思我的肖像,它浮現在別人的仇恨之歌中,浮現在別人的詩歌和散文中:一個幸運兒。事事順當的那種人。不可思議的狡詐。自我陶醉。愛錢。沒有一絲一毫的愛國情感。對祖國冷漠於心。賣國只賣個手提箱的價。衰弱無能。一個關心藝術而不關心人民的唯美派。可收買的人。失算者(他寫了《被禁錮的頭腦》)。不道德的個人生活(他追逐利用女人)。蔑視他人。傲慢自大。等等。)”他對此表示理解,他認為那些華沙同行們對他的口誅筆伐不僅僅表達了他們的恐懼,更是表達了他們對自己作家身份和尊嚴的自覺維護。


事實上《被禁錮的頭腦》一書出版後,米沃什即陷入了異常艱難的境地。遠離了自己的祖國和母語,使他與自己的讀者徹底斷絕了聯繫,這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痛苦”。在西方,他也感到左右不適。對左翼知識分子而言,他態度曖昧,尤其是對斯大林主義者充滿敵意;在巴黎,關於斯大林以及蘇聯集中營的罪行還沒有被揭露出來,左岸的知識分子們普遍相信社會主義制度的迅速勝利和斯大林的天才,像米沃什這樣的孤獨者的聲音只能屬於自毀長城的一種,“任何腦筋正常的人都不會如此行事”。對右翼,他又對資本主義西方感到深深的厭惡。“跟右翼,沒有共同語言;跟左翼有一個全然的誤解,因為我的政治觀點比其他人都要超前。”米沃什發現自己處於兩不靠的尷尬境地上。他自我流放的初衷,並非要與某個龐然大物作對,而是聽從自己道德良知的召喚,以及對自由寫作的渴望。他清楚地知道,在他的祖國,像他這樣出身於先鋒派小圈子的寫作者,其自由的邊界只會越來越小。而一個詩人如果沒有一個自治的精神領域,如果不能講真話,無異於自殺。“要把真話説出來的誘惑,有如奇癢,變成一種別無它途的強迫性觀念。這就是詩人選擇內部流亡或外部流亡的緣故。”流亡意味着失去了一個穩定的資源,他在生活上迅速陷入困頓,只好靠做一些小活計來維生,比如為一本叫做《文化》的流亡雜誌打工。但這本雜誌本身就很窮,只能提供基本的酬勞,而他又拒絕為自由歐洲電台寫稿來詆譭自己的故國,這使他一度“窮得像教堂裏的老鼠”。這種狀況維持了十年之久,直到1960年,他從波羅的海流亡到太平洋沿岸,才翻開了生命中新的一頁。


4


重返維爾諾


為了將自己從歐洲擺渡到美國,米沃什破費了些周折。一個曾為波蘭情報部門工作的傢伙向美國駐巴黎大使館打了小報告,説他是“一隻蘇聯鼴鼠”,這使他的簽證遲遲無法申請下來。同時,他的密友安德熱·沃羅布萊夫斯基來到巴黎,跟他進行了一番長談,勸他重回波蘭。米沃什懷疑自己回去後會遭不測,所以寧願在巴黎苦等。正當他對移民美國感到絕望時,一紙來自加州大學的邀請使這一切豁然開朗。


當年,米沃什同時受到了兩份邀請,一份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另一份來自布魯明頓的印第安納大學。米沃什最終選擇到伯克利做個波蘭文學講師。這裏的風光與他的故鄉維爾諾完全不同,靠近海灣卻沒有一粒沙子,海水又髒又冷,摩天大樓壯觀而冷清。“我來是為了忍受這一切,而不是為了喜歡這一切。”他很快發現,自己有一種做教師的天分,這使他不至於像那些初來乍到的移民者(他稱之為“波蘭耗子”)那樣慘。


如此幸福的一天。 

霧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園裏幹活。

蜂鳥停在忍冬花上。

這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我想佔有。

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記。 

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個人並不使我難為情。

在我身上沒有痛苦。

直起腰來,我看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

——(《禮物》 西川 譯)


