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面對大海,抱着狗狗,大口嚼着生蠔告別這個世界

後窗工作室2019-05-29 15:36:48

2012年,法國安樂死支持者舉行遊行,他們喊出“我想選擇我的死亡”和“我的生命,我的死亡”的口號。圖片來自網絡。


現代醫學的發展使許多原來不能治癒的病人得到了生存期的延長,但也在某種程度上綁架了病人和醫生。


文 | 汪婷婷

編輯 | 林鵬


5月21日,法國10年植物人文森特·朗貝爾被醫院拔管實行“安樂死”12小時後,其父母上訴,救回了自己的孩子——法院下令恢復其維生系統。


朗貝爾案前後反覆十餘年,引發輿論對安樂死的激烈討論。


在諱談死亡的中國,也有一些關於生死選擇的聲音不斷釋放出來。


今年2月,第一個到瑞士實施安樂死的中國台灣人傅達仁的臨終畫面被公開;3月,全國人大代表顧晉在兩會上提出“全民開展死亡教育”的議案;4月下旬,“人大代表建議將安樂死寫入民法典人格權編”再次成為熱點話題。


我們找到了這些公開談論死亡的人。他們是醫生代表、法學專家,他們從接近死亡的經驗中認識死亡,同時想表達一個觀點:人們應該瞭解生命和死亡,尊重人有選擇死亡的權利。


“儘管我是醫生,但有時我會勸病人放棄”


顧晉:北大首鋼醫院院長、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結直腸腫瘤外科主任醫師


我在今年兩會上提出了“全民開展死亡教育”的議案,因為我覺得大家不夠了解生命,不夠尊重生命。


一方面我看到越來越多青年人自殺的新聞,跟他們的父母吵一架就跳樓了。另一方面,有很多癌症晚期的病人,飽受折磨,真的不想活了,可是家人卻不願意放棄。


一邊太容易放棄生命,一邊是想放棄卻放棄不了。在如何愛惜生命、尊重生命上,我們的教育還是有一定欠缺的。


我是一個腫瘤外科醫生,每天都接觸很多腫瘤病人。一個很有名的人跟我説過,她的父親患病後特別痛苦。快走的時候,父親跟她説,我是為了你們活着的,我不想活了,因為太痛苦了,但是為了你們,我配合治療。


生命是有權利的,人有生的權利,也有死的權利,但是這種權利在文明、法律、道德、倫理的約束下,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做。


我一個朋友的父親得了癌症,到後期身體特別不好。他跟我説,我父親什麼樣其實我都不在乎,他癱在牀上或者沒有意識了都不在乎,他只要在,家就是完整的,要不我就沒有家了。


我理解這種思想。當我作為病人家屬的時候,我也希望父母多留一會兒。我的父母都是癌症去世的,他們都被搶救到最後一刻。


現代醫學的發展使許多原來不能治癒的病人得到了生存期的延長,但也在某種程度上綁架了病人和醫生。面對科技發展帶來的新葯,我們有選擇,但許多家庭面對這個選擇苦不堪言。


作為腫瘤醫生,我看得最多的是飽受折磨的病人,由於家屬難以放手,無奈地忍受着插管、心臟注射,甚至有些人,對這個世界並不留戀,對家屬充滿怨恨。


一個晚期癌症病人曾拉着我的手説:“大夫,我現在是生不如死,度日如年。”我相信這是他們的真實感受。比如消化道的癌症病人,到了晚期不能進食,只能靠鼻飼,用鼻飼管把食物從鼻子送進胃裏。做過喉鏡、胃鏡的人都知道,一根管子從鼻子插到胃裏有多難受,而他們要日日夜夜插着。


這些年我一直在推動安寧療護。所謂“安寧療護”,是指對臨牀診斷已處於臨終期的患者,不進行插管等積極搶救措施,主要對疼痛等不適症狀進行處理,幫助患者平靜地面對死亡。


我覺得我們醫生一邊要救人,一邊也要認識到我們救不了所有的人。有時候讓病人有尊嚴地離開,也是醫學關懷。


我認識的一個醫生在很多地方講過一個案例,他説:


一個小姑娘,白領,管理層,32歲,還沒結婚呢,得了卵巢癌,末期,特別痛苦。她説她想趕快死,因為現在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她身上插着七個管子。她説,這些管子不是我想插的,是我媽媽需要,我為我媽媽插的,她認為我該活着。醫生問,那你想要的生活是什麼樣?她説面朝大海,懷中抱着我的狗狗,靠在媽媽的懷裏,大口嚼着生蠔告別這個世界,多美啊。她媽媽在旁邊掉眼淚。


