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種見證 | 慰安所裏的中國“幫工”

後窗工作室2019-06-05 00:28:48

曾丁蓮在慰安所打掃時,每次見到阿翠,她和其他“慰安婦”一樣,都是笑着的,“臉色不好、煩悶,會引起日本人不開心,要砍頭。”曾丁蓮説。沒人敢將心事掛在臉上,“日本人知道,會殺頭的。”曾丁蓮又重複了一遍。


文 | 王彥入

編輯 | 王珊


鍾泉96歲了,衰老已經毫無懸念地佔領了他的身體。幾年前的那次白內障手術也沒能挽回視力,他的眼睛看不清楚了,身邊要常備一支放大鏡。耳朵也不好使了,別人湊近大吼,他好像沒有聽見,臉上沒有什麼表情。


只有一些詞,能激活他的記憶,“慰安婦”是其中之一。


八十年前,16歲的鐘泉以另一種方式捲入了那段歷史。


1937年,日本海軍一路向南,侵佔了珠海三灶島。為了儲蓄後備力量,日軍從當地遴選出20多名青年,組成青年團,接受基礎學科與日語的訓練,鍾泉是其中一員。儘管他並不願意,但不會日語,就沒有工作,只能做苦力。


他在日軍醫院當過翻譯、防疫員,作為替補醫護人員,去慰安所消毒,參與“慰安婦”體檢與性病防治工作。“沒有辦法,不服從就會被殺。”鍾泉後來接受採訪時説。


在三灶島上,至少四位在世老人曾為慰安所服務。91歲的譚貴爵在慰安所食堂做過雜役,為“慰安婦”代筆寫信。還有村民曾在慰安所裏打掃、燒水、拔木板上的鐵釘。當年,他們都是十幾歲的年輕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見證了那段歷史。


這些故事,在八十年後擊中了上海師範大學教授陳麗菲。2019年3月25日,作為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她與三名研究生組成調查小組,赴三灶島調研。


如果在罪人日記和受害者敍述之外,還存在第三種見證的話,或許就是鍾泉這羣人。“像鍾泉老人這樣,既是侵華日軍歷史中的受害者,同時,在一個被迫的環境下,又是加害者的‘助手’,這樣的兩重身份,(在過去的調研中)是很少的。”陳麗菲説,他們的講述,為了解“慰安婦”制度的全貌,提供了另一種視角。


96歲的鐘泉眼睛看不清了,他需要藉助放大鏡來閲讀。王彥入 攝


必須使用避孕套


一棟不起眼的灰色磚牆建築隱匿在成片的嶺南民宅裏,遠處飄來的施工噪音,讓這裏的傍晚顯得更為安靜。偶有遊客駐足參觀、拍照,停留時間也不超過五分鐘——八十年前,這裏是島上最喧囂的地方,上年紀的人習慣稱之為日本兵的“酒吧”。


酒吧供應酒水,還可以點牛排和炒麪。酒足飯飽後,日本軍人購一張票,鑽進後面高低不一的民宅,排隊入房,每個房間都有編號。


這就是日軍在島上設立的第二處慰安所——“上表村”慰安所。其中一處被徵用的老宅,如今早已坍塌,青苔爬上牆面,屋裏長滿野草。


對於普通村民來説,牆裏的世界曾經隱祕而充滿禁忌。但鍾泉在裏面工作了四年左右。18歲前後,他成為日軍醫務助手,定期為“慰安婦”體檢,一週一次。在他的記憶中,她們按照地域劃分,“廣州9個,台灣10個,朝鮮10個,香港也是10個”。


三灶島一年四季濕度較高,氣温變化劇烈,加上醫療設施欠缺,結核、瘧疾等各種傳染病肆虐。為防止疫情發生,每天上午八點,作為防疫員的鐘泉揹着消毒箱,左手手臂別一個十字袖章,開始噴殺蟲害。街面、水溝、日軍辦公室,都在消毒範圍內,也包括慰安所附近的排污道。


1941年,日軍攻打香港,從三灶撤出一部分兵力,醫務室只留下一位醫生,鍾泉被升職為醫生助理,“他教我怎麼打針,怎麼處理傷口,降體温的時候吃什麼藥,發冷的時候吃什麼藥。”


他開始為“慰安婦”看病,工資也由之前的每月7.5元翻倍為15元。


每週,領班將“慰安婦”送到醫院,等候在檢查室外,排隊接受體檢。領班多為台灣人或本地人,會日文,負責管理。鍾泉記得,“慰安婦”坐得很高,他一手拿“鴨嘴”擴張器,一手持放大鏡,為她們檢查。