這首詩寫於1971年,詩人移居美國剛剛十年,詩裏充滿了一種曾經滄海後的恬淡自足。一個斯拉夫語系的教授,在自家的花園裏勞作,生活如此美好,彷彿過去的一切被一筆勾消。“直起腰來,我看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這一切都是真的嗎?巴黎的陰鬱、華沙的炮火、維爾諾的廢墟都消失了嗎?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我寧願相信這是詩人沉重生涯裏的一次小憩。事實上他對美國也的確非常適應,“在美國,我命中註定不曾經歷任何歧視。相反,很快我就成為白人精英中的一分子。”(《米沃什詞典》)很長一段時間,他在公眾眼裏的身份是模糊的,在某些圈子裏,他是《被禁錮的頭腦》的作者,而在另一些圈子裏,他又成了赫伯特的詩歌翻譯者。直到七十年代後期,人們才知道他也是一位詩人。他安於其位,以一位小地方來的小教授自居,“多年一直身處谷底,在一個教授不為人知的小語種的無關緊要的系裏當一名教授,我從一些微末的小事中找到樂趣,這化解了我壯志不得酬的愁悶。”(同上)


1970年代後期,米沃什的詩人身份才開始彰顯。1978年,他獲得了由《今日世界文學》雜誌頒發的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此獎品位極高,被視為諾貝爾獎的風向標。1980年,米沃什來到了生涯的頂峯,由於“在自己的全部創作中,以毫不妥協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滿了激烈的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感脅”,表現了“人道主義的態度和藝術特點”,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米沃什意識到,如果他一直呆在巴黎,他不可能獲此機會。無論如何,70年代的紐約已非巴黎和倫敦那些舊的文化之都可比。當詩歌在歐洲像硬幣一樣被收藏起來時,在整個美國的大學校園裏,詩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聽眾。無論如何,米沃什在幾十年的流亡生涯中,過的都是一種與城市大眾相隔離的生活,他自稱是“一個孤獨的人,過着隱居的生活”。因此,當獲獎消息一公佈,便引來無數疑問:“米沃什是誰?從來沒有聽説過。”在當年十月舉辦的法蘭克福書展上,竟然找不到一本米沃什的作品。獲獎之後,米沃什開始大熱,他受邀到各地朗誦,出席各種藝術活動,當選為美國藝術文學學院和藝術科學學院雙料院士。在藝術科學學院的外國榮譽院士花名冊上,有他稱之為“東方星座”的幾位大師:阿赫瑪杜琳娜、哈維爾、赫伯特、昆德拉、索爾仁尼琴、沃茲涅先茨基、葉甫圖申科。(當來自蘇聯的葉甫圖申科當選時,布羅茨基辭去了院士資格以示抗議。)拿到諾貝爾獎時,他已經70歲了,此時距拉普拉斯旅館時期,已有近半個世紀的距離;距離陷入流亡困境的巴黎時期,也有近三十年的時間了。當他接受里根總統的邀請,到白宮做客時,回想起最初的困頓,和移民美國時的遭遇,自有一番勝利者的大度與釋然。“這一切在我看來已像舊石器時代一樣遙遠。想到命運那絕難想象的諸多把戲,我只能自己撇嘴一笑。


米沃什在伯克利


米沃什對美國的感受是複雜的。他一方面感謝美國收留了自己,覺得美國是自己的幸運之地,如果沒有那次移民,他也不可能取得後來的成就。但從弱小的一方看來,美國又到處充滿了殘酷。他甚至將隨時會失業的恐懼與隨時被監禁的危險相提並論。“何等壯麗!何等貧乏!何等人道!何等非人道!人與人之間何等友善!個人何等孤寂!對理想何等忠誠!何等虛偽!良心的何等勝利!何等墮落!矛盾的美國並不非得,但是能夠,向在這裏成事的移民揭示其自身。”(《米沃什詞典》)他把自己歸做“極端的反西方分子”,併為自己“生活在西方這麼多年沒有蜕變”感到十分自豪。他將這種自我的複雜性歸結為一種“精神分裂症”。在一首《致雷傑》的詩中他如此寫道:“雷傑,要是我知道 /那病的原因就好了。//多年來我無法接受/我在的地方。/我覺得我應該在別的地方。//城市,樹木,人聲/缺少現存的性質。/我要靠繼續前進的希望活下去。”與昆德拉筆下的雅羅米爾不同,米沃什的“生活在別處”是因為現實當中湧入了太多的歷史和重負,哪裏都不是逃遁之處和理想之地。“在暴君統治下不自在,在共和政體下不自在;/前者我渴望自由,後者,渴望貪污絕跡。”現實如此,詩人並非不知曉。自建一個“生活在別處”的精神烏托邦也不可能獲救,因為詩人的病症來自於他的自我歸罪,這罪感深藏在他體內。“無助的,雷傑,我的本份是痛苦/掙扎,落魄,自愛與自恨,/為‘天國’禱告/以及閲讀帕斯卡。”無處告解的恥辱感和罪惡感,在米沃什的詩作中比比皆是,這既是一種自我救贖方式,也是對人性之黑暗的一種認知和承擔。


