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掃描|戰爭孤兒:被遺忘的“弱者的歷史”

東方歷史評論2019-05-22 23:08:04

整理、編譯:黃佩映、劉佑民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對很多誕生於1900年代的人來説,世事尤為艱辛。從1914-1918年的一戰,到1939-1945年的二戰,等他們終於能安享太平時,才發現大半生已然度過,實際上許多人根本就活不過二戰,甚至活不過一戰。其中,一戰孤兒的歷史尤為值得書寫,在戰爭中失去父親的他們將如何在戰後重拾生活的希望? 


本次外刊掃描聚焦一戰帶來的亞美尼亞孤兒與法蘭西孤兒,除了他們的悲慘境遇外,更注重社會和國家層面對其的安置與援助,在前所未有的浩劫之後人類文明火種尚存。這是一度被遺忘的“弱者的歷史”,更提醒我們戰爭並非天使與魔鬼、正義與邪惡的搏鬥,它本身就是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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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土耳其化”的亞美尼亞孤兒


整理自:Üngör, Uğur Ümit.“Orphans, Converts, and Prostitutes: Social Consequences of War and Persecu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1914–1923.” War in History 19.2 (2012): 173-192.


一戰期間,約一百萬名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人在青年土耳其黨人的獨裁統治中受害(編譯者注:聯合與進步委員會在1906年與青年土耳其黨人合併,西方世界亦稱委員會成員為青年土耳其人)。這場針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屠殺折射了近東地區的國家和民族認同危機。迫害亞美尼亞人的開端,是青年土耳其黨人懼怕英國和俄國入侵,消滅自己,於是在1914-15年冬天免除了所有亞美尼亞公務員的職務。其後,青年土耳其黨人誤以為亞美尼亞人組織起義,於是在1915年4月24日晚上,當協約國發動了加里波利戰爭,塔拉特帕夏下令逮捕奧斯曼帝國境內所有的亞美尼亞精英。在伊斯坦布爾,約270名亞美尼亞人的神職人員、醫生、編輯、記者、律師、教師、以及政客被逮捕,而所謂的驅逐,不過是把大部分人給殺了。其他的行省亦效仿這一做法。如此一來,青年土耳其黨人成功使亞美尼亞族羣失去了領導。然而,迫害並未停止——亞美尼亞族羣剩餘的普通人也被驅逐至敍利亞的沙漠地帶。儘管行省之間的做法有差別,最後的結果是一樣的:大約一百萬的亞美尼亞人被殺害。之所以説這是一場是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是因為殺戮的目標是全體亞美尼亞人,無論他們是否忠誠,都被驅逐和殺害。因此,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人聚落的大部分居民都死了。


加里波利戰爭


探討戰爭與迫害之間關係的研究或者大規模暴力組織的研究頗豐,但是很少人去考究這些災難的餘波,尤其是那些倖存者的命運。這些人大多是女人和小孩,只能努力地在社會的邊緣掙扎求存。這篇文章試圖填補這一研究空白,討論在上述這場種族屠殺中,亞美尼亞倖存者的經歷。毫不誇張地説,一戰和青年土耳其黨人那五年統治,摧毀了奧斯曼帝國的社會經濟。儘管戰爭和種族屠殺在1918年結束了,這個地區卻因為經濟網絡和家庭聯繫的中斷衍生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孤兒,改宗者和賣淫者都大幅增加。


種族大屠殺在這個帝國製造了無數的孤兒。然而,他們並沒有流落街頭,乞討食物和錢,因為大部分的孤兒都被青年土耳其黨人執掌的政府帶走了。在這個人口統計學和民眾政治聯繫在一起的時代,民族主義者堅信兒童的數量與質量對國家統治是重要的。戰爭期間及其後,這些奧斯曼孤兒的身份認同和他們的未來,都成了救濟組織(包括傳教士)與青年土耳其黨人之間爭奪的對象。青年土耳其黨人從民族主義視角出發,認為兒童是國家珍貴的財產,必須被灌輸以民族意識和純正的土耳其人身份認同。那些非土耳其人的孤兒的待遇有所不同:除了食物和收容之外,他們會被改造其文化身份。在青年土耳其黨人看來,國家擁有高於父母的教育兒童的權利,並提出了一個目標——將那些“重要的”亞美尼亞兒童進行“土耳其化”的改造。可以説,這些關於孤兒的政策並非單純的慈善措施,而是青年土耳其黨人試圖摧毀奧斯曼帝國亞美尼亞族羣的行動。


