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特:我們這些難民

東方歷史評論2019-06-15 05:29:50

撰文:漢娜·阿倫特

翻譯:王菁 馬景超

校譯:王菁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按:本文是漢娜·阿倫特用英文寫作的第一篇文章。當阿倫特寫作這篇文章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黑暗已經籠罩歐洲,而猶太人所遭受的最可怕的苦難還未完全展開。這篇文章直白而鮮明,充滿力量。它最初於1943年1月發表在一本名為《燈台》(Menorah)的小規模猶太雜誌上(1961年停刊),題為《我們這些難民》。

這篇文章抓住了作為難民的真正含義——“難民”意味着無盡的焦慮、折磨人的絕望、虛妄的樂觀、反覆無常的荒謬,甚至還有幽默。在一個“為了一己之生存與個體的命運像瘋子一樣戰鬥”的羣體中,作為一個尋求尊嚴的流浪個體,究竟意味着什麼?

阿倫特還給我們了一個深刻的教訓:“歐洲各民族允許他們中最弱的成員被排除和迫害,在這一刻,也因為這一決定,歐洲的禮貌社會宣告瓦解。”這個教訓在今天仍舊為我們敲響警鐘,在當前的全球環境中,我們見證着對難民的漠不關心甚或是徹底的敵意,這樣的政治態度和社會態度只會以加劇緊張的局勢,並且進一步摧毀那些漠不關心和持敵意的人的道德框架。


漢娜·阿倫特


1


首先,我們不喜歡被稱為“難民”。我們自己互相稱呼為“新來者”或“移民”。我們的報紙是為“説德語的美國人而作”;並且,據我所知,受希特勒迫害的人們沒有以難民為名組建過任何俱樂部,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


過去,難民指的是因為某些行為或某些政治觀點而被迫尋求庇護的人。就我們而言,儘管我們的確被迫尋求了庇護,但我們並沒有作出任何行為,我們中大多數人也想都沒想過持有任何激進的意見。在我們這裏,“難民”一詞的含義發生了變化。現在,“難民”指的是我們這些命運多舛的人,身無分文地來到一個新的國家,而不得不尋求難民委員會的幫助。


在這場戰爭爆發之前,我們對被稱為難民更為敏感。我們盡力向其他人證明,我們只是普通的移民。我們宣稱,我們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離開故土,前往我們選擇的國家。我們否認我們的情況與“所謂的猶太人問題”有任何關係。是的,我們是“移民”或“新來者”,我們之所以離開我們的國家,是因為在某個風和日麗的普通日子,它不再適合我們居住了,或者,純粹出於經濟的原因。我們只想重建我們的生活,別無他意。為了重建自己的生活,一個人必須堅強、樂觀。所以,我們非常樂觀。


我們的樂觀確實值得欽佩,連我們自己都這麼説。我們奮鬥的故事終於為人所知。我們失去了自己的家,這意味着失去了熟悉的日常生活。我們失去了自己的職業,這意味着我們失去了自己對這個世界尚有用武之地的自信。我們失去了自己的語言,這意味着我們失去了自然的反應、簡明的手勢,以及不受阻礙的情感表達。我們把自己的親戚留在了波蘭的猶太人區,我們最好的朋友在集中營被殺害。這一切意味着我們私生活的斷裂。


儘管如此,一旦我們得救了——而我們中大多數人不得不被拯救好幾次——我們便立即開始新的生活,並儘可能地遵循拯救者們給我們的所有寶貴建議。我們被要求忘記過去;而我們忘記過去的速度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我們被友善地提醒説新的國家將成為一個新的家;在法國呆了四個星期或在美國呆了六個星期後,我們便假裝成了法國人或美國人。我們中間最樂觀的人甚至會説,他們此前的全部人生都是一種無意識的流亡,只有現在,他們的新國家才教會他們家的真實樣貌。誠然,當我們被要求忘記自己過去的工作時,有時也會反對。畢竟,如果事關我們的社會標準問題,以前的理想也很難被拋棄。然而,我們對於使用這門語言沒有任何困難:一年後,樂觀主義者就能確信,他們的英語已經説得和母語一樣好;兩年後,他們莊嚴宣稱,他們的英語比任何其他語言都説得好——反而是快要把德語忘記了。