他與她們的唯一交流停留在詢問與用藥間,幾十年過去,她們的名字仍刻在記憶裏。他握着記號筆,在紙上歪歪斜斜地寫下:流白帶,謝瑞瓊;發熱,黃玫瑰。隨後指着前者介紹,“檢查有問題,要休息一個禮拜,給她吃藥。”停頓一下,抬起頭,繼續介紹後者,“發燒也不能做,要打針,打葡萄糖水。”


“那方面,日本人管理得很嚴格”,鍾泉説。每週體檢完,醫生會發一包消毒粉,她們帶回去,每次清洗下體時,舀一勺粉,倒進醫生配發的罐子,再混合1000毫升的温水,攪勻。罐子裏有一根長長的管子,消毒水順着管子流下來,她們自行清洗滅菌。


鍾泉回憶,管理“慰安婦”的領班,每週要來醫務室領取避孕套。“(日本人)必須戴,查到誰沒戴,要嚴重處分的。”


譚貴爵曾在慰安所當雜役,幫忙燒水,當年,他才十幾歲。有時候,他在慰安所玩兒,看到地上的避孕套,以為是氣球,就撿起來吹着玩兒。


一次,鍾泉記得,一位日本兵被驗到“小小的梅毒”,醫生先把他打了一頓,再進行治療,治完後,又打了一頓,並警告他,“不能再去找慰安婦,再去的話,就殺頭。”


這套嚴格的衞生制度,既針對“慰安婦”,也適用於日本兵。一旦檢查出性病,立即隔離。即使如此,後來解密的日軍資料顯示,島上發現過至少13名性病病患。


“他們倒不是在乎慰安婦的健康,是怕感染了日本人,影響作戰。”鍾泉説。


隱身於一片民宅裏的軍人集會所舊址,後面的民宅曾被徵用為慰安所。王彥入 攝


飛機、麻將與“情書”


日軍飛機在三灶上空出現,是1937年12月6日的早晨,傳單從天空中飄下來,轟鳴聲引起了村民注意,“當時很怕啊,大家都跑到山上躲起來。”譚貴爵回憶,當年,他只有10歲。


400多名日軍分乘3艘艦艇進入三灶。第二年,數千日軍再次登陸。三灶島位於珠江入海口西南部,日軍在華南地區還沒有地面航空基地,他們打算在島上修建軍用機場,作為“海軍第六航空基地”。


噩夢由此開端。


1938年春,島上一位鴉片吸食者突犯毒癮,偷走了鄰居藏在屋裏的美國槍,想要變賣買鴉片。逃跑時,他碰上了日本哨兵,被當場擊斃。


隨後,日軍開始大範圍搜捕。譚貴爵所在村莊,16歲以上的男丁,都接到通知,要去訓話。譚貴爵聽人説,被抓走的男丁,“一個捆一個,像拉牛一樣,一前一後”。沙灘上,挖出一排大坑,他們被反綁雙手,跪在坑邊,掃射後,倒入坑裏,一批接一批。譚貴爵的父親就在其中。


反抗會招致進一步的屠殺。那年4月上旬,游擊隊殺了3個日軍士兵。日軍認為,島上有居民暗中接應,圖謀叛變,立刻進行了大規模的掃蕩。


1938年4月12日至14日,三灶36個村莊、3200多座房屋、160多艘漁船被焚燬,2000多人慘遭殺戮。後來登島的日本“農業移民團”移民回憶,無法忘記村落附近草叢裏堆積如山的被斬首的中國人的頭蓋骨。當地一位在屠殺中失去親人的老人,至今不看抗戰電視劇,“怕勾起以前的感覺”。


12歲的李義興是少有的幸運兒。幾輪屠殺,李家共有6人被殺害,李義興被前面的屍體壓倒在地,逃過一劫。他與倖存的母親、兩個妹妹躲進山裏,藏了四十天。日軍搜山時,年僅一歲的妹妹因飢餓啼哭不止,為不暴露藏身之處,母親一狠心,將她掐死。


活下來的人也難逃厄運。一天,譚貴爵與幾個鄰居坐在屋裏閒聊,門外狗叫,引來幾個日本工兵。他們看見了譚貴爵和坐在一旁的女孩阿容,他們將阿容推進裏屋。


譚貴爵聽到阿容哭喊,“阿婆,我好痛啊”。


沒人敢上前阻止。“你忍一忍吶!”阿婆朝裏屋喊。


兩三年後,譚貴爵聽説,阿容嫁到外村,身體一直不好,日本投降沒幾年,便去世了,一輩子沒有生育。


日軍佔領三灶後,開始建設機場,不少老人被徵為勞力,搬運,敲石頭。還成立了“興亞第二國民學校”,教授日文、體操、音樂、算術,實行奴化教育。譚貴爵正值入學年齡,在這裏讀了六年書。