一戰硝煙剛起,青年土耳其黨人已經知道現有的奧斯曼孤兒院系統早已無法容納連年戰爭所帶來的孤兒數量,更不足以足去應對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他們預料到前方的艱苦歲月,於是委任許克魯·卡亞(Şükrü Kaya)建立新的孤兒院(卡亞在戰後一步步升為內政部長)。1915年5月23日,青年土耳其黨人開始驅逐全體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的兒童則被分配到穆斯林人家庭中,或者送到國營孤兒院。1915年6月起,政府下令將10歲以下的亞美尼亞兒童“集中”安置在孤兒院,儘管這時有些孤兒院還沒有建成。1915年7月10日,塔拉特帕夏進一步推動吸納吸納亞美尼亞兒童的政策,下令“把兒童送給那些沒有亞美尼亞人居住的村落和城鎮中的要人家庭撫養”,那些無法承擔多一個小孩的人可以得到每個月每個小孩30分的津貼,而且哪家收養了小孩必須記錄在案。兩天之後,塔拉特帕夏簽署了一份類似的適用於所有行省的法令:“那些很有可能會在驅逐亞美尼亞人過程中成為孤兒的兒童,需要被儘快轉移至政府經營的孤兒院中。”這一法令的制定揭露了青年土耳其黨人的精英顯然意識到,很多小孩會因為即將落實的種族屠殺而變成孤兒,也這表明了奧斯曼的亞美尼亞人的滅族並非出於偶然,而是統治者刻意為之。


這一政策到了執行的第二年,目標兒童的年齡被提高到了12歲,並且給出了明晰的條款,要求兒童是按照穆斯林的傳統來“撫養和同化”。政策出台的幾年裏都被執政者緊密監控。塔拉特帕夏間或會要求看到整個帝國境內的詳細數據,比如每一個行省住了多少孤兒,多少人被安置在孤兒院,而且問題細化到孤兒的性別和種族。與其同時,塔拉特發動了大範圍的文化禁令:除了焚燒圖書館和書籍,還禁止在一切交流手段中使用亞美尼亞語,而必須代之以土耳其語,並在帝國境內取締亞美尼亞人的學校以及亞美尼亞語的報紙(在伊斯坦布爾流通的報紙除外)。塔拉特甚至在很多亞美尼亞人和德語的學校周圍設立封鎖線,讓亞美尼亞兒童無法在那裏學習。通過這些做法,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奧斯曼帝國的亞美尼亞人的教育系統已經被摧毀了。


亞美尼亞人的屍體


1916年1月,在迪亞巴克爾市的東南邊,一個配置了1000張牀的新孤兒院落成了。這裏的工作人員立馬開始蒐羅亞美尼亞孤兒——他們的父母要麼失蹤,被殺,或者在前一年被驅逐出境。1916年3月的第二個星期,一位叫漢斯·馬徹(Hansine Marcher)的丹麥傳教士護士旅經此地,發現大部分的亞美尼亞孤兒都被送進了孤兒院。這些人中,有部分被迫為了謀生而打工。當時,馬徹走進一家咖啡店,看到了很多亞美尼亞男孩在做服務生。她也發現很多亞美尼亞女孩實際上是作為土耳其人家庭的女僕,儘管“不是説作為奴隸”。而且這些孤兒説的都是是土耳其語,而且被冠以土耳其的姓名。約莫在同一時期,被驅逐出境的亞美尼亞人Hagop Der-Garabedian 被關押進了迪亞巴克爾市的中央監獄。他見到了很多信仰基督教的孤兒(多為亞述人和亞美尼亞人)每天聚集在監獄的門口兜售一些麪包、乳酪和甜曲奇餅。這些孤兒很多會講亞美尼亞語。