米沃什對美國詩歌評價一般,在他的回憶錄裏,他僅僅提及了惠特曼、弗羅斯特等少數幾位美國詩人。他對惠特曼倍感親切,認為他的泥沙俱下、生氣勃勃是“純詩”的反面。惠特曼也曾影響了一小部分中東歐青年詩人,但他卻是被當做一位政治詩人來接受的。在他的讀者中,一個叫加弗裏洛·普林西普的貝爾格萊德青年,開槍射殺了費迪南大公爵。如此説來,惠特曼應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負責。他不喜歡佛羅斯特,他認為弗羅斯特的“地方性”是一種做作,他詩中的説教性讓人掃興,他太過隱匿,“他一直對一系些列令人驚駭的不幸,包括不少家人的死亡、發瘋、自殺,保持沉默”,這使人很難對他產生信任感。“我承認我不喜歡他的詩歌。我稱他偉大隻是在重複別人的話。”米沃什承認,他這一輩中東歐詩人所憑藉的資源,主要是來自法國的現代主義,以及一部分德國資源。他説巴爾扎克是一個蠻橫的作家;波德萊爾則有一種超乎尋常的敏感;蘭波是20世紀最著名的文學神話,他的神話來自對整個社會既定行為規範的反叛;米沃什視宗教思想家馬利坦為開啟其心智的大師,“我個人對純詩一向不信任,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馬利坦。所謂純詩,就是強制性地要求把所有屬於‘散文’的因素都清除出去,最後只剩下一口抒情的蒸餾水。”米沃什認為,在一戰之前,美國詩歌還是默默無聞的。1956年後,美國詩歌才開始在全世界影響開來,“畢竟,它崛起於傷口和抗議(我們不應被惠特曼看上去的民主衝動所誤導),崛起於向歐洲的逃遁(龐德、艾略特、弗羅斯特),崛起於無政府主義的垮掉派,他們向摩洛克吐唾沫(金斯堡)。”但米沃什對美國同輩詩人並不那麼信任,他一直堅持用小語種寫作,並以自己小心養成的“小地方”人姿態,保持着決然的獨立。


現在我想講米德爾的故事;我且放進一點寓意。

他倒黴碰上了一頭灰熊,又兇又猛 

經常從小屋的檐下撕搶鹿肉吃。

不僅如此。他不理人,也不怕火。

一天夜裏,他開始捶門了,

還用爪子打破了窗,於是人們蜷成一團,

把獵槍放在身旁,等待着黎明。

晚上他又來了,米德爾近距離射中了他,

射在左肩胛骨下面。他於是又跳又跑,

跑得像一場風暴:一頭灰熊,米德爾説,

即使被射中了心窩,也會不停地跑,

一直跑到倒下來。後來,米德爾沿着血跡

找到了他——他這才懂得了

這頭熊的古怪行為的真實原因:

這畜牲的口腔給膿腫和齲齒爛掉一半。

成年累月的牙痛啊。一種不可言喻的痛楚 

經常逼得我們胡作非為,

使我們產生盲目的勇氣。我們沒有什麼可丟失,

我們走出了樹林,未必希望 

天上會下來一個牙醫把我們治好。

——(《一個故事》綠原 譯)  

           