第二年春天,第一家慰安所建成,一座舊式洋房,兼具食堂與浴室的功能,後面幾座高低不一的民宅,是“慰安婦”的住所與工作間。


“榻榻米的房間約有一、二十間。白天下士官兵在規定的時間外出,準士官以上則夜間在此消遣。”譚貴爵日文學校的老師——台灣人羅時雍在回憶錄裏記載,店裏最初有十多個日本女人,每天至少要滿足數百名軍人的需要。晚上十點左右,時常能看到一些準士官一副不悦的樣子在樓下的屋門外大聲叫嚷:“給錢還不行嗎,我們要玩女人!”


阿翠被“劫”來三灶時,二十三四歲,後來在慰安所當雜役的村民曾丁蓮記得,她白白淨淨的,過耳中發,穿一身唐裝,“好漂亮的”。阿翠的父母是漂在海上的漁民,打漁時,她從香港海域被抓到了三灶島。


1941年前後,日軍在島上設了第二處慰安所。阿翠便在此服務。


慰安所有士兵把守、專人管理,沒人逃跑。休假時間,經日軍許可,“慰安婦”可在規定時間內,戴牌外出。阿翠會去曾丁蓮外婆家玩,外婆家門口有一張大棚,鄰里喜歡在那兒乘涼聊天。阿翠偶爾到大棚裏閒坐,“我外婆看到她,有時候有玉米啊,紅薯啊,就煮給她吃。”


曾在慰安所當雜役的曾丁蓮。王彥入攝


一來二往,熟絡了,阿翠認曾丁蓮的外婆作乾媽。她在三灶慰安所待了三四年,有空就去幹媽家,但從未説過自己在慰安所的遭遇。


曾丁蓮在慰安所打掃時,每次見到阿翠,她和其他“慰安婦”一樣,都是笑着的,“臉色不好、煩悶,會引起日本人不開心,要砍頭。”曾丁蓮説。沒人敢將心事掛在臉上,“日本人知道,會殺頭的。”曾丁蓮又重複了一遍。


曾丁蓮與阿翠的對話,她已忘得差不多了。唯一還能記起的一次,她在慰安所打掃,抬頭看見阿翠,“很想念爸爸媽媽”,阿翠説。這是她為數不多的感情流露,但也僅限於此。


“沒有一個臉色好看的”。方福澤曾在慰安所幫工,當年,他十五六歲。“那些慰安婦沖涼需要燒柴,(燒柴的)木板裏有鐵釘,我就負責拔鐵釘。”他曾在慰安所,碰見四位廣州的“慰安婦”,休息時,跪在地上,圍着一張三四十釐米高的小方桌,打麻將。


譚貴爵還幫她們寫過信。1941年,日軍攻打香港,從三灶徵調了一批士兵。士兵走後,幾位“慰安婦”找到會説寫日文的譚貴爵,請他幫忙給“情人”寫“情書”,一位“慰安婦”還在信裏讓“情人”幫忙買一個鐘錶。


每次,她們都自備紙筆,並囑咐譚貴爵,要寫滿兩張紙,“一張(紙是)無情信,兩張有情義”。日本人回信,她們又請他念給她們聽。作為回報,她們將紙筆留給譚貴爵。


譚貴爵記得一個細節,寄給日本人的書信,只需在封口處畫一個十字,便沒人敢打開看。


曾在慰安所食堂打雜的譚貴爵老人。王彥入攝


搶救記憶


投降的消息首先在日本人中間傳開。1945年8月,三灶島的日本沖繩移民在日文小學裏集合,移民團團長宣讀了日本天皇的詔書,隨後,他們坐船離開。


“慰安婦”也被遣散。辭別那天,阿翠專程趕到外婆家,曾丁蓮從她臉上看到了少有的、發自內心的笑容。她陪阿翠出門,將她送至蓮塘碼頭,看她登上“比山還要大的日本軍艦”。


抗日勝利後那兩年,阿翠特意帶上手信,過海兩次,探望乾媽。她聊起不太富足的境況,也談到弟弟和姐姐,卻隻字未提自己的婚事。再往後,就沒聯絡了。曾丁蓮想了想,“應該已經過世了”。當年十五六歲的曾丁蓮,如今已年過九十。