   

不過孤兒院的系統只在城市中運作。在鄉村地區,大多是讓孤兒流散在穆斯林家庭中,以同化他們。其中一個例子是來自帕魯(Palu)地區北部 的Heranush Gadarian (1905-2000)。她原本生活在一個叫Havav 的村裏,1915年春天,青年土耳其黨人的特種民兵團突襲這個村莊,殺害了村裏的首領,並且把所有男人綁起來帶到幼發拉底河的橋上,將他們殺死,扔進河裏。當時10歲的她跟着媽媽以及兩個姐妹一起逃到鄰近的村裏,但是這些兵團很快也將那裏掃平了,並且把女人和小孩帶到了帕魯的亞美尼亞教堂。這些人被驅逐到了南方。而這一驅逐對於懷孕婦女,老人以及和年幼的兒童來講是致命的打擊。當他們抵達切爾米克,當地的穆斯林來把存活下來的兒童帶走了。有些人強烈反對把兒女從自己身邊帶走,但也有些人認為這是自己孩子能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Heranush被Corporal Hüseyin 帶回家,並且將她身份登記為“Seher”。養父視她如己出,堅持讓她叫自己為“爸爸”,但是他的妻子並不喜歡她,當她是女僕。Heranush後來嫁給了一位穆斯林並且為他生了幾個小孩,但她再沒到她原來的家人。


從一些亞美尼亞宗主教區提供的數據來看(但是我們很難衡量這個表格的準確性,因為這些數據有可能被誇大以突出亞美尼亞人的苦難),奧斯曼帝國在1921年總共有63000亞美尼亞孤兒。但是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麼有些行省的孤兒數量比其他行省的多很多。可能是那裏兒童的倖存率更高,或者是穆斯林家庭收養孤兒的做法更普遍,或者只是因為某些行省是驅逐亞美尼亞人的機構的中心地而導致那裏有更多的孤兒。


不過,也有跡象表明,在休戰時期,亞美尼亞的民族主義激進分子也效仿這些同化做法,把一些穆斯林兒童納入自身監護中。這種同化邏輯認為,兒童如白板或者未經處理的種族原料,可以根據這個國家的利益來轉化其文化身份。據一份報紙報道,200個穆斯林兒童,包括很多女孩,都被安置在亞美尼亞宗主教區並且被教以亞美尼亞人的語言、宗教和文化。但是,到底這些兒童本來是亞美尼亞的孤兒,但在戰爭期間被迫轉為伊斯蘭身份,或者説他們是土耳其兒童?不過,從種族大屠殺期間兒童被綁架的規模來看,前者的假設是更接近真相:這些在1918年是穆斯林的小孩在3年前原是亞美尼亞兒童。很多穆斯林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堅信“一日為穆斯林,終身為穆斯林”,認為兒童的身份認同的轉變是不可逆轉的既定事實,而亞美尼亞族羣只能接受。但是大多數亞美尼亞民族主義者的主張恰恰相反:“一日為亞美尼亞人,終身是亞美尼亞人”。在亞美尼亞民族主義者看來,文化身份的認同無關乎這些兒童是否曾經被轉變信仰以及在土耳其穆斯林家庭中被撫養了多年。可以説,關於兒童的“真實”的種族認同和民族身份到底是什麼的爭吵並未消停。


