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州、上海到長崎的近代之路

東方歷史評論2019-06-15 05:30:56

撰文:劉建輝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劉建輝,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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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貿易體制“廣東體系”的成立與崩壞


傳統的觀點認為,東亞的近代始於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的爆發,但本書將東亞近代的起點定於19世紀10年代。這是在考慮導致制度變化(此處指鴉片戰爭這一結果)的一系列過程(而非制度變化的本身),並將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也納入視野之後理應得出的結論,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兩點。


其一,近代資本主義,具體而言是全球性的自由貿易體制大約在19世紀10年代就已經在中國的南部,即廣州十三行悄悄生髮,逐步顛覆了原有的中華帝國壟斷的貿易體制(廣東體系),最終歐美諸國憑藉武力迫使中國及整個東亞“開放”;其二,代表這一自由貿易體制的列國諸強(尤其英國和美國)的個體商人合法或非法地潛入廣州,以從前的外國人商館十三行為中心,與當地人密切合作,奮力建構出一個近代化的空間,這成為之後出現在中國各地的租界的雛形。此外,與這些商人同時到來的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他們的先驅者羅伯特·馬禮遜於1807年到達廣州,後來的傳教士們以他為核心,開始向中國及整個東亞地區(恆河以東)宣傳基督教和西洋文化。接下來,我將簡要介紹這兩件事情,並試圖追問它們各自的歷史意義。


描繪廣東十三行的油畫


首先,要想理解近代資本主義、自由貿易體制的滲入,必須首先就傳統的所謂廣東體系,即帝國壟斷的貿易體制加以説明。


眾所周知,清王朝建立之初,以鄭成功佔據的台灣為首,周邊區域的各種勢力十分活躍,抵抗活動不斷出現,因此清政府下達禁海令,即“遷海令”,暫時斷絕了與海外的一切交流與貿易。而當內亂平定,台灣鄭氏降服以後,康熙帝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將“遷海令”變更為“展海令”,允許與海外進行交流與貿易,並在上海、寧波、廈門和廣州四座城市設立海關,開始施行比較積極的對外貿易政策。雖然四海關的貿易體制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仍然從康熙、雍正持續到乾隆時代,維持了大約七十餘年。但在乾隆二十年(1755),隨着粵(廣東)海關官僚人數的膨脹,以英國商人為首的外商們被迫拿出的賄金也水漲船高,他們終於不堪忍受,一方面直接向乾隆皇帝提出抗議,一方面避開粵海關,徑直北上廈門,隨後到達寧波,開始在他們此前從未活動過的北方區域開展貿易活動。措手不及的乾隆皇帝擔心這一行為會威脅海防並對內地造成負面影響,立刻對此加以制止,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下達敕令,規定與西洋諸國的所有貿易只允許在廣州的粵海關內進行。從此以後,江(上海)海關與浙海關(實際在浙江乍浦港)主要負責與日本的貿易關係,閩海關(實際在福州港)負責琉球,粵海關負責除此之外的所有南洋及西洋諸國,所謂的“一口通商”體制由此確立。直到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敗北,被迫於1842年開始實行“五港通商”為止,“一口通商”的體制存在了大約八十年。


所謂廣東體系,是指在從粵海關成立至開始實行“五港通商”的約一百六十年間,西洋各國的東印度公司與清朝指定的對外貿易商(即十三行的商人)在廣東(即廣州)進行貿易的壟斷性貿易體制。它的構成大致如下。


首先,各國的商船在抵達廣州,準備進行交易時,必須在十三行的商人中選擇一名“保商”(擔保人),並在此人的管轄下開展進出口活動,比如委託保商將帶來的商品出售,通過保商購入需要購買的商品,需要上繳的關税也是經由保商向“海關”交納的。在保商之下有通事(負責進出口、關税等相關文書的製作和提交)和買辦(負責財務管理、商品的確認,並照料外商旅居期間的生活)等,他們在為外商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全方位地監督外商的活動。而各商船的船長或代表(被稱為大班)暫居在從保商那裏租來的十三行商館(中國人稱之為夷館)中,在開展其所屬公司的業務的同時,也處理個人自由買賣的商品、通過保商與海關監督進行交涉、管理部下及船員,有時候也向地方和中央官吏行賄。


