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創板的祕密,在100多年前的中國 | YiMagazine

第一財經週刊2019-06-18 04:07:45


你可能想不到,2018年年底科創板設立的背後,這個東方大國對科技創新的追求甚至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

 

文 | 戴老闆


1896年甲午戰敗後,李鴻章在清廷權力中樞裏“靠邊站”,被老佛爺打發去俄國給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儀式道賀,順帶訪問德、法、比、荷、英、美和加拿大等西方列強。對封閉守舊的天朝而言,這是一次罕見的環球外交之旅。


6月13日,李鴻章乘火車從莫斯科前往德國訪問,下榻於柏林豪華的凱撒大旅館,得到德國各界的盛情迎接,不僅在皇宮裏享受了威廉二世的國宴款待,還專程去了漢堡跟俾斯麥談笑風生。李中堂頗有東西政壇巨頭聚首的幻覺。


但此行最讓李鴻章震驚的,不是德國人飽含商業和殖民目的的殷切,而是德意志民族在工業和科技方面的強大。


訪問途中,德國人得知李鴻章左顴骨內有一顆未取出的子彈——簽署馬關條約時被日本刺客所射,據説替大清省了1億兩白銀——便安排他去照德國人倫琴剛發明出來7個月的X光。子彈在X光下“纖毫畢現”,讓李鴻章大吃一驚。


不僅如此,李中堂還由德國軍事大臣陪同,參觀了當時最先進的槍支製造廠。當了解到該工廠員工有6000人,擁有4000台製槍機器時,李鴻章連連讚歎,安徽話都沒忍住:“弄媽,這遠比我當年在上海辦的槍廠規模大啊!”


李鴻章訪問德國的1896年,大清苦心經營多年的洋務運動剛剛被吉野號的艦炮轟成渣。進口的洋槍洋炮鎮壓內亂尚可,抵抗列強則已被證明一無是處。李鴻章做了一輩子的裱糊匠,此時不免思索一個問題:用什麼方式,才能扶持中國自己的科技?


一個落後的國家,想要追趕西方已經領先一兩百年的科學技術,需要一個明確的規劃。“師夷長技以制夷”,如何“師”是個問題。即使解決了路徑問題,還要解決人才的問題,更要解決資金的問題,這是個系統工程。


李中堂恐怕不會想到,這些問題在他死後被探索了足足百年。在這百年裏,市場、外資、財政、民資等力量輪番登場,上演無數故事,有的熱血勵志,有的黯然神傷。



在李鴻章訪問德國82年之後的1978年,一羣身穿黑色中山裝的中國人也來到了德國,他們拎着沉重的箱子,行色匆匆地走出沃爾夫斯堡市火車站,徒步來到一家大型工廠門口,領頭的一位年長的中國人,一臉認真地讓翻譯對警衞説:


“我是中國機械工業部部長,想跟你們領導聊一聊。”


門口的警衞差點兒驚掉下巴,嚴重懷疑這幫不速之客是來自東方的騙子。但老者所言非虛,他是機械工業部時任部長周子健,而他拜訪的這家工廠,隸屬於德國大眾公司,是當時全球最先進的汽車製造工廠。


事實上,在一天之前,這個代表團的絕大多數人都沒聽説過大眾汽車。他們原本是來德國考察奔馳工廠的,結果發現滿大街跑的汽車都帶着個標誌,一打聽,才知道原來德國還有一個大眾汽車,於是當機立斷,馬上坐火車登門拜訪。


大眾高管接到通知後,連忙讓警衞開門放行。一幫中國人進到大眾公司車間後,如同李鴻章第一次見到X光一樣,被洋人的先進技術震撼到。這次陌生的造訪,是中國政府和德國大眾談判的開始,也是日後風靡神州的“桑塔納”轎車的源起。


沿着跟德國大眾的合作思路,合資經營(joint venture)模式橫空出世,其核心就是5個字:市場換技術。説白了,就是讓消費者掏錢,來補貼國內技術和產業的發展。


總設計師後來總結:“搞合資經營,對方就要拿出先進的技術來。儘管它對某些技術有保留權和擁有權,但不管怎麼樣,總在這裏用了,用了我們總會學會一點。”這種想法儘管有不切實際的地方,但在當時幾乎是唯一可以走的路。