倖存的亞美尼亞孤兒


1918年奧斯曼投降之後,少數的倖存下來的亞美尼亞人、敍利亞人和其他的基督教徒一貧如洗,飽受創傷:他們的土地被奪走,他們商店被掠奪或者毀壞,他們的教堂被洗劫,他們的孩子被綁走。而伊斯坦布爾的新政府反對青年土耳其黨人,議員們承諾為“這些被殘酷屠殺的亞美尼亞人,被驅逐的阿拉伯人,孤兒和寡婦”還以正義。休戰時期的自由派媒體揭露了青年土耳其黨人對婦女和兒童所犯的罪行。報紙《新伊斯坦布爾》刊發了一篇文章,公開譴責這些過錯:“聯合與進步委員會的土匪,施行暴政,殺害了很多亞美尼亞人,貪污了那些從他們那裏偷回來的財產,更把魔爪伸向了被留在各地的無辜的孤兒女孩。”道德譴責讓新政府政府立即允許那些被驅逐的亞美尼亞人返回他們的家園,並且儘可能地彌補過去所犯的錯。艾哈邁德·伊澤特帕夏(1864-1937)命令所有當地的機構“把所有的亞美尼亞孤兒送回亞美尼亞族羣的組織中”。1919年春天,政府命令將20歲以下的亞美尼亞女性和兒童送回到他們的父母那裏。雖然這些組織的力量很微弱,但是在國際聯盟和救濟亞美尼亞和敍利亞的美國委員會(後來更名近東救濟)的幫助下,各個城市裏關懷亞美尼亞和敍利亞孤兒的孤兒院建立起來。在那個時候,沒有多少人能想象到,在一兩年內,青年土耳其黨人會重振,並重掌政權,再次解散那些非土耳其的孤兒院,開除那些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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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起來——為了法蘭西的孤兒


整理自:Olivier Faron, AUX CÔTÉS, AVEC, POUR LES PUPILLES DE LA NATION: Les formes de mobilisation en faveur des orphelins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來源:« Guerres mondiales et conflits contemporains » 2002/1 n° 205 | pages 15 à 33


戰爭孤兒是一個特殊羣體,他們是衝突的間接受害者,失去父親所造成的影響是難以彌補的,這使得他們無法捍衞自己的權利,因而需要外力介入。按時間先後我們可以區分出三種支援戰爭孤兒的動員形式:首先是開戰後越來越多投身其中的慈善團體,其次是戰後由1917年法案規定的公共參與,各類老兵協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漸漸地,戰爭孤兒變成了某種道德負擔,到1930年代孤兒們終於長大成人,他們決定自力更生,並結成了很多自治團體。


一位10歲的法國孤兒


戰爭爆發時也湧現出罕見的互幫互助熱潮,幫助孤兒的各個慈善組織都盡其所能,以期公眾能夠慷慨相助。人們以類似博彩的形式籌集資金,例如巴黎十四區的地區社團就舉辦了藝術品博彩活動,該社團由區長領導,一方面通過組織“必要的調研”在受幫助家庭和慈善社團之間進行協調,同時組織以兒童為中心的大型活動。比如在1916年12月31日舉行的集會就分為播放電影、演奏馬賽曲、市長講話、吟誦逝者讚歌、“獻給孤兒的詩”以及分發新年禮物等環節,總統夫人也出席了活動。這類活動加強了法國各地區的社會交往,在1918年法國各地舉辦了多次藝術晚宴、慈善午宴、運動會等活動,為孤兒謀福利。


孤兒們受到捐錢、實物捐贈等各種形式的援助,還專門成立了戰爭孤兒與寡婦的互助組織,通過湊錢幫助患病兒童,分擔喪葬費。其實在慈善組織的工作列表上羅列着多種多樣的條目,比如司法援助、發放節假日補貼、組織夏令營、捐贈衣物等等,不過組織的日常工作的中心從一開始就放在對孤兒的教育上。一個叫“好孩子’’(Bons-Enfants)的組織在1914底、1915年初成立了專門致力於孤兒教育的委員會,每週兩次開放自習室,它還創立了兩家孤兒院分別收容男童和女童。在公立學校負責人看來,教育對孤兒有着更重要的意義,“學校應該代替缺失的家庭”,一些農場也專門招收12-16歲、完成初等教育的孩子當農事學徒。


隨着時間的推移,“捍衞家庭”日益受人關切,“好孩子”組織就努力使孩子待在母親身邊、受母親保護,家庭被比喻為“一個絕對的、專制的政府”,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把孩子送往孤兒院。不僅如此人們還愈加關注孤兒寡母的就業問題,在1925年有1900人次受到僱傭,在商貿、工業領域工作,在1926年則有3000個崗位向他們開放。