但以上僅僅是十三行貿易的基本構架,在一百六十年間,由於歷史時期和具體情況的不同,其運營狀況也有很大差異。例如,雙方能夠壟斷的商品的種類最初非常廣泛,但最後則基本只限於茶葉和生絲。此外,雙方一開始都是單獨運營,但後來各自成立了負有連帶責任的十三行公行和負全責的管理委員會(初期僅由當地的大班組成,後來發展成為包含英國東印度公司本部的派遣員的特選委員會)。再者,在初期的規定中,大班們在適於航行的貿易季節(九月左右至次年二月左右)開展業務時可以逗留在十三行中,但此外的時間他們必須退到澳門去,但不知從何時起,他們能夠長期居住在十三行了。十三行本來只是外商暫時的租借地,後來卻完全變成了外國人的商館街。


十九世紀初期的十三行,右起依次為荷蘭,英國,美國,西班牙和丹麥的國旗


粵海關設立後,最初在廣州進行貿易的是荷蘭人,但直到大約四十年之後的1727年,荷蘭才正式在十三行設立商館。與其相比,英國東印度公司早在1716年就已經開始大規模建設商館,積極地推進英國-印度-廣州航路的貿易了。在英國與荷蘭之後,法國東印度公司於1728年、瑞典東印度公司於1732年、丹麥亞洲公司於1772年也各自設立了商館。美國雖然是最後一個加入的國家(1786年在廣州設領事),但如後文所述,美國的貿易量正與其新興國家的上升力相呼應,很快就與英國並駕齊驅,成為支撐廣州貿易的另一股主要力量。


十三行,正式的説法是叫外洋行,數量上常有增減,不一定就是十三,最多時有二十六家(1757年),最少時只有四家(1781年)。至於洋行的資格,首先必須要有雄厚的資本和資產,然後需要有實力的推薦人(官僚或已得到承認的洋行商人)進行擔保,在此基礎上,還要經過地方政府的審查之後才能獲得認可。十三行的商人在與外商的交涉中負有全責,半是“官商”半是“外交官”,但他們上邊的粵海關監督、廣東巡撫甚至兩廣總督經常蒞臨考察,商人們受到內壓外迫,處境也並不輕鬆。而且,雖然他們賺得的利潤相當豐厚(根據交易商品的買入與售出價格比賺取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幾十的差額,還有佣金等),但也承擔着很重的壓力,比如他們需要向中央和地方的公共事業捐款、由於承擔連帶責任而償還破產的同業者的債務、置辦朝廷貢品(主要是西洋舶來的奢侈品)以及為公益事業捐贈財物等,很多商人甚至因此而一夜之間傾家蕩產。當然,即便如此,有實力的商人還是能夠成為鉅富,過上常人無法想象的奢侈生活。在十九世紀初期的十三行中,潘氏一族的同文行、伍氏一族的怡和行、盧氏一族的廣利行、梁氏一族的天寶行等被認為是實力最強的洋行,其中怡和行的業務甚至擴展到了美國本土,涉足保險、證券和鐵道建設等領域,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資產家,名噪一時。


在十三行商店街購物的外商


以上簡單介紹了十三行的貿易,即廣東體系在制度上的特點與運營狀況,但進入到十九世紀後,這個持續了超過一百二十年的貿易體制突然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結果不堪一擊,漸趨崩壞。崩壞的緣由,在外部是由於一直轉包英國東印度公司業務的港腳商人(主要在印度和廣州之間從事貿易的商人團體)、新出現的個人貿易商人(最初需要獲得東印度公司的認可)和新加入的美國商人等“散商”勢力的抬頭;在內部主要是因為轉包十三行商人業務的所謂“行外商”和偷運鴉片的地方商人勢力的擴大,而決定性的打擊則來自於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廣州的壟斷權分別於1813年和1833年被廢止這一制度上的轉變。


由於大部分“散商”都不曾專門在中國開設公司,他們的整體動向頗難把握,所以這裏只能先簡單介紹一下在廣州開設過總店或分店且活躍時間較長的幾家洋行。


最開始,可能是由於資本規模較小,十三行的散商們的經營狀態並不穩定,經常反覆合併和撤銷,然後其中的幾家就像滾雪球一樣,勢力漸漸增大,終於發展成為能夠左右整個貿易活動的大商社。