醫生問她,假如你當媽媽,你會不會和你媽媽一樣,選擇這種方式讓你的孩子活下來?她説,大夫,我還沒結婚,我這輩子也沒有機會當媽媽了,但是如果我有機會當,我一定尊重我孩子的選擇。


後來醫生再也沒有見過她,但是她媽媽後來講,她沒再抗腫瘤治療了。


北大首鋼醫院的安寧療護病房。受訪者供圖。


“安樂死不是理性的最佳選擇”


路桂軍:北京清華長庚醫院疼痛科專家


我是給癌症患者做“生死教育”的,我支持安寧療護,但我認為安樂死不是理性的最佳選擇


疼痛和希望是呈負相關的,每個個體患病以後都有康復的願望,但如果疼痛日夜相隨,一刻都不讓人鬆懈,疼痛無法控制的時候活着還不如死了,從這個層面上看,安樂死似乎是一個合理選擇。但是,疼痛控制住以後呢?病人重燃生存的希望時,是否應該有不一樣的選擇?


以前有個電視媒體採訪我,當時在一個病房,他們其實拍到了鏡頭,病人告訴我説他很痛苦,不想活了,我説為什麼?他説他痛不欲生,我説如果把疼痛控制住你還想死嗎?他説那誰不想多看世界兩眼。最後一句話沒播出來。


你看到所有的安樂死事件,它之前一定有一句話就是病人“痛不欲生”,包括前段時間到瑞士做安樂死的傅達仁。其實軀體疼痛80%是可以通過藥物處理的,20%難治性疼痛通過微創輔助也可以控制,起碼可以控制到讓人無痛睡眠。只是在臨牀上,鎮痛治療的推廣力度遠遠不夠。


另一方面,過度宣揚、推廣安樂死也是社會責任的缺失。我希望大家能更多關注選擇安樂死之前的痛不欲生。


作為醫生,在生命盡頭我們要“以生命引領生命”,起碼應該給病患選擇。現在醫療中最主要問題是,我們往往忽視了患者的主體位置,他沒有選擇機會。


我在出門診時經常遇到一種情況,看病的時候患者沒進來,家屬先進來説,大夫我告訴你,幾號是我父親,他不知道病情,千萬別説漏了。


我常跟家屬説,這樣非常非常殘忍。假如你六十多歲的時候,得了病,卻完全不知情,每當你對疾病產生困惑,你問家人、醫生,都説“不用擔心”,明天請個專家,後天請個教授,“沒什麼大問題”。最後明天就要去世了,今天還活在這種希望中。


要是事後你翻父親的日記,發現他還有什麼事沒完成,他還有很多願望怎麼辦呢?你心裏能平靜嗎?你會特別後悔的。


如果醫生已經盡全力了,在所有高科技手段都用完以後,患者還是想安樂死,那想死就死吧,這一點我還是尊重患者的。


傅達仁安樂死前與家人的合照。圖片來自網絡。


“生命權是能夠享有自由和尊嚴”


馬一德: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


在4月末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上,我提出了兩個建議,其中一個就是我們國家要對安樂死有規定,我覺得人臨終前的尊嚴應該在立法上有所體現。


我關注安樂死10多年,見過很多求死而不能的病人。


我們法學所原來有一位老先生,在醫院裏躺了十幾年,生活不能自理,靠呼吸機插管維持生命。他女兒從二十四五歲照顧他,現在都40多歲了,沒嫁,也沒生孩子。我們學生輩去看他,除了歎氣還是歎氣。


還有一個著名的法院院長,老先生肝癌,剛走。他生前多想要安樂死啊,提出過很多次,不行。曾經多體面的一個人,最後半年卧牀不起。


我希望人可以選擇安樂死而不違法。如果對自己的身體都沒有支配權,對自己的生命權都沒有把握的話,人的尊嚴何從談起?


我讀研究生的時候,看到過一個案例。江西有個醫生,對一個病人實施了安樂死,後來家人把醫生和醫院告上了法庭,那個醫生被認定為“過失殺人”。如果有安樂死的法律規定,就可以給醫生提供保障。


在人大這種場合提安樂死,我壓力也挺大的。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養老送終,我也怕老人會罵我,也怕有年輕人誤解我。所以在提之前,我把條文都設計好了。比如要由無法救治且無法減輕病痛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自己提出,可以反悔等等。到現在為止,我收到的反饋都是點贊支持的。


我沒有期待這次建議一定能通過,就中國的國情來講,它不是可以立刻大面積鋪開的,只能是從取得共識到實驗,再到小範圍推廣。但我覺得需要有人提,需要開這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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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汪婷婷

多多喝水,好好走路。

作品包括《崑山魔幻一夜》

《榮耀與背叛:DotA少年冠軍戰隊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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