支援戰爭孤兒的慈善行動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擴展開來,甚至超出了國界。軍隊孤兒院(Orphelinat des Armées)全國各地都有,例如吉倫特省的軍隊孤兒院委員會成立於1915年,該省接受救濟的孤兒到1916年5月為1547人,到1917年2月1日為3786人,1918年上漲為5529人,照顧孤兒已成為該省最重要的事務之一。它的運轉要依靠超過200位聯絡員以及下屬多個部門,包括調研部、幼兒部、衞生部、司法部、教育部等。它在阿萊斯還有一個小房子供家長把最難帶的孩子假期送來託管。戰時代母(編譯者注:負責向一士兵寫信慰問、寄遞包裹的婦女)會定期到訪受援助家庭,在記事本上記錄諸如孩子的健康狀況、孩子的舉止、稟賦、常去的學校、勤勉程度、身體健康或學業上的進展等基本信息。1918年在濱海阿爾卑斯省、下盧瓦河和諾曼底地區均能看到這類軍隊孤兒院委員會。


這股慈善救濟之風也吹出國門,甚至吹到了美利堅。一個美國團體就得到了沙瓦尼亞克的拉法葉特城堡,為50餘名戰爭孤兒提供受教育的場所,他們與當地公立學校的戰爭孤兒協會緊密合作。法美兒童基金則將里昂的一座城堡改造成有200個牀位的美國醫院,主要接納從北方遣返回國的孩子們。類似地,1916年6月起在伊夫託,地方官員與美國人聯合起來為了戰爭孤兒——幾乎全是在美國的——招募戰時代母。成效十分顯著,從1916年的29位代母,到1918年的209位,大約有250名孤兒受到了幫助。但我們也不能忘記美國人也同樣對法國孤兒伸出了援手。羅斯福的遺孀曾為了紀念她戰死在法國埃納省的兒子昆汀(Quentin)而向法國慷慨撥款,用作聖康坦省(Saint-Quentin)和埃納省孤兒的補助金。國際協作當然不侷限在美、法之間,坐落於邁鬆拉斐特的“中國館(Maison chinoise)”為慈善機構和戰爭孤兒們提供了休息與病後恢復之所,之所以冠以“中國”是因為,興建該機構的60萬法郎的募捐來自上海歐洲租界的一次博彩活動。


接受救濟的孤兒們


這股慈善潮流的顯著特點是活動與機構的多樣性。組織的多樣性主要是法國深層社會劃分的反映,在地方層面我們能明顯感受到這種劃分之尖鋭。1915年6月圖爾的大主教就曾致信市長表達不滿,信中稱很多宣稱為了法國孤兒舉行的集會活動只是“黨派性的”,並不足以捍衞家庭與孤兒的權利,而所有的大型機構都應該一視同仁地得到國人的捐款。這種不滿其實揭示出法國(或許是)最主要的社會區分,為了孤兒的慈善事業被視為天主教人士與世俗派之間鬥爭的新戰場。


緊張的氣氛不斷持續,甚至有惡化的趨勢。在1936年全國殘疾人、軍人、戰爭受害者與民族孤兒管理局的代表選舉中,巴黎大主教負責聯絡所有天主教背景的慈善機構,其中一部分直接把它們的權限委託給“好孩子”協會。人們談論着這項“事業”,反對所謂“同志們的共和國”。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讓所有協會參與選舉進程,並且推出一個“無論是天主教,還是自由派選舉人都會為其投票的獨特的候選人”。從各個組織參與選舉的代表數量來看,天主教團體的人數超過了總人數的一半,而且日益成為私人救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世俗救濟組織則以“公立學校的孤兒”(pupilles de l’Ecole publique)為核心,其代表數量超過其他世俗組織的總和。也有個別與特定職業相聯繫的組織,例如“郵電局之家(Foyer des PTT)”,它在亞捷建造了一個大公寓,可容納300名6-16歲之間、失去家庭庇護的兒童。最後還有一些純地方性的慈善組織,它們數量很少,人員也遠不如上述兩類多。