1969年,寫於伯克利。這首詩裏,有米沃什詩歌風格的集中展示。舒緩、粗厲中包含着緊張、尖鋭和風暴之象,從哀婉到暴烈,從抽象到細節,從幽暗到明晰,這是米沃什藝術和人生觀的最顯明的特徵。這頭暴烈的熊未必不是他本人的生動隱喻。成年累月的牙痛啊。一種不可言喻的痛楚 /經常逼得我們胡作非為,/使我們產生盲目的勇氣。”遠離故國的米沃什,卻無法遠離沉重的歷史負擔和悲劇命運,他只能將這一切壓抑在體內,因為你不可能指望“天上會下來一個牙醫把我們治好”。他認為“世界,存在,可以設想為一場悲劇”。而作家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就是“給讀者創造出一個將日常生活變得極其驚心動魄的境界”。強烈的情感,再加上嚴格自覺的訓練和確切無誤的洞察力,使他的作品與眾不同。他是一個敢於直面現實的詩人,即使在最黑暗的世界裏,他的詩仍然是清醒的,表現出一種對於和平與正義之王國的嚮往,“我不喜歡荒誕派的風格,但也不喜歡天然的秩序,它意味着屈從於盲目的必然性,屈從於萬有引力,不喜歡那同意義相對立、從而違反我的心意的一切。作為血肉之軀,我是那種秩序的一部分,但這不是我所同意的。”在一首《尋找我的家》的詩中他説:在一個句子裏尋找我的家,簡明的句子,彷彿錘子敲擊在金屬上。不去陶醉任何人。不去贏得在後輩中持久的名聲。一種無名的需要,為秩序,為節奏,為形式,這三個詞對抗着混亂和虛無。”作為一個來自“第二歐洲”的流亡作家,他天然就帶有一種道德遺產和一顆“黑暗的心”,他被要求講述他的歷史和記憶。正如伊凡·克里瑪所説,如果我們丟掉了記憶,我們就丟掉了自身。“遺忘是死亡的症狀。沒有記憶,我們就不再成為人……抗拒死亡,其實就是抗拒遺忘,反之亦然:抵抗住遺忘,我們就能戰勝死亡。”(伊凡·克里瑪《文學與記憶》)米沃什也認為,藝術只能孕育自記憶,他説:“活着的這些人永遠受着那些死者的委託。他們只有努力重現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將過去從神話和傳奇中拉出來,才算清償了這筆債。”(米沃什《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在格但斯克,波蘭團結工會的搖籃,樹立着一座紀念遭受納粹迫害的造船廠工人的紀念碑,上面就刻着米沃什的詩句:


你,對淳樸的人們作了如此不堪的行為:

在目睹他的苦難後放聲大笑,

不要自認無人知曉,

已有詩人將其記牢。


對一個詩人而言,從記憶中汲取力量,與在現實中發現詩意同樣重要。委託和債務,是生者與死者之間的一項道義契約,生者作為倖存者,有責任承擔起死者給人們留下的巨大的精神債務。簽下這份生死契約,使米沃什的大部分作品充滿了道德的重負和罪感。


不能拯救世界或人民的

詩是什麼?