為了更有效地忘記,我們避免提到我們經歷過的幾乎遍佈歐洲各國的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s)或強制收容所(internment camps)——它可能被解讀為悲觀主義,抑或對新家園缺乏信心。此外,人們一再告訴我們,沒有人願意聽這些東西;地獄不再是宗教信仰或幻想,而是像房屋、石頭和樹木一樣真實的東西。顯然,沒有人想知道,當代歷史創造了一種新的人類——這種人不是被敵人關進集中營,就是被朋友關進強制收容所。



即使在自己人中,我們也不談論這段過往。相反,我們找到了一種辦法來掌握不確定的未來。既然每個人都有計劃、願望和希望,我們也是如此。然而,除了普遍的人類態度,我們試圖更科學地畫清未來的路線。歷經劫難後,我們想要一條如射擊軌跡般準確無誤的道路。因此,我們拋棄了地上的所有不確定性,而將目光投向天空。星數——而非報紙——會告訴我們希特勒何時被擊敗,而我們何時能夠成為美國公民。比起我們所有朋友的建議,我們更相信星數;我們根據星數來決定何時應該與我們的救命恩人共進午餐,何時應該填寫我們現在生活中充斥着的無數問卷。有時我們甚至不能相信星數,而是依賴我們的掌紋,或是筆跡分析中的徵兆。因此,我們對政治事件瞭解並不多,儘管精神分析已經過時,但我們對親愛的自己倒是越來越瞭解。那些上流社會無聊的紳士淑女們談論自己兒時調皮搗蛋的美好時代已經過去。他們不再需要鬼故事了;真實的經歷就能令他們渾身發抖。不用再為過去增添魔法;現實受到的詛咒已經足夠強大。因此,儘管我們口口聲聲説自己樂觀,但還是會用各種魔法來召喚未來的精靈。


每當夜幕降臨,我不知道哪些記憶和想法會進入我們的夢鄉。我不敢去追根究底,因為我也寧願做一個樂觀主義者。但有時我也會幻想,至少,我們每晚都會想起那些逝者,或記起曾經愛過的詩篇。我甚至可以理解,在戒嚴期間,我們西海岸的朋友們居然會覺得,我們可以同時是“公民候選人”和當下的“敵國僑民”。當然,明面上,我們只是在“技術上”成為了敵國僑民——所有難民都知道這一點。但是當技術上的原因使得你不敢在夜晚走出家門,你難免會對技術性和現實的關係產生一些負面猜測。


不,我們的樂觀主義大有問題。我們中間有一些奇怪的樂觀主義者,他們講了很多樂觀的言論,回家卻打開煤氣或者爬上摩天大樓,作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們似乎在證實,我們所宣稱的快樂正是基於一種對死亡的欣然接受。我們在成長階段都堅信生命至高無上,而沒有比死亡更糟的事情,可是,現在的我們卻見證着、經受着比死亡更可怕的恐怖——卻不能找到比生命更高的理想。因此,儘管死亡對我們而言不再恐怖,但我們既不願意也無法為一項事業而冒生命危險。與其奮戰——或者思考如何才能獲得奮戰的能力——難民已經習慣了期待親友的死亡;如果有人死了,我們愉快地想象他因此避免了多少麻煩。最後,我們中的許多人希望自己也能夠避免這些麻煩,於是也走上了相應的道路。


自1938年以來——自希特勒入侵奧地利以來——我們已經看到雄辯的樂觀主義如何迅速轉變為無言以對的悲觀主義。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變得更糟——更加樂觀,更加傾向於自殺。 舒斯尼格(Kurt Schuschnigg,1934年成為奧地利第一共和國的總理,1938年希特勒要求他辭職——譯註)治下的奧地利猶太人是如此開朗愉快——所有客觀的觀察者都對他們心生敬佩。他們深信自己不會出任何事,這種信念真是令人驚歎。但是當德國軍隊入侵奧地利,非猶太人鄰居在猶太人家中發動騷亂時,奧地利猶太人開始自殺。