例如,由柯克斯(Cox)、比爾(Beale)和理德(Reid)三人在1782年創立的柯克斯·理德洋行(Cox,Beale &Co,最初總店在澳門,分店在廣州)由於1791年柯克斯的去世而變為理德·比爾行(Reid,Beale &Co),隨後1803年麥尼克(Magnic)加入,變為比爾·麥尼克洋行(Beale,Magnic &Co),1819年比爾退出,變成麥尼克洋行(Magnic&Co),1825年渣甸(Jardine,1819年來粵)入夥,1828年馬地臣(Matheson,經過1819年的泰勒·馬地臣洋行Taylor,Matheson &Co和1821年的伊沙瑞行Yrissari&Co)入夥,1831年麥尼克退出,終於在1832年左右發展成為著名的渣甸·馬地臣行(Jardine&MathesonCo,中文名為怡和洋行)。


此外,180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大班巴林(Baring)創立巴林洋行(Baring&Co),後來隨着同為大班的莫隆奈(Moloney)和羅伯茨(Robarts)的加入,更名為巴林·莫隆奈·羅伯茨洋行(Baring,Moloney&Robarts&Co)。再後來因為東印度公司禁止大班進行個體經營,該洋行借新加入的達衞森(Davidson)之手而變為達衞森行(Davidson&Co)。1823年顛地(Dent)入夥,洋行於翌年變為顛地行(Dent&Co,中文名寶順洋行)。


以上介紹的全是英國人,尤其是蘇格蘭出身的商人所經營的洋行的變遷,與其複雜的合併撤銷情況相比,新加入的美國系的商人的動作就比較明晰了,有所變化的僅有一例,即1818年創立的羅素行(SamuelRussell &Co)在1824年變為旗昌洋行(Russell&Co)。而1828年成立的奧立芬洋行(Olyphant&Co,中文名同孚洋行)直到最後還保持着成立之初的體制。據説,在1832年的廣州已經有大大小小六十六家洋行,而到了五年後的1837年,洋行的數量攀升到了一百五十家(雖然不一定是正確的數字)。稍稍回顧一下,在1828年的中英貿易中,英國的出口貿易額是2030萬美元,其中東印度公司佔了450萬,餘下的1580萬美元全部由散商包攬(當然大半都是鴉片走私);而在中國的1810萬美元的出口貿易額之中,東印度公司佔850萬,散商佔960萬,散商略佔上風。以往的廣東體系已經近乎癱瘓,散商即自由貿易者的時代終於來臨。


與外國散商的活躍程度相比,中國的行外商毫不遜色。行外商中的小商鋪原本是販售十三行商人壟斷的大宗商品(茶、生絲等)之外的雜貨(陶瓷器、藥材、地方特產等),它們的數量在1755年就已經達到了百家以上,一部分小商鋪作為行商的業務承包者和商品提供商也十分活躍。只是,在以往的東印度公司與行商極受優待的體制下,小商鋪能夠經營的商品種類十分有限,長期處於極低的位置。但是,隨着英美散商漸露頭角,貿易量超越東印度公司,他們希望直接與中國的行外商進行自由貿易的願望也日益增強。與此相應,小商鋪的勢力不斷擴大,到了1807年已經至少超過了二百家。根據威廉·渣甸的説法,他來廣州之時(1820年前後),他與行外商的交易量就已經高於與行商的交易量了。


因為行外商的發展威脅到了行商以及原有的貿易體系,所以清朝政府的管理和監督時常變得極其嚴苛,但每次行外商都能通過接受外國散商的支援和向官吏行賄等方法熬過一時的苦境。不僅如此,行外商甚至逐漸地奪取了行商的權益,使得自己也能一點點染指那些原來由行商壟斷的商品,尤其是他們竟然發展到能夠合法或非法地買賣當時最大的進口品鴉片以及最大的出口品茶葉和生絲的程度。此外,原先在行商手下工作的通事和買辦被巨大的利益所吸引,也參與到行外商的貿易活動中。至此,延續了一百數十年的“廣東體系”雖然仍在苟延殘喘(直到鴉片戰爭後的1842年,十三行被解散,“廣東體系”徹底終結),但已經名存實亡了。


2


滲入的“近代”:作為據點的廣州十三行及其周邊


如上所述,在十九世紀初的廣州十三行,已經存在頗具“近代”性、比較自由的貿易體制,以及支撐這一體制的很多外國散商和行外商。正是因為他們或公或密的活動,一個類似於後來各通商港口的租界的空間開始在十三行及其周邊漸漸形成。例如,在商品交易時需要兑換外幣和紋銀等,很多銀鋪都經營此項業務,而其中一些被稱為“大窯口”的銀鋪甚至向停泊在珠江河口附近洋麪上的非法商船發行交貨的傳票,這樣的銀鋪有三十餘家,林立於河岸之上,儼然形成了小規模的“銀行街”。順帶提一下,雖然缺乏明確的證據,但據説後世的“銀行”一詞就是起源於十三行一帶。