官方謊言的共謀,

喉頭即將被割的酒鬼之歌,

大二女生的讀物。 

——《獻辭》


再鏗鏘不過的宣言。但他也知道自己的侷限所在,他了解自己全部的迷惘、彷徨和脆弱性,他只能承擔自己人性裏的一切。“我一生的故事是我所知道最驚人的生命故事之一。的確,它缺乏一個道德故事的清晰性。”米沃什在回憶錄中説。對於政治,他一直保持着策略性的警惕,警惕着極權美學中常有的那種“道德潔癖”。“置身於西方,我有責任對人們講述共產主義,説出他們所不知道和不想知道的東西。我用幾本書履行了我的義務,但隨後我告誡自己:‘夠了’,便再未繼續往前走。”他的這種自我約束是對的,因為他看到了太多嚴厲的道德主義者被黑暗吞噬,因過分的政治因素而最終枯竭和扭曲了自己。米沃什説,除了責任倫理,他還聽從了來自詩歌豐富性的另一重召喚,那裏除了政治性的仇恨、罪惡和沮喪,還有人世的幸福和善,只有這些,才能使人們避免走向虛無和內心的崩潰。“如果我變成了一個政治作家,我就會使自己的可能性變窄,變枯竭。”米沃什説,一個社會,一個文明,只有通過在這個或那個人身上選取善的種子的積聚,才能延續。米沃什的可貴之處,也正在於他沒有被黑暗和仇恨摧毀,而始終保有一顆光明的、向善的心。在談到自己詩歌的價值時,他説:“詩最重要的特質是給人生經驗一種肯定的評價。我們這個世紀的詩,包括我自己的作品,都有着過多的否定和虛無。想到這一點,我就覺得很悲哀,每當人類的歷史經驗和個人生存充滿恐怖和苦難時,詩人們眼中的世界便成為黑暗一團,聚集着各種冷漠殘暴的力量。然而,在個人的人生歷程中,我常看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在危險時刻發揮了激濁揚清的作用。我的作品多少表達出我對人類美德的感恩之情,因此,我自認我寫的詩還有點價值。”(米沃什在接受《舊金山紀事報》記者訪問時的回答)事實上,即使是在“對抗”的路徑上,米沃什也並非一個孤獨者,在他的祖國和歐洲各地,一直都有一幫偉大的知識分子和詩人,他們組成了一個強大的精神之鏈,帶領波蘭人民穿越了20世紀的歷史魔障。亞歷山德拉·萊涅爾-拉瓦斯汀在其《歐洲精神》一書中就提供了這樣一份簡略的名單:“克里瑪、米沃什、勃朗狄斯、柯西克,同樣還有鮑曼和扎加耶夫斯基,在這點上幾乎意見一致:善、普遍性、對他人的擔憂和對公共世界的守護,其實都是有關我們良心的事,每個人都被召喚着以個人的方式作出迴應。


在西方大獲成功之後,米沃什依然保持着一個“小地方”人的謹小慎微、寬容和平靜。他既沒有變成一個世界主義者,也沒有改變用母語寫作的習慣。“我一生的經驗可以照此理解:綠色,小地方,可憐巴巴的教育。”終其一生,他在精神上都沒有真正離開過他的國家和故鄉。他時刻關注着故國的動向,並對一切進步的力量發出儘可能的聲援。當然,他的讀者也沒有忘記他,年輕一代在傳誦他的詩作,遊客們將他的書籍藏在箱底帶回祖國,反對黨以祕密的地下方式出版他的文集,波蘭最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米奇尼克,將米沃什放在了對其影響最大的四位知識分子之首……1981年6月,當他在闊別故國32年之後重回華沙時,他被眾人視為凱旋的民族英雄,兩千多人自發聚集在古老的多明我修道院背誦他的詩篇。米沃什興奮地説:“我從未想象到會受到這麼盛大的接待和歡迎。”托馬斯·温克洛瓦評論説,儘管米沃什的詩中多有神祕費解的成分,但這些詩作卻“有着一種明顯的對國家命運的深層影響,這種影響甚至比所有當權者30年來所做的更為深遠”。布羅茨基對米沃什詩作中濃重的歷史和道德意識、對個人身份和人類生存的持續關注讚歎不已,“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説,米沃什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強調説,“也許是最偉大的詩人。”這大概也是對一位詩人的最高評價了。



1990年代末,在美國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米沃什重回波蘭生活。他住在與故鄉維爾諾氣候相似的克拉科夫。2004年8月4日,在歐洲重新統一三個月之後,米沃什以高齡病逝於克拉科夫,併入葬克拉科夫的先賢祠——斯卡爾卡修道院。七千多人組成了送葬的隊伍,波蘭總理馬雷克·貝爾卡稱頌米沃什是一個“偉大的波蘭人”,“米沃什用他的心和筆為我們指明瞭道路,展現了殘酷的現實,刺痛了我們卻引導着我們從善。


1911年6月30日,米沃什出生在立陶宛首府維爾紐斯附近的基日達尼一個沒落貴族之家。維爾紐斯,在波蘭語中叫維爾諾,俄語中叫維爾納,意第緒語中叫維爾尼。在上個世紀,這座歐洲小城曾屬於不同的國家,駐紮過不同的軍隊,其統治者在俄國人、德國人、立陶宛人、波蘭人中不停變換,而後又在立陶宛人、德國人、俄國人之間輪迴了一遍,最終成為立陶宛的首府維爾紐斯。“每改變一次歸屬,油漆工都要把街名和功能標誌刷上新的官方語言,城裏的居民又得使用新的護照,遵從新的法律和禁令。”(米沃什《被禁錮的頭腦》)在米沃什看來,所謂“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只是個空洞的名號,“那是為了掩蓋俄國人正在有效地實現沙皇領土擴張計劃這一確鑿的事實”。作為歐洲常遭拋棄的一個省,它的居民裏混雜着波蘭語、立陶宛語、意第緒語、白俄羅斯語等多種語言。生活於此的米沃什雖精通幾種語言,但他一直強調:“我是一個波蘭詩人,不是立陶宛詩人。