與其他自殺事件不同,我們這些朋友們不會對自己的行為做出任何解釋。對這個強迫一位絕望的人在生命的最後一天仍然要與人交談、強言歡笑的世界,他們沒有指責,也沒有控訴。他們留下的信件是尋常的、毫無意義的文件。因此,我們在敞開的墳墓邊上,進行的葬禮演説簡短尷尬,且充滿希望。沒有人關心動機,動機似乎對我們所有人來説都很明白。


2


我説的是不受歡迎的事實;更糟的是,我甚至不需要用現代人唯一信服的論證——數據——來證明我所説的事實。就統計數據而言,甚至那些憤怒地否認猶太民族的存在的猶太人,也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支持——如果不是靠數據,他們如何證明只有少數猶太人是罪犯,大多數在戰時被殺害的猶太人都是愛國者?他們努力挽回猶太人的生活至少在數據上表現甚佳,我們由此知道了猶太人在所有文明國家中的自殺率最低。我很確定這些數字不再正確,但我無法給出新的數據來證明這一點。不過,我可以用新的經驗來證明。對於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人來説,這可能已經足夠了:懷疑主義者們從不相信我們可以根據一個人頭骨的尺度來準確地瞭解其腦中的內容,他們也不相信犯罪統計數據能夠準確顯示一個國家的道德水平。無論如何,無論歐洲猶太人現在生活在哪裏,他們的行為都不再符合統計法則。自殺事件不僅發生在柏林、維也納、布加勒斯特或巴黎的恐慌的人羣中,而且發生在紐約和洛杉磯,布宜諾斯艾利斯和蒙得維的亞。


另一方面,關於猶太隔離區(ghetto)和集中營中的自殺事件的報道很少。的確,關於波蘭的報道本來就不多,而我們對德國和法國的集中營則瞭如指掌。



舉例來説,我一度在居爾(Gurs)集中營短暫生活,其間只聽説過一次自殺事件。人們暗示説那是一次集體自殺,顯然只不過是為了惹怒法國人的一種抗議行為。一旦有些人敢提到我們是被運到那裏“被處理”時,人們的整體情緒突然變成了強烈求生的勇氣。人們普遍持有的觀點是,如果一個人仍然能夠將整個事件解釋為私人和個體的壞運氣,從而以私人和個體的方式來結束生命,那必然意味着這個人對於更廣泛的事務毫不關心,對社會毫無興趣。但同樣的人,一旦回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中,面對看似是個體的問題,就會再次拿出這種與絕望只有一線之隔的瘋狂樂觀主義。


我們是第一批受到迫害的世俗猶太人——我們也是第一批不等到極端情況就以自殺迴應的人。也許哲學家們是對的:他們認為自殺是人類自由的最後和最重要的保證;如果沒有自由去創造自己的生活,或是沒有自由創造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那我們至少可以自由地拋棄生命並離開這個世界。當然,虔誠的猶太人無法實現這種消極的自由:他們認為自殺是一種謀殺,也就是説,自殺的人摧毀了一種人類永遠無法創造的東西,而干涉了造物主的權利。 Adonai nathan veadonai lakach(“神賜予,神奪走”);並且他們會補充:baruch shem adonai(“稱頌神的名字”)。對他們來説,自殺與謀殺一樣,都是對於整個創世的褻瀆和攻擊。自殺的人相當於宣稱生命不值得一活,世界不值得自己居住。