前文略微提到了所謂十三行的“近代性”,這種“近代性”之所以能夠得以成立,一方面是由於商業活動、中外個人貿易商社、“銀行”和中介人(通事、買辦、批發商)等人與物的“裝置”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與此同等重要的是同時期陸續來華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們的活動,特別是他們與之前的天主教不同,選擇以書籍傳道、醫療傳道等口號而開拓出版、教育、醫療等事業,這是文化上的“裝置”。接下來,我想以他們的先驅者羅伯特·馬禮遜為例,簡單地追溯他們在廣州一帶的足跡和構建的傳教網絡。


羅伯特·馬禮遜於1782年出生於蘇格蘭北部,先後從當地的神學院和倫敦的傳教士學院畢業後,他獲得海外傳教所必需的牧師資格,並受倫敦傳教會——海外傳教教會(差會)之一——的派遣,取道美國(因為東印度公司拒絕讓其搭乘直航的船隻),於1807年他25歲的時候到達廣州。但是,當時的廣州當局對於基督教傳教活動正實行嚴厲的監管,馬禮遜雖然想方設法留在了十三行,但傳教活動基本無法進行,只得每日勤奮學習中文。一年半之後,馬禮遜時來運轉,他不僅同在澳門結識的英國女性瑪麗·摩頓喜結連理,而且在岳父(東印度公司的理事)的推薦下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正式僱員,擔任中文翻譯。後來,他因故暫時被東印度公司免職,但最終還是順利地保住了職位,而直到1834年去世為止,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推進他的“本業”,即傳教活動。


在廣州,馬禮遜最初從事的活動是《聖經》的翻譯與《華英字典》的編纂,這是他來華前就已經計劃好的。最終,憑藉他本人不懈的努力、中國助手葛先生(Koseen-sang,負責古籍的購買、翻譯的訂正和草稿的校正等)和蔡軒(Low-Heen,負責書籍、資料的謄寫和木版底稿的製作等)等人的協助以及東印度公司的大班和職員們的支持(幫助設置小型圖書館、收集與中國相關的圖書和資料、予以資金上的援助、提供印刷機、派遣印刷工等),馬禮遜於1813年率先完成了《聖經·新約》的漢譯(雖然《聖經》的翻譯和字典的編纂幾乎同時進行),接着又於1815年出版了三卷本《華英·英華字典》(1822年全部完成)中的第一卷,它們分別在澳門以木版印刷和出版。


埋頭於翻譯工作的馬禮遜和他的中國助手


其間為了進一步推進傳教事業,馬禮遜多次向倫敦會要求增派會員來廣州。他的要求終於得到了迴應,1813年,威廉·米憐偕夫人到達廣州。但是,米憐不像馬禮遜那樣有明確的職業身份,要想在廣州安定下來十分困難。經過種種的摸索和實地調查,米憐夫婦最終還是在1815年轉移到了華僑眾多的馬六甲,在那裏建立了傳教的基地,支援廣州的傳教活動。


在馬六甲,米憐運用從馬禮遜那裏學來的中文,首先與同來馬六甲的中國印刷工人樑發(後來入教,成為中國最早的牧師)建立了印刷所,發行了中國第一份傳教雜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創刊)。從1815年到米憐病逝的1822年,在這七年間,米憐充分利用這份雜誌,一邊傳播教義,一邊不斷向中國人介紹西洋世界的情況和知識。米憐在製作雜誌的同時,還幫助馬禮遜翻譯了《舊約》的一部分,對於《舊約》漢譯的完成與出版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他還在馬禮遜的指示和支持下與殖民地當局交涉,籌集資金,最終於1818年創立了兼及傳教、出版和教育的綜合性宗教設施——英華書院。書院成立後,在僅有八名印刷工的情況下刊發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和《印中搜訊》(英文,以在印度和中國傳教為目的的季刊)兩本雜誌。書院後來不僅發行了數量眾多的傳教出版物,而且對於當地華僑的教育也不遺餘力。直到1843年搬至香港,書院一直作為廣州的後方據點而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稍稍回顧一下,米憐在轉移到馬六甲之初,預計到他們對於佈道印刷品的需求會非常大,所以他和馬禮遜再三請求增派人手,而倫敦會終於在1817年派遣麥都思來到馬六甲,擔任米憐的助手和印刷技師。在到達之後的兩年左右內,麥都思幫助管理印刷所並編輯《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後來由於擴大業務的需要,麥都思聽從馬禮遜等人的指示,在1819年到達巴達維亞,建立起倫敦會在南洋的又一個傳教據點。


