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存款準備金率緣何高企?

債券圈2019-05-17 22:52:29

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周文淵

(華創證券投資決策委員會委員,固定收益部副總經理)


5月6日早晨,市場再次迎來了重磅消息,中國人民銀行宣佈2019年5月15日開始對中小銀行實行較低準備金利率。此次央行對外的具體公告表示,這是為了貫徹國務院的常務會議要求,促進降低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主要針對聚焦本地、服務縣域的中小銀行。消息傳來,市場反應不一。不管市場未來反應如何,有一點事實卻是必須要承認的:連續調整準備金政策以來,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已經從16%的水平逐步下降至11%。雖然這個水平已經比先前降低許多,但縱觀全球準備金率水平,當前11%的準備金率依然明顯高於主流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較歐盟、日本、美國等國家的準備金率更是相差較大。

如果將全球經濟體按準備金率從高到低來劃分層級,大概有四個。第一類為脆弱的邊緣國家,其準備金率普遍高出正常值。如委內瑞拉準備金率為57%,阿根廷為41.4%,摩爾多瓦42.5%。第二層為準備金率處於正常區間上軌區域的國家,如尼日利亞22.5%、巴西21%、白俄羅斯17%、菲律賓18%、埃及14%等。第三層為準備金率處於正常區間中間區域的國家,包括中國11%、伊朗10%、韓國7%、土耳其7%、以色列6%等。第四層為準備金率較低的國家,包括印度4%、越南4%、歐盟1%、日本0.78%。

準備金制度具體發揮了哪些功能?回顧20世紀50年代日本銀行實施準備金率制度的過程,可以尋找到問題的答案。

由於日本銀行是私營的,因此在是否設置準備金率制度的討論中,日本大藏省持保留態度,大藏省認為存款準備金率操作屬於行政權,制度的執行需要得到政府許可。1957年日本施行《關於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法案》,該法律規定: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性質是金融調節手段,日本銀行擁有存款準備金率的決定權,但必須獲得大藏大臣的認可。

日本在設置存款準備金率的爭論之中,對存款準備金率政策的功能存在分歧。最初在1948-1951年日本製定《金融業法案》《新銀行法案》過程中,就存款準備金率制度是保護存款人利益的制度還是作為金融調節的制度發生爭論,最終日本的立法主體將存款準備金率制度作為金融調節的制度達成一致。之後,在設置存款準備金率制度的權限博弈之中,大藏省認為存款準備金率政策是一項行政權利,該制度帶有較強行政強制色彩;日本央行作為私法人非政府部門,引入該制度就必須特別立法。而日本央行曾考慮以契約而不是法律為基礎來創建存款準備金制度。結果並未被採納,日本出台了專門的《關於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法案》。而在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執行過程之中,存款保險制度與貼現率、公開市場操作等有明顯的不同,特別是日本的存款準備金無利息,因此存款準備金率制度與存款保險費一樣,也被視為一種對銀行的調節税。

總結一下,存款準備金制度至少具備了存款保險、貨幣政策調控、政府行政干預和税收調節的功能。正是由於其具備強烈的行政色彩和一定的徵税效應,目前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普遍已經將準備金制度邊緣化了,其貨幣政策的調節更多地依賴於價格工具。而基於貨幣政策調控的邏輯,中國的存款準備金制度又衍生出兩項功能。

一是,基於逆週期調節的宏觀審慎功能。當銀行處於資產擴張動能很強的週期,央行有動力提高準備金率,控制銀行的房貸衝動;當銀行處於對企業信貸投放趨於謹慎的週期,央行降低準備金率,刺激銀行放貸。目前這一宏觀審慎功能,在銀行業全面推行《巴塞爾協議》和實施MPA之後,準備金制度的宏觀審慎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替代。

二是,基於資本管制的貨幣池功能。中國資本項目管制下,基礎貨幣投放主流還是依靠外儲儲備——外匯佔款。為了吸收過度投放的人民幣資金,需要通過準備金率政策來建立一個蓄水池。在資本流入時上調閘門,在資本流出時下調閘門。

因此,由於國內經濟和金融體制轉型過程中,中國貨幣政策的調控數量和價格工具目前都發揮着重要作用。存款準備金制度是數量調控的主要工具,它承擔的功能較其他國家更為多元,法定準備金率水平也明顯高於其他主流國家。

從趨勢上講,中國的準備金率有繼續下調的空間。加大雙向開放下的新格局之下,貨幣政策的調控最終將實現數量向價格的轉型,利率將取代準備金率成為貨幣政策錨;與此同時,宏觀審慎的功能也從調控資產轉向調控資本,而資本項目的適度放鬆也會造成資本流出的壓力,蓄水池的逆週期調節功能仍然要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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