然而,我們的自殺者並不是瘋狂的反叛者,蔑視生命和世界,試圖在自殺中否定整個宇宙。他們的自殺是以一種安靜而温和的方式消失;他們似乎在為如此暴力地解決個人問題而感到抱歉。在他們看來,一般來説,政治事件與他們的個人命運無關;無論世道好壞,他們都只會怪罪自己的個性。現在,他們發現了一些神祕的缺點使得他們無法繼續生活。他們從孩童時就堅信自己應當達到某種社會標準,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他們便自視為失敗。他們的樂觀主義是踩水求生的徒勞努力。在這種愉快表面的背後,他們不斷地與自己的絕望鬥爭。最終,他們死於某種自私。


如果我們得救,我們會感到羞辱;如果我們得到幫助,我們會感到被貶低。我們為自己的生存和個人命運而瘋狂地鬥爭,因為我們害怕成為那些靠人施捨度日的叫花子(schnorrer,原文為意第緒語——譯註)之流——我們中很多人都曾經是慈善家,我們對這種施捨的對象記憶猶新。那時,我們並不理解,這所謂的叫花子並不是蠢蛋(shlemihl,原文為意第緒語——譯註),他們才是猶太人命運的象徵。正如當時那樣,今天的我們也不覺得猶太人應該團結起來——我們並不明白,這並不僅僅事關我們自己,而是事關整個猶太民族。我們的保護者常常強烈支持這種誤解。我記得在巴黎有一位慈善事業的負責人,每當他收到一張德國猶太知識分子的名片,上面難免會注有“博士”頭銜,他就會高聲驚呼:“博士先生,博士先生,叫花子先生,叫花子先生!


從這些不愉快的經歷中,我們得出了一個頗為簡單的結論。成為哲學博士不再使我們滿足;我們意識到,為了建立新生活,首先要改進舊生活。我們發明了一個小小的童話故事來描述自己的行為:一隻背井離鄉的孤獨的臘腸犬,悲哀地講述自己的故事:“曾經,當我還是一個聖伯納德犬的時候......”


我們的新朋友們為這麼多明星和名人而傾倒,但他們很難明白,在我們對過去輝煌的所有描述之下,都有一條關於人性的真理:一旦我們有頭有臉,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我們就被朋友所愛,甚至被房東信任,認為我們能夠按期支付租金。我們曾經能夠購買食物、乘坐地鐵,而不被人稱為不受歡迎。我們現在變得有點歇斯底里,因為報業工作者開始找到我們,並公開警告我們在買牛奶和麪包時不要造成不愉快。我們也想知道我們如何能做到這點;我們已經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刻都非常小心,儘量避免令任何人猜測我們是誰,我們持有什麼護照,我們的出生證明上填寫的地點是哪裏——以及希特勒不喜歡我們。我們盡了最大努力去適應這樣一個世界:一個在你出門買食物時也必須要有政治意識的世界。


在此等情形下,聖伯納德犬越長越大。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位指望獲得某些特定工作的年輕人唉聲歎氣道:“你都不知道能跟誰説話;我在Karstadt原來做的可是項目經理(Karstadt是柏林一座雄偉的百貨商店)。” 不過,另一位中年男子也同樣深感絕望。他從一個委員會到另一個委員會,在經歷了無數輪救援請求之後,最終大叫道:“這兒沒人知道我到底是個什麼人物!” 既然沒人把他當作有尊嚴的人看待,他就開始給他的關係户和知名人士發送電報。他很快就瞭解到,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上,接受“偉人”要比接受普通人容易多了。


3


我們越是無法自由選擇成為什麼樣的人或過自己喜歡的生活,我們就會越努力地建起高牆、遮掩現實,裝腔作勢地扮演各種角色。德國驅逐我們,因為我們是猶太人。但還剛跨過法國邊境,我們就已經變成了“德國佬”(boches)。別人甚至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真心想要反抗希特勒的種族理論,我們就必須接受這種身份。於是,我們在七年中就開始滑稽地扮演着法國人的角色——至少,我們扮演了法國公民候選人的角色。可是,戰爭一開始,我們還是以“德國佬 ”的身份鋃鐺入獄。與此同時,我們當中大多數人確實成為了忠誠的法國人。我們如此忠誠,甚至都變得不會去批評法國政府的命令,只會説監禁入獄沒有錯。我們是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批“自願囚犯”。在德國人佔領法國之後,法國政府只需改名易姓;而我們呢,過去被監禁是以德國人的身份,如今被監禁還是因為猶太人的身份。