但1936年選舉的情況並不能掩蓋一個重要事實:私人援助所起的作用正在逐年下降。從1922-23年開始大多數美國的戰爭受害者救濟機構逐漸降將行動放緩,以尤瑟·馬爾蒂(José Marti)提供的救急屋為例,1926年4月她收容了53名小女孩,其中37位學齡兒童,16位在巴黎工作,但次年就僅有30位女童,其中20位是學齡。所有的兒童都接受了基礎教育,並習得了農業知識或某項實際技能,目的是“讓孩子們變成對她們的國家有用的工作者”。但由於人數的迅速下降,尤瑟·馬爾蒂的救濟屋在1928年關閉。在整個1930年代,全國又有許多私人救濟機構相繼關閉。有趣的是,也有一些慈善組織存活了下來,例如“好孩子”協會、“先輩聯合會(Une Amicale des Anciens)”,後者在1930年組織了45位男青年前往曾經的一戰戰場弔唁他們為國犧牲的父親們,也希望以此激發青年們的團結精神,以應對當時的失業危機。天主教慈善組織能存活下來,或許就是因為它們能順時而動,調整策略,“好孩子”協會也因此在1950年之前一直保持旺盛的活力。


除了慈善組織,士兵羣體也為戰爭孤兒提供了重要助力,他們不僅幫助界定、捍衞孤兒們的要求,而且將其擴散至全國各地。儘管有關國家孤兒事務的預算得到了普遍關注,但在1925年底在國家孤兒全國管理局(Office national des pupilles de la Nation)領導層的討論中,根本問題仍未得到解決。老兵羣體的領袖人物之一馬塞爾·勒曼(Marcel Lehmann)就指出矛盾所在 :“我們已造就了一批受各省監管的孤兒,然而他們卻被稱作國家孤兒。”這些孩子真的被人理解,受到保護了麼?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2018年發行的新版Orphelins de la Guerre 郵票


士兵羣體得到了戰爭孤兒們的特別信賴。1926年底,戰爭受難者聯合會的公務人員要求各省補全公共教育部撥的學習津貼,使戰爭孤兒的家庭能夠讓孩子繼續學業。另一個要求則關於退伍金,他們的確有考慮過也給有需要的孩子們支付退伍金,金額分為1000到3000法郎不等,《戰爭遺孀雜誌》5號刊也曾表示贊成給國家孤兒支付安置金。不過還有比經濟援助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與行政體系的玩忽職守對抗,對此老兵們團結一致。在第八屆全法老兵協會、遺孀協會、孤兒協會聯合大會上,一位發言人就提到“法院的行動自由招致了待遇上的不平等”。這指的是人們雖有在收養條件上靈活變通的願望,但也應該當心因此可能使“國家孤兒”這一稱呼失去“許多道德和物質上的價值”,不僅圍繞在這一名號周圍的光環會有所減弱,而且孩子們接受的資金補助也可能降低。


因而鬥爭的焦點是在管理有關事務的機構中掌握實權。國家孤兒全國管理局的高層理事會選舉就起到了關鍵作用,首先體現在選舉程序問題上,在此過程中天主教與世俗派之間衝突再起。1920年8月18日的一則法令改變了投票模式,其中規定一位代表對應50位孤兒,而且對那些小型組織處以罰款。天主教組織看到矛頭直指他們,因為它們成立的慈善組織數量最多、勢力最大,於是在法令出台後最主要的天主教機構“好孩子”便決定專門為此創立一個選舉組織,名為“互相扶持(Soutien mutuel)”。在1924年它已獲得了375個區的支持,聚集了超過兩萬名遺孀及陣亡士兵的直系親屬。1925年僅在巴黎就有28個區、2500名支持者。