在巴達維亞,麥都思創辦了《特選撮要每月紀傳》(1823年創刊,1826年終刊),這是繼《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而出版的第二份中文傳教雜誌。在編輯雜誌的同時,他還充分發揮自己的技術,使用雕版和石版印刷刊行了大概三十種中文傳教書籍。隨後,由於馬禮遜於1834年病逝,廣州沒有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於1835年來到廣州。


馬禮遜病逝後,東印度公司新僱用的中文翻譯是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出身於普魯士的郭實臘從荷蘭的神學院畢業後,受荷蘭傳道會的派遣,在1827年到達巴達維亞並與麥都思相遇。郭實臘本來是想向巴達維亞的土著人傳教的,但受到麥都思的影響,他開始更加熱心於向中國人傳教,甚至想去中國本土傳教。從1831年起,他分別搭乘中國商船、東印度公司的考察船和渣甸的鴉片走私船,三次沿中國海岸北上,探尋直接向中國人傳教的可能性,隨後,他在廣州定居並被東印度公司僱用。


在廣州設立活動據點之後,郭實臘立刻在十三行創辦中文雜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年),在登載宗教內容的同時,也介紹西洋的歷史與地理以及部分政治法律知識,刊載廣州當地的新聞和貿易狀況等。這份最多曾發行千部的雜誌是中國本土刊行的第一份“近代”雜誌,被以林則徐為首的眾多中國知識分子所徵引,對於時人瞭解外國情況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先驅性意義。此外,熱心教育事業的郭實臘還鼓勵住在澳門的夫人創立女學堂(1834年),學堂的人數雖然不多,但畢竟開始了對女童的教育。再者,他在東印度公司撤出廣州後,於1835年成為英國貿易監督的首席翻譯,並於1837年捲入了馬禮遜號(為了紀念馬禮遜而命名的、美國奧立芬公司所有的帆船)事件——郭實臘與後邊將會提到的衞三畏、伯駕等以返還日本的漂流民為藉口航行至江户、鹿兒島,結果被炮擊而還。


在廣州,郭實臘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持續發行到1836年(之後轉移到新加坡,又維持了兩年)。經過一段空白期後,麥都思主編的新的中文雜誌《各國消息》(1838年)出版了,這份石版印刷的月刊雜誌與之前的一系列雜誌都有所不同,它的宗教色彩被刻意地抑制,大多數文章是介紹西洋的情況和廣州當地商業信息的,這與後來的《遐邇貫珍》(1853年在香港創刊)和《六合叢談》(1857年在上海創刊)確有相同之處,顯示出麥都思主導下的傳教活動在方法上的一種變化。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封面及內文的“序”


馬禮遜在廣州開始活動後,不僅向倫敦會,有時也向美國的各教會(尤其是公理會)發出號召,希望他們向中國派遣傳教人員。美國公理會因此於1830年將裨治文派到廣州,準備開啟美國人在中國的傳教之路。抵達十三行的裨治文受到馬禮遜的熱情歡迎,在此後的十七年間(直至他在1847年轉移到上海),他不負馬禮遜的期望,熱情地推進各項事業。


裨治文在廣州傾注心血最多的工作,無疑是編輯由馬禮遜提案而很早就創刊的英文雜誌《中國叢報》(1830~1851)。這份刊行了二十一年的雜誌不單向世界各國大量介紹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而且還不斷擺開論陣,顯示出對於閉關鎖國的清王朝的強硬姿態。


除了編輯《中國叢報》之外,裨治文還與馬禮遜合作開展了諸多活動,並在馬禮遜去世後成為這些活動的核心人物,例如建立“在華基督教協會”(1830年)、“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1834年)、“馬禮遜教育會”(1836年)和“中國醫務傳道會”(1838年),提倡出版《聖經》等西洋書籍,創立馬禮遜學堂(澳門,1839年)等。實際上,也正是因為裨治文的請求,公理會才在1834年派遣具有醫生和傳教士雙重身份的伯駕來華。1835年,伯駕在十三行開設眼科診療所,這是在中國本土創立的最初的西洋醫院,後來經過鴉片戰爭,在1859年發展成為博濟醫院。十九世紀末,年輕時的孫文曾在它的附屬醫學院學習,也曾在這所醫院行醫。這所醫院一直存在到今天,現在是中山醫科大學的一部分。