同樣的故事在世界各個角落不斷地重複上演。在歐洲,納粹沒收我們的財產;但在巴西,我們彷彿就像外國德裔聯合會(Bund der Auslandsdeutschen)最忠實的成員,不得不向政府支付30%的財富。在巴黎,我們由於猶太人的身份,八點之後就不得踏出家門;但在洛杉磯,我們受到限制卻是由於“敵軍同盟”的身份。我們的身份轉變如此頻繁,以至於沒人能夠發現我們到底是誰。


不幸的是,就算我們和猶太人打交道,事情也沒好到哪裏去。法國猶太人把所有來自萊茵河地區之外的猶太人叫做波蘭佬(Polaks),他們對此深信不疑——同樣地,德國猶太人把那些人叫做東歐猶太佬(Ostjuden)。但那些土生土長的東歐猶太人可不吃法國兄弟這一套,他們把我們叫作德裔猶太佬(Jaeckes)。那些痛恨德裔猶太佬的兒子們——也就是生在法國的第二代東歐猶太人移民後裔——不但完成了同化,還和法國猶太上層階級的觀點如出一轍。因此,你會在同一個家庭中,一邊被父親叫作德裔猶太佬,一邊被兒子蔑稱為波蘭佬。


自從戰爭伊始,災難就開始降臨到歐洲猶太人的頭上。光是難民這一身份,就斷絕了我們與本土猶太社會融合的機會,哪怕確有特例,到頭來也更進一步證明了這條鐵律。這些不成文的社會法律雖然從未得到公開承認,但它們卻為公共輿論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就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而言,所有官方宣佈的熱情好客和慈善心腸,都比不上這些沉默的輿論和實踐。


人是一種社會動物,當社交關係被切斷時,他的日子必然不會好過。道德準則只有在某種社會結構中才更容易維持。當一個人的社會、政治和法律地位徹底陷入混亂時,很少有人能擁有保全自我操守的能力。我們缺乏勇氣,無法為自己的社會和法律地位而奮鬥。相反,我們當中如此眾多的人都決定嘗試改變自己的身份。這種詭異的行為反而使我們的境遇變得更糟。我們之所以陷入這種困境,相當一部分也是作繭自縛。


一天,有人會寫下這個真實的故事,講述這個德國猶太人的移民歷程,而他不得不從科恩先生説起。科恩先生,來自柏林,150%是德國人,而且是超級的德國愛國者。1933年,科恩先生在布拉格尋求庇護,很快就成為了一位捷克愛國者,並且對此深信不疑——無論是捷克還是德國,科恩先生的愛國心都一樣忠誠、真實。時光流逝,轉眼到了1937年左右,捷克政府已然受到某些來自納粹的壓力。他們不顧那些難民強烈希望成為捷克公民的事實,開始驅逐境內的猶太難民。隨後,我們的科恩先生挪到了維也納。要在那裏站穩腳跟,奧地利愛國主義是必須的。德國入侵奧地利,科恩先生不得不離開那個國家。他抵達巴黎,但沒趕上好時候,自始自終無法獲得一份正規的留居許可證。但是,科恩先生早就熟稔於異想天開的手段,他拒絕把那些行政手段當一回事,居然堅信他能在法國度過餘生。因此,他開始為適應法國社會作準備,將他自己與“我們的” 維欽託利(Vercingetorix是高盧阿維爾尼人的首領——譯註)祖先聯繫在一起。我想我還是不要對科恩先生的種種冒險作進一步向詳述了。只要科恩先生一天不真正看清自己作為猶太人的真實身份,就沒有人能預測他到底還要經歷何等瘋狂的改變。