日本人撤離以後,鍾泉的生活迴歸平靜,結婚生子,養家成了首要任務,那段往事被塵封在記憶裏,很少為外人道。


1970年代,鍾泉與村幹部發生矛盾,分田到户的指標“不夠一家吃”,為了活下去,他藏進貨船夾板的隔層,偷渡到澳門,在茶餐廳做過雲吞麪,殺過豬,也在咖啡廳當過服務生。


後來他聽人説,去澳門後,村裏開大會,村幹部把他立為反面教材,“説我勾結海外,偷渡澳門”,但這是否與自己曾任日軍醫務助手有關,他不清楚。


被迫在慰安所幫工,因此被貼上“漢奸”標籤的中國人確實存在。


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記得,上海,一位私宅管家名叫黃文忠,日軍侵佔宅子,將其改為慰安所後,強迫黃文忠留下,為他們運送大米、油、鹽、醬、醋等物品。除他以外,這座慰安所內,也有數名中國工人。“文革”期間,因為曾替日軍工作,黃文忠遭到批鬥。


“那是戰爭時候,(普通民眾)當然是要活着。”蘇智良説,不能臉譜化地去評價這個羣體,“(不能)很簡單地説幫兇或者漢奸。”那次調研完一個月後,黃文忠就去世了,“他感覺到很壓抑。”


據蘇智良瞭解,海南的幾位老人,也曾因在慰安所工作,“文革”時遭受羞辱。“我們去調查,大多不太願意説,一問一答,很畏懼。”


鍾泉也很少和家人説起這些事,他常把自己關在卧室裏,一個人發呆。去澳門的前十幾年,他沒回過一次家,與妻子兒女全靠書信聯繫。直到1988年兒子結婚,鍾泉才第一次回到老家,“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兒子略帶抱怨地説。


他聽父親與鄰居提起過在慰安所工作的往事,但他不關心,也從未與父親詳聊過。


譚貴爵的家境與鍾泉類似。他生了兩個兒子,四個女兒,成天忙於田間地頭。他怕惹禍,抗日戰爭勝利後,立馬燒掉了日本學校的畢業證,再沒説過日語。


直到2013年,珠海市金海岸中學老師劉昌言發起組建了三灶島日軍侵華罪證調研團隊,他們陸續發現了多處日軍遺蹟。走訪過程中,劉昌言結識了多位親歷戰爭的老人,其中就包括鍾泉、譚貴爵。聊到老人們當年的經歷時,他意外地發現,老人們不僅見證了日軍侵華,還曾與“慰安婦”打交道,他開始記錄這段歷史,並拍攝了紀錄片《三灶1938》。


譚貴爵的外孫女關偉霞,看過紀錄片之後,才知道外公的那段往事,“從來沒有聽他提起過,也不知道他會説日語。”在後來的媒體採訪中,關偉霞幾次擔任翻譯,看到譚貴爵在紙上給記者熟練地寫下日語,她既驚訝又興奮,重新認識了外祖父和這段歷史。


這些老人身上,依稀殘存着日軍定義的規範。87歲的村民湯蘭好説到“こんにちは(您好)”時,會不自覺抬起右手,行一個軍禮。一位101歲的阿婆與人道別時,低聲不斷重複,“さよなら”(再見)。


曾被徵用為“慰安婦”住所的民宅,現已破敗不堪。王彥入 攝


2019年3月,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陳麗菲教授與三位研究生組建調查小組,赴三灶島實地調查。


包括鍾泉在內的幾位調研對象,給陳麗菲留下了深刻印象,“全部都是高齡的歷史見證人,他們都捲入到(慰安婦)制度的運作,曾近距離地觀察,他們的記憶,有很多細節,甚至説深入到了內部。在一個不大的區域中,集中了這麼一羣較高質量的歷史見證人,是比較少見的。”


在陳麗菲看來,這羣見證人,為進一步深化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的運作認識,提供了不少彌足珍貴的新鮮細節和原生態、多樣化視角。


如今的三灶只是一個普通的嶺南小鎮,鍾泉、譚貴爵生活的村莊蓋起了二三層小樓。設立於八十年前的第一處慰安所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棟酒店式公寓,七層半高,外牆貼着鵝黃裸粉相間的瓷磚,門廳的LED屏滾動播放着:歡迎入住。


那些記憶經過時間沖刷,脆弱如這羣年近百歲的老人。一位親歷者,三年前突然中風,如今,已記不清那場戰爭的細節,常掛在嘴邊的只有,“日本人強迫我們,男的、女的,念日本書……”老人的妻子感慨,“你早幾年來,他能講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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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彥入

愛吃火鍋。

作品包括《焊工田野》

《賣血班車上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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