在米沃什讀中學和大學時,維爾諾城尚屬於波蘭。這座充滿巴洛克和意大利風格的小城是一座森林之城,“它掩藏在林木葱鬱的山谷中,遠處是眾多的森林、湖泊、溪流。透過樹梢,它會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出現在旅行者眼前,聳向天空的教堂塔尖相互呼應,那是由意大利建築師按照巴洛克風格建造的,金黃的塔尖與四周的松樹白中帶黑的色調形成鮮明對比,如畫一樣的美麗。”(同上)在猶太人眼中,這座美麗的小城被稱為“北方的耶路撒冷”。


美麗的維爾紐斯,如今已是立陶宛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米沃什對這座家鄉城充滿了美好的回憶:“那些年間,每當春天我們要為考試而用功時,樹上就會變得一片碧綠。自那以後,不管哪兒的綠色都不能像威爾納的一樣給我快樂。河面上一隻只載着遊人的小船沿岸而行,長長的圓木從森林順流而下奔向鋸木廠,年輕的情侶手挽着手,漫步在校園的連環拱廊下。拂曉前起牀,到碼頭上找一隻皮划艇,在冉冉升起的太陽照耀下划槳擊水,迅疾的河水在沙質的峭壁和松林之間奔流——那真是妙不可言!”(同上)


晚年回到波蘭後,米沃什曾重返出生地基日達尼,尋找曾經失落的記憶。涅瓦扎河流經這座小鎮,到處可見峽谷深壑和葱綠的莊園。8歲那年,他曾在祖父母的帶領下,去一處叫作蘇里什基的莊園去玩。老人們只顧聊天,將他交給一個小姑娘,“她帶着我參觀莊園,我們在沿途見到一些小橋,橋的欄杆都是用樺樹皮做的——我記得很清楚。我看着她單薄的、裸露的肩膀,細小的胳膊,一股我從未體驗過的情緒湧上喉頭,那是一種温情脈脈的、歡天喜地的、無以名狀的情緒。我不知這是否可以叫做‘初戀’。”(《米沃什詞典》)他甚至不知道那小姑娘的名字,他只知道,在1940年的那場潰退中,她和她的家庭都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亞,此後,再無消息。


而城市屹立於光輝燦爛中當數年後我回去。

我的臉用外套覆蓋,雖然可能還記得 

我欠債沒還的那些人,沒有一個仍活着,

我的恥辱並非永久,卑鄙的行為將被原諒。

而城市屹立於光輝燦爛中當數年後我回去……

——(《而城市屹立於光輝燦爛中》杜國清 譯)















點擊 藍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選內容:

人物|李鴻章|魯迅|胡適|汪精衞|俾斯麥列寧|胡志明|昂山素季裕仁天皇|維特根斯坦|希拉里|特朗普|性學大師|時間|121518941915|1968|1979|1991地點|北京曾是水鄉|滇緬公路|莫高窟香港|緬甸蘇聯|土耳其熊本城事件走出帝制|革命|一戰|北伐戰爭|南京大屠殺|整風|朝鮮戰爭|反右|納粹反腐|影像朝鮮古巴|蘇聯航天海報|首鋼消失|新疆足球少年|你不認識的漢字學人余英時|高華|秦暉|黃仁宇|王汎森|嚴耕望|趙鼎新|高全喜史景遷|安德森|拉納米特|福山|哈耶克|尼爾·弗格森|巴巴拉·塔奇曼榜單|2016年度歷史圖書|2017年度歷史圖書|2018年度歷史圖書|2016最受歡迎文章|2017最受歡迎文章|2018最受歡迎文章

https://hk.wxwenku.com/d/200902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