4


的確,一個如果想要失去自我,他就能夠發現人類存在的可能性無窮無盡,正如創造的無窮可能性一般。但是,重新獲得一種新的人格和創世的難度無異,且同樣沒有希望。無論我們做什麼或假裝成為誰,我們都將一事無成,不過是體現了瘋狂想被改變的慾望——只要不是猶太人,什麼都行。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旨在達成這個目標:因為我們不想成為猶太人,所以我們不想成為難民;因為近年來講德語的移民被當作猶太人,我們就裝腔作勢講英語;由於世界上大多數沒有國籍的人都是猶太人,我們拒絕稱自己為沒有國籍的人;我們為了遮掩自己是猶太人的事實,甚至心甘情願成為忠誠的霍屯督人(Hottentots是荷蘭殖民者對非洲土著的稱呼——譯註)。 我們沒有成功,也無法獲得成功。在我們“樂觀主義”的面具下, 你能輕易察覺到同化主義者不可救藥的悲傷。


對來自德國的我們而言,同化(assimilation)一詞具有一種“深刻的”哲學意味。你很難意識到我們對它的態度何等嚴肅。同化並不意味着我們在必要時適應自己的出生之國,也不意味着我們出於必要而迎合與我們説同一種語言的人們。從原則上説,我們適應所有事,迎合所有人。有一次,這種態度通過我的一位同鄉的語言表達變得無比清晰,很顯然,他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感情。那時,他剛剛到達法國,便建立了一個適應協會,德國猶太人會在那種協會中互相宣稱自己法國人的身份。他在第一次演講中説道:“在德國,我們是體面的德國人,因此,我們在法國也應該是體面的法國人。” 公眾熱烈鼓掌,沒人發出笑聲;我們都很高興,因為學到了如何證明忠誠的方式。


如果愛國主義就是一樁慣例或一項實踐,那我們無疑是世界上最愛國的人。不妨回想一下我們的科恩先生;他的記錄無人可及。他就是一個理想移民,無論殘忍的命運將他推向哪個國家,他都會一眼愛上本地的山川。但既然人們並不相信愛國主義就是某種實踐,我們也就很難讓他們相信我們的反覆轉變確實出於真心。這種掙扎使得我們自己的社會變得如此偏狹;正因為我們無法從本地人那裏獲得認可,哪怕沒有自己的社羣,我們也要求充分的肯定。當本地人面對着像我們這種如此奇怪的生物,他們就會心生懷疑。在他們看來,對自己的舊國保持忠誠才是正道,也才能被他們所理解。這就使得我們的人生變得悽苦異常。作為猶太人,我們若能解釋這種故國之情的特殊之處,或許就能克服那種懷疑。其實,我們對故國確實情深意摯。我們連篇累牘地著書立説,證明這種感情;我們還資助整個官僚系統去探微溯源,並且試圖用數據解釋這種深情。我們當中還有學者通過哲學論文,論證猶太人與法國人、德國人、匈牙利人和其他人之間命中註定的和諧共處。如今,人們頻頻對我們的忠誠表示懷疑,這背後有一段漫長的歷史。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猶太人的同化史就是一段史無前例的失敗史: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證明自己的非猶太性,到頭來卻成功表明,他們自始至終都是猶太人。


這些尤利西斯式的遊蕩者心中混亂而絕望。他們不像尤利西斯這位偉大的原型,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誰。我們從他們拒絕保持自己身份的徹底躁狂中就輕易可見一斑。這種躁狂由來已久,並不是十年前才冒出來的症狀,它揭露了我們存活於世的深刻的荒唐性。我們就像一幫心存執念的人,總忍不住為一種想象出來的污點虛掩造勢。因此,我們對任何一種新的可能性都滿心歡喜,彷彿但凡新的東西都能創造奇蹟。我們着迷於每一個新國籍,就像一位穿大號衣服的女士着迷於每一條許諾能夠給她理想腰圍的新裙子。不過,她對於新裙子的着迷僅限於她還相信裙子神奇的法力之時,一旦當她發現裙子無法改變她的體形——或者,無法由此改變她的身份,這種着迷也就煙消雲散了。