除了用市場換來技術之外,早期合資經營也給了國產技術巨大的支持。以合資生產的桑塔納轎車為例,自1988年起,每輛桑塔納都要額外加價2.8萬元的“國產化基金”,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到1994年國家宣佈停收國產化基金時,國產化基金已經收了40億元,為國產零配件的替代提供了關鍵的啟動資金。


隨着1994年分税制之後中央財政實力的增強,財政資金逐漸成為科技創新的重要推動力,這標誌着第二種模式的誕生:財政補技術。


用財政資金來助推科技創新——比如對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投資——在各國是通用做法,但直接針對孱弱的行業補助,恐怕只有東亞國家才做得出來,中國更是對這種模式青睞有加。


可是效果不佳。以半導體行業為例,國家先後組織了1986年的“531戰略”,1990年的“908工程”,1995年的“909工程”,銀子花了幾百億,最後基本都以失敗告終,留下來的成果寥寥無幾。


政府對科技行業拔苗助長,在經濟學界引起極大爭議,林毅夫和張維迎為此爭論十幾年。


本來,汽車、航空、半導體,以及後面風電、光伏等領域的挫折,讓“財政補技術”模式偃旗息鼓,但平地一聲雷,中國高鐵橫空出世了。


劉志軍運作的高速鐵路項目,是一種國家主導、高度管控、集中談判、引進吸收、鉅額投資的模式,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隨後被總結成了經驗。而這些經驗,挽救了“財政補技術”模式,給政府參與科技創新打了一劑強心針。


在這種背景下,鼓勵科技創新的各項政策,在2013年之後密集出台。2014年9月,“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口號也被喊出來。但這種鼓勵,仍然是沿着市場化的路子來走。在決策者眼裏,市場化路子最大的缺點還是在於:太慢。


於是,從2013年開始,國家作為科技創新的重要參與者,直接下場來玩了。政府出資的產業基金規模,從2014年的3000億元飆升至2016年的3.5萬億元。即使刨去名股實債的部分,這個增速也令人歎為觀止。


飛機產業的教訓、汽車產業的思考、高鐵行業的經驗,全部都傾注到了新時期的產業扶持政策中,政府顯然將在裏面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中國製造2025”橫空出世,“紫光模式”大行其道,國資主導的跨國併購開始佔據西方國家的媒體頭條。


這一切,終於在2018年遭遇了貿易對手的警覺和反擊,“財政補技術”雖然沒有偃旗息鼓,但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裏,必定會低調潛行。


然而時間不等人。2013年,中國勞動力人口(15至65歲)見到了歷史大頂,靠廉價勞動力的第二產業面臨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隨着人口長期拐點來臨,轉型時間窗口並不寬裕,用一句話來説就是:留給中國隊的時間不多了。


這就是科創板在2018年年底橫空出世,被上上下下重點呵護,一路綠燈放行,進展一日千里的原因。當市場換技術路線失敗、財政補技術路線堵塞,唯一的路徑便是把接力棒交到社會資本的手裏,這個過程必須快。


設立科創板,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2001年之後,海外VC大量湧入中國市場,催生了中國互聯網行業的半壁江山,但在某次高等級會議上,領導的一句話振聾發聵:中國這麼多互聯網巨頭,動輒百億千億,有多少是給外國人賺走了?


的確,接受美元基金的風投,設置VIE架構,赴海外上市,套現後拿美元資產,幾乎成了中國互聯網公司的標準模板。因此,設立以註冊製為基礎的科創板,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投資,讓肥水流回自家良田,儼然成為時代的呼喚。


因此,在經歷了市場換技術、財政補科研、外資投創業這些路徑之後,科創板在決策層的眼裏,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中國的產業升級之路,已經抵達了最後一站,常將“賭國運”掛在嘴邊的我們,準備好迎接這次歷史機遇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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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老闆

可能是2018年最網紅的財經自媒體寫作者

前通信行業分析師/自稱花木路王寶強

代表作

聯想和華為的1994年/中國芯酸往事/世間已無明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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