新選舉機制的失敗顯而易見,一則布列塔尼的例子能幫助我們理解這場選舉鬥爭的來龍去脈。《戰後》雜誌1923年4月刊揭露了一則醜聞,其中講到近期出現了一大批小規模教派團體,它們的目標就是要按它們的利益更改法律,並且擠掉早先建立的組織,在北方海岸省(Les Côtes du Nord)就有三十餘個,它們隸屬於受“好孩子”協會資助的“互相扶持”協會。5月17日公佈的選舉結果不出所料,擁有2000名會員的“互幫互助”協會有8人當選,而有7000名成員的“傷殘、老兵及戰爭遺孀聯合會”卻沒有一人當選。該次選舉結果在6月7日被宣佈無效,因為這次選舉“被嚴重影響社會和平和團結的陰謀詭計玷污了”。勒內·卡森回憶稱:“在組織最有力的省份,15000人的大團體也被一個個25人左右的小團體的聯盟所打敗”,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核心價值受到了嘲弄“我們曾促成三代人之間的聯合:失去孩子的那一代,失去丈夫的那一代以及失去父親的那一代”。直到1927年為戰爭傷殘者發聲的媒體還抱怨道:“令我們擔憂的不是冷漠,而是為了獲得席位所採取的陰謀詭計,除非他們是真心實意為了我們國家的孤兒奉獻”,成功的策略應是“把老兵推出來做候選人”。而自6月7日選舉結果被取消後,天主教背景的選舉組織不得不重新調整,而從1930年代的選舉結果可以看到,老兵團體在地方辦事處逐漸樹立起威望。


戰爭孤兒們


戰爭孤兒們漸漸長大了,現在他們想做自己命運的主人。在1920年代,遺孤們追隨着老兵們,依樣學樣地表達自己想法或情感,尤其是在各種重要的紀念場合。1927年11月11日在巴黎舉行了一場遊行,目的是鞏固各老兵和戰爭受害者組織的團結,這場遊行被稱讚為“一場盛大的遊行,顯露了守紀律的年輕的國家聯盟的力量”,國家孤兒們走在隊伍的最前列,隨後是國家聯盟全國委員會的成員,其後是傷殘人士,重傷員走在各組織的最前面。這一類紀念遊行在巴黎和外省都有舉行,逐漸形成了固定模式。


但有時戰爭孤兒們也會被排除出紀念活動之外,對此自然有人表示不滿,這更促使遺孤們表達自己的想法,最初是在老兵組織內,漸漸地他們開始獨立地為自己發聲。在1936年東比利牛斯省召開的一次大會上,戰爭孤兒全國聯合會的祕書長讓·洛雷(Jean Lorée)表達了青年們的諸種不滿,尤其針對普遍的失業狀況,而他們的目標是:為了民主、為了文化而反抗法西斯主義;為和平而鬥爭,或拒絕“為工業家而死”。


自然而然地,他們按照戰爭孤兒協會的模式組建起一個又一個通常是地區性的自治團體。其中一個組織在1934年創刊的《法國北方戰爭孤兒》雜誌開篇便強調要將自己和“那些同我們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即他們還有父親”的青年區分開來。在二號刊上他們還表達了對經濟困難的不滿:“你們不能不瞭解,公共權力機構、行政機關、管理國家孤兒的事務部門、各市政,簡言之所有那些知道戰爭孤兒地址的人都拒絕將其告知我們”。在1934年11-12月刊上,該組織表明了它的最終目標“一個強大、健康的法蘭西,這個法蘭西得配得上所有那些為了她不計較個人利益、奉獻出自己生命的人們”。同時戰爭孤兒們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公眾支持,比如商人們會讓他們享有折扣優惠。另一個孤兒組織“逝者之子協會”則努力研究、調整孤兒團體遊行活動的形式,並做出了一份1933年遊行方案,其中包括以點燃火把或在墓前守衞的方式紀念逝去的無名士兵,以及通過遊行活動申明他們享有就業的權利,等等。


戰爭孤兒們在高唱馬賽曲


1930年代,在慈善救濟的時代業已結束,老兵羣體的扶持也難以為繼,孤兒們開始為自己開闢道路。此後他們能夠為自己發聲,表明自己的訴求,也迫使別人接受他們重建法國社會的成功方式。這場戰爭孤兒運動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行動模式,而這種模式還將在未來持久地發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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