你可能會感到驚奇,既然所有古怪的掩飾顯然都一無所用,我們怎麼還沒放棄這種執念。若人類果真極少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那他們至少還能從個人經歷中獲取點經驗,這在我們的例子當中也是偶有發生的。但在您率先發難前,請記住這一點:作為一個猶太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法律地位。若我們從一開始就將自己只不過是猶太人的實情和盤托出,那就意味着我們將自己暴露給無情的命運,我們不受任何具體法律或政治公約的保護,我們除了人類的身份之外一無是處。我很難想象還有什麼態度比這種暴露更為險惡。因為,事實上,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僅以人類的身份生存早已成了過去式;社會早已發現了歧視這種偉大的社會武器,它殺人無形且兵不血刃;無論是護照還是出生證明,有時甚至是收入所得税的收據,都不只是正式的文書,而是社會地位的證明。確實,我們大多數人都完全依賴於社會標準,如果社會不認可我們,那我們就會對自己失去信心;為了得到社會的接納,我們總是時刻準備付出任何代價,現在如此,過去亦然。然而,同樣確切無疑的是,我們當中極少幾位也曾試圖摒棄所有這些同化,放棄適應的把戲與笑話,他們試着換一種活法,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卻超過了他們能力所及;在這個黑白顛倒的世界中,他們所做的努力甚至將我們法律所允許的少有幾個機會都置於險地。


根據貝爾納·拉扎爾(Bernard Lazare)的説法,我們不妨根據這幾位少數派的態度,將他們稱為“自覺的賤民”(conscious pariahs)。相較於我們的科恩先生傾其所能試圖成為新貴的態度,最近這些事件並不能無法充分解釋那些少數賤民的自覺態度。二者都是十九世紀的產物,儘管都不瞭解犯法分子或政治罪犯,但都十分清楚社會賤民和他們的對立面,也就是那些社會新貴。現代猶太曆史自法庭伊始,由猶太百萬富翁和慈善人士延承,輕易就把猶太傳統中的另一分支拋諸腦後——在那個傳統中有海涅、拉赫爾·瓦爾哈根(Rahel Varnhagen)和肖洛姆·阿萊漢姆(Sholom Aleichemn),還有貝爾納·拉扎爾和弗朗茲·卡夫卡(Franz Kafka),或甚至是查理·卓別林 (Charlie Chaplin)。在這些少數猶太人構成的傳統中,他們拒絕成為新貴,而願意成為“自覺的賤民”。所有猶太人自誇的品質——“猶太之心”包括人性、幽默和不偏不倚的才智——都是賤民才有的品質。所有猶太人的缺陷——不知變通、政治蠢材、低等情結、視財如命——都是新貴的特徵。總有猶太人認為,哪怕他們的城堡精神狹隘淺薄,或是他們的金融交易在本質上並不真實,這些人也不願做出改變,抱持更具人性的態度,或體現出對現實的天賦洞見,因為,他們覺得那樣做並不值得。


無論是賤民還是新貴,歷史都迫使他們淪為了法外分子。新貴還無法領會巴爾扎克的“人不能失敗兩次”的偉大智慧;他們因此也無法理解賤民的瘋狂夢想,還因同賤民經歷相同的命運而深感羞恥。那些少數難民堅持道出真相,哪怕被冠以“下流”之名也在所不惜,他們雖然不受待見,但同時獲得了一種無價的優勢:對他們而言,歷史之書從此洞開,政治也不再是紳士的特權。他們明白,歐洲剝奪猶太人的法律地位,緊接着也會將大多數歐洲國家逐於法外之地。難民們從一個國家被驅逐到另一個國家,他們代表了他們民族的未來——假如他們保持自己的身份的話。這也使得猶太曆史首次不再絕世獨立,而與所有其他國家聯繫在了一起。歐洲各民族允許他們中最弱的成員被排除和迫害,在這一刻,也因為這一決定,歐洲的禮貌社會宣告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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