裨治文與郭實臘一樣,也十分熱心於教育,很早就在自己家中開設小型私塾,培養以樑發的兒子樑進德為首的五六名兒童。他將樑進德培養成為鴉片戰爭中中方負責對外交涉的翻譯,而那時的英方翻譯正是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這不得不讓人感歎歷史的因緣。


正如同倫敦會為了幫助米憐而將印刷技師麥都思派遣到馬六甲,美國公理會為了更好地推進《中國叢報》的印刷和刊行工作,在1833年派遣印刷工衞三畏來華以幫助裨治文。衞三畏在他到達十三行的第二年,就在美國商館後邊建成“公理會廣州印刷所”,忙於《中國叢報》以及各類書籍和小冊子的印刷。隨後,印刷所為了利用東印度公司的中文活字並躲避廣州當局的取締,在1835年搬到澳門,使得大量印刷中文相關的書籍成為可能。之後,衞三畏也一邊在印刷所工作一邊參與傳教活動,不久就成為公理會承認的傳教士了。他隨後一直從事《中國叢報》的編輯工作,直到這份雜誌停刊(1851年),但使他聲名鵲起的事件無疑是他曾作為佩裏艦隊的漢文翻譯而於1853年和1854年兩次抵達日本。只是後來他完全脱離公理會,加入了美國駐中國使節團,晚年又成為耶魯大學傑出的中國文學教授。


十三行商館街從粵海關成立之初起就一直坐落在廣州郊外西南方的珠江的江岸一角,東西約三百一十五米,南北約一百七十米,總面積約五萬一千多平方米。三條南北向的街道(同文街、靖遠街、新荳欄街)貫穿其中,熙熙攘攘的十三座洋行商館則夾在三街之間。按照廣州當局的規定,這裏只是貿易季節的臨時交易場,即便是商人也不可以在此長期逗留。但事實上,在19世紀30年代,商館內長期居住着三百名外國人和八百名相關的中國人(通事、買辦、僱工和看守等)。值得一提的是,據説當時長崎的出島的面積為一萬三千平方米,大概是十三行的三倍,而常住的荷蘭人卻只有九到十三人左右。


十三行商館內的晚餐會的場景


在這個絕不能算大的空間內,半公開地存在着祕密“銀行”、出版所、私塾、醫院、微型圖書館(約一萬冊的藏書)、舞廳(英國館)和教會等設施,周圍還有製作出口繪畫品的畫室(約三十間)和行商會館,以及用來與當地知識分子進行交流的文瀾書院等,這些場所呈現出的“近代性”遠遠地超越了制度上的限制。另外,這裏通行的語言是所謂“廣東英語”,這種將英語單詞排列成中文語序的語言被人稱為“鬼話”,在約兩百年的東西方貿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根據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南京條約》(1842年),廣州十三行制度被正式廢止,所謂“五口通商”的時代到來,而曾活躍在廣州的十三行商人和買辦、外國個體商人及傳教士等也紛紛離開,先是去了上海和香港,二十年後又進一步向長崎和橫濱挺進。他們在上海的活動後文會有介紹,我在這裏只想先説一點,即他們在廣州打造的各種各樣的近代“裝置”後來成為強大的力量,或顯或隱地左右了整個東亞的未來。例如,怡和洋行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轉移到香港和上海,在兩地積極開展近代性質的商業活動,到了五十年代則利用日本開國的機會迅速在長崎開設代理店(ThomasBlakeGlover)【蘇格蘭商人,於1859年從上海到長崎,最開始為怡和洋行工作,後來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在長崎的住宅是日本最早的洋房。譯者注,下同】,又在橫濱居留地中最好的地段開設分店,並向薩摩和長州兩藩大量輸出武器,而且還向準備祕密出國的長州藩留學生伊藤博文、井上馨等提供幫助。再者,本來是行外商出身、在19世紀30年代突然變身為著名行商的吳健彰,在鴉片戰爭後進軍上海,不僅成為鉅富,財力甚至超過上海的地方長官(蘇鬆太道),而且頗為着力於租界制度的完善和租界的擴張。


本文譯自劉建輝《日中二百年——互相支撐的近代》(『日中二百年——支え合う近代』,東京:武田ランダムハウスジャパン,2012年10月)一書,是該書的第一章。譯者邊明江,文學博士,現為南通大學日語系講師。譯文原載《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雜誌2013年第1期。譯者此次在文字上又略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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